苏轼到底得罪了谁？

阳光（杨德振）

　　最近几周，认真拜读了王水照、崔铭二位先生合著的《苏轼传》一书，对北宋时期伟大的文学家苏轼算是有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其辉煌的文学成就在中国近两千年的悠久历史中，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作为士子出身、士大夫入世的绝世才子苏轼，本来可以成为一名朝中重臣、要员或边疆大吏，殊不知官场跌宕起伏，沉沉浮浮，颠沛流离，几贬几放，为此还险些丧了性命，这又是多么令人沮丧的悲情。

但是，他的失意与遭遇反而让他成为耀眼夺目的伟大文学家的“高天厚土”和“动力之源”，这又是多么令人辛讽辛酸的历史玩笑和啼笑结局。掩卷长思，我在细细琢磨：善良、豁达、淳朴、多才、正直、伟岸、浪漫的苏轼到底得罪了谁？是谁容不下这个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大文豪呢？!

　　我之所以要认真阅读《苏轼传》和要写此篇文章，还因为苏轼在我老家黄州（现称黄冈）呆了五年时间，即1080年2月至1084年底这段时间；其中去我县麻城前后去了十几次之多，更令我好奇、惊喜；现在有一个流行成语叫“河东狮吼”，就是他在我老家“发明创造”出来的，其中还有一段荒诞故事哩；苏轼的“东坡”名字也是在黄州流放的时候在一块山坡上开荒种地时起的民间字号；还有他的千古雄文《赤壁赋》（分前、后）也是在我家乡构思和完稿的；还有时下餐桌上一道叫人流涎的“东坡肘子”菜，也是在我老家经他“开发”出来留存于世的。

他从北方贬到黄州来时，走的古道就是如今的106国道，经过我老家门口......更让我平添各种联想和情愫；我想我如果也在那朝降临人间，一定会在苏轼路过的时候，摆上酒筵，一同饮酒吟诗、把盏唱和的......有了这些因缘，所以我对苏轼格外亲切而又迷恋，以至无限钦佩和感到无比自豪，总想厘清和揪出他背后陷他于多灾多难之中的那些“黑手”和“元凶”，替他出口气，伸个“冤”，讨回欠下的千年“人间公道”；因此，我才琢磨写起了“苏轼到底得罪了谁？”这篇文章。

言归正传，苏轼到底得罪了谁呢？

首先，苏轼得罪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公元1056年，苏轼以考得进士第二名的成绩中举，被委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当朝皇帝英宗是非常欣赏赏识苏轼的，每每御览苏轼的奏折或提案，总是激动不已，对苏轼的诗词歌赋更是大为赞叹。

但到了另一个大文豪王安石改革时期，苏轼同司马光等文人一起持否定怀疑态度，这不仅造成王安石等改革派的不满，更直接影响支持改革的新皇帝神宗对苏轼的看法。苏轼提出的一些改革时政的方案每每被新皇帝押下不理，苏轼心中怏怏不快，因此经常写诗抒发心中的郁闷和苦愁。写了还不说，还到处将诗词赠人，好事之人正愁找不到把柄，因此到处搜罗搜集苏轼的诗文，上交给新皇帝御览；刚开始，皇帝还替苏轼打些遮掩，说他的诗写得好，但进谗的人多了，皇帝也坐不住了，对苏轼的文采和态度变得模棱两可。到最后，还是起了疑心，担心以苏轼的影响力会影响到王安石改革的进程和效果；因此，在众大臣的建议下，同意了苏轼外派地方做官的安排。

这一调整改变，拉开了苏轼频频被贬的人生大幕，成为他匡扶社稷、报国济世理想落空的引线。事实上，王安石的很多变革也以失败告终，王安石本人最后也落到了一个落寞逼仄的下场，六十多岁就郁郁而终，葬礼上无任何官员到场吊唁和致哀。如果历史可以重来，我想两个大文豪当时能够形成共识与合力，各自的人生也许都要改写；可惜的是，历史不可能再来一遍，更不可能重写一回。两个大文豪最后都成了至高无上皇权的“殉葬品”和“牺牲品”。

其次，苏轼得罪了宦海沉浮的士大夫。“树欲静而风不止”历来是官场上的真实写照。苏轼自认为自己有才，干好工作就可以了；殊不知，他的杰出才能和文采正好反观印照在一些无能又平庸的官员身上，让大家觉得浑身不舒服、不自在；加之新老皇帝时常以御览他的奏折为快事，引发同僚们的“羡慕、嫉妒、恨”，大家只要有机会、有途径，便利用一切机会对苏轼进行诋毁、倾轧、挤兑、打压。加之苏轼对一些同是文人的个别官员礼敬有加，经常赠字赠诗，与一些俗不可耐的官员尤其手握大权的官员爱理不理，素无往来，更无恭捧，因而更加加重加快了这些官吏找机会挟私报复的想法和行为；因此，越到后来再网罗苏轼罪名时，欲行报复的官吏个个浮出水面，跃跃欲试，前赴后继；最后，连苏轼平时赠画赠诗的个别官员，他们也不放过，都被罚了俸禄，有的还遭到流放。苏轼本人也被押进京城的大牢中呆了半年多，受尽折磨，差点被人害死。

再者，苏轼还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无论被罢黜和流放到哪里做官，苏轼都以民生需求为最大根本动力，他非常同情民众疾苦，无论是治水、抗旱、治蝗、兴修水利和修路架桥，均以百姓的诉求点为最大出发点，而不是以原来遗存下来的错综复杂的既得利益集团为轴心，允许他们层层盘剥，从中牟取不义之财。他这样做，不仅使一方的社会风气和官场风气得到了根本扭转，而是极大地减轻了朝廷的负担和民众的苛捐杂税，换来了数个流放地广大百姓的拥戴；但同时也遭到了一些官绅和土豪的抵制和攻击，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和盘根错节的关系，阻碍苏轼的正常调职和调动，大肆散布苏轼不满朝廷的流言，甚至无中生有，说苏轼贪污渎职，害得苏轼贬了再贬，流离失所，万里投荒，潦倒无依，有时一天只能靠吃两餐青菜度日。

在黄州期间，苏轼一家时时吃了上顿无下顿，全靠一些仁人志士和文人周济，最后没办法，只能自己带领全家人在半坡上垦荒种麦、种菜，才度过了饥荒。可见，那个时代的一张无形的网是多么的细密和厉害，足以让人窒息得喘不过气来。

得罪了皇权，得罪了同场官吏，得罪了土豪劣绅，苏轼想当一个好官、清官，想以身报国，当然只能做梦了。他只能借助诗词歌赋抒发胸中的情怀和苦闷。

晚年他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见是多么无奈的内心观照和凄凉自答；同时，亦可见他对我家乡黄州的一缕浓浓情思。

历史的天空虽然十分诡异和幽暗，但并不缺乏对威严显赫皇权的记录，也不缺少对那些呼风唤雨、手握大权的官吏记载，好在恰恰是“歪打正着”，中国文学的天空才会出现一颗熠熠发光的“巨星”，否则，官场养庸人、俗人，出现不了千年奇才苏轼的，那才是真正而永久的遗憾和巨大损失。从这一个意义上说，苏轼得罪人“得罪”得太好了，太有“眼光了”；我要为他写一首挽歌和赞歌，他的千古冤情和巨大委屈，丰硕了中国千年文脉，丰富了中国千年的人文精神，他的高贵品行和不朽诗篇将永远映照在中国未来的灿烂星空中。

2019年12月9日

（原创作者：杨德振，祖籍湖北麻城，现居广州，工商硕士，中国散文作家，广东作家，酒店职业经理人，心智研究专家，专栏作家。已出版著作八部，编导微电影两部，其中一部《安娜的微笑》获广东省全省三等奖，多篇散文获全国各种奖项，著作被中央党校、国防大学、清华、北大、国家图书馆等机构和高等院校收藏，网上亦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