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养猪

钟庄炎

   记忆养猪

在我的儿童时代，人们养的是地地道道的“土猪”，吃的是煮熟了的野菜百草，生长虽然缓慢，从年头喂到年尾才一百多斤，但由于野菜百草经猪的胃肠消化后，转化成各种营养精华积蓄在猪肉上，廋肉多，肥肉少，分外好吃。哪像现在的“洋猪”（杂交猪），吃饲料，生长迅速，几个月就出栏，肥肉多，廋肉少，含水量大。下锅一煮，直冒白沫。有的还散发一种难闻的腥臊气。吃肉喝汤与昔日相比，真乃天壤之别。

我垂涎昔日猪肉的美味，回味远去的童年——

养猪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养猪事业”“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等宣传标语和关于养猪的宣传画到处可见。国家实行统购统销，生猪要上调。每年，公社给各大队下达生猪上调任务，大队又摊派给每个生产队，生产队再落实到户。我家每年都要完成一头生猪的上调任务，于是每年都要喂两头猪，除上调一头外还有一头自家宰杀。

我家猪栏门上贴着“栏干食饱”、“猪大如象”、“血财兴旺”、“姜太公在此”等红纸条。相传有“姜太公在此”，瘟神和邪神就退避三舍。每年正月龙灯进门，母亲在龙头上拔下几品线香插到猪栏门上；端午节还要插上蕲艾和菖蒲，说这样也可以驱瘟辟邪。

母亲每天去生产队出工，都要背上一只大扁篓。工间休息的哨声一响，别人坐下休息，她就去摘野菜。母亲做起事来风风火火，眼疾手快，社员们风趣地叫她“侩子手”（快子手）。开工的哨声响了，她又和社员们一起干活。傍晚休了工，她又去摘，天黑看不见了才会回家。

那时没有电灯，点洋油（煤油）灯。为了省钱，父亲把破好的竹篾放在水中浸泡一段时间，然后捞起晒干，成了“点光蔑”，又叫“蔑精”。吃过晚饭，母亲收拾完碗筷，我在煤油灯下做作业。父亲点燃两根蔑精，斜插在堂屋土砖墙的墙缝里。蔑精火闪着昏黄的光，升腾的黑烟把楼板熏得漆黑。

母亲把扁篓里的野菜倒在地上，就像一座小山，放好砧板，“哆哆哆”地斩起来。顿时，堂屋里弥漫着野菜的芳香。父亲拿来一捆稻草，放在母亲的“领地”旁边，搬来一个木墩，左手抓住一把稻草，右手举着忙棰（木棰）“嘭、嘭、嘭”地捶打起来。圆形的稻草杆被捶扁了，又在一张条凳的前端安装一个草鞋耙，在上面布置几道黄麻绳子，再把搓结实了的稻草一行一行编织起来，父亲说这叫打草鞋。

那时故乡没有公路，没有粮管所。农民交公粮要沿着一条古老的驿道翻山越岭，挑到四十里外的小龙镇去。每趟至少挑一百斤，刚好要穿烂一双草鞋。父亲每去一趟小龙，就会捎回两个馒头给我吃。他的两个肩膀磨起了青色的老茧，我问他的肩头皮为什么总是青的，他拍着我的小肩膀说：“崽呀崽，你要发奋读书，大了才有清闲饭吃，不发奋读书，你的肩膀也会像我的一样青的哟！”

我做完作业，立即吹灭煤油灯，看见墙上快要燃尽的蔑精，赶忙点燃两根续上。然后拿来撮箕，将母亲斩好的野菜扒到撮箕里，端进厨房，踮起脚跟提起漏斗形的箕盖，把野菜倒进热气腾腾的大铁锅里，再把箕盖盖上，母亲说这叫煮猪食。

我每晚除了负责蔑精火的延续和帮忙煮猪食外，有时还帮助父亲递送稻草，使他打草鞋速度更快。这样，父母就可以少熬夜，早点睡觉。

煮了猪食的翌日清晨，母亲进厨房第一件事，就是用锅铲把煮熟的猪食铲进小勾桶，再倒入大皇桶里去。一锅猪食勉强够两头猪吃两天，所以每隔两天就要煮一锅猪食。

万物复苏，莺飞草长的春天，田角上堆积了牛栏粪的冬水田里，生长着一片片红色和绿色的浮萍。母亲用长竹篙把分散稀疏的浮萍推到一个田角，然后用捞罩把密集的浮萍捞进扁篓。这样母亲可以省去斩野菜的麻烦，直接把浮萍倒进锅里去煮。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天气变热，浮萍就渐渐消逝了。母亲就割取植物的嫩梢喂猪。

百草繁盛的夏天，田间禾行里生长着鸭舌草、烙铁草和水蕹菜等野菜。母亲弯腰弓背，双手就像两只“五齿耙”，把野菜一把一把抓进扁篓。那时由于没有使用化肥和农药，而施用农家肥有利于蚂蝗的繁衍生息，所以水田成了蚂蝗的“自由世界”。家乡有句俗语叫“蚂蝗齐听水响”，母亲摘野菜把水弄得哗哗作响，蚂蝗便舞动着扁担似的身子蜂拥而来，爬到脚上和手上。这时要趁蚂蝗尚未叮牢，用巴掌“噼噼啪啪”地搧掉，或走上田埂用草揩掉。母亲有时专心摘野菜，没留神脚上，等到走上田埂一看，脚肚上挂满了吸饱了血，身体膨胀的蚂蝗，一跺脚，蚂蝗掉到地上，殷红的鲜血又从蚂蝗叮了的口子上流下来。后来，随着化肥农药的使用，蚂蝗才逐渐减少。

夏天的夜晚，对母亲来说是最难熬的时光。又闷又热，蚊子又多。虽然点燃了蚊香，但这种蚊香是父亲用木屑与六六粉拌合制成的，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农药味。“哆哆哆”，母亲斩着野菜，我在她旁边双手握着蒲扇，一下一下为她扇风。扇着扇着，“哆哆”声突然停止了。只见母亲握着菜刀，耷拉着脑袋打起盹来。这时，在一旁打草鞋的父亲大声喊道：“吴玉华，不要斩到手指脑（头）！”母亲强睁眼皮，打着哈欠说：“哎呀，实在想困（睡）觉。”说完又斩了起来。一会儿，她又闭上眼睛，脑袋耷拉下去，又抬起，又耷拉下去，反复着。父亲又大叫一声：“吴玉华！”她又强睁眼皮，强打精神，“哆哆”地斩起来······

秋天，各种野菜开花结籽，这时的猪饲料基本就是水浮莲和番薯藤。在河边的南瓜棚下的水面上，父亲用竹子隔了一个大方框，往里丢几朵水浮莲种，慢慢就长满了整个方框。将一个两齿钩固定在长竹篙的顶端，用它可以把远处的水浮莲钩到身边，不用下河去捞。母亲又把番薯藤割成小把，搁在吊楼上晒，为猪准备冬天的饲料。

冬天，百草枯萎，野菜难觅。初冬还有水浮莲，打霜以后，水浮莲也枯萎了。母亲扛着钩水浮莲的长竹篙，到鱼塘和水库里钩丝草。丝草是一种耐寒的水下植物。站在岸上，把长竹篙伸进水底，再转动竹篙，丝草就卷在了铁钩上被拉上岸来。除了丝草，用得最多的还是干番薯藤。母亲双手的手指被刀子般的霜风刮得皲裂多道口子，干番薯藤又韧又硬，斩起来费时费劲，震得口子上流出的鲜血染红了刀把，染红了番薯藤。“十指连心”，母亲痛得嘶牙裂齿，在裂口上涂搽冻疮膏还是无济于事。父亲心痛母亲，买来胶布缠住伤口，母亲又坚持着斩下去。我经常一觉醒来，堂屋里还传来“哆哆”的响声。

那时肥料主要来源于人粪尿和猪牛栏粪。猪栏湿了，母亲就抓紧中午休息时间上山割蕗蓟垫栏。蕗蓟富有弹性，猪睡在上面冬暖夏凉，它特有的芳香可以为猪驱蚊杀虫。沤烂的蕗蓟是上等农家肥，下到田里可以预防土壤板结。那时一个男劳力一天挣10个工分，女劳力挣8个工分，一担猪栏粪值2个工分。

调猪

猪，在母亲“啰啰啰啰”的千呼万唤中渐渐长大，马上就要过年了。父亲砍来几根毛竹，破蔑扎成一副简易担架。母亲把猪喂饱后，请来左右邻居帮忙，把要上调的那头猪五花大绑在担架上，气喘吁吁地抬到公社食品站，然后给猪松绑，再赶到磅秤上的笼子里称体重。这是个关键时刻——一般猪松了绑，在地上一站定就拉屎撒尿。这样一来减轻了体重不打紧，就怕会因为相差一两斤而够不上等级。每头猪还要除掉几斤饱重来算体重。一等重量是151斤以上，二等131斤以上，三等120斤以上。一等价每斤5角4分，二等价4角8分，三等价4角。

猪肉由食品站统一卖7角4分一斤，猪头每斤3角4分，猪脚最便宜，每斤3角2分。因食油紧缺，人们卖肉都挑肥的，不喜欢廋肉，讨厌骨头。

杀猪

留给自家宰杀的猪一般在过年的前一天宰杀。为了方便清理肠肚，杀猪的头天晚上不给猪把食。

翌日凌晨，母亲起来烧好一锅开水。父亲在院子里用火篮子点燃松明火把，并排置放两只条凳。屠夫在一个木盆里倒两勺清水，放一调羹盐，再把锋利的尖刀搁在盆上，将盆放在条凳旁边。家乡人把这木盆称为“旺盆”，猪血叫“旺子”，猪尾巴叫“千斤”，猪舌头因与“杀头”谐音，不吉利，称之“利口”。父亲点燃三品线香插在院门香筒上，递给我一挂爆竹，交代我在猪上櫈后燃放。

一切准备就绪，屠夫手持挠子（猪钩）闪于栏门一侧。父亲母亲进栏将猪驱赶出来。此时的猪感觉事态反常，不肯出栏。母亲眼圈红红的闪着泪花，一边用力推着猪的屁股一边说：“猪呀猪，你去投胎出世，去变人······”待猪一探出头来，屠夫疾速将挠子紧紧勾住猪的下巴往外拖，父亲抓住猪尾巴向前推。猪一面作垂死挣扎，一面尖利地哀嚎。当把猪推搡到櫈前，屠夫叫声：“打千斤！”父亲将猪尾巴一提，猪就上了櫈。我赶忙点燃了爆竹。这时，屠夫用刀背向挣扎着的猪前脚一敲，旋即将刀从猪脖子下捅了进去，一拔刀，鲜血喷射到旺盆里，猪发出数声微弱的哀嚎便没有了动静······

杀了猪，要去税务所缴纳屠宰税。按照习俗，要请左邻右舍和本房族亲吃杀猪饭，谓为“打猪草”。“打猪草”宴席开始前，父亲点燃香烛，在托盘中置放猪下巴和猪尾巴以及酒饭等供品，虔诚地祭拜祖宗和天神，祈保来年血财兴旺。

晚上，全家人围坐着喝猪的心肺汤。父亲亲手从炆鼎里舀一碗热气腾腾的心肺汤，恭恭敬敬地端到母亲面前，体贴地说：“难为你吴玉华，喂猪吃了苦，如今上调任务完成了，年猪也杀了，你要好好放一下肩，松一口气，等到明年正月捉了猪仔你就又有累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