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令调绘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东部兵要地图（红色军事家与地理地图的故事34）

老村长

　　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中）在雁门关前线向记者介绍作战情况（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历史资料》）。

贺龙令调绘晋西北

和陕甘宁边区东部兵要地图

红色军事家与地理地图的故事（34）

作者：老村长

2019年12月8日于北京

全面抗战初期，民国政府军令部发给了八路军一些军用地图，但这些地图多为各省测绘的旧地图，不仅质量差，而且发给数量很少。八路军第120师各旅和部分团指挥机关使用的地图，只有山西省测量局测制的1︰5万旧军用地形图，大部分团指挥机关及团以下部队没有军用地图。鉴于此情况，1940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司令部地形股成立后，师长贺龙即指示股长马森，尽快组织调绘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兵要地图，以解决部队用图燃眉之急。

根据当时作战急需，地形股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和技术规范。计划分两步完成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兵要地图调绘，即第一步晋西北33个县市中26个县的调绘，由地形股和独立第2旅兼第2军分区、358旅兼第3军分区、独立第1旅兼第4军分区、新军决死第4纵队兼第6军分区和新军决死第2纵队兼第8军分区等分工完成；第二步完成余下的7个县市，由第5军分区完成。要求以山西省测量局测制的1︰5万旧军用地形图为基础，缩绘为1︰10万平面图，将调查的居民地户数和人口数及之间的距离，桥梁的长度、宽度及质量等重要地理要素，详细注记在地图上。

各军分区组织各自的测绘人员，自1941年春按照分工展开调绘工作，至当年底完成。然后，由第120师暨西北军区司令部统一拼接，于当年秋用麻纸制印成《晋西北兵要地图》，年冬发到各部队。该图范围东至太原、忻县同蒲铁路沿线，西临黄河东岸；南抵平遥、汾阳、军渡公路，北达右玉、左云、大同，面积达6.7万平方公里。各部队指挥员对此图甚为珍惜，自己缝制图囊，行军作战随身携带，妥为保管。

抗日战争时期的周士弟（来自互联网）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任务部署，八路军第120师既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又担负着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作战任务。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特别是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又准备发动以延安为主要攻击目标的军事行动。中央军委命令第120师抽出6个团的兵力集结待命，随时准备西渡黄河，执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为此，参谋长周士第（1900年9月至1979年6月，今海南琼海人，历任红15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八路军第120师参谋长、晋绥军区参谋长和副司令员、晋北野战军司令员、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防空部队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根据师长贺龙的指示，给地形股股长马森交待新的任务，由他带领侦察科测绘员张守智、第358旅参谋孟庆赓和测绘员车轰，完成陕甘宁边区东部地区兵要地图调查绘制任务。

1941年4月，马森一行西渡黄河到达神府（今属神木县），开始对陕甘宁边区东部地区的葭县（今佳县）、米脂、绥德、清涧、吴堡、延川、延安等14个县进行实地勘察和兵要地志调查，以陕西省测量局印制的1︰10万旧地形图为基础，绘制兵要地图。为了早日完成任务，他们白天分工踏勘调查，晚上整理调查成果，绘制草图。每到一县，即查找县图、县志，向熟悉当地情况的官员、邮政人员、老百姓等调查，遇高山即登顶俯望，对照旧地图察看四周道路、河流、居民地等情况。对旧地图上的错漏，通过实地调查进行纠正或补绘。经过4个多月的努力，顺利完成勘察调绘任务，并汇集了第359旅对陕北驻地兵要地志调查的成果，于1941年8月编绘成《陕甘宁边区东部地区兵要地图》，刻印数十份，除部分送中央军委外，大部分留存师司令部备用。

　　1940年6月，八路军第120师地形股绘制的《120师抗战三年来胜利发展形势图》（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历史资料》）。

第120师司令部侦察科地形股根据实地调查，绘制的《晋西北兵要地图》《陕甘宁边区东部地区兵要地图》，都是根据师长贺龙的指示，根据作战需要预先开展并完成的。这些兵要地图的制印完成，不仅缓解了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地图缺乏的矛盾，而且在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的内线作战中起到重要作用。1947年3～5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利用这些兵要地图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测绘的陕甘宁边区1︰5万地形图，指挥西北野战部队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战役三战三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战争实践充分证明，充分的战场测绘与地图准备，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前提和基础。

注：本文参考马森回忆录《八路军第120师的测绘工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2卷等相关资料编撰而成。版权归作者老村长所有。感谢读者对《红色军事家与地理地图的故事》的关心、关注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