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营童年】楚雄的蝴蝶（上）

铁马冰河

邵闽/文

青发间渐出银丝

打个盹

韶华已经消逝

而耳畔 偏偏又有

孩提时候的笑声传来……

学会自己扎小辫的那一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

因为我是妈妈唯一的女儿，也因为妈妈的手特别巧，所以每天早上给我扎的小辫又快又好。星期天或者是空闲的时候，她会更加精心地打扮我，把我的辫子编成四股甚至五股，光滑滑顺溜溜的，几天不再梳理都不会乱。每当学校有演出的晚上，是我得意的时候，女孩子们聚集在我家里，排着队等着妈妈给她们梳头发。

班上的女同学们常常用羡慕地眼光看着我，因为她们的家大多分散在离子弟学校很远的团里，也就是说她们的小辫只能自己梳。所以，那辫子就梳的像长不直的树枝，歪歪扭扭，有的像一堆草丛紧紧地扒在耳朵后面。因此，我也有了被嫉妒的理由。在几次“臭美，臭美”之后，我开始学着自己梳起了小辫。只是，我的小辫梳得几乎和其他女生一样，甚至还不如她们的顺溜。

那时，在楚雄街上，你如果看见一个穿着红色灯心绒衣服，梳着两个牛角辫子，双手插在裤兜里，边走边在长长的石板路上跳房子的女孩，那就是我。

我的母校是铁道兵第八师（8706部队）子弟学校。如果，你也曾经和我一起在子弟学校上过学，你一定会和我一样清楚地记得那时、那里的一切。

小学二年级时的我，背后就是云南楚雄铁八师机关大楼。

在楚雄时，铁八师机关大楼远景。左边大楼是学校和家属楼。中间是机关大楼和大礼堂。右边还有一座和家属楼一样的是卫生所，军人服务社等。

当年，铁道兵第八师是由于修建成昆铁路而驻扎在云南省楚雄州的。在我的记忆里，部队驻地由三座大楼构成，鹤立鸡群，是楚雄最高最大的楼，原是农业展览馆，由三栋两层工字形大楼组成。中间的大楼是司令部、政治部、大礼堂；右边的楼是后勤部、卫生所、小车排、军人服务社，左边的是学校和家属楼。

部队驻地是用铁丝网围成的大院，大门口站着威严的哨兵。沿着铁丝网是一溜整齐的柳树。春风吹来的时候，一夜之间枝头就挂满了新芽嫩叶；夏天，高大的槐树上结满了一串串像马奶子葡萄一样的槐花；花坛里种着各式各样的地瓜花、鸡冠花和一串红；走过花坛，顺手摘一朵地瓜花撅着嘴吸根部的琼汁是很平常的事，摘一朵鸡冠花戴在头顶上也是很平常的事。

因为好奇、因为淘气，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们非常羡慕铁丝网外面的世界。那时，我们常常冒着衣服被挂破和警卫排叔叔发现的危险，偷偷地从铁丝网钻出去，翻过一条窄窄的壕沟，穿过几亩稻田就到了山下。

在四季如春的楚雄，无论什么季节都蕴藏着希望。

冬天的山是墨绿色的。那是松树的天下，饱满的松果垂吊在松枝上，松子轻轻地落在草丛里，间或脚下“扑啦”一声，那是惊醒了熟睡着的松鼠。

春天的山是翠绿色的。我们女孩子最喜欢春天，因为可以采到许多玉兰花香香地别在衣襟上；学校的老师们也喜欢春天，一到春天，便带着学生们去山上打猪草，下过雨后的地上长满了苦菜呀、芨菜呀，马齿笕呀；当然还有野山菌，那些笨小子们撅着屁股挖了满满的一篮子野山菌——毒菌兴高采烈地交给老师，却换得一顿臭骂。

学校炊事班养的猪伢们更喜欢春天，因为那些孩子们采的野菜就是给它们改善生活的呀。当然，春天最大的乐趣是采桑叶，一边采桑叶一边摘桑葚果，吃的小嘴红红，不敢进校园。

当菜田里的油菜花渐渐地萌出了绿芽，渐渐长出了叶茎，渐渐地开出了黄色小花，渐渐地就到了五彩缤纷的夏天。夏天的山上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山杏还没有长熟，野枣又出来了，树上挂着酸角，野小子们吃的牙都酸倒了还不肯罢休。

不过，夏天最好玩的还是在水里，在离部队大院不远的一条小河里。当向日葵花开的时候，是游泳最好的季节。大院里的那帮野小子们光着屁股在小河沟里扎猛子，女孩子则挽起裤腿在河边捞小鱼小虾，当然还摸蛤喇。有时候不知不觉地就摸到了下游，那些男孩会突然从水里钻出来吓人一跳。

到了河水渐渐变凉的时候，那就是秋天到了。在楚雄，最美的季节就是秋天。路边那晚开的野菊悠然地摇曳着花枝，染黄了秋色，摇响了一地秋光。秋虫争相鸣叫，蟋蟀、蝈蝈、纺织娘，一声声、一阵阵、一片片，忽远忽近，如诉如歌，组成一曲曲秋天的交响。

在四季如春的云南楚雄，最令人难忘的是蝴蝶。每到春暖花开的时节，那些满山遍野开放的油菜花，总会引来一群群结伴而至的蝴蝶。那些成群结队的蝴蝶在树林、草丛、鲜花中翩翩起舞，追逐嬉戏；那艳丽的色彩和优美的舞姿宛如飞舞的花朵。如果在夏天，你可以看见一队队的蝴蝶在河边相互衔着尾巴，从树枝上垂下一条长长的蝶“链”，几乎和水面相连。到了秋天，数以万计的蝴蝶聚集在山脚下，漫天飞舞就像一片片橙色的云霞。

儿时的我时常会望着他们发呆。我想，这些蝴蝶有梦吗？它们在鲜花中荡漾，在阳光下生长，在轻风中起舞，在花海中歌唱，或许，这就是它们的梦？

因为有了楚雄，因为有了蝴蝶，使我的童年变得更加地美丽和神奇。

1966年，全校少先队员合影，左起第二排第三是我，上小学一年级，因为比同班同学个子高，被老师排在第二排，第一排是我们同班同学。

我们的学校

小学时，我们的教室是石膏板的铁皮活动房，倚在高高的楼房旁边。教室里的墙上挂着红纸白字的毛主席语录，木制的黑板架在一张桌子上。老师的教鞭是一根柳条，柔软而细长。每张课桌左上角端端正正地摆放着红宝书，从那里天天传出琅琅的读书声。

我们的校长姓何，是个老军人，家乡在丽江，纳西族人，说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不伦不类。

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们上“政治课”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有阵子，苏联在我国珍宝岛频频挑衅，在全校大会上，他表情肃穆的说：苏修叛徒集团，在我边境调戏（挑衅），钻我们的裤子（空子）！我们边防军是干什么的哩？他们哪，他们专门搞发育（防御）。当时听的大家一头雾水。高年级的同学不知为什么都纷纷低下头，女生们各个脸红的赛苹果，后来才知道是“钻裤子”和“发育”二词让他们害羞。

小学的班主任，前后换了几个老师：温温而雅的赵老师，两条长辫的小刘老师，个子不高的江老师，戴眼镜的魏老师，一直到毕业的杜炳强老师最厉害，因为他是当兵的，对我们实行军事管制；他要你往东，你没理由往西，他让你往北，就没理由往南，总而言之一句话：老师就是硬道理。

那时，我们学校只有一至五个年级，一百多个学生。有十来个老师，他们大都是军人和家属，有四个阿姨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他们还帮助低年级的孩子洗衣服。有几个战士负责给大家做饭。大部分学生来自各个团，一年只能回两次家。我们睡一个大通铺，吃一个铁锅饭，情如手足，亲如兄弟姐妹，在这里生活学习了整整五年，渡过了五彩缤纷的童年。

　　

在楚雄时，学校老师们合影。前排左起：小刘老师，娄关菊老师，李尔士老师，郑玉珍老师，高校长。后排左起：魏老师，金阿姨，赵老师，高阿姨，王阿姨，

学校老师合影，后排左：郑玉珍老师，李尔士老师。前排左：娄关菊老师，

前排，郑玉珍老师，顾耐梅老师

前排，顾耐梅老师，魏老师。后排，娄关菊老师，郑玉珍老师，李尔士老师

老年的杜炳强老师，现在四川阆中

同桌的他

记得三年级时，和我同桌的那个男生，名字叫王建。在学校里出了名的淘气，留了三级才到了我们班，所以他的年龄比我们大三岁，个子也比我们高出大半个头。

他大大的圆脸就像刚刚剥了皮的鸡蛋又白又胖，本来就小的眼睛总是眯缝着，鼻头下面常年挂着两行晶莹剔透的鼻涕虫，只要有人一说：过河了，他就吸溜一下将鼻涕吸进“猫耳洞”，只是过不了一会儿，那“虫儿”又不自觉地溜出来散步。

好象他每节课都在睡觉，总被老师点名，或者用粉笔头扔醒。爬在课桌上睡觉的时候，他的样子别提多龌龊，常常口水顺着嘴角流在衣袖上，浸润一大片。

为了显示孩子王的霸气，他故意在桌子上三分之二的地方划“三、八线”，而且还是用口水划，仿佛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留下三分之一的桌面给我，把我可怜兮兮地挤在很小的角落里，每天只能一只胳臂在课桌上写作业。

有一次上课，很意外地发现他没有睡觉，身子扭来扭去地像屁股坐在针毡上。我用余光斜了他一眼，只见他正用一个手指头扣鼻孔，一挖一挖的，挖一下顺便还在墙壁上抹一下。嫌他恶心，我便侧过身子，托着下巴专心致志地听课。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没了动静，也用背斜着我，面朝着墙壁鬼鬼祟祟地不知干什么。下课铃声刚响，他那里便爆发出阵阵哈哈大笑，肩膀高兴地止不住地乱颤，一边用小眼瞟着我，一边又向其他同学丢眼色。

我低头一看，两条原本过了腰的辫子，像瘸腿般一长一短，整整差了半尺，短的那根辫梢全没了，可怜巴巴挂在腰上秃了头。原来不注意时辫子甩过了“三、八线”，搭在了他那边的课桌上，如小兔不幸落入了魔掌，他高兴地搓了搓手，就像日本鬼子拿起了屠刀一点一点地在课桌上刻起我那美丽的秀发。

立刻，我那不争气的眼泪夺眶而出。死拽着他找老师讲理，让他赔！他站在老师的面前，晃着脑袋翻着白眼，右腿还一抖一抖的，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神情，居然还铮铮有词：反正“兔子的尾巴，也长不了了！”气的老师也拿他没有办法。

他常常乘人不备拿别人的橡皮、小刀之类东西。如果被人发现，还牛哄哄地说：“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要钱！”那口气、那神态和《小兵张嘎》里的胖翻译一样的牛逼。

只要一下课，他便把帽子两边压两张废纸，拿着根木棍，直着腰半圈着腿，探头探脑地如同出洞觅食的老鼠，嘴里哼着：“松井的队伍，滴答滴答……”学着《平原游击队》里日本鬼子进村，在课桌间的走廊里来回地“扫荡”。同学们那时都住校，家长带来好吃的东西就放在课桌里，只要他一进村，“挖地三尺”，任何东西都逃不出他的虎口。

坐在他后面的是赵贵江，外号傻大个。他俩如同狼与狈，总是形影不离。自习课不能满教室乱跑，王建便转过身和赵贵江斗嘴，你一句我一句，说昨天上树掏鸟儿怎么怎么，前天下河摸鱼儿又怎么怎么……

一会儿赵拉着脸又说：“面包没有了，牛奶也没有了，”王也脸一拉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俩人还搂在一起，一本正经地互相拍拍背。教室里立刻就炸了营。

那时候，学生必须要午睡。不午睡，下午上课就会困，可是王建上课已经睡足了，下课他的精神头大的赛了猴。

有一天中午，他和赵贵江趁值班的阿姨打了个哈欠的工夫偷偷地溜出了寝室。院子里出奇的静，连树上的蝉好象也在打盹。他俩东张张西望望，只见远处的警卫战士正无聊地低着头挖耳屎。便猫着腰，沿着墙根像两只黄鼠狼飕地窜了出去。

穿过食堂往东走，有一片小树林，后面是特务连的营房，在很偏僻的角落里有一个坐南朝北的猪圈。王建骑上墙头看见圈里卧着一头大肥猪，也正在打瞌睡。

别看王建长的猪头猪脑，脑子里的坏点子却像苍蝇屎一堆一堆的。这时他眼中突然闪烁出智慧的火花，低头爬在贵江的耳朵边问：想不想吃猪肉？贵江伸长了脑袋疑惑地点了点头。

“好！看我的！”王建一个毽子翻身，跳进了猪圈。一眨眼，他已经拎着个血拉拉的猪尾巴回来了。那可怜的猪儿像疯了一样在猪圈里乱窜，痛苦的嚎叫回荡在天空之下。

迅速地逃离现场后，他俩跑到了学校的伙房，用灶台里的余火把那活猪尾巴烤了烤就“米西米西”了。只是那点可怜的肉儿还没有进到胃里，特务连的几个战士就顺着香味，将他俩人赃俱获。

割活猪尾巴事件在师部机关大院引起了悍然大波，校长为此事专门开了全校大会。那天，王建在会上摇头晃脑地念检讨书时，仍然满不在乎地在台上擤鼻涕，作鬼脸。气得老师直摇头叹气，说：完了，简直就是一块废铁了。是不是因为这件事他离开了学校，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小学没有毕业他就当兵走了。

王建当兵后，还给我们全班同学写过一封信。依旧记得老师在课堂上念他的信时，激动的两眼泪花。他在信中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学习，尽惹老师生气云云。字字句句语重心长，脱胎换骨像变了一个人。

而再见他时已经是七年后的赤峰。我才当兵，他却已经是连长了。并且刚刚结婚，请我们去他家里做客。看见他时，我十分惊诧。他长高了、变瘦了，轻轻微锁的眉头间沉淀出成熟的魅力，言谈中又不失青春的活力，举手投足显露着军人的刚毅和果断。他在部队生活的几年中，渐渐地洗去了稚嫩，凭添了沉稳、干练、坚强的气质。不知道部队这革命的大熔炉，是如何将他这块废铁冶炼成一块好钢的。

那天，当我们在新娘子面前重提他童年轶事时，他赶紧摆了摆手说：八年了，别提它了！一脸的羞涩。

楚雄时我们学校的楼房，二楼是我们女生寝室。这是1999年我重返楚雄时的照片，离开三十年后，第一次回楚雄。

1999年，重返楚雄时，只剩下学校大楼的一角，距离1969年离开楚雄已经过去了三十年。

　　 背后那座山

在儿时的记忆里，部队驻地的背后是一座山。那山好象老人的秃头，山顶上稀稀拉拉长着几棵不高的树，然而连绵的山坡却栽满了松树、桐树、枫树，还有那一垄一垄碧绿的桑田。楚雄四季如春，满山遍野的花儿总是不断，一茬接一茬地开，清雅的花香随风吹来，光闻闻心中也会长出一片绿芽。

但是，在我们的眼里那是一座高大和神秘的山。小道消息说那里隐藏着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还是个上校上将的什么官。

在残月的夜里，怪鸟喋喋而鸣，树梢被夜风掠过时发出鬼哭似声音，晚上和同伴手拉着手走，心里还是一惊一咋的。全校的同学都对那座山深怀着十二万分的恐惧和好奇。

有一天我带着红跃到我父亲就职的司令部，因为那里有个军用高倍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山顶的一草一木。于是，我们趴在窗户上，红跃紧张地举着她的弹弓枪，我举着望远镜，睁大了双眼，像头发里找虱子把山顶扫了个底朝天，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非常沮丧。

红跃说：山顶上光秃秃地根本藏不住人啊。我说：是啊，可山坡上是公社的桑田，农民伯伯一天到晚守着，特务能藏哪儿呢？

红跃又突然深吸了口气，说：会不会是伪装成老贫农了呢？像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的“老狐狸”一样。

我俩分析了半天也没结果。如果有一点“特务”的迹象，无疑是给学校扔了个原子弹啊！

有一阵，学校里刮起了养蚕风。我睡觉的铁床两边床头，都用绳子拉成蜘蛛网，上面密密麻麻爬满了大大小小的蚕宝宝。但是，院子里仅有的几棵桑树，一夜之间就全没了叶裸了体。看着嗷嗷待哺的蚕儿，我们虎视眈眈地盯上了后山坡上那片郁郁葱葱的桑田，也顾不上什么特务不特务了。

在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乘“贫下中农”晚饭的当口，我们兵分两路，像英雄邱少云潜入了阵地。

那时同班同学里，我的个子算高的，而那片桑树出奇的矮，只到我的胸前，所以我只能委屈地爬在地上。

周围静的只有风吹桑叶的刷刷声，我抬头看着桑叶下的桑葚，就像望见了杨梅，唾液腺如开了眼的温泉一股一股地往外冒着酸水，心里一个劲的嘀咕，也不知道桑葚熟透了没有。红跃说，我去里面看看，里面的大。余音未落，她和建刚已经飕飕的钻进去了。

我左右四顾没有人，便放开了胆子，左右开弓，一边吃一边往兜里装桑叶。正吃的起劲，却没料身后猛听到一声大喝：“干什么的！”抬头一看，乖乖，这不是特务吗？尖嘴猴腮一脸麻子，看他挽着裤腿，戴着草帽，手里还拿着一把镰刀，伪装的多像啊。

当时心里一激灵，头皮都麻了，撒开丫子就跑，跑了好远好远，才发现后面根本没有人追出来。我站在那里弯着腰，两手撑在膝盖上直喘着粗气。直庆幸自己没被逮着，再看口袋里，已颠的什么都没有了。

在大门口等到红跃他们时，只见一个个被阳光晒的红扑扑的脸兴高采烈。红跃两手紧紧地捂着都快撑破了的口袋，建刚的背心鼓的象怀胎九月的孕妇。他们象一群注了兴奋剂的鸽子围着我这个受了惊的小鸟，嘻嘻嘻地直笑，说你跑什么呀！

我便把看见特务的事情绘声绘色、添油加醋地给他们讲了一遍，他们全瞪着大眼张着大嘴羡慕地望着我，建刚听了一遍嫌不够，又心疼地掏出桑叶换我再讲第二遍。

我那些可怜的蚕儿怎么度过和台湾小朋友一样忍饥挨饿的日子，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第二天上学时，我撅着被桑葚染的红红小嘴，昂着头走进教室，如同凯旋的英雄，立即被叽叽喳喳的同学围了起来。连平时牛了叭叽的王建都伸着大拇指，一个劲地说：“高！高！实在是高！”

后来的那几天，我像英模被请到各个班巡回演讲，如同祥林嫂逢人就说丢失的阿毛一样，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形容那个特务脸上有几个麻子。为此，着实风光了好一阵子呢。

多年后，当我又站在破陋的楼前，审视着我心目中的大山时，它变矮了，山上的树和桑田全没有了，山坡上长满了高高矮矮，红瓦白墙的房子。

飘逝的红领巾

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至今我仍记得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天，蹦蹦跳跳穿行在回家路上的那片玉米地时，快乐如阳光一般在心里濡染、弥漫……。

然而，我仅仅戴着红领巾风光了一个月，轰轰烈烈的“文化”就开始了。楚雄街上一夜之间变成了红黄黑的海洋，街道两边的墙上贴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那段时间别提多么热闹，游行的队伍一拨接着一拨，口号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高音喇叭一天到晚都在不知疲倦地讲话。没几天，红领巾就被说成是“封、资、修”的东西，不许戴了。让我们重新参加红卫兵、红小兵等组织。

学校也开始停课，我天天像撒了缰绳的野马似的跟在邻居大哥哥的后面宣传，还学着大姐姐把我那漆黑的长发，一剪子变成了齐耳朵跟的革命头。胸前挂了个如碗一样大的像章，走路时屁颠屁颠的，心里总在想：这革命真是好玩啊。

一次，外面的老百姓武斗打死了人，一伙造反派抬着死尸冲进了部队大院。特务连的战士们排成人墙，高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往外面赶人，结果造反派把死人放在了大礼堂门前就走了。

门前有一尊伟人的石膏像，他老人家穿着被风吹动的风衣，戴着帽子，并挥着手指引着方向。石膏像比真人要大十多倍，平时我们站在他身旁才到他膝盖。那人就躺在石膏像的脚底下，身上盖了块红布。

不知是不是怕死尸突然坐起来。高年级的同学像儿童团一样封锁了通往礼堂的每一条路，想过去的人居然要红色的路条。

那天我正羡慕地站在他们身后，好奇地看他们如何盘查来往的行人。同学小胖来找我，说班里成立了好几个战斗队，问我参加哪一个。

这小胖一听说“停课闹革命”心里直乐：“哈哈！再也不用装病逃学了。”

我心里想如果能参加高年级的该多神气啊，就心不在焉地对他说：我先看看再说。他一下急了，瞪着眼说：你这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吓了一跳，忙说，行行行，我就参加你们的吧。

跟着他找到组织一看，加我一共就五个人。队长是班上最淘气的郭强明，外号郭大疤。因为他左脸眼眶上有一片红色的胎记，就像宝岛台湾。大家就常常拿解放台湾来取笑他。

他戴着一顶黄军帽，穿着一身小号的军装，打着绑腿，脚踏黄球鞋，脸上像唱戏一样画了浓眉。一手拿了本语录，胸前别着像章，左肩斜挎一只黄军包，右肩斜挎着手电筒和军用水壶。那模样简直就像是刚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红军小战士。

和他一样全副武装的还有斗眼周民军，老八杨毛毛。

郭队长看见我走来，立刻喜形于色。他握着我的手使劲地上下晃动，说：欢迎！欢迎！欢迎参加红旗战斗队。还郑重其事的说：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保卫部队大院。

并立即发给我一个红袖章，还说一会儿就发枪。我心里暗自扭起了秧歌：哈哈，我也要有枪了！

谁知小胖抱来了几根木棍，头上绑了些红毛线，气粗地说：给，红缨枪！

周民军一看枪是木头的，气的眼忍不住又斗在了鼻根，甩甩手转身就要走。

队长一着急，说：好！你走！把刚才给你吃的糖吐出来！

民军一听傻了眼，用袖子使劲地揩了一下鼻涕，不吭声了。

队长看人到齐了，大喊道：排队！集合！

我们从高到矮一溜站齐。

　　

他又像解放军叔叔那样高声地喊道：稍息，立正！枪上肩！向右转！齐步走！

正准备“开路”，小胖突然冒出了个馊点子，说，我们把红领巾系在头上，象嘎子哥一样，多精神！

个子最矮的毛毛却直摇头：我还没入队呢，哪来的红领巾。

小胖说，那你就别参加算了。

　　

队长又不干：我们一共就五六个人，七八条枪，少一个人怎么行！

　　

毛毛说你们等等，我回家看看，撒腿而去。不一会儿，他头上便系了个红带子来了。大家很希奇地琢磨着那个红带子，只见一尺见长，一寸见宽，内面是花绒布，还缝了两条细细的绳子。毛毛牛轰轰地戴在头上，谁想摸一下都不让。

　　

大家重新排好了队，扛好枪。郭大疤很神气地像李向阳那样手死劲一挥，说，走！保卫部队去！

　　

扛着枪迈开大步，一种保卫部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油然而升。我们就像一队红冠子公鸡昂首挺胸，快乐地高声唱着“向前进！向前进！战士责任重，妇女冤仇深……”向前走去。

　　

路过服务社门口，小胖妈伸出头来，大声地骂他：疯啦！你们能保卫部队，要解放军干什么！

我们各个目不斜视，阿姨的话就像一阵微风从耳边吹了过去。

　　

半路上又迎面碰见警卫排站岗的叔叔。其实那战士也就十八、九岁，但背的可是真家伙，比我们可神气多了。他一招手，我们都受宠若惊地围了过去。

　　

他特意拍了拍毛毛的肩，满口的四川普通话说：“幺娃子，头上红带带缠的像做月子的抱鸡婆”，还郑重其事地重新给他系了一遍。

　

我们像几个毛驴拉磨一样，雄纠纠气昂昂地在部队大院里不知转了多少圈，等转累了也到太阳下班的时间。迎着夕阳我们凯旋而归。

　　

走到学校楼前，高年级的同学也正好归来，几队人马面对面站成两队，大家先唱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又唱“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接着振臂高呼口号。然后大家一拥而上，握手、拥抱，将帽子死劲往天上抛，就像井冈山会师一般，激情高涨。

　　

当大家兴致勃勃走到毛毛的家门口，迎面碰见他爸爸下班回来。那老革命一见毛毛，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脸拉的比他手中的皮带还要长，冲着毛毛就是一个“五指山”，破口大骂道：小兔崽子！戴什么不行戴这个。

　　

毛毛莫名其妙的怔住了，眼泪突然像滑了丝的水龙头一样怎么关都关不住。吓的我们像一群受了惊的麻雀，一哄而散。

　　

第二天，同学们纷纷耻笑毛毛，说他把他妈妈的月经带系在头上了。

　　

毛毛心中却一百个委屈：月经是个什么东西？！（那个年代没卫生巾，商场里卖的是红布做的卫生带。）

夏天，老师带我们在山下劳动，拔猪草。

李尔士老师带领同学们去上劳动课，后面的大楼是我们学校

小学生的我，有些发呆哟。

劳动课上，同学们在浇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