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十年前经历的大学毕业分配

木瓜

我是1968年12月大学毕业的，到现在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我1963年9月从无锡市二中考入清华，学制六年，本来正常应该到1969年7月毕业。

但是不幸的是66年遇上了给国家和民族都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于是课不上了书也不念了，在领袖的煽动下，我和无数热血沸腾的大中学生一样，怀着虔诚的理想奋不顾身投入政治，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中翻滚了二年，面对变幻莫测的动荡政局，狂热情绪也逐渐消退，从1968年开始，我已经不折不扣进入了逍遥派的行列。

1968年4月份，清华的两大派井冈山和414在学校内大打出手，从石块弹弓到长矛大刀、直到机枪土坦克，绝大多数学生都厌恶这场无聊的内战，纷纷逃离，只剩下几百个铁杆分子坚持武斗，造成几十个学生职工死亡。直到7月27日，领袖忍无可忍，对他亲手扶持又失控的红卫兵运动痛下杀手，派出3万多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思想宣传队，开进清华阻止武斗，结果伤亡了八百多工人（死3个），才占领了全校，控制了局面。
随即，清华原来的两大派总部全部解散，权力集中到以8341部队的一位科长迟群和毛的一位机要员谢静宜领导下的军宣队工宣队手里，每个班里都进驻二位工人管理学生，学校发通知到全国各地，要求清华的学生全体返校，接受工宣队教育。随后几个月，在仓促中，又对积压在学校里等待分配的66届、67届、68届三届毕业生陆续进行分配，绝大部分都去了基层和边疆。
我是9字号学生（指学校内的1969届毕业生），看到前几届学长兴高采烈地打点行装，离开学校这个是非之地，心里非常羡慕。二年前曾是满怀激情地投身革命，希望学习革命老前辈，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贡献给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事业，折腾了两年，热情早已褪去，思想越来越迷茫，对这种大革命的前景已完全不感兴趣，只希望早点毕业，有个安静的地方给自己歇息。
回校后，天天在工宣队的督促下，学习毛选，斗私批修、批判派性、对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上挂蒯大富对抗工宣队犯下的严重错误，下联自己的文革中的问题，“受不完的蒙蔽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全校反复批判蒯大富的“三段经”：（1）政治斗争就是要结成死党（2）政治斗争就是引导对方犯错误（3）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大家对老蒯的错误义正辞严批判，一个个在表面上虔诚地检讨自己，检查滔滔不绝，对工宣队恭恭敬敬，实际上心里充满了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厌倦和反感，多数人已经对领袖的反复无常冷酷无情的政治手腕失去了信任。
12月初，校内传出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说是中央同意清华的69届毕业生提前到68年12月份分配。消息不久由工宣队予以证实，还传说是蒯大富（他也是工化系69届毕业生）去高教部争取到的。我们1600多名69届学生欣喜若狂，总算可以离开学校远走高飞了，不管前途如何，此时此刻对北京对清华都已经毫无留恋了。
过了几天，各班都正式公布毕业分配方案。从1966年开始的文革，进行到68年底，全国形势一片混乱，到处是武斗，工人农民没有心思生产。学校停课，几千万大中学生找不到出路，于是领袖快刀斩乱麻，老三届中学生全部作为知青，去农村农场劳动，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老五届大学生则不再考虑所学专业知识，全部赶出城市，发配基层。68年国家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众多工矿企业研究机关停工停产，工资都不能保证，也没有钱来购买大学毕业生（我后来听说，那时因为上大学不用交学费，所以大学生毕业时也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而接受大学毕业生的单位也要向高教部或其他主管部门缴纳一笔费用，等于大学毕业生是卖给接收单位的。例如1968年我毕业时，每个清华毕业生的价格是2000元）。国内当时只有从二机部到七机部（都是国防工业部）还有钱，因为每年都有国家拨下的国防经费保障，所以有钱可买大学毕业生。我们一届毕业生中家庭成分好一点的就给这些国防工业部大批的购买，毕业方案中也是指向大量的基层兵工厂。
那个年代，中国与全世界众多国家关系都搞不好，于是领袖指示要准备打仗，林彪对军工企业的建设要求是“隐蔽、靠山、进洞”等等，大量新建的兵工厂都在内地、三线、山区，这就成了我们这次分配的去向。
在毕业分配名单正式宣布的前几天，班级里的工宣队也做了一番表面文章，找我们一个一个谈话，征求对分配的意见，全班19个人，公布了19个接收单位，涉及到六七个省份，反正就是让大家在公布的方案中先自选去向再由工宣队统筹安排。当然差不多人人都希望尽量选择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唯有我，知道自己在文革中与无锡的军管会结怨甚深，担心秋后算账，所以我的表态大出工宣队的意外，我表示服从分配，还希望离无锡离江苏远一点。

到了正式公布每个人的去向那天，工宣队把全班集中到我们居住的2号楼楼顶平台上，每人一张小板凳，坐好后，工宣队员就掏纸念名单，某某某，分配到什么什么单位，地址是什么什么，限哪天前报到。轮到我，只听到念：“周国彦，分配到五机部所属374厂，要求12月31日前到山西省晋城县水东公社后峪大队报到”。我一听，十分糊涂，又说是部属的兵工厂，又说是到什么生产大队去报到，这算怎么回事？
回到宿舍后，我就把这疑问提出来，有同学帮我分析，可能我去的是生产大队办的炸药加工厂，名义上归五机部管，大家听了都笑了出来。仗着年轻，又在腥风血雨中翻滚了二年，所以对前途叵测的去向也无所谓，反正是觉得天无绝人之路，走一段看一段吧（后来报到后才知道，为了单位的保密起见，只列出单位附近的生产大队作为报到地址）。
离开报到截止时间还有10天，于是赶紧告别同学，打点行装，先回无锡家中整顿，结果刚到无锡几天，又发生麻烦事了。
一天深夜，几位无锡工纠队的队员敲开我家大门，要求我跟他们走，而且什么理由也没有，看他们一个个腰粗体壮、凶神恶煞，家里我的外婆阿姨等人都吓得不知所措，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我带走。
他们把我从南市桥巷带到不远的市工人文化宫，那是市工纠队的总部，进去后一直押进河边的一个友谊厅，那里我非常熟悉，上中学时曾在友谊厅里经常打乒乓球。现在成了工纠队的办公室，无锡市的工纠队一向臭名远扬，在军管会的纵容下，到处抓人打人，寻衅滋事，无法无天，还以专政铁拳自居。我以为自己这次该倒霉了，少不了要挨他们一顿揍。
结果把我带到办公室里后，一位高高瘦瘦的中年人让我坐下，仔细打量我一番，就七揪揪八拉拉问了我不少问题，我看他对北京对清华发生的事情很好奇，问长问短，态度也比较和蔼，我就暂时放下心，与他聊了不少北京的消息。
我们聊天中，时不时有人进来，或进来向他请示工作的，或坐下旁听的，一个个都是穿着工作服披着蓝色的棉大衣，戴着红袖章，大概这是他们工纠队的标配吧。聊到半夜二三点钟，这位看上去是市工纠队的相当级别的高层领导对我说，你回去休息吧！我一下楞住了，不知道他们把我半夜三更带到工纠队是什么事？我莫名其妙地被带来，又莫名其妙地叫回去。他吩咐几个工纠队队员把我领到文化宫大门口，挥挥手让我出去。
我走出文化宫，看到我父亲站在外面，父亲看见我完好无缺地走出来也放下心来。回家路上，父亲告诉我，我从外婆家里被带走后，全家吓坏了，谁都睡不下去了，担心我进去后被“吃生活”，大家紧张地商量怎么办？我父亲记得原来的同事里有一个在工纠队里做事的，就赶紧连夜去找他帮忙，托他打听我的情况。那人也挺讲义气，马上从床上爬起来到处询问，弄清我是被押进文化宫总部的，他又赶到文化宫了解情况，也许他们都是同伴，所以里面的人也直率地告诉他，我没事，只是工纠队的某位领导听说我正在无锡（消息非常灵通，可见无锡的老百姓当时处于何等严密的控制之下），他从来没见过我，对我颇为好奇，于是趁今夜值班，就派队员到我家去把我带来了。与我聊了几个小时，终于满足了他的好奇心，于是就叫我回家了。
我听了只能苦笑了，一场虚惊，就是为了某个人的心血来潮，搞得我们全家鸡犬不宁，一晚上担惊受怕，没有睡好觉。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岁月、就是这种无法无天的史无前例的时代！现在居然还有人企图为文革翻案，向往着那种人人自危的时代，实在是不可理喻，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糊涂透顶。
 

我是1968年的12月31日下午到我的报到地---山西省晋城县的，30日离开无锡，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先到郑州，又在车站旁边的简陋旅社的大棚里（第一次看到如此奇葩的旅馆，几十个男男女女床挨床混睡在一起）熬了一夜，再坐每天唯一的一趟郑州发往长治的慢车，在太行山里钻了三十多个山洞（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壮观的连绵不绝的山脉），那天刚下过大雪，天地间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一连串的隧道里进进出出，让我充满了好奇，也抵消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山西土地的恐惶感。
火车咣当咣当好不容易爬到晋城火车站，我刚下到月台，就看到了一个让我莫名其妙的可怕场面，只见所有的下车旅客都争先恐后拖男带女肩抗手提奋不顾身地向出口处飞奔，仿佛是在逃避追兵的屠杀似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禁也害怕起来，一眨眼，月台上就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不知所措。
好不容易，我拖着沉重的行李挨到出站，一打听如何进城，就被劈头盖脸地泼了一盆冰水，说是进城的公交车刚开走，而且就是今天的最后一班公交，我这才恍然大悟，刚才下车的旅客不要命地奔跑出站，原来就是为了赶最后一班公交车。再一打听，晋城站离县城多远？又是一盆冰水浇上来，说是有十几里，我彻底傻了眼，今生首次进山西来晋城，人生地不熟的，竟然碰到这样倒霉的事!
天色慢慢变暗，我站在雪地里心急如焚，真有点走投无路之感，万分着急中憋出一丝灵感，想起报到通知书上有工厂的电话，于是马上打开行李，翻出报到通知，又到车站办公室里给人家再三说好话，总算恩准我用铁路上的专用电话打通了工厂总机，厂里那位女话务员倒是很热情，听说我是来厂报到的大学生，现在困在晋城站，马上告诉我县城里有我们厂的接待站，让我想法进城去找接待站。
终于联系上单位，我稍微放下点心，因为无论如何，起码厂里是知道有我这个报到的学生已经到达晋城了。我接着在车站外给人打听，如何能进城?终于有人给我出主意，车站外有辆人力拉煤板车，问问能否帮我。于是我又和那位拉煤老乡说好话，最后出了5元钱（那时可是大价钱了，后来知道当地一吨煤的出矿价不到2元），人家肯帮我把行李拉进城，我也是谢天谢地了。
老乡拉着我的二件大行李，我在雪地里一步一滑地跟着，这是1968年的最后一天，我就这样狼狈不堪地在天地间一片雪白的太行山深处颠簸，好不容易到了县城，按路名找到工厂的接待站，记得是个姓李的老师傅在负责，一听我自我介绍，非常热情，讲着一口难听懂的晋城土话，马上给我安排住宿和简单晚餐，我从饥寒交迫的冰天雪地里一下子住进火炉烤得暖洋洋的房间，真的有从地狱进天堂的感觉。一进房间里见到一位身穿工作服的瘦个子，我以为他是工厂里的哪位师傅，想问问他厂里的情况。结果让我大跌眼镜，他听说我是从清华毕业来报到的，马上自报家门竟然是来自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的67届大学生，比我早到半年。于是这位杨老兄就成了我来厂认识的第一位大学生，他今天是进城来买东西，来不及赶回去，于是在接待站里住一晚，听了他对厂里情况的介绍，我也放心了，原来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几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老五届大学生到厂报到，我恐怕是最后一位了。都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起码那种远离家乡初次踏上工作岗位的孤独感失落感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我到厂报到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新建的兵工厂，藏在太行山深处的一条蜿蜒十几里的山沟里，车间都建在两侧的山洞里，离开县城几十公里，工厂附近除了一个小村庄外周围荒无人烟。我报到时全厂才三四百人，但是却集中了70名全国各地分来的几届大学毕业生和近百名中专生。我在清华学的专业本来是属于当时的尖端学科，专业全称是“原子能反应堆的给水和放射性废水处理”，在学校里代号03专业，是为国家绝密的西部原子能基地服务的。结果文革一来就全乱套了，青海的基地也去不成了，随便找个地方把我们打发了。进了厂，当时的大学生都被称为“臭老九”，进工厂就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大部分大学生下车间当工人，还有一些去运输队，天天坐卡车到火车站去扛包运货物，还有分到副业队的，天天上山开荒，挑粪种菜，还有女生分到厂家属委员会做事的。我到厂几天后，厂革委会看我的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似乎和水有关，于是把我分配到水暖组，天天去挖沟安装上下水管道，这也算是接地气的专业对口吧。
就这样，我远离了北京，远离家乡，到这么一个荒芜人烟的太行山山沟里，我想总算清净多了，就安心在这里当一辈子工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