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江——魂牵梦绕的地方——左龙武

冯漪

　　1970年7月22日，我们哥俩（左龙武、左顺武）同赴黑龙江省龙江县雅鲁河公社中和大队插队落户，雅鲁河公社有四个青年点：大湾21人、小湾22人、四架山20人、中和22人，共85人，都是来自父母同一系统的知青。大湾点长朱网根，小湾点长吕才明，四架山点长潘共发，我担任中和点长。带着“棒打狍子瓢舀鱼”的憧憬，坚定“在农村干一辈子”的信念，虽然满眼看到的都是大豆高粱，丘陵起伏，遍地苞米谷子，心情激动不已，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扎根农村一辈子。初到中和大队，男生对什么都好奇，看到猪羊都要骑，看到鸡狗追着跑；女生开始天天哭，时间一长想想也回不了上海，也就不哭不闹了。

青年点业余生活 左龙武（右）陆金台（左）

　　中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吴青春，矮矮的个头红红的脸，是一个精干善良的老农民，全大队老小都喜欢叫他“老吴头”，虽然不会骑自行车，但是他坐自行车是一绝，紧跑碎步屁股一抬腿一偏，在你不知不觉中他已上了自行车后座架。老吴头天天到青年点，大队部就在青年点前面，每天到青年点摸摸炕头炕梢，看看我们的伙食有没有油水，专门给我们青年点配备一名全大队做饭做得最好的大师傅——老刘头，我们吃不惯粗粮，大饼子窝窝头，苞米茬子高粱米，小米饭土豆汤，老刘头每天都精心烧煮，但我们还是难以下咽，时间一长肚子饿，也就不觉得难吃了。老吴头书记鼓励我们养鸡养猪，在青年点的东边专门辟出一块半亩多地作为青年点菜园子。在老刘头的精心指导下，手把手教我们，给母鸡搭出离地50公分高的小房子，每天鸡要通过楼梯进窝产蛋和休息，因为开始鸡窝在地面，鸡蛋都被其它小动物偷吃了，老乡们对我们青年点鸡上楼梯进窝感到很新鲜，赞扬我们“还是上海知青有办法”，最多的时候有20只母鸡，天天有蛋收。我们养了一头猪，每天青年点食堂有泔水给猪吃，71年过年的时候，猪养到280多斤，老乡们羡慕不已，杀猪菜是老刘头的拿手好戏，色香味俱全，青年点全体人员欢天喜地。我们拿出一部分猪肉送给大队五保户，大队领导称赞上海知青觉悟高。一头猪既解决了我们过年的食物，又解决了我们少油的局面。中和青年点的菜园子，有黄瓜、豆角、大葱，黄瓜和豆角都搭架子，黄瓜和豆角比赛生长，黄瓜最长的有60公分，豆角比黄瓜还长，令老乡们和到青年点参观的知青代表们啧啧称奇，都说黄瓜长得像丝瓜。大葱种有10垄，我们有空就往垄上葱根培土，葱白有一尺半长。这些都是我们的劳动成果，经常有知青代表参观，中和青年点也因此成为龙江县和嫩江地区先进集体。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四架山青年点颜秀红突发疾病，送公社卫生院治疗。住院期间，四个青年点的人都到医院看过小颜，尤其是女生，轮流在病房值班陪护，在小颜昏迷的时候，大家陪着流眼泪；小颜清醒的时候，大家陪着说笑。龙江县知青办、雅鲁河公社和四架山大队的领导也到医院看望，安慰小颜。远离父母的知青，在同伴生病时体现出的互相帮助和爱护，深深地打动了医生和护士。由于疾病较重，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不够好，颜秀红在住院几天就离我们而去。如何办理后事，当地领导充分尊重家属和知青们的愿望，按照上海的风俗习惯，我们与家属商量下葬的地点选在公社往碾子山（齐市华安区，我们回上海乘火车的地方）去的必经之路树林里，落葬时，四个青年点的全体人员全部到场送行，我和小湾点吕才明抬棺材的头杠。老乡们劝我们不要抬棺，当地风俗年轻小伙没有结婚是不能破肩的（指抬棺材），我们当时就想着送一程自己的同伴，同时也不相信破肩会给自己带来不好的运气。同伴死亡这件事发生后，对我们的打击很大，各级领导也非常重视，提示各地一旦发现知青生病，必须迅速就医，必要时要立即转院到县医院，龙江县各级领导（县、公社、大队、生产队、青年点）特别重视，后来确实也就没有过这样的事件。

庄稼地里起垄，一般都是用马或牛拉犁大面积耕种。我们在开始分散到各个生产队，与当地老乡一起出工，当时整个中和大队共七个生产队，分布在长约5里路的山沟里，我们青年点在三队与四队中间，到最东头一队上工要走40分钟，到最西面七队要走一小时，很不方便，夏天的时候昼长夜短，中午回青年点吃饭很不方便，到冬天就更不行了，早上天不亮上工，晚上黑咕隆咚回到青年点，尤其是冬天的晚上很不安全。大队领导商量拨一部分土地给青年点单独成立生产队，经公社批准，中和上海知青生产队正式成立，大队配备有丰富生产经验、当过几十年队长的老张头担任队长，我任指导员。小面积河滩地作为口粮田，大面积的北大岗沙土地种土豆。口粮田基本上以种苞米为主，马和牛都是由各个生产队轮流派工帮种，有时候队里一忙就把派工忘了，怎么办？立夏到小满，种啥也不晚。我们就把三亩河滩地口粮田用人力拉犁起垄种地，10名男知青轮流换班拉犁，硬是把3亩多地在三天内全部种完，每个人的肩膀都拉红肿了，老乡们竖起大拇指，夸上海知青有志气，能吃苦，不怕累。这件人拉犁种地的事还登上了当地的嫩江日报，梁记者专门来采访过。通过报纸宣传，惊动了上海有关领导，1975年奖励我们青年点上海手扶拖拉机和上海丰收35轮式拖拉机各一台，大大增强了青年点的实力，不但我们自己用，而且还帮助其他生产队。1975年11月19日，我和陈师傅到齐齐哈尔火车站接丰收35，当晚住在齐市，第二天一早起来，开始下雪，按照当时的路程（国道、省道、县道），20日晚上就可以到青年点，从齐市往龙江，雪越下越大，能见度都不足200米，这是我在黑龙江见过最大的下雪天，好不容易开到龙江，就再也不能走了，但我确实归心似箭，我夫人的预产期就是20-22日这几天。当时也没有手机，晚上到龙江借招待所电话却打不通大队部电话，因为人家都下班回家了。一直等到21日下午，雪下得小了，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往回赶，到青年点也天黑了，看到了我的女儿。点上的同事告诉我，早上一开始我夫人就有要生的征兆，大队赤脚医生刘大姐在四架山医务室（中和、四架山合一个医务室），四架山在中和后岗，要翻一座山。青年点老队长安排刘洪根赶车，三匹马在暴风雪中狂奔，大鞭子不断抽向前面两匹马，鞭杆不断戳向辕马，接到刘大姐后马不停蹄，在半路上把刘大姐颠下了马车，三匹马浑身汗水，苍天不负我，等到刘大姐赶到中和青年点，羊水正好破了，刘大姐说：“好险，再晚一点就难产了。上海丰收拖拉机的到来，我也获得丰收----得娇女一枚，全青年点的人开心得不得了，宰羊庆祝，知青二代诞生了。老乡们送来鸡蛋。红枣、小米和红糖，大娘们在炕头指导如何坐月子，等孩子会走路后跟着妈妈上山去放羊了。

自从有了拖拉机，生产效率提高了很多，春耕时拉水浇地，拉粪施肥，拉犁播种，秋收土豆大丰收拉到齐市龙沙宾馆和龙江县招待所。青年点生产队的建立，把分散在各队劳动的知青全部聚在一起，节省了很多时间，原来分散在各队等于学徒，建队后所有的农活都会干，因此青年生产队的口粮留足后，还有许多能上交公粮。青年点建立生产队，是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有效尝试，生产资料是由大队统一从各生产队抽调并做账面作价，以便于以后知青生产队解散后再归还各生产队，知青大返城后，生产队自动解散。建立知青生产队，便于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吃饭有食堂，睡觉有宿舍，上工有打头，口粮有保证，学习有集中，过年回上海能结伴同行，节后约好一同回到青年点，不耽误农时，不影响种地，同时也减少了很多不安定因素，尤其是女知青在生产生活中不受侵害。

担任农村生产队长是对我的一大考验，也使我学到了很多与农民打交道的经验。中和大队第四生产队，李姓和金姓占大多数，生产队长基本上是风水轮流转，今年李姓，明年不出意外就是金姓。73年，不知是什么原因，两姓族人闹得不可开交，互不相让，从口头语言发展到肢体语言。全队各项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大队党支部吴书记找我到四队担任队长，由于农村家族观念重，矛盾尖锐时选谁当队长都不合适，我在队里没有任何亲戚关系，没有亲疏远近，队里的老乡们都认识也能叫得上名。队长要通过选举，大队吴书记主持会议，举手通过我当选四队队长，上任后我立即找李姓和金姓的带头人做思想工作，李姓人是大队种马驯养员，负责相邻大队的马匹配种，很有人脉；金姓人是部队仪仗兵退伍，天不怕地不怕。李姓与金姓都必须各退一步才能使村民对立关系缓和，先找李姓人，该人曾担任过大队领导班子职务，有一定的觉悟，做通他的工作是关键，白天带着大家下地干活，晚上到他家做工作，连续一周时间终于成功做通工作，李姓人不再针对金姓人；金姓人开始时不讲道理，谁也不怕，老子天下第一，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我说什么他都不听，我就从他父亲老金头和他三个弟弟做工作，最后我们成为了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终于使队里的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到年终分配时四队选出了新的生产队长。在近一年的队长工作中，充分体现农民的淳朴、善良、执着和有一点狡诈，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们一辈子也不会离开生养他们的农村，想想当时的场景，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想敢干敢说，不怕得罪人，思想虽然单纯，但党支部吴书记交代的任务完成的一点也不含糊，也为自己在成长的道路上增添了阅历和工作能力。

参加黑龙江省知青代表大会 左龙武（后排左二）

参加嫩江地区首届知青代表会议 左龙武（后排左六）

参加嫩江地区第二届知青代表会议 左龙武（第二排右五）

　　1980年2月份，在春节前接到户口准迁通知，2月15日（年三十）早上到达龙江县，县知青办安排吉普车拉我们到雅鲁河公社，农村有规矩，年三十上午办公，下午就放假了，因为事先联系好，公社办公室张秘书在等着，把所有户口迁移手续办好后已经中午了，张秘书邀请我们在雅鲁河公社食堂吃午饭，我们对张秘书千恩万谢，我们从上海带去点心送给了张秘书。下午我们回到龙江县城，县委肖占文副书记让我们到他家吃年夜饭，使我们感动不已。年初一返回上海，在我们双方父母的单位报到，还拿了半个月工资。在农村十年，错过了好几次高校读书的机会，有北京，有哈尔滨，有上海，因为龙江县领导的挽留，让我留在雅鲁河继续发挥扎根农村干革命，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的带头作用，虽然我失去了多次深造的机会，但我无怨无悔。回到上海后，我没有忘记读书，先读了三年中专，又读了三年上海电视大学，边工作边读书，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晚上和星期天，只有考试才占用工作的时间，不论炎夏酷暑，还是数九寒冬，风雨无阻从不缺课。记得有一次刮台风下暴雨，街道积水很深，自行车半个轮子泡在水里，风大雨大，我把雨衣包住书本，推着自行车往家赶，到家已是夜里12点后了，虽然浑身湿透，但书本却没有受潮，开心得不得了，如果放到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由于自己的刻苦学习，中专和大专都拿到了毕业证书，在这段期间又多次参加了高校的经济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短期培训，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增加其他方面培训，丰富自己的各方面知识，俗话说艺多不压身，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主动要求参加各方面的培训充实自己。皇天不负有心人，在我下岗前的几个单位，我干过车间主任、业余教育老师、食堂管理员、销售科长、安全科长、劳资科长、生产科长，在每一个岗位，都能做到游刃有余，应对自如，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和夸奖。知识储备，到什么时候都有用处。

　　94年夫人的单位黄了，她在外面清洁公司打工，起早贪黑还经常加班，因为劳累过度病倒了，低烧一直不退，在浦东仁济医院从国产退烧药一直到进口的都不起作用，医院请来瑞金医院医生会诊，诊断最多3个月的时间，想吃什么就吃点吧，会诊医生说这个时间还是要到瑞金或中山才行，在仁济医院开过两次病危通知，后来到中山又开过二次，非常的凶险。转院到中山后，我在企业担任生产科长，每天凌晨四点买菜烧好后6点半送到医院，7点从医院出来乘814路公交车到浦东洋泾，每天下午四点前赶到医院与主治医生何教授见面询问病情，两个月时间减掉20多斤，这段时间确实苦，工厂生产要安排，夫人生病要照顾，每天要把笑脸对夫人，不能让她看出病情恶化的神情。我为什么要述说这段历史：1.我们是一起上山下乡的，都是在中和青年点，十年插队落户属患难之交。2.我们从农村回到城市，文化水平低，专业技能缺，工厂不景气，下岗后重新打工，孩子读书要花钱，找不到好工作，只能卖苦力。3.虽然生活过得比较艰苦，知青同甘共苦的精神充分体现，每次缴费她都要过问，我说哪怕卖房也要看病，现在我们再苦也要比插队强，在青年点最困难的时候，大雪天没有柴禾烧炕就到南岗山泉公社保卫大队去偷砍伐，土豆烧出来的汤都是红色的，因为没有油，铁锈煮出来水就是红色的，我们不缺铁。虽然苦点，我们有劳保，有好的医疗条件，有亲人的关心，自己要坚强活下去，十年农村苦都已经熬过来了，美好生活等着我们，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就这样夫人坐着轮椅参加了女儿的婚礼。农村锻炼了我们，女儿结婚的两床百子被就是我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女儿不让其他人缝。现在，我夫人还在积极锻炼，身体恢复得相当好，体检各项指标全部合格，这种遇磨难不放弃，遇艰险不抛弃，使我们十年农村磨练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意志，是巨大的精神财富，在我后来的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筹建上海清美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南汇三灶园区新厂区，05年冬天非常寒冷，为了保证新厂在06年春节准时开工，我带领50人团队，安装调试设备，清除上千吨垃圾，所有人都吃住在空旷的新厂房里，由于工作劳累，牙疼引起面部红肿，肿得像脸盆，眼睛都睁不开，戴口罩、戴墨镜、戴帽子，全副武装，让人看不出来我的模样，本来一周要回家一次，我坚持一个半月没有回家，因为回家夫人就不会让我出来了。终于在2006年1月30日（年初二），清美工厂从杨浦共青路整体搬迁到新厂三灶工业园区，当天搬迁，当天生产，当天配送，一点也没有耽误上海市场的豆制品供应。事后，同事们问我苦不苦，我说与插队落户的苦比起来，只能算毛毛雨，这也是在农村锻炼出来的坚强意志，这点苦算什么，这就是当代知青不惧艰险，不怕苦累的风采。

　　知识青年，顾名思义是有文化知识的年轻人，但具体到知青，不是每一个有文化知识的青年人都可以称为知青，只有经过上山下乡的，不管是高校生、高中生、初中生、甚至是社会青年，才有资格称为知青，这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称谓。知青苦不苦，当然苦，这种刻骨铭心的苦，成为进入高校深造、回城后自学成术、钻研技术，与时俱进的知青们的精神财富和动力源泉。知青群体像宝塔，塔基是千千万万个知青组成，塔身和塔尖是由全日制高校、业余高校孜孜不倦耕读和在社会各类专业技术培训中获得专业技能、不甘平庸、立志改变自我、有着宏大志向和伟大理想的知青组成，塔尖部分是由这些佼佼者们组成，代表着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纵观整个知青上山下乡历史，虽然我们有着太多的磨难，甚至把生命扔在了当地农村，不管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光还是在返程大潮中过着平凡生活的知青们，我始终坚信：知识改变命运，知识改变人生。仅从我们龙江县一千多名上海知青中，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只要是提高了文化知识的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借用北京知青张京（15岁上山下乡，38岁出国读双硕，49岁当主管，51岁患癌后痊愈）的一段话做结束语。回忆当年，有人悲观地说，我们老三届是“什么都赶上的悲催一代”：该长身体时挨饿，该上学时停课，该上班时下乡，该养家时下岗；也有人乐观地说，老三届是经历过锤炼和磨难的独特一代，在每个领域都是最优造诣：为文最见生活功底，经商最见处变不惊，从政最得心应手。不同的境遇就有不同的评价。不同的格局就有不同的感受。

龙江是我魂牵梦绕终身不忘的地方，我就是乐观地说的老三届的上海老知青。

2018年重返龙江县 左龙武（右四）

向雅鲁河学校捐赠联想牌电脑5台 左龙武（左）张庆校长（右）

作者左龙武简历：

1952年8月 出生于上海市徐汇区，67届初中毕业生（老三届）

1970年7月22日，黑龙江省龙江县雅鲁河公社中和大队青年点

1980年2月，回到上海，在上海市环卫局下属三产企业工作

1983年---1990年，就读于上海中等专业学校、上海电视大学

1999年下岗，安利推销和商品砼生产调度

2005年---- 上海清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