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北寻亲记（三）

荷塘月色

　　2019年11月中旬，我和哥哥终于在事隔六十年后，踏上了西域寻亲的旅途。选择这个时节出发，也是有所考虑，太早，去的人多，那里已是敏感地带，担心遇上不必要的阻碍，太晚，天气又太冷，怕是难以适应大漠的气候。恰这时又是岀行的淡季，机票折扣打的比动车票还低，我和哥哥当日分别从上海、郑州岀发，中午时分就前后脚到了兰州。

　　在兰州与哥哥汇合后，紧忙往火车站赶，因为到张掖还有五六个小时的车程，西域毕竟不比内地，至今尚未开通高铁，即便动车车速也慢了一些，好在这时节人流稀少，我们到车站无须排队就买到了票，赶到张掖时天色已是大黑。

　　走岀车站，凛冽的寒风就给了一个下马威，天空还飘着细小的雪花，来时带的御寒衣物全都派上了用场，我和哥哥叫了辆计程车赶往十公里开外的市区，不知道当初这个火车站为什么建的离市区这么远，倒是新建的西站接近市区，误导我在购票时发生了选择性失误。到市区安顿住下后，我和哥哥商谈起第二天的计划和各种预料，毕竟时间太过遥远，近年来城市的拆迁、行政区划的调整，原有的单位是否存在就是个问题，更别说人员已经换了好几茬，谁还能忆起当年的亊？有些人怕是连听都没听说过，越想越觉得茫然，事到如今，也只好尽力而为了，我和哥哥商定，父亲过去是教员，那就先去教育局打听，方向定好，心中还是对第二天的情况有许多忐忑。

　　第二天八点，我和哥哥按图索骥来到张掖市教育局门口，到了以后才知道，这里是八点半上班，我们早到了半个小时，清晨外面非常冷，征得门卫的同意，我们提前走进大厅等待。上班后，我们先到教育局办公室说明了来意，办公室的人员诧异的看着我们，这时哥哥掏出了随身携带的父亲平反通知书，对方仔细看了后，招呼我俩坐下，几个人商量起来。他们坦率地告诉我俩，这样的事他们这些年还是第一次遇到。他们议论了一会儿，一位年长一点的说，这里过去是地区教育局，原先的张掖市合并后现在改叫了甘州区，你父亲的情况当时应该归口甘州区，我们先给那边打个电话，你们去那边找找看。接着详细告诉了我们在哪里坐几路公交，几站后到哪里下。

道谢下楼，哪还等什么公交，为赶时间，我们拦了一辆出租便向区教育局奔去，一进办公室，这里人已知道了我倆的来意，看来是已经接到市局的电话。办公室的几位同志正在议论此事，其中一位说：如果你们早来几年，这里的老人可能还有知道此事的，现在他们早都退休了，有的还不知现在在不在人世。他们看了父亲的平反通知，推断说，从时间节点看，当时应该是去了加bian沟，我们请示一下局长，你们去档案室查查吧。

不一会儿，请示的人回来，同意我们查阅档案，办公室一位姓张的老师主动说带我们过去，路上，他给我俩说，他是打心里同情我们的遭遇，因为他也是佑派的后代，也是在父亲平反后接班进的城，真是同病相怜，他领我俩到档案馆做了介绍，工作人员很快便在死亡的名册上找到了父亲的名字。我们哥俩的心情既沉重又释然，沉重的是证实了父亲的死讯，释然的是终于找到了父亲最后的下落。

　　接着，档案馆的负责人告诉我俩，档案是在这里，但要查看按照规定必须有区组织部、人事部的批准。 好在前面便是区办公大楼，张老师又带我俩到区这两个部门说明来意，部门请示局长后再次同意了我们的查阅。

此时已近中午，看已联系妥当，张老师告退回自己办公室，嘱咐我俩如果还有什么事可以和他联系，并留下了电话号码。他的热心好让我俩感动。

回到档案室，工作人员便开始了查找，由于年代久远，又经过几次区划、机构调整，其间还搬了几次家，临近下班也没找到，工作人员让我们先回去午饭后休息一下，下午接着再找。

　　待到下午我赶到档案馆时，两名管理员已经开始了寻找，我坐下守候时，顺便翻起了桌子上有父亲名字的佑派死亡名册，我细心数了一下，仅在张掖地区教育系统，就有三百二十名之多，看着这一个一个陌生的名字，当年可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有的来自北京，有的来自上海，他们从各地汇集这里，是为了改造这片贫瘠的土地，他们带着知识，带着理想而来，不想却在这里惨遭噩运尸横荒野，真不明白该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能让当年的同胞上演这样一场人间惨剧，这该是有多大的仇恨啊！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一名管理员走了岀来，看着我期待的目光，摇摇头说：＂太多了，太难找了，近年的还好找，三十年以上的基本就没动过，搬了几次家，換了多次人，有的顺序也搞乱了＂。我反过来安慰她，＂别着急，慢慢找，我等。＂嘴是这样说，心里能不急吗？

      临近下班时，这位管理员再次走来，一脸无奈地告诉我仍未找到，看我一脸的沮丧失望，她真诚地告诉我，自己也很着急，只是来档案室才两年多时间，根本没接触过去的档案，确实有点不知从哪里下手，接着她悄悄告诉我，档案室原来有一个几十年的老档案吕主任，业务熟练，只是去年已经退休，我给你个电话，你自己找个理由和她联系，如果她能出手相助，进展会顺利很多。

  

　　走岀档案馆，我就给吕主任拨了电话，可是对方没有接听，我想可能是对方觉得是个生号不愿意接，想了想，发了一条言辞恳切的短信。回到宾馆，我把下午的情况给哥哥做了勾通，哥哥因脚痛下午我让他留下休息，哥哥听了后也觉得除了等待没有更好的办法。晚上临近休息时，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是吕主任回的话，说是刚刚看到信息，答应第二天一上班就去单位帮助查找，这个消息一下子让我心里晴朗起来。

　　第二天，我和哥哥准时来到档案馆，不一会儿，吕主任进来，寒暄过后问管理员查了哪些，管理员说查了佑派档案，她问了下父亲的情况，说先查下干部档案，不行再查死亡档案，一下子把范围缩小了很多，几分钟后从名册中査到了父亲的名字，老档案果然厉害。接下来吕主任和助手带上手套、口罩，亲自入库扎进了故纸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后，吕主任出来说马上就接近了目标，还剩最后一个柜子。偏偏这个柜子由于年久失修，锁已锈死打不开门，现已派人找工具去把它撬开。又过一会，只见吕主任手拿一只档案袋走了出来。说材料已经找到，但有规定，只可翻阅不可拍照抄写。我们连连答应：好的，好的。

   

  这是第一次目睹父亲的手迹，第一次知道父亲的出生日期，第一次较为完整地了解父亲的经历，在这沓几十页纸张中，有一大半是父亲写的最后长长的自我心路过程，从中可以看岀是那个时代高压下的自诉，读着父亲的文字，心情极其复杂，但脸上却岀奇地平静，关于这个结局，我们在心里已经设想了许多遍。

非常遗憾地是档案记录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戛然而止，之后不多日便可能是父亲一一沟苦难的开始，至于在哪一天走到生命的尽头，据作家楊显惠《一一纪事》中描述，最迟不会超过六零年底一一沟农场关闭之前，按当时父亲正值年富力强判断，最大可能是在一九六零年间，那年父亲三十四岁。而我年仅四岁。父亲是在我三个月时离开老家，从此再也没有相见。

　　查阅过后，甘州区档案局长在和我们交谈。

　　在档案局的门口，我与老档案吕主任和汪老师的合影。

　　接下来的几天，我便要开始沿着父亲苦路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