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覆灭后,中国在经历很长时间不堪言状的分裂与堕落之后,又重新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这一中央政府以特殊的姿态出现,与秦、汉、隋、唐比较,是封建经济最发达,最尊重优待知识分子的朝代,又是一个始终摆脱不掉积弱命运,最无煌煌中华威仪的王朝。

  北宋优奖知识分子,无非想转移社会风气,把当时积习相沿骄兵悍卒的世界,渐渐再转换成一个文治的局面。最高统治者和后起文人均俱变革社会的动力,一拍即和,想着富国强兵,恢复汉唐风彩。

  北宋养士终于要收到他的成效了,士大夫们自觉参与政治革新运动。他们发自内心深处湧现出一种责任,觉得应该起来担负天下兴盛的责任 。范仲淹说“士当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个时代士大夫自觉社会精神的最好榜样。于是以天下为已任的秀才们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变法图强,大展抱负。上下呼应,北宋的变法运动如风起云湧般不可遏抑。

  庆历年间,范仲淹为相,上《十事疏》,开始变法。大致分三个部分:清吏治,富国强兵,信赏必罚。欲求对外用兵,先要整理好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则先从澄清吏治下手。宋仁宗对范仲淹十事全部接受了,然而变法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范仲淹的富民政策触动了知识分子的利益,在利益面前“以天下为已任"的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暴露无遗。“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成了一句无力的政治口号,士人们只愿意在自身利益保全下,进行社会变革和社会成果再分配,他们原来与民同乐都做不到。不到一年,范仲淹只得怆皇乞身而去。仁宗虽心里明白,也扭转不了举国汹涌的声势,只好允许范仲淹卸责。变法夭折了。

  北宋社会的发展有事实的变法要求,不到三十年王安石又代之而起,史称熙宁新法。两人变法相对照,其中有所差别,最大的差别在青苗法。王安石是从谋求国家富强下手,而不是先来一套澄清吏治的工作。如果说范仲淹改革是儒家性质的,那么王安石改革就是申韩性质的。范仲淹是先治人而后再治法,王安石似乎只重法不问人,只求法的推进,不论推行法的人品德如何。王安石变法因为推进不得其人而完全失去了立法之本意。王安石讲开源为政府敛财,百姓负担加重,富了国家弱了百姓,取末伐本。王安石变法最大的弊病,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依照当时情况,非先澄清吏制,不足以宽养民力。非宽养民力,不足以厚培国本。非厚培国本,不足以轻言兵事。王安石的新法一方面忽略了基本的人的问题,一方面又抱有急功速效的心理。在国内新政措施全无头绪的时候,就想要开疆拓土,轻言用兵。在这种情况下,更加加速聚敛财富,国富民弱,忽略了为国家培养元气的百年长计,失败是必然的。有人说王安石变法是由于守保派的抵抗而失败的,古往今来就没有一次改革是一帆风顺的,即使王安石的变法沒有反对派,也会失败。范仲淹的藏富于民,牺牲些许知识官僚阶层的利益,培植涵养国力的做法尚且失败了。王安石富国弱民,急功近利的做法,是在知识官僚阶层得利的情况下被反对的,反对的声浪远高于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在于选人不当,推进不利,也在于变法本身制度的设计。因此也有人说北宋实亡于王安石变法。

  推崇范仲淹的人並不是在于他的事业,而在于他能扫清吏治推奖人才。反对王安石的人并不是在他的人品上,而是在他性格操切为小人所利用。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相继失败了,他们做人为学的精神与意气,依然为后人所师法,直到现在。这两次社会变革,都是在无前例可循的情况下进行的,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是有风险的,摸不着石头可能因水性不好而过不了河,甚至被淹死。好在这两次改良性质的改革,虽然失败了,但为后人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