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上

强歌

“让我设想，在群星之中，有一颗星是指导着我的生命通过不可知的黑暗的。”

——摘自泰戈尔《飞鸟集》

引 语

一边写着图文专辑《古道牧歌》的文字、讲述新疆阿勒泰哈萨克游牧迁徙的故事，一边又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儿时的那些时光。

看着那些泛黄的照片：慈祥的老师，稚嫩的发小；威严的大叔，唠叨的大妈；大院里的老榆树、钻天杨；窗明几净的教室，喧闹沸腾的操场，一幕幕鲜活而生动的人物与场景浮现于脑海，眼眶不由湿润起来……

是啊，写新疆的故事，怎不叫人想起乌鲁木齐大院、想起大院里的童年？怎能不说说那些“老核工们”的故事，怎能不思念强歌与窦博士相处的那些日日夜夜？正是一个又一个的“窦博士”，牵引着强歌在黑暗中仰望星空，不忘初心，一路前行。

既然心有所向，那就服从于内心的呼唤，任由思绪喷涌，流成河，酿成酒，汇成歌。

就这样，《古道牧歌》的故事中，硬生生的增加了一个新的章节《星光》，一段如梦的童年经历。

说实话，对于养育我的那片土地，那些植根于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分别得越久，思念得越深。岁月的长河荡涤着心灵的尘埃，洗刷着纷繁的记忆。逝去的已然逝去，留下的便刻骨铭心。

讲述童年的那些人和事，追忆父辈们艰难而辉煌的历程，不只是为了铭记，更是为了缅怀，为了传承······

上 篇

怀揣着炽热的思念，翻越冰山雪岭，跨过江河深谷，终于来到了阿尔泰山脚下的那片草原，来到了博士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清晨，六月的草原，太阳爬过山顶，阳光刺破云霞，透过曼妙如纱的层层薄雾，折射出一缕缕金色的丝线，洒向山林，洒向草原，投入到哈萨克的毡房里。

这是云隙光，人们也叫它耶稣光或佛祖光。晨光如雨，沐浴大地，福至心灵。地上的白霜在慢慢地消融，幻化成晶莹的露珠，草地湿漉漉的。云雾之中，牧民们扬鞭催马，吆喝着一群群金灿灿的生灵走出山林，走向天边，马鸣萧萧，牛羊欢叫，奏出一曲撼天震地的交响，跃过耳畔，飞过山岗，飘向远方。

似乎嗅到了博士的气息，似乎看见他策马飞奔的身影，也撩起强歌一段童年的记忆，如时光穿越，将我带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那个魂牵梦绕的大院。

一眨眼，半个世纪，恍然若梦······

在乌鲁木齐的黑山头与鲤鱼山之间，曾经有一个大院，院内绿树成荫，楼宇纵横，宽阔的柏油路四通八达；一条条人行小道，弯来拐去，掩映在高高的白杨树和弯弯的老榆树下，曲径通幽。乌鲁木齐河自南向北，经大院的西侧缓缓流去。这个依山傍水，气势如虹的大院，就是中国核工业新疆182大院。

大院正门在院子东面，整日由军人持枪警卫，人员出入须验名正身，壁垒森严。门外，是新疆和平解放后建成的一条新街，呈南北向，取名北京路，它将北面的乌鲁木齐国际机场、铁路局、科学院与南面市中区的八楼国宾馆、新疆展览馆、军区总医院、西公园连成了一线，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乌鲁木齐的礼宾大道。

依稀记得，年少的强歌提着水桶、拿着铲锹锄头，与小朋友们在街道两旁植树的情景。有逢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到访，还画着红红的脸蛋，手持鲜花彩带，载歌载舞，夹道欢迎。

大院里分布若干小区，工作区、生活区、文化娱乐区以及“苏联专家楼”等。各区域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其建筑风格也颇具创意，四平八稳的中式风格与俄罗斯的斜幕尖顶融为一体，东西合璧。听父辈们说，整个大院的布局就是按照 “中苏友好” 四个大字有序排列的，象征中苏两国“同志加兄弟”的战斗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院实际上就是中国原子能工业新疆片区的首脑机关，对外称作“182大院”或“新疆矿务局”，院内各种职能的单位十余个，包括行政机关、警卫部队、生活后勤、地质勘探、化验分析、职工培训，招待所、办事处、车队、技工学校、中小学、托儿所、商店、粮店、邮局等，统共有数千人。

强歌就是在这样一个大院里度过了多彩而难忘的童年，也是在这里，邂逅了窦志高博士，一个影响了强歌一生的人。

窦志高，山东烟台人，留苏归来的博士，人们习惯地称他“窦博士”。当时，他30出头，正是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年龄。窦博士归国后，直接被派往马兰，参加了在罗布泊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还没从升腾的蘑菇云中回过神来，就不幸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一个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青年，因“历史不清”待查，从马兰调至大院的182技校，当了一名临时图书管理员。

他在这里与父亲一见如故，成为挚友。听父亲说，博士是研究“地球物理”的，还精通俄语和英语，是个能人。强歌迷惑：“啥叫‘地球物理’ ？”父亲说：“就是研究地球”。强歌年幼，整日圈在大院里，如井底之蛙，眼里只有大院，不敢猜想地球到底有多大，自然对“研究地球”的人敬仰膜拜。从那时起，幼小的强歌萌发了 “鸿鹄之志”，长大后要像博士一样去“研究地球”。那么，这个“研究地球”的能人，怎么又会“历史不清”呢？强歌又陷入了困惑。窦博士身材高大，性情爽直，声如洪钟，传承了山东人的优良特质。搁在现在，那就是一典型的“高富帅”，可不知为何，30老几的人了，依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单着。等待，既是一种期盼，也是一种无奈。窦博士整日在无奈的期盼中焦躁不安，郁郁寡欢。实在闷得慌，就提瓶烧酒，来家中与父亲煮酒论道，慷慨陈词，戏说功名。

强歌家住九号楼，九号楼与10号楼面对面，都是2层小楼，两楼之间夹着一个院坝，院坝的中央长着一棵粗壮的老榆树，树干内，还自然天成了一个树洞，径直通向高高的树杈。北面是食堂、车队、球场，南面是俱乐部、露天电影院、商店、澡堂、理发店。东面是小学、中学、技工学校、办公大楼，西面是车间、仓库、水塔、磅房。这里可谓大院的“闹市”区了。

大院有一个特点，就是将高音喇叭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起床号、上班号、下班号，“最高指示” 传达，表扬信、批判稿、开会通知、失物招领、冬菜发放，肉票布票领取等，都是通过高音喇叭播放的。那时的高音喇叭如同现在的互联网，几千人的大院就是靠它传播信息，实现“互联互通”的。有时喇叭里也会传来广播员高昂亢奋的电影预告：“职工家属们请注意，职工家属们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今晚十点整（乌鲁木齐与北京时差两小时）放映露天电影《小兵张嘎》，同时连场放映《新闻简报》、《钢琴伴唱红灯记》，请大家准时到操场观看。”随后会播放一些激情豪迈、催人奋进的样板戏和革命歌曲：《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只盼着深山出太阳》、《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颂歌献给毛主席》······，整个大院顿时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之中。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切都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生活、工作、文化娱乐，皆是如此。

“革命者”造反有理，文攻武卫；“反革命”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那时，只有两级之分，要么无产阶级，要么资产阶级，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中庸之道将会受到无情的打击。唯独看露天电影例外，无论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者还是反革命，都可在同一片夜幕下，享受电影带来的“饕餮盛宴”，因此露天电影深受所有人的喜爱，场场爆满，稍去晚点，就没有位子了。为了缓解场地压力，多容纳一些观众，银幕被挂在场地中央，这样就可以正反两面观看了。

占位子的艰巨任务往往落在我们这些孩子的身上。大人们早早做好了晚饭，孩儿们草草吃上几口，就迫不及待抬着小板凳赶往308号楼旁的露天影院去占位子了。为了抢位子，小朋友之间还时常发生一些争执，甚至是打架斗殴的事件。无论是风吹雨打，漫天飞雪，露天电影总是一如既往地座无虚席。有时还会形成同一部电影多场次跑片，一卷胶片放完了，必须耐心等待下一卷胶片的到来，等待的时间常常超过观影的时间，但人们依然热情不减，无怨无悔。

每当跑片的车辆送来新的胶片时，原本寂静的露天影院，忽然间便山呼海啸，一片沸腾。一部片子，往往从夜幕降临看到东方破晓。其实，这些老电影，大家都看过多遍，甚至许多对白都可以整段背诵，演员说上句，观众就能接下句，银幕上下总会形成热烈的互动。说是看电影，不如说是聚众联欢，借此释放压抑的情绪，寻求片刻的开心。

如今，依然喜欢看老电影，这似乎形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电影情节，《英雄儿女》、《铁道卫士》、《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小兵张嘎》，这些经典老片的精彩瞬间时常会浮现在脑海之中，引发许多美好的回忆和无限的怀念。

夏夜，每逢皓月当空，星光璀璨，房前屋后的院坝里就会聚满纳凉的人们。妇女们围在老榆树下，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唠着家常，欢声笑语。小姑娘们，有的跳皮筋、扔沙包，有的坐成一圈唱着“丢手绢”，拍着巴掌玩找朋友的游戏。小男孩们光着脚丫，戴着用榆树枝编的草帽，挎着塑料盒子枪，有的还背着“大刀长矛”，在树洞里攀上爬下，在人堆里钻来蹿去，一会儿唱着“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着神兵千百万······”一会儿哼着电影里“鬼子进村”的音乐，一会儿又念着电影里的台词“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各小组请注意，打一枪换一个枪口，不许放空枪。” “八格牙路” “吆西”之类的。

一个个头上冒着热气，汗流浃背，乐此不疲地模仿着电影里的镜头，玩打鬼子的游戏。

　　大叔们则聚在电杆下，借着路灯的光亮，“斗棋”。他们一手端着泡了砖茶的搪瓷缸子，一手摇着大蒲扇，有的还叼着莫合烟使劲砸吧着嘴唇，吐着呛人的烟圈，不时对着棋盘指指点点、嚷嚷着，经常为了一步棋，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本是两人的对弈，最后变成了两派的对抗。

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坐在星月下，讲着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草原英雄小姐妹”、“董存瑞炸碉堡”、“列宁在1918”。还有些会乐器的文艺青年们，自发的组成乐队，骄傲地展示着他们的才艺，手风琴、小提琴，京胡、二胡、笛子是那时的标准配器。他们演奏的《北风吹》、《南泥湾》、《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游击队之歌》、《五彩云霞》，至今依然回响在我的心中，亲切而温暖。院坝里，歌声、琴声、喧闹声，一浪高过一浪。

大院里许多单位都是新组建的，来了不少专家、学者、大中专毕业生、技术工人及转业军人，他们背井离乡，说着五湖四海的腔调，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只身来到了遥远的新疆，扎根于这片土地。他们献青春，献终身，献子孙，把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这片热土，献给了共和国的原子能工业，当然的成为了新中国的“疆一代”。

父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大学毕业后，由成都直接分配到大院的，任职于当时的182技工学校，教授物理，同时为新职工做岗前培训。常有一些学生及新分配来的员工，男男女女、三五成群的到家中串门，向父亲请教一些问题。我们家住二楼，两室一厨一卫，进门的右面是父母的卧室，左面是强歌的卧室，中间是厨房和卫生间，大约有50平米，在当时看来，三口之家，住这样的房子已近奢华了。强歌名义上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实际上很少有独处的机会。因为强歌这个房间还兼有餐厅、客厅、招待所、仓库等功能。不知不觉，到了上学的年龄，也正好赶上文革初期。

父亲是臭老九，被下放到锅炉房改造世界观，整天抬不起头来。强歌家也从门庭若市到门庭冷落，除了窦博士，就没有什么人来串门了。强歌开始遭人冷眼，孤零零的。放学后便去锅炉房找父亲玩，陪父亲一起下班，顺便拾些煤渣带回家里。记得父亲有一辆捷克产的锰钢自行车，是苏联专家撤走时送给父亲的。

那时有自行车的人家可不多，何况是进口自行车。父亲每天骑着这个宝贝上下班，很是威风。在回家的路上，父亲有时也顺便教强歌练练车，强歌太小，右腿跨不过大梁，就只能叉在三角架里摇摇晃晃的骑，父亲则在后面一路小跑地跟着，不时扶上一把，我们把这种骑法叫“套裆”。

父亲与窦博士属于 “一丘之貉”，“臭味相投”，两个“无聊的人”常在家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每逢他俩对酌时，强歌便坐在一旁看热闹，不时为他们斟茶倒酒，现在还模模糊糊记得，他们言语之间，常提到乌尔禾、鄯善、马兰、罗布泊，182、519、309、761、721、U235等一大串奇怪的名称和代号。母亲虽然不喜欢好酒贪杯之人，但也善解人意，觉着他俩心里苦闷，怪可怜。博士来串门，她就会做几个好菜，给两个苦命的爷们下酒。所谓好菜，其实就是她的“老三篇”，萝卜拌白菜、白菜拌土豆、土豆拌萝卜，用同样的原料拌出不同的花样，只不过比平时多放点辣椒油、搭配一点粉丝而已，主食是一盘过水面，依然是拌着凉菜吃。困难时期，这已经是大餐了，比食堂里的窝窝头加青菜汤好得多。强歌也趁机沾光，捞点油水。

母亲出生地主家庭，享受过荣华富贵，也经历了风雨飘摇、穷途破败。面对外公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人生经历，她早已心生恐惧。解放后，便心甘情愿地嫁给了穷酸朴实的父亲，追随他来到了遥远的新疆，期盼能过上平静而踏实的生活。

虽然角色转换了，但“大小姐”的某些习性属于骨子里的东西，改不了。她讲究礼数，追求精致，坚持原则，不怒自威。她从来都是临危不乱，敢于决策，善于决策。每当遇到棘手的事，父亲还在分析研究，斟酌掂量之时，母亲已不动声色地给出了解决方案。为此，父亲自愧不如，总是一边自嘲一边赞许地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母亲无可争议地成为家中的自然领袖。

强歌对母亲是敬畏，对父亲是敬爱，可谓“严母慈父”。母亲做完菜，就自个儿去隔壁房间忙乎别的事了。在母亲看来，这俩人纯粹就是借酒浇愁，发泄心中的晦气，说不出什么靠谱的事，随他们折腾吧。

父亲不胜酒力，根本不是博士的对手。推杯换盏，酒过三巡，往往是窦博士斗志正高之时，父亲已醉卧沙场，败下阵来，我便坚挺地候着，继续倾听他漫无边际的海侃。博士借着酒兴，面对一个天真无邪的幼童，滔滔不绝地展示着自己渊博的知识和华丽的口才，古今中外，天南地北，文化艺术，边喝边侃，完全不在意强歌是否能听得懂，不时还与呆呆的强歌称兄道弟。强歌的确听不大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但看着他摇头晃脑，眉飞色舞，自我陶醉的样子，倒也觉着有趣。更何况，父亲已经倒下，作为家里仅剩的一名男人，怎么的也得撑下去，因此，常常咬着牙陪他到深更半夜。如今，每当回忆起那些个难忘的夜晚，强歌就会联想起冯小刚的电影《非诚勿扰》里，秦奋在北海道的一个天主教堂里，光着脑袋，淌着虚汗，独自缠着牧师没完没了，如痴如醉，执着忏悔的情景。

实在太晚了，母亲就会像“纠察队”一样，出面干涉：“小窦，你可真逗，怪不得叫‘斗志高’呢！都几点了，是不是把孩子也想给灌醉了？你一个博士，大半夜的，逮着个孩子云里雾里地瞎叨叨，还不下课啊？好了好了，快回去睡觉吧！”然后又对我责备几句：“你个小孩子，整天跟人家博士瞎参合个啥？瞧你困的，眼皮都打架了！明早晨跑去，起不来，看我不掀你被窝！”

这时，“斗志高”博士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终于从幻梦中回到现实。习惯性地揉着强歌的小脑袋（像是揉着小皮球），调侃着：“没事儿，儿子，你现在听不懂，以后会懂的。不过，你比你爹坚强（逮着机会，就拿父亲开涮），是个好学生。长大了陪叔叔喝酒，叔叔还给你讲故事。”而后，苦笑着，潸然而去。

博士来串门，除了带烧酒，有时也给强歌施以小恩小惠，带点彩色橡皮擦、中华铅笔、红双喜乒乓球什么的，也给我送过一个塑料铅笔盒，淡黄色，很时尚，我常拿这些东西在小朋友面前炫耀：“看，我窦叔给的！”

还有一回，他居然给我了一个“寸半本”， 火材盒大小，蓝色绒布封面，手工线装。强歌觉得稀奇，还有这么小的书，像个火柴盒。书里还有那么小的字，而且都是些曲里拐弯的字。其实，这是一本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袖珍英文词典。他说：“这是我读大学时用过的，送给你吧，好好保存着，以后你会用得上”。强歌听他的话，不但好好保存着，以后还果真用上了。强歌几经折腾的确上了大学，而且分别主修的是英语与国际贸易，也算是达到了博士的预期。

就这样，我这个学童与“研究地球”的博士成了莫逆之交，老少朋友，师生关系。

一天下午，放学回家，强歌见父亲一个人提着酒瓶子，在家里踱着步，醉意朦胧。奇怪，平常父亲一个人是不喝酒的啊！潜意识中就觉得窦叔出事了。便上前问父亲：“爸，你怎么了？窦叔呢？”父亲仰起脖子，看着天花板，咕嘟了一口酒，自言自语道：“他怎么会是苏修派来的特务？搞错没有！他是特务，那我不就是同伙了？”接着又叹道：“唉，抓起来了！”。

建国初期，中苏两国亲密无间，是“同志加兄弟”的 关系，苏联被尊奉为老大哥。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交恶，水火不容，边境上擦枪走火的事时有发生，正是：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博士因有留苏经历，加之血气方刚，羁傲不训，自然被划为修正主义一派，他不 “特” 谁 “特” 呢？在那个年月，一旦被戴上“敌特”的帽子，那就是叛徒、工贼、现行反革命，没有好果子吃，更谈不上从事国防机密工作了。

父亲告诉我，革委会的人上午把博士带走了，父亲也被叫去狠批一顿，他们要求父亲离博士远一点，划清界限，主动揭发他的反革命罪行。

一直四处打听博士的下落，许久才知道，他被送到阿勒泰，阿拉哈克乡、托勒海特的一个偏远牧场劳动改造了。

父亲虽说是八代贫农，根红苗正，但是臭老九，且母亲是“地主小姐”，背景复杂，自然也成了改造对象。由于顽固不化，造反派时常刁难他，都叫他“老王伟”，但他心怀坦白，刚正不阿，有自己做人的原则。父亲有了新的雅号，强歌自然被呼作“小王伟”，常被人洗刷，甚至被安排上了“少年学习班”，类似于少年管教所……。

父亲不但没有与博士划清界限，反而顶着压力，四处奔走，为博士鸣冤叫屈，四处告状，经常写材料至深夜，甚至告到了北京。

父亲“多事”，革委会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因“丧失阶级立场，为反革命特务鸣冤叫屈”，父亲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又从锅炉房发配到原519地质大队第29分队加强改造，深刻反省。

对于革委会来讲，父亲就像一个爱惹事的“猴子”，闹心！把他发配得越远越好，眼不见，心不烦。从此，父亲便与队友们春去秋归，一年有大半年都坐着嘎斯车（俄文“GAZ”，当时苏联援助的一种前后加力的卡车）、扛着伽马仪，在野外找矿。父亲犹如脱离牢笼的鸟儿，终于可以自由飞翔了，他乐此不疲！

他们在罗布泊、楼兰、吐鲁番、鄯善，在阿克苏、精河、库车、塔克拉玛干，在克拉玛依、福海、和布克赛尔，在整个新疆大地，进行拉网式普查，他们走戈壁，战黄沙，越草原，跨冰山，坚困并快乐着。

一次收队，父亲还给我带回两对野生的小鸽子。据父亲说，那是他在精河的一个坑道里解救出来的。

有一天，在下井的途中，他偶然发现几只小鸽子在井壁的半中央拼命地往上扑腾着，怎么也飞不出来。这可是一个竖井，几十米深呢。眼看着这几只小生灵摇摇欲坠，坚持不住了，父亲便在队友的协助下，腰系绳索，吊在半空中，玩命地把它们一一解救下来，将它们带回营地的帐篷里。随后又冒着炎炎烈日采撷了戈壁上的红柳，扎好了鸽子笼，为它们安置了一个温暖的家，精心喂养。几个月后，这几只小鸽子就羽翼丰满，能够“独立自主”了，它们白天钻出鸽子笼，飞到帐篷外去觅食，与地质队员们打斗玩耍，夜晚便自个回到笼子里栖息，精灵可爱。秋季来临，眼看就要收队了，父亲决定让它们回归自然，回到高远的天空，辽阔的戈壁，它们应该去搏击风雨，锻炼自己，迎接新的挑战。离别是痛苦的，但父亲还是咬着牙，带着它们去戈壁深处放飞了。可当父亲闷闷地回到营地时，远远地瞧见，这些小家伙们早已在帐篷顶上齐刷刷地恭候父亲了。父亲感动着，张开了双臂。猛然间，这些小精灵们煽动着翅膀一起扑向父亲，落在父亲的头上、肩上，手心里，咕咕地叫着，似乎在说“带我走吧，明天就出发。”父亲加固了鸽笼，备了水和食物，一路上对它们关怀备至，终于把它们带回了乌鲁木齐，交给了我。告诫我说：“它们失去了父母，无家可归。现在交给你吧，好好照顾它们。”然后，给我讲述了救助这些小精灵的经过。父爱如山，用心良苦。他不仅是在救助这些小生灵，也是在借机教育强歌，他要强歌理解戈壁、红柳、生命、和平、勇敢、希望、关爱这些词语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深层含义。强歌望着这些“小客人们”，想着父亲的话，心中默默地许下诺言：“放心吧，小朋友们，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会陪伴在你们身边，保护你们，照顾你们。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没有铀矿地质事业，只有个别地质专家对铀矿进行了零星的极其初步的探索，认为我国有铀矿，但分布在哪些地质构造里、品位规模又怎样，不得而知。

1955年，我国悄然组建了两支铀矿专业地质勘探队伍——中南309队和新疆519队，意在用地质科学研究和勘探技术手段解开这些谜团。

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元素，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有没有铀资源，是能不能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的重要物质前提。

中南309队主要负责勘察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长江两岸的11个省区，总部在长沙；而新疆519队起初是中苏合办，苏联专家撤走后，自主勘探，主要负责勘察新疆片区的铀矿资源，总部设在乌鲁木齐大院里。六十年代中后期，在伊犁又上马了两矿一厂，开采并提炼铀矿，两矿，即：731、735矿，一厂：734厂。

我的同学中，宏光的父亲就曾经是734厂的厂长，孙同学的父亲和维同学的父亲分别是地质队的队长和副队长，而当时新疆局的局长夫人，李玉茹老师是我们小学二年级时的主任。

两矿一厂、一队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员工，全都是精挑细选的业内专家和根红苗正的热血青年，构成了当时中国原子能工业的生力军。

父亲在野外，博士在马场，强歌与母亲相依为命守候在乌鲁木齐。那段时间，强歌像丢了魂似的，心里空荡荡的，整日孤独寂寞，无精打采，不时惦记着父亲和窦博士。想他们的时候就独自拿出“寸半本”瞧瞧、望着那些来自戈壁的小精灵们发呆，要么就干脆骑上父亲的自行车，驮着鸽子笼，去郊外放飞鸽子。

转眼间，三年多了，父亲因表现突出，改造彻底，又被调回大院。因当时子校师资不足，安排在子校临时 “支教” 。

无独有偶，博士也因在改造期间“舍己救人，保护国家财产”，有重大立功表现，被调回大院待命，暂时“保留”到子校代课。用现在的话讲，他们就是“打酱油的”，子校一时间变成了“牛鬼蛇神”的收容所。

这一对难兄难弟，又戏剧性的成为了同事。那时，强歌已上小学四年级了。许久以后，强歌才知道，博士回城的经历曲折离奇，感人至深。

话说，深秋的一个夜晚，博士与他的马群在返回阿拉哈克冬窝子的途中，遭遇暴风雪，迷失了方向。风雪弥漫，漆黑一片，零下三十余度，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把一个上百匹的马队完好无缺带回冬窝子的，甚至途中还救回一个与家人失联的哈萨克男孩，男儿由于一路上都被他用皮大衣裹在怀中，毫发无损。但他自己已经被冻得失去了知觉，下不了马了，焦急等候的场部领导及牧民们将他抬进了骆驼医院。

所谓骆驼医院，顾名思义其就是给牲畜看病的地方，确切地说是个流动兽医站。夏天随着牧民及畜群迁徙到高山牧场，冬季来临时，又随他（牠）们走出大山，回到冬窝子。

骆驼医院一共两人，一个是从部队退役的汉族老兽医，另一个是哈萨克青年女护士，除了医治牲畜，应急时也给人看病。老兽医与女护士，加上十多个哈萨克牧民轮流用雪水给他浑身上下揉搓了整整一天，才复苏了他冻僵的身躯，命是保住了，但失去了左脚的两根脚趾。

博士的行为感动了整个草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他的印象。他被视为草原上的英雄。

曾经有一部电影叫《草原英雄小姐妹》，讲的是两姊妹战风雪斗严寒，护送羊群回家，保卫集体财产的故事，非常感人。而这一次是“草原英雄大博士”的故事，同样十分感人。

牧民的情感是真挚朴实的，他们相信自己的眼睛与感觉，他们不解，这么勇敢善良的人，怎么可能是敌特？为此，群情激昂，多次联名向革委会请愿，要求对博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民族友爱精神给予表彰，要求给他摘掉“敌特”的帽子，解除监管。

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极左思潮蔓延的年代，一个劳动改造中的“敌特”，怎么能够表彰呢？又怎么能轻易地摘掉“帽子”还解除监管呢？

这时，场部领导表现出了高度的政策水平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将他的情况上报了总部，总部又报到了北京，这也许是场长暗中使劲儿的结果。

最终北京回复：经查，“窦志高”在留苏期间，学习成绩优异，历史清白，但为人孤傲，只专不红，本着治病救人，爱惜人才的原则，可先调回乌鲁木齐大院，“保留”使用，以观后效，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本是一件高兴的事，可奇了怪了，博士死活不愿回城，他拒绝“重新做人”，他说草原就是他的家，哪儿也不去。

场长犯难了，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博士，一个正义善良的人，就这么整天舞着马鞭，赶着马儿，在草原上游来荡去，这不是糟蹋圣贤吗？

场长是山西人，姓薛，中等个头，40来岁，黑黝黝，敦实实，胖乎乎，像座铁塔，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似乎能洞察一切。

他出生在三晋大地的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初，16岁的他，独自撑着皮筏子渡过黄河，来到延安参了红军。在这里，他读过识字班，经历过大生产，打过鬼子，还给埃德加•斯诺（《红心照耀中国》的作者）当过警卫，参加过解放战争。

随后一路向西，他跟随王震将军横扫国民党残余，直到新疆最北端的阿尔泰山脚下，钉住了！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当上了该牧场场长。

天高路远，交通通讯不便，许多事来不及请示汇报就只有先暂后奏，长期以往也就养成了习惯，既然是“军管牧场”，那就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了。

但薛厂长从不滥用权利，办事公正，待人热情。他精炼果敢，勇于担责，渐渐树立起极高的威信，成了这里的“爷”……

据说，这里原先是国民党一位军长的私人牧场，占地20多平方公里。收回国有后，由原来的几十号人，扩展为后来的一百来人，主要由解放军和当地的哈萨克牧民组成。任务是守卫边防、为边防军输送战马、为部队提供肉品。

老谋深算的场长，不会被这点事难倒的。他又一次找到博士，用浓厚的乡音说到：“你娃不听话是不是 ？不想回乌鲁木齐，想去啥地方呢？不会是想去莫斯科找勃涅日涅夫吧？你知道这是啥性质吗？这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嘛。你娃还改造个甚？一点长进都么（没）有，从今天起，你不要放马了，继续当你的‘特务’吧。但不能在这里当，你去喀纳斯林站吧，那达由两个图瓦兄弟看着呢，缺一个做饭的，离中苏边境嘛也更近些，叛逃方便嘛。” 临走，还甩下一句话：“知道不知道，你是做甚的？你是博士！你不稀罕，哦（我）还稀罕呢！放马的人多得很，可是国家培养一个博士多么的不容易，怪球子的，娃娃都懂的道理，你咋就不明白啥？”。

场长从军多年，一贯雷厉风行，说一不二。博士就服这一招，在别人面前，他浑身是嘴，在场长面前，他只有鸦雀（闭嘴）的份。

博士虽然被臭骂了一顿，还真给骂醒了，他终于明白该走了！

笔杆子遇到枪杆子，还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难以割舍深爱的牧场，相依为命的马群，淳朴善良的牧民，不时数落他的场长，还有他喜欢的奶疙瘩、手抓肉、烤馕。但他知道，自己的岗位不在这里，他的使命是为年轻的共和国 “研究地球”。

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盟军将领巴顿将军曾经说过：“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

博士终于开始反弹了！他走了，但那两根脚趾却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期，大院以外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砸烂封资修去了，院里的孩子还好，没有停课。但上课的内容变了，整天读报纸，学社论，写批判稿，跳“忠字舞”。

起初，孩子们还觉着挺有意思，好玩，久而久之便觉着有些乏味了。偶尔，学校也会组织全体学生在操场上开忆苦思甜大会，甚至还吃“忆苦饭”。所谓“忆苦饭”，就是将野菜（灰灰菜，一种生命力非常顽强的野生草本植物，味苦涩，具有清热、解毒、止痛、止痒等功效，常见于墙缝、路边、田野、垃圾场等地）与玉米面拌在一起，放点盐，蒸成菜团，在忆苦思甜大会结束后，几百号人集体开吃，场面宏大，共同感知旧社会“吃饭”的味道，这叫“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说实话，这东西还挺好吃，用当下的话说，是“绿色食品”。民以食为天，饥饿中的少年吃什么不香呢？同学们津津有味的吃着，一个不够，还会要求再来一个。瞬间，一锅锅热气腾腾的菜团子就被消灭的干干净净。有些小朋友，吃过一次，便念念不忘，回到家中还要求大人们学着做，美其名曰“不忘阶级苦”，其实是牢记“菜团子”。“ 菜团子”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在春天来临之际，将榆树发的嫩芽（小时候叫“榆钱”）采摘回家，拌上玉米面，蒸熟。开锅那一瞬间，热气蒸腾，清香四溢，现在想起来都流口水。

那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年代，荒唐的事件每刻都在发生，革命者与反革命就是一句话的距离，一个正在批判别人的人，转瞬之间就在接受别人的批判，刚才还是风和日丽，立马便成疾风暴雨。一次，学校请来一位工人师傅作忆苦思甜报告。他说，为了活命，打小就给资本家当童工，每天起早摸黑为资本家干活，受尽了他们的剥削和凌辱，稍有不慎，就被监工揪脸蛋、扯耳朵，甚至用竹片抽打屁股、手心什么的······

前面讲的都忑苦大仇深，小朋友们眼含泪花，咬牙切齿，小拳头攥得紧紧的，要为这个可怜的叔叔报仇雪恨。可话说多了，难免有些闪失，让别人揪住辫子。他说，资本家有时也会发善心，给长工们改善生活，做一顿白米饭，炒一锅大肥肉，运气再好点的话，还会得到资本家下放的一些旧衣服、旧鞋帽什么的。他穿的第一双皮鞋就是资本家儿子下放给他的，擦擦油，亮锃锃的……。

同学们听着听着，又觉得这个叔叔运气真不错，遇上了一个好资本家，能吃上白米饭、大肥肉，还穿上了皮鞋，一个个情不自禁地都张着小嘴，留着哈喇子，两眼发直，羡慕啊。那样子，好像一群雏鸟正张大嘴巴迫不及待地等着母亲喂食一样。那时候，我们要么穿的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土布鞋，要么是买一种帆布帮的绿色或蓝色胶鞋，便宜耐穿，但不透气，穿一天，小脚丫就被捂得湿淋淋，臭乎乎的。

一双鞋，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哥哥穿了弟弟穿，姐姐穿了妹妹穿。条件稍好一点的孩子，也许会有一双上海产的白色回力运动鞋，那可是当时的名牌，我们叫做“小白鞋”，平时舍不得穿，刷得白白净净，搁在那，等着节假日或开运动会时穿。啥时穿过锃亮锃亮的小皮鞋啊？更不要说吃大肥肉，白米饭了……。

那时，物资极度短缺，计划供应，买什么都凭票，凭票有时都买不到。还记得有粮票、布票、油票、肉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许多票。

没有票，有钱也白搭，甚至粮票还分粗粮票，细粮票，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均为限额发放。比如说，食用油和肉吧，每人每月一斤油，一斤肉，吃完就没了……。

好了，还是言归正传吧。

一旁戴着红袖箍的“纠察队”实在听不下去了，这哪是在控诉旧社会？这简直就是为剥削阶级高唱赞歌嘛，还了得啦！于是，这个正面典型立马变成了反面教材，被定为“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份子”，被五花大绑，戴上高帽子游街。革命者立马成为反革命。那时的政府部门早已瘫痪，公检法也被“砸烂”，革委会、造反派主宰一切，掌握着生杀大权。

博士终于回来了，还做了强歌的常识老师，强歌打心眼里高兴，逢人便说：“我窦叔回来了，给我们当老师呢！”。

常有同事跟他开玩笑：“你个留洋的博士，又当特务，又当马倌，转了一大圈，还丢掉了两根脚趾头，咋又整成孩子王了？你可真能，搞的啥名堂！冤不冤啊？”

他自嘲道：“不冤，这算啥能耐？比俺姥姥差多了。”

强歌搞不明白，憋了很久，最后还是忍不住，悄悄问博士：“ 您姥姥是干嘛的？” 博士愣了半天才明白过来，诡秘地眨巴眼睛说，“窦娥，知道吗？可出名了，元朝有个叫关汉卿的，专门写俺姥姥的故事。你还小，以后慢慢儿讲给你听。”

强歌更是迷惑，觉着他姥姥挺无聊，见过逗猫、逗狗、逗孩子的，没见过“逗鹅”的，逗急了，鹅也会咬人的！那个古代的作家更无聊，“逗鹅”有啥好写的？资产阶级！

不对啊，古代的作家怎么会认识他姥姥呢？他又在忽悠我！算了，谁叫我年少无知呢？

博士来了之后，改变了上课的方式，让我们耳目一新。他既不给我们读报纸，也不让我们写批判稿，更不会忆苦思甜。上课没有课本，下课没有作业，直接把“常识课”上成了“故事会”，天上地下，古今中外、草原牧场、凡人趣事，包罗万象。他什么都讲，讲什么都有趣，但从不涉及时政 。他的故事，跳跃性很大，时间与空间在他的口中不停的切换，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云里雾里，就像电影中的蒙太奇。

但也有规律可寻，不管他怎么讲，终究会回到阿勒泰的草原、牧场、毡房、牛羊和马群。他仅凭一张嘴，从头讲到尾，悄然而来，拂袖而去。讲得忘情了，常常会占用下一堂课，其他的科任老师遇到这种情况，便捞个清闲，干脆端把椅子，坐在后排，与同学们一起听他讲故事，还美其名曰：“听公开课。”

他的课成为小朋友们的一种期待，像吃精神大餐，师生之间和谐友好，没有缝隙，只要他走进教室，无论当时多么闹腾，孩子们都会立马回到座位上，背起小手，瞪大双眼，等他开讲。

他的开场白直截了当，往往是：“今天讲什么呢？”，同学们会齐声高喊：“随便！”

因为没有课本，同学们不知道他会讲什么，但深信，不论他“随便”讲什么，都一定会好听。

记得，他曾给我们讲过一个学习骑马的故事。

博士刚到草原那会儿，环境生疏，心情郁闷，又不会骑马，显得很另类，常遭人嘲笑，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摧残。

一个不会骑马的博士在草原上能干什么呢？可是，又有什么样的困难能难倒博士呢？他堵着一口气，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会骑马，重塑形象。

博士好面子，牵着一匹老马，专找没人的地方学。因为不得要领，被摔得鼻青脸肿不说，大腿根部和屁股蹲都磨破了皮，晚上只能撅着屁股趴着睡，白天走路张着“罗圈腿”一步三摇晃，慢慢地挪，龇牙咧嘴的像个伤兵。明处的伤容易好，阴处的伤就难办了，难言之隐啊，实在疼的揪心，就一个人默默地到骆驼医院，上点紫药水、红药水什么的。

看着他的惨状，哈萨克朋友们心疼，更为他着急：“ 这个博士，怎么搞的，连三岁的望采纳（哈语，小女孩的意思）都不如，咋就学不会骑马呢！”

哈萨克人是马背上的民族，会走路就会骑马。在他们眼里，骑马如家常便饭，还用学吗？对于从小生长在海边的博士来讲，游泳不在话下，可是骑马嘛，就另当别论了，的确是一门学问。

几经挫折之后，博士终于明白，凡事都有门道，既然是学问，他就必须端正态度，严肃对待。他终于放下架子，拜哈萨克朋友为师，不耻下问，整日勤学苦练，认真总结，不但学会了骑马，还学会了许多高难度的马术技巧，并捎带学了一些哈语。

骆驼医院的老兽医和漂亮的女护士，偶尔也在院门前，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看他表演马技，不时还给他一些掌声。他荣幸地当上了马倌，整日赶着他的马群在草原上漂游，还有幸参加了哈萨克牧民的赛马会呢。

草原，将一名博士变成了一名骑士。

博士还给我们讲过一个在草原上吃肉的故事。他说，在草原上吃肉就是吃饭，不像城里人吃一次肉像过年。“ 同学们想不想吃肉啊？” “ 想～！” “好吧，今天咱们就来一次精神会餐，让你们开开眼，看看草原上是怎么吃肉的。”

通常，城里招待客人吃羊肉，论“碟”或者“碗”，一丁点肉丝或肉片和着一大堆萝卜白菜汇成一大碗，人们用两根小木棍在碗里翻来捣去，好不容易夹中一小片肉往嘴里送，慢慢嚼着，舍不得下咽， 感觉不像是吃肉，倒像是品酒；而哈萨克人招待客人吃肉，论 “只”或者论 “ 锅 ”，用直径一米左右的大锅将羊肉丢进去炖着吃。

哈萨克炖羊肉是有讲究的，也是一门学问。宰羊之前，要先请阿訇为其超度，然后宰杀去皮，将整只羊分割成六个部位，依次放进锅里：羊头，臀部，后腿肉，大腿肉，臀骨，前腿掀板骨，前腿骨。但不可以将羊的四条腿同时丢进锅里煮，必须要留一条等下次再煮，是留有余地的意思。

剥皮的羊肉容易熟，加之柴火炖煮，二个小时左右，羊肉就能煮好了。首先将羊头放在一个盘子的中央，羊鼻朝上，开餐前请长者做“巴塔”（一种餐前的穆斯林仪式）。

哈萨克人认为“命以头为天，头以命为本”，所以吃肉时一定要将羊头敬献给做了“巴塔”的长者，敬献羊头是哈萨克族待客的最高礼仪。

长者做完“巴塔”，拿起羊头的羊右脸，割一块肉吃掉，给左右邻座的两人各削一块，再把羊耳朵割下来赏给孩子或者年轻人（祝愿孩子听话），然后客人再将羊头送还给主人，以示感谢主人的热情款待。

除羊头以外，对年长者或尊贵的客人，要端上臀部肉，肋条肉。对首次上门的妇女、儿媳、兄弟媳妇等，一般是端上大腿肉待客。胸叉子肉、骨肉是专门招待女婿的，前腿肉是自己家人吃的，给客人吃就是不礼貌。

哈萨克族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习俗，就是“喂肉”。当客人盘子里的肉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客人从盘里抓上连肉带油的饭食分别给在座的一些年轻人，哈萨克把这种习俗叫“阿萨头”，意思是把福气分给大家。由于这种吃肉的方式，是用刀分割以后，直接抓着吃，所以叫“手抓肉”。

哈萨克人认为，跟远道而来的客人，特别是有一官半职的客人或者学者同席共餐能沾光得福。鲜嫩细腻的羊肉裹挟着草原泥土特有的芳香浸润着你的口腔，温暖着你的胃肠，接着又是一块，嘴唇上还滴着油，再来一大口奶茶，真的很豪迈。

别说自己吃了，就是看着别人吃，也是莫大的享受。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期间的人，都知道，那时能吃上一顿肉是多么不容易，更不要说吃“手抓肉” 了。

本来同学们早就忘记了吃肉这档子事，经博士这么一煽动，“哈啦子”（口水）顺着嘴角不停的流，小肚子也开始咕咕地闹腾起来，顿时对牧场、对草原充满了无限的渴望与期盼。

还有一段经历，也很有趣，是博士刚到场部报到时发生的一件事。

从乌鲁木齐到阿勒泰，阿拉哈克的托勒海特高山牧场，大约有1000公里的路程。没有火车，有支线飞机航线，但不是为“敌特”准备的。

他们一行三人，其中两人为押送博士的战士，只能走公路了。

首先要翻越天山山脉，征服无数个冰大坂（雪山垭口），然后跨越茫茫隔壁，就是我们常说的准噶尔盆地，经乌伦古湖，沿布尔津河向东，穿过阿拉哈克的一片荒原，进入阿尔泰山南坡，最为难走的路段就是哈熊沟前后，沟壑纵深，飞沙走石，夏季常有狼群和狗熊出没，人畜被祸害的事常有发生。路面坑坑洼洼，时而宽阔时而狭窄，最狭窄的地儿，勉强可过一辆小车，说这是公路，其实就是哈萨克人的牧道，千百年来，哈萨克人就是在这样的牧道上赶着羊群夏进冬出，往返迁徙 ……。

历尽千辛万苦，耗时半个多月，他们终于风尘仆仆来到牧场。两位战士与厂部办完交接手续后就立马返城了。之后的故事，似乎有些荒诞，但的确是真实的。

因为博士是重点监管对象，所以场长亲自“接待”了他。面对威武的场长，博士显得有些胆怯，战战兢兢地拿出介绍信递了过去……

场长随手接过介绍信，瞟了一眼，用浓浓的山西新疆话说：“ 这是啥名字嘛？‘卖志高’？还是博士？还有这姓呢？你咋不叫“蒲志高”啥？” 说罢，冷冷扫了一眼博士。

博士知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已羊入虎口了，懒得理会他，沉默是最好的反抗。

但姓氏是祖上传下来的，怎么能随便改呢？停了会儿，博士轻言道：“ 场长，我不姓卖，我姓窦，窦娥的窦。叫‘窦志高”。

场长听罢后，直愣愣地看了博士半天，然后仰天大笑，前仰后合之后，终于捂着肚子，蹲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娃谝闲传子，也不看啥地方，跟谁佛话（说话）呢？你以为哦（我）是文盲呢？在延安的时候，哦（我）也上过识字班呢，教哦（我）们的女老师是燕京大学来的，高高的，瘦瘦的，鹅蛋脸，白牙齿，漂亮得很，她给哦（我）们佛（说），中国字认半边，不认左面就认右面，不认上面就认下面，还斗志高？斗志高为啥不去斗牛鬼蛇神啥，为啥来这达呢？还窦娥呢，鹅有啥斗的吗？么出息！特务就是特务，啥斗志高撒！，哦就不信咧，你比哦们女老师的学问还大咧？”

博士无语了。

看来这个场长多少有点女老师情节。

场长经历过战火的洗礼，经历过延安整风，经历过无数次的生死轮回，对党对革命赤胆忠心，是有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和坚定的革命立场的。

场长接着说：”介绍信上明明写着你姓‘卖’啥，哄谁呢？我给你佛（说），以后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佛（说）乱动，去去去去去······”

不由分说，打发一个小战士带他安排住处去了。天高皇帝远，在牧场，场长就是君主，他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既然场长说他姓卖，他就必须姓卖，恭敬不如从命，他认了。

从此窦博士摇身一变，成了“卖博士”。小战士把“卖博士”带到了一个马圈边上的偏棚里，说：“就这，收收吧！”。

棚子不算小，住三五个人没问题，可里面满地马粪，四壁透风，怎么住人呢？博士还在犯愁，小战士却早已撸起袖子干起来了。

首先清理马粪，小战士用铁铲往桶里装，博士提着往外倒，不一会儿地面就清理干净了。然后小战士找来一些木条，用钉子在漏风处钉牢，博士不在行，只能相机给小战士打打下手。小战士忙里忙外，一会儿跑去抱来一大捆草，弄来一些破毡垫，垫吧垫吧，有床了；一会儿又滚来一个大铁桶，敲吧敲吧，竖起来，再接上几节破烟囱，炉子也有了；还从隔壁马圈弄来几个木墩子当凳子用，提来一个旧马灯，晚上可以照明，忙得满头大汗。

真是不可思议，刚才还是个破马圈，这会儿像个家了，博士内心充满了感激，本想说点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小战士挥起衣角擦了擦汗：“走吧，我带你熟悉一下环境。”

一边走，一边告诉他，伙房在哪里，水池在那里，哪里是羊圈，哪里是牛圈，哪里是卫生所，哪里有小卖部，并交代要注意民族团结，与哈萨克牧民相处要特别尊重他们的穆斯林礼仪和生活习惯，还有作息时间等等。临分手时又补充道：“明天给你一天时间，你自己再捣鼓捣鼓房子，千万别忘了，早晚温差大，去林子里多捡些柴，记着生炉子。”

小战士很朴实，他只管完成场长交给他的任务，对革命与反革命之类的事不闻不问。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温暖着博士，尽管对小战士而言不过是完成了一件普普通通的任务，没啥特别的，可是对于博士而言，那就是一份特别的尊重，心中觉着热乎乎的。

墙倒众人推，到处遭白眼，好久没有体会到被尊重、被关爱的感觉了，那是一种怎样的温暖啊！

他隐隐地觉着，这地方来对了。这里的人直率善良，不拘小节，好处。不像城里的人，看上去笑容可掬，实际上勾心斗角。特别欣慰的是，他居然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虽然说是监视居住，但也是独立居住啊，真好！瞬间，就把与场长见面时产生的不快抛到九霄云外了。

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两个月过去了。

博士以吃劳耐苦，为人正直，待人和气，博学开明，乐于助人等优秀品质，赢得了场部战士、农工和广大牧民们发自内心的赞誉。

但他毕竟是发配过来劳动改造的重犯，为了避嫌，少惹麻烦，人们表面上拿当地富反坏右批判，口诛笔伐，但暗地里却经常溜进他的马圈里送好吃的，什么风干牛肉，马肠子，奶疙瘩等等，有的哈萨克牧民甚至还专门为他打好了馕用面粉袋子送过来。

博士心中有数，来者不拒，躲在暗处吃香的喝辣的，悠闲自在。

在困难时期，搁在城市里，这样的待遇做梦都不敢想，那时的我们，谁会有如此妄想呢？城里一个月才发一斤肉票，还未必能买到肉，想吃肉都想疯了！哪像博士，美啊……。

博士有时也抽点时间与哈萨克牧民的孩子们玩耍，教孩子们识汉子、算算术、做游戏，孩子们有时也会顺点好吃的过来。

他与哈族同胞打成一片，研究哈语，学习哈族文化，他还向老艺人学习冬不拉弹唱，后来他甚至抱着冬不拉去参加一年一度的阿肯弹唱会，与许多老琴师一道，同台弹唱哈萨克史诗《黑萨》。

哈萨克朋友不再拿他当外人，都亲切的称他 “老卖 ”，有时当博士习惯性的冒出几句英语或俄语时，更会让牧民们惊叹不已。这位“敌特分子”，一不留神就成为了草原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场长早就知道博士是搞原子弹的，档案材料里有记载。虽然1964年秋我国已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举世瞩目。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原子弹本身的工作原理、真实效能以及它的深远意义等知之甚少，他们对此充满强烈的好奇感。场长便是其中之一，他想解开心中的谜团，顺便也探一下博士的底。

他想去找博士，但又放不下架子，憋了许久，终于在一天晚上，场长鼓足勇气，提着一瓶肖尔布拉克（酒精度高达70度的原浆烧酒，珍贵。）包了一包羊头肉，走进了博士住的马圈，不耻下问。他笑嘻嘻地对着正在炉旁看书的博士道：“嘿嘿，老卖！看书呢，今晚咱喝两口啥！行不？”博士立马站起来，杵在那儿一动不动，欲言又止，回不过神来。“ 喝酒？行不？和场长？搞错没有？” 场长似乎看透了博士的心思，微笑着点点头。

“久违了，都想不起酒是啥滋味了。主动送上门的酒没有不喝的道理。凶多吉少？管他娘的，即便是马上拉去枪毙，也要先喝碗壮行酒！”博士心里这样想着，但还是有些放心不下，仔细端详一下场长的神态，笑容可掬，不像要枪毙他的样子。那么就是场长有求于他了？“场长可是本地区最高的行政及军事长官啊！他凭什么有求于我呢？一个是专政者，一个是被专政的对象，这也太不靠谱了，还提着烧酒羊头肉……。还叫我 “ 老卖 ”，这可是比叫“同志” 还温暖啊。” 博士一头雾水，心中无底。

通常牧民们在私底下有时叫他“老卖”，公开场合都是直呼其名“卖志高”“买志高”或“卖博士”或“买博士”，阿勒泰人方言常常是买卖不分，当然还有叫他“蒲志高的”。

仔细一分析，场长单枪匹马一个人提着酒菜造访，还亲切的称呼他“ 老卖”，应该是好兆头，不像是公干。知识分子的共性就是好分析研究，博士也不列外，长期戴着敌特的帽子，遭人白眼，经不起别人待他好一点。

思前想后，最终还是经不住诱惑“那就喝，喝起来再说！酒虫已爬到嗓子眼儿了，瞎琢磨啥？”他心里想。

是啊，不就是喝酒吗？太折磨人了！要是搁我母亲处理这档子事儿，哪有这么复杂，也许早就开喝了！

炉火在熊熊地燃烧着，两个原本的对立面，盘腿坐在火炉旁， 炉膛里的老树根发出噼噼啪啪的炸响，时而飞出的火苗映红了他们的脸颊……。

此刻，他们心中各自的坚冰伴着温暖的炉火开始融化了。

上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