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上

强歌

“让我设想，在群星之中，有一颗星是指导着我的生命通过不可知的黑暗的。”

——摘自泰戈尔《飞鸟集》

一边为图文专辑《古道牧歌》撰写文字，讲述新疆阿勒泰哈萨克族游牧迁徙的故事，一边又情不自禁回望儿时的岁月，那些沉淀在时光里的片段，竟这般轻易便叩响了心门。

翻看着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慈祥温婉的老师，稚气未脱的发小；神情威严的大叔，絮絮叨叨的大妈；核工业大院里虬枝盘曲的老榆树、挺拔向上的钻天杨；窗明几净的教室，喧闹沸腾的操场……一幕幕鲜活生动的人物与场景，在脑海中清晰浮现，眼眶不由微微湿润。

是啊，书写新疆的故事，怎会不忆起乌鲁木齐的那个大院、那个曾经的182，忆起在大院里度过的童年？六十多年了，半个多世纪的光阴流转，那些老核工人的身影，窦博士的音容笑貌，依然常在眼前浮现，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正是一个又一个如窦博士般的老核工人，如星光般在岁月长河中闪耀，牵引着我在前行的路上仰望星空，坚守初心，步履不停。

既然心有所向，便索性服从内心的呼唤，任由思绪奔涌而出，流成潺潺长河，酿成醇厚佳酿，汇作婉转长歌。

就这样，《古道牧歌》的叙事里，悄然多了一个全新章节——《星光》，用以镌刻那段如梦似幻的童年经历，安放一份深藏心底的眷恋。

说实话，对于养育我的那片土地，对于那些植根于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分别越久，思念便愈发深沉。岁月的长河，荡涤着心灵的尘埃，也过滤着纷繁的记忆。逝去的已然随风而逝，而留下的，早已镌刻心底，刻骨铭心。

讲述童年的那些人、那些事，追忆父辈们艰难跋涉却又光芒万丈的历程，不只是为了铭记过往，更是为了缅怀先辈，传承那份坚守与热爱，让岁月沉淀的力量，照亮往后每一段前行的路……

上 篇

怀揣着炽热的思念，翻越冰山雪岭，跨过江河深谷，终于来到了阿尔泰山脚下的那片草原，来到了博士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清晨，六月的草原，太阳爬过山顶，阳光刺破云霞，透过曼妙如纱的层层薄雾，折射出一缕缕金色的丝线，洒向山林，洒向草原，投入到哈萨克的毡房里。

这是云隙光，人们也叫它耶稣光或佛祖光。晨光如雨，沐浴大地，福至心灵。地上的白霜在慢慢地消融，幻化成晶莹的露珠，草地湿漉漉的。云雾之中，牧民们扬鞭催马，吆喝着一群群金灿灿的生灵走出山林，走向天边，马鸣萧萧，牛羊欢叫，奏出一曲撼天震地的交响，跃过耳畔，飞过山岗，飘向远方。

似乎嗅到了博士的气息，似乎看见他策马飞奔的身影，也撩起强歌一段童年的记忆，如时光穿越，将我带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那个魂牵梦绕的大院。

一眨眼，半个世纪，恍然若梦······

在乌鲁木齐的黑山头与鲤鱼山之间，曾有一座气势不凡的大院。院内绿树成荫，楼宇错落，宽阔的柏油路四通八达；一条条蜿蜒的人行小道，隐没在挺拔的白杨与苍劲的老榆树下，曲径通幽，静谧幽深。乌鲁木齐河自南向北，沿着大院西侧缓缓流淌，这座依山傍水、气象万千的院落，便是中国核工业新疆182大院。

大院正门朝东，常年由军人持枪值守警卫，人员出入皆需核验身份，壁垒森严。门外，是新疆和平解放后新建的北京路，街道南北纵贯，将北侧的乌鲁木齐国际机场、铁路局、科学院，与南侧市区的八楼国宾馆、新疆展览馆、军区总医院等连成一线，成为当年乌鲁木齐名副其实的礼宾大道。

依稀记得，年少的我提着水桶，扛着铲锹锄头，与伙伴们在街道两旁植树栽绿。每逢国家领导人与外国元首到访，我们便抹上红红的脸蛋，手捧鲜花、挥舞彩带，夹道欢迎，载歌载舞，那热烈而纯真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大院之内，划分为若干小区，工作区、生活区、文化娱乐区与苏联专家楼错落分布。各区域相对独立又彼此连通，建筑风格别具匠心——四平八稳的中式端庄，与俄罗斯斜顶尖阁相融一体，东西合璧，气度不凡。听父辈说，整个大院的布局，竟是依照“中苏友好”四字有序排布，象征两国同志加兄弟的战斗友谊，愿世代相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是中国原子能工业在新疆的核心中枢，对外称182大院，又名新疆矿务局。院内汇聚十余个职能单位，行政机关、警卫部队、地质勘探、化验分析、后勤服务、职工培训、招待所、办事处、车队、技工学校、中小学、托儿所、商店、粮店、邮局一应俱全，常住人口数千人。

强歌，便是在这座自成天地的大院里，度过了斑斓难忘的童年。也正是在这里遇见了窦志高博士——一位影响强歌一生的人。

窦志高，山东烟台人，留苏归国博士，众人敬称窦博士。当年三十出头，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纪。他学成归国后，直奔马兰，亲历罗布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蘑菇云尚未散尽，时代风云骤起，他因“历史不清”遭审查，从核试一线调至182技校，做了一名临时图书管理员。

他与父亲一见如故，结为至交。父亲说，博士专攻地球物理，精通俄英双语，是难得的人才。年幼的强歌不解：什么是地球物理？ 父亲答：就是研究地球。那时的强歌，整日囿于大院，如井底之蛙，眼中只有院墙之内的天地，无从想象地球之广袤，更对这位“研究地球”的能人满心敬仰。一颗鸿鹄之志，在少年心中悄然萌芽：长大后，要像窦博士一样，去探索天地之大。可强歌困惑：如此有才之人，为何会被扣上“历史不清”的罪名？

窦博士身材高大，性情爽直，声如洪钟，一身山东男儿的坦荡磊落。放在今日，便是标准的“高富帅”。可不知为何，年过三十，依旧孑然一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等待，是期盼，也是无奈。他常在无奈与焦灼中郁郁寡欢，烦闷时便提一瓶烧酒，来到家中，与父亲对坐畅谈，煮酒论道，慷慨陈词，笑说功名浮沉。

强歌家住在九号楼，九号楼与十号楼相对而立，都是两层小楼。两楼之间是一片宽敞的院坝，坝中央挺立着一棵粗壮的老榆树，树干里天然形成一个树洞，径直通向高高的枝杈。院坝北面是食堂、车队与球场，南面是俱乐部、露天电影院、商店、澡堂、理发店；东面是小学、中学、技工学校与办公大楼；西面是车间、仓库、水塔、磅房。这里，便是大院里最热闹的闹市。

大院有个鲜明的特点：高音喇叭无处不在。起床号、上班号、下班号，最高指示传达、表扬信、批判稿、开会通知、失物招领、冬菜发放、肉票布票领取……全靠喇叭传遍全院。那时的高音喇叭，就像如今的互联网，几千人的大院，靠它实现信息互通、声息相连。有时，喇叭里会响起广播员高亢兴奋的预告：“职工家属们请注意！今晚十点放映露天电影《小兵张嘎》，连场加映《新闻简报》《钢琴伴唱红灯记》，请大家准时到场！”紧接着，激昂的样板戏与革命歌曲响彻全院——《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只盼着深山出太阳》《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颂歌献给毛主席》……旋律一响，整个大院便沉浸在节日般的热烈氛围里。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生活、工作、文娱，无不打上时代烙印。

“革命者”造反有理、文攻武卫；“反革命”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是非只有两级，非无产阶级即资产阶级，非革命即反革命，中庸之道亦受无情批判。唯有露天电影是例外。无论身份如何、立场如何，人们都能在同一片夜幕下，共享光影带来的慰藉。因此露天电影人人喜爱，场场爆满，去晚一步便无立足之地。为多容观众，银幕挂在场地中央，正反两面都能看。

占座的重任，总落在我们这些孩子身上。大人们早早做好晚饭，我们草草扒上几口，便扛着小板凳，奔向308号楼旁的露天影院抢位置。为争地盘，伙伴间时常争执，甚至打闹。无论风吹雨打、飞雪漫天，露天电影始终座无虚席。遇到多场跑片，一卷放完，要等下一卷送来，等待的时间往往比观影还长，可人们依旧热情不减、毫无怨言。

每当跑片车赶到，寂静的瞬间，欢呼如潮。一部电影，常常从夜幕降临看到东方既白。那些老电影，大家早已看过无数遍，台词烂熟于心，演员说上句，观众能接下句，银幕上下同声相应。说是看电影，不如说是一场集体联欢，借光影释放压抑，寻一刻轻松与欢喜。

直到今天，我依然偏爱老电影，这成了我们这代人挥之不去的情结。《英雄儿女》《铁道卫士》《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小兵张嘎》……那些经典画面时常浮现脑海，勾起无尽怀念。

夏夜，皓月当空、星光璀璨，院坝里便聚满纳凉的人。妇女们围坐老榆树下，做着针线、拉着家常，笑语盈盈。小姑娘们跳皮筋、扔沙包，或围坐一圈唱《丢手绢》，拍手玩找朋友。小男孩们光着脚丫，头戴榆枝编的草帽，挎着塑料盒子枪，有的还背着“大刀长矛”，在树洞里爬上爬下，在人群里钻来钻去。一会儿唱“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着神兵千百万”，一会儿学“鬼子进村”的调子，一会儿又念起电影台词：“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各小组请注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许放空枪”，间或夹杂几句“八格牙路”“吆西”的模仿。

一个个满头大汗、热气腾腾，却乐此不疲，在游戏里复刻着电影里的英雄与敌寇，度过一段又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大叔们聚在路灯下，借着电杆旁的光亮斗棋。一手端着泡满砖茶的搪瓷缸，一手摇着大蒲扇，有人叼着莫合烟，深深咂一口，吐出呛人的烟圈。他们围着棋盘指指点点、高声嚷嚷，常为一步棋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本是两人对弈，到最后往往变成两派人的对阵。

高年级的哥哥姐姐坐在星月下，讲着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草原英雄小姐妹》《董存瑞炸碉堡》《列宁在1918》。还有些爱好文艺的青年，自发凑成乐队，骄傲地展露才艺。手风琴、小提琴、京胡、二胡、笛子，是那时最标准的配器。他们演奏的《北风吹》《南泥湾》《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游击队之歌》《五彩云霞》，至今仍在我心头回响，亲切又温暖。院坝里，歌声、琴声、欢闹声，一浪高过一浪。

大院里各单位多是新组建，来了大批专家、学者、大中专毕业生、技术工人与转业军人。他们背井离乡，操着五湖四海的口音，为着共同的目标，远赴新疆、扎根戈壁。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把一切都献给这片热土，献给共和国的原子能事业，成为当之无愧的新中国疆一代。

父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大学毕业，从成都直接分配到大院，在182技工学校教物理，兼做新职工岗前培训。那时家里常是门庭若市，学生与新分配来的年轻人三五成群，登门请教。我们家住二楼，两室一厨一卫，约五十平米。三口之家住这样的房子，在当年已算得上宽裕。强歌虽有一间卧室，却少有清静——这里兼作餐厅、客厅、临时客房，甚至仓库。转眼到了上学年纪，也恰赶上“文革”初期。

父亲成了“臭老九”，被下放到锅炉房“改造世界观”，终日抬不起头。家里也从门庭若市变得门庭冷落，除了窦博士，再少有人登门。强歌开始遭人冷眼，形单影只。放学后便去锅炉房陪父亲，等他下班，顺便拾些煤渣带回家。

我记得父亲有一辆捷克产锰钢自行车，是苏联专家撤离时赠予他的。那时有自行车的人家极少，更别说进口车。父亲每天骑着它上下班，很是威风。回家路上，父亲会教我练车。我年纪太小，右腿跨不上大梁，只能从三角架里伸腿蹬车，摇摇晃晃，我们叫它“套裆骑”。父亲在后面一路小跑，随时扶我一把。

父亲与窦博士，算是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两个苦闷之人，常在家中对酒小酌，聊以慰藉。

每逢他们对坐饮酒，我便在一旁照看，添茶倒酒。模糊记得，他们闲谈间，总提起乌尔禾、鄯善、马兰、罗布泊，还有182、519、309、761、721、U235……一连串陌生的地名与代号。母亲虽不喜贪杯之人，却最是心软，懂他们心中苦闷。博士一来，她便下厨做几个“好菜”——所谓好菜，不过是她的“老三篇”：萝卜拌白菜、白菜拌土豆、土豆拌萝卜，用同样的食材换着花样拌，多加一点辣椒油、配点粉丝，主食是一盘过水面。在困难年月，这已是难得的大餐，比食堂的窝头菜汤强上太多。我也总能趁机沾光，解一解嘴馋。

母亲出身地主家庭，既享过荣华富贵，也历经风雨飘摇、家道中落。亲眼见过外公一生波澜起伏、跌宕坎坷，她心中早已生出深深的恐惧。解放后，她心甘情愿嫁给穷酸朴实的父亲，跟着他远赴新疆，只盼能换一段安稳踏实的日子。

可有些刻在骨子里的习性，终究改不了。她讲究礼数、追求精致、坚持原则，自带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场。遇事向来临危不乱，敢决断、善决断。每每遇上棘手之事，父亲还在反复斟酌、权衡利弊，母亲已不动声色地拿出了主意。对此，父亲总是自愧不如，一边自嘲一边赞许：“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母亲，也无可争议地成了家里的主心骨、当家人。

强歌对母亲是敬畏，对父亲是敬爱，家中便是典型的严母慈父。

母亲做好菜，便独自去隔壁房间忙活。在她看来，这两个男人不过是借酒浇愁、发泄心中闷气，说不出什么正经话，索性由着他们去。

父亲酒量本就浅，根本不是窦博士的对手。几杯下肚、酒过三巡，往往是博士兴致正高，父亲已醉意沉沉、败下阵来。这时，我便稳稳守在一旁，继续听他漫无边际地高谈阔论。

博士借着酒兴，对着我这个天真懵懂的孩子，滔滔不绝地展露着渊博的学识与出众的口才。古今中外、天南地北、文化艺术，边喝边侃，全然不在意我能不能听懂，时不时还与发愣的我称兄道弟。

那时的我，确实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可看着他摇头晃脑、眉飞色舞、自我沉醉的模样，只觉得十分有趣。更何况，父亲已经醉倒，作为家里仅剩的“小男人”，怎么也得撑下去。于是，我常常咬着牙，陪他坐到深夜。

如今每每想起那些难忘的夜晚，强歌总会想起冯小刚电影《非诚勿扰》里的一幕：秦奋在北海道的小教堂里，满头是汗，对着牧师喋喋不休、如痴如醉地忏悔。那股无人可说、只能说给孩子听的满腔心事，竟和当年的窦博士，一模一样。

夜深了，母亲便像“纠察队”一般出面干涉：“小窦，你可真逗，怪不得叫‘斗志高’呢！都几点了，还想把孩子也灌醉不成？你一个博士，大半夜逮着孩子云里雾里瞎叨叨，还不下课啊？好了好了，快回去睡觉吧！”转头又责备我：“你个小孩子，整天跟着博士凑什么热闹？瞧你困的，眼皮都打架了！明天早上起不来，看我不掀你被窝！”

这时，“斗志高”博士才像泄了气的皮球，从滔滔不绝的幻梦中跌回现实。他习惯性地揉着我的小脑袋，像揉着一只小皮球，笑着调侃：“没事儿，儿子，你现在听不懂，以后会懂的。你比你爹坚强，是个好学生。长大了陪叔叔喝酒，叔叔还给你讲故事。”说完，苦笑着转身，落寞离去。

窦博士来串门，除了带烧酒，偶尔也会给我带些小礼物：彩色橡皮擦、中华铅笔、红双喜乒乓球，还送过我一个淡黄色的塑料铅笔盒，在那时十分时髦。我常常拿着这些东西在小伙伴面前炫耀：“看，这是我窦叔给的！”

有一回，他竟送给我一本“寸半本”——只有火柴盒大小，蓝色绒布封面，手工线装。我觉得稀奇极了，从没见过这么小的书，字也 tiny 得像蚂蚁，还都是些弯弯曲曲的字母。那其实是一本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袖珍英文词典。他说：“这是我读大学时用过的，送给你，好好保存，以后你用得上。”我真的一直珍藏着，后来也果真用上了。几经波折，我真的考上了大学，主修英语与国际贸易，也算没有辜负博士当年的期许。

就这样，一个懵懂学童，与一位“研究地球”的博士，成了莫逆之交，亦师亦友，老少相知。

直到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看见父亲独自提着酒瓶，在屋里来回踱步，醉意朦胧。平日里父亲从不会独自喝酒，我心里一沉，隐隐觉得——窦叔出事了。

我上前问：“爸，你怎么了？窦叔呢？”

父亲仰起头，望着天花板，猛灌一口酒，喃喃自语：“他怎么会是苏修派来的特务？搞错没有！他是特务，那我不就是同伙了？”

接着，他长叹一声：

“唉……抓起来了。”

建国之初，中苏亲如兄弟，苏联曾是我们尊奉的老大哥。可赫鲁晓夫上台后，两国交恶，势同水火，边境之上摩擦不断，剑拔弩张。正所谓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段曾经滚烫的友谊，就这样被时代的风浪，彻底吹散了。

博士因有留苏经历，加之血气方刚、桀骜不驯，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月，顺理成章被划入了修正主义一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不被安上“特务”的罪名，又会是谁呢？一旦被扣上“敌特”的帽子，便等同于叛徒、工贼、现行反革命，从此再无宁日，更别提继续从事关乎国防机密的原子能事业了。

父亲告诉我，革委会的人上午将博士强行带走，他也被一并叫去狠狠批斗，被勒令必须与博士划清界限，主动揭发所谓的“反革命罪行”。

一家人四处奔走打听，许久才辗转得知，博士被送往阿勒泰阿拉哈克乡托勒海特一处荒远的牧场，接受劳动改造。

父亲虽是八代贫农、根正苗红，可身为“臭老九”，再加上母亲出身地主家庭，背景被视作复杂，自然也成了被改造的对象。他性情刚正、不肯妥协，造反派时常刁难羞辱，还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老王伟”。父亲有了这顶“帽子”，强歌也顺理成章被唤作“小王伟”，受尽冷眼与排挤，甚至被强行送进“少年学习班”——那形同少年管教所的地方，受尽委屈。

可父亲非但没有与博士划清界限，反而顶着天大的压力四处奔走，为博士鸣冤叫屈、逐级上访。他常常伏案至深夜撰写申诉材料，哪怕一路告到北京，也从未放弃。

父亲的“不识时务”，让革委会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最终，他以“丧失阶级立场，为反革命特务鸣冤”的罪名，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从锅炉房再次发配，前往原519地质大队29分队，接受更严苛的劳动改造。

在造反派眼里，父亲就像一只总爱惹事的“猴子”，闹得他们不得安宁，唯有把他发配得越远越好，眼不见，心不烦。

从此，父亲便与地质队的队友们一道，春去秋归，一年中大半年都坐着嘎斯车——那是苏联援助的全驱卡车，扛着伽马仪，在荒野戈壁间找矿。可对父亲而言，这反倒像挣脱了牢笼的飞鸟，终于得以在天地间自由驰骋，他甘之如饴，乐此不疲。

他们的足迹踏遍新疆大地：罗布泊、楼兰、吐鲁番、鄯善，阿克苏、精河、库车、塔克拉玛干，克拉玛依、福海、和布克赛尔……在整片新疆大地上展开拉网式地质普查。他们穿行戈壁、鏖战风沙，跨越草原、翻越冰山，在无比艰辛的岁月里，活得坦荡而快乐。

一次收队归来，父亲特意给我带回了两对野生小鸽子。他说，这是在精河的一处坑道里，拼尽全力救下的小生灵。

那天下井途中，他无意间瞥见，几只幼鸽在竖井壁的半空中拼命扑腾，却怎么也飞不出几十米深的井道，摇摇欲坠，眼看就要支撑不住。父亲心急如焚，在队友的协助下，腰间系上粗绳，悬在半空冒险施救，将几只小鸽子一一抱回了地面。他把它们安置在营地帐篷里，又顶着戈壁烈日，采来红柳枝细心扎成鸽笼，为无家可归的小家伙们搭起温暖的窝，日夜精心喂养。

几个月过去，小鸽子渐渐羽翼丰满，能独立觅食飞翔。它们白天飞出笼外，与地质队员们嬉戏相伴，夜晚便乖乖归巢，精灵可爱。转眼秋至，队伍即将收队，父亲狠下心，想让它们回归戈壁苍穹，去搏击风雨、独立生长。可当他强忍不舍，将鸽子放飞在戈壁深处，闷闷不乐地返回营地时，却远远看见，这群小家伙早已齐刷刷落在帐篷顶上，静静等候着他。

父亲瞬间热泪盈眶，张开双臂。刹那间，小鸽子们扑棱着翅膀一齐飞来，落在他的头顶、肩头与掌心，咕咕轻鸣，仿佛在央求：带我们走吧。

父亲连夜加固了鸽笼，备足清水与食粮，一路悉心呵护，千里迢迢将它们带回了乌鲁木齐，交到了我的手上。他郑重地叮嘱我：“它们没了父母，无依无靠，今后就交给你了，要好好照顾。”

随后，父亲缓缓讲起救助这些小生命的全过程。父爱如山，用心良苦，又给我上了一节德育课。我望着眼前这群远道而来的“小客人”，在心底默默许下诺言：放心吧，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会守护你们，有我吃的，就绝不会让你们挨饿。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铀矿地质事业一片空白。仅有极少数地质专家，做过零星而粗浅的探索，推测国内有铀矿分布，可究竟在何处、储量与品位怎样，不清楚。

1955年，我国悄然组建起两支铀矿专业地质勘探队伍——中南309队与新疆519队，决心用现已掌握的地质科学技术，解开祖国铀资源之谜。

铀是核裂变的核心元素，也是制造原子弹的关键原料。有没有符合品质的铀矿，是中国能否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的根本前提。

中南309队主要负责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长江两岸十一省区的勘探工作，总部设在长沙；新疆519队最初为中苏合办，苏联专家撤走后，便走上完全自主勘探之路，主要承担新疆片区的铀矿勘查任务，总部就设在乌鲁木齐的182大院内。六十年代中后期，伊犁又相继建起“两矿一厂”，专门从事铀矿开采与提炼：两矿为731矿、735矿，一厂为734厂。

我的同学中，宏光的父亲曾是734厂厂长，孙同学和维同学的父亲分别担任地质队的队长与副队长；当年新疆局局长的夫人李玉茹老师，正是我小学二年级时的班主任。

两矿一厂、一支地质大队，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职工。他们都是层层筛选的业内精英与根正苗红的热血青年，构成了新中国原子能工业的主力军。

那段日子里，父亲远在野外，博士困在牧场，我和母亲在乌鲁木齐相依为命、苦苦守候。我像丢了魂一般，心里空落落的，整日孤独落寞、无精打采，时时刻刻牵挂着父亲和窦博士。想念他们时，我就独自拿出那本“寸半本”细细翻看，望着那群来自戈壁的小精灵发呆；或是骑上父亲的自行车，驮着鸽笼，到郊外去放飞鸽子。

一晃三年多过去，父亲因表现突出、改造彻底，终于被调回大院。当时子弟学校师资紧缺，他便被安排到学校支教。

无独有偶，窦博士也因在改造期间舍己救人、保护国家财产，立了大功，被调回大院待命，暂时安排在子弟学校代课，算是“保留使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编外教师。一时间，子弟学校竟成了他们这些人的临时落脚之处，“牛鬼蛇神”的集中地。

这对难兄难弟，竟又戏剧性地成了同事。那时，强歌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博士回城前的那段曲折离奇、感人至深的草原经历。

那是深秋的一个夜晚，博士赶着马群返回阿拉哈克冬窝子，途中突遇暴风雪，迷失在茫茫旷野。风雪遮天蔽日，黑夜伸手不见五指，气温低至零下三十多度。没人知道他是怎样凭着一己之力，将上百匹马完好无损地带回冬窝子的。途中，他还救下了一个与家人失散的哈萨克男孩，一路用皮大衣紧紧裹在怀里，孩子毫发无伤。可他自己却早已冻得失去知觉，僵在马背上下不来。焦急等候的场部领导和牧民们，连忙把他抬进了骆驼医院。

所谓骆驼医院，其实就是个流动兽医站，专门给牲畜看病。夏天跟着牧民和畜群转场到高山牧场，冬天又随大家下山回到冬窝子。

站里只有两个人：一位退伍的汉族老兽医，一位哈萨克族女护士。平时给牲畜治病，应急时也给人看病。老兽医、女护士，再加上十多位哈萨克牧民，轮流用雪水给他全身揉搓了整整一天，才把他冻僵的身体救醒。命是保住了，他却永远失去了左脚的两根脚趾。

博士的壮举感动了整片草原，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他的看法，他成了草原上人人敬佩的英雄。

当年有一部电影叫《草原英雄小姐妹》，感动了全国人民。而窦博士的经历，就是现实版的草原英雄大博士。

牧民们的情感真挚而朴素，他们只信自己亲眼所见、亲身所感。他们怎么也想不通：如此勇敢、如此善良的人，怎么可能是敌特？牧民们群情激昂，一次次联名向革委会请愿，要求表彰他的英雄行为和民族友爱精神，要求为他摘去“敌特”的帽子，解除监管。

可在那个极左思潮泛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一个正在被改造的“特务”，怎能轻易表彰？又怎能随便摘帽、恢复自由？

关键时刻，场部领导顶着压力，以高度的原则性与人道主义精神，把他的事迹一层层上报，从新疆一直报到了北京。这其中，少不了场长暗中的奔走与力保。

最终北京批复：经查，窦志高留苏期间成绩优异，历史清白，只是为人孤傲、只专不红。本着治病救人、爱惜人才的原则，可调回乌鲁木齐182大院，保留使用，以观后效，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本该是天大的喜事，可谁也没想到——博士死活不肯回城。

他拒绝“重新做人”，说草原就是他的家，哪儿也不去。

场长犯了难：

眼睁睁看着一个满腹学问的博士，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一辈子在草原上放马度日，那不是糟蹋圣贤、辜负人才吗？

薛场长是山西人，中等个头，四十岁上下，皮肤黝黑，身板敦实厚重，壮得像一座铁塔，双目炯炯有神，眉宇间英气逼人，仿佛能看透人心世事。

他生在三晋大地的农家，1937年初，年仅十六岁便独自撑着皮筏渡过黄河，直奔延安参加红军。在革命队伍里，他上过识字班，投身过大生产运动，打过日本侵略者，还曾担任《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的警卫，一路亲历了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

解放后，他跟随王震将军挥师西进，一路追剿国民党残余势力，直至新疆最北端的阿尔泰山脚下，就此扎根驻守。他一手拿镐垦荒建设，一手握枪守卫边疆，出任了这片牧场的场长。

这里天高路远，交通闭塞、通讯不便，许多急事根本来不及层层请示汇报，久而久之，便养成了遇事果断、先斩后奏的作风。加之又是军管牧场，他更信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但薛场长从不滥用职权，他处事公道、待人热忱，干练果敢、勇于担当，在草原上树立起极高的威望，成了人人信服、一言九鼎的“当家人”。

据说，这片牧场原是国民党一位军长的私人领地，占地二十多平方公里。收归国有后，人员从最初的几十人扩充至百余人，主要由解放军官兵与当地哈萨克牧民组成，肩负着守卫边防、为边防部队输送战马、供应肉食的重任。

老谋深算又一身正气的薛场长，自然不会被这点难事难住。他再次找到博士，操着一口浓重的山西乡音，劈头盖脸道：“你娃不听话是不是？不想回乌鲁木齐，想去啥地方？难不成还想去莫斯科找勃列日涅夫？你知道这是啥性质？这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你娃还改造个甚？一点长进都没有！从今天起，你不用放马了，继续当你的‘特务’去——但不能在这儿当。去喀纳斯林站，那儿有两个图瓦兄弟守着，正缺个做饭的，离中苏边境也更近，叛逃还方便些不是？”

临走前，他又狠狠甩下一句：“你好好想想，你是做甚的？你是博士！你不稀罕，我还稀罕呢！放马的人遍地都是，可国家培养一个博士，有多不容易？怪球子的道理，娃娃都懂，你咋就死活不明白！”

薛场长从军半生，向来雷厉风行、说一不二。博士偏偏就服他这股硬气，在别人面前他能言善辩、浑身是理，可在薛场长面前，只能乖乖噤声，一言不发。

那一通痛骂，反倒把他彻底骂醒了。

博士终于幡然醒悟，明白自己该走了。

正所谓，笔杆子遇到枪杆子，终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道理再硬，也硬不过一颗惜才、救国、守正道的心。

他满心不舍这片深爱的牧场，不舍朝夕相伴的马群、淳朴热忱的牧民，不舍总爱数落他却护着他的薛场长，更不舍草原上的奶疙瘩、手抓肉与焦香烤馕。但他心底清明，自己的岗位从不在马背上，他的使命，是为年轻的共和国“研究地球”。

二战时，巴顿将军曾说：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

博士终于开始反弹。他走了，可在暴风雪中冻掉的两根脚趾，永远留在了这片草原上。

彼时，“文革”正如火如荼。院外的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砸烂“封资修”，院里的孩子还算安稳，课未停，可内容早已变了味——整日读报纸、学社论、写批判稿、跳“忠字舞”。

起初孩子们觉得新鲜有趣，日子一长便索然无味。偶尔，学校会在操场开忆苦思甜大会，还会集体吃“忆苦饭”。所谓忆苦饭，便是把灰灰菜（一种生命力极强的野菜，味苦涩，常长在墙缝、路边、田埂与荒地上）拌上玉米面，加盐蒸成菜团。大会一结束，几百人围坐同吃，场面浩荡，意在“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说实话，那菜团竟还挺香，用现在的话说，是地道的“绿色食品”。饥饿年代的少年，吃什么都香。同学们吃得津津有味，一个不够再要一个，一锅锅热气腾腾的菜团转眼就被一扫而空。有的孩子吃过一次便念念不忘，回家还缠着大人照着做，嘴上说“不忘阶级苦”，心里惦记的全是那口菜团香。

菜团还有一种做法：春日里采下鲜嫩的榆钱，拌上玉米面蒸熟，一揭锅便清香四溢，如今想起来还直流口水。

那是个史无前例的荒唐年代，是非荣辱只在一句话之间。上一秒还在批判别人，下一秒就可能被推上台接受批斗；方才风和日丽，转瞬便疾风骤雨。

一次，学校请来一位工人师傅做忆苦思甜报告。他说，为了活命，从小给资本家当童工，起早贪黑、受尽凌辱，稍有差池就被监工揪耳朵、打手心、抽屁股……

前面讲得苦大仇深，孩子们听得眼含热泪、攥紧小拳头，恨不得立刻为叔叔报仇。可话说多了难免失言，被人抓住了“辫子”。他接着说，资本家偶尔也会“发善心”，给长工改善伙食，白米饭、大肥肉管够；运气好还能分到旧衣旧鞋，他穿的第一双皮鞋，就是资本家儿子淘汰下来的，擦上油亮锃锃……

同学们听着听着，反倒觉得这位叔叔运气真好，竟遇上了“好资本家”，能吃上白米饭、大肥肉，还能穿上锃亮的皮鞋。一个个不由自主张大嘴巴，直流口水，两眼发直，满心都是羡慕。那模样，活像一群嗷嗷待哺的雏鸟，眼巴巴盼着吃食。

那时的我们，脚上穿的要么是母亲一针一线纳的布鞋，要么就是绿帆布或蓝帆布胶鞋，便宜耐穿，却不透气。穿一天下来，小脚丫捂得又湿又臭。

一双鞋，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哥哥穿完弟弟穿，姐姐穿完妹妹穿，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条件稍好的孩子，能有一双上海产的白色回力鞋，那就是当时顶顶时髦的“小白鞋”，平时舍不得穿，刷得干干净净，只等过节或开运动会才舍得拿出来。谁穿过锃亮的小皮鞋？连想都不敢想。更别说顿顿白米饭、大口吃肥肉了……

那年代物资极度匮乏，一切都靠计划供应，买什么都要票。粮票、布票、油票、肉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名目繁多。没有票，就算有钱也寸步难行。就连粮票都分粗粮票、细粮票、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按月限额发放。比如油和肉，每人每月就一斤油、一斤肉，吃完便再也没有。

好了，还是言归正传。

一旁戴红袖箍的纠察队早已听不下去——这哪里是控诉旧社会，分明是在为剥削阶级唱赞歌！这还了得。

刚刚还是正面典型的工人师傅，瞬间就被打成了反面教材，被扣上“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五花大绑、戴上高帽游街示众。前一刻还是革命者，下一秒就成了反革命。

那时的政府机关早已瘫痪，公检法被“砸烂”，革委会和造反派主宰一切，手握生杀予夺的大权。

博士终于回来了，还成了强歌的常识课老师，强歌打心底里欢喜，逢人便骄傲地说：“我窦叔回来了，还给我们当老师呢！”

常有同事跟他打趣：“你个留过洋的博士，当过‘特务’，放过马，转了一大圈，还丢了两根脚趾头，怎么到头来又成了孩子王？你可真能折腾，搞的啥名堂，心里冤不冤？”

他却淡淡自嘲：“不冤，这点能耐算啥，比俺姥姥差远了。”

强歌听得一头雾水，憋了好久，终于忍不住悄悄问博士：“您姥姥是干啥的？”

博士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故意眨着眼，神神秘秘地说：“窦娥，知道不？可出名了。元朝有个叫关汉卿的，专门写俺姥姥的故事。你还小，以后慢慢讲给你听。”

强歌越听越糊涂，心里直犯嘀咕：只见过逗猫、逗狗、逗孩子的，哪有人专门“逗鹅”的？鹅急了还会咬人呢！那个古代的作家也真无聊，“逗鹅”有啥好写的？简直是资产阶级！

不对啊，古代的人怎么会认识他姥姥？

他肯定又在忽悠我！

算了，谁让我年纪小、不懂事呢。

博士任教之后，彻底改变了课堂的模样，让我们耳目一新。他既不领着读报纸，也不安排写批判稿，更不组织忆苦思甜。没有固定课本，下课也不留作业，硬生生把一堂普通的常识课，上成了包罗万象的故事会。天上地下、古今中外、草原牧场、凡人趣事，他无所不谈，讲什么都妙趣横生，却从不去触碰敏感的时政。

他的故事跳跃灵动，时间与空间在他口中自由切换，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电影蒙太奇一般，云卷云舒，如梦似幻。

可无论讲到哪里，兜兜转转，最终总会回到阿勒泰的草原、牧场、毡房，回到那些朝夕相伴的牛羊与马群。他仅凭一张嘴，便撑起整堂课，悄然而来，拂袖而去。讲到忘情处，常常占了下一节课的时间。其他老师见状，也乐得清闲，干脆搬把椅子坐在后排，和我们一同聆听，还美其名曰“听公开课”。

他的课，成了孩子们最热切的期待，如同一场场丰盛的精神盛宴。师生之间融洽无间，没有隔阂，没有距离。只要他一走进教室，无论教室里原先多么喧闹，孩子们都会立刻坐回座位，背起小手，睁圆双眼，安安静静等着他开讲。

他的开场白总是干脆利落：“今天讲什么呢？”

同学们便会异口同声地高声回答：“随便！”

因为没有课本，我们永远不知道他要讲什么，却始终深信——不管他“随便”讲什么，都一定格外好听。

我至今记得，他曾给我们讲过一个学习骑马的故事。

博士初到草原时，人地生疏、心境抑郁，加之连马都不会骑，在马背上长大的牧民眼里显得格格不入，屡屡遭人取笑，自尊心备受打击。

一个不会骑马的博士，在草原上能做什么？可这世上，又有什么难题能真正难住他？他憋着一股劲，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会骑马，重新找回尊严。

博士好强要面子，便悄悄牵了一匹温顺的老马，专挑没人的地方偷偷练习。只因不得要领，他一次次被摔得鼻青脸肿，大腿根与臀部更是磨得皮开肉绽。夜里只能撅着身子趴着睡，白天走路双腿叉成罗圈状，一步一晃，龇牙咧嘴活像个刚从前线下来的伤兵。明面上的伤还好得快，隐秘处的疼痛却难以言说，实在熬不住了，便独自默默走到骆驼医院，悄悄涂上些紫药水、红药水暂且缓解。

看着他这般狼狈模样，哈萨克乡亲们既心疼又着急：“这个博士哟，连三岁的小姑娘都不如，怎么就学不会骑马呢！”

哈萨克人本就是马背上的民族，会走路便会骑马，在他们看来，骑马如同吃饭喝水一般天经地义，哪还用专门去学。可对从小生长在海边的博士而言，游泳自然不在话下，骑马却是全然陌生的本领，实打实是一门需要钻研的学问。

几番摔打与挫折后，博士终于醒悟：万事皆有门道，既然是学问，便要沉下心、端正态度。他终于放下身段，诚心拜哈萨克朋友为师，不耻下问、日夜苦练、细心体会，总结规律。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不仅稳稳学会了骑马，还掌握了不少高难度的马术技巧，顺带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哈语。

骆驼医院的老兽医与那位温柔的哈萨克女护士，也时常在院门前晒着太阳，看他纵马驰骋、一展骑技，不时为他鼓掌喝彩。

后来，他堂堂正正当上了马倌，整日赶着属于自己的马群，在辽阔的草原上自由游荡，还光荣地参加了哈萨克牧民传统的赛马会。

是草原，把一位留洋归来的文弱博士，彻底锻造成了一名勇敢剽悍的骑士。

博士又给我们讲起草原上吃肉的故事。他说，在草原，吃肉就是吃饭，不像城里，吃顿肉跟过年一样。

“同学们想不想吃肉啊？”

“想——！”

“好，今天咱们就来一场精神会餐，开开眼，看看草原人是怎么吃肉的。”

城里待客吃羊肉，多是论碟、论碗，零星几片肉，混着萝卜白菜，满满一大碗。大家捏着两根筷子，在碗里翻来翻去，好不容易夹起一小片，慢慢嚼、舍不得咽，哪里是吃肉，倒像是在品酒。

可哈萨克人待客，论只、论锅。一口直径近一米的大铁锅，整只羊丢进去清炖，那才叫痛快。

哈萨克炖羊肉，大有讲究，是一门礼俗学问。宰羊前，先请阿訇诵经超度，再宰杀去皮，把整羊分成六段下锅：羊头、臀肉、后腿、大腿、臀骨、前腿掀板骨、前腿骨。有个规矩：四条腿不能同时下锅，必须留一条下次再煮，寓意留有余地、年年有余。

去皮羊肉易熟，柴火慢炖约两小时，肉香四溢。先把羊头摆在盘中央，羊鼻朝上。开席前，请长者做巴塔——这是穆斯林的祈福仪式。

哈萨克人讲究“命以头为天，头以命为本”，敬献羊头，是待客的最高礼仪。

长者做完巴塔，先割下羊右脸一块肉吃下，再给左右各削一片；把羊耳朵割给孩子与年轻人，祝愿他们听话懂事。之后，客人把羊头奉还主人，致谢盛情。

不同部位的肉，给不同的人：

- 长者与贵客，上臀肉、肋条肉；

​

- 新上门的媳妇、弟媳，敬大腿肉；

​

- 胸叉骨肉专给女婿；

​

- 前腿肉自家人吃，端给客人则是失礼。

哈萨克还有个暖心习俗，叫“阿萨头”——喂肉。客人盘中将尽，便抓一把连肉带油的饭食，分给在座年轻人，把福气传递下去。

肉用刀分割，直接上手抓食，这便是地道的手抓肉。

哈萨克人相信，与远来的客人、学者、尊者同席，能沾光得福。鲜嫩的羊肉，裹着草原泥土的清香，满口滚烫，暖到肠胃。再就一口奶茶，油光挂在唇边，豪迈又踏实。

别说亲口吃，光是看着，都是莫大享受。

走过三年自然灾害、熬过物资匮乏岁月的人，都懂一顿肉有多金贵，更别提这样痛快的手抓肉。

同学们本已快忘了肉是什么滋味，被博士这么一讲，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流，小肚子咕咕直叫，心里对那片牧场、那片草原，满是滚烫的向往。

博士还有一段特别有趣的经历，是他刚到场部报到时发生的真事。

从乌鲁木齐到阿勒泰阿拉哈克的托勒海特高山牧场，全程近千公里。那时没有火车，支线飞机更是轮不上他这个“敌特”乘坐。他一行三人，两名战士押送，只能走公路。

一路上先要翻越天山山脉，闯过无数道冰大坂，再横穿茫茫无际的准噶尔盆地戈壁，途经乌伦古湖，沿布尔津河东行，穿过阿拉哈克荒原，才算进入阿尔泰山南麓。最难走的，要数哈熊沟一带，沟壑纵横、飞沙走石，夏天常有狼群和狗熊出没，伤人伤畜的事情时有发生。路面坑洼不平，时宽时窄，最窄处勉强能过一辆小车。说是公路，其实就是哈萨克牧民千百年来转场的牧道，羊群夏进冬出、世代迁徙，都走这条路。

一路千辛万苦，足足走了半个多月，三人才风尘仆仆赶到牧场。两名战士和场部办完交接，立刻返程回城。接下来发生的事，听着荒诞，却千真万确。

因为博士是重点监管对象，薛场长亲自出面“接待”。面对威风凛凛的场长，博士心里不免发怯，战战兢兢掏出介绍信，双手递了过去。

场长随手接过，草草瞟了一眼，操着一口混了新疆味的山西口音，眉头一皱：

“这叫啥名字嘛？‘卖志高’？还是个博士？你咋不叫‘蒲志高’呢？”

说完，冷冷扫了博士一眼。

博士心里明白，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自己已是羊入虎口，懒得争辩，只以沉默当作无声的反抗。

可姓氏是祖宗传下来的，岂能乱改。沉默片刻，他轻声纠正：

“场长，我不姓卖，我姓窦，窦娥的窦。我叫窦志高。”

场长听罢，直勾勾打量了博士许久，忽然仰天大笑，笑得前仰后合，最后捂着肚子蹲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娃搁这儿谝闲传呢！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在跟谁说话？你当我是文盲咋地？当年在延安，我也上过识字班！教我们的女老师是燕京大学来的，高高瘦瘦，鹅蛋脸，一口白牙，俊得很！她跟我们说，中国字认半边，不认左就认右，不认上就认下！还斗志高？斗志高咋不去斗斗牛鬼蛇神，跑到这地方来干啥？还窦娥呢，鹅有啥好斗的？没出息！特务就是特务，还扯什么斗志高，我就不信了，你比我们女老师的学问还大？”

博士彻底无言以对。

看来这位场长，心里还藏着一段当年延安女老师的温柔情结。

场长身经战火洗礼，经历过延安整风，数次在生死边缘走过，对党对革命赤胆忠心，有着极高的无产阶级觉悟和坚定不移的革命立场。

他跟着一挥手，不容置喙：

“介绍信上明明白白写着你姓‘卖’，你哄谁呢？我告诉你，往后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去去去！”

不由分说，场长便打发一名小战士带他去安顿住处。在这偏远牧场，天高皇帝远，场长就是说一不二的君主，权威至高无上。既然场长说他姓“卖”，他便只能姓“卖”，恭敬不如从命，博士默默认了。

从此，窦博士摇身一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卖博士”。

小战士把“卖博士”带到马圈边上的一间偏棚，随口道：“就这儿，收拾收拾住下吧。”

棚子倒不算小，住三四个人绰绰有余，可里面满地马粪，四壁透风，哪里像人住的地方。博士正发愁，小战士已经撸起袖子，二话不说干了起来。

他用铁铲把马粪铲进桶里，博士就提着往外倒；不多时，地面便清理干净。接着，小战士找来木条和钉子，把漏风的墙缝一一钉牢，博士插不上手，只在一旁打下手。小战士忙里忙外，一会儿抱来一大捆干草，铺上破毡垫，床就有了；一会儿滚来一只大铁桶，敲敲打打竖起来，接上几节旧烟囱，炉子也成了；又从隔壁马圈搬来几个木墩当凳子，提来一盏旧马灯，夜里便有了光亮。他忙得满头大汗，一刻不停。

短短工夫，方才还脏乱破败的马棚，竟被收拾出了家的样子。博士心中满是感激，话到嘴边，又轻轻咽了回去，只静静看着眼前这一切。

小战士扬起衣角擦了擦额头的汗：“走吧，我带你熟悉熟悉环境。”

一路上，他耐心指点着：伙房在何处，水池在哪儿，哪片是羊圈，哪处是牛圈，卫生所、小卖部又在哪个方向。他反复叮嘱，一定要注意民族团结，和哈萨克牧民相处时，务必尊重他们的穆斯林礼仪与生活习惯，牢记作息规矩。临分手时，又特意补了一句：“明天给你一天时间，把屋子再收拾收拾。千万记着，这儿早晚温差大，去林子里多捡些柴，一定要把炉子生好。”

小战士性子朴实，只一心完成场长交代的任务，对什么革命、反革命之类的字眼毫不在意。他的一言一行，却深深温暖了孤苦无依的博士。对小战士而言，这不过是件再普通不过的分内事，可对饱尝冷眼的博士来说，却是一份难得的尊重，让他心底暖洋洋的。

那段日子，他早已习惯墙倒众人推，走到哪里都遭人白眼。太久没有体会过被尊重、被善待的滋味，这份朴素的善意，显得格外珍贵。

他隐隐觉得，自己或许来对了地方。这里的人直率善良、不拘小节，好相处得很，不像城里那些人，表面笑容可掬，暗地里却勾心斗角。更让他欣慰的是，他终于拥有了一方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虽说仍是被监视居住，可终究是独立的空间。那一刻，与场长初见时的所有不快，全都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

时光匆匆，转眼两个月便过去了。

博士吃苦耐劳、正直坦荡、待人和气、博学开明又乐于助人，凭着这些可贵的品性，他悄悄赢得了场部战士、农工与广大牧民发自内心的敬重与喜爱。

可他终究是被发配来劳动改造的“重犯”，为了避嫌、少惹麻烦，大家表面上只能跟着批判他，口头上喊着口号，暗地里却常常偷偷溜进他的马圈偏棚，给他送来各种吃食：风干牛肉、马肠子、奶疙瘩……有的哈萨克牧民，甚至专门为他打了热乎乎的馕，装在面粉袋子里悄悄送来。

博士心里明镜似的，来者不拒，躲在自己的小棚屋里吃香喝辣，日子竟过得悠闲自在。

那样的困难年月，这样的待遇，在城里连做梦都不敢想。我们这些孩子，一个月才发一斤肉票，还常常买不到肉，馋肉都快馋疯了，哪能像博士这般，活得如此滋润……

博士也时常抽空与哈萨克牧民的孩子们一同玩耍，教他们识汉字、算算术、做游戏，孩子们也常常偷偷揣些好吃的给他。

他与哈萨克同胞打成一片，潜心钻研哈语，学习民族文化，还跟着老艺人学习冬不拉弹唱。后来，他竟抱着冬不拉，登上了一年一度的阿肯弹唱会，与资深琴师们同台演绎哈萨克史诗《黑萨》。

哈萨克乡亲早已不把他当外人，都亲切地喊他一声“老卖”。每当他不经意间蹦出几句英语或俄语，更让牧民们惊叹不已。这位曾被贴上标签的“敌特分子”，不知不觉间，竟成了草原上最受欢迎的明星。

薛场长早从档案里得知，博士是参与研制原子弹的专家。1964年秋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震惊世界，可对大多数人而言，原子弹的原理、威力与深远意义，依旧是一团迷雾，场长也满心好奇，既想解开心中的谜团，也想借机探一探博士的底细。

可他毕竟是一場之长，放不下身段。憋了许久，一天夜里，他终于鼓足勇气，提了两瓶肖尔布拉克原浆烧酒——那是一种用当地的圣泉水酿造出的、酒精含量高达70度的珍贵烈酒，还包了一包香喷喷的羊头肉，独自走进了博士住的马圈偏棚。

他对着炉边看书的博士，嘿嘿一笑：“老卖，看书呢？今晚咱喝两口，行不？”

博士猛地站起身，僵在原地，半天回不过神来。

喝酒？和场长？有没有搞错？

场长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微笑着轻轻点头。

“久违了，早就忘了酒是什么滋味。送上门的酒，哪有不喝的道理。是凶是吉？管他娘的，就算马上拉去枪毙，也要先喝一碗壮行酒！”博士心里翻腾着，却仍不敢放心，细细打量场长的神色——笑容温和，丝毫不像要处置他的样子。

莫非，场长是有求于自己？

他可是这片土地上最高的行政与军事长官，而自己，不过是一个被专政的对象。这反差太大，太不靠谱了。更何况，场长还提着烧酒和羊头肉，亲口叫他“老卖”——这称呼，比叫一声“同志”还要温暖。

博士一头雾水，心里七上八下。

平日里，牧民们私下会叫他“老卖”，可公开场合，一律喊他“卖志高”“买志高”“卖博士”，阿勒泰方言里买卖不分，也有人照旧叫他“蒲志高”。

他反复琢磨：场长孤身一人提着酒菜上门，还这般亲切地叫他“老卖”，绝不像公干，定是好兆头。知识分子本就爱琢磨，博士也不例外，长期戴着帽子、受尽白眼的他，根本经不起别人半分好意。

思前想后，他终究抵不过酒瘾攻心：喝！喝起来再说！酒虫都爬到嗓子眼了，还瞎琢磨什么！

换作是我母亲处理这事，哪会这般纠结，早就开怀畅饮了！

炉火熊熊燃烧，两个原本对立的人，盘腿围坐炉边。炉膛里的老树根噼啪作响，不时蹿起的火苗，映红了两张饱经风霜的脸。

此刻，他们心中各自的坚冰，伴着温暖的炉火，一点点融化开来。

图文/强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