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这是一个迟到半个多世纪的寻亲之路。这是多年来深埋在内心深处的隐秘，这是我个人家庭一段不堪回首的悲惨，而这历史，也是刻在我们民族身上的一道伤疤和记忆。</h1> <h1> 那么，为什么要在事隔半个多世纪后才开始这次寻找？我又要去寻找何人？这还要先从我的家庭谈起…</h1> <h1> 我于1956年出生在河南省西部伏牛山区鲁山县一个叫二郎庙的小村庄，母亲是这个偏远山乡的一名小学教员，说偏远，当时单是去县城就要走两天的山路。听妈妈和三姨回忆，当初她俩去县城求学，往返回家取干粮时还要趟过齐腰深的河流。我大约是在八九岁时才头回看见开到山乡的汽车，我父亲的老家是在邻近的南召县城，说是老家，其实我打小起连一间自家的房子都没见过，也不知当年长辈居住在哪里。两县之间五六十公里路途隔着重重山峦，奶奶带着哥哥在那里上学，打我记事起，每年妈妈都要有两次带我在山路间跋涉，去看望奶奶和哥哥，中途还要在山民家借宿一晚，幼时走不动山路，常有亲戚会背着我送上一程，记得有一次表叔背我过山涧小河时踩到青苔，滑倒时我紧紧勾住表叔脖子才没被水流冲跑，水流不远处就是一个跌岩，跌岩下是一个黝黑的深潭，当表叔爬起上岸时，我脸吓得惨白，妈妈和小姨一个劲儿地给我叫魂儿，怕把我的魂儿吓跑了，据妈妈事后说，我的脸吓的整整白了三天，真怕我吓岀事来。</h1> <h1>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有两件事让我刻骨铭心，一是饥饿，二是屈辱。饥饿源自那是个普遍赤贫的年代，屈辱是打小就知道自己属于另一个阶级。这都是由于我的父亲。在我朦胧的记忆中，父亲就是奶奶的哭声和母亲的沉默不语，稍大，得知父亲是大学毕业后去甘肃教书，后来成了佑派，病死在了甘肃，自此，我和哥哥头上就象戴上了一个魔咒，从小就失去了很多欢笑和童年的天真。一家四口仅靠母亲微薄的收入，至今让我弟兄两个对母亲心存感激的是，待我俩稍大，无论多么艰难，一定要把我俩送到父亲老家的县城唸书，怕误了我俩的学业。说是老家，可是我的家并无一间房、一片瓦，奶奶在一条靠近本族亲戚的巷子里租了一间草屋，草屋小的仅能放下一张床和简单的生活用品，连烧饭的土灶和水缸都是放在门外的屋檐下，这间公租房当时每月好象是六角钱，有次，收租的人说下年不再租让另找地方，吓得奶奶陪着笑脸说了许多好话。善良的邻居大伯看我们老小艰难，常在挑水时也帮我家挑上一担，可惜等我们有能力报答时邻居大伯早已去世，成了我们兄弟俩心中永远的遗憾。</h1> <h1> 当我刚离开妈妈去南召上学不久，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爆发了，霎那间平静的校园贴满了大字报。校园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很多大一点的同学都戴上了红袖标。一天我也领到了一只 绣有＂红卫兵＂字样的袖章。谁知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收回，说我是佑派的子女，地主成分，不够资格，我一下便泄了气，瘪瘪的不敢吱声。我曾回家问过奶奶，说父亲是佑派似乎还通，可咱家一分地都没有咋会成了地主？那时我已知道，我的爷爷也是在我父亲很小时便已去世，去世时奶奶尚不足三十周岁，拉扯着年幼的父亲和大伯在叔父的帮衬下长大，父亲的叔父我的三爷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徐州曾做过一段盐商，父亲打小就跟着他帮工和读书，在五十年代初时看到很多资本家下场很惨便跑的不知去向，可我家地无一垅怎么就成了地主？奶奶告诉我，当时划成分时，大伯因什么问题和本家一位长辈吵了架，正好这位长辈当时是评定成分的成员之一，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会给我家今后几十年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他大声冲伯父吼道：＂郭清运，你再不服我给你定成地主！＂，大伯也不示弱，回敬道：＂地主就地主，我还怕你不成！＂</h1> <h1> 就是这样，我家成了没有田地的地主，我刚一出生，身上便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听奶奶说，刚划完成分不久，大伯便知闯下大祸，在某一天离家岀走再也没有回来，十几年过去下落不明，伯母带两个孩子在家守候两年无望后改嫁别人。</h1><h1> 大约是在我要上四五年级的时候，奶奶听信一个本家亲戚的话，带我哥俩来到位于城郊的乡下，寄宿在亲戚家中，我刚从乡下转学到县城，手续没有办好，曾失过半年的学，倒是哥哥还能毎天上学，这段时间，我在乡下捡粪拾柴，打水扫地，帮奶奶干了不少家务。记得有一天，邻村大队通讯员来村通知，要我哥俩晚上去大队部开会，到了会场才知道，参加的都是地富分子，会上警告在场人老老实接受改造，不许乱说乱动。这件事，在我哥俩心头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父亲的那段历史，给我留下的屈辱如同噩梦般如影随形。好在妈妈暑假的及时到来，当她从县城寻到乡下找到我们，我平生第一次见她冲奶奶发了脾气，埋怨奶奶未经商量便把我俩迁到乡下，误了我的学业，不久便又将我们带回到了县城。</h1><h1> 在我小学毕业快要升初中的一天，妈妈找我谈了一次话，问我愿不愿意把原来父亲的郭姓改为母姓的李，这样可以在填档案时把成分写成母亲的中农，我那时已知道因果的厉害，便点点头答应了，从此，我便成了今天这个名字，也亏了当时各地信息闭塞，我入伍时是从妈妈家乡所在县报的名，父亲一栏填的是继父的名字，继父是参加过援朝的干部，转业后随军工厂迁移到我的家乡，他丧偶后经人介绍和母亲结合，为这件事我和哥哥有将近一年时间没和妈妈通信。那时年幼后来接触后感觉继父也是个好人，慢慢也就接受了现实。我下乡时便是随继父军工厂的子弟一起插队农村，一年多后我便报名参军，并顺利通过体检和政审，成了一名军人，总算摆脱了出身不良的阴影。可惜的是继父因长期积劳，不满六十便因病辞世，记得那年我的妹妹刚过八岁，不过我已经长大成了军人，专门从部队请假回家送了他最后一程。</h1> <h1> 在那些年头，很多事情是不能用常理说的清楚，父亲是地无一分被划成地主是百分之百的冤，而母亲一家能被划成中农绝对是个侥幸。据母亲说，我的外公当年是个中医，家里开有药铺，早年家境殷实，家里住的是两层小楼，四五年日军打此路过时放火烧了一栋楼房，到了划成分时恰好不够富农标准，小时候还听妈妈庆幸地说过，多亏了有那么一把火。这使我想起余华小说《活着》中的描述，感谢他的祖父是个败家子，在临近解放时败光了家产，成了光荣的贫下中农，有些事情真的让人难以捉摸。</h1> <h1> 求学的日子虽然清贫，但只要走进课堂还是觉得很充实，奶奶大字不识一个，确知道读书的重要，常在我俩面前唸叨书中自有黄金屋之类的话，嘱咐我俩好好读书，长大后要孝敬妈妈，为减轻妈妈负担，奶奶在照顾我俩同时，还帮一个上班家庭照看一名幼儿，每天可挣三毛钱补贴家用。奶奶还是针线活的好手，我俩打小的衣服鞋帽都是家人亲手缝制，在我初中以前，没有穿过一件买的衣服。在我十三四岁时，已会在星期天跟着邻近的大人们去二十公里开外的山上打柴，早上天不亮就岀发，天黑透才回到家里。记得有一次头天上山打柴实在太累，上课时趴在课桌打起了呼噜，老师非常生气叫醒我让我回答刚才讲的内容，全班同学都看着我出洋相，哪知道提了几个问题我都一一答岀，老师又气又无奈，自此事后，我竟成了学校的小名人，传扬是睡着觉也会答题。岂不知我早已提前把课本翻的滚瓜烂熟。不过老师批评归批评，私下对我还是非常喜爱。我的学业也很争气，一直到高中毕业，各科成绩在县中都稳居前三甚至头名。</h1> <h1> 学习成绩的优劣当时并没有成为今后走上社会的分水岭，那时全国都取消了高考，改由工农兵推荐，我们哥俩先后被卷入上山下乡的浪潮，只是我比哥哥幸运，我是下乡下的晚，离开离的早，在农村满打满算不足两年。而哥哥比我早下乡一年，我走后他又在农村呆了两年多才被招进一家军工厂。入伍后，我暗自下决心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侦察兵训练的强度大，我全部科目都达到优级水准，七九年参加中越边境战时，火线接替牺牲的烈士任尖兵班长并加入了组织。</h1> <h3>（二、四、五、六、后记因气候原因已不能观看，需看者可留言私发。）</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