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泥鸿爪忆世遗

远🐑杨建华

1999年12月1日摩洛哥时间下午时分，我的手机响了。接起电话，是我大学同学兼好朋友蔡总从福州打来的。据他说，电视上刚播武夷山世遗通过的消息，几个哥们正在饭局上喝酒庆祝，席间一个朋友说：美中不足的是，武夷山只获得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并没有通过。我朋友腾地站起来反对，说武夷山明明是双遗产都通过了。借着酒力，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对方甚至扔出了打赌多少钱都可以的狠话。我朋友说：你敢打赌，我让你底裤都输光，我的老哥们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世遗大会的现场。毫无悬念，他的话招来大家的一阵哄笑。于是他说，我立马就可以打电话给他，顿时全席场鸦雀无声。于是就有了这通电话。。。

蔡总这个朋友虽然当时说错了，但他直到半个小时前还是对的。武夷山的文化遗产确实是失而复得的，也算创造了世遗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个中原委，应该是大部分关心武夷山世遗的福建人、中国人，乃至外国人都不甚明了的。

故事得从1998年的夏天说起。当时，我作为英国海外教育援助机构的中国首席代表，带着一批英国的教育志愿者来到福建，找到我的中学老师，时任武夷山市长的张建光先生。他慨然接受我们在武夷山落脚，并安排了武夷宾馆老总李平负责我们的安顿工作。在得知武夷山正在申请世遗之后，我表示如果用得着我，我愿意尽绵薄之力。我告诉他武夷山申请世遗，需要一个既能用拉丁语说明白“金斑喙凤蝶“，又要能用英语说明白“学达性天“的人。

陪同莫洛伊博士参观闽越王城博物馆，右为武夷山文化铁嘴王公经先生，本人右手边为杨琮馆长。

张市长在了解我的背景（估计更主要的是我的满腔热情）之后，马上安排当时负责世遗的阮雪清副（阮副）市长跟我接洽，并问我要什么待遇（“你知道我们是小地方，财力也比较有限”），我说别提待遇，我只是发自内心的想帮助武夷山赢得世遗这一旷世殊荣，别无他求，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收入来源。

那个时候的中国，有很多事情不易为人理解和相信，譬如志愿者行为。记得几年前我跟一班志愿者去可可西里跟野牦牛队参加保护藏羚羊活动，从西宁到格尔木的火车上，列车员咬定我们是拿着政府可观的高原补助，打死也不会相信我们是自己掏腰包去的。到我们的教育志愿者项目进中国的时候，谁也不会相信有大老远从英国派志愿者来中国免费教英语的好事，都是顺理成章地认为不是为传教就是间谍渗透。只有张市长不知道是高瞻远瞩还是看在老学生的面上，接纳了我们。

张市长怕我口说无凭，隔天变卦，特地派杨明（不好意思真的不知道杨明当时是什么职务）在一次饭局后，趁大家酒酣耳热之际，让我签一份早已草拟好的协议。我们从屋里谈到花园，我死也肯不签（部分是因为当时醉眼惺忪也看不清协议的内容，除了1500的数字，据杨明说就是开给我的月工资）。我说我只是想做个真诚简单的志愿者，不想受任何合同的约束。杨明使劲浑身解数，最后说如果我不签他没法跟市长交代。这招灵，我签了。他千恩万谢后拿着合同回去给市长交差了。

其实，我不论对于武夷山，还是对于武夷山的世界遗产，完全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局外人。如果不是因为某种神异的因缘际会，我不会和武夷山的世遗扯上关系的。但是，既然扯上了，那便成了我的一个心灵之约，不到万不得已我都不会轻易爽约的。

要说我真为世遗做了多少事，确实不多，比起领导小组的挑灯夜战，和基层整治单位的挥汗如雨，我参与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主要是应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特派专家前来考察的接待和沟通工作。在得知文化遗产部分的联合国专家9月份就要来考察之后，我也经常被拉上去参加各个团队的准备工作。印象最深的是阮副经常派刘达友到我的办公室，一起准备迎检接待文件到深夜。有时我们结束后一起出去吃宵夜，当时还囊中羞涩的刘达友，经常还是抢着买单。

陪同莫洛伊博士在自然保护区考察

我是一个非常懒散的人，从来不喜欢晚上加班，在武夷山申遗的日子，晚上加的班几乎比我一辈子的都多。我经常下半夜加完班后出去宵夜，打斯诺克（南门桥头居然有一个很专业的斯诺克球馆），或打保龄球，凌晨才回家，作为大脑的调节。
从头开始，我就有一股莫名的使命感，觉得老天让我在武夷山正赶上申请世遗的时候来到这里，冥冥之中必有安排，而且也顽固地相信自己一定会不辱使命。我更感激的是，张市长及偌大的世遗领导小组居然会信任我一个不在体制内的局外人，并且会听取我的许多意见。
9月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特派文化专家亨利·克利尔博士（Dr. Henry Cleere）及另一位文化专家及各自的夫人，在国家文物局郭旃处长的陪同下，翩然而至，随行的还有新华社派出的外事翻译周笑雪小姐。见面聊过之后，周小姐就爽快地把专业翻译的事推给了我，自己负责贵宾及夫人们生活和礼宾方面的翻译。亨利博士武夷山考察的经过已经记载众多，我就不再赘述。

7日晚上的接风晚宴上，宾主举盏畅饮期间，亨利说没想到在这边远的山野小城（别介意，原话照抄）能听到如此纯正的伦敦口音（容我自吹一下，当时，不看到本人几乎没人能听出我不是英国人）我说我在伦敦读书。他一脸震惊，问哪间学校，我说在UCL。他顿时大叫: Blind me!（英俚，表示吃惊的惊叹语）并说他就在UCL考古系兼任教授，问我是哪个系。我说人类学系。然后谈到了我们的多个教授，都是他所熟识的，而且他的同事好几个都兼任我们系的课。历史上，UCL的考古和人类学系本来就有很多的交集。

酒过三巡后，亨利突然问：你的UCL领带呢？我说我没带回来哈，没想到会有机会戴。他大呼：What a fool you are! (你真是个傻瓜！)，随即马上摘下自己的领带给我，并让我马上戴上，席上各位捧腹大笑。这条领带我至今还保留着。前几天想写这篇文字时，突然想起亨利博士，上网查了一下，才知道他已于去年仙逝，享年92岁。

亨利送我的领带，我至今保存着。

为迎接联合国世遗专家的正式验收考察，我们一线人员费了很多心思。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来者是联合国遗产中心特派的权威专家，目的是来做实地考察并向遗产中心提交客观公正的评估报告，我们应该争取既做到隆重得体，又不流于只是你好我好的官方接待，而是应该拿出我们的专业实力，给他构建专家对话的平台。因此，考察期间 ，相关植、动、林保领域的专业人员应跟随专家左右，随时回答问题，官员和行政人员可以暂时回避二线。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实地考察前的迎检报告会应一改中国式的领导及贵宾端坐主席台中央的做法，采取国际学术会议通行的讲解人在台上，听众在台下的惯例。具体操作是，徐恩华主任作为申遗单位的代表致简短欢迎词，然后说为节省时间，委托对外联络处主任（我当时的临时头衔）代表他用英文作情况报告，接着就把讲台交给我。这样可以避免讲解人和翻译的双重用时，以及中、英文内容的间隔和断裂，保证信息的连贯和聚焦，便于听者的接收和理解。

陪同莫洛伊博士和武夷山的自然专家们在黄岗山顶

我非常庆幸自己的这两个建议都被采纳了。事实证明它们受用无穷。并且虽然有福建省外办派下来的英文翻译，仍我决定用我做全程的专业翻译，省外办的翻译则担任生活和礼宾翻译。

当时还没有PPT投影，也没激光笔，但我们找来了当时武夷山可能找到的最好会议投影设备 – 幻灯机，并由文联主席赵勇先生进行幻灯机操作。我在需要下一张时，向远在会场最后排的他做一个手势，他就把幻灯切换到下一张。我们进行了多次演练，并达成了彼此的默契。
到了真正的迎检报告会时，会场鸦雀无声，莫洛伊博士和汪毅夫副省长，建设部、中国教科文派来官员及张市长依次坐在第一排，后面是一些各级领导和各部门的相关专业人员，没有热情饱满、热烈鼓掌的群众。一个花絮是，刚开始有几台电视台的摄像机架在会场后面拍摄，后来好像还有人扛着机子上前来拍摄面朝主席台的领导和贵宾。这时，莫洛伊适时礼貌地表示：按照国际惯例，专业会议进行期间，除非有资料记载的必要，媒体不应未经允许擅自进入会场拍摄。我翻译后，领导们马上把记者都请出去了。

长达几十页的英文迎检报告（因为中文报告出来的晚，我日以继夜赶了一个星期才翻译出来的），因为都是自己亲手翻过来的，念起来特别的得心应手，加上有有效的幻灯配合，效果奇佳，我透过余光看到莫洛伊博士频频点后。我也适时地在讲解的关键处，与他取得目光交流。说老实话，我虽然担任过不少重大场合的翻译，但从来没有在意义如此重大的场合独自一人担任过英文主讲，而不是翻译。感谢上苍，在开始的略微紧张后，我逐渐进入徐恩华主任的角色，以他的口气和自信来报告武夷山及其世界遗产价值。时间过得飞快，在我完全没意识到的时候，2、3个小时的报告已到了尾声。

有了这个报告垫底，后面的实地考察自然一帆风顺。莫洛伊博士从头到尾兴致盎然，许多重要的内容他还不时地蹲下身用他那手动对焦的老尼康相机拍摄。从他回国后给我寄的照片看，他的焦还是对的很准的。

因为会场人不多，能听懂的人更少，所以记得只有一些稀拉的掌声。但一向客气的莫洛伊博士听完报告后，第一个走向麦克风发言，说他走遍了世界众多的遗产地，听过众多的报告，这是他听过的最好的报告，并一再感谢我们的精心安排。

1999年7月，我独自持我的因私护照从伦敦飞到巴黎随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中心23届大会工作会议，因为武夷山的世界遗产推荐要这个会上进行。然而，我却在巴黎度过了一个自己孤独和沮丧的33岁生日。孤独是因为我不想（也没必要）让代表团的其他人知道我的生日，因为我知道我只是个编外人员，跟他们既不太熟悉，对他们也不重要；沮丧是因为两件事：第一，武夷山的文化遗产被否决了，第二，我毕生膜拜的西班牙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Juaquin Rodrigo）就在我生日前两天死了。我记得生日当天傍晚，自己独自一人走出寄宿的中国驻法大使馆招待所，步行到附近的一个酒吧，抽着烟和喝着酒戴着耳机听罗德里戈的《阿兰胡埃斯协奏曲》，泪流满面。。。

在会议上，负责自然遗产评估的IUCN毫无悬念地宣布推荐武夷山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但是，亨利博士所在的机构，即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给联合国世遗中心的报告是，基于他们专家1998年9月的考察，不建议将武夷山的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报告并没有提到因为亨利博士受伤没能来作验收考察，因此只能依赖98年9月份考察的结论。

因为世界遗产是国家行为，参加会议的只能是中国代表团。当时的中国代表团有中央各对口部委及地方的官员许多人，听到这一消息后，中央的官员纷纷过来安慰武夷山的代表徐恩华主任，有些人甚至说，武夷山能得一个自然遗产已经很不错啦，庐山名气不比武夷山小，也就得一个自然景观等等。虽然是国家行为，但最终还得尊重地方代表的意愿。我不记得当时徐主任有没有通过长途电话征求过张市长或其他领导的意见，但当他问我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说我们不能接受这个结果。我们必须提出申诉。当时的场面有点乱，说老实话我也不是很清楚会议的程序，但相信申诉肯定要有一纸文书，告诉主席团我们不接受这个结果，请求二审。我只记得我直接从徐主任手里抢过了手提电脑，噼里啪啦一会儿就打好了一份申诉信，然后抱着电脑跑到遗产中心的秘书处办公室，想接到他们的打印机上打出这封信（当时应该还没有wi-fi打印机）。因为手提电脑和打印机制式的不同，折腾了半天，好在秘书处的日韩裔美女秘书Minjia Yang非常帮忙，最后帮我把文件打出来了。
主席团接到申诉后，把武夷山的文化遗产打会国家方重新审议，允许在限定时间内补充材料，待ICOMOS重新考虑是否推荐，再在年底于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年度大会上公布。

随后的功课应该不难想象。武夷山调动各个相关部门和人力资源，准备补充材料，再提交给ICOMOS。我们补料组开了多次的会，最后引经据典地努力搭建和圆融武夷山各个文化因素之间的关联，最后由我整理成英文，发给亨利博士。在材料准备过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城博物馆的馆长杨琮先生。他是一个朴实憨厚的西北人，为人谦和诚恳，治学严谨，汉城的补充资料我们一起花了不少时间。他把汉城的文化遗产的价值和精髓重新尾梳理了一遍，由我把它变成最具有感染力的英文描述。最后，为表赤诚，他还把他写的关于汉城的专著作《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发掘报告》一书签名题赠给亨利博士，让我转交（完全没想到亨利读不懂中文）。

我出于不难理解的心情，给亨利发了多个邮件，但他并没有回复我的每个邮件，也许是出于保持专业中立的考虑。但12月的马拉喀什大会上，亨利看到我非常感动，开口就说：You've been very convincing! （你一直很有说服力哈！），然后说难怪武夷山人没有忘了把你带上。

后面的故事我就不再重复。想说的是在大会宣布批准武夷山列入自然文化双遗产名录后，不知为何原因，徐恩华主任无法通过手机打电话回国报告张市长，于是我带他买了一个电话卡，在马拉喀什街头的电话亭里打的。我们两人挤在狭小的电话亭里（因为我要帮他拨号），只记得他在电话拨通的一刻，清清嗓子，涨红着脸，用提高了可能不止八度声音，一字一句地向市长报告，说话时连肢体好像都在颤抖，我只能扶着他让他保持冷静。

晚上，我们一起去了我们酒店附近的一个酒吧，一起开怀畅饮，并且唱起歌来（那会儿摩洛哥应该还没有卡拉OK）。我记得酒吧里面的人并不多，但是我们的热情以及声浪可能感染了他们，酒吧的老板跟我们说，有见过中国人，但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嗨的中国人。我们也不记得喝到多少点，反正是感觉到老板在一催再催，我们最后不好意思只好悻悻离去，时间应该是已经凌晨好几点了。

回到酒店，大家应该都没有太多的记忆了，各自彻底放松睡个好觉，让把这段辉煌而沉重、漫长而缠绵的历史告一个段落。第二天，大家各奔东西，我的目标是马拉喀什一路向北到Tangier，然后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西班牙，去格拉纳达一睹向往已久的阿尔罕布拉宫的尊容。建设部年轻帅气的李哲处长还想在摩洛哥走走，于是我把我的摩洛哥《孤独星球》旅游书送给了他，然后我们在站台上互道珍重。徐恩华主任和大足石刻博物馆的郭相颖馆长等其他成员直接回国，我让他帮我买的一幅柏柏尔人的油画先带回中国。

为亨利一行接风的幔亭宴（已故倪木荣摄）

结语

武夷山市世遗成功后，我也就基本离开武夷山了。我在福建的多数朋友都从电视上或报纸上看到我的故事（尽管我当时几乎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唯一的例外是武夷山群众艺术馆德高望重的方留章老师，不知道他们的素材哪里来的），许多人给我打电话问候，也有些人觉得我应该在武夷山赚了很多钱。实际情况是，我只收了我推不掉的合同（合同的甲方是谁我都不记得了）上的每月1500元，而且基本就只收了一年。
随后的二十年里，我多数时间身在加拿大，一直有想写出这段经历，但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写成。

在我父亲今年6月份同样以92岁的高龄猝然仙逝后，我突然感觉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往事的记忆也在日渐淡薄。如果再不写出来，等到世遗三十年时我能记得的可能已经所剩无几。

我的陈述，只是以一介布衣的心态游离于政治对错之外尽可能忠于事实地讲自己亲历的事。为节省大家的时间，媒体已经广泛报道过的，我基本选择不再赘述，并不代表我有意忽略或淡忘。因个人记忆所限，如有细节舛误，实非故意，希望也欢迎纠正。

因本人自己为当事人，工作照均为他人所摄，除两张幔亭宴照片为已故倪木荣君所摄外，其他照片均取自网络，特此向作者鸣谢。

杨建华2019年12月1日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