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感觉

卜瑞小隐

<h3>  今年,我见到一位阔别了四十年的同学,想起了他当年和我说的话。他是铁道兵复员当工人的,他说:"我的理想就是能够坐上有藤椅的办公室。"当时,他的话让我感到自己的幸运,因为当我还是知识青年时就坐上了有藤椅的办公室。</h3><h3> 今天,我已经退休五年,想想自己曾经坐过的很多办公室,回味每个办公室的感觉都是不同的,疏理出来也是自己四十多年工作回顾的一个侧面。</h3> <h3>  我坐过的第一个办公室是县知青办。</h3><h3> 1975年,我从周宁县五四茶场调到福鼎县城关镇南阳茶场,继续上山下乡。这是一个1968年成立的知青点,有几位知青已经在点上结婚生儿育女。适逢县知青办要求各个知青点写出场史,场领导让我这个新知青去完成这个任务。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竟然写出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县知青办通知我去上班,让我从事文秘工作,写简报,写领导讲话稿。这样,我就第一次坐上了有藤椅的办公室。</h3> <h3>  知青办在县委大院第一排三层小楼的第一层,两个房间。知青办主任与三位干部在向阳的一间,另一间都是从各个知青点抽上来的知青,每个房间四张桌子。我竟然分到一张靠窗户的办公桌,光线在身体左边,桌面上材料的文字都十分清昕。</h3><h3> 第一次从事文字工作,办公室主任老夏及县报导组的老张、小温以及知青办的档案是我的老师。查档案使我知道了简报和领导讲话稿的套路;至于文字修改,三位老师都是手把手地教我。当时,正在筹备县委知青工作会议,我写领导讲话,写了改,改了抄,抄了再改再抄,反反复复五易其稿,竟然浪费了五百张稿子。我的文字能力就在这样的磨叽中开始产生。我在知青办工作了八个月,1976年10月正式招工到了福鼎县粮食局。</h3> <h3>  我的第二个办公室是福鼎县粮食局。</h3><h3> 在粮食局里,我先在局办公室。办公室有主任、副主任各一位,干事仅我一人。主任谢济顺是老办公室了,文革前曾经担任过县委办主任,几个运动下来就成了粮食局办公室主任。职务下来了,但业务绝对是一流水平。他告诉我,墙上每一个本子上就是一个公社粮站的情况以及粮食购销与仓储情况,有资料就记上去,没事就都翻翻看。这使我学到了收集积累情况的原始方法。</h3> <h3>  不久,我又由办公室调到人事股。人事股有一个股长、二个副股长,干事又是我一人。此时,主要是从事干部职工工资调整与退休补员工作,并且介入了干部考核与粮站班子调整。这是我从事干部人事工作的起点。当时,粮食系统正在开展提高业务技能活动,领导要求我能熟悉每个职工的基本情况,那可是450人的队伍,我只能努力去记忆。这也是我最早的记忆锻炼。</h3><h3> 那时因受文革影响,职工工资已经十多年未调整,先是普调一级人人高兴,后来又来了个调整40%,就有一点麻烦。特别是面临最后一批退休补员,工作量是猛增起来了。我整天泡在这个办公室,真正做到了以办公室为家,可惜这个家条件太差了。那时没有电风扇,更别提空调了,好在那时也不讲办公室礼仪,我仅穿一条裤衩办公,晚上就睡在办公桌上。这时,我开始用大搪瓷杯喝茶。我姐姐来看我,看见我的杯里有那么厚的茶垢,把她吓了一跳,严肃地告诫我:不能喝浓茶!</h3><h3> 当时唯一的休息就是去看一场电影,空闲时间就看小说、读《唐诗三百首》。我相信,"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时,我有了心仪的姑娘,所有的情书都是在这个办公室写的,唐诗也帮我打动了姑娘的心。</h3><h3> 二年后,县委组织部要调我到部里工作,局班子研究不放行;接着组织部又推荐我与其他七位同志报考省委党校理论班。这下子局长李可端开口了,调动不放,可以说得过去;考试不一定就能考上,让他去试试。没想到,八个人仅我一人考上。福鼎粮食局的同志们对我实在是很好,我的户口与工资粮食关系都已转出,他们却还给我粮票补贴,让我吃饱肚子念好书。</h3><h3> 读书这二年是我人生变化最大的二年,单身汉变成了夫妻二人,体重增加了20多斤不再显得那么瘦弱,发型从平头变成三七开,鼻梁上多了幅眼镜,身份由以工代干正式转为干部,工资增加了三级。1980年7月,我从省委党校毕业,留在了宁德地委组织部工作。</h3> <h3>  我的第三个办公室在宁德地委组织部。</h3><h3> 在组织部工作,我先是在组织科。我在党校学习的是政治经济学,现在要从事党务工作了。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革命战士是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的道理。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我立志三年内要使自己成为行家里手。当时还买不到《组织工作问答》之类的书籍,我花了大量时间从报刋杂志上收集相关文章,剪贴成册待用。当然,除了收集工作资料外,也浏览了许多趣闻,也掌握了许多谈天的资料。那时住房条件差,特别是夏天房间里根本呆不住,晚上邻居们都会搬出竹床集中在房前路灯下乘凉,有时我也会给大家讲点趣事,比如:上海有个陈阿大,在作报告时把“大干苦干加巧干”读成“大干苦干加二十三干”,引起笑声。他发觉错了还强词夺理,他说:“没有错!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有十二分干劲,我们加一倍不就是二十四吗?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要留有余地,这不就是二十三干了吗?”小朋友们都说,小陶叔叔见多识广。</h3> <h3>  在组织科办公室,除了读了大量报刊杂志外,主要是读书,把马恩列斯毛所有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书籍都通读了一遍。当时,在地委党校举办全区组织委员培训班,八讲的课程加上领导开学动员与结业讲话稿,我一个人完成,当然,上课讲稿是分给同事们去讲的。这时候,我因劳累过度得了肺结核病,由此,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是能吃苦但不耐劳。因病休息一个月,我每天早上到镜台山锻炼身体,也在山上背诗背古文,进一步培养自己对诗文的兴趣,并且锻炼记忆。</h3> <h3>  随着党建知识的增长,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报考中央党校党建研院生。检查自己的知识结构,主要缺陷在英语。我开始了英语补习,由于没有拜师,方法不对,英语并未补上,考试名落孙山。这时,我从组织科干事提为干训科副科长,这是个新单位,所有的办公家具、用品,包括自行车,都是我争取资金购买,对这样的办公室,我自然更加喜欢。在这样的环境里,又请了一位师专英语老师帮我补习英语,我想,第二年再考中央党校,应该不至于再落榜。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1985年12月30日,任命下来:屏南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毓荣部长在病床上与我谈话,让我先上任,想考再去考。1986年1月5日,我赴屏南上任。当时组织上要求带家属到屏南去,我必须举家搬迁了。我在宁德买的三合板衣柜才到家一周,只好退货,免得搬到屏南成为笑话。</h3> <h3>  我的第四个办公室是屏南县委组织部。</h3><h3> 组织部长是一人一间办公室,八十年的办公室用的是五十年代的家具。有两张木沙发,两张办公桌子,当然另一张主要是客人用。但是没有书柜,我没有要求找书柜,要求加一张桌子权当书柜,上面堆积了我日常学习的书籍。这个办公室最大的特点是墙上有一个多格的文件柜,便于分门别类存放各种文件和简报,使用起来十分方便。我再加一张条椅,这样,这间办公室也是部务会的会议室。办公室二面有窗,有一面完整的墙,当时目标管理正在推广,我把组织部的所有工作都细化为目标,张贴在墙上,经常提醒督促工作进程。我的工作重点在于农村整党、落实政策工作,兼任县委党校校长,这时是三年脱贫工作的第一年。我在地委组织部工作时,除几个海岛乡镇外都走到,这时我想走遍全县所有乡村,那时叫公社和生产大队,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还是县委组织部任命。因此,白天我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办公室,晚上才是案头工作时间。</h3> <h3>  这时候,我发现了几个人才,大胆向县委推荐,都得到了重用。不负重望的很多,但是也有的后期犯了错误,有的不幸过早夭折了。最让我痛心的吴治尧同志,他是县电大毕业的。我到屏南时电大正在进来论文答辩,我旁听了所有的答辩,为重新分配他们的工作找一点感觉。后来,被组织部分配到县委办、政府办的都有很好的发展空间?我也是有私心的,我把吴治尧放在自己身边,从科长到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在我调离屏南前,专门给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敏忠写信推荐他接任组织部长。经组织考核,吴治尧任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后又兼常务副县长,可惜在出差途中车祸因公殉职。在组织部工作时。吴治尧是我的得力助手,有他在我基本不管组织部内部事务,但是仍然是忙得连看文件读报纸的时间都要靠挤。这时候,根本谈不上再补习英语、考研究生了。我感觉如果这样下去,我本来就很浅的知识功底将江郎才尽。此时,产生了回机关的念头。1989年6月,我终于又回到宁德地委机关。</h3> <h3>  我的第五个办公室是宁德地直党工委。</h3><h3> 我在宁德地直党工委担任副书记,主持工作,与副书记游国生共用一间办公室。这时候的办公室家具仍然是传统样式,但是这时办公室有了电话,而且还有一部红机,是内部电话。也有了电风扇,后来又有了空调,条件大大改善。在地直机关,工作量不大,我又边工作边读起书来。这时候,受党工委办公室主任黄聿章影响,我也开始攻读厦门大学法律专业自学考试课程。我不仅读完了全部课程,拿到了毕业证书,还考取了律师资格。正当我计划申请转行从事法律工作时,组织上又调整了我的工作,提任宁德地委党校常务副校长。</h3> <h3>  我的第六个办公室是宁德地委党校。</h3><h3> 1993年3月8日,我到宁德地委党校上任。常务副校长自然是一人一间办公室,最重要的是有大书橱。我喜欢看书,积累了不少书。以往在家里是用报纸包砖头铺上床板摆书,现在都可以摆在办公室,整整一面墙,我可以一整天呆在这样的办公室里。在党校办公室,我完成了本科与研究生的课程学习,这时候学的是经济管理,而且沾了入学考试英语成绩不作门槛的光,顺利考入研究生班,并完成了五万字的毕业论文。在这个办公室,我备课写论文都很顺手,每年课时数和论文数量都在学校名列前茅。但是,组织有规定在一个单位任职时间不能超过十年,我在将满之前,调到了宁德市广电局任局长。</h3> <p class="ql-block">  我的第七个办公室是宁德市广电局。</p><p class="ql-block"> 2001年12月27日,我到宁德市广电局上任,这时候的办公室是差的太不象样了,广电局蜗居在广电宿舍的一套很小的二室一厅里,虽然局长办公室占一间,但只是能工作而己,谈不上特点。广电大楼土建已经完成,但是内部装修还未开始,负债已经达到2100万。我上任后的任务首先是筹款,终于又获得2800万贷款,可以进入装修了。为了赶在十六大之前完成广电大楼装修与设备安装,我的办公室实际上在工地,曾经有一整月没有坐过办公室。</p><p class="ql-block"> 日夜赶工,终于搬进广电大楼,我的办公室在九楼,不仅视野开阔,而且办公室宽敞,附带着一间卧室、一间书法室。办公家具已经改为大班台、软沙发,坐椅也改成皮质的老板椅,还有保存茶叶的小冰箱,开始摆上精美的茶具,从喝茶提升到了品茶。当然,十八大以后,这样的办公室是好的不象样了,属于整改对象。这时候,以办公室为家已经具备条件,工作上上级也经常要求重要播出时间领导必须在岗,因此,办公室经常有成箱的快速面。</p><p class="ql-block"> 这时候面临的是与以往工作完全不同的业务,必须从头学习。因此,办公室又成了学习的阵地,我阅读了一些广电专业的书籍与杂志,比较快地进入了角色,自我感觉可以胜任工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我开始调整自己的学习方向。我从参加工作以来,从来没有专业对口过,学的是经济专业没有直接从事过经济工作,拿着律师资格也没有直接从事过法律工作,现在我把自己的学习方向调整到了文化,把读文化类书籍与学习书法结合起来。在文革期间,我曾经见过被关押审查的文化人,用毛笔蘸水在报纸上练习书法,任凭身旁风雷动,我自安然练笔力。我的书法练习也从报纸开始,每有创作任务也是先在报纸上练熟了,再上宣纸书写。2005年2月,我告别广电同仁,调任宁德市政协秘书长。</p> <h3>  我的第八个办公室是宁德市政协。</h3><h3> 在政协我任秘书长,一年后提拔为副主席兼秘书长,二年后御去了秘书长职务。上任时,办公室主任问我对办公室有什么要求,我只觉得桌面光线不够,买一盏台灯吧。这时的办公室是我这辈子出成果最多的办公室。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老了老了却对文字工作会那么投入,任秘书长三年期间,政协的绝大多数文字我都会过一遍改一改,在报纸上发表的政协工作综述以及全会开幕的社论我都亲自动手写作。我的优势在于研究问题与讲课,这时候我的研究方向是政协理论,讲了不少有关政协工作的课,也发了几篇政协理论的文章。退休前,我把这些讲稿和论文的内容揉一揉,重新写作,写成了《政协散论》,一共五十个问题,希望对后来的政协人有点借鉴作用。</h3><h3> 御去秘书长职务后,先后分管过社会法制和学习文史工作,调研报告大多自己写,特别是文史工作,我动手写了《爱国爱教的楷模---圆瑛大师》、《走进游寿先生》,点注游寿先生手稿《中国书学史》等文史著作。我还兼任《闽东政协》杂志主编,每季度一期,我不仅做策划工作,而且做文字修改工作。我认为,一份杂志的卷首语往往可以成为读者认识杂志的窗口,因此,自己动手写了不少卷首语。</h3><h3> 我在党校工作时,写作主要在台式电脑上用拼音打字,现在,与时俱进,也用上apad,可以手写输入,不仅在办公室写作,而且可以随身携带,想到什么都可以及时输入,效率大大提高。</h3> <h3>  此时,我的办公室也是书法创作室。我的大班台腾出一半铺上毛毡,每天都争取把看过的报纸写完,但确实又很难做到。我曾经到中央党校、北大、清华短期进修,在北京学习期间,我得到三本行书、草书、隶书《唐诗三百首》字帖,这为书法练习提供了极大方便。我还把闽东有点名气的古村落都考察了一遍,创作了《青山岛赋》、《霍童赋》、《前洋赋》、《禾溪斌》等,并写成书法作品,印刷成《古村新赋》一书,这本书现在基本是作为名片使用。</h3> <h3>  政协的办公室是我在职的最后一个办公室。我以往对于恋权不愿退休的人有点反感,心想我绝对不做这样的人。现在,轮到我了,2015年1月,我应该到龄退休。我早早开始整理办公室书籍,蚂蚁搬家式地慢慢往家搬。这实际上有个大难题,因为这么多的书往那里摆?好在2005年我以52.6万元的总价买到了一座420平方的小楼,为了摆书,我打了大书橱。目前,家中五楼大书房有两面墙的大书橱,三楼小书房有两面墙的书橱,一家四口四个卧室也都有书柜。三楼有足够宽敞的书法创作台。家成了我退休以后的永久办公室。但是,组织上并没有让我退回家中,又让我担任军民融合促进会会长,这样我就又有了第九个办公室。</h3> <h3>  我的第九个办公室是融促会。</h3><h3> 融促会的办公室相对比较偏僻,而且是石彻旧房比较潮湿。我的办公室是个两居室的套间,里间办公,外间会客。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在这个里间坐不住,看书看报写作都坐在外间实木沙发上,放着藤椅不坐了。在外间这张实木沙发上,我在创建融促会,展开工作的同时,完成了《我看甘国宝》这本文史类传记的写作,阅读闽东革命史、收集资料完成了电影剧本《凌福顺》的写作。</h3><h3> 不幸的事情在2017年11月发生了,北京301医院查出了我的肺癌。12月2日进行了手术,我躺在病床上向市委书记提出辞职休息申请,出院回到家后又正式书面申请辞职。组织上同意了我的申请,我终于回到了家中这个永久的办公室。</h3><h3> 这是第十个办公室。在这里,我不需要考虑任何工作,每天就是读书写字。年青时我提倡能见面相谈的就不打电话,一定走过去;能站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躺下。现在要倒过来了,能打电话的就不跑路,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了。在家里看书我都是躺着的,实际上躺着脑部的血流会更充沛些。这时写作方式又要与时俱进了,手机上有“美篇”软件,可以设计阅读范围,设为“仅自己看”,什么都可以记下,整理好后再改为“所有人可以看”,写东西太方便了。去年的读书以中医为主,理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养病养生方法。今年的读书以陶渊明为中心,边读边整理,完成了近二十万的《品读陶渊明》书稿,写了几篇妄论陶渊明的论文,还写了几首打油诗,其中有一首《防痴》,抄录在下面,权作本文结语:</h3><div>身闲心闲人易痴,</div><div>谁愿晚年痴度日。</div><div>每日勤痴学陶诗,</div><h3>防痴应趁能思时。</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