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年前,我们76届的9名同学,来到枣阳县七方公社邓庄林场插队,开启了我们人生中永生难忘的知青岁月。弹指一挥间,40多年过去了,我们从青春少年到花甲老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故事,丰富而生动、曲折却励志!今天我们重回邓庄,相聚在那片魂牵梦绕的土地,虽没有了当年的青涩,没有了青春的容颜,却纯洁如故、激情依旧!多了一份对人生独有的理解和岁月沉淀的从容。我们感恩纯朴农民的教育、感谢艰苦年代的磨练、感慨蹉跎岁月的人生!我们遇见了那个时代,我们担当了历史责任,我们无怨无悔!

  怎能忘记,1976年那个如火的8月,我们毕业于武汉市不同中学的9名同学,背起行囊,告别父母,来到邓庄这个贫瘠之地。住的是土屋,吃水得在1公里外的队里去挑,没菜吃顿顿都是剁椒下饭;村子里遍地猪牛鸡粪,跳蚤随处撒欢;无论是春播秋收、插秧割谷、撒麦割麦、种树割草,还是打谷碾麦、种菜浇粪、肩挑车拉……样样农活都干,手上的血泡慢慢变成了厚厚的茧子、磨破的肩膀又红又肿、蚂蝗咬得腿鲜血直流、皮肤被毒辣辣的太阳晒成了古铜色,我们咬牙挺了过来;还有肆虐的疟疾,知青中除了李明芳幸免,其余8人全部中招。三伏天,发冷时盖几床被子还瑟瑟发抖,发热时恨不得钻进冰洞里,治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吃了也不管用,老乡告诉我们当地有躲“摆子”一说。就这样,得病的8名知青陆续回到武汉养病。10余天后,大家的疟疾不治而愈,真的应了老乡的话,疟疾躲过去了;没水没房,带队干部熊啟煜(我们叫他熊叔叔)就带领我们打井、修渠、建房,在没耽误所有农活的情况下,一年的时间里,打好了一口井,解决了林场几十号人的生活用水、修好了一条渠,解决了林场的农田灌溉、建好了一排砖瓦房,不仅解决了我们这一届知青的住房,还解决了下一届的住房问题。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磨练了我们的身心意志,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春耕大忙的季节、在繁星点点的夏夜、在秋收劳作的田野、在白雪皑皑的冬天,仍然有我们的欢声笑语、琴声悠扬、歌声嘹亮!古人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们离开邓庄后的人生经历,很好的诠释了这段话。

  怎能忘记,我第一次下水利工地的情景。那是我下乡大约3个月的时候,冬天,县里利用农闲搞水利建设大会战,十几万人的修渠大军中,我是邓庄唯一的知青,负责邓庄的宣传工作。我们队住在离工地不远的一个小村子里,20多人都挤在一个小套间的土屋里,男的住外间,我和其她9名女社员住里间。没有门,我们在地上铺上一层厚厚的稻草,再铺上被盖,10个人挤在一起,只能侧身躺,晚上老鼠往被子里穿行、跳蚤臭虫咬得浑身是包,害怕加奇痒无比,我常常是彻夜难眠。每天披星戴月,两头不见天,工地上却是人声鼎沸、红旗飘扬、广播声和着劳动号子直冲云霄,好一派大会战的火热场景,让我热血沸腾!我不停歇的写稿投稿,及时报道好人好事、鼓舞士气,还要帮忙推车上坡,一天十几小时的强体力与脑力劳动,累得我只有喘气的力气了!当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住处,多想有盆热水洗把脸、擦擦身,竟成为了一种奢望。一个本来就缺水的小村子,一下驻扎那么多人,吃水都困难,哪还指望有热水呀!无奈,我准备拿我的脸盆去弄点凉水来简单洗漱一下,却发现我带来的洗脸盆、洗脚盆、洗脸毛巾、洗脚毛巾统统不见了。一问才知道,我的盆用来揉面了、毛巾成了蒸馒头的垫布。我没敢吭气,此后半个月就再没用过脸盆毛巾,直到我们知青点的带队干部熊叔叔来工地看我,才帮我请了一天假,回知青点痛痛快快的洗了一个热水澡!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一生中洗的最舒服的热水澡,没有之一。40多天的大会战成果斐然,我投的稿件百分之百被采用并全部上了广播。那一刻,成就感、自豪感简直爆棚,所有的辛苦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怎能忘记,粉碎  “四人帮”后,大批禁片陆续播出,我们迫不及待的抱着小收音机听,再苦再累都阻挡不住那颗渴望的心。记得快到77年元旦了,天气特别寒冷,“博士”唐新跃提议我们去公社看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大家欢呼雀跃,恨不得即刻动身前往。可公社离我们有10多里地,又是天寒地冻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安全是个问题,带队的熊叔叔肯定不会同意。大家所有的目光落到我这个知青组长身上,我迟疑了片刻说:去!老熊知道了就说我同意的。就这样我们偷偷出发了!到了公社,一个9吋的黑白电视机前早已人头攒动,我们很快沉浸在那优美的音乐舞蹈中了……返回路上,我们兴致不减,热烈的讨论着,直到虎着脸一直等着我们的熊叔叔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才瞬间懵逼、面面相觑!结果自然是毫无悬念的受到了训斥!尽管我主动承认是我同意的,责任在我,还是没能免除大家挨批,心里觉得挺对不住大家的。这事没过多久,公社放映队到我们邓庄放映《洪湖赤卫队》,我们开心得不行,早早去占位置。等我们看完电影,还意犹未尽时,发现“博士”唐新跃和刘正维已提前走了。等我们回到林场,却不见他俩的影子,大家很是纳闷,他俩去哪了?又过了好久,已是深夜了,还不见他俩的踪影,大家不禁担心起来。正准备去找人,他俩回来了!原来,他俩离开后不知怎的,转了好几圈竟然找不到回去的路,天黑夜冷一着急,“博士”一不小心掉进了粪池。好在有刘正维陪伴,赶紧拉他起来,直奔村口的水塘,顾不上寒冷脱掉大衣就跳下去拼命洗!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大家都笑岔了气,也成了我们知青点的经典段子,每每提起还是那么欢乐!

  怎能忘记,大队党支部李书记,黝黑削痩、不拘言笑,却很有领导范,说话处事都很在点,对知青严格却有爱。我当时是知青组长、大队团支部副书记,与李书记多有接触,印象深刻。他曾对我说:这帮知青中只有你可以扎根!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认可,可我内心却五味杂陈,不知说什么好,只能笑笑;大队妇女队长的妹妹叫邓入英,个子不高,编着两个小辫,笑起来露出一排有点龅的牙齿,聪敏有想法,与我们女知青玩的特别好。她不像一般的农村女孩,性格稳重,待人不亢不卑,我很喜欢她,一直都记得她的模样,可惜我两次回邓庄都没打听到她的联系电话,不知她现在咋样了?很是想念;还有大队民兵连长兄弟俩、团支书老九、林场徐场长、做饭的李大爷、四鸭子兄弟等,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帮我们度过了那个年代。唐新跃是我们知青点的副组长,爱看书学习、喜欢音乐,比较安静,有点清高,大家都叫他“博士”;宋娟是我们点最小、也是最活泼可爱的一个,她能歌善舞,模仿力特强,尤其模仿第二任带队干部袁仕勇,一招一式惟妙惟肖,我们都笑得肚子疼,特别有趣;李明芳本分老实,做事踏实,特别爱笑,我们叫她“笑长”;胡汉云嘴甜,下队到老乡家里去,她伯伯婶婶叫得特别自然亲切,一下消除了我们的紧张尴尬,我特别羡慕她这点;李林有正义感,性格随和,很好相处;刘正维说话风趣,单纯善良,能吃苦耐劳,很受大家喜欢;王文高性格内敛,心中有数,啥事看穿不说穿,显得成熟稳重;翟建斌非常能干,无论是干农活还是做饭,都是一把好手,做得又快又好,还特别能吃苦。我们两任带队干部非常优秀!第一任熊叔叔,他是武汉水院毕业的老牌大学生,敏于行而拙于言,总是身先士卒,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带动我们,是个有高尚人格魅力的人。后来我们有幸成了同事,他又成了我的领导,始终是我人生的榜样!第二任带队干部袁仕勇,只比我们大5、6岁,他年轻有活力,思想开放,处事灵活,却不失原则,与我们沟通相处更顺畅自然。他带队时,77届又来了10个,知青人数增加到19人了,应该说担子更重、责任更大些了。在任期间,他很好的改善了与当地的关系,确保了知青的利益。可以说,他是和我们一起成长成熟的,是我们永远的大哥!

  怎能忘记,邓庄的山山水水,林场的一草一木,知青点的一砖一瓦。邓庄属小丘陵,红色土壤,贫瘠、缺水,种植的小麦、水稻产量都很低,几乎家家粮食不够吃,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只有豌豆吃了。但村里的几棵枣树长得不错,枣虽不大,却非常甜,我们知青回家都会买点。进村的右边有个小水塘,其实没啥特点,很小,很不起眼,不知为啥,我却记得格外清楚,以至于43年后第一次回邓庄,就是凭借这个小水塘的记忆,顺利找到邓庄的。林场在一个小山包上,满山种的都是松树,冬天的晚上,北风吹得呜呜叫,特别响,听得人汗毛直竖,特别是女生,上厕所都要结伴而行。到了春天,满山的绿,还有各种野花,煞是好看!秋天,树上结了好多松果,我们经常看到松鼠出没,觉得特别好玩!记得下乡的第一个冬天,特别冷,屋檐上结了一尺多长的冰柱,外面的雪都快到膝盖了。一天早上,总是第一个起床的熊叔叔一打开门,一只受伤的野兔滚到了他房里。这下大家兴奋起来,纷纷起床,围在一起热烈谈论起来,“好彩头”、“打牙祭哟”,于是,大厨翟建斌一展身手,三下五除二,热气腾腾的红烧野兔就上桌了,那个美味至今还怀念呢!我们知青住的房子,是熊叔叔带我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我们不仅插秧割麦、种树割草、种菜种地、打井修渠,样样没落下,还靠人拉肩扛,一砖一瓦盖起来了十几间砖瓦房。我们终于告别了低矮潮湿的土屋,搬到了敞亮通风的砖瓦房。那种满足、那份自豪,丝毫不亚于住进了别墅!那是我们付出心血、付出感情、付出劳动后的第一部作品,也是我们人生的处女作!

  我们这代人,已渐入人生暮年,不会再去纠缠知青历史的是是非非。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历史裹挟前行的,遇上了就要面对。欣慰的是我们不负年华,担起责任,一生奋进不言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