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黎:站在“一二九”运动前列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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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大会上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有一位不可忘怀的历史人物，他就是始终站在运动前头的勇士宋黎。

(下图为青年时期的宋黎)

北平“一二九” 游行队伍的总指挥

1935年5月，侵华日军不断制造事端，企图通过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方式，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国民党政府仍然妥协退让，与日本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卖国条约，并在国内明令禁止一切排日反日言行。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卖国内战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

两个月后，《八一宣言》传到国内；加之红军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到达陕北等消息，在北平学生中产生巨大的反响，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学子抗日救亡的热情。

北平地下党因势利导，决定于12月9日组织北平大中学校学生到新华门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请愿，表达人民坚决抗日、反对投降的要求。

　　12月8日，北平地下党经由北平学联出面，把这一重大决定传达给学联各校代表。当晚，东北大学出席学联会议的郑洪轩、邹素寒两位同学，在俄三班秘密召开的会议上，向东北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宋黎等人传达学联的决定。与会同学十分振奋，立即组成宣传队、纠察队、交通队、救护队，写标语、印传单、制旗帜，为第二天的请愿活动做准备。

12月9日凌晨，东北大学300多名同学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挠，在总校大餐厅紧急集合，一致推举有斗争经验的宋黎为游行队伍总指挥。原定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经西直门进入城内，与东北大学会合后一同到市内请愿，却因遭军警关闭西直门而无法进城。

宋黎决定，东北大学单独行动。东北大学的学生队伍在新街口遭遇军警布置的封锁线阻拦，旋即转走北沟沿向西四北大街行进。队伍到达西四牌楼时，又遭遇二、三百名军警横加阻拦，对同学们挥舞大棒和大刀。

搏斗中，王敬桓、刘淑清、侯淑艳等同学被军警打伤，队伍一时被阻断，关山复同学掏出石灰包砸向军警脸上，同学们乘机冲破封锁线。

东北中山中学的郭峰、李涛、甘仲斗、高铁等许多同学，也冲出军警包围圈，在新华门前与东北大学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会合。此时，到达新华门前请愿的各校学生已有两千多人。

　　新华门大门紧闭，前廊排列有持枪的武装军警，摩托车架着机枪，杀气腾腾。

学生们高呼救亡口号，高唱救亡歌曲，当场推举董毓华、宋黎等人为学生代表觐见何应钦。何应钦早已躲避别处，当局派参议侯成出面委蛇应付，对学生代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主张和允许清华、燕京同学进城的要求，支支吾吾，不予正面答复。

宋黎和各校学生代表见状，决定改请愿为游行示威。由于东北大学的学生最多，宋黎便被推举为游行示威的总指挥。

游行队伍从新华门出发，沿西长安街，经西单、西四牌楼、沙滩、王府井大街，准备最后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一路上，不时有冲出校门的学生加入，游行队伍人数逐步增加到五六千人。沿途的工人、教师、商贩、家庭主妇不断鼓掌喝彩，很多人争抢学生们散发的传单。刘尊棋、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尼姆·威尔斯等进步记者，始终跟随游行队伍，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

北平军政府以为学生们要去东交民巷冲击日本大使馆，便调集大批军警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

游行队伍派出代表同军警交涉，军警竟用水龙头对着学生队伍猛烈扫射，同学们的脸上、身上顿时挂上一层薄冰，宋黎穿的棉袍刹时变成了冰袍。同学们迎着棍击、刀砍、水龙头喷射，同军警搏斗。纠察队的学生们夺过军警水龙头进行反击。 

(下图为宋黎与辛冶夫妇，辛冶人小机灵，在北平“一二九”运动中担任情报传递工作)

　　韩永赞、肖润和等数十名同学，夺过水龙头反击军警。此时，军警的冲杀声、学生们的怒吼声、市民的咒骂声混成一片。这场巷战，有30多名同学被捕，东北大学的林铎同学被打断鼻梁骨，佟云同学背上挨了一刺刀。晶莹的冰层上，留下爱国青年的斑斑血迹。

队伍被冲散后，宋黎与北京大学学生领袖黄敬各自通知所率队伍到北大三院集合。经过商议，宋黎宣布：从10日开始，全城总罢课，并要求当局严惩破坏学生运动的首要分子。

回到学校，宋黎等人即去各宿舍慰问受伤同学。12月11日，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宋哲元派出武装军警，到东北大学将王新三、戴洪图、冯静安等6名同学捕走。在同学们的坚决斗争下，反动当局不久后不得不释放了这些同学。

    在“一二九”示威游行的鼓舞下，东北大学成立了党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委员有王振乾、胡焜（胡开明）、肖润和、关山复、李正风、高扬等30多名同学。宋黎、郑洪轩、邹素寒被选为常委。

曹靖华、刘复、吴成仕、金锡如、杨秀峰、郝克勇等一些进步教授、讲师、职员、工友，也以各种方式支持或参加学生的爱国行动。救委会抽调三四十名精明强干的同学组成纠察队，昼夜值班巡查，维持学校秩序。

　　“一二一六”游行示威总指挥之一

12月11日，又传出消息，蒋介石根据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何梅协定》，要派宋哲元、王克敏、王揖唐于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意味着华北将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

对此，广大学生和市民群众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北平学联根据北平地下党的指示，决定于12月16日再次组织各校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抗议成立汉奸政府。

12月16日，北平各校学生浩浩荡荡地走上街头，宋黎被推举为全市学生游行示威的总指挥之一。

城内的游行队伍冲破军警数道封锁线，到达天桥。原定宋黎讲话，因宋黎嗓音低，遂由黄敬站在一辆老旧电车上，宋黎与东北大学同学王炎架扶着，黄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大会一致通过坚决反对成立汉奸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决议。

会后，游行队伍经前门、和平门，直奔宣武门。一路上，同学们与武装军警且战且走，又有数十名同学被捕，百余名同学受伤，20多名重伤者被送往医院抢治。

这次示威，震撼了北平全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推迟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斗争取得初步胜利。

(下图演讲者为黄敬，左下方搀扶者为宋黎)

南下扩大宣传团副总指挥

“一二一六”之后，党又及时引导爱国学生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把抗日民族运动引向深入。1935年12月底，北平学联在燕京大学体育馆召开各校学生代表大会，黄敬、姚依林、张兆麟、宋黎等出席会议。会议决定，利用罢课和寒假空隙，组织北平、天津学生南下，深入农村宣传，把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发展成为抗日救国的人民运动。

1936年1月，“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分头从北平、天津出发，总指挥为董毓华，副总指挥为江明、宋黎。宣传团建立了党团（党组），彭涛为书记，宋黎等三位总指挥都是党团成员。宣传团分为四个分团，一团党影响下的群众最多，二团成份较复杂，指挥部决定派董毓华、宋黎去二团加强领导。

宣传团的几百名青年学生冒着刺骨的寒风，每天步行数十里，深入沿途各县，以演出活报剧、发表演讲、散发传单等多种形式，向各界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历时20多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营救被捕的“一二九”运动学生骨干

东北大学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表现，引起西北“剿匪”代总司令兼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将军的关注，先后三次电邀东北大学派学生代表去西安面谈。

经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商议并经北平学联同意，作为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代表的宋黎、韩永赞、马绍周三人，于1936年1月抵达西安。

此时，张学良正在南京开会，宋黎等人便先去拜访流亡在西安的车向忱、高崇民、卢广绩等东北名流，并向西安二中师生和西北军杨虎城等将校级军官宣传北平“一二九”运动。

张学良回到西安后，同宋黎等三名学生代表进行了五次长谈，对学生运动表示理解和同情，并拿出一部分资金慰问东北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

张学良对宋黎印象深刻，慨叹道：“看来我办东北大学没有白办，还出了宋黎这么个人物。”

1936年2月末，宋黎从张学良那里获悉，北平当局逮捕了43名东北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宋黎焦急万分，向张学良提出让他回北平营救被捕同学。

张学良慎重考虑后，把宋黎的名字临时改为“宋梦南”，假以他 “秘书”的身份，带上他写给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的亲笔信，奔赴北平。

旋即，宋黎只身来到北平，经过一番斡旋、斗争，迫使邵文凯全部释放了被捕同学。获释的王振乾、胡焜(胡开明)、柳文等许多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环境的锻炼和考验，解放后都成为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

(下图为张学良公馆，张学良在此多次同宋黎长谈)

参加东工委领导工作

1936年5月，中共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建立“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在东北军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秘密发展党员，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早日走上抗日战场。

东工委具体由李克农领导，刘澜波任书记，苗勃然任组织部长，宋黎任宣传部长（刘澜波身份暴露转移到北平后，由宋黎代理东工委书记）。

东工委从1936年成立到1940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停止在东北军发展党员为止，在东北军官兵中发展共产党员达800名左右。其发展速度之快，在国民党军队中是少有的;而且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遭到破坏，党员极少被捕，这也是罕见的。

向张学良建言办军校

张学良曾委派宋黎穿上东北军军官服装，深入部队了解东北军状况。通过考察，宋黎向张学良建议办一所陆军学校，着力培养中下级军官，以适应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需要。

张学良综合考虑刘澜波、宋黎、孙达生等共产党人的意见，决定在西安秘密开办不易引起蒋介石觉察的“学生队”（后改称“学兵队”），具体事宜交由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秘书苗剑秋和宋黎筹办。

  宋黎等人从北平等地“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和东北军有为青年军官中，选调一些人进入东城门楼受训。宋黎负责学兵队党的领导工作。

从9月开学到12月西安事变爆发，共在学兵队发展党员130多名，建立了党总支。这些党员，在西安事变期间和其后的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谷牧、郭峰、张化东等许多人，建国后都担任过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

(下图为西安东城门楼)

参与组织西安纪念

“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活动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严令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剿共”。陕西党组织决定由“东北民众救亡会”、“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联”、“西北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群众团体出面，发起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游行请愿行动，动员群众逼蒋抗日。

当时，宋黎是“东救”的党组成员兼武装部长、”西救”的党团副书记兼武装部长，直接参与了游行请愿活动的组织和后勤保障工作。

9日上午，西安各校学生及群众近2万人（当时西安城内不过20多万人）步行到西北“剿共”总部，宋黎先去张公馆请张学良将军同游行群众见面，促其表态。

张学良表示，蒋委员长住在西安，他不便出面，另派人接见学生。并说，你们的学生运动，不要影响了我的运动。

宋黎一时不知道张学良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学生们没有见到张学良，很不满意，高呼抗日口号，向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奔去。

省主席邵力子硬着头皮敷衍应付学生，被愤怒的学生们吓得匆匆溜走。队伍又转向西北绥靖公署向杨虎城将军请愿，杨派其参谋长李兴中热情接见了学生。

学生们既没有见到张学良，又没有见到杨虎城，极为不满，情绪激昂。指挥部决定学生游行队伍往临潼华清池进发，向下榻在那里的蒋介石请愿。

蒋介石闻讯如临大敌，在通往临潼的灞桥一带布下重兵，下令对敢于冲过灞桥的学生“格杀勿论”。

张学良担心学生们吃亏，亲自赶往东十里铺劝阻游行队伍，并向学生们保证：一星期之内，一定用满意的事实答复大家的抗日要求。

不出三天，即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便发动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西安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请愿活动，实际上成为西安事变的导火索。

其后，宋黎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领导下，为贯彻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昼夜奔忙。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宋黎又从中央情报部抽调出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随员，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参与过保卫在重庆谈判的毛主席，并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和南京梅园新村负责党派和统战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又回到东北从事新的斗争。

(下图为西安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示威场面)

(2019年12月1日)

〈由参加一二九运动人物的子女、亲朋、身边工作人员撰写，历时3年编审，北京出版集团2021年12月出版的上、中、下三卷本《〈唤起全民族的抗战〉.一二九运动人物记〉》，宋黎位列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