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临川一中.

郑旭平

      千真万确，临川一中的旧址原来是个天主堂。

      一中的围墙很长，从校门口一直延伸至隔壁的武装部。围墙里面有一条长廊，几乎与围墙平行，蜿蜒向前，到县武装部处就拐了直角，标准的“L”型。

      老师们的家就都沿着这条“L”型长廊依次排列开来。

      我家也在长廊上，还有桂继东、尹华、李琳、朱文华。。。。上中学后，我们这些儿时小伙伴又恰好都分在一个班，唯有卢彬家住在紧捱食堂边的一幢木楼上，木楼带走廊，看上去档次明显高很多。

      长廊与围墙之间大约有三、四十平米的空地，几棵皂角树矗立其间，枝繁叶茂，像一把大伞撑在长廊与围墙之间。围墙外是走读学生的必经之路。每天放学后，同学们三五成群，嬉戏打闹，这种课后放飞的愉悦心情，隔着围墙我都能感受得到。

      除了区隔，当时围墙的另一用处就是用来晒煤饼。

      散装的煤灰用水和黄泥拌好，然后双手捧起，来回鼓捣成稀球状，小心翼翼靠近墙根，“啪”的一声将煤球甩到墙上。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煤饼就能趴在墙上直到干透有止。顺不顺利，关键就看这最后的一甩，动作看似简单，技术含量却不低，力道要恰到好处：重了，煤饼反弹四溅；轻了，煤饼应声落地，那就成了传说中的“烂泥扶不上墙”。

      由于长年累月晒煤饼的缘故，墙体早已变得乌漆八黑，一次不经意的回眸还是让我有了惊人的发现：原来，墙上的每一块砖竟然都镂刻有三个字——“天主堂”。

      毫无疑问，如今的中学堂就是当年的天主堂。向老人一打听，果不其然，原名叫圣约瑟女修道院。

      小时候对“天主堂”的概念总是跟“育婴堂”连在一起，小人书上看过，感觉特别恐怖，不是挖肝就是挖肺。好在眼前除了砖墙上的三个字，其它痕迹荡然无存。

      学校里面的房子，当然就属于“顶级学区房”了。但对于我们这些教工子弟而言，却实在是有苦难言。

      你想啊，全天侯在老师们的监控之下，360度无死角。别的孩子犯错，一般要等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级别才可能会通知家长，而我们哪怕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家长们早就了如指掌。为这事，桂继东同学几次动了转学的心思。只可惜当时的县城里只有这么一所中学，要转就只能转回小学，这也太不现实了！于是只好作罢。

      其实，老师们并非一开始就喜欢告状。

      之前，我们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一中的老师根本就不爱管闲事，他们要忙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卢彬的爸爸，也就是后来成为我们高中的班主任卢锦文老师会拉二胡，我们的语文老师，也就是后来的一中校长李抚生会弹琵琶，我们的物理老师林默是乐队的指挥。朱文华爸爸的艺术字写得非常棒，校门口两边墙上“抓纲治国、团结紧张”之类的标语几乎都是他的力作。最让我们惊叹不已的是朱老师画的毛主席画像，超大那种，画得跟店里卖的一模一样。那年头，隔三差五，县里都要借临川一中的操场开万人大会，有会就得有巨幅毛主席画像。于是，朱老师就成了画主席像的专业户。

      同学父母中，我最熟悉的还要数尹华和张宇的爸爸，两个广东佬，一个教历史，一个教外语，之前我一直都以为他们是教音乐的。张老师的大提琴，尹老师的小提琴那拉得是相当有水平，琴声如泣如诉，婉转悠扬。除了提琴，张老师还会打扬琴，尹老师还会吹小号。我就纳闷了，他们当年上的是什么大学？如果说以前的大学生多才多艺，你尚且能够理解，那他俩还都喜欢制作铁皮水桶，就显得特别不可思议了。

      铁皮水桶相当于现在的家用电器，家家必备。

      没有自来水的年代，从井中提水非它莫属。取水的过程，绝对是个技术活。有经验的只要手腕轻轻一抖，水桶立马翻个扣入水中，再往上一提，满满一桶就上来了，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如果你是新手，拎着绳子左摇右晃，即便水桶被晃晕，想让它沉下去那还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

      暑假一到，两位老师就变身为老铁匠。叮吟铛啷，一会功夫，白铁皮就成了园铁桶。我猜想，要不是当年政策管得紧，批量生产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工业上去了，农业也得跟上，我隔壁的陆华芳老师就主攻养鸡事业。

      那时候，几乎每个老师家都要养鸡鸭，这些鸡鸭的生活条件还都比较好，不吃饲料，荤素搭配，以荤为主。什么蚯蚓、小青蛙这些都是由我们小孩子来保障供应。陆老师家的鸡养得好，毛色油光发亮，最关键的是，她家的鸡特别有精气神，走道的姿势跟别人家的都不一样，雄纠纠气昂昂，大老远你就能认出来。

      

      总之，那时候一中的老师们与自己的子女没什么交集，井水不犯河水，各玩各的。

      长廊屋后有一大片竹林，很是茂密，那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去处。学校最大的一块空地非操场莫属。除了做操，它主要是用来开万人大会的。动不动就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会儿批林批孔、一会儿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人忙得上窜下跳，我们小孩子也就跟着瞎起哄，哪热闹就往哪钻。

      操场当中有一口椭圆型的鱼塘，200米的煤渣跑道环绕其中。鱼塘中有各家的鸭子，东张西望来回游弋，到了傍晚，它们会自动上岸，踱着方步各回各家。

      当然塘里还有鱼，钓鱼是小伙伴们最乐意干的事，鱼杆是现成的，竹林中砍上一段，鱼饵遍地都有，就是蚯蚓，要那种又红又细的，粗的不行。

      尹华是钓鱼高手，他静得下心来。我不行，我没耐心，我更喜欢用石头打水漂，这也绝对是个技术活，石头的选材，捏石头的姿势，甩石头的力道，石头入水的角度都很有讲究，完美的水漂应该是一连串节奏感极强的弹跳，我在这头，石头飞到鱼塘的那头。

      我弟弟郑旭滨比我还喜欢打水漂，一天到晚勤学苦练，终于有一天失手“命中”了一只正在划水的鸭子，可怜的鸭子做梦也想不到，游个泳也会死于非命。直到晚上，鸭子主人“以尸为证”，告到家里，这才惹来一顿暴打。

      除了做鱼杆，竹杆还能用来粘知了（土话叫“加油”），打枣子也得用它。老一中的树特别多，除了皂角树还有金桔树、枣子树。盛夏，知了通常躲在皂角树梢上，一到中午就吵得要命。粘知了需要松香，融化后的松香是最好的沾粘剂。于是，偷松香的活自然就落到尹华身上，谁叫他家有二胡呢，有二胡就有松香，弓与弦之间要增加摩擦力必须用松香。

      一中校园靠东侧有一小门，小门一下台阶就是宜惠渠。这条宜惠渠二米见宽，一米多深，水是活水，清彻见底，绕着一中哗啦啦流过。平时除了洗衣服，我们还在这里学会了游泳。我学游泳是从“挺尸”开始，学名叫“仰泳”。顺着水流，全身放松，仰躺下去，“沉”过几次之后，突然有一回竟然“浮”了上来，终于成功了！幸福来得有点。。。猝不及防。

      好日子总会有到头的那一天。

      原以为接下来的岁月就一直会这样“如歌”般磋砣下去，突然有一天，消息传来，要恢复高考了！

      一中老师们爱向家长告状的风气，应该是从恢复高考以后才开始的。

      之前小孩子在学校里的表现，家长们都是不太在乎的，反正早晚都得下乡，只要不偷鸡摸狗一般都没事。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老师们那些在乡下当知青的子女都陆续被叫了回来，洗脚上田开始捧起了书本。老师们桶也不敲了，鸡也不养了，每天晚上联合起来给这些刚从广阔天地回来的子弟兵“开小灶”。

      “开小灶”的地点通常不太确定：今天你家，明天他家，月黑风高，神出鬼没，颇有点地下组织的味道。“开大灶”我们也见识过，就在一中的大礼堂，我们几个小学生趴在窗台上使劲往里瞅：台上挂了几盏汽灯，老师们握着个话筒在台上大喊大叫，台下乌殃殃全是准备明天高考的有志青年，一脸茫然，眼巴巴地瞅着台上。台上的挥动着手臂：“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底下有人嘀咕：“死马当活马医”。于是，众人哄笑一团。

      笑归笑，但绝大多数人的面部表情还是显得相当复杂。

      总之，情况正在起变化。

      大人们对我们的管控也越来越严了。那时候每个家庭流行“最低消费”——至少有四个孩子。最离谱的是总务处胡飞老师家，前后生了八个，六男二女。小孩一多难免有个亲疏。以前受不受宠，关键看干活，比如挖蚯蚓啦，钓青蛙什么的。而现在反过来了，关键要看学习。这样一来，兄弟姊妹在家中的江湖地位就逐渐有了变化。桂继东就硬生生被他哥给“逆袭”了。原先他哥也是“毛鬼”（对差生的俗称），如今风向一变，他哥瞬间转型，差生变学霸，几乎是无缝对接，最后直接考上了复旦。

      要论学习成绩，我隔壁的李彬当然不让，他爸爸就是后来临川二中的校长李盛光。记得那年高考，李彬是一中的状元，最后去了上海交大。他这一领跑，我们所有的小孩就压力山大了。

      这一年，我们刚好进中学。

      第一任班主任就是徐爱兰老师。徐老师属于那种不怒自威型，眼睛很大，眼神特别有杀伤力，在她的注视下，我们任何的小伎俩都必将原形毕露。徐老师教数学，她教的因式分解让我印象深刻。教我们平面几何的是王学老师，瘦高个，说话慢条斯理，有点像乡村里的私塾老先生。他有一金句至今让我难以忘怀：“证明出了一道平面几何题，那种感觉会像是吃了红烧肉一样舒坦。”

      那个年代，红烧肉的诱惑几乎是致命的。于是，全班同学对平面几何的兴趣大增，到处找题目来做，一天到晚琢磨“辅助线”。

      到了初三，我们的班主任又变成了谢文俊老师。谢老师是一个标准的美男子，长得极像电影演员王心刚。尤其是他的头发，永远油光发亮，纹丝不乱。谢老师走路的姿势特别优雅从容，哪怕是大雨倾盆，雨伞下的谢老师依然玉树临风。谢老师特别有亲和力，偶而还会跟我们这些同学开玩笑，我打响指这样的“绝活”都是跟他学的。

      现在回想起来，临川一中为我们这个班的成长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了。不同学期安排不同的老师来应对，优中选优。究其原因，皆因全班同学除了都是老师们的子女外，其它同学的父母，级别至少都在公社书记以上。

      高中三年，班主任是卢锦文老师，教数学，教语文的是李抚生老师。他们二位都是临川一中最负盛名的顶级教师。在我看来，卢老师上课的特点是“启发”式的，也就是充分调动同学们的主观能动性。题目写在黑板上，一声令下，比赛开始，谁先做完就举手示意，然后上台讲解。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大家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都想人前显胜，傲里独尊。“还有没有不同的解答方法？”于是，又上来一位卓而不群的同学。最后，才轮到卢老师的点评，深入浅出，举一反三。

      李抚生老师上课风趣、幽默。但批评起人来，也堪称是个“犀利哥”。话里有话，绵里藏针，自尊心强点的，一不小心就会无地自容。

      中学六年，即便有这么多的名师保驾护航，同学们调皮捣蛋的本性却始终难以改变。偷老师家种的白菜、往老师家的尿桶里丢炮竹、在教室门上放扫把、向前排同学扔苦莲子。以至于在高考前的动员会上，黄华昌校长批评我们班的同学:“枪都要叉到屁眼上，还以为是根杆（杆：土话稻草的意思）。”

      好在，毕竟都是尖子班的学生，又有名师这么多年来的悉心呵护，相比其它学校的同龄人，我们的竞争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1982年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招生，全国只招21人，我们班就有4人被提前录取。1983年正式参加高考，全班几乎都金榜题名。在当初录取率极低的年代，这样的成绩足以让人羡慕不已。

      也许是我们那届开了一个好头。从此，临川一中的高考年年捷报频传，少年班学生的录取率也是年年攀升。今天，临川一中已经享誉全国。随着学校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学校的规模日益扩大，学校也早已搬迁了新址。

      新的一中气势恢宏，软硬件自然是今非昔比了。回去再看，老一中已是物是人非，儿时玩耍的很多场景早已不复存在，只是当年的欢声笑语，恣意妄为，时不时会在脑海中徘徊。

      有些记忆是永恒的，而且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