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熊治清百年诞辰纪念

贝奇

　今天是2019年11月30日，农历冬月初五，是我的母亲熊治清诞辰百年（1919-2019）纪念日。我们姐妹兄弟三家人隆重祭祀，深切缅怀母亲，感恩父亲母亲的养育之恩。

如果母亲还活着，已经是百岁高寿老人。可惜我的母亲中年早逝，让我们做子女的心疼至今，扼腕痛惜。 1974年文*革时期，我们的母亲不仅死于贫病交加，更死于天灾人祸。

　　 母亲熊治清（1919-2019）百年诞辰

　

 

     母亲熊治清，生于1919年冬月初五，逝世于1974年2月16日，享年55岁。

     母亲的一生，是勤劳善良、宽厚仁慈、含辛茹苦、艰苦卓绝的一生。

     记得母亲从1973年3月生病到1974年2月故世，痛苦缠绵病榻近一年时间。其时正值“文 革”时期，普通老百姓生活都很困难。母亲不幸身患高血压脑血栓形成而致右侧偏瘫，在疾病的痛苦折磨和家境的极度贫困中，母亲溘然长逝，死不瞑目。

    母亲的早逝，给我们姐妹兄弟留下难以忘怀的痛苦和难以抚平的创伤。时至今日，我们姐弟三人仍忘不了母亲在世时曾遭受过的艰难与磨折，仍念念不忘母亲对我们姐弟三人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每一年母亲的生辰、忌日、春节和清明，我们都会去到母亲的墓前看望母亲，祭拜母亲的在天之灵。我们姐弟三人，总是叩首长跪，泣不成声。

 

     母亲熊治清，原名胡凤珊，祖籍四川威远县肖家山。

     母亲自幼丧父，三岁跟随其母改嫁胡姓继父，取名胡凤珊。继父对我母亲视如己出，甚是疼爱。奈何胡家子女众多，家境贫寒，到母亲13岁时，便被送到当年的盐都自流井，到有钱的大户人家做小工。正是在自流井罗姓大户人家帮工做女红时，母亲认识了在罗姓门店做学徒工的我的父亲熊治端。当时，我父亲17岁，母亲16岁。据母亲说，父亲13岁便独自一人从内江县石堡沱熊家大院出发，背着被褥，打着雨伞，穿着一双草鞋，秋风细雨中步行百余里地，来到当年繁华的自流井盐场做徒工，学艺谋生。那时候的母亲，喜欢父亲为人忠厚善良，学艺聪明灵巧。两人一见钟情。相恋半年后，父亲即将我的母亲带回到内江老家，在得到父母双亲的应允后，父亲与母亲在内江石堡沱熊家大院正式结为夫妻。按照当地的习俗，婚后从夫姓，母亲改名熊治清。之后，我的母亲留在内江乡下侍奉公婆，深得公婆欢心；去学习从事田间劳动，深得亲友妯娌帮衬。而此时，我的父亲熊治端却独自一人回到自流井，继续给人打工做学徒。三年后父亲学徒出师，向亲友借钱开了一个专营染纸、蜡烛、香火的小店，这才将母亲从内江乡下接回到自流井。父母最初租住在大安财神庙附近。1940年，我的姐姐熊永芳在大安区老地名钟菩萨出生后不久，父亲靠自己的手工劳作之所得，在自流井高山井街购置一套一楼一底三层的木质房屋。从此后，我们一家五口，在自贡市高山井街过着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的小康生活。

全家福照片（1958）

前排左起:母亲怀抱弟弟永铭

后排左起:姐姐永芳，父亲熊治端，

父母双亲与我的唯一照片（1955）

母亲熊治清与我们姐弟妹（1965）

　　母亲熊治清与我的姐姐永芳弟弟永铭（1965）

母亲熊治清与我的姐姐永芳弟弟永铭（1966）

左起母亲熊治清，舅舅胡绍云，与我们姐弟合影（1963）

    1958年至1961年，国家遭遇三年大饥荒，饿殍遍地。据说，仅我们四川一方土地，城市乡村饿死者便以上千万计。

    我们原本小康的五口之家，也因“三年大饥荒”而日渐贫困。我们一家与当时所有人家一样，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为支援“大跃进”、“大炼钢铁”而砸过锅，卖过铁，进过集体食堂，吃过野菜杂粮，饿过肚子。因为父亲是个小手工业者，自己有染纸工艺，可以制作花圈、香纸、蜡烛之类祭祀物品出售，所以，在饥荒年间我们家总算还有一点点钱，父母怕影响我和弟弟的成长，一有机会便悄悄买点黑市粮票、蔬菜、糖蛋类食品，以补贴当时家中口粮的严重不足。正因为如此，我们一家五口才逃过严峻的“三年大饥荒”一劫。

    虽然我们一家逃过了大饥荒这一“天灾”，但我的父亲却没能逃过此后更为严峻的蒙冤入狱这一“人祸”。

 

    多年后，我的母亲曾深刻反省自己当年因为心地善良，不忍心看见亲戚朋友、邻里街坊的老人和孩子因饥饿而倒地死亡，而常常将自己碗里的粗粮饭菜悄悄地匀分给那些行将倒毙的邻里和亲友。母亲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自己在“大饥荒”年代对老人孩子的好心和善意，自己被邻居们所赞颂的“乐善好施”，却为日后父亲蒙冤入狱埋下了祸根。

    1964年6月，我的父亲熊治端因遭人嫉恨，被人检举揭发“偷漏税收”而被逮捕入狱。一个墨守成规、谨小慎微、奉公守法的个体手工业者，只因被人恶意检举揭发，便被认定为有罪，以“偷漏税收七十元钱”之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父亲被抓捕之时，我以12岁的年龄出任自贡市尚义灏小学少先队大队长，正领着新入队的少先队员宣誓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我骄傲地为新少先队员系上鲜艳的红领巾。我万万没有想到，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我的父亲在距学校不远的一个街道群众大会上，被当场宣布逮捕，当即被戴上刑具送往监狱。

 

    父亲被捕入狱，这在我当时12岁的年龄，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新少先队员入队宣誓结束后，作为大队长的我，忽然很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同学和老师一下子都对我侧目而视，冷眼相向。更不明白一向很器重我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牟老师也用异常严厉的目光盯着我看。六月的天气，老师冷峻的目光让我感觉到丝丝的寒冷。我从小个性要强，很敏感很自尊，但那天我不敢去想这是为什么，更不敢对老师发问，只是急匆匆往家赶。

    回到高山井我的家，推门进屋，只见我的母亲和我年仅七岁的弟弟正相拥而泣。看见我回家，母亲放下弟弟，一把将我搂进她的怀里，一句话不说，更加伤心地痛哭流涕。

    母亲和弟弟悲痛欲绝的哭泣把我一下子吓懵了，吓傻了。好半天，我才敢问母亲，家里发生什么事？母亲渐渐停止哭泣，抽噎着告诉我，父亲已经被捕入狱。

    这真是晴天霹雳。

    为什么？我问母亲。我父亲怎么啦？他到底做错什么了？

    母亲使劲摇头，眼泪再次挂满她瘦削的脸颊。

    过了一会儿母亲才说：“他们说你父亲偷漏税收七十元钱，我不相信。你看我们家，什么也没有，家徒四壁。最近这半年，生意不好做，我们连买几分钱一斤的米钱都凑不够。我们虽然穷，但我相信你父亲不会做错事。他是那么老实，对人那么善良和蔼，对你祖父母和你外公外婆都那么孝顺，对你们姐弟要求那么严厉，他自己那么节俭那么守法，怎么会想去偷税？‘偷税漏税七十元钱’，打死我都不相信！”

     无论母亲信与不信，父亲已经被关押在监牢里。只是作为家属，竟然没有人通知我们父亲现在在哪里。

 

大约过了一个月，母亲被叫去派出所。母亲回家带回一张公安机关补发的父亲的拘捕证。我曾清楚地看见，在一张薄薄的白纸上，简单地写着父亲的“犯罪”事由：“投机”。

    母亲说，她当时就被派出所补发的这一纸拘捕证给吓坏了。

    母亲大气不敢出，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一纸文件，好像捧着我父亲的生命。母亲步履蹒跚地走回家，她的内心无比沉重，但却始终坚信父亲是个老实人，不可能做违法犯罪的事。但问题出在哪里呢？什么人想要害我们？母亲一路都在想。

    我的母亲出身贫穷，没有念过书，不识字。但母亲天性聪明，遇事冷静，心里有很多的想法。父亲被捕入狱，家里还有两个上小学的孩子需要抚养，要吃要穿要上学。而父亲没有给家里留下一分钱。家里开的小店已经被查封，店里的生产工具全部被没收。母亲唯一能做的，就是抹干泪振作起来。母亲四处托人寻找工作。有人介绍母亲去抬石头，是那种四人抬的“六牛石”，活很重，但可以挣钱养家糊口。也有人介绍母亲去五星街道搬运队，当搬运工挑河沙水泥上房，挑米挑煤下重体力，也可以养家糊口，但是能否加入搬运队还需要向街道申请，时间可能要很久。母亲很快决定先去抬石头。大饥荒年月刚过，母亲原本柔弱的身体要去做男人们才能做的苦力，其艰难可想而知。但母亲义无反顾。自此以后，我看见母亲一天天变了。母亲变得沉默寡言。每天晚上睡觉前还要喝一点酒。过去，母亲每天忙里忙外，既帮助父亲照料染纸店的生意，还要照顾我和弟弟吃饭穿衣上学，但母亲总是微微笑着，和颜悦色，温柔细腻，从不高声说话，更不会打人骂人。父亲入狱后，母亲心情变坏了，家里的一切也都变了。母亲常常一个人悄悄落泪。有一次我看见母亲躲在楼下小屋里哭泣，便轻轻上前去给母亲揩去泪水。母亲小声地对我说：“我总是在想，为什么有人要害我们，为什么有人要害你的父亲。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饿肚子，死了那么多人。我省吃俭用救过几个人的命，而有人却要害我们！”我问母亲，别人是谁？谁要害我们？谁要害我父亲？母亲摇摇头说：“你现在还小，不要知道这些。你只要好好读你的书，将来考大学。今后你一定离开高山井这个是非之地。你一定要远走高飞，走得越远飞得越高妈妈就越高兴。记住了吗？”

    我点点头，记住了母亲的话。但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母亲的意思。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我离开高山井。我也不明白母亲所言要害我们的人是谁。

 其实，看到派出所补发的那张“拘捕证”，我也吓坏了。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投机”，更不敢去想是什么人诬陷我的父亲让他去坐牢。虽然那时我已经读小学六年级，已经是少先队大队长，各科成绩优秀。但我12岁的年纪毕竟太小。我除了会读书，会当大队长，其它我什么也不会。我哪里知道社会是如此复杂多变，哪里懂得人心是如此险恶歹毒。

    母亲的话只是让我想起父亲被捕入狱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家里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居委会主任和组代表经常找我母亲去谈话，说我父亲已经入狱，母亲就是“反属”。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还说我母亲过去靠丈夫养活，在家养尊处优，还显示自己很富有，到处送人钱财给人吃喝，就像过去的地主老婆。所以现在要加强劳动改造等等。她们要我母亲经常去给她们汇报思想，接受监督改造。父亲在监狱的那几年时间，我们一家在自己所居住的高山井街一组，成为了被监视，被监督，被教育，被改造的对象。

在学校，老师和同学则对我另眼相待。有几个同班男同学常在我面前举起双手做手铐状，以此羞辱我；大队辅导员几次找我谈话，要我与父亲“划清界限”，“站稳阶级立场”。只有班主任老师陈菊芳很同情我。她很惋惜地对我说：“按照你三年连续被评为自贡市的三好学生，连续三年担任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其中，四年级为副大队长，五年级和六年级为大队长），学校是可以免试保送你读自贡二中的。但现在看来已经不可能了。好在你学习成绩优秀，立场坚定，已经与父亲划清了界限。现在到小学毕业只有几周时间，估计还能让你继续担任少先队大队长。你不要想太多，只要你能与父亲划清界限，把少先队工作做好，各科成绩优秀，相信总有书可以读，总有学校会录取你的。”

    当陈老师给我说这些话时，我不敢抬头看老师，只是含着热泪深深地点点头。在我的内心里，既有对陈老师的感激，也有对父亲入狱的许多不解和怨气。

 

    父亲被捕入狱，对于我们这个家，无疑就是一场灭顶之灾。

    我们是那样的可怜和无助。

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母亲和姐姐，是我和弟弟唯一的依靠。

    我的姐姐熊永芳当时是我们家唯一有工作有文化的人。她在贡井财贸校毕业后，回到原来的张家坝制盐化工厂财务科工作。此时，只有姐姐才有能力帮助母亲承担家庭的重担。姐姐对我说：“今后要更懂事更听话，要更爱护弟弟，要好好读书。离小学毕业还有几周了，能不能当大队长无所谓。如果学校不能保送你进最好的学校，我们也要争取考上一中。最近妈妈工作太累，心情很不好，我们要多帮助妈妈做事，千万不要惹妈妈生气！”

    我问姐姐父亲到底做错什么？什么叫“投机”？

    姐姐说：“我也不知道。他们一会儿说偷漏税收70元钱，一会儿又说是投机。也不知道我们父亲一个小小手工业者到底能投什么机？能犯什么罪？我相信妈妈说的话，我们的父亲没罪，只是遭人陷害了。”

    我悄悄告诉姐姐母亲曾经告诉我的话。姐姐说：“这很可能是真的。一定是有人想要害我们，想要害我们父亲。”姐姐还告诫我说，“在家里说的话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现在到处都有监视我们的眼睛，有监听我们的耳朵。所以妈妈才要你好好读书，也只有上了大学你才能远走高飞，离开高山井这个鬼地方！”6 原来，父亲被捕后，母亲就对姐姐说，最近一段她老看见有派出所的人下来找什么人了解情况。没想到人家了解的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被那个人给害了。大约半年后，我母亲的这个猜想就被无情的事实所证明。写检举信诬陷我父亲的那个人，重病在床三天三夜咽不了气。她自知不久于人世，特托一个邻居来对我母亲说，她知道自己错了，不该恩将仇报，找人写检举揭发信诬陷我父亲，害我父亲去坐牢。她说，还记得大饥荒那三年，我的母亲没少给她家接济粮食、蔬菜、白糖和蛋类。她那时已经饿得水肿了，是母亲救了她的命------我听见母亲长叹一声说：“唉！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的男人已经被关进了监狱。现在我们一家大小都在背黑锅都在跟着受罪。但我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在做事，天老爷在看。只是没想到她会病那么重。她的年纪也那么大了，也很可怜。请你转告她，让她安心地去吧，就说我已经原谅她了。”

    如果不是我坚决阻拦，母亲还会与那位邻居一道，最后去看望那位可怜可恨的老人。母亲最后挣脱我阻拦的双手，回到里屋，从家里的柜橱里找出几张零钱，交给邻居带去给那个将要去世的老人。   

    我很不理解母亲，她竟然那么轻易地就原谅了检举揭发父亲害父亲去坐牢的人。

    那时我和姐姐都不懂，仅仅凭着一封群众检举揭发信，派出所竟然就可以给人定罪，就可以随便抓人。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才了解，原来在过去那样的年代，根本就没有法治，只有人治。公安机关仅仅凭着群众检举揭发，就可以给人做有罪推理和犯罪认定。遭遇这样的冤判和冤案，不仅仅我们一家。

    自从父亲不幸入狱，家里的事情就由母亲做主，姐姐帮助母亲管理家务照顾弟妹。姐姐每周可以从厂里回家一天。她也到搬运队去给母亲帮忙挑河沙、水泥、运砖，什么都做。姐姐回家还帮我梳头、检查作业。带弟弟去剪头，给弟弟换洗、缝补衣服。每月16号发薪，姐姐都要将自己一半工资12元钱交到母亲手上，以补贴家用。母亲因为体力不支，不再去抬四人抬的“六牛石”，而是去到五星街道搬运队，靠肩挑砖瓦、河沙、水泥，运送大米、煤炭，挣辛苦钱养家糊口。

父亲在家时，母亲以料理家务、照顾儿女、照顾店面为主。父亲入狱后，母亲每天主要与箩筐、扁担打交道，体力透支很厉害，身体显得更加瘦弱。因为参加重体力劳动后，母亲饭量加大。而这时期我和弟弟也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家里粮食显然不够吃。母亲于是克扣自己的口粮，悄悄买些豌豆胡豆玉米等杂粮充饥，尽量省下米饭给我和弟弟。直到今天，我的弟弟永铭每每说到母亲当年怎样疼爱他，总是泪流满面。

    父亲入狱后，变化最大的是母亲。过去经常微笑的母亲，现在变得越来越隐忍，经常沉默寡言，显得疲惫劳顿不堪。有时，母亲的脾气也很大。记得有一次，我放学后回家做完作业才想起，母亲说过今天一天都在釜溪河边挑砖到后山坡武装部修房子，砖很多活很重，希望我和弟弟放学后能去帮忙。我几乎是一路小跑，从高山井到庙沟井到张家沱，沿途都没有看见母亲和弟弟，但看见了其他的搬运工人。有人好心告诉我，刚看见我母亲和弟弟在后山坡工人文化宫门口歇息。当我赶到后山坡，天已渐暗。果然看见微弱的路灯下，母亲正艰难地挑着一担润湿的红砖往武装部方向慢行，年幼的弟弟用双手抱着两匹红砖，涨红着脸跟在母亲身后。我有些伤心地叫了一声“妈！”，母亲没有停住脚步，一张口就骂我一句粗话。母亲责怪我只顾自己读书，连七岁的弟弟都知道下课赶快来帮忙，而我竟然姗姗来迟。

    记忆中，这是母亲唯一一次对我的责骂。我知道是自己的错，无论当年还是今天，我都心甘情愿接受母亲对我的批评和责骂。我心里明白，母亲这一次对我的责骂，并不仅仅是因为我的迟到，而是由于内心对我的的愤懑积累已久。也许可以说，我从不去探望在押父亲的冷漠和决绝态度，令母亲痛心伤心。在父亲被关押的漫长日子里，我为了“站稳自己的立场”，与父亲“划清界限”，我一次也不曾去探望过父亲。这令母亲非常失望非常生气。8父亲在监狱的几年时间，母亲每月探视日都会带着我的弟弟和姐姐去探监。母亲想方设法也要给父亲送去所需的营养食物或衣物被褥。我对父亲所表现出的冷漠和固执，让母亲的气愤和忍耐已经达到了极限。所以母亲此次口出粗言，应该算是她对我种种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其实，我绝不是像母亲责骂的那么一个冷漠无情、忤逆不孝的女儿。我之所以对父亲那样的态度，是因为我向学校和老师保证过，要和在押的父亲“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还害怕看到父亲被拷上刑具惨不忍睹的模样。

想想父亲在家的时候，我们的家，是多么的温馨美好。父亲在家的时候，我的母亲也是那样的温柔贤淑、聪明能干、仁慈博爱、深明事理。 我爱父亲，但我更爱我的母亲。我爱母亲的洁净和能干，我爱母亲的坚韧和顽强，我爱母亲的慷慨和无私，我更爱母亲的浪漫和温情。母亲的这些品质，很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已经年过花甲的我，有很多的方面是非常像母亲的。比如喜欢家庭洁白干净，比如对亲人和儿女的无私慷慨，比如坚韧能干，比如浪漫温情。十年前，我曾在一篇告别家乡的散文中写道：

 

    故土难离。生身之母难忘。母亲、小溪、老街、山崖、井架------我对童年的记忆，是一首牧歌的变奏：朝霞满天的时候，我独坐在自家的三层楼顶，仰望着屋后山崖上百年沉默的天车，小脑袋里装满了结结实实的幻想；夕阳西沉跌落进釜溪河，我和妈妈坐在有茅草和芦苇的河边洗衣。母亲用力捶打着粗布衣服，我却用小脚丫轻轻拍打着流水，怅然叹息着水中的落日。“妈妈，太阳掉进釜溪河了！”

 

    我的母亲不识一字。但我的母亲异常聪明、美丽、善良且善解人意。她用凉丝丝的釜溪河水给我洗头洗脸，微笑着告诉我太阳回家去了，明天太阳还会出来的。

    我记住了母亲灿烂的微笑。我记住了母亲的话：明天太阳还会出来！母亲背着洗衣的背篓，紧紧拉住我的小手，把我从夜沉沉的釜溪河边领回到了高山井我的亮堂堂的家。我从此不怕黑夜，哪怕人说夜里有妖魔鬼怪还有狼。我总想：明天太阳就会出来；明天我就会见到太阳；明天是我的希望；明天是我的太阳！

    我枕着母亲的手臂入睡。我做了一个又一个的梦，总是梦见我在路上，总是梦见太阳------

我的童年和少年，那些童话般幸福的生活和我人生最初的理想，随着父亲的蒙冤入狱而离我遥遥远去。

    母亲不再有悠闲的时间和我一道去釜溪河边洗衣，我也不再见到那倒映在釜溪河中又圆又大金红色明晃晃的太阳。

    我的生活失去了阳光，对未来也失去了希望。

    1965年，我小学毕业。正如班主任陈老师所预言，我没能被保送进自贡二中，甚至也没能考上自贡一中。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全都进了自贡一中。只有我一个人，被孤零零地“流放”到釜溪河对岸的自贡六中，就读初六八届六班。我一开始还有些庆幸。但很快就知道，在这个全新的学习环境里，依然有人知道我的父亲在押，我依然在同学们的面前抬不起头来。那位检举揭发我父亲偷漏税收害我父亲坐牢的某人家的孩子，竟然与我同年级同班。母亲知道后很着急，但一点办法都没有。母亲一再嘱咐我要好好读自己的书，千万不要率性，不要惹祸。母亲当时说出这样的话，说明她很知道我的个性。倔强和率性，既是我的优点也是我的缺点，这倔强和率性的个性，伴随了我这一生。我不愿让母亲担心。我没有惹祸，也没有率性，只是埋头读我的书，几乎不理会任何人。在自贡六中，我只读了一年书就遇了“文化大革命”。我目睹了校长金复华戴高帽子游街，被打倒在地。我看到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在写其他老师的大字报。学校到处都是红卫兵。几乎人人都在检举揭发别人，人人也都在被别人检举揭发。

　　而我在这时却结识了同班女同学谢振敏，她是同学中唯一同情和理解我的人。她不嫌弃我的“黑五类”出身，她邀请我到她家里去玩耍，她的哥哥谢振刚成为了少年时第一个崇拜的对象。我们自此成为了一生的好朋友。母亲因我找到好同学好朋友而感到高兴。母亲一生善待所有的人，也很真挚热情地善待我的好朋友谢振敏。直到今天，好友谢振敏说到我的母亲，还念念不忘我母亲当年的洁净美好。

    在1966年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文化 大 革 命运动中，我因为自己的父亲在押而被视为黑五类子女，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组织，同时也就没有资格晋京去见领袖毛主席，更没有资格带着红卫兵袖扣免费去全国大串联。可是我很不甘心。我很想到处去走走看看。我特别想去北京看毛主席。我找到谢振敏，她说愿意和我一道坐免费的火车去北京见毛主席。记得那是1966年10月18日。 

    母亲知道我要去北京看毛主席，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她送我到自贡火车站，从棉衣口袋里掏出皱巴巴六张一元的人民币塞到我的手里，还有三斤全国粮票。母亲说，家里只有这几元钱几斤粮票，你全部带着。只要有了粮票你在外就不会饿着肚子。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你要多照顾谢振敏，她也会照顾你。母亲说着脱下她的一件贴身毛衣给我穿上，还一再嘱咐我见到了毛主席就赶快回家。说女孩子出门，安全第一，千万不要到别处去串联。这是母亲第一次送我离家远行。

母亲第二次送我离家，是在1969年元月。那时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进入高潮。我所在学校全部学生都去宜宾高县插队落户。母亲很不放心我一个人去边远的高县农村。她专程赶回到父亲的老家内江县松柏公社联系，一心要把我送回到老家插队落户，她说这样她才可以放心。当内江的堂兄熊永谷来自贡接我去乡下的时候，母亲一定要亲自送我到石堡沱熊家大院插队落户，第二天，母亲替我收拾好住所才放心离去。我送母亲到公路边，母亲一再交待我要好好劳动，农活不懂就学，不习惯农村生活可以常回家。母亲说，在农村是很艰苦的，要好好锻炼自己。她只要能请到假，就会到乡下来看我，来帮我做农活。与母亲分手的最后一刻，我哭了。母亲给我揩去眼泪，叫我不要哭，不要害怕。她说一切都会好的。

    母亲所言不错。我在父亲的老家插队落户，也饱受了农村艰苦生活的磨练和考验。但幸运的是，在熊家大院，没有人提及我的“黑五类”身份。因为这儿生活的大部分人都是我的熊氏本家。在这儿，还有我的大伯父和二伯父两家亲人一直在保护着我，维护着我。

    母亲几乎每个月都会请两天假到内江去看我。母亲给我带来每月需要的零用钱，还带来干净的衣服被褥和家里的咸菜小吃。母亲看见我在乡下劳动很辛苦，不仅帮助我在家做饭洗衣，还代我去上山栽种红薯、花生，下田栽秧、打谷。有一次，母亲代我去山上背分到的红薯，回家时差点从山上摔下来，跌青了半边脸庞，跌坏了手腕和膝盖。我心疼母亲，母亲也心疼我。经历了插队农村生活的艰难和磨折，我才真正体会母爱的深沉，母亲的珍贵。

　　  在父亲老家内江下乡插队整整五年，我利用一切机会到内江城里公园图书馆去读书学习。在一次突发事件中，我有幸与内江县公安局的几位侦查员刘昌堰、郑化其等人结为忘年交朋友。与这些人的结识，开阔了我的眼界，提高了我认识事物和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离开内江返回家乡自贡之前，我有了自己的初恋。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在四川大足机场当兵的福建晋江石狮人郭振源。正是这次初恋，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73年下乡知青大返城。已经下乡五年的我，眼见内江松柏公社大部分外地知青都已经返回城市，而我却因为没有父母单位来这儿招工只能滞留农村。我很着急，回到自贡请求母亲设法帮助我办理病退手续离开农村。母亲慨然应允。母亲深知我不能回城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个曾经在押的父亲。即使插队落户回到父亲的老家，父亲曾经在押的历史也像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一直在与我随行。母亲为了帮助我回城，找到一个有同情心的女医生，说了实情，女医生答应将母亲的名字写成我的名字，用母亲的化验单证明我患有高血压和肾脏病。即使得到医生的疾病证明，母亲还是费了很多周折，奔走半年后，终于办好了让我病退回城的手续。

当我回到自贡的那天，在车站见到来接我的弟弟熊永铭，弟弟这才告诉我母亲因高血压生病住院。我痛哭失声。我知道，为了让我回城，母亲费尽了心机，跑断了双腿。很显然，母亲的病是为我而得的。我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医院。庆幸的是，虽然母亲患高血压脑血栓，但经治疗后只是肢体偏瘫，不能自由行动，但头脑依然清醒，认知没有问题。母亲睁眼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二妹你回来就好了。我没事。你不要哭。我会好起来的。”我不再哭泣，相信母亲一定会康复。这天晚上，我留在医院守护母亲，我和母亲说了许多的知心话。我告诉母亲，我恋爱了，是一个很英俊的福建人，在四川当兵。母亲看了相片，也很高兴。她支持我的选择。她说她要尽快好起来，如果我要去南方海边看男朋友，看大海，她一定要去送我。就像当年送我和谢振敏去北京见毛主席那样，她要亲自送我去车站坐火车去福建。母亲说，她年轻时就想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想去看大海。没想到她这一辈子只是到了内江，只是见到了沱江。母亲笑眯眯地看着我，深情祝福我。母亲喜欢我今后走得很远很远，她祝福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人。这是我一生中，和自己母亲聊得最长的一次。只是很遗憾，这一次母女的聊天竟然是在医院里。虽然母亲重病在身，但我依然为自己有这么好的母亲而高兴。我相信这是命运给予我最好的馈赠。母亲是我这一生中引为骄傲的无价珍宝。世界上最高贵的东西，莫过于一个完美无瑕的女人。完美无瑕的女人在哪里？就在母亲养育、疼爱和呵护的孩子的心里。

　　如果说我第一次离家远行是到北京去看毛主席，第二次离家远行是到内江县农村插队，第三次远行就是去遥远的福建晋江石狮看大海。母亲对我这三次的离家远行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鼓励。母亲的支持给了我离家远行的勇气。母亲的远见成就了今天依然特立独行的我。我相信，如果母亲得在天之灵有知，她一定会很欣慰。因为我不仅去福建晋江石狮看了大海，我还去走遍了祖国和世界各地。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十八年。

    母亲临终前，我的父亲熊治端、姐姐熊永芳和弟弟熊永铭均守候在母亲的身边。父亲为妻子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儿女为母亲尽忠尽孝、为母亲送行。 

    母亲重病之时，我的弟弟熊永铭正下乡新民农村。弟弟请长假回家，为母亲端茶倒水，送医就诊，侍奉在侧，悉心照顾母亲。后期母亲行动愈加不便，弟弟将母亲背上抱下，精心伺候，孝顺感人。

    我的姐姐熊永芳、姐夫张文强一家，也回到高山井老家来住，为的是给生病的母亲以照顾和安慰。

    惟有我，当时远行福建石狮，待接到家中的电报时，母亲已然病故。我在石狮大海边放声痛哭，沉痛哀悼我至亲至爱的母亲。在母亲的三个子女中，我是一个对母亲不忠不孝的女儿。这个不忠不孝的罪名，让我至今难逃自责，让我今生深怀对母亲的愧疚。

    已经过去的三十八年，年年清明，清明年年，我们姊妹兄弟都要带着我们的孩子，去到母亲的墓前，三拜长跪，心往神追：母亲啊，仁慈厚爱的母亲！她想必早已经隐入蓝色的云蔼之中。母亲在这世界上唯一留下的痕迹，就是我们这些她生育养大的子女。

    母亲的逝世是我心中永远的隐痛。那一片笼罩在母亲墓地的寂静决不会泄漏神袛藏匿在黑暗棺椁里的秘密；那一丛茂密的竹林因为吸取了我母亲的躯体为养分，也绝不会用飒飒秋风和细雨公布深埋在母亲墓穴中的秘密。也许惟有我这颗痛苦负疚的心，才可能用黑色的墨水替我的母亲倾诉，我要把母亲人生的悲剧公之于众，传之于我自己的后代子孙。

啊，我的母亲！我真的想要为您建造这样一座坟墓：“没有金子的门环，没有银子的饰物，不要宝石衔口，不要大理石的廊柱，不要掘地八丈，不要如山的封土，不是巍峨殿堂，不需人违心称服——它只是一本书——真实的故事，优美的诗歌和动人的叙述------ ”

     亲爱的母亲，这是女儿对您立下的誓言。我也将永远铭记母亲临死时的哀戚。有人告诉我，说我的母亲死时没能瞑目。难道是因为我当时远行不在母亲的身边？抑或是因为母亲自己一生莫大的遗憾？

     啊，我可怜的母亲！我挚爱的母亲！

     想当年，母亲虽然身患重疾，却依然鼓励我远离重病的她，去南方海边寻觅我那儿时看大海的梦。临走前，我在母亲床边给她跪下：“妈！我很快就会回来！你现在已经回到家养息，有弟弟和姐姐照顾你，你要好好吃药针灸，你一定会好起来！等我从福建大海边回来，我要给你捡回许多好看的珊瑚和贝壳。我要去工作，我要供养你一辈子！”

    我在母亲卧榻前长跪不起。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是我和母亲最后的诀别。

还记得母亲半躺在家里的病榻上，一脸苍白，她用她那唯一能动的左手，替我擦去满脸的泪，还用她那已经迟钝的嘴，亲口给了我她喃喃的祝福。末了她说，她希望我“从此远走高飞，远离高山井这是非之地”。她说自己“曾经想走很远很远”，她那时比我“还小还小”------  

    “妈！我的亲妈！我不想去看大海了！我不要离开你------”

    母亲坚定地摇摇头。她用左手推我，要我离开。

    母亲用她那慈祥而坚定的目光送我去福建石狮看大海，她用温婉的左手再次给予我最后的祝福。         

    我流着泪不忍心离开我的母亲。

    走到大门口，我再一次回望母亲，想把母亲永远烙印在我的心头。

    母亲微微笑着向我挥手。那一刻，我永远记住了母亲的美丽。

    这是母亲第三次送我远行。

 

　　每年农历冬月初五是母亲诞辰的日子。我和姐姐、弟弟、弟妹都着要去公墓拜祭母亲。

     恰逢我的儿子郭恒北京出差四川顺道回家探亲。郭恒听说妈妈和姨妈舅妈一道要去公墓祭拜外婆，很热心地准备了鲜花、水果、烟酒等供品，开车送我们去到南山公墓并虔诚地去祭拜外公外婆。

     我的姐姐熊永芳，弟弟熊永铭、弟妹邱明江各家都带着祭品，眼含热泪跪在父母双亲的坟前，诉说着对父母的哀悼，祈求父母在天之灵永远安息。

     我长跪在母亲的墓前，祈求母亲的宽恕。我恨不能用我磕破的头，用我的鲜血去洗涤我今生都不可能被饶恕的对母亲的不孝之罪。痛失慈母的伤痛，久久挥之不去。最伤心的是“子欲养而亲不在”。 

     我常常想啊，也许我本可以选择留下陪同我的母亲走完她人生的最后一程。可是当年我听信了母亲的话，以为母亲很快会好起来，因而鬼使神差跑去福建石狮看什么大海！就在我离开母亲七天之后，在我千里迢迢到达石狮小镇的第二天，我从家里发来的急电中得知母亲已经逝世的噩耗。当时的我悲痛欲绝。从此后，对慈母不孝的负罪感始终像蛇一样悄悄吞咬着我的心，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直到此时此刻。

    在母亲溘然逝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不仅我们这些儿孙永远铭记母亲的养育之恩，还有许多认识我母亲的人，曾经得到我母亲关照的人，还有那些还健在的高山井街的老街坊、老邻居、老前辈，那些已经九十高龄的老人们，他们在我面前提到或回忆起我的母亲熊治清时，总是说我母亲“熊三婆”“勤劳、善良、聪明、能干、贤惠、洁白、端庄、美丽------”

    几乎所有的好话，感激的话，都被善良的人们说尽。母亲和父亲在这世上留下了自己的美名。母亲和父亲的好名声，就是给我们这些后代子孙留下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我们做儿女的引为骄傲和自豪的。 

　　我的弟妹邱明江回忆说，“自贡市知名的凉粉生意人李静怡婆婆，每次看见我都给我说，当初（三年自然灾害时）要不是你母亲收留我们，我们全家还知道怎么活下来。熊三婆给我们房住，让我们住在你家底楼，还给我们饭吃，接济我们衣物。真的很感激！”“几十年后的1993年，还有人找到高山井我们家，一定要还当年借父亲的钱。可见我们的父母是多么的心地善良，多么的仁慈博爱。”

    我长跪在母亲的坟前，哭泣着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母亲，我永远爱您！永远怀念您！永远感恩您对我们姊妹兄弟的养育之恩！我们将永远记住和学习母亲的善良和仁爱。感谢母亲在天之灵的保佑，托母亲的福，我们姐弟三人以及我们的儿孙如今都生活得很好——您的儿辈生活安定幸福；您的孙子辈都很正直、正派、善良，孩子们在北京和广州努力地工作和学习着，他们都很热爱生活，孝顺父母，爱护儿女。请母亲相信，我们的下一代将比我们这一代更有出息，更有成就，更仁慈，更善良，更博爱！他们的生活会更加幸福，家庭会更加完美！

   今天是2019年11月30日，农历冬月初五，是我的母亲熊治清诞辰百年纪念日。

我们姐妹兄弟三家隆重纪念我们的母亲熊治清父亲熊治端百年诞辰。

我写下这些文字，以资纪念我的父母双亲。

       愿父亲和母亲的在天之灵永远安息。

安息吧，敬爱的父亲和母亲，你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自贡市自流井区高山井老街218号，现门牌119号，是一座一底两楼三层的木质房屋，我父母购置于1946年，我和弟弟永铭在此出生长大。

我家老屋虽然已经易主，但这儿永远是我们姐弟妹三人的故土。

高山井的乡亲们在我家老屋前留影（2017）

高山井的乡亲们在我家老屋前留影（2017）

高山井老街上的邻居至今不忘我母亲的好人品好口碑（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