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稿……



烂耳流脓散

导虫开胃疳积药

细佬哥

食咗有虫屙

……

头痛  肚痛

买包何济公

食咗三分钟

包你冇肚痛

……


        一段熟悉的《粤语民谣》在古老的骑楼城穿街走巷……




“糊涂市长” 和事不倒



        广西梧州是一座有着2100多年历史的岭南名城,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明宪宗在梧州创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总督府。位于珠江上游,处于浔江、桂江、西江三江交汇处,与珠三角一水相连,有着"百年商埠"和"小香港"之美誉。我们家的在这里整整生活了近30个年头,这里成了我的故乡。我父亲黄德明在梧州市担任了公安局长6年(含副职2年)、市长20年(含副职9年及文革停止换届情况),是梧州市任期最长的市级领导干部。“文革”时期,被造反派冠名“糊涂市长”和“老牌右倾”两顶帽子接受批斗,运动后却成为被群众第一个“解放”站出来结合到“领导班子”的革命领导干部。是非功过后人一直评说……作为子女,我撰写的纪实文稿《父母亲的故事》就是想客观地补充官网上遗漏和没有记载清楚的史实,供后人阅示:


狗肉锅盖开  好事自然来


        1946年抗战胜利后,我父母亲所在的华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奉命北撤山东,编入华东野战军(后三野),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1949年南下打过长江占领南京,当时我母亲随军参加上海战役,我父亲留在南京军管会任特派员(公安局侦察科长),时下三野要负责协助组建海军的工作,听了粟裕司令员在机关的动员,我父亲又有从小在海边长大的条件,于是就决定报名到海军去。这里有个小插曲,我父亲年青时候的相貌和粟司令员有相似,一次被门卫误认为是粟司令员,成了机关的“公众人物”,后传到粟司令员耳里,还被粟司令员“点名”站起来认识,从始就和粟司令员熟悉了。当我父亲和原东纵的战友苏平等人准备去海军报到的时候,又赶上了张云逸将军到机关来“招兵买马”的狗肉宴,事情就有了变化。都说“狗肉锅盖开,好事自然来”,原来是毛主席点名张将军去担任广西政府的一把手,张是广东人(现在的海南文昌),又是军中前辈(红七军军长、新四军副军长),他的到来自然是好事中的好事,果不其然,他的一席话“全国马上就解放了,不到广西就没仗打了……广西目前剿匪任务很重,需要一些有能力同志前往,尤其需要一些两广籍的干部……”这让我父亲马上改变了去海军的初衷,积极申请到广西参加剿匪,和战友分手的时候,邓汀和苏平前来送行并对父亲说:等着你的胜利消息。后来,1965年我父亲在接待罗瑞卿总参谋长到梧州视察时,又见到了当年在南京分手的战友邓汀、苏平,邓已是部队总参谋部罗总长的秘书,苏已是南海舰队的装备部部长。当年,我父亲完全可以选择留在南京,也可以选择去上海,但他没有;我父亲也可以选择调回广东,因为我母亲知道父亲已经去广西后,马上申请南下也到了广东,她多么希望父亲剿匪任务完成后可以回家乡来团聚(我母亲还有一个心结,她的一个出生后就送给老百姓家收养的女儿还失散在广东,多么想马上去找到她),但父亲反而动员母亲一起也来到广西梧州。许多年以后,我曾问过父亲:你对当年选择来广西到梧州有过后悔过吗?父亲沉默了一下,平静地说:我们这代人对“报国救民”求索了很久,才明白了“走对路,抱团打天下”的道理,而且越抱团越大,如果有人分心了,团就会松垮,就会散伙了。我明白了,他说的是团结、纪律和信仰。


广东来的“鱼花佬”


        1950年1月,我父亲跟随张云逸将军到了广西被派到梧州地区(公安处,后梧州市公安局)任侦察科长。之前,广西国民党白崇禧的主力部队已被我军“四野”重拳打垮,溃败四逃的土匪仍负隅顽抗,“反共救国军”疯狂反扑,梧州周边较大的土匪有四股:甘竞生(广西苍梧人,伪国军师长、少将警保处长,自封“广西省政府主席”)、李胜初(反共救国军西江游击总队司令)、杨创奇(广西玉林人,原伪第七军师长,伪反共救国军48军军长)、卢英龙(伪48军171师长)和徐威卫(广西苍梧人,伪48军174师长)……他们成了梧州地区的“五大匪首”。顽匪时而联手,时而集中,经常劫掠过往三江的商船及政府、部队的物资船只,多次袭击区、乡政府,屠杀政府官员、地方干部和部队、民兵、群众,将烈士割头颅、开膛剖心、点天灯……残忍至极。甚至把“恐吓信”送到当时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江平秋的手中……我父亲刚到梧州不久,就碰上抚河上游有商船被劫的案情,匆忙乘船赶赴现场处理,返途中被土匪抽掉船底暗板至沉船,查获土匪的证物、物资散失,一名疑犯逃走,好在父亲水性好,有“浮秤砣”的功夫(可以朝天静躺水面半个时辰),他和落水的几名同志相互照顾漂到下游,才遇到民兵的巡逻船得以脱险。没想到与土匪的第一次交手却不明不白被翻了船,事后才知道我们内部有匪特,父亲调来梧州的消息土匪已经掌握,随即放出话来:我们躲过“东北虎”,又来一只会游水的“华南虎”,不管来的什么虎,老子都玩你个氹氹转。父亲这次出行执行任务翻了船,耽误了指挥部及时调整围歼土匪的部署,被江平秋副市长狠狠地刮了鼻子,还被关了“禁闭”。坐在“禁闭”室里,让我父亲冷静地的思考许久,他大胆地向上级提出建议:


对“全面封江”分解盘查

让“时段隔离”实施监视

把“控制渡口”作为钓饵

用“边角撒网”针对流窜

使“深潭沉鱼”一网打尽


(可能其他的同志也提出了
相同和相似的意见)


……点子和路子集中群众的智慧,很快指挥部就出笼一整套分歼股匪的围剿战略。一出“响锣赶鸭,堵笼抓鸡”的好戏就是这样开场的。

《梧州公安志》记载:1950年……6月,梧州专区公安处侦察科长黄德明,带领侦察员林中林、范炳昌等20多人的工作组(含专区公安大队一个班),驻长洲乡人民政府,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工作,号召匪特自新登记,争取从宽处理,前来自新登记者有匪174师连长朱国祚等50多人,缴获驳壳、左轮等武器及弹药一批;在长洲尾翠华村,捕获潜入小学任教员的军统特务梁一飞,缴获电台1部;另从窝藏梁一飞的欧阳勋住处缴获日本手枪1支、子弹10多发……


我父亲在《工作小结汇报》中写道:我局武装小分队抓住战机主动出击直搗匪窝,以少胜多, 不费一枪一弹,取得地区公安分队一次擒敌数量最大的胜利战果,是得益于同志们做了大量侦察工作的分析:长洲岛东西长14.5公里,南北最宽处为1.8公里,全岛面积11.25平方公里。匪首卢英龙任伪梧州警察局长10年,属下土匪多是长洲岛人,长洲岛又是卢匪五支队残部的匿藏老窝。长洲岛乡政府刚成立,土匪的势力影响依然很大,要在人口接近三万人中去捞土匪,有很大的难度,据此,首先布控长洲岛所有渡口形成包围圈,同时暗中摸清岛上隐藏的匪窝和要道,等待上岛时机。这时我们抓住了土匪突围失败,支队长严积生及警卫严伯熙当场毙命,余匪溃败潜逃的时机,小分队按计划迅速上岛,直插长洲岛中心加大了劝降宣传的力度,这就叫“响锣赶鸭”;与此同时,按事前掌握了匪连长朱国祚的活动规律,及时卡住家门、要道,这就叫“堵笼抓鸡”。让分散的土匪失去指挥,难以集中,在强大的武装压力和给出路的政策攻心下,留给土匪的唯一出路就只有“缴械投降”……江平秋市长给《工作小结汇报》添了副标题:“大炮打蚊子无影无踪,两指捏臭虫一是一, 二是二”;还有两句话:外围部队打大仗,内卫公安打巧战;彼一次此一次,竟是英雄汉。省公安厅长覃应机听取汇报后说:梧州的剿匪工作成绩是突出的,应该大力表扬黄德明同志这样的“侦察英雄”。从始我父亲的威望在公安队伍中树立了几十年。在地市剿匪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在“封江隔离”、“分段围歼”、“引蛇出洞”、“军民联防”等有效措施的推行中,梧州及周边的剿匪迅速取得战果:徐匪在苍梧旺滩落网;杨匪在象县大樟区束普外村落网;甘匪在平南县马练乡落网;李匪在苍梧县新地殿村与三村交界的木捲山蛇窖岩洞落网;卢匪串逃后因断粮,只身冻死于藤县乡野。最终,五匪首一死四被擒。1950年1月—1951年11月梧州及苍梧地方(含公安、民兵)配合驻军围剿股匪大小战斗542次,毙、伤土匪2110人、俘987人,缴获枪械1.3万多支、弹药6.22万发起,军用物品1300件……至此,在梧州市区和周边县猖獗一时颠覆新政权的活动基本平息,梧州市成为全省剿匪中最早出色完成任务的单位。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同志们也为梧州的剿匪战斗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78年我父亲64岁,已经超出了退休的年龄,覃应机主席点名让我父亲到自治区出任广西检察院重组的领导小组组长,后任副检察长(正级)和顾问职务。这时我见到了当年和我父亲上长洲岛侦察的林中林叔叔,他和我说起了那次突袭长洲岛的“典故”来:原来父亲和林叔叔曾装扮成广东来的“鱼花佬”上岛,才躲过土匪的眼线,摸清了匪连长朱国祚和电台发报员的“鸡笼口”。什么“说时迟,那时快”……又什么“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林叔叔的不少夸张话我都记不清了,唯独“鱼花佬”我还是记忆很深的,毕竟这也算是梧州版的“虎胆英雄”。事后我问父亲,他却轻描淡写:化妆侦察是本行,化妆“收买佬”、“补镬佬”、“磨刀佬”、“补鞋佬”、“货郎担”……什么没干过。我父亲从来就不是“表扬和自我表扬相结合的人”。林叔叔还告诉我,我父亲除了有“浮秤砣”的绝技外,他还有一招叫“一绝杀”,小分队下乡剿匪时常碰上野狗,父亲随手砸出的石头不出三下就可以将狗打哑。后来这“一绝杀”我也见证过:1963年我们家和张市长家同住一个院子,那天院里晒了很多木柴,我父亲、我伯娘、我小弟和张市长的小儿子选民在一起乘凉,我们家养的黑狗和他们家养的黄狗闹了起来,突然黑狗咬了我小弟一口,小弟痛喊一声,我父亲随手拣起一块木柴就砸了过去,可怜的黑狗一砸就死了,果然是“一绝杀”。


“唠凶佬”和“乌糟仔”


        梧州市的干部主要来自“南下干部”、军转干部、爱国人士、进步学生和旧政权留用人员,有“北方人”也有“南方人”。由于南北语言的区别,交流的障碍很多,我父亲征战南北,长期和北方同志交往,用自己的教训和体会,成了“南北干部团结”的楷模。他任公安局长期间就发现了一种现象: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北方干部说话南方干部常听不懂,北方干部又多为“大嗓门”,南方干部就对北方干部这种“凶巴巴的唠叨”给予绰号“唠凶佬”;而北方干部则回敬当地的干部称“乌糟仔”(北方话:不咋地,和“梧州”谐音),“唠凶佬”、“乌糟仔”的风言风语直接影响了团结,我父亲马上制止,为解开双方心结,他和局里其他领导一起磋商后,在干部会上说了一席话:我们是礼仪之邦,尊重别人是干部的基本素质。说“唠凶”的同志可能不知道原来有典故,过去北方人到南方做生意时,都是礼貌地称南方人“老兄”,南方人也会以礼相称“老兄”,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可是我们有的同志故意说变了,说歪了,意思就改了,正常礼貌的“招呼”却成了破坏团结的“绰号”。今后我们都要学好普通话,干部中规定要说普通话,相互间以“同志”相称,要成为纪律。后来父亲当了市长,还流传下另一席和干部的聊话:有些从大城市到广西支边的年轻人看不起梧州,喜欢拿梧州和广州比,说什么“梧州话是广州的乡下话,梧州人是广州的乡下人”。我是广东人,现在也是梧州人,革命干部工作在那里就应该热爱那里,建设好那里。我看过《苍梧志》,说广州话的始源地就在梧州附近,从史料看:广州话可是梧州话的“乡下话”,广州人自然也曾是梧州的“乡下人”吧。当然这是一则“戏语”。



谭公庙烛  白鹤观台

剿匪除霸  民众添柴

徐杨甘李  先后擒来

昔日商埠  今朝焕彩


革命栋才  五湖四海

百姓托拜  公仆情怀

克奉守己  无往不栽

建设梧州  千秋万代


        一段父亲的《剿匪日记》在我的回忆中重新整理纪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