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寒老师碑帖分享《大吉山买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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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各位书友晚上好，今晚咱们继续分享古帖，通过十几天的休整大家是否看过前面分享的经典碑帖，通过前面的分享咱们了解了汉代书法形式有金文、砖文、瓦当、简牍刻石。西汉的石刻很少见，据宋尤袤《砚北杂记》说：“闻自新莽恶称汉德，凡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严其禁。大多采用阴线刻和阳线刻两种雕刻方式。”赵明诚《金石录》仅著录《居摄两坟坛》、 《五凤刻石》两种。其他西汉石刻是清以后才陆续发现的，所以伪刻较多。西汉刻石较东汉时期少。比较同时期的简牍帛书墨迹，西汉刻石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由于刻石往往出于典重的目的，因此,篆书使用较多些，字形也比一般简牍帛书的字形大得多。另一方面，由于刀凿与历久风化原因,在线条形状和质感上呈现出不同于墨迹的斑驳生拙的风貌，这就是后代书法家以笔师刀，学习这些刻石时所热衷取法的“金石气”。

《大吉买山地记》，汉隶摩崖刻石。东汉建初元年(76)刻于会稽跳山(今属浙江绍兴)，俗称《跳山摩崖》。道光三年(1823)县人杜春生访得。与《三老忌日碑》同为浙江汉刻重宝，也是浙江现存最古之碑刻。刻石凡二十二字。

据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载:"拓本高四尺五分，广五尺五寸。""字径七寸至尺余不等"。分上下两列，上列竖书"大吉"两字，下列分五行，行四字。曰:"昆弟六行，共买山地。建初元年，造此冢地。直三万钱。"此碑运笔古厚，淳朴，唯拓本流传极少，影响不大。

《大吉买山地记刻石》(以下简称刻石)位于浙江省绍兴县富盛镇乌石村跳山东坡。东汉建初元年(,,)刻，隶书。石刻上额“大吉”两字，因记录当时的土地买卖实况故名。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集刊》收入;清杨守敬《寰宇贞石图录》缩印收入。刻石凡二十二字。据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载:“拓本高四尺五分，广五尺五寸。”“字径七寸至尺余不等”。分上下两列，上列竖书“大吉”两字，下列分五行，行四字。曰:“昆弟六行，共买山地。建初元年，造此冢地。直三万钱。”

关于刻石文字，历史上的几种文献曾有过误记。如万历《绍兴府志》载:“土人传为钱武肃王微时贩盐遇官兵，跳避此山，壁上书‘大吉’字。”又《越中杂记》载:“吴越武肃王书，‘大吉’字，在府城南三十里跳山石壁上。”当时《绍兴府志》与《越中杂记》的编撰者或许没有去刻石现场作实地勘察，以至会出现这种以讹传讹的现象。清人杜春山历尽岁月，遍访越中金石碑牌，而著《越中金石记》，纠正了上面的说法。云:“是刻在会稽跳山，郡城东南五十里。万历《绍兴府志》云，土人传为钱武肃王微时贩盐遇官兵，逃避此山，壁上书‘大吉’字。

考山名不见于嘉泰《会稽志》。”“癸未仲夏，余偕兄尺庄觅先世葬地，偶憩兹山。其石高不及二寻，迤逦围十余丈，色黝然而黑。土人云，有字在石趾，剔除苔藓谛视，乃东汉人题记，为历来金石家著录所未及者。”阮元《两浙金石志》云:“石刻近为山阴杜氏所获，盖当时买地券文也。”清道光三年(,,,,)，杜春生等人于刻石左侧刻“获石同观题记”。文曰:“后一千七百四十八年，道光癸未，南海吴荣光偕仁和赵魏、武进陆耀遹、山阴杜煦、杜春生获石同观。”楷书，凡五行，行八九字不等。旁有“退书”两字，楷书，径七八寸，不知何代所刻。

据杜春生《越中金石记》，“当亦非唐以后者”。买地券是为死者购买阴宅、冢地的凭证。在东汉时期，买地券属于一种土地财产所有权的标志。它仿效日常生活中的民事契约，记录了买卖双方，地价、地的四至及中人等内容，表现了完整的法律程序。买地刻石则相当于后代的地界石，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的文书契约改用石为材料予以体现。

马衡在《中国金石学概要》中把它称作“真券纪实者”。据《八琼室金石补正》载，四川巴县出土西汉地节二年杨量买山刻石，文曰:“地节二年?月，巴州民杨量买山，直钱千百。作业?子孙永保，其毋替。”此刻石内容与本文的大吉买山地记刻石类似，简约明了。而多数买地内容按年、月、朔旦干支、日序及日序干支的排列顺序书写，另还记有墓主姓名、年龄、死亡年岁、职官、郡望、宅地来源、四界面积、土地价值、交割日期、券约见证等等。至于太康六年(,,,)的曹翌买地券上还附有奴婢、衣物清单;永明三年(,,,)的刘凯买地券、南京西善桥南朝买地券券首还追述家世，则视为特例。

买地券因被视为刻写草率、内容鄙俗，故其书法价值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或许是汉代刻石中的一大憾事。就现在所见材料，买地券分石券、铅券和砖券。因年代不一，刻工殊异，书法风格当然有别。一、篆隶并杂。仅见于东晋朱曼妻买地券。虽属篆书，但不经意间却夹杂着书笔意，极类似于《天发神谶碑》，方转方折，字势雄伟。二、隶书。如曹翌、徐林买地带。古朴奇巧，波挑明显，隶意甚浓。本文大吉买山地刻石，可谓与汉隶有一脉相承之关系。三、楷书。有天册元年肖整、李达、徐逼等买地券。带行意者，有元嘉十九年秦僧猛、何靖买地券等。梁天监十八年覃华。

买地券，风格秀逸，浅条流畅，已接近行书。买地券往往信手而写，它不像墓志书法那样谨严规矩，但也不像砖文任意潦草。故而意趣横生，率意奔放是其特点，是研究当时民间书体的重要资料。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说:“摩崖者，刻于崖壁者也，故曰天然之石”。摩崖刻石，除了字形较大，还因天然崖岩有裂缝、石筋的存在，书刻时须作揖让，行文多参差不齐，往往字的大小由之，长短广狭错落欹斜。如《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杨淮表记》等等，造化与人工之伟大，相得益彰。

买地券刻石置于墓葬之处，因势利便，不可能是在断崖绝壁之上。相对而言，其崖面较好，书丹、镌刻容易。虽经过千百年在自然中风霜雨雪的侵蚀剥落，但还是清晰易辩，神理分明。大吉买山地记刻石就是其中一例。即是刻在一块非常完整的崖面上。它和上述的这些摩崖刻石存在异曲同工之妙之外，表现的更是一种安祥、朴厚的精神风格，同样信人惊诧叫绝。

大吉买山地刻石虽属隶书，但也杂以篆法。风格有别于当时或峻利方厚，或恣肆奇纵的碑刻。书写者心态超然，运笔舒缓，其线条和形体肯定、沉稳，不露锋芒，一提一按，一顿一挫，都藏匿于笔痕之中。通观全文，横画收剑，最能体现隶书的特征之一的波挑，往往都施于最后一笔——捺笔。如“六”、“人”、“共”、“地”、“元”、“造”、“冢”等字(以现代汉语的书写规范，本文刻石中“六”、“共”最后一笔为斜点，“地”、“元”为竖弯钩。而以江代隶书的书写习惯则为捺笔)。

短促的横画、竖画，则施以粗笔。如“第”、“山”、“初”、“年”。转折处，不抛筋露骨，种种迹象表现其隶书体式在笔画运作的过程中采用了篆法。如“第”、“买”、“初”等字。表现出了新的个性。从这里看出，书写者于书法意识上的领悟。再从每一字上去作分析。“昆”字体态方整，紧密严谨。“第”字圆浑，转折处皆有起落提挈，充分表现了毛笔的书写性。“六”字的一捺，极类似写经。“买”、“初”展示了一种混钝未开，大朴不雕的意趣。

如“共”、“地”、“远”、“元”、“年”、“造”、“此”、“冢”、“万”、“钱”等字，粗壮圆浑的线条，造成了间架结构的稳重阔达。敦厚的字形，让人感到积字内的深沉、雍容、华滋、静穆、气和、遒劲的风致。西汉隶书，如《五凤二年刻石》、《莱子侯刻石》，线条洒脱，舒展自如，风格雄浑朴茂，凝重简率。东汉刻石，如《杨淮表记》，天真毕露，笔力劲健，点画丰筋力足，拙稚多趣。

大吉买山地记刻石不涉险奇，无丝毫怪诞，意态不同于同一时期的东西，点画圆而不滑，线条壮而不肥。这种风格的出现，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再者，本文刻中有几字的笔画划出了省略。如“第”、“造”、“冢”、“直”(通假)等。这也是一个特别的现象。

刻石均是大字，在整个西汉乃至东汉的刻石当中，在字的大小上能与之抗衡者几乎没有。北朝时期的泰山金刚经和四山(尖山、铁山、葛山与冈山)摩崖亦为大字，书风一致，气势豪迈，后人认为是安道壹所书。具体分析，泰山金经和四山摩崖以圆笔为主，结体开张，行气贯通，整体上有平稳简洁，浑穆含蓄的艺术效果。本文刻石也圆笔为主，博大凝重，朴厚圆润。笔者以为，它与泰山金刚经与四山摩崖存在气息互通之处。虽聊聊几字，但给我们的却是雄伟的艺术感染力。

大吉买山地记堪称汉代刻石书法之珍品。大吉买山地记刻石在书法艺术上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面貌，给予人们可借鉴之处甚多。它不仅为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作为一座书法艺术的宝库，诸如在书写方法、工具、体势及与当时其它摩崖石之关系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中国土地买卖始于何时，史载阙如。鲁宣公十三年（前596）鲁国“初税亩”，即公田、私田一律“履田而税”，推知当时已有了土地买卖。自秦统一六国后，“使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承认了私有土地的合法化，“官田”、“公田”与“民田”、“私田”区别趋于明确。汉代山阴县（今绍兴县）为荆王刘濞的封地，实行按丁分配土地，后人称为“丁口田”。这时，山阴县出现富豪庄园，土地买卖，兼并渐盛。《建初买地刻石》无疑是当时实物之佐证。买地券记载了业主姓氏、土地位置、价格以及契约签订时间等，是向“山公”买山之凭证。所买山地用途为冢地。这样，《建初买地刻石》从另一个层面揭示出汉代吴越之地深受道教文化影响的迹象，于此可以觊觎我国古代民间信仰之一斑。

绍兴县富盛镇乌石村跳山，土石夹杂，竹木丛生，坡度平缓。晋郭璞《葬书》：“土色光润，草木茂盛，为地之美。”因地势较高，跳山东坡阳光充足，土地干燥，为理想的葬地。《刻石》周围，芳草如茵，至今在荆棘丛中尚能寻找到东周时期的釉陶残片，以及汉魏六朝以来的绳纹墓砖残片，说明这里从春秋战国以来就有人类的活动。宗族、家族聚居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自然形成的一种居住形态，其存在具有普遍性。同宗近族，生前住在一起，同祀祖宗，死后埋在一块山地。《建初买地刻石》反映了这种古代宗法观念。“建初元年，此冢地”，盖是事实。


《建初买地刻石》又名《汉昆弟六人买山地券摩崖》、《大吉山刻石》及《跳山摩崖刻石》等。《刻石》的著录，明万历编纂的《绍兴府志》曾有过描述：土人传为钱武肃王微时贬盐遇官兵，跳避此山，壁上书“大吉”字。又《越中杂记》：吴越武肃王书“大吉”字，在府城南三十里跳山石壁上。上之两种文献均把《建初买地刻石》中“大吉”两字的书者归于吴越武肃王，并和当时肃王贬盐遇官兵，逃至此山事相联系。《绍兴府志》与《越中杂记》的编撰者，显然没有到过跳山作实地考察，忽略了“大吉”之下二十字纪事，故有如此张冠李戴的谬误，以致以讹传讹。


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周季木云：“此刻，予尝于碑估手中见明拓本，只有‘大吉’二字，其下题字五行失拓，时以残本少之未收。后读《会稽志》，始知明时此刻为藓苔所封，只‘大吉’及下一‘钱’字可见，世遂误定为吴越王时所刻者。则曩所见者虽残不残矣。曾记与新本校对之，惟明拓本‘大’字左撇下尖，短四五分许，此苔藓所封故也。”清道光三年（1823）邑人杜春生翻山越岭，不辞辛苦，历尽岁月，遍访越中金石碑版，著就《越中金石记》。杜氏在是记中所纠前揭的说法：是刻在会稽跳山，郡城东南五十里。万历《绍兴府志》云，土人传为钱武肃王微时贬盐遇官兵，逃避此山，壁上书“大吉”字。考山名不见于嘉泰《会稽志》……癸未仲夏，余偕兄尺庄觅先世葬地，偶憩兹山。其石高不及二寻，迤逦围十余丈，色黝然而黑。土人云，有字在石趾，剔除苔藓谛视，乃东汉人题记，为自来金石家著录所未及者。


刻石旧拓，金石学家马衡在“大吉”两字之右侧书有跋文：跳山摩崖在会稽乌石村。文凡二十二字。汉建初元年刻，为浙中最古之石。案，吾浙汉刻向推湖州墨妙亭之《三费碑》。自宋以降，不见著录。碑与亭俱不知亡于何时，从此浙东西遂无汉人片石。清道光初年，会稽杜春生访得此刻，近又出《三老讳字忌日》，皆东汉时物。天下事无独有偶，数十年间二石先后出土，于是浙中石刻竟让后来者居上矣。马氏以为《建初买地刻石》甚可与清咸丰二年（1852），出土于浙江余姚客星山下的东汉建武二十八年（52）所制《三老讳字忌日记》齐名。两者同是浙中石刻之翘楚。


与所有东西汉金石碑志一样，《建初买地刻石》在文字使用上存在异体字现象。究其原因，乃当时民间汉字规范程度偏低，导致用字的随意性。譬如“此冢地”。陆耀遹《金石续编》卷一：“临海洪州判颐煊释作‘’，云‘’即‘造’字省‘口’。予合数拓本辨之，‘’字甚显，洪论无疑。”“造”字的声符，“告”省略了“口”。《刻石》中的“”，即是“造”字的异体写法。又如“直三万钱”，直通“值”，价值、报酬之义。睡虎地秦墓竹简《厩苑》：“其入之其弗亟而令败者，令以其未败直偿之。”直偿，按价值赏还。《史记》卷一○《孝文本纪》：“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同书卷五八《梁孝王世家》：“初，孝王在时，有罍樽，直千金。”又汉刘向《西京杂记》卷三《公孙子》：“公孙子著《公孙子》，言刑名事，亦谓字，直百金。”知直为“值”的用字习惯，在先秦、秦汉时已是流行。


关于《建初买地刻石》的书刻年代，有著录一作“建初六年”。民国方若《校碑随笔》：此摩崖也，汪氏《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以不碑记，其尺寸误矣。赵氏《补寰宇访碑录》作建初六年，亦误。于拓本细视，此说甚是。而于《刻石》之侧“同观题记”，方氏又有论曰：汉刻石之字此为最大。别有题记、正书五行，往往不拓饰作。旧本题记云，后一千七百四十八年道光癸未，南海吴荣光偕仁和赵魏、武进陆耀遹、山阴杜煦、杜春生获石同观。吴荣光手书也，以其不拓，鲜知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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