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中华：古代中国人的高级审美

红枣茶

2019年，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锦绣中华—古代丝织品文化”展上，第一次看到了这么丰富的古代丝织品。

经过先秦、两汉、隋唐，到两宋、元明淸时期……一路走下来，中国古人高超的织绣技艺、非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让人无限感慨：古人的生活好精致，古人的审美好高级！

中国最早的对襟衣——

战国时期的“凤鸟花卉纹”锦袍，

色彩、图案、工艺，低调而奢华。

锦袍上的对鸟纹饰

黄褐对鸟菱纹绮“乘云绣”（西汉）

满池娇—棕色罗花鸟绣夹衫（元）

（清）

这是朋友圈里转发的代购国外某一线奢饰品牌羊绒围巾和羊绒衫，不论从色彩、图案、刺绣工艺上……都没法和中国古人两千多年的纯手工绣制品相比吧。

唐代“捣练图”（局部）

6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种桑养蚕，当时的纺织原料是植物纤维和动物纤维，植物纤维主要是葛、麻、毛、丝，动物纤维多是由野生动物的毛加工成的纤维。

到了先秦时期，楚国的纺织品工艺独树一帜，是中国丝织文化历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这件织绣上的“凤鸟纹样”最有特色。

秦人有着崇尚凤鸟的情怀,他们认为凤鸟是吉祥之物，所以那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凤鸟纹样的纺织品。

人们还有把鸟、龙和凤拆开打散再组合的做法，如：战国时的凤鸟对襟衣，衣服的两肩和后背上都刺绣了凤鸟追蛇图案；凤鸟花卉纹锦袍（战国）上，鸟形纹样分割后被打散，又组成新的图案，带有神秘色彩；对龙对凤浅黄绢底大被面（东周），绢地被面上大面积的花纹刺绣，植物枝蔓为对称轴，对龙对凤以S形曲线造型。

对龙对凤刺绣袍（战国）

对龙对凤纹

对龙对凤黄绢底面大被面（背面）

刺绣龙凤虎纹衣袖（战国）

棕色条纹毛布短袖上衣（西周）

对龙对鸟纹

蟠龙飞凤纹

凤龙相蟠纹绣衣料残片

在绢上以红棕、土黄、浅黄三色绣线锁绣图案(锁线绣，就是绣线盘曲相套如锁链)，主题为四方连续的凤二龙相蟠，经过分割打散再组合的构成方法，形成二龙相对蟠于凤鸟背上，使龙身成为鸟身的一部分。

蟠龙飞凤纹绣浅黄绢面衾（被面）

唐代“捣练图”（局部）

1995年10月，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是汉代蜀地的织锦，这件国家一级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织锦上云气纹呈山状，可能与汉代流行的神仙思想中的仙山有关；云气间绣有禽鸟、带翅膀的独角兽、老虎等，汉隶书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与同一墓葬出土的“讨南羌”锦可拼合为一完整的循环对称构图。根据《史记•天宫书》记载，这件护臂锦上记录了吉祥天象。

它让我们了解了来自楚地的汉朝统治者怎样将楚国浪漫和神仙文化与儒家思想交融，在材质、款式、色彩上的进步与变化，使这一时期的织物更加飘逸灵动，加上蕴含某种神秘寓意色彩的图案，给人以无限遐想。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

素纱禅衣（西汉）

素纱禅衣仅有49克，是目前已知世界上重量最轻的衣服。

其轻薄透明，是爱美的墓主人为表现自己与众不同的柔美气质，特意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的一件大袖宽袍，它使里面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从而衬托了锦衣的华美和飘逸。

纱底敷彩茱萸花

绛红绢底“长寿绣”（西汉）

绛红色纱地印花敷彩丝锦袍

绛红绢底“长寿绣”残片

以麦穗状云纹铺地，上面点缀花蕾，在漫卷的云纹图案中穿插了侧面的龙形，据说有“长生不老”之意，可能就是汉人称这个图案为“长寿绣”的原因。

与“长寿绣”类似的还有“乘云绣”，同样是以麦穗状云纹铺地，上面点缀花蕾，将鸟打散，在云气中露出鸟头，形成乘风飞鸟的形象。而穗状云本身可能与凤鸟的羽翼翅膀有一定联系；长寿绣与乘云绣，在流动的云气中穿插龙与飞鸟，应是对楚文化中龙凤形象的继承与发展。

“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鸡鸣枕（东汉）

印花绢面草编盒

“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衾

是官办织造作坊为地方王侯制造的婚礼专用锦。

绢底平绣人像

唐代“捣练图”（局部）

唐代也是装饰艺术史上重要的转折点，这一时期花卉、禽鸟纹样逐渐取代了动物纹样成为主要装饰图案。

来自西方的连珠纹和中国花卉、卷草纹同时出现；富贵的“宝相花”与写实性的花卉、鸟、蝶的大量运用，人们审美情趣逐渐告别神秘而走向自然，并一直影响到后世。

“宝相花”一词虽然最早见于北宋，但却是盛唐时期常用的吉祥图案，显示了唐代盛世的精神风貌。纹样吸收了中亚、西亚的艺术风格并与中国传统审美相结合，最初为莲花形象，后来加入牡丹等花卉纹样，形成没有明确自然花卉品种但充满庄严、富贵之气的形象。宝相也是对佛像的称呼，宝相花的出现与佛教传入有关，所以很多宝相花织绣为礼佛用品。

这件日本正仓院收藏的琵笆囊上就有以“窠团方式构图”出现的宝相花。

唐代以后，织绣多以花卉、植物叶为主要装饰图案，动物图案减少，即使有也多为小型鸟，充满了自然旺盛的生命力和节奏感。如：绽放的宝相花、波浪起伏的卷草，和各种花树、小鸟……绿地印花绢裙上印有宝相花和柿蒂花（四瓣花），黄地宝花草叶纹靴面上刺绣了宝相花和草叶纹。

绿地印花绢裙

褐地对鸟对羊灯树纹锦

彩色织成履（东晋）

红地对鹿连珠纹锦

绿地黄花窠鹿纹马甲（唐）

黄地几何动物纹锦马面罩（魏晋南北朝时期）

马面罩用织锦制成，用于装饰仪仗用马匹。图案由呈带状排列的花卉和绿色对鸟构成，这种相对的鸟与西亚和中亚的对鸟、对兽形象有一定联系。

蓝地飞马纹织锦

黄地对飞马饮水纹锦

对鸟纹锦

黄地菱花团窠对兽纹锦

黄地菱花团窠对鸟纹锦

黄地宝相花草叶纹刺绣靴面

花草对鸳鸯纹

番锦襟袖黄地团宝花纹锦半臂（唐）

黄地宝花纹锦

月白色折枝花卉纹锦

“从经线显花到纬线显花”一一几何填花吉字纹锦（魏晋南北朝）

汉地织锦技术在向西北传播过程中，传统技术生产的平纹经锦(由经线显花)，被西北地区的工匠进改造，生产出了平纹纬锦(由纬线显花)。

纬锦的出现是中国纺织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逐渐成为后世的织绣主流。其利于控制图案的换色和精细形象的表现，为精美的唐代织锦的奠定了技术基础。这件锦上有几何化的六辫花纹和以莲座双翼树纹中填充“吉”字纹，寓意吉祥。

唐代“捣练图”（局部）

宋代织绣装饰有鲜明的文人审美特点，除了继续沿用唐代开启的花鸟纹样，绘画写生、花鸟画、工笔画等艺术效果在织绣装饰上都有体现，绘画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四季花卉、花鸟组合等形象也出现在锦绣绢帛上。整体上是北宋、南宋装饰图案雅致辽、金、西夏充满野逸之趣。

“卐”字菱纹格罗抹胸（宋）

“卐”字原是佛教吉样符号，最初只用于宗教场合。宋代《营造法式》中有“万字曲水”的纹样，即“卐”字纹笔画相连。宋元时，“卐”字作为装饰图案被广泛使用，有单独相连不间断笔的，也有置于菱形或龟背形框架中的。

缂丝水波地荷花摩羯纹棉帽（辽）

棉帽以蓝色水纹为地，用金线刻出波浪，呈现华丽富贵气象。水上飘着荷花、荷叶，一条鱼龙（摩羯）跃出水中（摩羯是自西域传来的印度水神坐骑，在佛教中作为圣物）。

刺绣花边

绿色绢地刺绣鞋

元朝继承了宋代的织绣工艺与审美，又吸收了西亚、中亚织锦工艺的精华“织金锦”，精致华贵服饰风格风靡一时。

元代出现的棉布，是中国古代服装面料上革命，并且逐渐取代了丝麻织物的主流地位，走入寻常百姓生活。

绿地刺绣花纹护膝（元）

绿地暗花为菱形纹暗花

与宋代制作相似。图案刺绣了山石、蝴蝶、花卉，形成＂蝶恋花”的主题画面，呈现出自然祥和的氛围，是马背民族的生活与汉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

纳石失

是波斯语或阿拉伯语中“织金锦”的音译，是元代织金锦的一个大类。

元代时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开始恢复，织金锦与北方以及西北民族和西亚及西域都有联系。元代丝路的再次联通，中西方交流频繁，统治者又为北方民族，使织金锦风靡一时。

明清时期，随着世俗文化的兴盛，从宋代成型的吉祥纹样在明清两代更加盛行，各色花卉及果实纹饰种类越来越多，形成装饰纹样“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时代特征，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和向往。

下面这件清代的“镂空地三蓝打子绣八仙过海马面”中的主体纹样为绣球花，古称“八仙花”；背衬一枝海棠，合为“八仙过海”。在我国传统工艺美术图案中，多以八仙象征群仙祝寿。（马面，是裙子前后两个长方形的外裙门）

镂空地三蓝打子绣八仙过海马面（清）
马面，是裙子前后两个长方形的外裙门。这幅马面的主体纹样为绣球花，古称“八仙花”；背衬一枝海棠，合为“八仙过海”。在我国传统工艺美术图案中，多以八仙象征群仙祝寿。

八达晕锦（清）

八达晕也作“八答晕”，达和答都是“搭”的意思。在宋代是由八块不同纹样的“搭子”组成，因每个“搭子”的中心图案与相邻图案之间都有线条相通，被人们理解为“四通八达”之意。

勾编网纹叠花贴绣素缎（明）

用勾编单元花辦和枝叶叠缝组合为梅花折枝花形，花芯为古钱状；花的轮廓用金线勾成，内用棕红色丝线勾满并留出缕空网点纹，网点中填满金粉(已脱落)。下有用勾编缠枝纹和如意云头纹组成的边怖，是刺绣工艺的一种。

这一残片的发现改写了此种エ艺是1885年由外国传入我国的旧说，证实我国在明代中期就已经有了这种勾边加叠缝的工艺。

它们图案艺术感显著，

技术与技艺含量极高，

既可实证考古，

又有传承的生命活力。

因为它们古老而鲜活、优雅而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