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血的雪族（58）：追述凉山彝族头人斯兹伍各的一生：孙子汶与龙云的交往

阿福

刘文辉为孙子汶二小姐订娃娃亲的时间地点

19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刘文辉得其堂侄刘湘引荐，入川军第八师，在师长陈洪范手下任营长、团长及旅长，是众所周知的。而孙子汶也在川军第八师当过营长，则鲜为人知 。1927年，身为二十四军军长的刘文辉奉四川省政府命令，至西昌“协调边疆民族矛盾”，刘文辉要凉山各地的头面人物来西昌见他，其中有黑彝的死对头邓秀廷，帮助邓秀廷打黑彝的黑彝罗阿牛，以及其他著名黑彝头人如劫狱的罗国栋等 ，与会者有无邓秀廷的得力搭档孙子汶，我们不得而知。1932年3月，民国行政院将康区甘孜“大白事件”交给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的刘文辉全权处理，而刘文辉随即电令正奉命清剿普雄的邓秀廷率四十八团紧急奔赴甘孜参战。有人认为，刘文辉这步棋是借刀杀人。他一面命令其侄子刘元璋、刘元瑭、刘元琮率领二十四军新组建的宁马雷峨垦殖部队，由靠近康区的雅属地区往宁属地区开来，意图完全辖制凉山；一面将邓秀廷、孙子汶这两支地方私人武装，从宁属的甘相营、礼州二地，调往康区甘孜与藏军作战，消耗乃至消除这支异己力量。由此可见，直到1932年，早就有上下级关系的刘文辉与孙子汶，非但彼此无私谊，而且互存戒心。
我们在西昌调查时，礼州的孙家与康家，均称孙子汶时年三岁的第二女孙学林与清末举人康敷鎔第四房窦氏夫人腹中的第九子康化民的彝汉婚约，打的是肚皮亲家，其指腹为婚者，就是刘文辉。
康化民与孙学林的婚礼于1949年，康化民虚龄十八岁时，在礼州隆重举办；这时他的父母早已谢世，婚礼是孙子汶一手操办的。西昌解放前夕，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的胡宗南，为“组织反共救国军，委邓德亮为第一纵队司令，孙仿为第二纵队司令，遭孙拒绝” 。一气之下，胡宗南将孙子汶的女婿康化民抓起来，扣在铁钟底下。康化民在世时，每提及此事就抱怨刘文辉的指腹为婚。解放后的1950年代初叶，康化民考取解放军某部军乐团，但孙家不让他离开凉山去北京，他亦为此抱怨刘文辉。
可惜如今的孙家和康家，谁都讲不清刘文辉指腹为婚的时间和地点，更不明白本来对邓秀廷、孙子汶有敌意且高高在上的刘文辉，为何成为孙子汶二小姐孙学林的月下老。
孙学林生于1929年，为孙子汶五房夫人惹兹发招所生；康化民生于1932年，其生日是阴历八月十五日；若是指腹为婚，当在1932年春夏期间。而这个时候，孙子汶已前往康区正忙于驱逐藏军；赢得甘孜战役后，部队直抵德格、白玉一线的金沙江畔，到该年12月才退至康定。而刘文辉、刘湘叔侄间的“二刘之战”，于该年7月启动，至次年10月结束，刘文辉亦忙于战事，无暇跟孙子汶碰头。因此，我们对指腹为婚颇有质疑。
仔细梳理采访笔记及录音，我们注意到康化民的二女儿康文述及此事时称“打娃娃亲”，而非“打肚皮亲家”或“指腹为婚”。若打的是娃娃亲，就说明当时康化民已经出生，其时间可在1932年的中秋日以后。
甘孜战役结束后，川军执行岗托协定 ，邓秀廷奉命率四十八团由金沙江东岸后撤；他的金兰搭档、护卫营营长孙子汶也一路随行，撤至康定休整待命。这二人归心似箭，但他们的军长刘文辉，正在眉山忙于督导“二刘之战”的第三个回合“老君台战役”，跟他的堂侄、二十一军军长刘湘鏖战正酣，无暇顾及这支小部队的去向。若擅自回凉山，一是违抗军令，招来杀身之祸；二是刘文辉的三个侄子、已进驻凉山的刘元璋、刘元瑭、刘元琮，将以武力阻击，邓秀廷、孙子汶不敢轻举妄动。
“二刘大战”前夕，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二十四军军长的刘文辉在成都如日中天，声称“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轻狂而傲慢，至“二刘之战”后期，刘文辉一败如水，其兵力由一百二十个团十余万人锐减至十余个团一二万人，且由成都节节败退至雅属地区。这时候，有些将领对军长落井下石，甚而反戈一击，可邓秀廷却派了昆明讲武堂出身的潘学源前往荥经，对刘文辉表示其耿耿忠心。狼狈逃窜的刘文辉深受感动，立刻任命邓秀廷为二十四军第二十旅旅长兼凉山彝务指挥，并命令邓秀廷旅由康定来汉源县的汉源场与军部会合。
邓秀廷奉命赶到汉源场时，面临被追被杀的刘文辉，又碰到另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即他的残部已无粮饷支撑，眼看就要散伙。在军事会议上，他的师旅长或敷衍打点，或巧言推脱，刘文辉一筹莫展。这时候，邓秀廷起身发言：“报告军长，我这一旅人的供给，由我自筹解决，军长就不必操心。若军长认为必要，我可以为军长筹办一些粮饷。”会后又私下对军长许诺，他可以在宁属地区调数万彝兵交到军长手里，陪刘湘他们干到底，助军长收回全部失地。
面对刘湘、邓锡侯联军的下一轮进攻，丧魂落魄的刘文辉本已失去斗志，对收复失地没了信心，邓秀廷于这个危难时刻的表白，使他有了生存的意志；虽不敢妄言反败为胜，但保护好眼下的残余兵力是能够做到的。此刻邓秀廷趁机对他提出要求：“升孙子汶为四十八团团长，并恢复原蒋如珍团的番号，升邓德权为四十七团团长。”刘文辉一一照准。
而此时此刻，刘文辉的长兄刘文渊出面去成都找刘湘，请刘湘给刘文辉留一点余地，同时托人打通刘湘的以算命占卦为业的神仙老师刘从云。刘神仙得了好处，称刘文辉气数未尽，还得存在若干年云云，刘湘便顺水推舟，把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兴、洪雅等县划作刘文辉的防地，叔侄二人言归于好。一说是，刘文辉夫人杨蕴光只身前往成都，当面责问刘湘：“你到底要把你幺爸 赶到啥子地方才住手？”刘湘一向惧怕这个婶婶，于是说：“那就让我幺爸在雅安待着吧。”
刘文辉没了被追被杀的危险，对邓秀廷、孙子汶就当心起来。几经商量，刘文辉、刘元璋叔侄二人决定,让邓秀廷带六个连驻扎于凉山北部边缘的安顺场，而邓秀廷的筹粮筹饷，仅限于当年属越巂县的安顺场一带。刘文辉本人则带领军部前往雅安，并委任邓秀廷的侄孙邓宇宽为军部警卫连连长；这一着表面上是笼络邓秀廷，实际上是拿邓宇宽当人质。而且，命令孙子汶掉头回康定去，名义上防备金沙江西岸的藏军再度出兵，实际上是拆散邓秀廷、孙子汶这对金兰搭档，于是孙子汶在康定藏区又待了两年。
刘文辉的老部下、被他解除军职的羊仁安，请刘军长前往富林小住几日，并毛遂自荐，也愿意为刘文辉筹粮筹款。这同样也使刘文辉受感动，已缓过神来的他，于富林当众感叹：“羊仁安慷慨赴义，我非常赞佩。然无政治头脑，我亦为之太息！”
我们推想，刘文辉为孙子汶二小姐订娃娃亲的时间，是在他前往雅安之前，于富林的短暂的逗留期间。这是1933年10月左右，孙子汶派人从相距不远的礼州接来他最牵挂的二小姐、时年三四岁的孙学林；碰巧的是，礼州康举人携年轻漂亮的窦夫人及周岁左右的第九子康化民，由成都途经富林回礼州。
康举人名康敷鎔，字陶然，是刘文辉的老熟人。康敷鎔在兰州任甘肃省民政厅代厅长时，刘文辉托人请他回四川做官。但不知何故，康敷鎔自1926年回川后，甚而在成都置了公馆房子，且刘文辉不久便当了四川省政府主席，他却没在成都做官。我们的推想是，当年四川军阀你争我夺的乱象，使康敷鎔完全没了做官的心情，于是“倦鸟知还”，又回西昌置了公馆，只修身养性而独善其身，不再担任政府公职。
我们认为，1933年康敷鎔在汉源富林碰到他的礼州同乡孙子汶时，更熟悉孙子汶的上司刘文辉及他的搭档邓秀廷；早年康敷鎔曾写诗称邓秀廷“蔚然边郡一英雄”。而这对汉彝同乡，在孙子汶的袍哥兄弟羊仁安家中的会面，且有刘文辉、邓秀廷在场，应是相谈融洽。
康敷鎔的第四房窦夫人，曾就读于兰州女子师范学校，我们看到了当年她写给康敷鎔的家信，其清秀笔迹呈现了她的知性姣好。而这时的孙子汶，跟他的藏语翻译且英语流利的藏族姑娘卓玛有了感情。据礼州孙家后人讲，卓玛曾留学印度，皮肤白皙，性情温柔，出身于家境富裕的藏族土司家庭。我们推想，卓玛是跟了孙子汶由康定来富林的，本打算去礼州瞧一瞧，没想到刘文辉不让孙子汶回礼州，而是命令他回康定继续驻扎康区，于是她劝孙子汶带上二小姐孙学林一同返回康定，表示这女孩由她来带，这使孙子汶喜出望外。
刘文辉有三房夫人，第一房周夫人是小时候订的娃娃亲，无生育；第二房李夫人只生了一个女儿，且脾气很大，合不来；第三房杨蕴光年轻漂亮，端庄体面，善于应酬，是刘文辉的最爱。我们推想，刘文辉见他的三太太杨蕴光举止得体，跟康敷鎔的窦夫人、孙子汶的卓玛姑娘以及羊仁安的三姨太相谈甚欢，一扫多日的困苦疲惫，有了轻松自在的好心情。所以初次见面，就指着孙子汶的女儿孙学林对窦夫人说：“贵公子不妨日后娶了孙团长的女儿。”于是自小订了娃娃亲的刘文辉，就这样不经意地做了一回媒人，给康家、孙家订了娃娃亲。
1933 年以后，刘文辉、康敷鎔、孙子汶三人仍有一同见面的可能，那就是1939年刘文辉任西康省政府主席的第一次南巡来凉山，但这时康敷鎔的窦夫人已经谢世，所以我们推断，刘文辉给康家、孙家订娃娃亲，应在南巡之前。
如今康家、孙家的后人都认为，刘文辉与孙子汶关系的逐渐改善，且对他越发有了好感，最终在邓秀廷去世后决定委任孙子汶为宁属靖边司令部司令，是颇具社会名望的康敷鎔从中起了关键性作用。而身为彝族头人的孙子汶，极看重这位汉族亲家的儒雅气质以及他生前的精致生活，在康敷鎔谢世多年后，为女儿、女婿办了一场极隆重的婚礼，其流水席长达九日九夜之久，陪嫁的嫁妆亦极讲究，一改他一生所信奉的简朴简约风格。

本文披露彝族头人斯兹伍各同名于安宁场利利土司岭承恩的彝名、其所属木武斯兹家支源自汉源马氏土司（该家支称其为“勒支”），为研究凉山彝族土司内情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而深入探究汉名为孙子汶的斯兹伍各与龙云、刘文辉的关系，亦为研究民国四川军阀混战提供了具体而详实的切入点。经分析我们认为，斯兹伍各后人提供的诸多情况，如龙云、羊仁安、孙子汶“三人一见如故”、刘文辉为孙子汶二小姐孙学林订娃娃亲等，是有系列事实佐证的；而我们对这两件事所发生的时间、地点的揣测，亦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们认为，研究彝族头人斯兹伍各的一生，于考察凉山土司制度的瓦解、四川军阀防区制的始末、安宁河平坝区彝汉杂处的文化生态，以及凉山彝族头人的家庭、家支生活及其生活习俗的承袭与变化，是一个极好的学术课题。这个内容丰富且具体鲜活的个案，于民国时期的凉山政治、军事、民族、家庭等方面，给我们呈现了自微观而宏观的斑斓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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