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东西我都能抵抗   除了诱惑——读王尔德《温夫人的扇子》

张望书海

　　知道英国唯美主义大师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0.16-1900.11.30），是通过余光中先生翻译的这册薄薄的小书——《温夫人的扇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初版小32开平装“新世纪万有文库”）。也是通过这册小书，知道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梁实秋语）之外，翻译也是得心应手，堪称一把好手。说是妙手、圣手，或许更为确当。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e’s Fan），是王尔德的第一部喜剧，创作于1891年，次年上演。偶然的约稿引爆了王尔德的喜剧天才，尽管他已经37岁。此后，他一鼓作气，四年之内，相继完成了所有重要剧作——悲剧《莎乐美》，喜剧《无足轻重的女人》《理想丈夫》与《不可儿戏》（王尔德早期还有两个剧本《维纳》和《巴杜瓦的伯爵夫人》，据介绍都写得很糟，与《不可儿戏》判如两人之作）。这五部剧作，当年在伦敦首演，无不轰动。也许只有王尔德，才有这样的风光无限。而在我国，王尔德剧作中名气最响的，大概还是这部《温夫人的扇子》。因为早在1924年，洪深就把它改译并导演，而且换了一个中国味的剧名《少奶奶的扇子》。据说，《少奶奶的扇子》演出后，颇得好评，只有田汉去信指摘云（余光中《一跤绊到逻辑外——谈王尔德的<不可儿戏>》）。

　　王尔德的喜剧上承康格利夫与谢里丹，都是讽刺上流社会的所谓“讽世喜剧”（comedy of manners）。余光中评论：“王尔德喜剧中的人物非愚即诬，罕见天真与诚实的角色。他是一位天生的讽刺家，对一切价值都表示怀疑，所以他的冷嘲热讽对各色人等一视同仁”；“是非之别，正邪之分，不是王尔德所关心，因为这种分别往往似是而非。他所关心的，却是真诚与虚伪，自然与造作，倜傥潇洒与迂腐拘泥”；“不过王尔德之不凡，在于他不但是一位讽刺家，同时还是一位唯美主义者，下笔讽刺的时候，也要讲究风格，留下美感。一位唯美的讽刺家在出剑的时候，当会避免血污溅身，甚至留下的伤口也干净利落，形象动人”（余光中《一笑百年扇底风——<温夫人的扇子>百年纪念》）。

　　余光中曾将王尔德喜剧的特征，概括为“对话·悬念·节奏”（江苏文艺2017年初版余光中译本《王尔德喜剧》书名副标题），并称“王尔德的剧本，无论是在台上演出，或是在台下阅读，都引人入胜而欲罢不能”。即以这部《温夫人的扇子》而言，余先生诚可谓知人而善论，尽管也可能“我回头去看作者，襟佩绿色康乃馨的王尔德，笑得十分蒙娜丽莎，不置可否”（余光中《一笑百年扇底风》）。

　　“对白当然是王尔德喜剧的灵魂”——余光中如是说，“此剧的优胜不在主题，而在对话。锦心绣口如王尔德，有了事件穿针引线，只要把自己说过的妙语隽言，左右逢源地分配给他的人物，自然就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听众如在山阴道上，也就应接不暇了。”《温夫人的扇子》里，传后的警句尽管没有《不可儿戏》那般“乃如天女散花，缤纷而下”，但也“匪夷所思的警句已频频出现于对白，不但当场激发观众的笑声，而且日后广被引述，终于把上下文完全摆脱，成为一切名言辞典争录的摘句，引述之频，与蒙田、培根分庭抗礼。单凭这一点，就说明王尔德的才情，传后率有多高了”（余光中《一笑百年扇底风》）。

　　王尔德传世的警句，大都出自他的四部喜剧，而且大都出于“不正经的角色，所谓反派之口”。究其原因，余光中认为，这种“以反为正、弄假成真”的“警句呢，四平八稳的正经人是说不出的”。譬如，《温夫人的扇子》中最有名的一句“什么东西我都能抵抗，除了诱惑”（P8），就是达林顿勋爵之言。余先生点评“这句话当然还有上下文，可是因为说得干脆又俏皮，所以单独摘出，仍然自给自足”（余光中《一笑百年扇底风》），哈哈。下面，我们就单独摘出一些可以“自给自足”的妙语警句，供喜欢的朋友饕餮一睹。

　　“好人在世上坏处可大了。无可怀疑，好人的最大坏处，是把坏人抬举得无比严重。把人分成好的跟坏的，本来就荒谬。人嘛只有可爱跟讨厌的两类”（P7）；“无论改造谁，都是件冒险的事”（P10）；“男人啊越变越老，绝对不会越变越好”（P12）；“哭，是庸脂俗粉的避难所，却是美人的致命伤”（P13）；“灾祸，一个人还可以忍受，因为灾祸是外来的，是意外。可是犯了错误而要自作自受——啊！就是生命的创伤了”（P16）；“人一上了年纪，正当知道好歹了，反而什么都不知道了”（P24）；“也只有不折不扣的好女人，才会做出不折不扣的笨事情”（P29）；“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我真想看穿、看透，那就是我；可是到目前我还看不出有什么头绪”（P29）；“男女之间不可能发生友情。可以有狂热、怨恨、崇拜、爱情，但是绝无友情”（P30）；“要显得清清白白，莫过于冒冒失失”（P34）；“奥大人有许多好处，幸而都露在表面上，一个人的长处原该如此”（P35）；“我自己的事总是把我烦死。我宁可管别人的事”（P46）；“每当有人跟我看法一致，我总觉得我一定错了”（P48）；“我们全掉在阴沟里，可是有些人却仰望着星光”（P49）；“世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求而不得，另一种是求而得之。后面这一种惨多了；后面这一种才是真正的悲剧”（P50）；“这种人（犬儒派）什么东西都知道价钱，可是没一样东西知道价值”（P50）；“老公羊（奥大人）把自己犯的错，全叫做经验”（P51）；“要没有错误，人生就太无聊了”（P51）；“人生真是可怕。是人生在支配我们，不是我们在支配人生”（P54）；“人生的教训，只有到用不着了，我们才学得会”（P55）；“人生的悲剧，先是行动，然后是言语。言语恐怕更惨。言语不留情面”（P55）；“伦敦的雾跟正人君子太多了”（P58）；“理想是危险的东西。还是现实比较好。尽管现实会伤人，还是好过些”（P64）；“要断送爱情，太容易了。哦！很容易断送啊，爱情”（P65）。

　　确如余光中所言：“王尔德的对话往往一语道破，成为警句。令人佩服的，正是这种以简驭繁的功力，化腐为奇的智力，片言断案的魄力。至于我们是否同意，是否感动，却另当别论。”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警句是智慧的结晶，语音的浓缩；它把次要的成分都剔开了。所以不是百分比的统计数字，而是真理的惊鸿一瞥，昙花一现”；另一方面，“王尔德驱遣文字的天才有目共睹，但是他驱遣文字的目的，主要在表达意念（idea），而不在感情和感性。”因此，余先生才会说“我看王尔德的作品，总是逸兴遄飞，但看后的心情，是佩服多于感动。王尔德之长，在趣不在情。唯其有才，所以有趣。这种善发理趣、意趣、奇趣的高才，用在喜剧上，当然令人拍案叫绝”（余光中《一跤绊到逻辑外》）。

　　读《温夫人的扇子》，每次都会一气呵成，感到酣畅淋漓，如沐春风。这首先要归功于王尔德的才与趣，尤其书中的妙言隽语，使人眼花缭乱、目夺神迷，如入宝山、且惊且叹。就中译本而言，较之《不可儿戏》，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对话”之外，想来余光中先生所谓“悬念”与“节奏”自然也是功不可没。

　　说到悬念，总会让人想起中国相声中的包袱。思量这部《温夫人的扇子》，大概就是欧琳太太的身份之谜了。欧琳太太是温夫人的母亲，这一点，除了做母亲的自己知道之外，做女儿的始终不知道，其他人物也都茫然。只有温德米尔勋爵例外，因为这件事正是做母亲的向女婿勒索的依据。而关于欧琳太太是“好女人”还是“坏女人”的争议，贯穿始终，推波助澜，平添了欧琳太太的神秘。剧中另一个悬念，则是温夫人一气之下私奔达林顿勋爵的单身寓所，濒临身败名裂的险境。这个秘密只有母女二人知情，不但考验了欧琳太太的母性，也诠释了王尔德该剧探讨的主题，即所谓“上流社会”的定义——“说得具体一点，便是淑女与荡妇之别。王尔德的答案是：难以区别”；“换一句话说，天真的女人不一定好，世故的女人也不一定坏”——也许这正应了达林顿勋爵那句名言：“什么东西我都能抵抗，除了诱惑”。余光中剖析：“戏剧而有秘密，往往是情节发展的关键，也就是经营悬宕的利器”；“如果秘密是悬崖，则剧作家把不知情的剧中人，或是知情的台下人，三番五次地推向悬崖边上，就产生了高潮。”高潮迭起、悬念连绵，自然就会使读者或观众欲罢不能，热盼一探究竟。至于那把风情万种的扇子，是道具，也是剧情转折的利器，余光中说可以与“桃花扇”相媲美，并谓“扇之为用大矣哉”（余光中《一笑百年扇底风》）。

说起节奏，则会使人不由想起两句名言。一是苏轼《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二就是李贺的名句“笔补造化天无功”（《高轩过》）了。《温夫人的扇子》共有四幕，时间不出24小时，剧本也不过68页，但阅读起来，却会感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跌宕起伏、有张有弛，煞是好看，正应了苏轼所言。至于李贺所说“笔补造化”，余光中有这样的介绍——有一次，一贵妇观赏英国风景大师泰纳的作品，提出异议，说他画中的落日她从未见过。泰纳答道：难道我们不愿意落日像那样吗？——这或许约略等于“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吧，如果用王尔德的名言“艺术并非模仿生活，而是生活在模仿艺术”来解读，则可能又别有洞天。余光中认为：“至于剧情的处理，则是采用所谓‘善构剧’的手法，务求结构单纯而多重复，发展紧凑，高潮迭起，危机四伏，误会丛生，而如果人物的变化或情节的演进不够机动，就乞援于再三的巧合，总之要一气呵成，必须使观众应接不暇，直到剧终才群疑尽释，百结齐解”（余光中《一跤绊到逻辑外》）。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可叹的是，王尔德擅写喜剧，而他的人生却是一出悲剧。法国作家纪德追忆他做文艺青年的时候，曾听王尔德大言自剖道：“你想知道我一生的这出大戏吗？那就是，我过日子是凭天才，而写文章只是凭本事。”王尔德没想到，他利用天才自编自导的一生，在最得意的高潮会突然失去控制，就在他对纪德说那句大话的1895年，同时饱尝成名之甘与铁窗之苦。好出风头的王尔德，风头如日中天之时未免飘飘然，他不服男友德格拉斯的父亲昆司布瑞侯爵指他“好男色”，不听别人劝阻，径向法院控告侯爵，结果官司败诉，反成被告，法院判他同性恋有罪，入狱苦役两年。出狱后，不见容于他一再讽刺过的英国“上流社会”，乃自放于法国，三年后死于巴黎，潦倒以终。这似乎又回应了他在小说里说过的一句话：“好心的美国人死后，都去了巴黎”（余光中《一跤绊到逻辑外》）。

　　对于王尔德的人生悲剧，余光中认为是“双重的反讽”：其一是失败的深谷紧接着胜利的高潮，把“否极泰来”颠倒成“泰极否来”。另一是唯美才子王尔德，身为英国传统“善构剧”（the well-made piay）高手，明知秘密乃戏剧之灵魂，而剧情在保密与泄密之间柳暗花明，迂回进展，才能够维持紧张而达于高潮，明知如此，却不肯在一百年前的那个社会守住自己的重大秘密，反而自暴隐私，身陷囹圄，终于流亡海外，真的成了自己剧中的“沧桑男子”（man with a past）（余光中《百年的掌声——王尔德喜剧<理想丈夫>译后》）。

　　王尔德堪称文学史上的全才作家，“罕见一枝妙笔能兼诗才与剧才之长”，“一身而兼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之名，但是依文学史的定评，他的传后杰作在戏剧和小说，至于他的诗，则除《列丁监狱之歌》外，多半追随浪漫派与前拉菲尔派的余风，只能算是二流。他的小说《朵连格雷的画像》设想之奇可比爱伦坡，不幸只此一部，乃似钱锺书的《围城》，独一无二得可贵又可惜。余下来的镇舱之宝，就是他的五部戏剧了”（余光中《一跤绊到逻辑外》）。此外，他的《快乐王子》《夜莺与玫瑰》等童话故事，也在世界广为流传。

　　以“乡愁诗人”名世的余光中（1928.10.21-2017.12.14），被称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他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对于翻译，余先生有如下高论：“大翻译家都是高明的‘文字的媒婆’，他有一种能力，将两种并非一见钟情甚至是冤家的文字，配成情投意合的一对佳偶”（《余光中谈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并夫子自道：“我做译者一向守一个原则：要译原意，不要译原文。只顾表面的原文，不顾后面的原意，就会流于直译、硬译、死译。最理想的翻译当然是既达原意，又存原文。退而求其次，如果难存原文，只好就径达原意，不顾原文表面的说法了”（余光中《与王尔德拔河记——<不可儿戏>译后》）。

　　感谢余光中先生“文字的媒婆”之“高明”，使我辈普通读者得识王尔德喜剧全貌，并借助他每部译作的前言、后记，得窥王尔德喜剧的堂奥。翻译家写译者前言或后记，是一种学养，更是一种操守。而读者读译者前言或后记，则是一种游学，也是一种享受。对有译者前言或后记的所有译著，乃至所有有序跋的译著，我们都理应脱帽致敬致谢，尤其是在这两者都日渐式微的今天。

　　王尔德喜剧的中译本，据说不少，但多不易见。孤陋如我，更是除余光中译本外一种未见。也许是该当不见，也不必见，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离思五首·其四》）。

 

                                     2019.11.2初稿

2019.11.17修订

附记：

有人说，读书是唯一自己可以做主的事，想来却又未必这么简单。不仅作者与读者，就连同一作者不同的书与读者之间，也是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就像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手头有多个译本，多次尝试都未能通读，倒是《温夫人的扇子》，不经意间已读过数遍。

这或许与作者有关，即便再天才的作家，也难保部部都是杰作。一个作家，也许读他（她）三五部作品就足够了。这或许与译者有关，作者与译者需要才情、学养等各方面高度的契合。译字容易译文难，译神难乎其难。这也或许与读者有关，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偏好。再伟大的作品，也都会有不喜欢它的读者。读不读与好不好，没有因果关系，只看有没有缘分。

 

2019.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