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三代人与家风

四方

　　2019年10月1日，新中国迎来了70周年华诞，在这喜庆的日子里，许多朋友、同学们都在写作、畅谈自己的人生经历、国家发展的所见所闻和心得体会，涌现了许多令人激动、令人感动的好文章。受这种气氛影响，我也忍不住想写一写我的家族经历与时代变迁，就从我的祖父开始写起吧。

 

一、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周子仁，汉族。文化程度：小学。生于1899年，卒于1980年，享年81岁，经历过清朝末年、民国和新中国三代。主要职业：旧社会为农民、小贩、船工，新社会为黄河船务集体企业会计。

（图：爷爷周子仁）

我的老家在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白鹤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白鹤公社白鹤大队），位于洛阳北边，北邻滔滔黄河，南依巍巍邙山。洛阳为中国著名的“九朝古都”，孟津为商朝末期“八百诸侯会孟津”、周武王带领诸侯伐纣时的汇合点和出发点。白鹤镇风光秀丽，历史悠久，因为传说东周周灵王在此驾鹤西去而得名，建镇历史已经有两千多年了。传说伏羲氏在此观河画八卦，《诗经—关雎》中的“在河之洲”，即为境内的黄河鸟岛。从位于白鹤镇北边的我老家旧居到黄河边大约只有800多米。

听爷爷说白鹤镇的周姓族人（有两百余户）是汉朝开国元勋周勃和岳飞师傅周侗的后代（周勃就是刘邦口中那位“安刘氏者必勃也”的那位汉朝大将，被刘邦封为“绛侯”，封地在山西南部），在明朝初年自山西迁移到河南洛阳。我看过我们河南这一支的家谱，它是从明初开始的家族系列的准确记载，之前的周勃、周侗都是虚线，也许以后我们到山西寻根问祖，就能够看到从西汉延续1000多年至明朝的老家谱。

爷爷奶奶出生在清朝末年，听老人讲在清末和民国前期时我家还比较富裕，民国后期逐渐衰落，土改时定为中农。由于相对富裕，所以爷爷才能够是小学毕业，1927年出生的爸爸是初中毕业，他们在当时普遍贫穷落后、普遍文盲的农村已经算是文化人了（1949年以前，中国文盲率为80%以上）。爷爷个子中等，为人热情善良，脸上常常挂着微笑。奶奶是小脚女人，在我的记忆里，他们那一代女人、我的奶奶、姥姥和村里其他老年妇女都是小脚女人，都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

我爷爷奶奶至少生了三四个孩子，但由于旧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差、农村医疗条件非常落后、缺医少药，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所以最终只存活了两人，即我的爸爸和叔叔兄弟二人。我家是比较富裕的家庭，婴儿成活率才50%左右，可以想见当时广大的贫穷家庭的婴儿成活率只会更低。最近看过资料，解放前很长时间内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不到40岁，新中国成立后，人均寿命一直快速上升，2018年已经提高到人均77周岁，与许多发达国家接近，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和进步！

我爷爷解放前夕、解放后一直在黄河白鹤渡口服务站（属于当时政府下属的的集体企业）工作。长达上千年时间直到上世纪80年代，白鹤渡口都是黄河中游最大的渡口，是河南到河北的重要通道，人来舟往，商贸繁忙。爷爷做售票员和会计，直到65周岁退休。他是农村为数不多的工人队伍中的一员。他工作勤恳敬业、认真负责，善良热情，乐于助人。我爷爷做会计几十年，账目和资金上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

爷爷退休后有退休工资为生，但他仍然主动为生产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例如收粪积肥、扫街种树，从来不闲着。有人问他：为什么无偿地给公家劳动不要工分（工分为当时的劳动及分配依据）？他说“我一辈子劳动惯了，能为集体再出点力，心里高兴。我有退休工资，不在乎记不记工分”。直到如今，我脑海中的浮现最多的爷爷形象，就是爷爷背着背篓在乡间道路上捡牲口粪便、为生产队积肥的身影。

我老家院子里有颗大葡萄树，夏秋之交时常常大丰收，可以收获几十串葡萄，剪到箩筐里堆成小山，爷爷奶奶只留下几串，其余的都让我们送给左邻右舍一起分享。我小时候在老家看到，每天晚饭之后，总有十几位叔叔大爷到我家爷爷奶奶的卧室，在煤油灯的亮光下一边喝水抽烟、一边聊天，海阔天空地聊，聊天下大事，也聊家长里短，我家的卧室（那时没有客厅）实际上就是一个长期的乡村沙龙，这体现了我爷爷的热情好客和好人缘。

没有听说爷爷有什么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丰功伟绩，我家也不是书香世家，但他就是亿万普通的、正直勤劳、朴实善良的劳动人民的一个缩影。可以说，爷爷为我们家打下了良好的家风基础，他的优良言行积极影响了儿子辈和我们孙子辈。

爷爷和爸爸都给我讲过1942年河南发生了“水旱蝗汤”四大灾害，当时民不聊生、食不果腹。我家近亲就有人饿死。“水旱蝗”灾在几年前的电影《1942》中有很形象的反映，汤是何人？爷爷告诉我是国民党将军、负责河南地区军务的汤恩伯，他的部队军纪比较败坏，平时横征暴敛，在豫湘桂战役的河南会战中遇到十万日军进攻时，他的三十多万大军很快溃败、逃散，37天丧失38座城池，使豫中、豫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当时河南人民盛传名句“水旱蝗汤、河南四荒”。

爷爷奶奶给我讲过日本人在1944年5月占领了洛阳，也有部队到过我们镇。我问爷爷奶奶鬼子杀人多吗？奶奶说：日本人在黄河以北是烧杀抢掠，因为那里是老解放区。在占领我们老家时，很多鬼子都是少年兵，强奸抢东西现象不少，但杀人不多。我长大后知道1944年已经到了抗战末期，日本在太平洋和大陆多头作战，兵源已经严重枯竭了，所以才会有许多少年兵参战。

我们老家在1948年4月获得解放，有一段时间我家就住有解放军。爷爷奶奶觉得解放军是一支为人民的好队伍，不久就送我17岁的叔叔参加了解放军。我叔叔后来成为人民空军的军官，在空军工作了20多年，于1976年转业，后来是光荣的离休老干部。

（图：奶奶、爸爸、怀着我的妈妈、叔叔、我姐姐）

我在2018年冬季又陪着母亲回老家一次，在黄河边上流连忘返，由于位于上游的小浪底水库的沉淀过滤作用，由于故乡的环保措施比较到位，在冬季的白鹤，我们所见的黄河之水真是一派碧蓝、清澈见底，蓝天碧水，令人心旷神怡。少年时我曾多次喝过黄河水，这次情不自禁地又捧起母亲河的河水喝了几口，甘甜入口，乡情依旧......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郑州与洛阳相距不远，只有140公里，洛阳市到白鹤镇有30多公里，小时候我父母经常送我回老家（火车转汽车）陪伴我的爷爷奶奶，我小学一年级就是在老家入学的，上了一个学期后才转学到父母工作地郑州。后来高中毕业后我作为回乡青年又回到老家农村劳动了一年，所以与爷爷奶奶比较熟悉和亲近。因为我是长子长孙，所以我小时候爷爷非常喜欢我、宠爱我，他常常给我讲故事、讲谚语、读小人书。其中在我五、六岁时他教我的四句顺口溜，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岳飞抗金保江山、王祥卧冰惊动天、孟姜女哭得长城断、关公结义在桃园”。自然，他给我讲了岳飞、王祥、孟姜女、关公的故事，长大后我知道这都是旧时“忠孝节义”的典型案例。我对岳飞和关羽的故事最感兴趣，缠住他问长问短。长大之后，我学习了解了更多的历史知识，但我一生最崇拜的英雄仍然是宋朝的民族英雄、爱国名将岳飞，“精忠报国”思想深入骨髓，这恐怕与爷爷自小的教育和影响不无关系。

2010年，我陪着爸爸妈妈和叔叔、率领我们全家十余人回到老家为爷爷奶奶扫墓，这时我已经阔别老家近20年了。爷爷的墓地位于邙山岭上周氏家族的墓地中，地势很高，风光秀丽，背依邙山、能够远眺黄河。我跪在爷爷奶奶墓前泣不成声，无比感慨。我告诉爷爷奶奶，我们后辈都没有给你们丢脸，我们尽力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希望爷爷奶奶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与我们一起看到祖国的发展、家乡的变化和更美好的明天！

我们也再次回到爷爷和爸爸曾经工作过的黄河白鹤老渡口，此渡口在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年代逐渐废弃，因为国家在附近黄河上建设了铁路桥和多座公路桥，木船摆渡已经成为历史。白鶴镇的黄河往上游15公里处已经建成了著名的黄河小浪底水库。黄河两岸旧貌变新颜，在原白鹤渡口服务站的旧址上，现在是水利部下属的一个机构——黄河西霞院水文站。

（图：故乡现今的冬季黄河）

二、我的父亲

父亲：周烈勋。生于1927年，卒于2011年，经历过民国和新中国两代，享年84周岁。文化程度：解放前，初中；解放后，工人业余大学进修毕业。职业：旧社会为维修厂工人、黄河渡船船工；解放后为纺织机械厂工人、干部，共产党员。

（图：父亲周烈勋）

我父亲个子比爷爷要高一些，比之爷爷显得更严肃和坚毅。他是吃过许多苦的人，黄河船工主力是那些电影里的拉纤工人，在需要老式无动力木帆船（我在老家时，常常看到大型木帆船上可以同时装载两辆解放牌大卡车和几十位旅客）逆流而上时，必须有拉纤工人往上游拉，木船下行时，他们要帮助撑篙、摇撸。我爸爸在解放前后就干了三年多这种工作。在汹涌的黄河边上，经常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伴随着低沉铿锵的“嗨呦、嗨呦”的纤夫号子，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艰苦生活的磨炼，使我父亲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我在下乡时，多次乘坐大木船过黄河，不但看到了船工们的艰苦生活，而且有两次在黄河涨水季节过河时，作为青年劳动力被抓差充当了临时纤夫，从而有着亲身的体会。

1952年，父亲到郑州纺织机械厂工作，这是个有着六、七千工人的国营大厂。父亲入厂时虽是个工人，却也将这一很普通的职业发挥到了极致，一直干到级别最高的八级工，中间还上了工人业余大学，学习努力，成绩良好。做过技术能手和先进工作者，入了党、后来又提了干，先后做过班长、工段长、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等。作为厂里的中层干部，父亲也是做得很优秀的。由于出身工人，再加上以身作则带头苦干，所以一直与厂里的工人们的关系很好。哪怕是1966年至1967年 “文革”的高潮期，几乎所有厂级领导和中层干部都被作为“走资派”受到了冲击，几乎都有被批判、挂纸牌子、戴高帽子、挨打体罚的经历，但我父亲却是少有的只被批斗而没有挨打、肉体被折磨的中层领导之一。

1967年许多地方派别林立、武斗盛行，我们郑纺机厂仅仅1967年7月16日一次两派大武斗，双方就战死了20多人（含郑纺机的工人和其他单位前来参战的人员）。那时我9岁，我姐11岁，我家在工厂家属区南七楼，外边就是武斗战场，双方的口号声、喊杀声从中午持续到深夜，我们看到了多位头破血流的伤员，空中飞着双方投掷的的砖头瓦块和铁弹子，把我家的玻璃窗都打碎了几块，吓得我们躲在家里的床下不敢出来。第二天趁着黎明前的休战时机，父亲把我们送到了郑州火车站，让我们回老家去避难。

当时大小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由于莫须有的罪名，我父亲又一次受到诬陷和批判，大字报贴遍了我家周围，不但使父亲，而且使我们家属子女都有几个月时间惶恐不安、提心吊胆。我父亲像当时许多受到迫害的干部一样，尽管很苦恼、很惶恐，但他始终相信组织相信党，一直坚持到组织上搞清事实，获得“解放”。旧事难忘，希望“文革”这种悲剧永远不要重演！

在工作之余，父亲最大的爱好是看书看报。记忆中他在家总是在看《参考消息》，这份当年的内部报纸他持续订阅了三十多年。他还购买或者从图书馆借阅了不少书，即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家庭经济困难时期，仍然挤出钱为自己和子女们购买了全套的《十万个为什么》。他从读书学习中受益不少。后来我的中学同学曾在他手下工作，说他知识面广，面对几百人讲话，不用讲稿就可以侃侃而谈一个多小时，从国内到国外，从眼前事例讲到三国、水浒中的事例，使我同学非常佩服。我们儿女们也深受父亲影响，从小爱读书爱看报爱学习，也从中受益匪浅。我后来在湖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组织的每次有上千学生报名参加的百科知识竞赛中都获得较好的名次(湖大第十一名，清华第二十多名），与父亲熏陶出来的读书学习习惯直接相关。

1965年中央决定从战备和国防布局着眼建设三线，几百万建设大军从全国各地陆续开往西部。1968年起纺织工业部在湖南邵阳筹建第二纺织机械厂，一声令下，一两千名干部工人从北京、郑州、天津、上海、山西等各地老厂老单位被调往邵阳。尽管我家在老家有三位老人（我爷爷、奶奶、姥姥）需要照顾，我爸爸妈妈不想离开河南，但他们还是服从了组织调动，1970年带着全家到了邵阳安家落户，全身心地投入了新厂的建设。

在1970年至72年的建厂时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我父亲担任工厂设备安装总指挥。工厂建成之后，他先后担任动力车间、机二车间、冷作车间主任，机械研究所支部书记，工厂纪检会书记等职务。

他是一个按照传统共产党员条件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同时也严格要求他的家人。上世纪60年代，父亲曾借调到了北京的国家纺织部，而且有正式调到纺织部工作的机会，但他惦记着郑纺机的工作需要，并没有努力争取这个机会，几个月后又回到了郑纺机。我妈妈说，无论在郑州还是在邵阳，我妈妈都有从工人转为干部的机会，但是爸爸不但没有利用影响力为妈妈升职出力，反而总是劝说妈妈要安心于原来的本职工作，所以直到退休，我妈妈还是工人序列和岗位。写到此处，再想到爸爸对我自小至大、从小学生到博士都相当严格的要求和期望，比如总是鼓励我要当先进，总是要求我要谦虚谨慎、谨言慎行、多干少说等等，有时我多说几句、多为自己辩解几句都要受到批评，我不禁想到他要求自己和家人是否都太严格了点？

新厂建设期间，我爸爸总是早出晚归，工作紧张忙碌，常常都是晚上九、十点钟带着一身不是泥水就是汗水回到家里。我听到我妈曾对他抱怨说：“天天回来这么晚，孩子们都快不认识你了”。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1971年冬季，我父亲带队到武汉的长江上拆卸旧轮船上的柴油发电机，准备带回邵阳新厂重新安装使用。他们要冒着寒风、在江边上冒着危险爬绳梯登上十几米高的的轮船工作，船舷外就是辽阔的大江。听说第一天风大浪急，轮船晃动很厉害，大家都不敢上船，爸爸说了声“我先上”，已经40多岁的他攀登绳梯第一个登上了轮船。

去年某一天，我在邵阳二纺机同学微信群里看到网友“静静小憩”写的微信美篇《那片土地》，主要以图片为主线讲述了二纺机的建厂过程和厂区的变迁。我们看到了几十张珍贵的近50年前建厂时期的黑白照片，使我们这些二纺机人（含当时的家属子女）心情激动、思绪万千。

（图：二纺机建变电站铺设电缆）

突然，我们看到了一张在三号马路（工厂编号）边上建设变电站时工人们热火朝天地铺设电缆的老照片。我和姐姐一眼就看到，那安装队伍里走在最前面的领头人不正是我们的老父亲周烈勋吗？那是1970年初冬季节，天上还下着细雨，父亲意气风发地举着红旗，领着队伍冒雨安装电缆，嘴上还叼着香烟呢（退休前他是离不开香烟的，香烟多数是我们为他用木制的小手工卷烟机自己卷的）。我和姐姐都觉得这张照片是父亲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们听过妈妈及厂里长辈讲起，父亲工作总是带头苦干、身先士卒，也听过他在长江上冒着危险爬绳梯登船工作等事迹。现在看到这张老照片，听着美篇上那怀旧抒情的音乐，历历往事都鲜活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的眼睛不禁热泪盈眶......当时我就在中学同学群里发表了一段感想：

1，我为我们的父辈骄傲，为自己家族骄傲，也为我们这一代感到自豪。经过我们前辈的奋发图强、经过我们一代接一代的不断努力，我们的国家逐步走向富强。衷心希望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在下一代的接力下，国家越来越发达，人民越来越幸福；

2，家庭传统（家风）对于我们后辈有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和传承力。在思想作风上，父亲踏实苦干、集体第一、真诚待人、谦虚谨慎等优良作风一直教育、影响着我们儿女甚至孙子辈；在行业和专业上，他的儿子辈和孙子辈，多数都在继续干着机械制造行业，也都敬业爱岗，常受表彰。尤其我弟弟几乎完全继承了父亲的职业和岗位，后来成了大型国企集团设备安装方面的总指挥。

我的几位大学同学看到了父亲这张照片和我发表的感慨，告诉我他们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不又是一个“铁人”王进喜吗？我也感觉我的父亲在很多方面都像王铁人、像焦裕禄，正直无私，坚韧不拔、艰苦奋斗、踏实苦干，身先士卒等等是他们这些人的共同特征。

父亲出生在黄河之滨，他对黄河、对祖国有着朴素、深厚的感情。在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仍然用最后的力气教育陪伴在身边几个孙子和外孙子，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报效祖国、造福社会。多么平凡而伟大的父亲，他不但是我们的好父亲、好爷爷，也是优秀的黄河儿女，尽责的龙的传人。

2011年5月，父亲在秦皇岛因病去世，享年84岁。我们全家一片悲痛，这时感谢我曾工作过的中信戴卡公司徐总，他非常重视此事，亲自安排公司有关部门全力协助我们处理后事并由公司和家人共同筹办追悼会。他还要求在当地能来的集团公司领导都来参加追悼会，给予我父亲追悼会高规格的待遇。

父亲安祥地去了，他虽没有给我们提供良好的经济条件，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言传身教，教导我们勤奋做事、真诚做人，教育我们全面地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等等，这可是一笔留给我们的无比珍贵的精神遗产，比万贯家财更为珍贵。父亲早年四处漂泊，务工务农，历尽艰辛，晚年儿孙绕膝、四世同堂、妻贤子孝、尽享天伦之乐。这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好人有好报的真实写照。

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我代表家人总结回顾了父亲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总结归纳了以爷爷、爸爸为代表的周氏家风“正直、诚信、勤奋、进取”，指出我父亲周烈勋是这一家风的继承者和传承者，是我们的好榜样。

后来，我们将周氏家风镌刻在父亲的墓碑后面，希望这是周氏家族永远的精神财富，一代接一代继续传承下去。

（图：父亲墓碑上镌刻的周氏家风）

（图：我家全家福：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堂姐、姐姐、我、弟弟、妹妹于家乡旧居）

三、我和我弟弟

我父母共生养了四个孩子，即我姐姐、我、弟弟和妹妹，我们都受到了家风的影响，继承了周家的传统和许多优秀品质，在工作中都表现出色。为了简洁起见，我还是按照中国古老的家族传统习惯，只叙述我家的男丁吧。

我叫周昭喜，出生于新中国1958年那个火红的年代。我不仅老家在黄河岸边，又是出生在同样在黄河南岸的郑州市，是喝黄河水长大的，所以我小时候常常自诩为真正的“黄河儿女”。

在社会上工作多年，常有人问我家乡在哪里？在哪里工作？我一般简洁回答为四句话：“生在河南上小学，长在湖南至大学，读研工作在北京，事业发展在上海”，这些是我分别持续十年以上的四段经历，其中在上海工作时间最长，长达近20年。

回想这一生至退休，我“工农商学兵”五大领域都干过。“工”：1976——1977年是正规工厂的一线工人，干过炉前工、打煤工和冷作钳工；“农”1975—1976在家乡做过回乡知青（农民），干过各种体力劳动；“商”：博士毕业后在中信公司和其它几家公司都从事经营活动甚至直接的商贸外贸活动；“学”，仅在上大学开始就攻读过学士、硕士、博士，赴英国攻读过工商管理，后来又是两个大学的兼职教授；只有“兵”有点牵强，只在工厂和大学时期做过民兵，不是正规军。另外从我工作单位的性质来说，我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都干过，做过员工、中层干部和高管，也做过股东，经历是比较丰富的。这是在国家大发展、大改革、大转型中才会有的独特的现象和机会。

1977年恢复高考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个人命运大转折，之前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觉得舞台太小、前途渺茫、报国无门；之后是柳暗花明、苦尽甘来、天高海阔、大展身手。

受到爷爷和爸爸的教育和家风的熏陶，我在各学校和各单位都是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热爱学习、乐于助人，当领导时能够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清正廉洁，管理队伍尽量做到公平公正。所以，我的成绩或者工作业绩一贯比较好，比较受到群众和领导的肯定，也几乎获得了所在学校和单位的各种荣誉，例如湖南大学的历次三好学生（其中两次为全校标兵），清华大学“优秀研究生”，尤其值得一提的较高荣誉是在大学期间获得“湖南省直系统新长征突击手”，工作后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部级）获得“集团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集团荣毅仁董事长（他是我当时的偶像之一，后来曾任国家副主席）为我们发了奖并与我们合影留念。

（图：荣毅仁等中信集团领导接见优秀党支部代表和优秀党员，本人在后排右四）

（图：周昭喜青年突击手证书）

上个月我与清华同学几家人一起晚餐，某同学说起“昭喜在清华救过人”，我爱人脱口而问：“哪一次”？同学惊讶道：“难道还有很多次吗”？我爱人说：“据我所知，他救人救火都是多次”。原来此同学知道的这一次是这样的：1985年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时，一天晚上8点多钟，我在中关村的路上看见一辆卡车撞到了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学生，当时肇事卡车逃离了现场，我见状立即招呼被撞女生的女同学（她们刚上大一，当时有些手脚无措），一起将受伤的女生送往医院。经检查女生的腿骨被撞断了，我又帮助她们办理了住院手续。几个月后我在实验室做实验时，校长办公室来了电话，通知我速去校办，原来是女生治好之后，她本人、她所在的北师大领导和几位学生代表，带着红色大字报表扬信来到了清华大学向我表示感谢。我还在纳闷，我没有给她们留过任何个人信息呀？怎么找到我的？原来女学生在我跑来跑去为他们办理入院手续时，为我拿着书包，从书包里的书上她早就记下了我的学校和人名。

1994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与一位来上海出差的朋友（秦皇岛邦迪金属公司杨总）在上海外滩散步时，忽然听到江面上传来呼救声，我们迅速沿着江堤追下去几十米，一起用缆绳救出了一位掉入黄浦江的女同志。

去年回到母校湖南大学与大学老师、同学们一起吃饭聊天，有一位同学突然向我敬酒，说是我救了他一命，是他的救命恩人。我很愕然，问道“什么时候的事”？他说在大学时代，在炎热的夏季我们一起在湘江（就是毛伟人经常游泳的地方）游泳时，他是初学，不识水性，陷入水中的深坑，呛水后慌忙挣扎并大声呼救，我听到后立即游来将他拖出了深坑。这件事我早已忘记了，可他还记得，所以一定要敬酒。我们老班长在旁边讲了句话：“这对昭喜来说不算什么。不要说你是同班同学，即使他不认识你，也会去救你”。真心谢谢老班长这么认可我。

最难忘、最危险的救火经历发生在湖大，1981年11月的某个凌晨一点钟左右，湖大土木系南楼失火，烈焰逐渐蔓延，我和同学们发现之后，第一时间从宿舍赶来冲入已经是熊熊大火的大楼中，与消防战士们一起救火，一起抢救宝贵的图书资料。烈焰灼人，楼板坍塌，我和几位同学在一线临危不退。35年之后，当年一起救火的机械系学生会主席陈兆平专门写作了回忆文章《烈火丹心》，他写道：“二楼西侧有四个与人等高的焊接用氧气瓶，如果他们被引爆，整个南楼现场的人员将会有极大的伤亡...... 我大声呼喊：‘党员们、团员们、干部们，我们赶快把他们搬下去。’话音刚落，只见铸造班一米八的大个子周昭喜挺身而出，大声应道‘我来第一个’，其他的同学也蜂拥而上，抱着四个危害极大的定时炸弹搬出了南楼”。

这些救人、救火的事情，都是我发自内心的、出自血液中流淌着的本能，这既是受到社会教育的结果，也是我们家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精忠报国的家风潜移默化的结果。过去我会这样，将来遇到关键时刻，我也仍然还会挺身而出。

博士毕业后已经工作了30多年，工作中我的座右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拼搏进取，事业报国”。自认为工作一贯积极主动，业绩比较突出。这里仅讲在中信戴卡的工作事例。

1987年底在清华大学读完博士后，我婉言放弃了学校和导师柳院士要我留校的安排，怀着振兴中华、实业报国的美好理想，到国务院直属的综合型企业、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崭新而又陌生的经济和管理领域。在这个不错的平台上，我虚心学习，努力工作，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有几年时间，工作几乎成了我的全部生活。1988年夏，暂别家人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被公司派到秦皇岛担任中国第一家汽车铝轮毂项目的项目经理和因此成立的合资企业“戴卡轮毂制造有限公司”（以后简称为“中信戴卡”）第一任总经理助理，摸爬滚打在第一线，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加快项目进度，使中信集团的这个重点项目做到了当年施工、当年进口并安装设备、当年成功试生产，由此受到了集团的表彰，成为集团为数不多的第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全集团共十名）。

1989年8月我作为公司培养的业务骨干派往英国Bournemouth University 工商管理学院学习企业管理一年多。那个时期由于国内在许多方面都相当落后、经济收入低，再加上工作、科研条件和其它因素，知识分子出国留学然后定居国外的现象成风。我在英国留学时，根据我的个人条件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也有很大机会留在欧美国家，但是我热爱故土，精忠报国、振兴中华之愿望和信念始终占据上风，所以在国外学习结束后我立即回国。

1992年2月，在当时的中信戴卡秘总经理紧急调到美国中信钢厂工作时，我被他和中信公司总部再次派往戴卡，再次在这里工作了7个多月。我负责销售、质控、财务、人事、公司办公室五个部门的工作，与广大干部职工一起拼搏努力，采取有力措施，使戴卡公司走出亏损困境，开始逐月盈利，为此荣立戴卡“扭亏为盈特等功”。1992年十月，根据工作的需要，我被调动到成立不久的某大型房地产集团公司工作，忍痛惜别了戴卡公司和中信集团。

2006年起我作为发起人和主要捐款人之一在第一母校湖南大学设立了“朝阳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以感恩母校、回报社会，也希望我的学弟学妹也能像我们一样精忠报国，以此奖学金来鼓励和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应该说我在许多方面做的还不够，真心觉得对于国家、社会的贡献也不够大，虽然我基本尽力了，但还需要继续努力。

关于我就说到这里，我再讲讲我弟弟周昭勇。

周昭勇，生于1962年，在邵阳高中毕业后1979年参军入伍，在秦皇岛地区人民海军某部队服役四年。在部队曾被派往南疆前线，在危险环境中为前方运送军事物资，因此荣立三等功，也获得在军旗下照相的殊荣，这些在和平时期都是不容易的事情。1983年转业回到邵阳二纺机厂从事电工工作，以后又考上纺织部的职工大学。后来由于多种原因，他想回到曾经服役的秦皇岛工作，当时我已经在英国学习，经当时戴卡公司秘总经理批准，1990年弟弟调动到位于秦皇岛的戴卡公司工作。至今他已经在戴卡工作了29年。

（图：弟弟周昭勇）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主要作品，如果说我父亲的主要作品是邵阳二纺机的话，我弟弟最美的画卷就是中信戴卡。

弟弟几乎完全继承了父亲的工作作风、父亲的精神、甚至父亲的职业，也担任类似的职务。他从电工做起，后来一直负责全厂的设备、动力、能源方面的工作。他对工作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他也是风雨无阻、全心全意、不辞劳苦地投入工作。在工作之余，他注意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不到40岁就获得了“高级技师”职称。他与父亲的性格有所不同，父亲无论在工作、生活中经常都是带着严肃的面容，而我弟弟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与同事、部下、家人们的关系更亲近、更随意。

由于我妈妈常住在弟弟家里，所以我们春节常去弟弟家过年。在这二十多年里，每个春节他总是在加班，抢修和维护工厂设备，七天长假他顶多能休息一天。因为工厂设备在正常工作日都要不停地工作，停机检修尤其大修一般只能在春节长假进行。在建厂初期的几年里，他作为技术骨干或者基层领导，只要设备有问题停机，不管白天黑夜他总是随叫随到，立即维修，有时一夜就要从家里赶到工厂三、四次。

随着中信戴卡公司的发展壮大，跨出国门，我弟弟的脚步也不再限于国内秦皇岛、无锡、宁波、长沙、成都等地，他也经常前往戴卡设有分厂的摩洛哥、德国等地工作。最近在中信戴卡摩洛哥新厂工地，原来是由当地人安装动力设备（包括风、水、电、汽），但当地队伍工作效率低，造成工程进度比预定计划严重拖期。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弟弟带领7名戴卡员工紧急奔赴摩洛哥，苦干加巧干，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完成了预定任务，保证该新厂一期工程于2019年6月按期竣工、按期投产。该项目是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是中摩两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点项目。中信集团总经理和摩洛哥工贸大臣都参加了该厂第一期的投产典礼。

由于长期工作努力、业绩出色，我弟弟历年都是企业的“先进工作者”，曾经四、五次被评为“戴卡集团劳动模范”。他们几千人的大企业集团每年只有十几位劳模，连续多次被评上，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最近他又一次被评为“戴卡公司优秀共产党员”。

（图：周昭勇优秀共产党员证书）

戴卡现任的徐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夸奖我弟弟，他说：“昭勇真是个好同志，不畏艰难，带头苦干，群众评价很好。他为戴卡新厂区和许多分厂筹建时的动力安装工作，对老厂的设备维修工作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你们家真是有个好家风、好传承！”

经过几代公司干部职工的努力，中信戴卡公司从无到有，勇立潮头、引领行业，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铝轮毂生产和设计企业，成为世界汽车零部件行业百强之一（2019年名列第65位），年产铝轮毂约5000万件，年销售额为30多亿美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近50%，全球市场占有率近20%，在中国和世界各地有十几家分公司和分厂。

中信戴卡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2018年9月，中信戴卡创立30周年纪念大会在秦皇岛举行，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讲话：“中信戴卡的发展和壮大，得益于一代又一代戴卡人的团结奋进、顽强拼搏和无私奉献，得益于自成立以来历届勤奋务实的领导班子”。这其中也有我和我弟弟、我们家其他戴卡人一代又一代的拼搏奉献！

 

我认为，我们家族的百年经历，就是中国社会百年变迁的一个缩影，是广大布衣草履阶层百年生活经历的一个缩影，我们的家族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邵阳二纺机厂（现名为邵阳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戴卡轮毂公司（现名为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的创立和发展，是中国三线工业建设和改革开放后工业企业变迁及发展的两个典型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40年前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我国从过去长期的的一盘散沙、积贫积弱、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状态，经过近百年来我国四、五代人的不屈不挠、团结拼搏、艰苦奋斗，我们已经基本丰衣足食、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步入小康，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近几年某国领导集团宣称：中国的发展是他们的赐予，是剥削他们取得的，我听了嗤之以鼻。我们的发展主要靠国家发展改革的正确路线，靠中国亿万人民包括我家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勤奋智慧！国际上和平稳定的环境是我国快速发展的因素之一，与此同时我国的富强也为世界和平和稳定提供了更大的保证。

近期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家庭和家风一些论述，如“家庭是人生第一个课堂，”“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我非常赞同，也觉得我们家族的家风及其传承充分印证了这些观点！尽管时代在变迁，科技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知识在爆炸，但是人的优良精神品质和优秀家风散发着真善美、勤奋、诚信等人性的光芒，它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是可以超越时代的，是应该继续传承、发扬光大的！同时这对于良好的社会风气、精神文明的树立，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我与小孙子）

如今我祖父已经有了第四代、第五代，即我的儿子代和孙子代。儿子一代基本上都正直真诚，工作努力，争取早日建功立业。不管他们现在认识如何，最终都会认识或体会到：周氏家风体现了人生的优秀品质，它不仅是重要的精神财富，也是工作和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基础。

我的孙子已经一岁多了。周家后代散居在祖国各地，如北京、上海、秦皇岛、广州、长沙、洛阳、长春等等，但我们流着相同的血脉，我们有着共同的家风。相信在家风的熏陶和社会的培育下，我们家族的后代能够发扬“正直、诚信、勤奋、进取”的周氏家风，同时加强对于新知识、新科学、新技术、新事物的学习，继续发奋图强，不断进取，能够对祖国、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加民主文明、更加美丽宜人、更加繁荣富强、更加和谐公平。

黄河之水源远流长、奔流不息，我们黄河儿女继承黄河边祖辈传下的家风和传统，恰似黄河之水连绵不绝、薪火相传......

 

今天恰逢新中国70周年华诞，谨以此文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周昭喜

2019年10月1日 于北京

 

作者：周昭喜，湖南大学77级本科，清华大学硕士、博士，曾两次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1989—1990年在英国留学。曾任中信戴卡轮毂制造公司首任项目经理和总经理助理，四方房地产集团副总裁兼上海、北京公司总经理，正大置地公司副总裁等职，开发建设了上海“香港广场”、“四方新城”等知名建筑群。现任上海银宜投资管理公司副董事长，湖南大学校友总会副会长、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MBA校外导师。2006年起在湖大发起设立了“朝阳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