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堂的美篇

厚德堂

于右任书法艺术学习笔记

————张德育

于右任草书研习之我见

1879年4月11日，于右任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城东关河道巷的一户贫寒人家。因为他是午后四时左右诞生的，按当时通行的计时法，属于申时，所以父母给他取乳名叫“申生”，大名“伯循”，字诱人。后来他自己改名佑任，又作右任。

其实，于家祖籍並不在三原，而是在毗邻泾阳县东乡的斗口村，当地人都称为斗口于家，只是于右任因自己出生在三原，后来又在三原读书、应试，便著籍为三原人。泾阳和三原地处关中渭北，时隶属西安府。

于右任的父亲于宝文仅仅读了两年私塾，就不得在十二岁那年随同亲友步行入川谋求生计，至光绪初返回乡里。不久便迁家至三原县城东关河道一巷，与甘肃逃荒来陕的一赵姓女子成婚，次年于右任诞生。

于右任先生无论当年在大陆，还是晚年在台岛，都曾屡屡对人说：陕西是我的父亲，甘肃是我的母亲，中国是我的家。直到1964年5月1日（农历三月二十日），即他辞世前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他还写下了生日记幼时事诗四首。于先生于1964年11月10日辞世，享年86岁

于右任先生不仅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元戎、中华文坛上慷慨沉雄的名诗家，更是誉驰海内外的书法巨匠。在他80寿辰时，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赵朴初曾撰文评价于右任先生:“前期以魏碑为基础，自辟蹊径，在行楷中开拓自己新路。中年变法，专攻草书。融汇了章草，今草，狂草各体的精髓，参以魏碑的笔意，而有创新。愈到暮年，愈能随意挥洒，皆成佳构，成为晚清以来杰出的书法大家。”于先生的老友许世英也曾写诗称赞到：白发长髯望若仙，惊人翰墨龙蛇走。于右任先生在草书领域里开宗立派，独铸一体，创造出中华书坛上赫赫有名的“于草”。他的书法艺术实践、理论，以及作品，皆卓然自立，名扬寰宇。连日本的书界人士，亦尊之为现代“草圣”。于生先的书法艺术，确是我们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于右任自幼即酷爱祖国传统的书法艺术。他从束发就读时起，便从正楷入手，长期临池不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青年时代的于右任，广研汉隶、魏书和唐楷，而且皆有心得。其后又在工行楷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北魏碑帖，同时精心学习晚清名家何绍基的书法。将何氏收藏的北魏名拓《张黑女墓志》，也就是南阳太守张玄墓志，临写得极为神似。后由何绍基入手，他又研习《石门铭》及《龙门二十品》等北魏碑铭中的精品，再从魏碑魏帖扩及各体各派，博采其菁，加以融会贯通。此时期于右任的书法作品，以行书为主体，以魏碑为元基，并参入篆、隶、草诸法，既重视多源广角地继承，又不拘某一流派理法的限束，取舍变化，收放由心，终于开拓出了自己的一路书势。于右任先生曾作诗云：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这几句诗形象的反映出他多年艺术实践的艰苦追求，亦可见其对魏碑用功之刻苦与勤奋。

于先生学碑绝非死临，而是反复精读，闭目画帖，比较记忆。由于他一下子就抓住了每个字的优点长处，所以写魏碑不是生硬摹写其形，而是写得很活。他不仅注意汲取前人精华，而且大胆革新，勇于创造。既直接取法于古代的精范作品，又重视从新出土的断碑残字中发现有益养料。因之他的书作功力既深，复见创新，能入能出，有守有变，于犷朴洒脱的笔触中呈现出磅礡豪放的气势，新奇清峻，独树一帜。

1927年前后，于右任已开始热心於草书的研究。从三十年代起，他的书艺也由第一期向第二期转变过渡了。

草书，同样是我国传统书法中的重要书体之一。细考其源，当是为了书写便捷而形成的一种笔画连写的书写方式。草书已经完全突破了楷体的格局，比行书更加放纵不羁，活泼飞舞。其用笔的起抢收曳，化断为连，一气呵成，变化丰富而又气脉贯通，是更趋于艺术化的一种书体。

其实草书在战国时期已见初形，距今已近六千年了。如“信阳楚简，包山楚简”。到了汉代，草书定型已有2300多年。三国时期的东汉末年，形成了章草，有了一定法度，到了东晋时期，章草已很兴盛。古草的格式化成为章草，章草的流变后成为今草。今草贡献最大的是东晋王羲之，出现了遠宦帖。后又由王羲之之子王献之成功书写了中秋帖。唐代草书兴盛，李世民极力推崇王羲之为书圣。后来孙过庭出书谱，以及狂草出现了张旭、懐素，是草书达到了极高度，给后人没有发展空间。

草书的发展历程为：由画符、草篆、隶草、汉草、章草、今草、狂草的过程，共计2000多年。

于右任先生认为，中国的草书源远流长，但社会上一般人士多误解草为潦草之草，以为可以随心所欲，实在是大错。然而草书经过历代书家之手，不断博变，愈变则去实用就愈远，结果给学习者造成极大困难，终难深入民间。因此，于先生便产生了统一草书，以利实用的念头。

1932年夏，于右任会同同好，在南京郊外汤山黄栗墅村正式发起成立了“中华草书社”。大力征求散藏在民间的各代名家墨迹与各派草方。又派员专程赴北平故宫博物院，考索有关草书文字的历史资料。同时也在全国各地广征汉晋以来的简策砖石碑铭及拓片。经数年努力，终于搜罗到极为丰富的草书资料，为深入研究工作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于右任对草书下了惊人的功夫，他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他在兼习今草，章草，狂草的基础上，又专攻章草。鉴于草书文献浩如烟海，各家各派争奇斗妍，以致一字可有百式，形体多变无定，他很快顿悟到：倘若探索草书的内在规律，融合百家之长，取得一个统一的规范，必能获得制作之便利，广草书于天下。

1934年，于右任及草书社同好，立志要研究出一套“标准草书”来，便下定决心将草书社正式更名为“标准草书社”。根据汉字结构造型的规律，细考其偏旁部首，上下左右的组合，然后在前人草书及碑帖中反复推敲甄别，精心筛选出最优秀的字体，再加以系统化的整理，从而给千姿百态的草书一一定型归类，缔造出了一个崭新的草书体系。于右任为之命名曰“标准草书”。並确立了：易识、易写、准确和美丽四大原则。1936年7月，《标准草书千字文》集字双钩临本正式出版。

至于为何首选《千字文》为范例，先生认为：隋唐以来，学书者均从《千字文》习起，草书名家多有《千字文》传世，故草书社选标准之字，不能不求之于历代草圣，更不能不选之于草圣《千字文》。先生还归纳了草字的缔造规律，将代表两个以上部首的符号分类排比，称之为“代表符号”，从而理出一个比较清晰严整的科学体系，使草字初步实现了标准化、规范化。这是中国草书史上的一项空前创举与重大成就。

于右任先生草书，尤其在编订《标准草书千字文》的过程中，逐渐进入今草的领域，日臻成熟。至其辞世前，《标准草书》已出至第十版。于先生曾多次对人言：我平生的成就，不在功名事业，而在于草书。《标准草书》就是他多年心血的凝聚与结晶。

关于《标准草书》符号分类：一是凡部首同一部位，不得異式；二是凡主部首必须准确；三是凡代表两个以上部首之符号，就是代表符号。《标准草书》代表符号分例如下：一、左旁27个符号；二、右旁23个符号；三、字上7个符号；四、字下7个符号；五、杂例8个符号。共计72个符号。

《标准草书》编定后，于右任的草书已蔚然大观，独成一派。他此后的书法作品，流布的也最多最广。四十年代以后，于右任先生在不失造字之理的前提下，更加恣意追求草书的“简净和险奇”，作品充满极强的力感与动势，在《标准草书》的形式美上达到新的境界，使喜爱于书者，都公认他的草书形美笔简、体势多变，于跌宕中呈俊逸，于疏放中见规范。如舞鹤游天、飞龙戏水。至晚年，于右任先生的草书艺术又有了新的发展，其结字虽然以《标准草书》为标准，而用笔与章法却冲出了今草的藩篱，实有狂草的气质与韵味，雄浑奇崛、深沉拙朴、博大清新、仪态万千。在跌宕起伏中表现出強烈的节奏感和慑人的神韵，达至炉火纯青、人书俱老的境界。

1981年，香港《书谱》刊文赞誉于右任先生：在草书方面，以风格強烈，字形独特，下笔稳沉，落墨润泽见称者，当推于右任所书之作品。台湾许多人均喜欢于书，公认于老不只是近代最负盛名及具代表性的书家，也是历代中难得的大家。毛泽东主席在繁忙国务活动之余，也曾抽出时间鉴赏于右任手书《千字文》帖，细细揣摩其草书艺术的精髓。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撰文介绍于草，他们评议于右任先生开创了“于体”，是继“癫张狂素”之后，难得出现的能独步书坛的划时代大师。赵之谦第一个在楷书中融入魏碑，创了新局面；吳昌硕在书法上写石鼓，又一次开创了新局面。于右任先生以魏碑为底，融章草、狂草、今草于一炉，再次开创了新局面。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淑亮说：晚清以来，书法卓著者两人，一是康南海，一是于右任。康、于书法遍布天下，各有独到。于书体式多变，晚期之作更为精湛，形美笔简为其突出特色。

于右任先生不仅是我国近现代杰出诗家和书法巨匠，同时也是一位真诚的爱国人士，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1984年，中央人民政府己将他的遗墨列为重点保护的国家级文物。1984年6月12日，标准草书学社在北京正式成立，屈武任名誉社长，赵朴初、启功和杨辛任顾问，胡公石任社长。后来“陕西于右任书法学会”也在西安成立。

如何学习研究于书，尤其是于草，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解读：一是雄浑。字为心书，他的经历、学识、修养、气质等都化作了书法神韵；二是中锋“活笔”的妙趣。于右任先生的书法精神贯注，流畅自然，劲健豪放，沉着痛快，中锋入纸，万毫齐力。充分体现了“草贵流畅”，由法入理，笔笔皆活，实在难能可贵；三是简净。先生的字全方位展示出险、绝、奇的体势。标准草书单字都是选用历代草书中笔道最简的字，“易识、易写”，並要表达出可追溯本源的“准确”之意，已属不易，再求“美丽”就更难了；四是豪放、潇洒的意象美。中国汉字起源于点画，基于结字，成于章法，美于气韵。先生的书法，尤其是草书，字字独立不相连，已保持了章草和今草的特征，但却追求其美的规律。随意生态，愈拙愈妍。这也是先生晚年草书结字形式美的一大特色。寓险绝于平正之中，重心下移求沉稳，不愧为旷代草圣。

1949年去台湾之前，于右任先生将自己辛苦搜求的，以北魏为主的碑志三百八十多方，交杨虎城将军派专人送回陕西，全部捐给碑林。现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二、三、四陈列室之间碑廊上镶嵌的就是先生捐赠的一小部分。

先生为明孝陵撰书的对联“与钟山不朽，为民族争光”字体大到近二尺。为南京新灵谷寺题联“古寺名灵谷，高僧有志公”，每字约五尺见方，笔力可见一斑。陕西于右任书法学会会长钟明善老师说“于右任先生书法的每一个字，看似信手拈来，细究其源，却非大手笔不能为也”。今天我们学习、研究、探索于右任先生及他的书法艺术，只是一个起步。于右任先生本身就是一部常读常新的书法经典，他伟大的人格，深邃的书学思想，独步当代的精品力作，是中华民族的一笔艺术宝藏和精神财富。

学习于右任书法，要把握四个度，即力度、厚度、灵活度和准确度。结构上要化难为易、化繁为简。尤其是学习于右任先生草书，需融大气、正气、真气于一炉。在学习于先生书法的过程中我们逐步懂得了书法是什么，它是文化、是艺术、是精神。要想学有所得，一定要热爱，要学习，要追求。要用功、用心、用情。用功就是临帖，作为日课坚持，不怕枯橾；用心就是要研究，敏思善悟；用情就是带着感情学书。尤其是于先生草书，一但开笔，就要全身心融入，不生杂念。当然这些都是笔者一孔之见。中国书法，是中国人智慧的“舍利子”，其构成首先是文字。对于中华文化而言，汉字是根。书法虽是艺术，但其首要属性仍是文字，是承载文化、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国诗歌、历史和哲学。无论是古代一笔一画的手书，还是如今在计算机键盘上敲打，汉字始终是中华民族文化最基础、最根本的载体，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是用文字书写下来、记载下来的。总而言之，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而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根。书法不应该成为少数人的艺术，而应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必修课。我们学习书法，要认识到书法不仅是写字，更要体悟其所蕴含的精神。书法是我们祖先认知世界的一种睿智方式，亦是今天我们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印记。

学习永远在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文化强，中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