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坛县委宣传部原部长沈成嵩讲述小红妈的创作过程。)


小红妈
 

北京,卢沟桥畔,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第三部分“军民是胜利之本”里,有一组江南水乡浓缩的布景和蜡像,在茫茫芦第竹林丛中,有一位中年妇女,冒着漫天风雪,划着一只腰子型的大菱盆,将新四军从对岸接回家来…… 她就是当年出生入死掩护新四军干部战士,把一颗心交给了草命的金坛市建昌镇盘石村农民王吉娣。她是茅山东麓的“阿庆嫂”,因为她有个儿子叫小红,在战争年代里,人们都叫她小红妈。小红妈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在党史、军史里都有她的名字。连不少外国人都知道:“八路军有个好妈妈叫戎冠秀,新四军也有个好妈妈叫小红妈。”

穷人的爱和憎
小红妈王吉娣,1898年12月18日出身于一个祖辈务农的贫苦家庭。她19岁嫁给金坛县建昌圩八亩村的徐明富为妻。明富当了八年长工、为人忠厚老实,分家后,小红妈夫妻搬到天荒湖畔的小桥岸种租田。穷苦佃户都是种的滩边子田,“旱起来叫天,淹起来没边”,收到粮食要缴一半给老板,她一家苦煎苦熬着过日子。 1938年8月的一天,湖东一个叫吴彪的木匠领着三个人来到小红妈家,说要借她家住一段时间。小红妈心想:我们住的独水墩,破草房又矮又小,他们为啥不到村上借好房子,却要住到这里来呢?想到兵荒马乱,心里不安,又觉得来的这几个人很和气,不像是杯人,就说:“你们不嫌棚子,住下就是了。”当夜,小红妈就把床铺让给他们睡,自已与丈夫打了地铺。来人一住就是十多天,总是白天出去,晚上回来,也不说到哪里去。小红妈心里猜想:“这些人整天辛辛苦苦,风里来雨里去,不吃好的,不穿好的,是干啥的呢?莫非就是人们传说的陈毅司令带到茅山来的那个新四军?”有一天,那个连除鬓胡子的大学生亲切地对她说:“小红妈,我看你们都是穷人,为人忠厚老实,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来打鬼子的,是领导穷人抗日救国闹革命的。”听说打日本鬼子,小红妈心里真高兴,前几个月,日本鬼子兵还到盘石庄强奸妇女,用刺刀杀死了五个青年农民,老百姓听说日本鬼子下乡,就吓得直往芦荡、竹园、树林里躲,如今,能有这么一支“菩萨兵”来打鬼子,救苦救难救百姓,那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可是啥叫革命呢?她弄不清。后来她知道了,这个连鬓胡子大学生,名叫邱东平,出洋留过学,是个会写书的“作家”,是新四军里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接着章蕴、曾山、吴仲超、樊玉琳、陈丕显、谭震林、周峰、江渭清等党政军领导人也都先后来到她家。特别是章蕴来了,她俩同睡一张铺,什么家常话都谈。章蕴工作很繁忙,常常在昏暗的油灯下写作。小红妈问“我看你也是个女人,手里没有枪、没有刀怎么打日本鬼子呀?”章蕴指着纸笔笑着说“这纸和笔就是刀枪,敌人害怕我们的刀枪也怕我们的文章呢!”小红妈好奇地问起章蕴的身世,章蕴说:“我也是个穷人,在纱厂里做过工。闹革命就是为的穷人,革命胜利后,穷人就能分到土地,住瓦房子,再不要受地主老财的欺负了!”小红妈想:革命有这样大的好处,真了不起,自己要能为革命出把力该有多好呀!章蕴开导她说:“干革命有分工,有的扛枪打鬼子,有的写文章宣传群众,有的跑交通为革命送信,你为我们烧茶煮饭,站岗放哨,也就是干革命呀!”小红妈没想到自己已经在为革命出力,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从此,她对过往的同志,格外热情,还跟着战地服务团的人学会了不少歌曲。一天,章蕴带领服务团的人帮小红妈车水,小红妈唱起了好听的江南车水号子,一个女同志听得入了神,不小心,一脚踩了空,在车杠上吊了“田鸡”,引得同志们哈哈大笑起来。休息时,小红妈说:“唱支歌吧!”章蕴说:“你来唱,就唱上次教的那支歌。”小红妈清了清嗓子,亮开了歌喉:“丈夫去当兵,妻子送一程,叫一声,阿毛的爹,听我讲几声,作战要勇敢,学习要认真,莫把家来想,不要当烟囱兵,活活来丢人”歌声笑语在水乡飘荡。 小红妈的家单门独户,坐落在一个四面环水的独水墩上,靠一条破船与外界相通。独水墩后就是百港交叉、水天相连的三万亩天荒湖。墩上茂密的树木、竹林,滩上丛生的芦第、蒲草,像天然的绿色屏障,把小红妈的家遮掩起来。人在墩上,能清楚地看到外界的动静。从圩上往墩上看,只见竹林葱荒,芦苇摇曳,雾气茫茫,别的什么也看不见,小红妈的家确是个极其隐蔽的好地方。新四军的一批批干部战士来到小红妈的家里,有的住十天半月,有的住三天、五天,来的人很多小红妈夫妻俩捕鱼、捉虾、烧茶、煮饭、洗衣、采办,同志们把伙食供给交给小红妈,大家块吃、一块住,亲如家人。每当半夜三更她还要划着破船去接送客人,可地心里很高兴:我们的人越多,说明革命的力量越大呀!各地来的同志还给她捎来打胜仗的好消息,她每天都像过节日、办喜事那样,感到这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慈母的心
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岁月,敌人天天担荡,我们日日转移,游击健儿们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出没在山林、芦荡,经常天作被,地当床,吃芦根,喝盐汤。当他们转战到了天荒湖这个独水墩时,就像回到了温暖的家,来到了慈母的身边。 每一次,听着战士们英勇杀敌的故事,望着他们憔悴而坚毅的面容,小红妈心里总是又敬又爱。她想,这些青年人离乡背井,出生入死打日本鬼子,难道就不恋家中的父母妻儿吗?不,他们是一心为国家为穷人呀!想到这些,她就把每个来到她家的干部、战士都看作自已的亲人,知心贴意地关心他们。 严寒的冬夜,小红妈用母亲的爱抚温暖战士的身心。她自从懂得了草命,晚上睡觉就特别警觉,在北风吼叫声中,只要河对岸有人喊一声“小红妈,摆渡了”,她马上一骨碌爬起来,划着船冒着漫天风雪左一篙、右一篙地把同志们接回来;接着把一碗碗热腾腾的生姜茶端到他们面前。同志们睡上地铺,厚厚的籼稻草就像弹簧床,地上点燃的火堆早已把一床床被子烘得暖暖的。夜深了,小红妈听着战士们的鼾声,心里感到慰藉,总是坐在火堆边,把他们的一件件湿衣服烘干,第二天早晨,战士们醒来,钻出热被窝,就能穿上暖和和的棉衣。一位广东籍姓王的机枪手,来到小红妈的家里养伤。半夜他病痛发作了,在床上滚来滚去,小红妈连夜赶到离家五六里路的镇上请来医生。医生走了不久,病文复发起来,小红妈连忙又去请医生,如此,一夜请了三次医生。她觉得战士身上的病痛,就像连着自己的心一样难熬。1940年,陈丕显的爱人小谢,在行军中小产了,按当地群众的旧风俗,小产的女人是红人”,不能进别人的家,小谢只好住牛棚、磨棚。后来抬到小红妈家,小红妈一看,产妇瘦得不成样子,心疼得不得了,她毫不忌讳什么“红人”不“红人”,连忙把自己的大床让给她睡,出去找来秘方,为她端汤熬药。数九寒天,敲开湖上的坚冰,为她洗血衣;在太阳下,给她篦头、捉虱子;因为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产妇吃的鸡,不能见铁。所以杀鸡特别精制了一把竹刀,煨鸡则是用的砂罐。小谢在这里休养了40多天,身体慢慢地好起来了,临走时激动地喊小红妈为妈妈。 1942年冬天,组织上把江渭清的儿子小林从上海转移到小红妈的家里。当时小林只有四岁,害了一身疥疮。小红妈知道他爸爸妈妈部在前方打鬼子,照顾不到孩子,就把小林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小林说一口上海话,张口就叫“外婆”,把小红妈叫得心里甜滋滋、乐津津。她每天用盐开水替小林洗身,用香油拌药给他敷疮伤。小林食欲不好,又不能吃鱼虾,就每天早晨给他蒸鸡蛋羹吃,经常用米糊、米糕、菜糊、烂面、芋头糖粥给孩子调胃口。来年遇到春荒,难得有饭吃,小红妈就用纱布包米团,放在菜粥锅里煮“带浆饭”给小林吃。她和老伴说:“我们生活再苦,也不能苦了革命的后代。”晚上,小林总是跟着小红妈睡。疥疮痒起来,小林睡梦中也会用小手抓,小红妈怕他抓出“指甲毒”来,总是坐在他的身旁,抓住他的小手,连声说:“小林别抓,外婆给你摩。”总要摩到孩子熟睡为止。孩子一天天胖起来了,可是小红妈却瘦下去不少。有一次,江渭清带部队到了附近的后八亩村,小红妈得信后,急忙驮着小林去见他爸妈。小林的妈妈徐敏见到孩子长得又白又胖,十分感激地对小红妈说:“小红妈,太辛苦你啦!”就这样,小林在小红妈身边度过了14个月,临走时,孩子哭着,不肯离开这位外婆。 又有一年夏天,有位兵工厂的女同志被手榴弹炸伤,浑身是血,抬到小红妈家时,已是奄奄一息,小红妈急忙为地烧水洗伤口终日侍候在她床边,大小便都是小红妈用木盆接着倒出去。望着姑娘灰黄的面容,听着地微弱的呻吟,小红妈流着眼泪说:“姑娘,大婶恨自己没有这个本事把你的病一手抓摔啊!”

(这幅铜像现存于金坛区档案馆展厅,它展现的就是当年组织上把江谓清的儿子小林托付给小红妈的场景。)


“要死死一人,决不拉瓜藤”
干革命总会有挫折,有牺牲。小红妈在革命队伍中耳濡目染,受到深刻教育,她想新四军里许多青年男女,都舍得把身子交给党,像章蕴、邱东平那些有学问、有本事的人都不怕死,我一个种田婆子的命还比他们金贵吗?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她决心像新四军战士那样,活要活得有骨气,死要死得有价值。 1940年秋天,小红妈刚刚安排好同志们吃完早饭,老伴徐明富报信来了:延陵和直溪桥的日本鬼子双双出动,直奔建昌圩而来。小红妈立即安排转移、除了自家的那只破船外,她又找来一条小船,把伤病员们一个个都扶上船,然后手脚麻利地铲起锅里的饭锅巴,藏进草堆,扒尽灶膛里的草灰,把地上扫得干干净净,最后包包扎扎一担挑,反手关门一把锁,跳上破船就朝湖中撑去。出了港汉,接应的同志来了,她安排大家隐蔽好,刚要到预定的接头地点去找老伴和孩子,猛然想起一件事来:原来,昨晚交通站刚刚转来一份机要文件,要她转给茅东县委的一位负责人,她把文件藏在灶头下面的砖鏠里了,刚才急匆匆竟忘了取出。地一想,不好,这可是件大事,于是,篙子一点就急急忙忙往家撑。回到家,她从灶膛的砖缝里取出密封的文件,一颗心才算落了地。可是藏在哪里呢?房里的踏板夹层虽然保险,可是万鬼子点火烧房呢?她环顾四周,眼前猛然一亮,她把文件放进一只空坛子里,来到茅屋背后的莱园里,拔起几棵青菜,挖了一个坑,把坛子埋在下面,盖上几片瓦,又在上面覆好土,照原样栽好青菜。 她刚从菜园出来,日本鬼子已上了墩,一只大狼狗窜到她的面前。鬼子逼地交出新四军,小红妈一声不响地摇摇头,一个翻译骂了声:“装蒜!”左右开弓就是四个嘴巴,打得小红妈鼻子里流出鲜血,她还是摇头。伪军们进屋翻箱倒柜地一顿搜,国着茅屋东寻西找转了一圈,什么东西也没找着,临走时,一把火烧掉了小红妈居住了18年的两间草屋和全部家产。当同志们看到火光赶来时,小红妈正在废墟上清理乱砖焦木。战士们握着小红妈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小红妈理了理蓬乱的头发,说:“房子烧掉好重搭,只要文件不落到敌人手里就好。”在抗日战争时期,小红妈家的房子就是这样烧了又搭,搭了又烧,前后被烧过三次。 在严酷的斗争中,我们革命同志绝大多数是坚定的,但也有个别贪生怕死的人出卖革命,当了叛徒,向敌人告密。小红妈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暴风雪席卷茅山山区。正月十九日,叛徒领着敌人包围了小红妈的家,敌人劈口就问徐明富:“新四军把什么东西藏在你的家里?”老徐说:“不知道。”“啪!”敌人上来就是一记耳光,接着又推了他一个跟头,跟着就是三枪托。小红妈则被五花大绑绑在一棵树上,由于叛徒知情,我军藏在封土墙内的21箱弹药被敌人搜出来了,吴仲超藏在这里的一架收音机也给搜出来了。虽然此刻冰天雪地,但小红妈的额上却渗出了汗珠,她心如刀绞,暗暗埋怨自己“小红妈啊小红妈,主力渡江北上时,首长是怎样关照你的,要当心疯狗咬人,要防止变天,为什么不把‘货色’及早转移到芦荡中去?只怪自己太麻痹、总以为上次48捆钞票放在家里一年没有出事,就以为这回也能万无一失!”她的嘴角在流血,这不是敌人打的,而是自己的牙齿咬破的。 敌人把他们夫妻两人分别抓到了两个据点里,飞娥予、老虎発、辣椒水……疯狗们把毒刑都用尽了,要小红妈夫妻交出交通站的接头人,交出县委和茅山地委的联絡点。小红妈想起了章蕴对她说的话,想起了许许多多长眠在茅山下的烈士,她暗暗地对自己说:“要死死一个、决不拉瓜藤!”在他们身陷图图时,我党四处奔走,找关系,设法援救他们。曾山指示:“花再大的代价,也要把小红妈夫妻俩救出来。”党组织花了100多担稻的钱,小红妈自己也卖掉了2亩7分田,这场官司才算了结。最后,夫妻俩拖着半残的身子回到了建昌圩。 小红妈就是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地似乎没有干过多少惊天动地的事业,只是为革命洗衣、做饭、喂孩子、洗尿布、服侍伤员、掩护干部……然而,革命不能没有他们,在他们中间蕴藏着最深厚的力量。解放了,小红妈没有向党组织表过功,要过名,要过利。她以纯朴的感情对待在她家住过的每一位干部、战士,经常带着水乡的土特产去探望他们,就像一位老妈妈去城市看望自己的亲人、孩子一样。不管他们现在当了多大的官,小红妈还像当年在天荒湖样,亲切地称呼他们“老周”、“阿丕”、“老江”、“章大姐”,邀请他们到建昌圩来叙旧。

(这是1959年小红妈应邀参加建国10周年国庆观礼的代表证。)

  1959年9月30日晩上,人民大会堂庆祝国庆十周年的盛大国宴刚结束,江苏省赴京观礼代表团的小红妈便被在京工作的好多老同志包围了,他们争相这请她去作客。“小红妈是我的老姐妹,你们谁也别想把地抢走!”全国如联副主席章蕴大声笑着说,一把将老人拉进了自己的汽车。人们围着章大姐的汽车频频招呼:“小红妈,改天定来我家!”“小红妈,我来接您!” 到了章大姐的家里,章蕴指着院子里的荷花缸说:“为了接您这个稀客,我四五个月前就做了准备啦!”小红妈一看,缸里栽着3棵竽头。她高兴极了,说:“好,让我们煮一锅竽头咸粥,老姐妹好好叙谈叙谈!” “文革”中,她关心着每一个对革命有功的老同志,在他们最困难的日子里去探望他们,甚至陪他们一起住“牛棚”。她说:“要说这些出生入死的好同志都是‘坏人’,我小红妈也就是 ‘坏人’,你们就把我们关在一起好了!”。陈毅元帅逝世时,老人把眼睛都哭肿了。值得庆幸的是,她看到了“四人帮”的覆灭,但就在1976年12月28日,她却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人间,享年78岁。许多同志没有来得及向她的遗体告别,深为遗憾。章蕴于1978年到南京,提起小红妈就流泪,地说:小红妈直到死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啊!她只是位普普通通的农民。然而,我们每个活着的同志,能忘了这位革命的好妈妈,忘了千百万真心实意地用鲜血和生命掩护、支持我们党的群众吗?! 小红妈是一株傲霜凌雪的青松,她永远屹立在茅山东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