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让我们深深怀念（纪实散文）

作者：金海炎

　　岁月匆匆，往事已远，上世纪八十年代，让我们深深怀念。

见证并经历过互助组、大跃进、公社化、文化大革命，与命运抗争的苦难，历历在目。

百年战争的创伤，使年轻的共和国积贫积弱，无以数计的革命者，为民族的复兴，舍身存仁，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与探索。成功或失误，经验与教训，孕育了八十年代的凤凰涅槃。

劫后余生，林林总总，是值得珍惜的财富，更值得深深铭记。

　　一，三年困难时期

　　1959——1961，我国发生了持续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大跃进”运动牺牲农业发展工业政策，导致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的极端短缺，出现了大量“非正常死亡”现象，这段历史，史称“三年困难时期”。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叙述“三年困难时期”群众生活状况和人口变动情况说：“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了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三年困难时期”）。

60年代的大饥荒，安徽也是重灾区。工农业生产面临崩溃，农村粮食奇缺，也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惨状。

　　那时，我正在读初中，学校所在地鸦滩区政府附近，有一个叫董家大屋的屋埸，几乎天天死人，据说大部分是因饥饿致死的。

我们这些中学生，每月供应19斤大米，半米半糠的伙食，让我们这些正值青春期的学生严重营养不足，饥饿的恐慌天天笼罩着，几近生存绝境。

最不忍回顾的，亲见我的母亲吃树皮草根，全身浮肿，双眼无光。母亲奄奄奄一息的惨状，形成了一种可怖的梦魇，那里有极度惊恐，时时让我从睡梦中惊醒！

在危难之际，党中央任命李葆华（李大钊之子）为安徽省委书记，李书记为恢复面临崩溃的农业生产，在安徽大胆推行“包产到户”政策，大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安徽农村渐渐恢复了元气。

从大饥荒中走出来的安徽人民，称李书记为“李青天”，充分反映了安徽人民对他的拥戴。

李书记在安徽推行的“包产到户”政策如昙花一现，很快又把土地收归公社集体经营，农民积极性消退，农村又出现了民不聊生的惨状。

1961年春，还差一个学期毕业，我们就被下放返乡。下放后，我们的粮油关系也随之回到农村，从此，我们便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梦。当年我16岁，在没有任何生存能力的情况下，返乡成了农民。

那年代都早婚，1964年春，结婚成家，年底长女儿出生。当时原生大家庭有十一口人，住在不足60平米的破旧的房子里，我们天天被饥饿包围着，眼前一片漆黑。

1965年秋，我迈开了求生的第一步，年仅20岁，就带着妻儿、祖母、一个妹妹，逃难似的迁居漳湖，愿望极简单：可能不被饿死。

来到漳湖后，虽是白手起家，但生活确有改变，首先是克服了在大家庭里的种种困窘，其次是能够勉强填饱肚子。

新辟的大漳湖垦区，比起毛安老家也有许多不足，房屋简陋，毫无交通，蚊蝇肆虐。最可怕的是水患，我曾经遭遇过69、73、77年连续三年溃堤造成的毁灭性的灭顶之灾。

不堪回首的远去的岁月，距今有半个多世纪了，我们也彻底从苦难中走了出来，但那段刻骨的记忆，始终挥之不去，又不敢回想。

　　二，农村土地政策的变化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持续了十年。这十年，工农业生产进一步荒废，民生又一次遭遇空前的困难。

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主席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果断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十年内乱从此结束。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新中国历史上一次伟人的转折从此拉开了序幕。

粉碎“四人帮”以后，万里同志出任安徽省委书记，带头打破“左”的禁锢，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政策，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了肚子。当年民间流传“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赵紫阳，四川省委书记）”的美誉，充分反映了当年农民的生存状态。

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以1978年安徽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分田到户为起点的。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文件下达，这是第一个肯定“包产到户”的中央文件。今天，我们所执行并不断完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政策，是从1980年开始的。我们所在的漳湖公社也在那一年执行了这一政策。

　　三，艰难的突破

　　“苦心人，天不负”，从1970年春季开始的民师职业也开始了新的突破。

1978年夏天，望江县政府为充实因十年内乱而造成的师资短缺的困境，决定在全县民师队伍中选拔十几名教师充实初中教师队伍，经层层考试选拔，我幸运地被录用。9月开学，上级安排我到漳湖中学任教。在漳湖中学工作5年后，1983年漳湖公社体制改变成大湾和中洲两个乡，这一年奉命调到中洲中学工作。漳湖中学，座落在漳湖公社政府所在地大湾，大湾小镇，是当年漳湖公社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漳湖公社域内经济文化走向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几年后，大湾街面开始出现了微妙变化，有了私家炸油条、蒸馒头、手工拉麵等行业出现，这些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现象，在以前绝不允许存在。

极度贫困，不仅摧残着我们的身体，也摧残了我们的灵魂。被几十年穷困榨干、且穷怕了的我们这代人，开始了小心翼翼地寻找经济上的突破。

那些年，我所在的文革大队（后改名为：规模村），有一个困扰大家多年的现象，大队公办的碾米厂设备老化，经常停机维修，我们碾米要挑到很远的日星、幸福相邻大队，如果他们的厂也正好维修，有时甚至要挑到5华里以外的赛口。

见此现象，商机就在眼前，我暗暗准备办一家私营大米加工厂。

当年办厂，困难重重，首先是厂房，其次是机器设备。

1983年秋，为防水患，我开始筹备建内外红砖、上盖大红瓦的四间瓦房。挑选的红砖红瓦都是原武昌公社大轮窑烧制的，因为砖的质量过硬，即使再一次溃堤成灾，可以退水后立即建房。在资金极度紧张的情况下，1984年终于完成了这个梦。这样的瓦房，也是当年我们生产队、甚至几个生产队的第一家。

紧接着就是考虑碾米设备，当年毛安祠岭5队有位亲戚王良昌先生在经营私家米厂，因此，我便利用星期天，多次到他家寻求指导。

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独自一人，咬着牙，往返于相距约20公里漳湖至毛安的路上。

又到新坝乡甘渡村找了熟悉柴油机的江金焕同学帮忙，在中洲乡信用社贷款400元，最后在怀宁县城石牌一家销售柴油机的部门，买了一台全新的没有使用过的24马力的柴油机和一台碾米机，大米加工厂所需设备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碾米设备购买回来后，我们选择在同村二队女婿家门口开业，这样考虑的原因是：希望女婿参与经营，又因为自己家这里没有厂房。结果在女婿的帮助下，远近几个大队唯一一家私营大米加工厂在女婿家门口开业运行了。

1986年，中洲乡通电（这时原漳湖公社已划分为大湾、中洲两个行政乡），又因为女婿明确表示不愿参与经营米厂，因此，就把米厂搬回自己的家。搬回家之前，在原四间瓦房西侧盖起来一间大厂房，又到安庆买回一台17千瓦的电动机和一台饲料粉碎机（因那年代都饲养生猪），从此，既有电动又有机动的大米和饲料加工厂在自家宅基地上开业了。

　　收入不断增加，生活质量也逐渐改善，很快我家第一个买了一台14吋飞跃牌黑白电视机和两台电风扇，这在现在人们眼中不屑一提的家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应该是奢侈的消费。精神饥渴又没有其他娱乐可言的邻居们，几乎每晚都到我家看电视，堂屋座无虚席，成了一家免费的小型影院。

轰动效应不胫而走，不出几年，在我家周围又出现了四家大米加工厂。

1990年，我与老伴都45周岁了，这年秋季，我们把自己此前打拼积累的所有家产，悉数分给了下人（这时，长女儿已出嫁），与老伴一起，忍痛离开了规模的家，来到我的工作单位——中洲中学，第二次白手起家。1998年因大漳湖再次面临水患考验，感谢组织照顾，调离中洲中学，安排在地势较高没有水患困扰的高士中学工作。退休后，在高士新建的家里安享退休生活。

回想当年，心里还有许多值得记述、值得回味的往事，依稀的记忆中，五味杂陈，虽苦犹甜！

三， 结语

　 不同时代，有不同特色。不同时代，有不同机遇。

没有伤痕的人，学不会坚强。我们这一代人所历的苦难、挣扎与成长，对于如何面对人生的思考，或许具有非常的意义！

时光蹉跎，凡走过的路，都留有痕迹。经历了，你就会懂得：当你处在人生低谷时，只要怀揣奋斗的希望，籍由这种经历，考验你、成就你，让你的人生从此精彩！

这就是风雨过后的美丽！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部分图片选自网络，有关党史资料参考了百度百科。）

2019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