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海炎

  岁月匆匆,往事已远,上世纪八十年代,让我们深深怀念。

见证并经历过互助组、大跃进、公社化、文化大革命,与命运抗争的苦难,历历在目。

百年战争的创伤,使年轻的共和国积贫积弱,无以数计的革命者,为民族的复兴,舍身存仁,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与探索。成功或失误,经验与教训,孕育了八十年代的凤凰涅槃。

劫后余生,林林总总,是值得珍惜的财富,更值得深深铭记。

  一,三年困难时期

  1959——1961,我国发生了持续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大跃进”运动牺牲农业发展工业政策,导致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的极端短缺,出现了大量“非正常死亡”现象,这段历史,史称“三年困难时期”。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叙述“三年困难时期”群众生活状况和人口变动情况说:“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了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三年困难时期”)。

60年代的大饥荒,安徽也是重灾区。工农业生产面临崩溃,农村粮食奇缺,也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惨状。

  那时,我正在读初中,学校所在地鸦滩区政府附近,有一个叫董家大屋的屋埸,几乎天天死人,据说大部分是因饥饿致死的。

我们这些中学生,每月供应19斤大米,半米半糠的伙食,让我们这些正值青春期的学生严重营养不足,饥饿的恐慌天天笼罩着,几近生存绝境。

最不忍回顾的,亲见我的母亲吃树皮草根,全身浮肿,双眼无光。母亲奄奄奄一息的惨状,形成了一种可怖的梦魇,那里有极度惊恐,时时让我从睡梦中惊醒!

在危难之际,党中央任命李葆华(李大钊之子)为安徽省委书记,李书记为恢复面临崩溃的农业生产,在安徽大胆推行“包产到户”政策,大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安徽农村渐渐恢复了元气。

从大饥荒中走出来的安徽人民,称李书记为“李青天”,充分反映了安徽人民对他的拥戴。

李书记在安徽推行的“包产到户”政策如昙花一现,很快又把土地收归公社集体经营,农民积极性消退,农村又出现了民不聊生的惨状。

1961年春,还差一个学期毕业,我们就被下放返乡。下放后,我们的粮油关系也随之回到农村,从此,我们便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梦。当年我16岁,在没有任何生存能力的情况下,返乡成了农民。

那年代都早婚,1964年春,结婚成家,年底长女儿出生。当时原生大家庭有十一口人,住在不足60平米的破旧的房子里,我们天天被饥饿包围着,眼前一片漆黑。

1965年秋,我迈开了求生的第一步,年仅20岁,就带着妻儿、祖母、一个妹妹,逃难似的迁居漳湖,愿望极简单:可能不被饿死。

来到漳湖后,虽是白手起家,但生活确有改变,首先是克服了在大家庭里的种种困窘,其次是能够勉强填饱肚子。

新辟的大漳湖垦区,比起毛安老家也有许多不足,房屋简陋,毫无交通,蚊蝇肆虐。最可怕的是水患,我曾经遭遇过69、73、77年连续三年溃堤造成的毁灭性的灭顶之灾。

不堪回首的远去的岁月,距今有半个多世纪了,我们也彻底从苦难中走了出来,但那段刻骨的记忆,始终挥之不去,又不敢回想。

  二,农村土地政策的变化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持续了十年。这十年,工农业生产进一步荒废,民生又一次遭遇空前的困难。

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主席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果断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十年内乱从此结束。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新中国历史上一次伟人的转折从此拉开了序幕。

粉碎“四人帮”以后,万里同志出任安徽省委书记,带头打破“左”的禁锢,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政策,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了肚子。当年民间流传“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赵紫阳,四川省委书记)”的美誉,充分反映了当年农民的生存状态。

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以1978年安徽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分田到户为起点的。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文件下达,这是第一个肯定“包产到户”的中央文件。今天,我们所执行并不断完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政策,是从1980年开始的。我们所在的漳湖公社也在那一年执行了这一政策。

  三,艰难的突破

  “苦心人,天不负”,从1970年春季开始的民师职业也开始了新的突破。

1978年夏天,望江县政府为充实因十年内乱而造成的师资短缺的困境,决定在全县民师队伍中选拔十几名教师充实初中教师队伍,经层层考试选拔,我幸运地被录用。9月开学,上级安排我到漳湖中学任教。在漳湖中学工作5年后,1983年漳湖公社体制改变成大湾和中洲两个乡,这一年奉命调到中洲中学工作。漳湖中学,座落在漳湖公社政府所在地大湾,大湾小镇,是当年漳湖公社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漳湖公社域内经济文化走向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几年后,大湾街面开始出现了微妙变化,有了私家炸油条、蒸馒头、手工拉麵等行业出现,这些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现象,在以前绝不允许存在。

极度贫困,不仅摧残着我们的身体,也摧残了我们的灵魂。被几十年穷困榨干、且穷怕了的我们这代人,开始了小心翼翼地寻找经济上的突破。

那些年,我所在的文革大队(后改名为:规模村),有一个困扰大家多年的现象,大队公办的碾米厂设备老化,经常停机维修,我们碾米要挑到很远的日星、幸福相邻大队,如果他们的厂也正好维修,有时甚至要挑到5华里以外的赛口。

见此现象,商机就在眼前,我暗暗准备办一家私营大米加工厂。

当年办厂,困难重重,首先是厂房,其次是机器设备。

1983年秋,为防水患,我开始筹备建内外红砖、上盖大红瓦的四间瓦房。挑选的红砖红瓦都是原武昌公社大轮窑烧制的,因为砖的质量过硬,即使再一次溃堤成灾,可以退水后立即建房。在资金极度紧张的情况下,1984年终于完成了这个梦。这样的瓦房,也是当年我们生产队、甚至几个生产队的第一家。

紧接着就是考虑碾米设备,当年毛安祠岭5队有位亲戚王良昌先生在经营私家米厂,因此,我便利用星期天,多次到他家寻求指导。

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独自一人,咬着牙,往返于相距约20公里漳湖至毛安的路上。

又到新坝乡甘渡村找了熟悉柴油机的江金焕同学帮忙,在中洲乡信用社贷款400元,最后在怀宁县城石牌一家销售柴油机的部门,买了一台全新的没有使用过的24马力的柴油机和一台碾米机,大米加工厂所需设备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碾米设备购买回来后,我们选择在同村二队女婿家门口开业,这样考虑的原因是:希望女婿参与经营,又因为自己家这里没有厂房。结果在女婿的帮助下,远近几个大队唯一一家私营大米加工厂在女婿家门口开业运行了。

1986年,中洲乡通电(这时原漳湖公社已划分为大湾、中洲两个行政乡),又因为女婿明确表示不愿参与经营米厂,因此,就把米厂搬回自己的家。搬回家之前,在原四间瓦房西侧盖起来一间大厂房,又到安庆买回一台17千瓦的电动机和一台饲料粉碎机(因那年代都饲养生猪),从此,既有电动又有机动的大米和饲料加工厂在自家宅基地上开业了。

  收入不断增加,生活质量也逐渐改善,很快我家第一个买了一台14吋飞跃牌黑白电视机和两台电风扇,这在现在人们眼中不屑一提的家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应该是奢侈的消费。精神饥渴又没有其他娱乐可言的邻居们,几乎每晚都到我家看电视,堂屋座无虚席,成了一家免费的小型影院。

轰动效应不胫而走,不出几年,在我家周围又出现了四家大米加工厂。

1990年,我与老伴都45周岁了,这年秋季,我们把自己此前打拼积累的所有家产,悉数分给了下人(这时,长女儿已出嫁),与老伴一起,忍痛离开了规模的家,来到我的工作单位——中洲中学,第二次白手起家。1998年因大漳湖再次面临水患考验,感谢组织照顾,调离中洲中学,安排在地势较高没有水患困扰的高士中学工作。退休后,在高士新建的家里安享退休生活。

回想当年,心里还有许多值得记述、值得回味的往事,依稀的记忆中,五味杂陈,虽苦犹甜!

三, 结语

  不同时代,有不同特色。不同时代,有不同机遇。

没有伤痕的人,学不会坚强。我们这一代人所历的苦难、挣扎与成长,对于如何面对人生的思考,或许具有非常的意义!

时光蹉跎,凡走过的路,都留有痕迹。经历了,你就会懂得:当你处在人生低谷时,只要怀揣奋斗的希望,籍由这种经历,考验你、成就你,让你的人生从此精彩!

这就是风雨过后的美丽!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部分图片选自网络,有关党史资料参考了百度百科。)

2019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