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光掠影织布街

宜昌石头

▲速写 宜昌老巷

清宣统元年（1909年），宜昌的初春乍暖还寒，那个上一年正式将他的铁匠铺更名为“李正顺机器翻砂厂”、并将原来在“内地会”（现在的大公路）对面建的那所工厂搬到一马路附近的小南湖（现在的长江瑞景）扩大生产的李开荣忙得就和宜昌话说的那样：“驼子搭（da）在街（gai）心里——两头翘”。因为一大早就有客商来访，就忙着嘱咐小伙计递烟端茶。客商自称是“汪泰丰”花行的二掌柜，前来是要购买“李正顺”制造的铁质织布机，开口就是三十台。

四年前的1905年3月，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那个三斗坪人黎荫三在宜昌城内开办了“宜人织布厂”，厂里聘请日本技师，有日本铁木织布机30台，这是本市第一家机器动力织布厂。而李开荣这个铁匠的发迹就是从给宜人织布厂提供零配件开始，从仿制东洋织机开始，进而经过消化吸收、革新改造，就有了自己的品牌。而标有“宜昌正顺工厂制造”的“玲珑”牌织布机因为方便、灵巧、效率高，每台售价仅15块银元而行销湘鄂川一带。

面对那个“汪泰丰”的客商，李开荣稍一思索就恍然大悟，急忙抱拳说道:“二掌柜一定是古老背织布街来的！”

▲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据说古老背很久以前曾有十棵大柳树，所以叫“十柳坪”，后来又叫过兴善铺。而为什么叫古老背则众说纷纭，有史料说是从鼓楼背、虎脑碚讹传而来，不知是不是真的。不过古老背沿江一带地势平坦，是万里长江冲出三峡后的第一块冲积平原，很早就是棉花产区，只是明清时期的农户都是以耕种为主，织布为辅。直到清嘉庆八年（1803年），“汪泰丰”花行在古老背应运而生，才标志着农户用自家的棉花自己纺线，所织布匹多为自家穿用的农耕时代开始向商品交换社会的转化。

▲1875年，一名上海的女性正在织布机上工作，

       据《枝江县志》记载：清光绪六年（1880年），古老背沿江有“宋记”、“杨义和”两家染坊开张；到了民国十年（1921年），镇上增加了“冯科记”、“王达山”、“王天璋”、“胡发记”等一批颇具规模的纺织作坊。

       而到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除了临近乡村众多家庭拥有的织布机、开始形成零散的纺织户之外，古老背镇上有各类织布机1000余台，可日产土布3000余匹。从庙河街头直到下正街尾，几乎家家纺纱、户户织布，全街十之八九都是纺织从业人员，时人称之为“织布街”。

▲铁木织布机（注意中间那个齿轮传动的铁转盘）

　　在此不得不再次提及宜昌的第一位现代工匠李开荣，这个勇于创新的铁匠开始的时候，虽然大包大揽接下了宜人织布厂的配件供应，但因如果齿轮损坏，靠铁匠锻打不能成型，而只能靠翻砂技术。1907年，李开荣便只身跑到汉阳周恒顺机器厂拜师学艺，专门学习砂型铸造技能。由于当时的通讯落后，加上李开荣一走了无音讯，家里人都以为他死在外地了。不曾想半年过去，这个颇有些中国工匠魅力的青年铁匠又毫发未伤的回来了，推开家门，家里人全都呆如木鸡。

       回到宜昌后的李开荣雄心勃勃，从仿制东洋织布机着手，开始了一系列的创新。据知情人回忆：在此之前，省内外普遍使用的旧式木质布机，需要“脚踏”、“手扳”、“丢梭”三道工序，一天一名织布工人仅能织出一匹布；而李开荣的“玲珑”牌铁质织布机，则只需脚踏这一道工序，一天一人就可以织三匹布。除了功效高，还价廉物美，怪不得风靡一时呢。

       为了提高机器的质量和性能，李开荣还从汉口买回手摇车床、手扳钻床、老虎钳、方块式螺丝扳和螺丝攻等机械设备，将宜昌“宜人”织布厂使用的、笨重的“东洋高脚机”改制成轻便的“仿东洋矮脚机”，大受欢迎。后来曾经担任过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李六如在《六十年的变迁》中回忆自己早年也曾慕名买过宜昌“正顺机器厂”生产的织布机。

▲1930年某花行

　　同时也不得不再次提及“汪泰丰”这家古老背崛起的第一家花行。正是因为有了这家滚雪球似的发展迅速的花行，才会有这座小镇织布街的诞生；也正是因为有了这家价钱公道、童叟无欺的花行，小镇周边农户种植的棉花、纺出的棉纱、织出的土布就有人收购。有资料表明，旺季“汪泰丰”这家花行日收棉花高达500-700包，就算每包50-100斤，那可是一座大大的棉山。

       古老背旧属宜都、也曾经属于枝江管辖，直到1992年才成为宜昌猇亭开发区的组成部分。在陆路交通缺乏的明清乃至民国时代，旧时的驿道是从古老背至安福寺，进而北上当阳，东去枝江；再就是走长江水路，上宜昌、下沙市，也是很方便的。随着货运量日增，财大气粗的“汪泰丰”花行便在靠近织布街的长江边兴建了一座由72级青石条砌成的专用码头。这码头现在仍在，去年有一次我陪朋友去的时候，河滩上油菜花开得正艳，只是青石条的码头上早就空无一人。

▲对子布

       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四月初六是一个大晴天，虽然清早时分还有些寒意，可是太阳升起来以后，气温上升得很快，金色的阳光透过古老背那高高耸立的高墙洒在织布街的青石板上通体明亮。虽然入耳尽是织布机的咿呀声，那个来自高前乡第七保（现在的鸦鹊岭牧童村）、正坐在街边一家小饭馆里喝酒、年过半百的张老大却充耳不闻。其实那也是一种习惯。在他家里，他母亲、他妻子，还有他的儿媳妇每人都有一台木制脚踏织布机，到了晚上，那几台织布机的咿呀声不过半夜不会停。

       张老大家里织出来的是家机布，也就是俗称的土布。土布在染坊经过染色整理之后进行打包。因每包装布两匹，故被称为“对子布”。其中对子布颜色稍深的一匹称“毛冲”，颜色较浅的一匹称“毛月”。宜昌周边种植棉花的平原地带几乎都有张老大这样类似的家庭纺织小作坊，可只有古老背一带生产的对子布因其平整光滑、不易褪色而深受用户的欢迎。

▲“清明的布，面大路”

　　像张老大这样的家庭作坊可以完成从棉花到棉线、再到棉布的整个纺织过程，就是当地没有好染坊，也不会后期整理，所以，张老大每隔十天半个月就得牵着他家里唯一的一匹驴子，驮着他家女人们披星戴月织出来的对子布，走刘家湾、穿牛过冲，过张家湾、绕六泉湖，沿着七里冲一直走到长江边，就可以把带来的布卖给织布街上的染坊。

       这里的染坊一般过了清明，天气转暖以后才开始进入生产旺季，在那段时间里，染坊的生产日夜不歇，只是用染料、染缸和原始的染整工艺制作流程，基本全靠力气。织布街上所见之处全是晾晒的布匹，于是就有“清明的布，面大路”之说。（“面”为本地方言，意为“铺”大路）。到那个时候，各地布商也会络绎而来，谈生意、传信息，人来人往，小镇热闹非凡。

▲1908年，日本横滨纺织女工

　　张老大的小桌上的酒菜很简单：除了一碗清朝嘉庆年间就有的“谦泰吉”槽坊出的烧酒，就是一碗喷香的猪头肉。只见张老大先是一大口酒入喉，喝得脸上红霞飞；然后筷子上夹着一块经过爆炒、加了些佐料的猪头肉。他的两肘撑在桌上，鼓起腮帮子，张开大嘴，一大块猪头肉倏忽不见，直吃得那光头青筋暴突，伸着脖子连打两个饱嗝，只喊痛快。

       还得感谢宋家染坊的老板提醒，张老大才会下决心让自家的纺织小作坊放弃原来纺纱的那道工序，改为从织布街买回纺好的棉纱拿回去进行织布，然后再把织好的布匹卖给染坊。这样既避免了非产棉区淡季原料缺乏的尴尬，也减轻了大包棉花运输过程的繁重，还能因为从上海、汉口运来的棉纱质量上佳，可以更好地提高自家棉布的产量。当然，张老大不知道这就是经济名词中的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已经亦农亦工亦商的张老大也不知道他浑然成为了中国民族工业萌芽的组成部分之一。

▲肥皂厂包装女工

　　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9月20日，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江南造船厂的前身）的创建，揭开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历史帷幕，到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前后，民族工业已达到一定规模。虽然因为大多企业集中在沿海地区导致民族工业发展极不均衡；同时由于西方列强的挤压，导致轻工业发展迅速，重工业发展缓慢，但资本主义的萌芽毕竟也在距离长江入海口千余公里的内地宜昌开始破土生长。

       从1905年黎荫三在宜昌开办宜人纺织厂，到1908年李开荣开创的李正顺机器厂；从1920年萧廉臣在宜昌创建的森茂肥皂厂生产出“爱国”牌肥皂，到1921年高宏坤的万顺织布厂，在宜昌用“洋纱”织成的“白洋布”销售旺盛；再从“汪泰丰”花行的异军突起，到古老背“清明的布，面大路”的奇特街景，宜昌的民族产业虽然起步艰难、但还是一步步地得到发展。

       当张老大喝完最后一口酒、吃完最后一块猪头肉的时候，不远处的下正街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还有叮叮哐哐的锣鼓家业的敲打声。他好奇地问了一下小酒馆忙得不可开交的伙计，才知道由商户和织户共同筹资兴建的娘娘庙今天落成。里面供奉着黄道婆塑像（因黄道婆为元朝人，被尊称为“元后”，娘娘庙也就被称为“元后宫”）。在中国，无论是纱庄、布庄老板还是普通织户，均认定黄道婆为祖师。张老大摸了摸腰中的几块“袁大头”（民国初期铸造的银币）和小铜板，也想买点香烛黄纸，到那里去顶礼膜拜一番。

▲日军在承德举行入城式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日军从山海关入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不战而逃，日军以128名骑兵前头部队，兵不血刃，进占承德，热河沦陷。因机关被叛徒出卖，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从上海迁至瑞金的同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宣告；而蒋介石在南昌向其将领宣布：抗日必先剿匪，匪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将给予最严厉的处罚。

       同样在那一年，国民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签订《塘沽协定》，承诺将国军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坻一线，以后也不得越过该线及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动等；蒋介石在南昌成立前敌指挥部，并亲自指挥50万国军发起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一时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炮声隆隆，硝烟四起。

▲码头，江雾，轮船

　　那一年初秋的清晨，处于荆江（对长江中游的正确称呼）的古老背江面上弥漫的“罩子”（宜昌话里的江雾）总是要到中午才会“收”上去。到那个时候，能见度极差的江面开始慢慢看得见近处的河滩、远处的群山。如果偶尔太阳出现，那阳光就会勉强穿过逐渐消散的云层，软软的撒在因为来水少而变得清澈了许多、也平缓了许多的江面上。就可以听见“楚大”号轮船发出了两长声尖利的汽笛，因为晨雾已经耽搁了好几个小时正常航程的轮船开始缓缓靠上了古老背码头。

       在陆路交通尚不发达的时代，纺织印染业在古老背的发展、商品流通的需要都离不开长江沿岸的码头。古老背最早的码头就是将人和货物过渡到对河的红花套，所以叫“对河码头”；由于地处“玉皇阁”附近，又被称为“庙河码头”。只不过直到清末民初，从古老背的庙河码头到对岸的红花套，用的一直是小划子；上宜昌、下沙市，多半是湖南来的麻阳大木船。

▲江通轮

　　自从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宜昌被列为通商口岸、正式开埠以后，这条扬子江的中上游就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宜昌开埠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左宗棠收复达坂城的1877年，宜昌的江面就出现了船舱里机声隆隆、烟囱上拉着黑烟的货运商船。

       其实在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的当年，轮船招商局的“大有”（Tahyew）号轮船就曾经冒着随时被搁浅的危险从汉口驶向宜昌。然而，迫于河道水浅，航道上的沙洲太多，“大有”轮没有驶抵目的地就返回了汉口。为了参与长江航业的竞争，轮船招商局第二年又将“江通”（Kiangtung）号轮船投入到汉口至宜昌的航线营运，并率先开辟了汉口至宜昌的轮船客运业务，这是宜昌港埠第一艘正式航线的商业轮船。

▲荆江上的小火轮

　　古老背有轮船停泊的历史应该是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开始的。鉴于古老背既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又是棉花、棉纱、棉布的进出之地，沙市的合利亨、合利贞两大轮船公司相继开辟了沙市至宜昌的客货航运，就分别有“楚大”、“日新”两艘客轮隔日轮流停靠古老背。有趣的是，如果没有客人上下船，那冒着滚滚浓烟的铁皮小火轮就不停靠庙河码头，还得继续向前开上几十码，那里有一座被当地人称为“汪泰丰”码头的停靠点，通常是大宗货物的装卸地。

       宜昌的开埠和荆江、川江航线的打通，直接促进了湖北长江沿线商业的快速发展和商品流通的便利，而位于古老背的长江边、河坡上的织布街上的纺织印染业的发达更是因为水运业的发展而受益匪浅。所以财大气粗的“汪泰丰”花行才会投巨资兴建这座专用码头。客轮的开通不仅方便了古老背人的出行，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由沙市纺纱厂生产的机制棉纱，也带走了本地产的大批布匹。

▲更为先进的铁木织布机

　　起初，宜昌、荆沙一带生产的用土纺车纺出的线纱、用土布机织出来的棉布名为土布，又名“家机布”，其特点就是厚实耐用；后来各大大小小的纺织作坊逐渐进化为用农户纺出来的纱线作为纬纱，而改用武汉、沙市纱厂用印度棉花生产的一种机制纱作为经纱织出来的棉布，此布则被称为“洋经棉纱布”（简称洋布），也被鱼目混珠的俗称叫做“荆庄大布”。

       这种洋经棉纱布的特色就是质地比土布细密平整，质量提高的关键除了纺机的改进，还有棉纱的进步。当时沙市纱厂用纺机纺出来的标有“喜鹊”、“荆州”等商标的机制纱，其质量远胜于本地用手摇纺车纺出来的棉纱。就和几十年后，沙市产的“荆江”牌热水瓶、床单和“活力28”洗衣粉风靡全国一样，很快的，宜昌（包括古老背在内）的广大织户都逐渐认清形势，改为用来自沙市的机制纱生产布匹。

▲简陋的织坊

　　这就导致了沙宜班货运量的提升。那两艘“楚大”、“日新”轮船每天均要在古老背的汪泰丰码头卸下十多台机纱。按照1台机纱为40个纱饼，1个纱饼可织5至6匹布计算，古老背的纺织业每天可以生产出200多匹机织布，数量真的很可观。有人对当时的织布街有一形象的描述：“脚踏织布机的咿呀声，倒穗壳的哗啦声，踹整布匹的嗡嗡声，使这条长达数百米的小街从早到晚像一锅开水毫不疲倦地沸腾。”

       在织布街上，过了清明就是繁忙的生产时节，满耳成天充斥的尽是咔嚓咔嚓的织机声，无论是北边的中日之战还是南方的国共之争的消息，对当地人而言，就像是天边似的遥远。他们也绝不会想到，不过几年时间，东洋人竟然真的来了。

▲日军准备发起进攻

　　1943年8月，正是“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的酷热之时，正在偏僻的高家店北后山一间茅草屋里养病的邹连山突然听见山下传来犬吠声，便很警觉的从身边的墙角抓起他的那支中正式步枪，拉开枪栓，五发7.9尖头弹静静地躺在桥夹里。他想冲到床边去拿放在那里的手榴弹，一粒子弹呼啸而入，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句喊话：“邹二莽子，你被皇军包围了，别想跑了，出来投降留你一具全尸！”

▲有茶馆即有汉流

　　离那座汪泰丰码头不远就是柳树河，柳树河边住着一个小名叫邹二莽子、大名叫邹连山的年轻人。他自幼父母双亡，无人管束，从小就爱舞枪弄棒，后被民国时期古老背的裴、曾、刘、包四大家族之首、时任古老背团总的裴寿平看中，收为勤务兵。说起古老背的裴寿平，那可是赫赫有名，能被称为当地“四大先生”之最，镇上的几家大杂货铺，如“裴长记”、“裴孝记”、“裴幺号”等，一听便知全都是裴家的产业，古老背被日军占领后，那些鬼子就驻在“裴幺号”大院里，可见得裴家的房屋建筑坚固、地方宽阔，还有些易守难攻。

       有了裴寿平这个大靠山的邹二莽子就有了底气，他还加入了汉流，要知道那个帮会的影响力从清末民初就遍及长江上下。在旧时宜昌，只要是汉流的弟兄，哪怕是初到，两眼一抹黑、一个人也不认识，只要坐进内地会（现在的大公路）的汉流开的茶馆，拜拜当地的码头老大，说上几句“切口”（黑话），就会有吃有住还有女人玩。而邹连山既有裴家这棵大树、又有汉流这块招牌，自然在古老背就能横着走，吃香的喝辣的总有他的一份。可惜，日本人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行进中的地方抗日武装

　　随着战线拉得太长、日军越来越在排兵布阵上捉襟见肘，不得不常年在江北的古老背与进驻江南红花套的国军第5师隔江对峙。国军到处放风：许诺一个日军头颅换枪2支；活捉一名日军换枪4支。那个胆大的邹连山就先后在贲家铺子、谢家铺子一带采用“摆袋子”（汉流用语，意为偷袭暗杀）的方式，将杀死或者活捉的日军兵士用“麦帘子”（麦秆编织的一种遮挡用的物品，类似于草席、竹帘）裹住，偷偷放入船中，过江找国军领取赏金和枪支弹药。

       传说邹连山前后共从国军手里换得长短枪数十支及其弹药，就在汪家祠堂（据永久老师回忆，抗战期间，湖北美专曾迁到猇亭几个月，办校地点就是借用的古老背汪家祠堂）大摆流水席，吹吹打打的和一些本地趣味相投者结拜为兄弟，随之宣布拉起队伍开始抗日。不过实话实说，千万不要以为邹二莽子有什么政治抱负或民族大义，其实他不过就是个流窜作案的悍匪而已。他不单杀日本人，只要有机会，国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也不放过，打家劫舍、鱼肉百姓更是平常事。

▲原题为：1940年6月12日，湖北宜昌，长江岸边的日兵

　　现在有些媒体把邹连山说成是“抗日义士”，在一些资料里，更是把那个山大王粉墨到一个神话的高度：“……云池乡维持会长杨叔高带领日伪军400余人将其包围。杨喊话劝降，遭拒。邹击毙日军2人、警司1名，后被日军放火烧死，时年29岁。”其实想来就知道，邹连山当时无法脱身，在走投无路之际，知道自己即便是投降也是死路一条，所以只好坚持到底，茅草屋子最后变成邹二莽子的葬身之地也就没什么奇怪的，那些杀敌之说是真是假只有鬼才知道。

       与其他在抗战中，曾经在宜昌涌现出的举不胜举的民众自发抗日武装一样，邹连山组织的队伍本来就是乌合之众，他一死、加上日本人的搜捕和迫害，队伍就自然解散了，那些结拜兄弟自然作鸟兽散。有网友告诉我，解放后，那支土匪队伍里的幺哥还进了长江边上本地的一个国营纺织厂，一直默默无闻，很是低调，最后得以寿终。此事不辨真伪，仅录于此，留一备注而已。

▲宜将剩勇追穷寇

　　1949年7月12日半夜时分，四野（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简称）13兵团47军140师418团趁夜冲进国军在宜昌东面九十里外的鸦鹊岭的驻地，才意外地发现来晚了一步，扑了个空，敌人早在当天上午就奉命撤离了。虽然到处都是被敌军遗弃的弹药和物质，还抓到了三四百名掉队的俘虏，可身为团长的黎原不免有些扫兴。因为按照部署，程子华指挥的13兵团和其他地方部队原设想在荆沙宜昌一线要对宋希濂率领的十几万国军打一场“围歼战”。

       刚刚向师部汇报了战斗情况，也向自己所属部队下达了“原地休息待命”的指示，黎原就接到了上级新的战斗部署：国军第二军已是溃败之势，为了截断其退路，命令418团务必在拂晓前赶到古老背，占领渡口，堵住敌人主力渡江的企图。接到命令的那时已是7月13日凌晨3点，黎原回忆说：“经过简短动员，全团就在‘和敌人抢时间’、‘天亮能赶到古老背就是胜利’的口号鼓舞下，冒着纷飞的细雨，在夜色朦胧中开拔了。”

▲解放军南下

　　在第四十七军司令部写的《进军江南与参加川东战役》的总结中，有如下的记载：“该团（指黎原率领的418团）……五小时行进约50里，8时10分进抵古老背以北三公里处与敌前哨警戒接触。所了解情况为，敌为第二军164师之两个营，由当阳迁至该地，系急促转入防御，企图占领渡口，掩护其主力之撤退。”

       那篇四十七军的战役总结中对“古老背战斗”在则写的很轻松从容：“该团（同上）查明情况后即以3营7连、9连由古老背左侧，2连由右侧插断敌之沿江退路，8连在正面火力支援下攻击；1营之另两个连占领古老背西北高地，以火力支援7连、9连作战。8时30分，我左右两翼迂回分队开始打响并迅速控制了沿江渡口，正面8连也发起冲击，战斗至9时40分，全歼敌两个营。”

▲解放军急行军

　　其实，当时的真实情况也是险象环生：因为解放军在行进途中发现古老背北线山头上有敌军活动，黎原急派侦察排长宋子林前去打探，不想意外发生了：侦察排长爬山的时候，冲锋枪意外走火，黎原不得不命令8连提前从正面对敌发起攻击。好就好在听见枪声的9连几分钟以后也赶到了，黎原告诉跑得气喘吁吁的9连连长朱昌义：“能不能切断敌军退路就在你们！能跑多快就跑多快，绝不让敌人跑掉！”

       “站在8连阵地后的一个路口上，迫不及待地等着后续部队，心情随着密集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的这一惊险细节，后来担任过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黎原在几十年后回想当年的夺取古老背的战斗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国军江防军小兵舰

　　真的很巧合，受命于党国危难之时、直到1948年才从放逐之地新疆召回、被火速任命为国军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的宋希濂同样对他在古老背的遭遇也记忆犹新。在他后来所写的《宋希濂自述》一书《荆门宜沙战役》这一节中，说的很清楚：“我在常德获知宜昌告紧的消息后，立即驱车到津市换乘小火轮，15日晨到达枝江，已有一兵舰候接，乃改乘兵舰上驶。”

       宋希濂回忆道：“这时北岸的古老背一带，已均为解放军占领，兵舰上驶，曾遭到他们的猛烈射击，有迫击炮弹百多发都落在舰的周围，轻重机关枪的射击密如骤雨。舰上士兵有两人负伤，没有装甲的一些船舱被打了许多窟窿。我立于一块厚达六、七公分的钢板后面，虽子弹打得钢板噼噼作响，因不能穿透，所以颇安全。舰上的平射炮及机关枪亦以猛烈火力向岸上回击。”

▲河北日报：四野公布宜沙战役初步战果

　　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事后我常想到，如果当时没有兵舰来接，我乘小火轮回宜昌，必然在中途被解放军所截俘；如果当时在古老背的解放军有平射炮的话，那艘兵舰可能就被击毁了。”

       解放军发起攻击的速度之快、顺利攻占古老背，以及宋希濂乘坐的兵舰能从枪林弹雨中冲出，顺利抵达宜昌，既是出人意外，也是命运使然。

▲上街游行的人们

　　1953年的春天来的特别早，过了元宵节不久，古老背江堤上的桃花开了，江滩上随意撒下的油菜花也开了，透过已有百多年历史而显得有些沧桑的织布街那粉墙青瓦，看得见那花开灿烂；而春汛下来了，较之冬季近乎死水微澜，增加了动力和绿意的江水也变得轻快活跃。

       什么叫解放？解放就是劳苦大众当家作主；什么叫翻身？就是砸碎旧社会，建设新中国！这些由解放区过来的工作队员向大家解释的道理通俗易懂、老少皆宜，很容易被小镇的那些纺房的织女、染坊的染匠、酒馆里的店小二、柏木船上的船工、下力的轿夫和种田的泥腿子所接受。那个时候的新政府真的很开明和廉政，就和毛先生说的那样：“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互助组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步

　　解放以后的喜事格外多，织布街上隔三岔五就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加上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经常会出现举着红旗、抬着主席像、排着队伍、喊着口号，从下正街、织布街走到位于新正街镇政府去的游行队伍。人们走到半路，才看见那个叫汪先梅的踏着一架木梯爬得高高的，正将一块“宜都县古老背棉布加工厂”的木牌挂在宜都花纱公司古老背仓库的大门旁。有人就喊了一句：“你在搞化儿孜（当地话，干嘛的意思）啊？”

       “你个家伙长着眼睛又不是出气的？”汪先梅笑嘻嘻的回答说：“看看牌子，我们四个加工组合并升级为加工厂了！”

▲见证历史的老屋

　　由于民国时期，政府没有对民族产业实施必要的保护，加上海外大量涌入的洋纱洋布的泛滥，再加上战争的摧残，抗战胜利后，又遇到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仍处于小作坊生产的织布街纺织业到解放前实际上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打破海外封锁，建立独立自主的生产体系，支援前线和实现自给自足的目的尤为重要。在有关方面的主持下，邓代容、彭国勋、刘开科、杨兴诗、汪先锦等人在1951年成立了“群力加工组”，为刚成立的宜都花纱公司加工棉布。

       然后就有了由汪先梅发起、经农会批准成立的“农会加工组”，为湖北省合作社宜昌总站加工棉布；还有将加工点设在王天璋家里、由搬运工会、店员工会的一些家属组成的“家属加工组”，为古老背贸易公司加工棉布。慢慢的，半机械化织布机的咿呀声、搬运工人的号子声、那些大姑娘小媳妇的咯咯笑声、男人们习惯成自然的大嗓门，就又使得织布街这条不长的小街重新变得充满朝气和活力起来。

▲土布合作社

　　在我所参与的街访中，有一个当时快九十、说话颠三倒四、记忆模糊不清的老翁异常清晰地给我背过一段话，那是毛先生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充满自信地讲话:“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在街访中，有不少受访的老者对新中国成立之初那些年政治经济社会秩序之良好印象记忆犹新，也许因为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时间隔得长一些，回头来看也许就能看得更清晰。

       在古老背、在织布街，从个体经营到成立规模不大的加工组、再到加工厂就是改天换地的开始。因为谁都能知道，在汪先梅挂起的那块木牌开始，就是这条街的纺织业逐渐走向恢复、从业人员又重新有了工作之时。谁都知道这不是宜昌话说的“神稀（胡说）”，也不是“老婆婆戴胸罩——装泡”，而是“众人捧柴火焰高”。

       “合并升级了是好事嘛。”有人凑趣的问着：“是不是该搓（当地话，吃的意思）一顿？”

       “那是当然的。”回话的汪先梅说的很大气：“中午吃一！”（当地话的发音中，“一”和“鱼”不分，“梨”和“驴”同音。）

       不管是问话的还是答话的，都没有预见到那一天对于古老背纺织业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开始。

▲织机隆隆

　　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举世瞩目：在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中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从1953年到1956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生产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这一点在织布街纺织业发展史上也得到具体的体现。

       虽然棉花成为统购统销的物质，但织布街上那三个由棉布加工组联合升级到拥有职工196人的加工厂却没有受到影响。由宜都花纱布公司为古老背棉布加工厂提供棉纱和收购产品，这就等于说是供销都不用发愁，只管生产就是。而当时既要满足军队的需求，又要保证人们的供应，自然是忙得不亦乐乎。

▲旧式染坊

　　几乎与此同时，鉴于解放后，古老背私营染房相继关闭，染房工人也随之失业。染匠姚廷柱在1952年首先响应政府提出的“发展生产”的号召，组织工人在下正街原姚家染坊成立了“同民生产组”；而宜都“利民工厂”也有十多个工人在古老背原宋家染坊兴办起“利民生产组”。后两组合并，逐渐发展壮大，到“文革”时，已经改名为“宜都县古老背染整社”。

       同样几乎与此同时，因1954年长江出现特大洪水，当地居民生活发生困难，在古老背镇政府的协调下，原织布街的一些织布散户开始组织起来生产自救。从个人单打独斗合并为“古老背土布加工组”。到1968年，这家同样位于下正街的生产加工组易名为“宜都县古老背棉织二社”。次年再次易名为“宜都县古老背棉织二厂”。

▲纺织车间

　　到了1965年，随着纺织工人的增多、生产量的提高，古老背棉布加工厂再一次升格为“宜都县棉织工业生产合作社”，一跃成为县属纺织企业。不料到了1968年，更名为“宜都县古老背镇棉织一社”，结果又回到原来的起点。好就好在次年就再次更名为“宜都县古老背棉织一厂”，重新恢复了县属企业的身份。

       1970年，开过“九大”以后，工作重心悄然转移到工农业生产上，全国经济再次得到飞跃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古老背棉织一厂、棉织二厂和染整社三大家本着“联合起来，做大做强”的目的，合并成立了“宜都县古老背镇针织厂”。拥有各类设备161台，职工344人，年生产布匹244.59万米，产值175.44万元。

▲染整车间

　　1975年，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针织厂更名为宜昌地区色织布厂。成为地区直属企业后，财大气粗、雄心勃勃的这家企业对厂区进行了扩建和设备引进，厂区占地面积增至11公顷，职工增至1236人，车间13个，主要生产设备513套，固定资产1500万元，年产布匹1800万米。产品远销东南亚、西欧及美国，年创汇300万美元。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是古老背纺织业最辉煌的时刻。

       到了1992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宜昌地区色织布厂的所属性质变了，名称也更名为“宜昌市恒发织布厂”。只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就在改制的第二年的1993年，织布厂的产值就雪崩似的降至1394万元；之后就成了俗话里说的“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以至于勉强维持到1996年秋后不得不停产歇业。

这也是当年中国很多纺织企业的一个缩影。

▲长长的织布街

　　不记得自己有过多少次与古老背这条织布街的邂逅了。

最初的记忆来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宜都红花套发现了原始社会大溪文化中晚期遗迹，所出土的“中国石斧之王”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当年曾经轰动一时。那个时候，宜昌到古老背之间没有正规公路，只能乘船。就有朋友相邀，先从宜昌城区乘公交车到伍家岗，再乘船到古老背，乘轮渡去对岸的红花套看遗址。

       回来的途中，朋友带我去久负盛名的织布街溜达过一圈，没什么特殊的印象。因为无论是那种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还是土色土香的天井大院，那样数百年沧桑的老街在当时的宜昌多的是。谁也不会想到，时过境迁仅仅几十年过去，像织布街这样形成规模、保存完好的老街居然成了凤毛麟角。

▲繁华时期的古老背渡口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最长的318国道从云池到临江溪的虎牙段通车，庙河码头就开通了汽车轮渡，织布街就被新修的道路一分为二，古老背就俨然成了前往川东鄂西去的国道重要交通枢纽之一。这个地方的商业、旅馆、饭店和运输业一下子就变得火爆，尤其是从织布街到庙河码头下坡处，只要有车排队停下，就会有操着各种口音的小商贩围拢过来，从蛤蟆镜到喇叭裤，从汽水到啤酒，从香烟到水果，争相进行兜售，而街道两边那些商业门面更是门庭若市，热闹得很。

       在庙河码头的鼎盛时期，我经常会带车到宜都出差，就会很经常地选择从古老背的汽渡过江。有时候也会遇上江上大雾弥漫，临时封渡，反正闲着无事，就会带着司机跑到织布街里面的一家常去的饮食店吃饭喝酒。老板自是认得我，先是给我嘴里塞一支烟，再端来一壶用海棠叶泡成的茶水（宜昌俗称“一匹罐”），这才提来一个小桶给我看：“你今天有口福了！”

▲稻田里抓（宜昌话读音为ka）黄鳝

　　小桶里装的是从水田、池塘里捕捉的黄鳝。大的鳝肉有些老，只适合爆炒鳝丝；或者切成段，加上肥肉下锅炼油烧热，下蟮段、下花椒，再加上姜蒜干辣椒等调味，先是一阵大火爆炒，再加入本地腌菜加水炖，直到将鳝鱼的鲜嫩和腌菜的酸咸全都有机的融合成香气袭人的气味，逗起食客垂涎三尺的食欲，一盆热气腾腾的佳肴才出现餐桌上，那种大快朵颐的感觉终身难忘。

       至于盘蟮的制作更是有些讲究。先是选出比小指略细的黄鳝，养于清水中吐净沙土（如要急用，可在清水中加上植物油，以起到催吐的作用。）将鳝鱼放入烧热的铁锅内盖上锅盖让它在锅里蹦跳而亡。用清水除去黄鳝身上的粘液后，再次入锅放上麻油，微火反复煎之，待鳝鱼由硬变软，躯体自成卷曲时，放入食盐和各种调料，干扁成焦黄色，熟至香气扑鼻之时，方可盛盘食之。

▲盘鳝

　　宜昌把这道菜叫做“盘鳝”、四川叫“盘龙黄鳝”，也是“盘鳝”的意思，江西叫“太极图”，更是极富想象力。盘鳝是喝酒下饭的一道好菜，就是吃起来有些麻烦：先得沿黄鳝的背部与头部交接处下嘴，咬住它的脊骨不放，然后才可以用筷子撕下一整条又鲜又香又嫩的背脊肉细细品尝，将头部、肚腹和骨头均弃之，这样，一条曲卷叠盘、油黄鲜酥、味香色浓、辛辣够味的盘鳝就被食客们“消灭”了。

       当年宜昌吃货都知道，想吃盘鳝，古老背是最佳选择。只是后来这里成了猇亭开发区，又成了巨大的化学工业区，自然不再是过去的美食基地。现在宜昌不少的餐馆到了时令季节，也会有盘鳝供应，可是一则如今农田污染严重，二则听说黄鳝都变成用激素催长，也就没有了当年迫不及待的心情和悠哉游哉的好吃佬的期盼了。

▲织布作坊

　　我开始对古老背的织布街感兴趣的时候，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318国道云池到临江溪路段的全线贯通，2001年那座1188米长，首座完全由中国自己设计、施工、监理的特大跨径悬索桥的猇亭长江大桥的“天堑变通途”之后，正是因为交通途径的改变，带来了庙河码头的没落；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码头旁的这条长不过数百米的织布街风光不再之后。

       那个时候，因为读了几百万字关于宜昌历史的各种史料、回忆录、方志和书籍，就和宜昌话里所说的“黄昏胆子大”，写了一部《宜昌印象》，由此开始对宜昌、乃至这座城市周边的一些老街老巷产生了莫大的兴趣。有史学界的前辈就给我推荐了织布街，用他的说法就是那里“有历史、有故事、有实物”。于是我就一次又一次的或陪着朋友或单独出行，去到那条老街进行街访、感受历史。

▲雨后青石板的小巷

　　按照民国的《湖北县政概况》记载：“宜昌各区商业较著者，首推古老背。”这就是对古老背小镇当年繁华的如实表述。据说，织布街上过去铺的是长条青石板路，最早可以追叙到三国时期刘备屯军于猇亭时，民国时期又由当时宜昌的富商王日新重新铺设过（王日新当年在宜昌南门后街开酱菜园，难道这里也有他的分店？又或者那里有他的地产？）

       直到1978年，织布街由政府投资，铺修成了现在我们所看见的水泥路面。在街边照看着孙辈骑着童车玩耍的一个老婆婆对着灰扑扑的水泥路面跺跺脚，告诉我：“就在这下面，起码有两层青石板！”

▲连片的红墙青瓦

　　看见我有些遗憾和失望的表情，那个老婆婆就带着我拐进了一条勉强能让两人侧身通过的窄巷，指点我看了巷子里还仅存的不多几块青石板：虽然年代久远、日晒雨淋，青石板的边缘早已有了龟裂的纹路和脱落的斑痕，可那几块经过了千人踩、万人踏的青石板的表面依然平整光滑，因为是雨天去的，镜头下，雨水的滋润、石板的厚重、墙角的青苔，再加上光线的昏暗，就把漫长时间的流逝渲染得淋漓尽致了。

       当年，以织布街为中心扩展的古老背纺织业的日益繁荣不仅促进了当地轻工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其它行业的诞生和崛起。在织布街周边，就有了客栈、货栈、饭馆、药铺、米行、果行；就有了木器店、铁匠铺、酒坊、米坊、榨坊、染房、豆腐坊，就有了商行、典当、力行、制伞、茶馆、缝纫、斋铺（也就是现在的糕点店）……据1946年统计，古老背光是从商者就高达733人。这对于一个小镇来说，的确是个不小的数字。

▲油货

　　从史料中得知，古老背除了“汪泰丰”这家曾经风光一时的百年花行，古老背的另一家百年老店就当数“郑康记”了。“郑康记”的创始人是本地人，那个叫郑在康的男人从民国初年开始开办斋铺，主要做酥食，后来兼做早点。渐渐地，“郑康记”的早点、尤其是“油货”（宜昌话，所有油炸食品的泛称）名声很大，甚至比点心更要知名，就逐步改成了早点铺。

       前年夏天，有个住在下正街、坐在树荫下乘凉的老爷子在抽完了我的朋友递给他的第二支烟之后终于言归正传，开始给我讲有关郑在康开的那家早点铺的故事。因为名气越来越大，当年有些远道的地主专程赶来吃“郑康记”的油货，可是到古老背已经天晚，“郑康记”早已关门，只得找一家客栈将就住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郑康记”去等待油货下锅，那才叫“铁粉”。

▲轮渡饭店

　　我也是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吃货，就迫不及待的问道：“后来呢？”

       老爷子不厌其烦的回答：“‘郑康记’解放后还在，一直做到公私合营，后来并入了轮渡饭店。”

       我追问着：“轮渡饭店还在吗？”

       老爷子一挥手：“还在，就在织布街口。”

       我就和朋友拔腿就跑，吞着口水飞奔而去，在那家打着“轮渡饭店住宿”招牌的油锅前十分幸运地买了刚出锅的油饼，大大的咬上一口，结果大家都猜得到，就不再多说。我那位有些失望的朋友还会不甘心的自我安慰：“会不会是因为油不对？得用压榨的棉籽油去炸才行！”

       有些记忆其实就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并不是现实。

▲上午的织布街

　　古老背最初有三条街，二条沿江而建，一条依堤而筑，基本都是为了织布街的生产生活而生。后来商贸发达，业者新增，陆路也通向周边的乡村，就有了那条后来被称为金猇大道的318国道直插江边，就把织布街截成两段。问起古老背这个地名来历的时候，一个路遇的和我同龄的男人（人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下乡在古老背的武汉知青）的解释是：“又古又老又背时”。

       千万别当真，那只是一种恶搞和调侃。因为有了织布街，这里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纺织印染作坊汇集之地；因为有了民族资本经营的工业生产，小镇的商业就得以逐步发展壮大。虽然那些辉煌和成就早就随风而逝，可布满沧桑的旧作坊、破败坍塌的残垣断壁、小巷里的青石板和日复一日流淌的江水，都依然记得这里曾经一派繁忙的景象，也依然记得当年织机的咔嚓声，依然记得“清明的布，面大路”的热闹场面。

▲染坊

       史料记载，清末民初，随着织布街上商业经济的发展，就有些先富起来的地方士绅、各路商家开始在古老背大兴土木。织布街的风水虽然好，可却是生产重地，尤其是到了生产高峰期，纺织作坊一天到晚机声不断、噪音很大；染坊更是要抢在梅雨之前晾干布匹，更是热闹的很，于是那些大户们就选择在与织布街一箭之隔的新正街来打造自己的豪宅。

       徽派建筑在宜昌占有很大的比例，也许是因为两地都属于同一流域、又属于同一纬度，那种天井小院除了庄重大度，居住舒适，古朴的外表还有国人崇尚的“守拙”之意。可惜的是，古老背织布街和新正街现存的一些天井小院里的房间没有宜昌过去南正街的古建筑那样气势宏伟、能够把每一个细节都讲究到极致；也没有和当年宜昌的几大家族的豪宅那样，在地面架空铺上厚厚的木板以防潮和隔热，但织布街的老宅厢房旁列，天井明亮、马头墙翘脊，飞挑裹檐，风格飘逸，加上那些抱鼓石、门楣、石雕、木雕窗棂隔扇，还是很有特色的。

▲新正街

　　新正街一带的住宅建多了就形成了规模，加上日益增多的纺织印染工人，还有负责运输的船家都逐渐在这里安家落户，就有了需求不同、档次各异的消费群体，就有了各路商贩纷至沓来。小镇上就有了新的道路和商家，也就有了吃的喝的玩的、有了穿的戴的耍的。街访时，有一个老人还神秘地告诉我，那时候还有“小姐”在这里做生意：“都是暗门子（不解释，自己领会）”。

       一来二去的，新正街自然就成了当时古老背的中心政务区。所以无论是日伪时期的维持会、还是民国时期的镇公所，包括解放后的区公所均设在新正街。这样的情况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一直保持。直到1975年撤区并社，新成立的古老背人民公社才破天荒的将其办公地点迁往桐岭大队去。

▲宜昌公路长江大桥（俗称猇亭大桥）

　　理由很简单，因为织布街、新正街这一带早就成了古老背的纺织工业区，经过合并、变得更加兵强马壮、而且产销两旺的地区色织布厂正在热火朝天的搞扩建，试图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和引进先进的机械设备，更多的占领市场。他们和宜昌的那些纺织企业一样，并没有意识到，随着外资的进入和纺织业的饱和，一场异常残酷的优胜劣汰的生死战即将拉开帷幕。

       而新正街作为一方政治中心的失落只是这一带没落的开始，2001年猇亭（宜昌公路）长江大桥的建成通车，318国道过江方式的改变，更使得曾经日夜忙碌的古老背汽车轮渡一天天的变得萧条没落，到我再去的时候，那庙河码头现在还在，长长的斜坡一直插到江水中。这里依然还是小溪塔到猇亭的106公交车的起始站，不过轮渡没有了，过江得坐快艇。

▲阳光和江水的味道一并涌来

　　织布街不长，充其量也就二百来米。因为年代久远，也因为更新换代，街道俩旁那些很有些年头的青砖老屋就和那些简陋的农家小楼并肩而立，被岁月的雨水染黑的檐头常被一堵高高的防火墙阻隔；预制结构的楼房破坏了古色古香的氛围，那些红砖黛瓦的筒子楼更显得刺眼，就更凸显出那些明清建筑的优雅风韵。

       织布街上有一栋常年被关着红漆大门的老屋，墙上的介绍说：这里原来是花行和布庄。有一次去的时候居然敞开着，就信步走进去。那是一个两进的天井屋，原来的板壁已换成砖墙，那些残破不全的木板和木梁隐身在布满灰尘的瓦顶之下。很简单的天井可以望见不那么透彻的蓝天，最精彩的就是通往江边的那扇门也敞开着，就可以一眼看见一江春水和对岸红花套青山的起伏轮廓。

▲保存尚好的木楼

　　最有特色的还是织布街108号那栋小木楼，旧时很常见的那种木头穿架结构，除了结构简单、经久耐用之外，还有人说是冬暖夏凉，这一点值得商榷：都知道板壁透风，如果不在内壁糊上一层旧报纸，江风可是寒气逼人的。少年时，我家曾在南正下街住过这样的板壁房，很有切身体会的。每年冬天都得用旧报纸将板壁上被热胀冷缩崩开的裂缝重新糊一遍，最大的好处就是躺在床上就可以浏览旧闻。

       织布街的人指着木楼的木门底端发白的水渍痕迹，说是1981年发大水留下的。 很骄傲的告诉我，这样的木楼的房子，还有很好的防洪功能：如果遇到洪水袭来，将底层的板壁拆掉，只剩屋架立在水中让大水顺畅通过，而人则可以依然住在木楼之上，等大水退去，将楼下收拾一番就又可以开门做生意。

       我左右四顾：“织布街好像只剩这一栋原汁原味的木楼了。”

       ”基本上都改过了，要不就扒掉重建了。”那位老人指了指不远处一间因为房梁折断导致房顶坍塌、只剩下四面砖墙光秃秃竖立的老屋说的很直爽：“要不就年久失修直接垮掉了。”

▲早已荒弃的码头

　　只要到织布街，我总会走到小街的尽头，到与新正街相接的那一座遗址至今保存完好、已经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的江边码头去走走，看看那很有历史厚重感的“龙鼻”栓船桩，在那由青石质条石砌成、呈扇形向长江分散的台阶上坐坐，让善解人意的江风拂面而来，想想当年这里的繁荣与喧哗。

       不关心这里究竟应该叫历史上记载的“汪泰丰”专用码头，还是官方所称的“新正街码头”，还是当地人口里说的“新码头”。但我知道，它就是当年那家赫赫有名、财大气粗的“汪泰丰花行”所建，并为其服务。可现在有些地方的名称，因为说的太多、看的太频，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码头、垂钓、江水、货轮

　　只要是晴天，这座码头下面临江处总会有人垂钓，有时候垂钓之人还很可观，密密麻麻在江边站成半圆。有时候和朋友坐在码头的石阶上一边晒太阳一般闲聊，也能看见鱼竿扬起，就有一道银白色的光斑在阳光中活蹦乱跳。朋友就跑过去和正在将鱼放进鱼篓的钓者讨价算价，基本上都是无功而返，原因很简单，这里的江鱼的卖价比宜昌中心城区更贵。

       我不知道，现在属于猇亭古老背街办这里的当地民众，还有多少记得这里也曾是敌人的屠场？抗战期间，驻在古老背的日军会将俘获的国军士兵、共军游击队员押到这里极其残忍地用刀砍下脑袋，尸首踢入长江。史料记载，尤其是1943年6月，日军一次在这座码头上砍杀53人，其中有17名是未成年的孩童。除当地居民汪绍刚脖子一缩，仅砍掉一层头皮，顺势栽入江里泅水侥幸获生外，其余的52人全部被斩杀、抛尸江流。

周总理在评价中日关系时说的那句话就是至理名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老年人的乐趣

　　无论是金色的黎明、温暖的午后还是渔歌唱晚的时候，这条织布街因为铺着水泥路面而显出灰白色，两边参差不齐的建筑因为陈旧或破损而莫名的带有一股凄凉感：看不见超市店铺，也没有楼堂馆所，更没有民谣里说的“有女不嫁古老背，不到三更不得睡”的繁忙生产景象，目光所至之处到处一片静谧，除了时不时呼啸而过的摩托骑手，很少看见年轻人。遇到出了太阳，除了聚在一起“换三张（麻将的一种玩法）”，那些端把木靠椅坐在自家门口晒太阳的老人，似乎就等着我去向他们咨询什么。

       从他们嘴里，我知道了赫赫有名的汪家祠堂位于下正街。这可以证实，当年的汪家无疑在古老背是家大业大、人口兴旺的首富大户。不仅开办了日进斗金的“汪泰丰”花行，凭实力掌握和控制了这一带的棉花生意，还财大气粗的修筑了现在成了文保的汪泰丰专用码头，这足以说明汪氏家族曾在这里是多么的有钱和洒脱！然而百年过去，等我去试图寻访的时候，汪氏族人早已在古老背难于寻觅。

▲时光在这里凝固

　　因为织布街，就有了古老背这座小镇的繁华。外地货物用船运抵港，力夫搬运起坡，分销到福善场、安福寺、鸦鹊岭一带；而织布街所生产的布匹以及周边的土货山货，也都从这里装船，销往沙市、宜昌，甚至是海外。于是就有了民国中期，裴家的裴寿平、曾家的曾竹山、包家的包亚印，刘家的刘越石这“四大先生”。如今这四大家族的后人同样在古老背也找不到。

       想起了宜昌城区那位葬在刘家大堰一塘碧水旁的明朝尚书刘一儒，生前何等的声名显赫，身后还给宜昌留下尚书巷、锁堂街这样的老街和传说，在国土被侵略者蹂躏了十四年、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匹夫有责的反击了八年的中日之战中，刘一儒的后人不得不随着逃难的人群四散而去。抗战光复后，有人看见其中的某人曾经回来过。可是房子没了、家园毁了，只得离开故土再觅安身之处了，到如今也是音讯全无。

       这也就是中国那条颠扑不破的规律：富不过三代！

▲春绿江岸

　　前年春季，我们在开满油菜花的织布街江边偶遇的一个中年人很健谈，很有条理地对我讲起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从古老背社区发展起来的猇亭区的改革经历：先是定位于传统的纺织印染，发现此路不通，便转向粗放的化工行业，结果造成了各种污染；不得不再转为当时很时尚的电子光伏产业，以及投资最大的三峡全通为代表的机械制造产业。

       不曾料想，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三峡全通垮了，失去了政策扶植的光伏产品马上成了滞销货，效益不错的化工产业因为对环境污染严重也屡遭指责。于是，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前提下，猇亭经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艰难转向，也是新一轮的创新尝试。他如数家珍的给我介绍将在白洋建设的临港工业区，在三峡机场建设的临空工业区，还有广汽传祺形成的汽车工业区……

       这就是猇亭梦。刘禹锡说得多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庙河码头限高架

　　2018年10月4日的下午，老同学兼好友刘大振开着车，把我和远道而来、准备参加宜昌四中（68届）初一六班毕业五十周年再聚首庆典的同班同学、也是我的保定同乡臧建设送到了猇亭织布街口，成就了我和这条街的又一次相逢。

       随着这些年不断地阅读、不断地街访，对于这条百年老街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越来越注意到，与宜昌的市民大多很乐意接受我们的街访不同，那里的居民不太愿意和陌生人说话，即便是有当地的官员、干部陪同，也常常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比如上面这张照片，我的老同学想拍那座码头限高架，而那个老爷子就是站在那里磨磨蹭蹭不走，非要在照片中留下自己的形象不可。

▲坍塌的老屋

　　走进织布街，拐个弯，那条充满怀旧感和沧桑感的老街就映入眼帘。这里的住户大多是这座小镇上的原住民，不管过去或是作坊里的工人或是杂货铺的伙计或是世代农民，都亲身经历了这条街的兴起和衰落，也经历了各自的悲欢离合。于是就在那沿街而建的住房上看出了不同的变异：有的坚守在日益破败、甚至有些摇摇欲坠的老宅里；有些则早就搬入了重新建造、外墙贴满瓷砖或涂料的楼房里。于是就有了极不协调的别扭，也有了时代落差而形成的强烈对比。

       和所有的老街古巷一样，年久失修、街道狭窄的织布街两侧的老建筑要么破损严重，要么摇摇欲坠，要么干脆坍塌，所以既是重大消防隐患区、又是危房集中区；既是地质灾害区，又是江滩整治区。拆迁改造是肯定的。只不过我们这次去所看见的废墟越来越多，那些建造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两层以上楼房正在迅速地消失。而那些快有百年历史的一些老建筑孤零零地竖立在那些废墟中形单影只，很难看，就和年迈的老婆婆掉了门牙似的有些触目惊心。

▲兴善寺的回忆

　　金秋十月下午的阳光金黄而灿烂，整条织布街披上了一层灿烂的色彩。我带着从北方而来、因为是旅游达人而见多识广的老同学沿着织布街、新正街、兴善寺街转了一圈。有趣的是，以前我和朋友每次到这里来进行街访几乎都是雨天，街上几乎空无一人；这一次却是秋高气爽、天高云淡、阳光明媚，我那劲头十足的老乡手里的相机时不时的就会发出快门的清脆响声。

       毫不吹牛地说，因为对织布街历史的深入了解，我也可以是一个很称职的导游。我就会告诉我的同学，在厚厚的水泥地下，有着过去古朴的青石板路；在现在看起来有些杂乱无章的街道两边，当年全是木头穿架结构的房子，临街是一眼看不到边的织坊、染坊、布庄、花行、杂货铺、小酒馆，还有兴善寺、元后宫和玉皇阁三座香火很盛的寺庙。

       那些寺庙的命运要么被日军炸毁，要么“文革”被拆毁，要么就是年久失修坍塌了。那些佛教和道教的建筑物到现在早就无迹可寻，自然只能通过自己丰富的想像来试图还原当年那些寺庙和宫观里钟磬绵绵、香火不绝的盛况。同学就拍了一张街牌留作纪念。

▲静寂的织布街

　　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织布街上的那些里弄小厂早就无影无踪，只有那些钉在斑驳粉墙上的画板在提示游客那里原来是什么作坊。其实里面早已空空如也，只是一个破烂的外表展现在那里作为参照物。比如当年的染坊、也就是织布街91号的墙壁上，隐约可见文革期间“学大寨”的黑体宣传标语；圆拱大门两壁，则留着改革开放以后用红漆胡乱写着的“棉花加工，收购出售”的广告语。历史就在那栋老宅的外墙上诉说着时代的变迁。

       无论是庙河码头还是当地人口里的新码头，如今全是一片静寂和空旷。织布街纺织业的消亡，新码头就变得沉默了；而随着那座长江公路大桥横跨南北、所有的车辆改道而行后，汽渡一下子就变得没有了负载；庙河码头的作用是随着铁路、公路、航空的发展而逐步被抛弃的。过去曾经的车水马龙、码头工人的号子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走在织布街上，时代的变迁宛如一场梦。

▲照片上的这栋木屋已然坍塌，不复存在

       实话实说，织布街一带存世的老建筑多是十分简陋的“穿架子屋”和摇摇欲坠的吊脚楼，就是那些徽派特色的昔日豪宅也谈不上雕栋画梁，高大巍峨，更没有那种或气势恢宏、或低调内敛的建筑艺术。即便是所存数量寥寥无几的天井小院，大多也就是一进而已。像宜昌老城的南正街上曾经存在的精雕细琢、移步变景、令人叫绝的那种两三进的深宅大院更是无处可寻。也许这就是城乡差别的体现。

       站在位于江边、左右原来的建筑化为一地废墟的织布街108号那栋两层木楼前，我也会和当地人那样，指着底楼木门上的那些模糊花白印记，对我的老同学介绍说是1981年发大水时留下的。那一年，宜昌的洪水也上了街，当时的滨江路（现在的沿江大道一马路到二马路段）上也可以划木划子的。我就穿一双塑料凉鞋、顶着年幼的儿子，趟着水去看过江水横溢。

       那一年，宜昌水文站的洪峰水位为55.38米，当时居1877年有水位记载以来的第四位；洪峰流量超过了1954年洪水（66800立方米每秒），当时为1946年设流量站以来的最高纪录，与推算的1896年洪峰流量71100立方米每秒相近。相信不少宜昌城区的看官还对此留有一些印象。

▲拦水闸旁的房屋粉壁脱落殆尽

　　不长的织布街很容易走完。向右转，我们拐进了同样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安静和谐的新正街。我的那位手持相机的老乡臧建设对着一堵因为粉壁脱落而露出里面厚重青砖的墙头连续按下快门，我却忘记向他介绍那青石条上深深的槽痕是为了阻拦洪水肆虐而准备的拦水闸。

       老同学摸摸那面历经风雨的很肯定地对我说：“这房很有些年代了！”

       我点点头。

▲大江东去日夜白

　　他用标准的普通话向坐在自家门前和人正在聊天的一位头发全白的婆婆问道：“这房子有多少年了？”

       那婆婆显然有些拘束，也有些慌张地摇着头：“不知道。”

       虽然有些失望，本来已打算和我转身离去的臧建设鬼使神差地又返回去问那个婆婆：“您在这里住了多久？”

       婆婆回答得很快：“也就几年。”

       我的同乡就更加有些失望：“哦，您不是本地人。”

       那婆婆如实地告诉他：“我是从秭归搬下来的。”

       我突然想起，这似乎正应了李太白的那句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老背如此、织布街也如此。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此文记录的历史故事均有史料依据，因其过于繁多，就不一一列举出处了。此文所引用的照片除臧建设和我的其他朋友给予提供外，均来自网络，如有不妥，望及时指出更换。感谢张永久、李明义、罗洪波、周德富、曹宗国等老师，代昊、吕航等先生和刘大振、臧建设等同学的预审，感谢刘大振等好友多次耐心陪同进行街访，也感谢那些接受我们街坊的猇亭以及织布街的街坊。（2018年11月初稿，2019年2月重写，2019年10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