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廷龙先生

一苇杭之

　　1918年夏天的某一天，15岁的顾廷龙穿过苏州城里古老而幽静的小巷，来到沧浪亭前，用两枚铜元买了张门票，走进设在这里的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这所以存古学堂藏书移转入馆的图书馆最近增收了许多新书，少年顾廷龙从满架书籍中选取一本阅读，还是不能完全读懂，只能把书归还遗憾而归。这是顾廷龙先生初次走进图书馆之门。

后来顾先生进入草桥中学（即江苏省立第二中学），校内有图书馆，旁边又有王废基公园，中建图书馆，为吴县县立图书馆，他经常进入图书馆，深深沉浸在书的海洋里。

渐渐地，顾先生与图书馆的缘分越来越深，与书结缘，以书为友，读书、护书和知书，以至于终身服务于图书馆事业，收书、编书和印书，成为杰出的版本目录学家、图书馆事业家、书法家，起点都是在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苏州。

顾廷龙先生1904年出生于苏州混堂巷素有“江南第一读书人家”之称的顾家旧宅，自幼由祖父教读《四书》、《五经》。1931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32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历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采访部主任、兼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驻北平采访处主任，私立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董事，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

顾先生早年的兴趣在研究我国的古文字，1932年在燕京大学的硕士论文《说文废字废义考》、1936年撰写的《古匋文孴录》，显现出他深厚的古文字研究功力。以先生的学识和功底，本来应该在古文字学方面有所发展，但是为了抢救珍贵典籍，他明知道图书馆工作是给他人作嫁衣，还是毅然投身于图书馆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做着收书、编书和印书的工作。

顾廷龙先生的收书始于1932年，那年夏天，他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毕业，应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洪煨莲先生的邀请，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采访部主任、兼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驻北平采访处主任，前后做了六年的图书采购工作。

收书需要有眼光，不仅要善于鉴别版本，更需要对历史文献有宏观认识与把握。之前藏书人多追慕宋元刻本，顾先生则独辟蹊径，专门搜访稿抄校本及稀见明刻本。

1939年7月，风华正茂的顾廷龙应叶景揆先生之招，携家南下创办合众图书馆。合众的收书范围极广，以收集历史文献图书为主，凡是各时代、各地方以及与历史有关的各科学类，都在搜罗之列，包括图书、期刊、报纸、书画、书札、拓片、古器、服物、照片、照相底片及书版、纸型等符，尽量使所有与考史有关的材料，不致遭到毁弃。

当时家谱、硃卷、近人手札、专人档案、革命文献、旧平装等资料价值往往为人们所忽略，顾先生慧眼识宝，想方设法收集乡会试硃卷，成为合众馆藏的一大特色。在顾先生及同事的持续努力下，8000余种硃卷成为现在上海图书馆的馆藏之宝。

硃卷，是科举考试时，为防止阅卷者辨认笔迹而作弊，将乡、会试考生用墨笔书写的墨卷，由专门誊录的人用朱笔誊写，不写姓名，只编号码，叫作朱卷。发榜后硃卷发还考生，中式者往往刻以送人。将这些散落民间的朱卷收集整理，对历代人物研究来说是很重要的资料。

经过顾先生多年努力，至1946年，，合众图书馆的馆藏已达14万册，而至1953年，已拥有了30万册古籍善本及线装书的收藏，金石拓片15000余种。通过历年社会各界的捐赠与采访，合众图书馆的文献收藏形成了以下五方面的特色与专藏：旧嘉兴府属先贤著述；山水寺院等专志；经学、小学书籍；名人钞本及稿本。

1949年前，合众图书馆还秘密访求收藏了当时属于禁书的各类革命文献。那时干这类事是要掉脑袋的，但顾廷龙意识到收集共产党活动的文献资料是有价值的。有一次，顾廷龙听说贵州大学图书馆有一批革命书刊要处置，他便及时联系，用一批复本书籍与贵大交换。小心起见，顾先生专门请人镌刻了一方有“贵州大学图书馆遗存图书”字样的印章钤盖面上，以遮人耳目。还将这批书刊秘藏在书架顶端与天花板接合处，以免被人发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全部取出，献给国家。

合众图书馆收藏的这批革命史料非常珍贵，其中有1921年版《列宁全书》第一种《劳农会之建设》、1926年版《中国农民运动近况》、1927年版刘少奇著《工会经济问题》《工会基本组织》等百余种，还有陈望道翻译的、1920年8月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等等。

解放后，顾先生历任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收书范围和规模就更加扩大。

家谱是上海图书馆的特色收藏之一，目前，上图馆藏家谱有3万余种、30余万册，共计近400个姓氏，收藏的家谱覆盖全国27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是国内外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公藏机构。

上海图书馆家谱收藏肇始于顾廷龙先生主持的合众图书馆，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合众的馆藏家谱已达313种。

而更大量的家谱收藏则是在1950年冬季开展的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中，当时记载宗族历史的家谱大量流散，不少被当作废纸送往造纸厂化浆。而上海正是建国初期国内造纸工业的主要城市，各种废纸成为上海造纸原料的一个新来源，在上海市内废纸供应不足时，便向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江西等省废品公司采购。1951年，又有大批废纸即将回炉熔毁，顾先生带人参加了拣选抢救，历时半年多，抢救下来的大批家谱，都成为合众的馆藏，也是后来上海图书馆的馆藏。

合众图书馆改名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后，1955年秋天的一个晩上，顾先生接到电话，说上海造低工业原料联购处从浙江遂安县收购了一批约二百担左右的废纸送造纸厂作纸浆，其中有许多线装书。顾先生连夜赴现场察看，发现废纸内有宝，第二天带员工前往翻检，在尘屑飞扬的废纸堆中，寻寻觅觅，片纸只字，只要有资料价值，绝不轻易放过。经过十一天的辛勤劳动，抢救出一大批珍贵历史文献。有大量的家谱、方志、账簿、契券等等，还有传世孤本明万历十九年刻《三峡通志》，流传稀少的明本《国史纪闻》、《城守验方》等。

1958年10月四馆合并为上海图书馆之后，对这批家谱进行了清点整理，共有8684种59643册又26捆散叶的家谱被从濒临毁灭的边缘中抢救出来，且一次入藏合众图书馆，使其家谱藏量一举领先于海内外图书馆。

四馆合并后顾先生担任上海图书馆馆长，开始了家谱大采购。从1959年底起至1964年10月，上海图书馆的家谱采购北至辽宁，南抵湖南，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先后从各地古籍书店共购得家谱1302种20564册，其中有许多明代家谱，而且大大扩展了家谱收藏区域，上图家谱收藏的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抄家成风，不少家谱和古籍等被非法查抄，1979年后，上海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在清退图书时，许多家庭接受了经济补偿，又有大量家谱留存为上图馆藏。

经过整整四十年的收集，1991年，上海图书馆有家谱共计11200余种98000余册。

顾先生认为，要使图书馆藏书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编好目录。编书，始终是先生的重要工作。

早在1937年夏，校勘学家章钰先生病逝后，留下藏书七万余卷，年轻的顾廷龙受托为之编目。这些书都经章老先生读过，许多书中还有老先生的手校，是老先生的心血所在。顾先生采取了仿藏书志的做法，凡章氏的题识、友朋的跋语全部录下来，凡是师友，都注明他们的简历和著作。这部30万字的目录《章氏四当斋书目》仅用了10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叶景葵先生看过后赞不绝口，也正因此，后来叶先生在创办私立合众图书馆时，首选了年轻的顾廷龙来主持图书馆工作。

1959年，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顾老主编《中国丛书综录》，从选题的提出到组织力量编纂、拟订定稿程序、分类表，从人员安排到工作进度，顾老都全力投入，用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编纂任务。《中国丛书综录》集中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全国41个图书馆的馆藏，所收丛书计2792种，收录子目约7万种，为最完善的全国性的丛书总录，是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的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海外同行提到这本重要工具书，称之为“功德无量”、“嘉惠学林”。

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期间，指示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总目编出来。1980年5月成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委员会成立，刘季平任主任委员，顾廷龙先生担任副主任委员，兼任主编。从1978年准备工作开始，经过普查、汇编、审校、定稿等几个阶段，到1997年集部出齐，共历时18年，可见此书编纂出版的难度。顾老作为全书的主编，尽心尽力、无私奉献。他除了经常往返北京、上海之外，多年来南北奔波，足迹遍及各地。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实际上是把我国的古籍善本家当彻底地清查了一遍，著录了全国各省市图书馆、博物馆、大专院校图书馆等单位所珍藏的古籍善本约13万部，款目6万余条，一些稀少名贵的宋元刻本和著名学者的手稿本以及大量的明刻本和清初刻本都收入其中，书后附有古籍善本的藏书单位，极便学者检索。

1994年，九十高龄的顾老担任了《续修四库全书》的主编。

从1994年起步，到2002年全书出齐，历时8年，终于大功告成。《续修四库全书》收书5231种，全套1800册，每册平均700页。虽然顾老于1998年去世，没有看到全书完成，但是前五年顾先生的扎实工作，是为全书的完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印书是顾廷龙先生另一项全力以赴的重要工作。

顾先生始终认为，办图书馆应该利用藏书便利编印图书，存亡续绝，使稀见典籍化身千百，先生把印书视为保护文献典籍、弘扬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

燕京春秋，顾先生与吴丰培等先生为禹贡学会编印《边疆丛书》是印书的初次尝试。

1939年，顾先生刚到合众图书馆，就注意了要使孤本不“孤”。但是当时馆中经济困难，不可能正式排印，于是他釆用了石印。先生每天晚饭后就去楼上办公室开始他的印书工作，他用专门的墨水写在汽水纸上，熬一夜，抄写3000字，每日到凌晨四点才收笔。经过十多年努力，陆续编成了《合众图书馆丛书》两集，书有18种，这些书都是清代先哲没有刻印过的稿本和抄本。

20世纪50年代末，顾先生主持筹建了上海图书馆影印工场，在短短几年中，就有30多种馆藏珍贵文献公之于世，包括宋本《唐鉴》、《孔丛子》、《侍郎葛公归愚集》、《韵语阳秋》；明刻本《松江府志》、《三峡通志》；清刻本《康熙台湾府志》，等等。

顾先生主持印书业绩斐然，使珍藏流布，孤本不孤，古籍今印，文化传承。

顾廷龙先生不仅是杰出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图书馆事业家，还是一位高水平的古文字专家。

早在20世纪30年代，顾先生就在古文学学领域有所建树。当时研究古文字、甲骨文、金文、玺印文都有专编，并有字典给研究者带来方便，唯有陶文一直没有同类编辑出版。顾先生独树一帜，精心搜集和考释，以一册《古匋文孴录》填补空白。这本书被评价为“搜罗最备、考释最精，以专书形式问世第一部成功的陶文字典。”

横跨半个多世纪的《尚书文字合编》的艰辛实践，足以显示顾先生在古文字领域的研究实力。

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率先提出从研究历代传本的字体入手，解决《尚书》文字问题，计划“把各种字体的本子集刻成一编，看它因文字变迁而沿误的文句有多少”，为此，他与顾廷龙一起着手编纂《尚书文字合编》，后因抗战爆发，这项工作停了下来。几十年来，顾老一直牵挂着这事，直到八十年代，顾老开始重新整理编纂，终于在1996年出版了四卷本《尚书文字合编》。这部书将现存《尚书》历代出现的今文、古文、隶古定、楷书今字等几种字体全部囊括无遗；将今本成型以前每种字体所有古本网罗殆尽；收录了不少稀世孤本、珍本，资料价值极高。《尚书文字合编》不仅是阅读和研究《尚书》的基本资料，而且对古文字学、古文献学乃至考古学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顾廷龙先生还是一位书法家，是解放后上海书法界第一代领军人物。曾经在1963年和1979年两次以中国书法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访问日本，交流书法艺术。

        顾老的书法宽厚凝重，在沉稳、敦朴、凝重中透露出高古和灵气，他的书法魅力是字外功夫的内得，深厚的国学功底凸显出一个著名学者的涵养。

        顾先生常谦虚地说“我的字是为整理古籍的需要，不够书法家。”但仰慕求字者众多，先生又谦逊随和有求必应，因此为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寺庙、碑林写下许多匾额、铭文、石刻。而题写最多的，是为许多图书、杂志、碑帖、图集题写封面。2004年顾廷龙百岁诞辰之际，顾先生公子顾诵芬院士与沈津、高桥智等合力编成《书题留影》出版，收录了先生600余条书签结集出版，这在国内也是开创了先河，独树一帜。

      作为先生念念不忘、魂牵梦萦的故乡苏州，也留下了许多先生的墨宝。

       苏州天平山范公祠前，1989年为纪念范仲淹诞辰一千周年而建的高高大大的石牌坊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十四个大字就是顾廷龙先生所题。

      苏州园林中更是常常能欣赏到先生书法，留园的“吴下名园”、沧浪亭的“明道堂”、狮子林的“云林逸韻”、怡园的“藕香榭”、虎丘的“平远堂”、曲园的“乐知堂”……

       苏州园林博物馆的馆名匾额，也是顾廷龙先生所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