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史死结

黄河文化“孔孟之道”儒家思想统治中国两千余年,其所谓“中国”之说实指仅占中国版图五分之一的“中原”,其余广大四域被孔子蔑视为“四夷”:“披发左衽,不识文字,未有礼乐。”长江上游四川广汉“三星堆”及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灿烂文物,打了胡说乱道的“圣人”嘴巴。

儒家写出的历史,仅是黄河中原史。四域人想求官成名必须严格尊守儒学才能进取,胆敢异议便下“文字狱”,四域咋能出国史家?!所以,中国古史只局限于黄河中原儒家牢笼,四域繁荣昌盛丰富多彩的历史被排除在“中国”之外。

  儒家信徒司马迁也为黄河中原写了部不朽的《史记》,其中不得不写南方大国楚国时,他借用楚熊渠之言:“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此“中国”显然是指中原。

  现代史坛泰斗郭沫若,尚能认识殷商晚期甲骨文。但他无法辨识三皇结绳符号、五帝象形文字、夏代箭头文字,不识字岂能研究?所以果断结论:应该把中国古史传说归于神话。如是说,中国只有甲骨文以来约3300年的历史。

  当代史坛泰斗李学勤,能辨识商周文字。但他辨识得古怪离奇,比如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2300年前的帛书载“雹戏娶娇俊子之子曰女皇”,其辨识定论居然是“现在我们又确定了女娲的释读”(文物记载“女皇”还能释读成 “女娲”?)。主持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原河南堰师二里头夏代晚期部落聚邑遗址不成大气魄,到中原山西去找夏代都城遗址亦未如愿。结果夏代和商代前期没有帝王纪年,但奇葩地冒出“传说女祸、商汤灭夏桀”,既然还是稀里糊涂的“传说”,何必郑重严肃“断代”?!

值得一提的是“二里头遗址”出土有24字陶文,专家们说“谁也无法辨识”,不识夏代文字就难认知夏代(然而西方判定文明中心标准的城市、金属器、文字、神庙祭祀四要素,也有特殊无文字历史,比如匈奴帝国曾经雄霸亚欧,却一直没有文字,难道不算历史?那而今西方世界“中国威胁”论者为何攻击“蒙古帝国即将复活”?)。

因为思想依旧僵化在儒家黄河中原历史中,走不出这条死胡同,中国古史就成为解不开的“死结”。

中国古史活结

古称“夏水”的长江流域是解开“三皇五帝夏代”历史之谜的“活结”(也是世界文明的起源地)。

1979年,在湖南常德澧县车溪乡城头山村,位于神秘的北纬30度附近,考古专家挖出中国最古老的城市“城头山古城”,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距今6200年!

由于城池规模巨大,有30多米宽、5米高的城墙,外围还有40多米宽的护城河。显然,这座城市的主人应该是一位“王者”。而且,在祭坛附近的墓葬中,墓主颈戴两件精美的玉璜,右手握一小鼎(代表权力),旁边还有殉葬坑,说明已经有了阶级分化,学者定义为“合法的暴力”。另外,在城头山古城附近,有着数百处同时代部落遗址,但却都杂乱无章,没有城防设施,布局混乱,说明这些部落都臣服于城头山古城。城头山遗址证明,在距今6200年的时期,这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国家。

更为重要的是,在长江流域,城头山遗址并非孤案。在其500余年之后,长江中游又出现了10多座古城,比如湖南澧县鸡叫城;湖北石首走马岭、荆州阴湘城、天门谭家岭、应城门板湾、陶家湖等,城市面积都比较大,在20-30万平方米左右,最大的接近70万平方米。10多城市的出现,是不是说明出现了城邦国家争霸?江汉平原这么多大古城难道容不下“三皇五帝夏代”帝王,而硬要在黄河中原去找部落聚邑?

从考古证据来看,当时的确出现了城邦国家战争,比如城头山古城就出现了二次防御加固,或许就是为了防御敌人进攻。公元前2800年,城头山古城衰落,但公元前2600年时,距离不太远的天门谭家岭遗址,却出现了120万平方米的古城,或许说明战争终于有了一个胜利者!二者吻合“炎黄战争”时期,可否推测城头山是“三皇城”最后世衰于炎帝、谭家岭及卫城群是“五帝城”?

长江下游的文明发达程度,虽然不如长江中游,但后来居上,比如公元前3800-前3300年的安徽凌家滩遗址,公元前3300-前2800年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最典型的是公元前3300年前的良渚古国。尤其良渚文明,完全就是一个发达的上古王国,这是得到国际学术界基本认可的。

回头再看一看古埃及与苏美尔,却会发现至少从城市或城邦国家的出现时间来说,还真比中国要晚了不少!公元前3000年时,苏美尔地区出现12个独立的城市国家,当时苏美尔是一个城市(城邦)文明。公元前3400年时,西方学者以“出现少数奢侈墓葬和表明权力意识的符号”为依据,认为古埃及进入了城邦国家时代!无论是古埃及还是苏美尔,与城头山古城等相比时,都是后来者!正因如此,世界人类文明发源地应该是在中国,具体发祥于长江流域。

长江流域为中华乃至地球人类不二的文明发祥地。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最早的城邦国家就是在中国长江流域。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何中国会有“大一统”,因为中国不是跨越发展,而是早已经历过城邦国家、区域国家(比如夏商),走向了必然的“大一统”阶段:西方处于原始部落时,中国已经是城邦国家;西方是城邦国家时,中国进入了区域国家;西方进入区域国家时,中国走进了最终极形态的“大一统”。

长江流域中华第一龙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中外共识创造崇尚龙图腾是中华本源文明。长江中游湖北黄冈市黄梅县焦墩1993年出土6000年前“卵石摆塑龙”,被誉为“长江流域中华第一龙”。这条用大小不等、颜色各异的河卵石拼摆而成的龙,其状鹿头、鱼尾、蛇身、兽爪,曲项张嘴,状若腾飞,形态逼真,栩栩如生。长4.46 米,高2.26米。龙头正西,龙尾正东。面对如此楚楚动人的作品,考古工作者们无不惊叹古人高超的形象思维能力和精确的方位判断能力。

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四鸟绕日”

中国考古在长江上游(古人误以岷江为长江上源)成都平原发现了灿烂辉煌的“三星堆”和“金沙”文明,震惊中华和世界,但却引发众说纷纭,不幸有三:一是四川学者一口咬死是“古蜀文明”,自贬落魄降格为城邦国家,与区域国家、大一统国家何相干?二是脑子有水的洋专家不甘心承认中国为文明古国,诡称是西方文明传播而衍生;三是愚顽不化捍卫黄河中原为中国历史主宰者,巴不得声援洋人诬蔑为西方文明。黄河中原史书无此记载,笔者见到《山海经》某些记载有精品文物呈现出来,请问《山海经》是浪漫的长江流域作品?还是朴实的黄河流域作品?或者是西方洋人作品?

“四鸟绕日”金饰(金箔)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含金量高达94.2%),画面是四只神鸟围绕着太阳飞行,专家也将其命名为“太阳神鸟”。这是本世纪中国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专家认为,“四鸟绕日”图案是中华先民崇拜太阳艺术表现形式的杰出代表之作,所表达的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彰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强烈责任心和神圣使命感。

三星堆金杖

1986年,中国考古专家在三星堆遗址处发现了两个祭祀坑,出土了大量或被砸坏、焚烧的珍贵祭祀品,一根金杖(如图)就是其中的一件。三星堆金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金杖是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的。据碳十四测定,面积12平方千米的三星堆遗址文明起止年代约为前37世纪至前13世纪,上下延续约2500年,相当于三皇五帝夏商时代(周初消失)。因为年代久远,里面的木杖已经炭化,出土时只剩外面的一层金皮,金皮内残留有炭化的木渣。三星堆出土的金杖是代表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的权杖。

三星堆金面罩人头铜像

材料:金青铜。规格:横径12.7厘米,纵径14.3厘米,通高41厘米。头像面部大部分罩于金箔面具下,仅露头顶、眉和双目。像头顶平削,头发后梳,发辫垂在脑后,上端扎束。眉毛上仰,呈立刀状,杏眼,方耳,耳垂穿孔,鼻梁挺直,大鼻翼,嘴部阔大,双唇紧闭。颈几乎与脸部齐粗,下铸倒三角形。金面罩保存完好,只左耳尖微残,色泽妍丽,宛如新制。头像上涂以土漆调合石灰做成的黏合剂,将面具粘贴其上这件金面罩人头铜像和同期出土的青铜器风格一致,五官夸张,神情肃穆,渗透出浓郁的宗教气氛。铜像历经浸蚀,锈迹斑驳,形成色调不一的绿色,与光洁耀目的金黄色相互映衬,两种材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更衬托出神秘文化的诱人魅力。

殷商时代,黄河中原象征权力的鼎尚铸原始兽图腾崇拜,同期三星堆铸鼎已进化到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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