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老师

鲁海

1986年的晚秋季节。一天上午，校方安排一辆“130”，送我去博平镇报到。从这天开始，我结束了为期两年的教书生涯，就要当农业技术员去了。惜别的心情总是复杂的，激动、茫然、感慨，留恋。熟悉的校园，熟悉的面孔，熟悉的林海沙丘……

车厢里，一捆破被褥，两箱旧书本，三只热水瓶，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了。一次性完成了“搬家”和报到，算是快节奏了。坐在疾驰的汽车上，窗外树木匆匆掠过，我l心潮起伏。晚秋的风吹熟了果实，吹黄了叶子，也吹出了凉爽。大片大片的树木披上橙黄色的盛装，一些候鸟开始集结，准备南下越冬了。只有路边的芦苇在晚秋的风中摇曳着鲜嫩的穗子，给这个日趋萧瑟的季节增添了些许生机。

1984年6月，我们毕业离开聊城农校。之后的两个多月呆在老家，一边疲于农活，一边焦躁地等待分配。期间的心情是矛盾的，盼望着早日工作，又怕去当老师。谁知，怕嘛来嘛，还是当老师了，而且是代课老师，大概就是命运吧。怕当老师并不是不喜欢当老师，主要是会不会当老师的问题，因为当老师毕竟不是我们的科班呀。名不正，言不顺，误人子弟，丢人现眼，那可就成了终生遗憾的事情。

到农中当老师是有点思想准备的。本届农校茌平有八个同学，要安排两个人去学校，仇长义自愿当老师，还差一个，七选一谁都有可能。我毫无悬念地被选中，理由是我家离学校最近。尽管有思想准备，当预料变成事实的时候，心里还是“咯噔”一下。咯噔归咯噔，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走进校园。

农中的全称是“茌平县第一农技中学”。因为校址在菜屯，习惯上也叫菜屯农中。

这所学校我并不陌生。1979—1980学年，我曾经是这里的复课生。农中的前身是菜屯林中。

设立农技中学，上级旨在为新农村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技术人才。其原则应该是“社来社区”，服务“三农”。因此，学校在原基础上加挂了“茌平县第一农技中学”的牌子。教学内容除了普通高中课程以外还增设了农学专业课。农中学生与普通高中学生一起参加高考，同时增考专业科考试，专业课成绩按一定分值计入高考成绩。既能参加正常高考，毕业后又可能去当农业技术员，当上技术员就有可能“转正”。这些机遇和幻想吸引了全县那些聪明的、准备“曲线救国”的同学，生源异常火爆，师生热情异常高涨

农中位于菜屯镇区以南，清杨公路西侧，西邻国营菜屯林场。那时候，农中没有大门也没有围墙。整个校园大体分为东、中、西三个片区。东片区前为教师宿舍，后边是家属院；中片区最前排是会议室，校领导办公室，也是学校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物，之后则是两排教室，教室后边就是那片茂密的桑椹园了。桑椹园后是教师办公室，最北端则是学生食堂；西片区前面是单身教师的办公兼宿舍，中段是教师食堂，然后又是教职工宿舍。

桑椹园位于整个校园的中央部位，就像学校的一个“天井”。硕大的桑树历经几十年风霜雪雨，枝桠交错，遮天蔽日。学校周围便是茂密的林木和肥沃的农田。

这里的季节有着独特的性格。漫长的冬季一派荒芜，风沙肆虐。至仲春以后，满目苍翠，鸟语花香，林木繁茂。金秋时节，瓜果飘香，五彩斑斓，宛如异域风光。所以，一年之中，从春到秋是这片土地最漂亮的光景。学生和老师常结伴到林间读书、踏青、纳凉、采摘。春天一串串榆钱、槐花，夏天有紫黑色的野桑椹，秋通有红的野枸杞，圆润的灯笼果，雨季，也可采到鲜嫩的野蘑菇。

走出校门，登上讲台，全新的角色，全新的环境，全新的任务，一切从零开始，诚惶诚恐。好在遇见了刘丕峰，我复课时候的同学，他的鼓励就像打了一剂强心针。

农学是个庞大的课题，要在短时间内讲给学生而且应酬高考，没有教材，没有资料，没有经验，谈何容易！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让我们心里沉甸甸的。

为了方便教学，我和仇长义老师把应该列入教学的课程再三研究和梳理。然后，明确了各自任务。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田占敏，郑金平，刘丕峰，眼前这些从容淡定的老教师，让我羡慕极了。

做了充分的准备以后，班主任刘丕峰陪我走上讲台。几十双年轻的眼睛，让我局促不安。这一课，像婴儿学步，跌跌撞撞，战战兢兢。我的字本来是可以的，可手就是不听使唤。由于个头小，几行歪歪斜斜地写在了黑板的中下部。这一课，让我在晚秋季节出了一身冷汗。

那时候，我的工资只有每月四十多块钱。微弱的工资收入只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不敢轻易乱花钱。那时候，我们也是喝的，酒是每瓶1一块九的金稻液，茶是三毛一两的茉莉花，烟是一毛一的迎雪。倘若买包三毛六的金钟牌，那是相当奢侈了，不敢明目张胆地抽。

为了表示孝道，那年秋天领到工作后，我买了箱“白马山”啤酒，送给体弱多病的父亲。听人家说啤酒可以开胃健身，这点收入买不了山珍海味，只能如此而已。晚秋时节，又买箱“红香蕉”送回老家。我娘把苹果珍藏在木箱子里，满屋弥漫着苹果香甜，却不舍得吃。

那时候，老师的伙房在西排中间区域。老师们蹲在“露天餐厅”就餐 。一个水泥台子，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侃。

池庆昌老师风趣幽默，特别是吃饭的时候，他故意拉那些血呼淋啦的故事，令人作呕，越是作呕他越上劲。那时候饭菜便宜，几毛钱一份，吃起来却有滋有味。刘丕峰老师喜欢做菜，他有个蜂窝炉子，嘴馋了拔棵白菜炖一锅，“清水煮瓠子”，没有一滴油。大家凑合在一起，喝二两小酒，不亦乐乎。刘老师喜欢别人夸他的厨艺：“刘老师炒的白菜竟然有肉味”。我在一旁揶揄：“许是虫子的功劳吧”。

那时候，老教师都有自己的“自留地”，一畦闲散地，种瓜种豆。

仇老师和学生陈刚住一个寝室，他喜欢陈刚从老家带来的酸辣土豆丝，丝细油多，香脆可口。

学校里别说看电视，收音机都难以听到。喜欢凑热闹的老师同学，跑到林场村部去看《霍元甲》。后来，我和长义专门到济南买了一台“美多”牌收录机。晚上我们把它搬到院子里，大家席地而坐欣赏美妙的音乐。满天星辰，习习秋风，偶尔的鸟鸣，惬意满怀。我宿舍里有台脚踏风琴，闲暇时间装模作样摁几下键盘，附庸风雅。

随着年轻教师的不断调入，教师队伍的气氛逐渐活跃起来。年轻老师一边勤奋工作，一边在为个人问题而忧虑，都二十好几的人了。那时候，有工作的女孩子少之又少，加之远离县城，地理偏僻，男性老师择偶面临的困难显而易见。按当时的“行市”，大概是本科男对应专科女，专科男对应中专女，中专男对接班女或者目标瞄准毛巾厂，而农中连这样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

老教师看透年轻人的心思，忙着做月下之老。于是，一些哥们幽灵般地去“相媳妇”，而成功者甚少。

1985年春天，镇上供销社来了位女营业员，颇有些姿色。这女子个头不高，衣着时尚，肤色白皙，描眉画风，一双色迷迷的眼睛，十分诱人。几个哥们有事没事常去溜达溜达，不为买东西只为看人家一眼，真是可怜啊！有的老师和学生喜结秦晋。此事虽有避讳，然两情相悦，古今有之，无可厚非。

那时候，生活条件虽然艰苦，老师的教学积极性毫不含糊。辛苦并快乐着、努力着。老教师不必说，都是我们的榜样，也是同学们尊敬崇拜的恩师。对于我们新手来说、无论水平如何总是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向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老教师请教，向书本学习，甚至“现发现卖”。

那时候，学校、老师、学生齐心协力，一股正气。比如晚自习，有时候几个任课老师在教室里相遇，你还没走，他又来了，老师的教学积极性空前高涨，而且发自内心。那不只是教师的职责所在，也是被同学们孜孜以求、忘我的学习精神所感召。

农中从1983年招收第一届，共招三届学生，第一届两个班，二三届各一个班。

八三级班主任刘丕峰，八四级班主任高振东，八五级是我当班主任。

三届学生，第一届成分最复杂也最为活跃，他们来自全县的精英，有思想，有抱负，有梦想，也有烦恼和焦躁。而正是这一届人才济济，出类拔萃。他们中间有几位同学荣幸地考入大中专院校，比如肖玉华、王传峰、毛永河、杨传刚、张曰芝、曹德河等。有的虽然没进入大学，也卓有成就，在各行各业干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比如张强、张玉山、许玉兰等；有的还成为一线干部，像荆明堂等；有的成了个体老板，腰缠万贯，比如：邢淑芹、娄桂芝、高玉红等等。

至于后两届，学校是尽心的，老师是尽力的，学生是努力的，由于政策之变化，升学无望，学校的吸引力大打折扣。但是，他们当中同样有许多同学成就卓著，硕果累累。只是联系不多，了解甚少而已。

兴办这类教育，上级当然是有初心的，前面已经提及。但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他们奋斗十几载，目的十分清楚，为的就是有朝一日逃离农业，逃离农村，逃离农民。当初，走进这所学校也曾满怀期待，如果走运“农转非”了，不上大学照样实现身份转换，不失为一种捷径。然而，命运往往是曲折的。当这个以讹传讹的神话破灭之后，痛定思痛，他们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继续努力拼搏，迎战一年一度的高考。

可爱的同学们对未来充满期望，对高考满怀信心，对学业殚精竭虑，一丝不苟。然而，大学之们总是那么吝啬，吝啬得只打开一条窄窄的缝隙。

1985年仲春时节，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刘老师组织高二年级同学到学校西面的林场踏青，为的是给同学们减压鼓劲。对于长期处于学习重压、高度紧张状态的同学们来说，这无疑于一支“兴奋剂”。他们很少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仲春，一个五彩斑斓，草长莺飞的季节。绿树成荫，倩影婆娑，微风吹过，嫩绿的叶子发出柔和的响声。树下芳草萋萋，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花香。顽皮的鸟儿，骄傲的追逐嬉戏。进入林场腹地，森林遮天蔽日，或曲径通幽，或虬龙交错，神秘而幽静。

这个季节，杏花已经抖落一地，桃花梨花正是盛华期。与单调的杏花相比，桃花因为有绿叶相伴生动了许多，红里透白，如火如荼；梨花白里透着绿，莹莹花蕊几粒花粉点缀其中。成群结队的蜜蜂来来往往，忙个不停。

刘老师带了手提收录机，录音机里播放着《北国之春》《牡丹之歌》正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老师同学，欢声笑语，兴致勃勃。许多同学顺手薅一串树叶考考专业课老师，什么叶序呀、科属呀等等。有的同学则跟着曲子兴奋的引吭高歌。

同学们欢笑着，兴奋着，像一群放飞的小鸟儿，声音穿越林子，“扑棱棱”惊飞了觅食的小鸟儿。一会儿，同学们走散了，三三两两，结伴而行。

刘老师不失时机的布置作业：“同学们不能白白浪费大好时光，回去要有一篇像样的咏春作文”。

时过境迁，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即老师，学生即学生 ，师生之间壁垒森严。可几年后，随着经济和文化的腾飞，师生关系潜移默化中发生了相应变化，壁垒日趋消融，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像同学，像兄弟。有的同学请老师到小餐馆吃顿饭，交流思想、沟通感情等等。得知我订婚的消息，几个同学高兴地送我镜子、暖瓶、脸盆等纪念品。快四十年了，纪念品至今完好无损，由我母亲细心的保留着，珍藏在老家。

同时，学生们对许多事物也有了自己的独到的思想和态度。我这个人就是愚钝，一根筋，丁是丁卯是卯，不会灵活把握。那次高考预选，学校安排我有一段监场。大概是监场太严，让同学心生不满，随后得到了报复。不怨同学们，只怨我木讷。

同学们之间也不像我们的中学时候，那么封建，那么矜持，甚至顽固，不可逾越。他们之间坦诚、真实、直率，交流畅通。毕竟是大学生了，“相约黄昏后，月挂柳枝头”，完全是情理之中。

光阴在流转，历史在前进，文化在飞跃，时代在发展。就像肖玉华同学说的，那时候我们辛苦而快乐，简单而真实，努力而轻松。是一段“以梦为马”的清纯时光。

农村中学，学校周围就是农业，农村，农民。许多“一头沉”的老师，回到家里就是农民。若非架在鼻梁上的近视眼镜好像代表着知识或学问，朴素的语言，沧桑的容颜，朴素的装束，与农民没有什么区别。

可学校总是灵魂的高地，富有诗意和激情。英姿飒爽的学生，青春勃发的年轻教师。因此，这里偶尔也酿造古朴与现代的碰撞。

1985年9月16日，我和赵玉彪老师经过长时间谋划，准备拿出几个月的积攒到聊城买套自认为“像样”的衣服。上午九点到达聊城，几个小时的时间踯躅在古老城区。我们为自己确定了“三不进”的原则：大商场不进，小商场不进，时尚之地不进，概囊中羞涩也。午后时分，在光岳楼北侧商场看中一套西服。价格合适，款式新颖，颜色适当。经讨价还价，反复试穿，最后以78.87元买下。赵老师买灰色的，我买咖啡色的，同一号码。其实，买这套西服我们颇为忐忑，除了花钱，重要的是那时候学校还没有西装革履的装束，尤其是整套西服，花钱买了能不能穿出去，心里嘀咕。

西服买回之后，既兴奋又不安。几个哥们纷纷过来看热闹：“吆喝，后面开气的，方便放屁的吧”。既然买了总得穿出去呀。于是乎，趁晚上影影绰绰的先穿一件上衣适应一下，然后换下上衣再穿西裤。最后，一整套全穿上。的确是板正舒服，精神了许多。此后不久，西装在年轻教师中盛行开来。

然而，就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总是有人喜欢有人厌恶，有赞赏有反对。“西服热”虽没引起轩然大波，却也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啧！啧！看那衣裳，敞拉着怀，连个领扣都没有，穷腚带眼”。

其实，西服只是个引子而已，个别人不厚道的人本来对几个年轻老师背地里指手画脚：“年轻的没正型儿，整天嘻嘻哈哈，不像样子”。于是乎，那居心叵测的“长舌妇”为我们封了绰号“胡溜湫（胡刘仇）”。

我觉得，一个公道正派的人，如果真心真意地关心、关注、关爱年轻人，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光明磊落地正面批评指正，没必要处心积虑，遮遮掩掩，做那些龌龊下流之事，愧为人师。

我上初中的时候，李德昌老师，授课能力强，语言诙谐幽默。有一年夏天，物理课上有个男同学趴桌子上睡着了。李老师举起右手，一个粉笔头掷过去正好砸在那同学的头上。李老师说：“那位同学你醒醒，大热的天，别把眼珠子捂了”。那位同学睡眼朦胧，脸像鸡下蛋一样，一下子红了。

我当了老师也有意识的模仿。一次课间操，有位同学跑去树林子玩耍，耽误了上课。教室门口，我把他叫住：“你跑树林子里干嘛去了，找地方上吊不是？带绳了吗？”太过分了，简直是侮辱！这位同学没有吱声，我却为此耿耿于怀，心中有愧。

批评也是一门学问，应该讲究方法和分寸。学生年龄大了要脸面，言语重了伤害自尊，轻则影响身心健康，重则酿成悲剧。

任何事情都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尊重是相互的，爱护也是相互的，只有发自内心的爱护才会赢得发自内心尊重。大人对孩子，首长对战士，干部对群众都是如此。年轻老师对待学生更需要换位思考，因为我们刚刚走出校园，不久前也还是学生，没有高高在上的资格。

除了批评的艺术，还有个相互理解问题。比如，我和仇长义那次去济南，因为天色已晚，误了车次，又未及时与校领导沟通补假。结果误了大事，如果强调客观，交通、通信不便，理由则是苍白无力的。因为本来有错误，贻误工作，领导批评理所当然。那怕言辞激烈，那怕满腹冤屈。因此，批评和接受批评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1985年，又是五彩斑斓的时节，学校迎来几位聊城农校的实习生。这些同学是根据国家要求专门为农中培养的师资队伍。学生来自全省各个地市，学期一年半，时间不长竟然是大专班，让我们这三年的中专生羡慕不已，他们不愧是时代的幸运儿。与我们上学时候相比，实习生们的颜值、能力、精神风貌得到全面提升，意气风发，信心满怀，宛如从太平洋吹来的一缕春风，给师生带来无限生机。

实习生吃住在校，听课、研讨、试讲，有条不紊的落实各项实习计划。他们的专业课分别由我和仇老师给予授课指导。跟我实习的有位马英美同学，家是淄博市博山区南博山镇的。她勤奋好学，朴素谦逊，性格低调。

1986年初秋时节，我接到县农业局的调动通知。既然这类学校失去了生命力，我们也就自然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县农业局张久德局长给我三个选择：县棉花原种场，肖庄或博平农技站。我思考后最终决定去博平镇。

我把农业局汇报学校后，学校安排了丰盛的送行宴，席设会议室，由赵生昌等领导陪同。说实话，两年来学校对我和长义一直不薄，高看一码厚爱一层。那是1985年教师节，学校还为我和长义各配一套沙发，那是其他老师绝对没有的待遇。

本次送行宴席也足够隆重。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由于我不胜酒力，加之离别的复杂心情，脑子失控，耍起酒疯。好在赵主任处惊不乱，掌控局面，否则丢人了。学校好心好意地送行，本应感恩戴德，反而吹毛求疵，纯属不识抬举，不识好歹！这件事，几十年来深埋心底，耿耿于怀。如果我们把这事，当然也包括那位怒不可遏，撸起袖子准备拳脚相加的朋友都归结于年轻的话，算是给自己抹抹脸、遮遮丑罢了。要调走了，工作孬好另当别论，倘若挨顿揍，那真是笑话了。好在人家宽宏大量，留一点脸面。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一晃几十年，我和我的同学们早已青丝不再，两鬓斑白，准备“奔六”了。英姿勃发，青春年少，成了爷爷奶奶、姥娘姥爷。更有不幸者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这里，我们深切缅怀仇长义老师，但愿灵魂安放处，烛光莹莹，有诗书相伴。

两年，对于历史的长河可谓一瞬，而它却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割舍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日子，念念不忘。

在那里，我迈出人生之第一步，实现了由学生到老师的身份转换。

在那里，我丰富了人生阅历。我们的档案中有一段名字记载，那个名字叫“老师”。

在那里，我的一些同学走进象牙塔，一些同学虽然没进大学门，却在各行各业卓有成就。我没有成就，我的同学们很有成就；我不优秀，我的同学们很优秀。

在那里，我和老师同学结下深厚的友谊，友谊天长地久，这将是我终生骄傲和自豪。

在那里，我也留下不少遗憾。比如前面提及的酒后无德，比如“胡溜湫”的雅号，比如我的“美多”被拖入西山墙外的草窝……

两年，时光匆匆；两年，风雨兼程。祝愿我们的学校越来越好，祝愿我的老师同学们，身体健康，事业发达，家庭美满，人生如意！祝愿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