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石屏：桥头河往事

周海良

一

        1949年10月,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后,不仅要解决政权供给,还要筹集军粮支援前线。

        有一天，保长李国卿找到不满十五岁的我，说区里指名要我参加保甲长会议。

        当晚，我去找区委副书记吴源泉,他说:“这次大会，要利用保甲长突击完成征粮任务。农会组织起来以后,就会一切权力归农会,你要抓农协会发展,秋征由他们去搞,保甲肯定要取消,只是时间问题。地下党名册已交了新区委,（国民党）六十三师过后的党员全部不承认，这些人以后要重新入党,能作农会骨干的,要他们努力工作,不要有情绪。”

       会议在桥头河建国中学开，人到得很齐,每保一个，教室晚上摊地铺,白天是小组讨论处，400多人齐聚中学礼堂，听三区区委书记刘公泰（后仼湖南省委政法委书记）作报告。

       刘是冀南一大队六中队的南下干部，山东临清市人，很多人听不懂他的北方话，他讲“斗争”,大家听到的却是“肚痛”,只好由吴源泉按原稿重讲一次。大家才明白，秋征的意义是支援革命战争,夺取全国胜利。下午小组讨论，谈认识，表态度,一致表示提前完成任务。

       第二天上午，石桂亭区长（后任邵阳市长）作总结报告, 石区长是河北馆陶县人，大家也听不懂他的北方话，他讲“斗争”,大家听到的还是“肚痛”,只好由吴源泉再讲一遍。

       其实，斗争岂止是肚痛？

        好在群众觉悟高，素有“养崽要养娘、耕田要纳粮”的传统,交粮非常积极,提前多日完成秋征任务。

        每个仓库都有人守夜,没有任何报酬和补助,很有光荣感。第一年秋征完成了,县区政府有了自己的财政。

        当时人民币没有普遍流通,粮食成了交易等价物。建国前借的军粮,凭借条抵交公粮。干部、教师每月大米115斤,干部在外面吃饭,交一斤大米,打条子到地方机关兑米。1949年-1950年是大米财政,后来才逐渐以粮折钱。

二

       1949年冬到1950年春,湘西、龙山、雪峰山剿匪如火如荼。

       我的家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虎患,到处发现老虎咬猪,仅伏口到四古这一带就打死多只老虎,这些老虎都是大山区打仗被赶走而跑到丘陵地区来的。

       土匪也一样,大股打散变小股,小股变散匪。

       人民政府发动全民剿匪,组织民兵到处设关堵卡,要凭农会的放行证明才能通过,由县统一指挥搞搜山运动,一切深山寺观和天然溶洞没有放过一处。

       我们在南风砂子托庵堂里发现两名持枪士匪,一个叫吴就才,另一名吴佳才，曾当过樟龙乡的乡队副,他持枪逃跑,开枪威吓,工作组指挥民兵,手持梭标鸟铳,百米围堵,一直追到柘溪,他们的子弹打光了,被民兵抓获,缴了一支快慢机手枪，这两名武装土匪都押送到桥头河区公所关押。

       大搜山之后几天,白石冲的民兵报告,仙女峰的庵堂里来了一股武装土匪,大概有十多人。我们立即报告区里,当晚就派来一个武装排,驻在我家院子内。

      第二天，我们化装侦察,决定晚上突袭,上仙女峰只有三十六弯一条路,其余都是悬崖峭壁,只能强攻。

      当晚，大雨倾盆,土匪设在路上的岗哨都撤了,一直到寺门口才有一个持长枪站岗的。

       我们靠近了他还不知道,一下夺了他的枪,把他抓起交给民兵,整排冲进去,土匪都在睡大觉,一枪不响就缴了械,抓获土匪12名,缴枪7枝,缴获制造假银元的模具和材料100多斤，区中队连夜将他们押回桥头河。

      后来得知，这股土匪是从烟溪逃来的,他们是原先为大部队制假银元的后勤人员。大部队被打垮了,小头目想发财,想找个小地方重操旧业,没想到群众发动起来了,无处藏身。

       数百年不能肃清的匪患,在这场剿匪运动中彻底解决了。

三

       1951年1月,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展开了。

      我负责桥头河法庭栗山桥分庭日常工作。

      有一天，公安助理李振海回来传达上级精神,主要有三个要点:

     一是死刑判处权下放到区法庭,死刑核准权下放到县公安局,电话报告，符合条件者当即电话核准,实际是备案。

     二是明确死刑界线,一杀成份(一定是地主阶级),二杀职务,军(营长以上)政(乡长以上)警(所长以上)宪(连长以上)特(军统中统职业人员),三杀罪恶,新账老账都要算,血债要用血来还,配合土改运动,争取两个高潮同步,保障土改顺利进行。法律依据是《惩治反革命条例》和《惩治不法地主条例》。审判由区法庭负责,栗山桥和七星街两个分庭是中转站，配了武装班看守关房押解犯人,初审后要判刑的对象，都要上解到区,不够判处的就地释放,对所辖地区执行死刑,要负责宣判和维持秩序。

      通过明察暗访,最后确定镇压“八大金刚”:严协修两父子,严才成、乾成、楚成三兄弟,还有恶霸保长严惠州,三区最大地主严锦堂。

      在镇反追逃工作中,伏口要求抓捕毛主席的同学罗驭雄。当时罗在省政府当参议,公安厅不便抓捕,由安化追逃干部化装成农民向程潜送报告,程潜批准，回乡接受审查,就在省政府外把他扣起了，发现他身上有一封毛主席亲笔信,便逐级上报,地区指示可处徒刑留人,判刑十年,以后提前释放,由湖南省政府供给安排在武汉居住,1982年娄底中院改判无罪,1983年去世,享年88岁。

       如果当时他身上没有那封信,这个国大代表候选人是会杀掉的。

      但也不是绝对的,按当时的内部规定,县长是不可能放过的对象,桥头河广生祥药店老板程守仁,江西人,抗战时当过县长,抗日胜利后弃政从商,来桥头河开药铺,没有参与地方政治活动,爱作善事,经常制作六一散、霍香丸发给上街农民,不收钱,群众称他“程善人”,但因为县长的职务必杀,为争取群众舆论,在桥头河召开控诉会,由他店里的员工控诉他是伪县长,是压迫人民的官僚,他散发低价药品,是小小惠收买群众,妄图反革命复辟,他站起来回应：“欲加之罪,何患词”,后来判了死刑,在桥头河枪决了。

      此时,另一个县长邱鹤山却遇到了一个绝境逢生的机会,益阳地区专员郭清文骑马来到桥头河检查镇反运动,在听法庭李振海汇报时,讲到邱鹤山当县长之后当校长,他的六个儿子都在人民政府工作,职务最小的是蓝田邮电局长邱政。

      郭专员问，民愤大不大,李答，没有民愤。郭专员说,没有民愤就不杀为好，一杀掉就是六个杀父之仇,不如宽大释放。

      按照郭专员的指示,第二天就释放邱回家。

      没想到，当我们教育他要认真改造、倒向人民一边时,他却说，你们镇压就不要心慈手软,要建立一个新政权,必须推倒旧政权的社会基础！我们说，你当县长杀的人基本上是匪盗,没有杀共产党人。他说，是他当时没有发现共产党,旧社会富者为富不仁,贫者铤而走险,没有人出生就想当土匪的。

      当我们把释放证交给他,他才相信人民政府是真的宽大,他还是表示感谢。

      1951年12月,蓝田县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邱鹤山作为特邀代表出席。

四

      1951年11月,土改结束,湖南省行政区划调整。新的蓝田县正在筹建,原安化三区定为蓝田县的五、六、七区。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说区委书记刘公泰找我谈话,我急忙赶赴桥头河。

      刚踏进刘政委的房门,他就大声说:“石屏,你坐下来听我讲,现在快要分区了,新区的领导已基本定好了,这次新提拔的干部都是雇农、贫农出身,不是党员的中农报上去也不批,所以考虑给你换个环境,人民银行要扩大,行长汪树杰是我们南下大队的总务,人很好,我介绍你到他那里去,可能好办一些。”说完，就提笔写信,也没盖公章,把信件交给我,叮嘱我说:“石屏,不要怕,过一阵就熟了,我去公安局,你有事就来找我。”我说:“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中农属小资产阶级,要加强自我改造,才能适应无产阶级的需要,我没有思想包袱,一定好好学习新业务,做一名合格的银行干部,请领导放心。”我拿着信就走了,第二天就去设在“湘乡会馆”的蓝田支行报到。

五

      1959年9月，涟源县召开三级干大会，贯彻庐山反右会议精神。

     会上，山塘公社一名副书记揭发了我的右倾“罪行”。

      他说,我在他家吃了一餐饭,讲了他堂客的小锅子菜好吃,是明目张胆反对公共食堂,鼓吹私人办小食堂;他在南昌坪挖煤矿,,我不仅不支持,反而要他停,还讽刺他是“×干劲”,鼓足干劲是毛主席的话,这不是反毛主席吗?两顶帽子一戴,我就是彻头彻尾的“右倾”分子。

       我在大会分组批斗了两天后,就回公社召开生产队长大会批判。会后,党委开会也不通知我了,我要求到田心大队去修水库,得到批准后，我一个人上工地,主动承担放爆任务，和民工住在一起,民工不反右倾,每天有说有笑,日子过得挺快活。

      不到一个月,县里通知我收拾行李到县委办报到,,要我去七星公社学习先进,我背个袋子就去了。七星公社安排我住招待所,书记吴迪之是熟人,他没有问话,我也不主动去汇报。社长廖皋涛晚上来我房间,以安化三区老同事的身份聊天,他说七星反右很厉害,供销社的主任是个好干部,批右倾太过火,他跑到山里上吊,发现时尸首己经腐烂了,没有放过他，批他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变了鬼也要批。县里认为你右了,要你来学左,你就到处看看,什么意见都不要发表,到檀山去摸几个数字,回去好汇报就行。我谢谢他关心。

     过了一个月，我背个袋子回县里汇报。没等我开口,领导说县委领导指示,要我去桥头河公社协助工作。

     我便收拾行李去桥头河，公社书记吴贵涛是同乡,他说县里未发任命,你参加常委会,分管社办企业,家属也在寒假调过来,作长期打算吧，先住下来再说。我表示服从安排。反右倾以后,一切向左看齐,没有人再提反对意见。

       1960年3月,我第一个女儿在桥头河出生,春光明媚之际,娩于湄水之滨,就取名叫媚湄,岳母从山塘农村带口粮指标来带小孩,每月不足二十斤米,非农人口供粮每月又压缩2斤,需要瓜菜补充,那时粮食蔬菜供应已开始紧张,朋友高象贤很有办法,从菜队买来一担南瓜给我，既可做菜又可代粮,终生不忘。

六

     1960年4月, 公社副书记张田斌向常委会报告,说湖南省要在桥头河召开天桥现场会。

     天桥是北京天安门附近的一个大市场,市场繁华,涟源县上报桥头河非常繁荣,和北京天桥相似,省里决定全省到这里现场参观,这是涟源县的大喜事,更是桥头河的光荣。

     县财贸办和商业、供销两家全力支援这次大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成立了天桥会领导小组, 吴贵涛任组长。

     会议准备期间,县里抓财贸的领导和商业、供销及相关公司的人员云集桥头河,大车的商品物资运来,把商店门面摆满,特别要把现场会收购物资从各地借来，保存到指定地方,到参观时使用,

     忙了十来天,一切准备就绪,后因桥头河住宿条件差,与会代表住涟源县城招待所和旅店,只到桥头河参观，吃两餐饭,听公社汇报,但要名酒名菜名厨,从涟源一中选调了几十名女学生，分到各桌敬酒,做到每桌有一名官员和一个女学生陪酒,按六客两陪编席。

     不参加陪客的公社干部另设一个小食堂,也有好菜好酒,自斟自饮。

      现场会高潮除了劝酒以外,就是参观市场,组织上千人的农副产品送售队伍，送了二百多头生猪,一部分是先前预约，由干部带领送来,一部分是从肉食公司仓库后门送出去,再绕道走前门送进来，循环流动。

       当时，鸡蛋稀缺,即算是把仓库里的移出去送进来，还是不够热闹。有人想出一个办法，从桥头河大米厂担来大量废弃的稻谷壳,把箩筐装满，在谷壳上面放两层鸡蛋,每一担有100来只蛋就盖住了谷壳,雇请的挑夫也高兴,既赚了钱，还不费力。

      这一天，庞大的送售农村产品队伍足足在街上游了两个多小时,等到参观队伍离开才收场。

     天桥现场会是涟源大跃进的笑话，也是灾难的开始。

     从1958年开始,讲假话受宠,讲真话挨批。

七

       桥头河天桥现场会不久,记得是6月,时任邵阳地区副专员刘公泰来桥头河检查工作,我们在公社大门口相遇,他问我在这里干什么?我老实回答在“养猪”。

      他没作声,走进吴贵涛办公室，大发脾气,“贵涛,你怎么搞的,都是三区几个人，还不清楚吗?谁叫你要石屏养猪?”吴贵涛解释半天，他还是不信,当着大家的面，大声宣布:“石屏作好准备,明天同我坐车回涟源。”

      晚上，我找吴贵涛交换意见,吴说:“你的任务是抓养猪为主,大部分时间在猪场,回答养猪很正常,你不是发牢骚。我赚了骂也没有意见,他误会是我打击你,你先跟他上去一下,等他消了气再下来。”

      我在涟源招待所住了两天,县组织部和农村部各派一人来,告诉我县委决定，让我去龙山林场,担任副场长,介绍信和工资关系都带来了,还带来降薪通知,由19级降为20级。

      就这样，我上了龙山。不料，因祸得福,在龙山这个世外桃源，我和家人避开了三年饥荒。

      ——根据我的老领导龙石屏《岁月留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