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如何对这个世界说？

只是一叶红（拒私聊）

　　那一年，我22岁，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美好的想象与期待。

刚刚迈出学校校门的我，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机关报做编辑。因为是小报，没有公开对外发行，所以副刊的稿件就常常枯竭。为了填补空白，我只好赶鸭子上架，写一些应景的文章。所幸的是，我愿意写，也有人愿意读。对面桌的女孩是报纸的美术编辑，她刚刚从福建师大的美术系毕业，也喜爱文学，因此常常对我的文章会进行一些点评，更多的是熨帖的鼓励。

“空中几朵云，纸上数行字。我只是以自己真诚的一颗心呼应着这个世界，诚恳地写下自己的生活。”我这样笑着对她说。

《窗外》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写就的。我记得，为了使题图更契合文章的主题，女孩还整整花了半天的功夫苦思冥想。

　　那时候，几乎每个季度，市委宣传部都要召集我们这些报纸编辑学习、培训或者开会。我就是在那时候认识了那位姓王的编辑。他看似朴实，一副古道侠肠的豪情。

“叶红，你散文写得不错。回去整理一下，拿几篇来。我一位老乡在杂志社做编辑，我可以帮你推荐。”

“真的吗？这样可以吗？”我很感动，但还是觉得有一些难为情。

“有什么关系呢？这世界本来就需要自我推销嘛。”他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表情让人一点都不怀疑他的真诚。

一周后，我把《窗外》和另外两篇习作一并交到了他的手中。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会成为我二十多年人生中最错误的一次决定。

一个多月后的某个清晨，对面的女孩在翻阅一本杂志时，忽然“啊”地一声发出了惊叫：“叶红，怎么回事？你的文章会发在这本杂志上，而且用的是别人的名字？”

我一目十行地匆匆浏览了一遍，立时愣住了，马上拨通了王××的电话。电话那头，他支支吾吾了半天，不能自圆其说。我知道自己被骗了。傍晚，他又给我打了一通电话，大意是说，要来找我，补偿我的损失什么的。“补偿，这能补偿吗？”我委屈得眼泪要从眼眶里溢出，“啪”地一声就把电话挂断了，我不愿意妥协。

第二天，我找到那家杂志社的主编，也是他的老乡。这位主编极尽热情地接待了我，先是数落了这种剽窃行为的种种不是，又安慰我不要着急，杂志社自会给我个交代，为我刊登更正启事，让我先回家等消息。我如释重负地回到单位，庆幸着事情总算有了较为圆满的答案。

一个月后，我终于在那本杂志非常偏僻的一个角落，看到了杂志社给我的“交代”：“因为本杂志社印刷厂工人工作失误，导致……”我无法再读下去了。如果说，蒙在鼓里的欺骗是一种伤害，那么这种暴露在阳光下的欺世盗名则可以令人彻底绝望。整整两天，我都没怎么说话。

　　以后，关于《窗外》的各种麻烦可以说是接连不断。我没有想到，这篇不足千字的散文是如此的命运多舛。它被以“王××”的名字不断地被各种报刊杂志转载，也出现在江苏南京、湖北天门市中考的考卷上，网上关于它的网页达到了四十多页。更有一家出版社，竟然套用“董桥”的名字，把它入选在供中学生阅读的文选中。众所周知，董桥是著名的散文大家，香港的“四大才子”之一。套用他的名字，无非是博人眼球，扩大书籍的发行量而已。这对中学生朋友、对董桥本人、对我都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为了阻止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我郑重地致函北京的那家出版社。几番理论，丝毫看不到对方的诚意。甚至有一个编辑咄咄逼人地提示我：“你一个人，我们一个出版社，你觉得你能赢得了吗？”我无语了，是啊，我深知笔墨官司的艰难，而我又是这样的孤单力薄，是否能够坚持到最后，连自己都说不清楚。

岁月流逝，世事嬗变。如今，我想，大概没有几个人能记住它真正的作者，它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似乎也没有太多的人在关心。唯有我，时时牵挂着它，因为我们有着永远无法割裂的血肉亲情。

我依然记得，当初铺开稿纸，写下《窗外》时是怎样一种美丽心情。那天，阳光是那样的耀眼，轻风是那样的柔和，我开始写下文章的第一行字：

“从我的窗口望出去，你可以看到一棵高高的芙蓉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