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剑客,生于困难年代,长在动乱时期,吃过糠,下过乡。“恢复高考”后,成为“新三届”中的一员;毕业后,先后供职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做综合调研工作、搞职业技能教育、干统战教育培训,历任副处长、处长、副主任、党委书记、院长等职。2018年退休,业余作家、客座教授、特邀研究员。

        先后出版诗歌散文集《情丝文韵》、杂文集《谈天说地》、诗集《低吟浅唱》、散文集《品读哈尔滨》和长篇报告文学《巴兰颂歌》《工作队在依兰》,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文集《调研·思考·实践》《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文萃》等。

    百人百态之四十三:英年早逝的秀程和春远

        秀程姓李,春远姓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市政府办公厅调研室的两位英年早逝的“笔杆子”。

        说到他俩,就必须先介绍一下他俩所从事的工作。这里所说的“笔杆子”,既不是作家,也不是诗人,而是专门为市政府领导起草各类讲话、报告和署名文章;按照领导旨意,对涉及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问题或某一方面的具体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对策意见和建议的人。这些人,“幕后一身汗,台前靠边站”“鞍前不越位,马后不掉队”;这些人,“两眼一睁,忙到黑灯”“节日无假,假日无闲”;这些人,“默默无闻做着事关重大的事,辛辛苦苦干着憋憋屈屈的活”“按图索骥不能违背旨意, 献计献策不能拍板决策”;这些人,被戏称为“ 责任大,要求高;熬心血,耗大脑;压力大,血压高;嘴起泡,尿黄尿;胡子长,头发掉;饥渴不知,晨昏颠倒;省了媳妇,费了灯泡”。难怪有人把“写材料”与“挖菜窖、蹲小号和戴绿帽”并称为“四大憋屈”。正是:“孤灯茕影苦思寻,字斟酌句写公文,寒暑饥渴浑不顾,错把晨曦当黄昏。”“时间在写材料中蹉跎,青春在写材料中流逝,颈椎在写材料中僵直,腰椎在写材料中突出。” 

        作为个中之人,我体会了近30年的个中滋味,可谓是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有时候,亲朋好友打电话约我下班后小酌几杯我不敢答应,因为写材料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因此而爽约的时候不在少数,朋友戏谑我:“亲朋好友如相问,都说他在写材料”。有时候,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无暇顾及,曾因外出公干母亲去世时都没在身边,让我体会了“忠孝不能两全”的滋味。曾经的同事坐在一起“扯闲篇”,提起当年的情形,无不感慨万千,“聊到当年断肠处,明月夜,写材料”。 

        我曾经写过一首诗,道出了我们这些“笔杆子”的工作状态:“当月光爬上枕边,当人们进入酣眠,办公室的台灯还在亮着,桌前坐着一位英俊的青年。稿纸用了一页又一页,表针转了一圈又一圈,沉浸在工作中的青年,已忘记了黑夜还是白天。一缕晨曦照亮了黑色的帷幕,朝霞映红了青年的脸,疲惫不堪的他舒展了一下双臂,又在一个不眠之夜中,迎来了忙碌的一天。”

        绝大多数人都喜欢站在生活和工作的背面躲避生活和工作的无情、艰辛与困难而不敢主动地直面人生,而有些人则不得不迎难而上、迎接挑战,还为此付出了大好年华,付出了汗水、心血、健康甚至生命。秀程和春远就是这样的人。

        秀程和春远,既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良师益友。二人无论是外在形象还是脾气秉性都有极大的反差:秀程圆脸、矮胖、笑容可掬,春远长脸、瘦高,严肃冷峻;秀程慢条斯理,说话轻声细语、走路鹅行鸭步、工作有板有眼、待人宅心仁厚,春远性烈如火,说话心直口快、走路大步流星、工作七尺咔嚓、待人真诚爽快。

        秀程到办公厅调研室工作之前,在军工企业哈尔滨伟建机器厂工作。他酷爱文学,喜欢舞文弄墨,经常给报刊杂志投稿,是《哈尔滨日报》社的优秀通讯员。在《哈尔滨日报》社准备调他到报社当编辑时,被市政府办公厅抢先一步,调入办公厅调研室的前身办公厅综合处从事文字综合工作。

        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和相近的脾气秉性,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办公厅调研室工作后,与秀程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

        秀程在工作上对我很关心,他给王人生市长当秘书时,每当王市长外出开会、调研、视察,他就借故让我替他跟随王市长服务左右,我心里知道他是有意让我接替他做王市长的秘书。市长秘书在机关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但我自知不适合做这个工作,所以也没有向这方面努力,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

        1985年3月中旬之前,秀程以调研室副主任之职兼任王人生市长秘书。5月,黑龙江省副省长宫本言到哈尔滨市任市长,王人生到市委任常务副书记,秀程仍然为王人生常务副书记做一些服务工作。

        每年“元旦”前后,市政府办公厅为筹备一年一度的“两会”,都要以调研室为骨干,从各委办局抽调一些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员组建《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集中住在友谊宫宾馆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等会议文件。这一年,因为新任市委书记李根深、市长宫本言3月18日才到任,所以直到4月上旬起草组才开始“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

        4月16日晚上,宫本言市长第一次听取起草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总体构想和基本框架的汇报。17日至20日起草组分头起草《报告》;25日市长办公会讨论《报告》(初稿);27日修改完毕,形成了《报告》(送审稿),准备第二天上午提交市委常委会议讨论。27日晚上,秀程带着我和刘继庆、伍岳等到市政府铅印室校对、印刷《报告》(送审稿)直到28日凌晨3点多钟。我与伍岳将印好的《报告》(送审稿)送到市委办公厅以后,就回到友谊宫休息,这时秀程和刘继庆已经休息了。

        早8时许,我起床后叫大家起来吃早饭,秀程对我说他胃不舒服,不去吃早饭了。我和刘继庆、伍岳等走到饭厅还没有坐稳,饭厅的电话铃骤然响起,我拿起电话就听到秀程断断续续地说:“振华,我特别难受,你们快回来送我去医院。”

        我们赶紧把秀程送到市第一医院门诊部急诊室,这时的秀程脸色惨白,毫无血色,汗水湿透了衣裳。当天是周日,医院里绝大多数医务人员都休息,尽管为数不多的值班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进行抢救,但仍无力回天,秀程在抢救室病逝。

        刘继庆赶快跑到市委常委会议室,把秀程逝世的消息向正在常委会上汇报《政府工作报告》起草情况的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王述纯报告,王述纯走到市委常务副书记王人生身边说:“继庆说秀程在市一院去世了。”

        王人生反问道:“你说什么?昨天上午还好好的,怎么……”

        市委书记李根深听到了王述纯与王人生的对话后,说道:“暂时休会,人生、述纯,你们先去处理一下。”

        参加会议的王人生、李乃等市领导赶到市一院时,秀程的遗体已经用白床单覆盖,年仅36岁的秀程就这样殉职在工作岗位上。

        见此情景,王人生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一个昨天还生龙活虎、谈笑风生的的汉子,竟然毫无征兆地撇下年迈的老母、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没有给亲人留下只言片语就突然撒手人寰,实在是令人惋惜、使人动容。

        春远,军转干部,到办公厅调研室之前在市政局办公室工作。他性格刚烈、正直善良、侠肝义胆、无私无畏,对看不惯的事情敢于仗义执言、直抒胸臆。

        春远做事严谨认真、精益求精。他的钢笔字方方正正、工工整整、金钩银划、力透纸背。他对文稿的整洁度有近乎苛刻的要求,部下起草的文稿,完成后要重新誊写一遍供他修改,誊写后的文稿既要整洁,也不允许有错字或改过的字,若被他发现不符合这个标准,他会毫不留情地把文稿摔到你的办公桌上。对部下严格要求,对自己更加严苛,他自己誊写的文稿,若不小心写错了一个字,他会毫不犹豫地撕掉重新抄写,而且字迹工整、稿纸整洁。有一次我誊写文稿时,一页稿纸抄到最后一个字时,不小心写错了,因为春远等着看稿子,我就在另一页稿纸上重新写了一个字,剪下来粘在错字上面。把稿子交给春远后,他没有说什么,我庆幸他没有发现。

        第二天上班后,春远对我说:“学会变通啦,粘得挺好哇。昨天忙着改材料,没跟你说,今后不许这样糊弄啊。下不为例啊!”

        我自知理亏,低头不语。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和平时期誊写材料错一个字没啥,改过来就行了,若是在战争年代,那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虽然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但没有体会到其中的分量。

        不久,我在一篇《综合文稿写作讲座》中读到两则故事,才对当年春远的话有了重新认识。一是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结成“反蒋联盟”,决定在沁阳会师,聚歼盘踞在河南的蒋军。冯的参谋在拟定命令时,误将“沁阳”写成了“泌阳”,两地虽然都在河南省,但一北一南相隔数百公里,结果会师不成,反被蒋军分割包围而失败。仅仅多了一撇,致使冯阎兵败中原。二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和侵华日军在柳州展开激战,美国第六航空队奉命轰炸驻扎在贵州边境六甲地区的日军。由于译电员误将“六甲”译成“六寨”,致使美军战机误炸了在六寨安营扎寨的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部,1名中将、两名少将、200多名上校和800多名士兵、5000多名平民死于非命。我想起当初春远的话,心里想:“一个字的对与错,还真是人命关天呢!” 

        数年后的一天,市政府召开会议,“会议材料”上将“洪企鹏”副市长的名字印成了“洪企鹅”,责任人被领导勒令写书面检查。这件事一时成为笑谈,也给我们提了醒。以往校对文稿,重点是校对正文,而忽略了正文以外文字的校对。从此以后,再校对文稿时,我们对大标题和领导的名字特别注意、反复校对,唯恐出现类似的低级错误,使数日的辛苦和成果毁于一字。

        工作时认真,娱乐时也不例外。每天午饭后,只要没有工作任务,春远都会与几位同志一起“打对家”。跟他结对,打牌时需格外小心谨慎,若是出错了牌,他会劈头盖脑地把你数落一番,弄得你灰头土脸。其实,春远是刀子嘴、豆腐心,很“护犊子”,他批评你行,别人批评你,他就会为你“辩护”,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他都会出头替你说话。1987年,我提职时,他多次向办公厅和政工处、调研室领导力荐,使我由科员直接提拔为主任科员。

        春远做人堂堂正正、坦坦荡荡。他为人率真、直爽,痛恨拐弯抹角,喜欢直来直去。他认为,人生在世就应该保持真我,不忘初心,仗义执言。有一段时间,调研室有一位领导横竖看我不顺眼,有一次我穿了一件中学同学送我的仿羊皮风衣,这位领导看见后冷嘲热讽地说我整天穿件皮大氅,不像工人家庭的孩子。春远听到后,很不以为然,他说:“人家又没有穿奇装异服,怎么就不像工人家庭的孩子啦。我没听说对工人家庭的孩子穿衣戴帽还有规定啊,又不是在满洲国,老百姓吃大米饭犯法,这都什么年代了……”

        后来我对春远说别因为我得罪了领导。他说:“我是气不公,没有这样欺负人的。”

        春远文字功底很深,记忆力极强。他的文字功夫堪称上乘,在当时的处级干部中出类拔萃,这得益于在部队的严格训练和他自己的不懈努力。宫本言刚任市长时,对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工作十分重视,并把这方面的工作作为“让人民得到实惠”的重要内容,举全市之力加以推进。一时间,这方面的调研接踵而来,这方面的会议接二连三地召开,会议讲话、调研报告一篇接着一篇。作为调研室负责城市建设管理方面综合调研工作的工作人员,春远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起草讲话,撰写报告,忙得他恨不得变成千手观音。这段时间,他出手的综合调研文稿,领导非常满意。

        他的记忆力惊人,有一次,他与当时的顶头上司崔景尧去领导的办公室接受任务,他没有带笔记本,自然也就没有记录。从领导办公室出来后,崔景尧批评了他,并要求他今后注意。春远说在部队当秘书时,到首长办公室是不让带笔记本的,习惯了。刚才领导说的都记在脑子里了。崔景尧觉得领导说了半个多小时,单凭记忆肯定记不全,于是就给他出难题,让他把刚才领导说的整理出来,下班前给他。崔景尧没想到春远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就把整理好的领导指示交给了他,他拿出笔记本逐一核对自己记录的内容,确实毫无偏差。 

        春远是个疾病缠身、带病工作的病号。他一直患有气管炎、肺气肿等疾病,我到办公厅调研室工作后就发现他吸烟、咳嗽,经常含服“痰咳净”镇咳、祛痰。1988年年底,赵春远因病住院,诊断为肺癌晚期。

        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春远执意回家治疗,医生和领导都不同意。他对医生和领导说:“这些年,我当兵时,住在军营,管不了家里的事情。转业后特别是到调研室以来,整天忙于工作,陪家人的时间太少,亏欠妻女的太多,我要利用自己在世的有限时间多陪一陪老婆孩子。”

        听了他的话,在场的医生和领导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宫本言市长对春远的治疗十分关心,他指示市卫生局从北京、上海等地请来专家为春远会诊、治疗。春远患病期间,需要吸氧,但出于安全考虑,家里又不便放置氧气瓶,我就每天将两个充满氧气的氧气袋送到他家。1989年5月,春远带着对妻女的不舍、对人世的留恋,在与病魔的顽强抗争中失败了,享年46岁。他太累了,太需要休息了。

        春远病重时,正值一年一度筹备“两会”的时间段。弥留之际,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再让我修改一遍《政府工作报告》吧,以后恐怕没有机会了。领导只好满足他的这一心愿。他在病床上,将两万多字还未定稿的《政府工作报告》一字一句地修改了一遍。

        两位从事文字工作的处级干部在短短的5五年内相继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在市政府和办公厅造成很大震动,也给两个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特别是春远去世后,他可爱的女儿也因病离世。几年后,我见到春远的夫人,仍然可以看出中年丧夫、丧女的伤痛给她带来的巨大痛苦。

        人生是一场长途旅行,每一步都会付出辛劳和汗水。秀程和春远在他们不算太长的生命旅程中,以自己坚实的脚步留下了一长串闪闪发光的足迹。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想,工作中以牺牲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而一味地强调“五加二,白加黑”“无私忘我”“拼搏奉献”,而忽视对人身体的关心和心灵的关爱、忽视对工作节奏的把握,违背“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张弛有度,方为人生”的道理,是极不科学、极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