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东总”感召林弥一郎

杨振东

<h1><font color="#ed2308"><b>一、“解放军空军之父”</b></font></h1> <h3>林弥一郎(1911年9月2日 - 1999年8月14日),中文名林保毅,日本大阪府南河内郡人,日本陆军航空兵少佐。1945年日本投降后,林弥一郎率部投降八路军,后在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担任教官。他和他属下的第二航空团第四教练飞行队培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代飞行员。日本专家称其为“解放军空军之父”。</h3> <h1><b><font color="#ed2308">二、从军经历</font></b></h1> <h3>1932年,21岁的林弥一郎被征招入伍,成为一名航空二等兵。1932年9月到1935年,林弥一郎经历了三年多的刻苦训练,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和飞行教官,并晋升为航空兵曹长军衔。由于技术出色,1938年5月,林弥一郎成为一名少尉候补生,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训。当年年底,以优等成绩结束了陆士的学业,正式以陆军少尉飞行员的身份被分派到飞行第54战队担任战斗机飞行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久,54战队进入中国战场参战。</h3> <h3>1942年8月,在桂林上空,林弥一郎驾驶的97式战斗机曾经与陈纳德的P-40展开过激战,并且飞机被打了34个窟窿却成功的从战场脱离,飞回日军占领下的广州白云机场。太平洋战争中后期,54战队长期驻守北千岛的占守、幌筵岛机场,负责防御从北方来袭的美军轰炸机。日本军事力量最早的在本土防空作战中的的战绩和最早的空战损失都出在54战队。林弥一郎在54战队期间,由少尉逐级晋升为大尉,并担任第3中队的中队长。在与美军的B-24、B-25轰炸机的苦战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战争经验。1944年11月,林弥一郎晋升为少佐。一名普通士兵出身的军人能够晋升到校级军官,这在非常强调科班出身和论资排辈的日本陆军中属于相当少见的例子。随后,林弥一郎调往中国东北担任驻沈阳的第101教育飞行团第4练成飞行队队长,扎在沈阳东南的奉集堡机场,负责新战斗机飞行员的战斗训练和中国东北地区的防空任务。</h3> <h1><b><font color="#ed2308">三、率部投降</font></b></h1> <h3>日本宣告投降后,林弥一郎所在的关东军第2航空团第四练精飞行队不愿向苏军和中国军队投降。1945年9月9日,大队长林弥一郎带领300余人,遗弃机场和40多架飞机,向南逃跑,于9月29日流窜到本溪以南凤凰城以北摩天岭山区。这时,八路军第16军分区21旅政委刘光涛率领一支部队,正在向凤凰城连山关一带追击敌人,他们在凤凰城西大约5公里的山中发现了林弥一郎飞行大队,于是迅速将他们包围。刘光涛政委向曾克林和唐凯报告了这一情况,曾克林随即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了报告。“东总”指示21旅组织精干的谈判小组,上山劝降。</h3> <h3>中方谈判小组由5人组成,由12团12连指导员聂遵善带领,凤城县伪县长三桥(日本人)带路并兼翻译。谈判开始时,林弥一郎等深感侵华罪行严重,对向八路军投降顾虑重重。聂遵善先是指出,日军兵败军散,退路切断,下山投降是唯一出路。接着,又向日军交代了八路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他说:你们虽然参加了侵略战争,但那不是你们的意愿。过去你们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战争结束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就把你们当作朋友,以礼相待。谈判过程中,日方几次探询中方代表官衔,聂回答:“我是旅政治委员特命全权代表,官衔不大,但言必有信。”这番话使林弥一郎解除了顾虑,他召集几位日军军官商量后,决定接受我军提出的条件,下山投降。于是,聂遵善对林弥一郎说:你们愿意和平投降,我们表示欢迎,并尽可能为你们提供方便。我们为你们选定了一个离这里不远,条件稍好的宿营地,请你们明天把队伍带到那里,交出武器,八路军将举行受降仪式。</h3> <h3>第二天,21旅派出一部分干部战士提前到达受降地点作了准备,在那里摆了一张6尺多长、3尺多宽的桌子。当林弥一郎带队来到指定地点,21旅的代表对林弥一郎说:“请你们把飞行装具放在桌子上,武器放在地上,军官的指挥刀不愿交出来的可以不交,这是对你们的诚意作出让步。”于是,日本航空队员一个接一个走到桌子前把飞行装具和武器交了出来,受降仪式就在这平静的气氛中结束了。40多年后,林弥一郎在《我与中国》一书中回忆此事时感慨地说:“以前,在新闻片中看到的有关缴械的描述和画面,都是在对方刺刀威逼下被迫交出武器,那场面难堪之极。但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一个端着刺刀的八路军战士,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第一,一言为定的事情,对方百分之百地守信用,这使我非常感动,我钦佩这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第二,尽量回避使用‘解除武器’这这个词,而用交出武器,为了不使我们感到难堪和悲哀,甚至为我们考虑了接受武器的方式。他们想得多么周到啊!”</h3> <h3>日本航空队被解除武装后,分散居住在当地老百姓家里。这时的东北因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达14年之久,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八路军官兵和老乡一样吃高梁米和玉米,但为了照顾日本人爱吃大米的习惯,部队千方百计到老乡那里筹买一部分大米给日军飞行大队送去。</h3> <h3>10月上旬的一天,曾克林和唐凯在本溪16军分区司令部举行了一个欢迎会,由刘光涛政委将林弥一郎大队的十几名代表请到司令部。当林弥一郎等被带进一间教室模样的房间时,只见桌上已经为他们摆好了丰盛的中国菜。曾克林和唐凯、21旅旅长杨树元及刘光涛等打着手势请他们入座。席间,曾克林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重申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并表示一定保证日军的生命安全,要他们安下心来,变敌为友,与我军合作。开始,林弥一郎等担心吃了这顿饭,中国人会处置他们。听了曾克林的讲话,看到八路军干部又说又笑,不断地向他们劝酒,他们也就敞开喝酒吃菜了。</h3> <h3>饭后,曾克林和唐凯找林弥一郎等人进行了坦率的谈话,一方面指出他们过去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力,犯下了侵略中国的罪行;一方面对他们放下武器表示欢迎,要求他们回到辽阳奉集堡机场,看管和维护好飞机,随时听候我军的处置。当天,还留林弥一郎等人在凤凰城住了一夜。第二天在他们回去之前,曾克林又对林弥一郎说:这次没能请大家都来吃饭,所以给你们准备了点肉,带回去给大家吃。当林弥一郎看到是5头牛和50只羊时,惊讶得话都说不出来了。</h3> <h3>在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林弥一郎及其部下觉得生命有了保证,人格也受到了尊重,深受感动,心悦诚服地回到了奉集堡机场。</h3> <h3>10月中旬,曾克林和唐凯将日本航空队受降的情况,向东北局书记彭真、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报告后,林弥一郎和航空队的主要人员被召到沈阳“东总”,彭真和伍修权接见并同他们谈了话。彭真说,我们共产党人一贯认为,日本侵略战争的责任,应由日本帝国主义去承担,不是一般日本军人的责任,中日两国人民都身受战争之害。这使林弥一郎等深受教育。为了表示诚意,伍修权还将长征以来一直就随身佩带的伯朗宁手枪赠送给林弥一郎,希望林弥一郎少佐能够带领尽可能多的部下加入东北民主联军。</h3> <h3>这次受降,八路军共接收林弥一郎飞行大队各式飞机46架及各种器材和配件,此外还有17名飞行员,24名机械师,27名机械员,180多名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这些飞机、人员和装备器材,为以后人民空军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h3> <h3>然而此后发生“通化事件”(史料详情附文后),参与暴动的大量日军战俘被击毙或处决,林弥一郎等人也受到怀疑,中国共产党中央曾经三次下令要求中共东北局处决林弥一郎。但是当时中共“日军反战联盟”的主任前田光繁(又名杉本一夫,1938年在河北被八路军俘虏,成为了八路军第一名日军俘虏,后一直担任中共“日军反战联盟”的负责人)坚定反对,并且中共“日军反战联盟”的政治委员黄乃一出面做保,林弥一郎才免于一死,但是中共原本对于日军技术人员的宽容政策也有所改变,东北航空总队的人事权转移到了前田光繁的手中。同年3月1日,中共东北局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林弥一郎再次被任命为主任教官。</h3> <h1><b><font color="#ed2308">四、建设航校</font></b></h1> <h3>1946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决定成立东北航空总队,林弥一郎担任东北航空总队的副队长兼参议。2月,由于发生了通化事件,林弥一郎的几名部下受到了牵连,中共通化分省委书记吴溉之曾经三次下令要求处决林弥一郎,但是反战联盟主任前田光繁坚定反对、航空总队第一副政治委员黄乃一出面做保,林弥一郎才免于错杀。</h3> <h3>为了收集航空修理材料,林弥一郎所部奉命进驻到辽宁省本溪市,与东北民主联军分工协作,将奉集堡、辽阳、荣口和四平等地的前关东军飞机场遗留的破损飞机及飞机零部件全部收集了起来。经过东北民主联军的多方收集,前后收集和修复了日式飞机总计46架。</h3> <h3>同年3月1日,中共东北局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林弥一郎再次被任命为主任教官。林弥一郎在担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主任教官期间,在理论、实践、训练、教学等诸多方面开创了共军航空的基础,培养了大量的优秀航空人材。包括王海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民志愿军飞行员均为林弥一郎的学生。林弥一郎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日本方面的军事专家称为解放军空军之父。</h3> <h1><font color="#ed2308"><b>五、日本友人教官还培养中国空军第一代女飞行员飞上蓝天</b></font></h1> <h3>1951年4月,空军分别从中南军区、武汉中南预科总队、华北军区预科总队和华东军政大学选调了55名优秀女学员,送往牡丹江第七航空学校。当这些风华正茂的姑娘们正在向往着飞向蓝天时,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却给她们下达了一个似乎和飞行毫无关系的特殊命令。这个特殊的命令,让所有的女学员大吃一惊,甚至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这会是一道怎样的命令呢?</h3><h3></h3><h3>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学员进入航校后,遭受众多质疑。以学员黄碧云为代表,她实际上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而她们要面对的是复杂枯燥的理论知识。这其中包括空气动力学、气象学、领航学、发动机原理等等,一些文化程度偏低的学员,逐渐开始跟不上教学的进度。这些梦想着飞上蓝天的女学员们,又该怎么办呢?</h3><h3></h3><h3>过五关、斩六将,14位女学员终于克服重重困难,进入到了学习飞行的阶段。然而,当见到自己的飞行教员后,竟然有人强烈要求拒绝飞行。盼望了这么久,为什么又要拒绝呢?原来,这些女学员们发现,她们的教官,居然是日本人!当然经过校领导做政治思想教育教育工作和政治、历史学习,女学员们很快就理解适应了。<b></b></h3> <h3>1951年11月,14名女飞行学员,仅用了7个月就全部飞上了蓝天。同时,41名空中领航员、通信员和机械员也陆续毕业。至此,新中国第一批55名女飞行人员无一掉队,全部学成毕业。</h3> <h3>1952年“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天,首都各界7000余名代表和50多位各国驻华使节的夫人以及中外记者,早早来到西郊机场,共同见证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起飞典礼。下午1时,女飞行员们驾驶6架里—2型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首长及首都人民的检阅。飞机落地后,朱德总司令、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陪同下,检阅并接见了女飞行人员。朱德在讲话中特别指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女飞行人员,是新中国妇女的光荣,也是解放了的中国妇女学习的榜样。邓颖超说:“这也证明,妇女只要打破自卑感,有信心,有勇气,自强不息,努力学习,艰苦奋斗,一切工作都可以做,而且能够做好。”</h3><h3></h3><h3>3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飞行表演的女飞行人员时,毛主席还关切询问刘亚楼:“她们都成器了吗?”刘亚楼回答道:“都成器了,能单独执行任务了。”毛泽东对大家说,细妹子不简单,飞得好高啊!要训练成人民的飞行员,不要当表演员。</h3><h3></h3><h3>受阅典礼后,第一批女飞行员奉命组建新的航空兵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一批女飞行员奉命加入我军航空兵部队,多次执行空运任务。【下图一、二中国空军第一代女飞行员黄碧云;下图三培养中国空军第一代女飞行员的其中两名日本教员长谷川正(左)和宫田忠明。】</h3> <h1><b><font color="#ed2308">六、回国生活</font></b></h1> <h3>1956年8月,林弥一郎返回了日本。由于当时东西两大阵营对立极为严重,林弥一郎及其下属处境非常微妙和困难。林弥一郎被自己的同期生们非议帮助了中国空军建设,因而林弥一郎一直是保持沉默,很少谈及自己协助组建中国空军一事,也极少出席任何公开活动。据其下属转述,林弥一郎曾吐露其本人的真心话,说在当时二战日本投降后的极端混乱中,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没有办法,他坚持说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也不后悔。</h3> <h3>1977年5月,林弥一郎夫妇受当时的第一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的邀请,首次访问了中国。在该次访问中,林弥一郎受到了廖承志的接见,并会晤了多名自己当年的学生。访问回国后,林弥一郎在日本各地组织了“航七会”(即“七航校会”),为创建“中国归国者友好会”(又称“日中友好会”,即后来的“日中和平友好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该会最多时曾有会员1000多人。</h3> <h3>1996年,林弥一郎再次来到中国,参加纪念东北老航校成立50周年活动。1999年8月14日病逝,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航七会”会员举行了隆重的追思会,称他是一位中国人民永远尊敬的空军之友。</h3> <h1><b><font color="#ed2308">七、人物贡献</font></b></h1> <h3>在中国空军的历史上,不能不提及东北老航校,在东北老航校的创建史上,也不能不提及为之倾洒热血甚至献出生命的300余名日本友人。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勋显著者,无疑是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这支关东军的王牌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计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是从解放区转送来的投诚和被我军俘虏的日籍航空人员。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乔治·安德鲁·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h3> <h1><b><font color="#ff8a00">【附:惊心动魄的“通化事件”始未</font></b></h1> <h3>通化事件(亦称二、三事件),1946年2月3日,辽宁通化(今属吉林)万余旧日本军人在国民党策动下进行武装暴动。由于东北民主联军事先掌握情报,控制了内应分子,端除了国民党暴动指挥部,以一千余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疯狂反扑,打死暴乱分子四千余人,其中日本人三千多人。</h3> <h1><b><font color="#39b54a">事件背景</font></b></h1> <h3>震惊中外的通化“二·三”日军反革命暴乱事件是蒋日特分子合流产物。通化市地处中国东北的东南边陲长白山区,南部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北部与松辽平原相连,这里煤、铁、森林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也是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的故乡。在军事上,踞通化进可出东北松辽、退可守长白天险,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名将杨靖宇、王凤阁将军均在通化为国捐躯。日寇统治时期,通化市是伪“通化省”省会,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之前,日本曾一度阴谋将伪“满洲国”国都由新京(长春)迁往通化,“八·一五”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八路军迅速进驻通化接收日军的投降,解放了通化,建立起人民政权和地方武装。随着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至一九四五年年底东北军政大学、航空学校、炮兵学校中共辽东省委机关陆续迁至通化,通化市成为长白山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心革命根据地。</h3> <h1><b><font color="#39b54a">事件起因</font></b></h1> <h3>与此同时,聚居潜伏在通化的大批蒋日特务分子不甘心于失败,企图把通化从人民手中夺走,频繁地进行暗杀和武装颠覆活动。为了将八路军逐出通化,他们曾数次组织伪军警土匪武装进犯通化,均被八路军粉碎。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出于内战的需要,欲占通化造成对东北民主联军南北夹击的战略态势。但是那时国民党中央军远在关内,占领通化鞭长莫及,地方小股土匪武装又难以奏效。在这种情况下国党反动派以为通化有数万名日本人,特别是其中有六千名已缴械的日本关东军可以利用,于是在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光忱的亲自策划下,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耕尧为首的蒋特分子与日本关东军滕田大佐等复仇主义分子几经讨价还价,达成以暴乱成功后成立“中日联合政府”为条件的日军暴乱秘密协议。</h3> <h3>为了加速这个反共卖国协议的实施,从一九四六年一月中旬起,蒋日特务分子加紧勾结,经过数次密谋一项旨在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占领通化,建立“中日联合政府”为目的,利用春节期间守备空虚之机,由日蒋特务共同指挥,日本关东军旧军人为主力的“二·三”暴乱计划的保密。在未下达暴乱命令之前,知悉该秘密计划的人员仅限于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负责人和少数蒋日特务分子。为了保守暴乱行动的秘密,电台通讯改用密码,不仅如此,辽宁省国民党头目李光忱还亲自指示藤田大佐暴乱行动时“要化妆,走路三步一回头,拐弯抹角朝后看”等注意保密事项,真可谓机关算尽。</h3> <h1><b><font color="#39b54a">阴谋败露</font></b></h1> <h3>一九四五年末至一九四六年初,东北民主联军对于敌人的破坏阴谋虽然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但是对于蒋日反动派即将发动武装暴乱的情况却未掌握,严峻的形势对东北民主联军的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h3> <h3>但是到了二月二日傍晚,距敌暴乱仅有十多个小时的时候,得意忘形的敌人将暴乱秘密泄露出来。原来二月二日傍晚,一个戴国民党微章的人,走在大街上被东北民主联军哨兵发现。在对其盘问中,该人吱吱唔唔回答不清,哨兵认为可疑将其押送支队司令部。经司令部严加审讯,该人全部交代了当晚敌人要搞暴动,以及暴动的时间、信号等重要情况。而在这天的下午潜伏在民主联军内部的内应分子及国民党特务头目孙耕尧,分头秘密策反民主联军官兵参加暴乱的情况也很快为东北民主联军所侦知。特别是敌暴乱头目孙耕尧等策反民主联军军需股长沈殿铠时,沈假装答应参加暴乱并巧妙的将从敌人那里套出的暴乱秘密,及时报告了上级。</h3> <h3>“二·三”暴乱计划内容要点是:一是提出了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夺取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的暴乱纲领任务;二是确定了攻占通化行政公署,通化支队司令部、市政府、公安局、电话局、飞机场等七处重要目标;三是组织总兵力为五万人的暴乱队伍(其中日军三万人,国民党指挥的地方武装二万人,内应分子八百人);四是利用内应分子夺取东北民主联军炮校坦克四辆,航校飞机四架,并用日军投降时埋藏起来的机枪、步枪、手榴弹等军火装备暴动队伍;五是规定“山和川”为行动口令,市内以电灯闪灭为市内暴乱信号,在玉皇山顶燃放三把狼烟为市郊暴乱信号;六是规定暴乱标志:日军佩带“暂编东边地区部队”臂章,蒋特佩带“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臂章;七是暴动时间为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凌晨四时。</h3> <h3>敌人的种种泄密为东北民主联军粉碎暴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二月二日下午五时起,粉碎敌人暴乱的工作在中共通化分省委书记吴溉之同志的领导下紧张而迅速的全面展开:以通化行政公署蒋亚泉专员为首的东北民主联军作战指挥部,迅速下达了停止一切节日活动。党政军机关人员紧急动员,全副武装,进入阵地听命令。并火速催调援兵回师通化参加平暴。根据分省委的“分兵坚守,自卫反击”的抗暴方针,抽调通化支队、炮兵学校、朝鲜义勇军李红光支队组成机动兵力,配合保卫专署大楼、支队司令部、公安局、电话局、飞机场等重要目标。收缴一切留守日伪人员武器,清除内奸分子一百七十余人。出其不意地逮捕了暴乱的首要分子孙耕尧等十多名主犯,摧毁敌两个暴乱指挥所。这一切进行得既秘密又神速。随着暴乱时间的迫近,东北民主联军对市区局势的控制也逐步加强。</h3> <h1><b><font color="#39b54a">平叛经过</font></b></h1> <h3>1946年2月3日凌晨(农历正月初一)天色未明,南满重镇——通化市万家灯火,繁星闪烁,结束了十四年亡国奴生活的山城人民在喜悦中企盼光复后第一个春节黎明的到来。当时钟敲响四下时,全市电灯突然闪灭两次而后全城一片黑暗,接着位于市区中心的玉皇山上三堆大火冲天而起,城区不同方向也响起三声长音哨响,顿时喊声响起,枪声大作,数千名日本关东军武装暴乱开始了。</h3> <h3>暴乱匪徒们手持机枪、步枪,挥舞战刀在日本武士道精神和复仇心理的支配下,嘶叫着分数路向市内行政公署大楼、通过支队司令部、公安局、电话局、飞机场等重要目标发起疯狂的冲锋,妄图一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重占通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卫武装五百余人坚守阵地,英勇抗击着十几倍的武装暴徒。</h3> <h3>暴乱前夕已经得到情报,日本人计划暴乱夺取共产党政权交给国民党。于是民主联军秘密将一百多名原关东军指挥官员关押一处。然而关押地点被泄漏。暴乱伊始,日本军队围攻临时关押处。而民主联军只有一个班的看守兵力,班长当机立断,用机枪将一百多名企图里应外合的在押犯全部击毙,从而避免了形势的恶化。</h3> <h3>由于敌众我寡,又是分兵坚守,反暴乱战斗十分艰巨;东北民主联军阵地险象迭出。在各阵地中专员公署大楼的自卫反击战斗最为激烈。暴动乱开始后,左滕队长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周洪汉指挥近千名日军和国民党匪徒混合编队的暴乱分子,依仗人数众多和武器上的优势,疯狂地冲击行署大楼。坚守行署大楼的东北民主联军战士在行署秘书长夏骏青同志的指挥下,临危不惧,冒着弹雨与敌人展开白刃战,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专署大楼。尽管如引顽强的抵抗,暴徒还是冲上了二楼。在这危急时刻专员蒋亚泉同志处决了威逼他投降的警卫员(内应分子)后,立即来到战士中间边指挥边鼓励战士英勇杀敌。暴徒占领二楼后又向三楼发起了强攻,大楼守军决心与专署大楼阵地共存亡,与进犯之敌展开殊死博斗,大楼内杀声、枪声响成一片,形势万分紧急。就在这危险之承,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朝鲜义勇军的机动部队赶到,从背后猛攻暴乱之敌。敌人腹背受创,在民主联军猛烈夹击下终于溃败,除少数逃窜外,大部被歼,专署楼内楼外敌尸堆积满地,血污斑斑。</h3> <h3>经过两小时的血战,黎明时分援军赶到,在援助军的配合下,民主联军终于以较小的代价,共毙俘暴乱日近四千人,其中校级以上的军官八十八名,取得了抗暴斗争的胜利,从而避免了历史的逆转和更大的流血。</h3> <h1><b><font color="#39b54a">平叛之后</font></b></h1> <h3><b><font color="#b04fbb">主谋分子的下场</font></b></h3> <h3>暴乱核心人物一是原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二是汉奸国民党通化党部主任孙耕尧。</h3> <h3>孙耕尧暴乱前因机密泄漏被八路军事先逮捕,审讯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不料因为凌晨暴乱已经开始,电路被切断,行刑战士黑暗中没有击中孙耕尧。等到天亮时,暴乱溃败,八路军返回驻地发现孙耕尧等暴动头目均活着,遂补枪击毙所有罪犯。</h3> <h3>藤田实彦则是在全城大搜捕中第七天被民主联军从日本商社的一栋社宅阁楼中发现,同时三十多名日本人被捕。八路军在枪决所有日本主谋者的时候,唯独留下了藤田实彦的活口,五花大绑下让藤田实彦在展览会向所有参观者和游人反反复复地承认罪行。每见到日本人来参观,藤田实彦都会鞠躬谢罪:“真对不起了,真对不起了。”最后藤田实彦羞愤成疾病死在通化民众医院。 藤田实彦对日本人说对不起是由衷的,正是因为他在通化日本人中的威望和地位,以及他对形势的错估,坚持联合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夺取通化政权,最终导致暴乱失败后,在通化的所有日本男人都遭了殃。</h3> <h3><b><font color="#b04fbb">搜捕漏网分子</font></b></h3> <h3>战地漏网人员包括日本暴民和国民党党部人员遭民主联军全城整整两周的地毯式大搜捕。暴动策划者和主谋者无一漏网,几千参与者不是被击毙就是被俘。一千八百名日本人或战死或被枪决,三千多日本男性被集中关押。</h3> <h3>据中日双方的记载,数字有出入,但最保守的估计是一千八百日本人(日方有说3000余人的,也有一万多人的,当时通化周边共有日本投降军人和平民五万人)被击毙。通化的中国市民在日本人十四年的统治下,生活在高压恐惧的赤贫中,对日本人深恶痛绝。尤其是日本人在投降后仍然觉得高中国人一等,宁愿将储备的战略生活物资包括棉被军服食粮焚烧了也不给市民一粒粮食一件衣服。一些胆大的市民试图在火中抢回些粮食也被日本降兵打伤打残,导致暴乱后通化市民怀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对日本人无论是战斗人员还是平民纵情泄愤。</h3> <h3>更让中国人不可饶恕的是关东军卫生部队的残忍。抗战胜利后,关东军卫生部队投降并表明愿意为中国军队和市民提供人道救援后,八路军将这支130人的卫生部队成建制地保留了下来。不料后来这支部队在暴动中成为骨干并残忍地用手术刀等医疗器械将中国军队的伤员统统挑死。在这所野战医院被制服后,医院部队长柴田久中尉被处决。</h3> <h3>据中方参战人员和日本人生还者描述,中国人杀红了眼。凡是口令答不上来了的,上去就是一枪;凡是躲在洞里或隐藏处的,二话不说手榴弹就进去问侯了;凡是躲地窖里的统统堵死出口和通风口一律活埋。直到第二天民主联军军通化司令部才下达命令:只抓不杀。此时,已经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尸体。</h3> <h3>全城大搜捕时,日本人的傲慢也害了他们自己。日本人自视甚高,入乡不随俗,中国的春节居然不在门外挂对联。于是民主联军挨家挨户大搜捕,只要不挂对联的统统被破门而入,成年男子一律被绑走。于是,通化的日本人无论是商社从业人员还是铁道公司职员,统统被关入大牢。逃跑是愚蠢的,只要露出此意就会招来杀身之祸。</h3> <h1><b><font color="#b04fbb">其它方面</font></b></h1> <h3>人民空军的发祥地也在通化,东北老航校主任教官林弥一郎,原日军航空队队长,后来成为空军司令的王海上将遇见林弥一郎都要敬礼,言必称“老师”。林弥一郎差点儿在暴乱前夕被枪毙,幸亏受到反战同盟主任前田光繁反对和后来的老航校副政委黄乃一力保才免遭错杀。</h3> <h3>总政文工团也发源于此,前身是通化炮兵学校文工团。暴乱中,该文工团留用人员中的日本人试图开动坦克参加暴动被镇压。</h3> <h3>末代皇帝的皇弟溥杰之妻嵯峨浩被关押于通化。嵯峨浩是暴乱中日本人营救的目标之一。日本人在营救嵯峨浩的局部战斗中赢得了暂时的胜利,将嵯峨浩成功解救出来。然而在全局中仍然惨败,面对蜂拥而来的中国增援部队,日本人不得已让嵯峨浩自己逃亡,后在大搜捕中被俘。</h3> <h3>朝鲜义勇军部队对日本人无比憎恨,是共产党方面所有部门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敌人策反的,也是对日本人大开杀戒最彻底的。</h3> <h3>而挑动暴乱的国民党人是最懦弱的,几乎没有国民党人参与战争行为,都在家里等现成的:如果日本人胜利他们就出来摘桃子;如果日本人失败他们也没有责任。】</h3> <h5><b><i><font color="#ed2308">【编辑/杨振东】</font></i></b></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