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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大富在深圳

红卫兵五大领袖之王大宾去世


我的老友王大宾——“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因患脑瘤医治无效,于6月26日凌晨3:30于四川成都因病去世,享年78岁。
王大宾是四川西昌人,在就读北京地质学院期间参加“文革”,成为毛泽东钦定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另四位“领袖”,分别是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以及北航的韩爱晶。
文革结束后王大宾曾坐牢,得释后到四川工作、生活,后定居于都江堰。近几年来,我与他多有来往。他是在几个月前突然患病,被查出脑瘤晚期,动手术后一直昏迷不醒,前不久我还曾与朋友一起到医院看过他,当时他仍旧昏迷。今日多位朋友发来消息,告诉我他在今晨已经去世了。
“五领袖”中的另四位,北师大的谭厚兰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因病去世;另三位,北大聂元梓已年近百岁了,现生活在北京;清华蒯大富与北航韩爱晶现在则生活在深圳。




聂元梓近照

作者与朋友敖本立先生(中)、蔡文彬先生(右)在成都医院看望病中的王大宾。敖本立先生在香港创立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近年出版有戚本禹回忆录、聂元梓回忆录等大作,王大宾的回忆录也是由敖先生的出版社出版。蔡文彬先生当年是成都红卫兵领袖,曾当过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现营商与研究历史。


  “五领袖”中的另四位,北师大的谭厚兰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因病去世;另三位,北大聂元梓已年近百岁了,现生活在北京;清华蒯大富与北航韩爱晶现在则生活在深圳。

红卫兵"五大领袖"浮沉录之王大宾


王大宾出生在汉彝通婚的农家

王大宾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地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学第一次填写履历表时起,每次在“民族”这一栏都填写为“汉族”。其实,他有一半彝族血统,因为他的父亲是汉族,而他的母亲却是彝族。

王大宾出生在汉彝通婚的家庭,使他从小就受到了两种文化的影响,兼具两种民族的心理、语言表达方式、生活中的优长之处等,使王大宾从小就比别人知道如何掌握不同的人的心理,怎样与不同的人沟通,怎样处理不同的甚至是复杂的事情。这使他比同龄人有更多的社会经验和更强的组织能力。

王大宾的父母都是淳朴的农民。与当时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一样,他们热爱毛主席、拥护党,感谢党使他们获得解放,由被压迫者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响应上级关于搞互助组、合作化的号召,一路跟着党走到了人民公社。他们在集体中的劳动是积极的,也是热爱集体的。这是他们与当地农民的共同之处。

不同的是,王大宾的父母都有一些文化,他们能够看报纸,因此,他们了解的国家大事要比其他农民多一些,也比其他农民有政治意识。有一定文化,也使他们善于安排生活,也讲究卫生,因此,他家的生活过得比其他当地农民要好一些。而且,与当地农民比,他们的脑筋更活一些,因此也看得更远一些。看得远,使他们在王大宾刚刚够上学的年龄时,就及时地送他去学校读书了,而当地许多农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王大宾天资聪明,加上刻苦努力,书读得非常好,从小学、初学到高中,他的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当时许多农民家庭往往是让自己的孩子读一点书,能认识字,会看报了,就不再让他们读书了,而王大宾的父母却与众不同,他们不仅让王大宾从小学读到了高中,还鼓励王大宾考大学。这是他父母与当年普通农民的不同之处。

王大宾还真争气,高中毕业后,于1961年很顺利地就考上了大学。这在他所居住的小山村轰动一时,因为这个小山村里过去能够读书读到初中的人就不多,王大宾是这个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他父母高兴,乡亲们也高兴。那时不兴请客送礼那一套,只是乡亲们纷纷来看望王大宾,对王大宾说一些鼓励的话。这些已经足以让王大宾十分感激了。

王大宾的家庭生活虽然比当地农民要强一点,但毕竟还只是山村农民家庭,总的看,生活条件还是比较差的。王大宾要去首都读大学了,他的母亲费尽了周折,为他准备好了行李,她几乎是把家里的好东西都拿出来了,却也只是给王大宾准备了与城里人相比属于十分简单的行李:两双家里做的布鞋,两套有补丁的换洗衣服,一床有补丁的被褥,他在高中时用的旧书包。王大宾就是带着这套行李,走出了小山村,几经辗转,踏上了北去的火车。


北京地质学院的大学生

王大宾考上的是北京地质学院。这也是他的第一志愿。王大宾为什么要上地质学院呢?这与当时的国家政治氛围有关。当时国家在宣传中,特别鼓励青年人为祖国奉献。而当时中苏关系破裂,中国经济建设又正处于“爬坡”阶段,国家急需找到大量的矿产和能源,因此国家特别鼓励青年人要为找矿、找能源做出贡献。地质队员几乎成了青年人为国奉献的代名词。

王大宾在高中读书时,放映队到村里放过一个电影,是描写地质队员工作和生活的。地质队员们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在艰苦的工作中也不乏乐趣,再有他们诗一般的野外生活,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了王大宾。从那时起,他就立志当一名地质工作者。“地质队员之歌”,是他高中时最爱唱的歌曲之一。这次能够考上北京地质学院,他终于如愿以偿,自然十分高兴,他下决心要好好学习,学成后为国家做出大的贡献。

王大宾到北京地质学院读的是探工专业。这正符合他毕业后当一名地质工程师的心愿,因此,他读书十分刻苦用功,加上他天资聪明,在同学中,他的学习成绩是比较好的。与其他大学生不同的是,王大宾学习起来十分轻松,比较难的知识,其他同学要花许多时间,下很大功夫才能掌握,而他却不用那么费劲就可以掌握。几门专业课同时学,对其他同学来说,是较为吃力的事,而对王大宾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尽管他聪明,却也没有放松自己,他还是比较用功的。在自习课堂上,总是少不了他的身影。在班上听课,他也是认真的。

学习专业课比较轻松,使王大宾有了充足的时间去读一些非专业书籍。在北京地质学院上大学时,王大宾读书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他学的是地质探工专业,自然科学书籍他读得很多。这使他比其他同学有更广阔的知识面,对他学习专业课帮助不小。但王大宾与众不同的是,他还热心阅读政治方面的书籍。他读过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尤其是对《毛泽东选集》,他读得比较多,也比较细。在他所拥有的书籍上,他写下了大量眉批,同时,他还单独备有一个学习笔记本,记下他学习的心得体会。除了读政治理论书籍外,他还热心阅读历史和人物传记。中国历史书籍他也爱读。他还关心时事,经常读报。这使他比那些只知埋头专业课学习的同学更有优势,因为他比别人知道的政治情况要多一些。

王大宾在北京地质学院的生活是俭朴的。他一心读书,并不追求享受,也追求不起。平时只是一身布衣裤,一双旧布鞋,只是要比其他一些同学洗得干净,穿着也较为得体。一床旧被褥,伴随他渡过了整整四年的大学生活,后来他当上了造反司令,仍然在使用这床旧被褥。

1978年王大宾被逮捕,后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被判刑后的王大宾,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此时的王大宾反倒想开了,他的情绪还是很好的。在狱中表现也很好。1983年10月26日,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仍回四川省地质局成都修配厂工作。


出任总经理

王大宾回成都后,起初渴望搞专业工作,但未如愿。之后,他先在一个街道办的商店当临时出纳,后来被一个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

1985年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研制,每月工资69元。他一直梦想并多次提出的搞专业工作的愿望,此前没有实现,这次实现了,对此,他从内心感谢党的政策,在工作中也十分努力,他搞的或者参与的几项技术革新,都很成功,也带来了较好的效益。平时,王大宾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他穿的是很普通的旧衣服,从没有赶过任何时髦。他吃的也十分简单,只要能吃饱就行。他住单位的宿舍。他的财产只有三个饭碗,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两床旧被褥,此外就是一些专业技术方面的书籍。

王大宾曾两次结婚。1973年,王大宾在受审查期间患了严重的胃病。当时他的女朋友闻讯从成都赶到武汉,为他熬药送饭。他们于同年底结婚。第二年,他们添了个女儿。1983年,王大宾的这个妻子调到深圳工作,王大宾却因故调不去,天各一方,多有不便,于是二人协议离婚。但二人之间关系却一直很好,至今仍然是朋友,还有一些往来。

1990年代王大宾(左三)与蒯大富(左一)、韩爱晶(左二)、敖本立(右一)在深圳

王大宾与前妻分手后过了几年单身生活,倒也自由自在。他的许多同事、朋友都积极地为他介绍对象,一连介绍了几个,不是他没有看中,就是对方因为王大宾历史上有问题,不愿意和他处朋友。1987年夏,有人向他介绍了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刘素芬。刘素芬比王大宾小八岁,人长得也很漂亮,事业有成,为人落落大方。王大宾对此人十分满意,但不知对方怎样想。

王大宾倒是十分坦诚,初次见面那天,他首先给刘素芬送上了一份别致的“礼物”——自己关押受审的材料。刘素芬也不客气,接过王大宾的“见面礼”后,认真翻阅了好一阵子。翻阅之后,她反倒下了决心:继续和王大宾交往下去。她说“历史已经过去,关键是现在的表现。”一年后,他们在刘素芬的单位宿舍结婚。那天,王大宾把他的全部财产——三个饭碗、两床旧被褥、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全部带来了。

1989年10月,在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国榉的鼎力推荐下,雄心勃勃地要把经济搞上去的都江堰市一班领导人,借调王大宾到那里去帮助他们筹建钎具厂。王大宾到那里后很卖力气,为筹建这个厂起到了很大作用。后来,王大宾担任了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他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任总经理的公司生产的拳头产品已出口到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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