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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家的字典里是没有“仇”和“恨”的,在抱负和大局面前,它们微不足道,这是期成大事者必备的风范和局量。蔡锷是这样的人,袁世凯亦然。
1924年,所谓“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成为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中国人。《时代周刊》创刊于1923年,如果早创个十年八载,想必这个第一不会是吴总司令。至少在1916年,有两个人可能成为这个“第一”,一个是袁世凯,一个是蔡锷。前者曾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在1916年1月1日更将民国改为帝国,建元洪宪,自封皇帝,这不仅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是个大事件,比之吴佩孚,袁世凯似乎更配得上“Biggest man in China”(《时代周刊》对吴佩孚的评价)的称号;后者是中华帝国的反对者和摧毁者,并且在这一年病故,可谓为国捐躯,因此也成为享受中华民国国葬礼遇的第一人。
1916年中国的主角无疑就是这两个人。说袁世凯是主角应该无人反对,而说蔡锷是主角恐怕会有人质疑:难道唐继尧不是吗?孙中山不是吗?梁启超不是吗?
他们可以入围,但都不能获选。唐继尧是护国主将之一,可他不曾和袁世凯面对面地斗智斗勇、周旋腾挪。梁启超作为一代文豪敢赴凶险,殊为可贵,但毕竟缺少金戈铁马、月小云低的壮景。而斗智斗勇、周旋腾挪,万里间关、冒死犯难,金戈铁马、月小云低,这些却全部被蔡锷集于一身;更重要的是,他抱病作战,视死如归,这种舍己为国的精神令时人感佩景仰。他在困境中奋起,在胜利中永诀,这份感动与遗憾又为他增添了传奇和悲壮色彩。
蔡锷与袁世凯,一个清癯儒雅,一个粗壮雄武;一个劲气内敛,一个虎视鹰扬;一个高洁自守,一个黑白通吃;一个捐生纾难,一个窃国自为。这两个强势男人的较量对决绝对有看点,够分量。
这场双雄会是从1913年10月蔡锷进京开始的。之前,两人只在1906年彰德秋操时共事过一次。其时南北新军在河南彰德举行秋操演习,全国练兵处会办大臣袁世凯负责主持,蔡锷奉令观操,并被指派为中央评判官,没有史料记载他们在秋操期间单独会过面。但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蔡锷给他发过不少请示、建议、汇报的电报。
有论者说,袁世凯在戊戌年出卖过维新派,蔡锷视之为“仇人”。此言过于绝对。
从历史方面说,至今也没有任何史料确凿的证明,在谭嗣同夜访袁世凯,鼓动其“围园劫后(慈禧)”之后,袁向后党告了密。袁世凯背上这个黑锅,主要是因为他虽然在谭嗣同面前信誓旦旦,实际上却按兵不动。本来就只是一群赤手空拳的知识分子,又缺少援手,维新人士当然只能束手待毙了。袁世凯关键时刻的明哲保身间接导致维新派罹难,再加上袁世凯晚年闹了一幕帝制丑剧,成了个大反派,在万人唾骂中再给他多抹点黑,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从政治方面说,过去的维新守旧之争已不存在,现实的任务是建设民主共和,这时再怀揣旧怨,那就是匹夫意气了。在政治家的字典里是没有“仇”和“恨”的,在抱负和大局面前,它们微不足道,这是期成大事者必备的风范和局量。蔡锷是这样的人,袁世凯亦然。
关于蔡锷入京,过去的说法是,蔡锷在“二次革命”时组织联军,遭袁世凯疑忌,遂调进京。此说已被后世论者否定,因为他们认为蔡锷是反对“二次革命”的。但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岂是简单的“支持”或“反对”就能说清的?其实蔡锷离滇和“二次革命”并无关系。很简单,蔡锷和梁启超商讨调任的通信在“革命”之前就有了。梁启超发给蔡锷的“总理一席,人望在君,时事艰难,何不来京一行,共商大政”的电报首见于1913年6月17日的《亚细亚日报》,此时距李烈均在湖口发难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既然蔡锷不是被迫离职,他又为什么要离开云南呢?梁启超说:“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为休息休息。”这种解释是合理而可信的。关键一点是:蔡锷的理想并非割据一方,做土霸王,他是想有益于国的,他需要更大的舞台,云南一隅终究留不住他。
当然,这中间也有权利斗争。部分滇籍军官有排外心理,想赶走蔡锷这个外籍人士,也是事实。但此时的蔡锷已经不是广西时期那个夹缝中求生存的新军首领,他坐云南第一把交椅,军政大权在握,而且已经在军民中间树立起威信,如果凭借这样有利的条件还维持不住局面,他还能指望在哪里发展呢?京师更是北洋老巢,虎穴龙潭,自己没本事,能立得住吗?
一种最流行最通俗的说法是,蔡锷奉调入京,由此被袁世凯夺去兵权,软禁起来。此说也经不起推敲。民国成立两年多来,在定都北京、“二次革命”和修改约法这些大事上,蔡锷都支持了袁世凯,老袁有什么理由要软禁蔡锷?如果从1913年起就开始软禁,两年后袁世凯搞帝制时为什么不把这个危险人物“硬禁”起来?再说,蔡锷也不是袁世凯的盘中餐、俎上肉,他不会自投罗网。若非蔡锷主动请求离滇,袁世凯是调不动的。一来蔡锷在云南有政绩有威望,有继续主政的民意基础;二来蔡锷没有失职逾矩的行为,袁世凯想撤他也抓不到把柄。
所以,蔡锷进京,在袁世凯一边,是想调用人才;在蔡锷一边,是想谋求更大的发展。不管袁世凯是什么“雄”,爱才是肯定的,而蔡锷不仅精通军事,而且胸怀政治局量,更重要的是他拥护中央集权,这样的人才为什么不用?
1913年10月9日,蔡锷离开昆明,先由越南到香港,再乘船经停上海、南京,过山东。每到一地,袁世凯必派专员迎接;江苏都督冯国璋亲率部下款待,并派专列送蔡锷进京;山东都督靳云鹏虽曾是云南逃将,也亲自迎迓。蔡锷抵京后,又是一番车马迎护,吃喝应酬。袁世凯安排蔡锷在总统府暂住,居所就在中南海纯一斋,此处曾是帝妃看戏的所在,风景如画(后迁居棉花胡同66号)。袁世凯还让长子克定和蔡锷拜把子,可谓恩宠甚隆。
这时袁世凯已有改造北洋军的念头,他的左膀右臂段祺瑞和冯国璋都不听他使唤,一个暮气沉沉疏于职事,一个在南京独享清福,晚上玩乐白天睡觉。袁世凯打算建一个模范军,训练20个旅的军官,建立10个师以取代老北洋军。在袁世凯的建军计划中,蔡锷是一枚重要棋子。他希望由蔡锷来训练新式部队,继而调任参谋总长,再出任陆军总长,以顶替他越看越不顺眼的段祺瑞。但北洋老人们当然不干,徐世昌说兹事体大,不可操之过急。于是袁世凯只好把一场酝酿已久的“军界大地震”压了下来。由于计划暂时搁浅,也就只能先把蔡锷“挂”起来。
袁世凯先聘蔡锷为总统府高级军事顾问、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裁为段祺瑞)、参政院参政;1914年5月12日,总统府军事处改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作为总揽军权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蔡锷成为该机构六位办事员之一(其他五人是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参谋次长陈宦、海军上将萨镇冰和陆军上将、“北洋之龙”王士珍),也是唯一一个非北洋出身的军事领导核心成员;同年6月设将军府,加蔡锷昭威将军衔(昭威将军是“威”字号冠字将军中排第一位的,足见蔡锷在将军府的地位);12月,任命蔡锷为全国经界局督办。
论者说,这些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可是,请设身处地为袁世凯考虑一下:想给蔡锷参谋总长、陆军总长这些实职,老将们都不答应,怎么办?即使动用行政手段强行安置,同僚、部属如果不配合蔡锷的工作,处处设置障碍,指东打西,不仅蔡锷难以发挥效能做出成绩,甚至有可能给军界制造混乱,反为不美。这种情况下只能徐图缓进。为什么给蔡锷这么多头衔,甚至把他安排进核心军事机关?就是要先帮他树立威望,为日后重用做好铺垫。袁世凯能做到的,大概也就是这些了。想来,蔡锷也能领会老袁的用心,所以无论编译处、办事处还是经界局的工作,他都认真对待,表现积极,这就是一种默契。
蔡锷不会不知道到中央后跻身军界的难度。带兵跟当一般的官不一样,在军队,最重要的资源是人,他们是权力和威信的基础,如果手下的官兵不服从,多大的“长”也是白当。光杆司令,蔡锷肯定不愿做。但蔡锷还是有信心的,以他的资历和才干,不愁没有用武之地,即使在袁世凯治下出不了头,年龄优势也使他有理由期待未来。而且,位居中央也便于参与国是,递交国防计划,一旦边境有事,他即可请缨参战。所以,他并不计较暂时的闲置。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袁世凯和蔡锷并非一般描述中呈现给人的那种强势对弱势的关系。如果袁世凯能适时地委蔡锷以大任,如果这两个能人可以充分合作,发挥各自的优长,或许近代中国将会发生一些令人振奋的事。但历史没有给袁世凯和蔡锷这个机会,因为某种势力的强行介入,意外地也是必然地改变了袁蔡关系。

蔡锷之死
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早年入长沙时务学堂,从梁启超学习,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在江西、湖南、广西和云南训练新军,升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蔡锷与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在昆明举兵起义,建立军政府,任云南都督。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与梁启超策划倒袁,同年12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出兵四川讨伐袁军。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上下的讨袁怒涛中一命呜呼,黎元洪、段祺瑞主政,委任在川讨袁的川滇护国军总司令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民政长。蔡氏深受川人拥戴,蜀人绅民纷纷致电恭请从速莅蓉就职。7月中旬,蔡锷来到成都,住市中鹅市巷。他由于数月力疾督师,备极劳瘁,夙患之喉疾暴发,一时医生云集官邸。时刘云峰乃蜀中中医喉科大国手,蔡锷便亲书专函延请。函曰:“仰先生回春妙术,请援拯锷咽喉之危,得延呼吸之息,以尽锄奸之志。”刘先生阅信后即前往诊视,入蔡锷下榻处,见蔡形瘦神疲,面色枯晦,目眶发黑,声音嘶哑,牙龈乌红,喉腔溃烂。刘先生惊骇不已。蔡锷轻声问是何症,刘先生答道:“将军之疾是内外合因。内因乃谋虑操心过甚,阴火内动。然将军年壮,调其阴阳之偏胜,略事摄养,治之不难。所难者,将军曾与不洁之人接触,外邪深入,一时难解。”蔡锷闻之,凄然点头,恳请暂解难忍之苦。于是,刘先生提笔拟方如下:蒲公英、打铁落、桑椹子、龟板、土茯苓、猪脊髓各一两,漏芦、珍珠母各八钱,猪心肺一片二两,吹口散一包外用。
蔡锷服药二剂后,喉痛已减,神色转好,但声音仍然嘶哑。刘先生复诊时,遂对症减去打铁落,加首乌藤八钱入剂,增童便少许冲服。三诊时,蔡锷病情大为好转,刘先生不胜欣喜,嘱蔡曰:“现时治法,一面继续清其毒邪,一面育阳养阴安神,导致阴火下行。如若求速误治,将不可为。”谁知到第四诊时,蔡锷病情突然变化,喉病如前剧烈。刘先生骇怪万分,叩问其翻病之因。此时蔡锷已口不能语,以手示其副官代答。副官说:“将军望病速愈心切,听取多人劝说,已停服先生之药,昨日从昆明请来一位德国医生诊视,打针服西药之后,不料后果竟如此糟糕。”副官的话刚说完,由侍从引来一群外国医生。他们手指口讲,议论纷纭。刘先生见此,知其不能专任,难尽其技而痛心疾首,婉辞谢出。未几,蔡锷病情进一步恶化,不能支持公务,遂将川督之职交由川滇护国军参谋长罗佩金代理,于8月8日离开成都,赴日本就医。临行前,蔡锷一腔衷情,写下《告蜀中父老文》。此文文情并茂,脍炙人口,爰记于次:
锷履蜀土,凡七月矣。曩者驰驱戎马,不获与邦人诸友以礼相见,而又多所惊扰,于我心有戚戚焉。顾邦人诸友,曾不我责,而又深情笃挚,通悃款于交绥之后,动讴歌于受命之余,人孰无情,厚我如斯,锷知感矣。是以病未能兴,舁犹舆入蓉,冀得当以报蜀,不自知其不可也。乃者,视事浃旬,百政棼如,环顾衙斋森肃,宾从案牍,药炉茶鼎,杂然并陈,目弦神摇,甚矣其惫,继此以往,不引疾则卧治耳。虽然蜀患深矣,扶衰救敝,方将夙兴夜寐,胼手胝足之不暇,而欲隐情惜己,茍偷食息,使百事堕坏于冥冥,所谓报国之志不其谬欤。去固负蜀,留亦误蜀,与其误也宁负。倘以邦人诸友之灵,若药暝眩,吾疾遂疗,则他日又将以报蜀者补今日负蜀之过,亦安在其不可。锷行矣,幸谢邦人,勉佐后贤,共济时艰。锷也一苇东航,日日俯视江水,共证此心,虽谓锷犹未去蜀可也。蔡锷白。
此番肺腑之言,谁料竟成诀别之语。蔡锷抵达日本后,住进福冈大学医院,凡五日,便卒于扶桑之国,终年34岁。噩耗传回中国,国人惊骇不已,莫不为这位能持大智大勇,力挽狂澜的风云人物在喉疾危及生命之时失去主宰,屈从旁议,断 送自身而深感痛惜,扼腕三叹。

此时居于北平的蔡锷的知音小凤仙怅望云天,声泪俱下,痛断肝肠。她全然不顾日后旁人如何议论,率性将三年前自作赠别蔡锷的骊歌三曲披露于报端,以表缅怀与悼忱。
曲一《柳摇金》:
锷歌一曲开琼宴,且将之子饯。锷郎啊,你倡义心坚,不辞冒险,一杯浊酒劝,料着你食难下咽。蔡郎,蔡郎!你莫认作离筵,是我两人大纪念。
曲二《帝子花》:
燕婉情,你休留恋!我这里百年预约来生券,你切莫两地情丝一缕牵。如果所谋未遂,或他日啊,化作地下并头莲,再了前生愿。
曲三《学子巾》:
蔡郎啊,你须计出乃全,力把渠魁殄。若推不倒老袁啊,休说你自愧生前,就是侬也羞见先生面。要相会,到黄泉。
  这三首曲子,堪称蔡锷与小凤仙朝暮相守的礼赞。它浸淫着小凤仙对蔡锷的真爱和深爱,同时彰显出这位京中名妓绝非等闲之辈。她卓有见识和政治抱负,是蔡锷倒袁护国功业的有力推手。如若蔡锷闻之,他定会倍感欣慰,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