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秋叶飘落澳洲---我洋插队的开篇

洵

我以回忆往事滋养自己，在我的体内寻找养料——卢梭一、从香港飞往澳洲<h1> </h1><h1>　1987年7月27日，我告别亲人朋友，经香港奔赴澳洲“学习英语”。广州街头的行人熙熙攘攘，偶尔看到一两个农民工用扁担挑着行李。我两手提着两个帆布袋，左边是在越秀市场买的灰扑扑的普通袋子，右边蓝白条纹的棉被袋已经洗到泛白，“惠文宣”三个大红字倒越发鲜艳，那是当年在惠阳地区文工团下乡巡演时卷铺盖的袋子。此刻让我这既不像农民又不像盲流的年轻人提着它们艰难的挤巴士，引起旁人的频频侧目。而我自知是个将要奔赴南洋留学的幸运儿，于是挺一挺胸，昂着脖子任这大红字在众目睽睽下招摇。</h1><h1>回想昨天晚上陈新民和几个老同学来我家践行，看到这两袋子就说：“ 依家边度有人噉样提行李㗎，掂解唔买个行李箱可以拖着走？” 我说：“行李箱太破费了，米以为我能出国就系有钱佬，学费和生活费包括飞机票都系我表叔赞助嘅，我之所以要经香港去澳洲，就是要取得盘缠，并当面感谢佢。而到咗香港，佢就有个用过嘅行李箱畀我。”</h1><h1>此时內子进来放下一壶铁观音和几个杯子, 她说：“如果唔系表叔呢个大善人, 佢就是食十斤大頭蔥菜，都唔會發澳洲梦㗎！” </h1>终于到了罗湖海关，从孩提时就无数次想像过这个罗湖口岸：跨过深圳河的一座大铁桥，两边都有荷枪实弹的军人，这边是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那边是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此刻，我却处身在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厅，充足的冷气令人忘却正是盛夏，高高的玻璃墙慕下，密集的人群脚步匆匆，他们操着国语，粤语，沪语还有客家。前往香港市区的售票长队婉如珠江支流。我提着两个布袋在队列里浮沉，掌心勒出红痕叠着旧茧，那是四年知青插队加上六年文工团扛道具箱留下的印记。“后生仔。”一位金丝眼镜老者忽然开口,他灰呢西裤的折痕比罗湖桥的铁轨还直，“你睇下，嗰啲大只佬都识得将行李放在售票窗旁边，学下佢哋啦！”“多谢阿伯。” 我抹了把额角上的汗珠，把两个袋子放到窗下，伸展一下麻木的双手，心情轻松多了。次日，弥敦道上车水马龙，国权堂兄带我去新莆岗的工厂见表叔，他一边驾驶他的私家车, 一边跟我说起表叔的故事：他30年代就开始在上海做生意了，日据时，有一次他带着大笔本钱去取货，不料要通过日本兵临时设的关卡，他把所有钞票放到鞋底，神情自若的接受日本兵的盘查，最后顺利通过了。三反五反的时候，受到很大冲击，他凑齐两千港元，到番禺莲花山找到一个船老大，坐着一个小艇就开出珠江口，艰难地到了澳门，然后再到香港。正说着，汽车来到新莆岗工业区，厂房外墙爬满雨渍，像幅未干透的的水墨长卷。“当年的香港有不少来自顺德的生意人。”堂兄继续说“表叔在同乡中威信好高, 佢疏财大义，一诺千金，所以在短短的几年就东山再起。最近经常捐助大笔的资金，在家乡修道路，建医院。”表叔的制衣厂门八字大开，车间里，缝纫机正吞吐着布料，空气中悬浮着棉絮和樟脑的颗粒。我看到一部裁剪机床上压的厚厚布料，足足有30公分高，机械刀沿着设定的线路马走龙蛇。“这部机一次可以截剪几千套衣料呢！我初到香港就是学开这机器。”唐兄说。我们踏着木梯登上二楼。老式吊扇线在办公室投下摇曳的光斑，终于又见到表叔，他70岁的脸庞泛着红光。满面的皱纹是黄浦江风浪和维多利亚港淬链出的印记。办公桌上早已摆好了核桃酥和鸡仔饼，茶杯里的普洱茶浓的发黑。“表叔，非常感谢你，没有你的资助，我连想都不敢想会去澳洲㗎！” 我对表叔说“盘缠和学费我一定尽快地还给你。”“唔急，等你搵到钱先至算啦！我想，你唔系为咗学英语去澳洲㗎嘛？”表叔说话带着浓重的顺德乡音，虽然他十五岁就从乡下出来闯世界，到如今五十多年了。“先咥唔系呢！一千多澳币嘅学费，相当于我五年工资，就为了学三个月的英语？同钱有仇啊！”“咁你去嗰边有咩打算？”“我是想尽量长时间呆在那边，尽量多赚钱，如果拿不到绿卡，也可以带点本钱回国做生意。”“咁你需要几多生活费？三千蚊够唔够！？”“三千？诶…我怕一时半截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哦！你搞错啦，唔系是港币，系澳币。”“哦！那就足够多啦！”我十分惊喜，三十多岁的人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真的万分感谢你，表叔！” “你睇，呢啲衫裤系送畀你嘅。”表叔打开大木柜捧出一摞带着樟木香的新衣，哇塞！的确凉衬衫在吊扇下泛起粼粼波光，四条牛仔裤叠成深蓝浪。我忽然想起当知青时那些补了又补的衣服。7月最后一天，启德机场的玻璃幕墙把晨光折射成碎片，我数着候机厅的数字，踌躇满志地走向新生活，表叔送的灯芯绒衬衫磨擦着行李箱绑带，发出细碎的沙沙响。当波音747挣脱跑道时，机舱地毯上的咖啡渍突然幻化成珠江的漩涡，那个怀揣三千澳币的年轻人还不知道，这笔钱在1987年的墨尔本，可以盘下六间大别墅，做个妥妥的包租公。后来我才知道很多来澳的学子，兜里只有三五百澳币。更有甚者，我认识的高先生，因为出国前家中被盗，赴澳的盘缠，学费生活费一股脑儿尽被宵小偷走。结果兜里只剩$20, 可胆识过人的他，也竟敢上路闯南洋！飞机以超音速向南翱翔，别了广州！别了香港！我油然的陷入孤独与无助, 对亲人的牵挂，对前途的未知，使我觉得前路茫茫，心絮戚戚！ 同学们来为我贱行 二、雅拉河畔雅拉河是墨尔本的母亲河，全长246公里，由东部高地马特洛克山（Matlock）向西横穿整个墨尔本市区，并流入霍布森湾。雅拉河将墨尔本分为南北两部分，墨尔本商业中心位于河北，而圣基尔达（St Kilda）、南雅拉（South Yarra）等著名区域则位于雅拉河以南。雅拉河对于墨尔本的意义，正如黄浦江对上海、泰晤士河对伦敦、塞纳河对巴黎一样重要，河畔绿地和高楼林立，河上有各类游览观光船可供游客搭乘，一览墨尔本市区风光。我的语言学校坐落在雅拉河以南约1.5公里。抵澳第一天，寄居在语言学校介绍的一个小旅馆。当晚，我两眼望着浮雕花纹的天花板，难以入睡。欧阳修“踏沙行”的句子忽然涌上心头：“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离别时的情景在黑暗中愈发清晰：妻子怀抱三岁的儿子，眼里浮动的泪光折射着洲头咀粼粼波光，声音像揉皱的丝绸：“同爸爸拜拜啦！爸爸要去很远的地方...”我将温软的小身体拥入怀中，婴儿特有的乳香混着妻子髮间的玉桂气息，在鼻端氤氲成永恒的印记。孩子仍如往常一样挥动白白嫩嫩的小手，用砂糖般的童声喊着“拜拜”，全然不解“远行”二字承载的重量。后来我打电话回广州，妻子说，才过了两天，他就一个劲要找爸爸。此刻，在太平洋彼岸，他们是否也像我一样，正望着同一轮残月，任凭思念啃噬心扉？曾几何时，在市一宫对面一座骑楼里的斗室，虽不富裕，虽偶有争执，但归家时窗棂透出暖黄灯光，餐桌上摆着家居小菜。孩子奶声奶气的呼唤，都让平凡的日子透出蜜来。现在孤身一人，语言不通，前路像浓雾中的旷野，茫茫一片不见边。次日早餐，看到餐厅里有一个亚裔的面孔，我端着盘子过去跟他寒暄。原来他是马来西亚华人，从悉尼来墨尔本公干。当他知道我还没有落脚点，当即翻开一份「时代报」逐页检索，一则角落广告跃入眼帘---在Kew有一个每周30澳元的“Pergola”，这是一个在主宅后院的小屋，竟配有独立卫浴与精巧电炉，炉底暗藏烧烤装置，设计堪称奇巧。“这可是传统富人区。”他抚着报纸感叹, “没想到这么便宜，离学校也近。还有一点很重要，一个人住比较好，省得跟他人有瓜葛，中国人在一起是非多。这是我的经验。”可我一住下来，马上就后悔了，我体会到监狱里独囚那种煎熬。其他同学都是几个人一起租的房子，虽然也会Home Sick（思家病），但是有同伴可以聊天，排解心中的郁闷。可我在这儿孤零零一个人。深秋的墨尔本雨幕终日垂悬，铅云压着歌德式建筑的尖顶, 连鴿群振翅的声音都透着湿意。这天风雨大作，花花啦啦的雨声使人陷入幻觉，我仿佛看到了妻子无助的眼神，儿子稚气的脸蛋，仿佛听到他在哭喊“爸爸，我要爸爸！” 面对昏暗的灯光，听着沥沥的雨声，我肝肠寸断，眼泪哗哗直流，趴在桌上失声痛哭起来。处身在没有旁人的空间，我的哭泣更加恣意。原来在极致孤寂时，连悲伤都是立体的。我走进浴室，拧开水龙头，任凭滚烫的热水从头顶倾泻而下，蒸腾的雾气里妻儿的笑靥在磁砖上若隐若现。此后数日我像染上热病般反覆拧开龙头，仿佛这样就能将八千里的哀愁稀释在氤氲的水气中。 　　一天下了课，我我踩着满地金合欢的落蕊走出校门，墨尔本初春的暮色总带着几分娇艳。在Coventry街的转角处，看到一扇双开彩玻璃的橡木门不期然抓住我视线，橱窗内，古典派和印象派油画在射灯下交织成迷离光普。我以为这就是画廊！后来才知这种店叫Picture framing shop，就是做镜框的，相当于中国的裱画店。我走进去，正在裁切卡纸的女士抬起头，栗色卷发间晃动着玳瑁眼镜链的流光。“你好！你们这里需要驻场画家吗？”“哦！你是画家呀，你画什么画？”“我叫Howard, 是画油画的。”我随身带了一些照片，是以前国内画的作品，我递给她看。"Michael, 来看看这些风景画。”她不忙看画，却回头招呼穿灯芯绒马夹的中年男人。他们一边用放大镜检视我的照片，一边细碎低语，最后对我说：“下周是母亲的生日，我们请你画她的房子作为礼物送给她。”次日，晨雾还没散尽，Michael的宝马车停在我的出租屋前，我们开出市区，在一座别墅前停下。这是一座单层的独立洋房，陡峭屋顶的鱼鳞状红瓦泛着葡萄酒光泽，烟囱裂缝中探出蕨类植物的触角。当我在画布上勾出布局的时候，二楼飘窗突然传来萧邦的夜曲，老夫人正在调适百年历史的斯坦威钢琴。三个小时后，当我在画面角落用棕红色签上大名，背后传来老夫人颤抖的声音：“Oh! Howard, It’s fantastic！”。我顺利地拿到了$150的工钱，这是我在澳洲的第一笔收入，心情就像拾到金子那么高兴。一天，在Fitzroy的一个街区，看到有几个人在搬箱子，当我走近时，眼前所见令我血液沸腾！这俨然就是我们剧团的道具箱。我随着这些搬箱子的人进到里头，这是一个剧场。大家都在忙忙碌碌的装台，我走向一个工头模样的人作自我介绍。“舞台美术？”公头叼着的骆驼牌香烟，他把我带到一个办公室，对着一个年长者说：“老板，给你送来一个画家。”“太好啦！”老板放下他那杯咖啡”我们现在正在赶制两台戏，你可以来我们这儿做一个临时工。”他拿出一张名片, “这上面是车间的地址，你明天来这儿上班吧！”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厂里，这是一个偌大的车间，一位先生拿着喷漆罐，给铺在地上的一大块布画云彩，这是一张天幕，是舞台上的天空和远景。这时，工头走过来，让我去跟一帮小姑娘画小道具，剪小布片画成树叶，然后粘在架子上，还画一些大石头。这都是我多年来，从事的工作，所以我画的很快。第二天工头就让我拿喷壶去画天幕了，这是我第一次用这种工具，心里有点忐忑，这种布上喷绘，有点像画水彩，不太容易改动。我把喷壶的出口调小一点，一开始，慢慢的渲染，等到掌握了这个技巧，才慢慢加大喷口，提高效率。后来熟练了，觉得喷浍真是又快又好的方法。终于等来了发薪的日子，在中午吃饭的时间，大伙都往老板的办公室里走，在桌面上已经排满写好名字的信封。当我躲进更衣室用美工刀挑开封口，七张浅黄纸币像金翅雀般排列，---足有$360。想到了这相当于我在国内一年多的工资收入，心里美滋滋的。那晚我在出租屋对面的电话亭打越洋电话，跟内子说我一个星期就赚了一千五的人民币，这样下来，再过几个星期咱就成为万元户啦！日子就是这样过两个星期。一天，画框店的Michael打电话给我：“想请你画一些风景，我们装好框在店里出售，每张付你60块。”我想我一天可以画三张，那就$180了，一周干五天就可以赚九百。真是太好了！第二天一早我就起来了，带上画箱, 画笔，迎着朝阳向野外走去。浅蓝色的Yarra River静静的流淌，两岸的树木郁郁葱葱，好些个青年男女在练习皮艇，在水面上激起一道道涟漪。我沿着河边找到了景点。兴致勃勃架起画布。清新的空气，宁静而迷人的美景, 令人心旷神怡。干的自己喜欢的事，还有人付钱，真好。不过，这几天我也领教了墨尔本说变就变的天气，刚刚还是阳光灿烂，一会儿飘来一片乌云，冰冷的雨点就打下来了。画布、画笔和画箱瞬间湿透。等我狼狈地把画具和材料收拾好，没过一会儿太阳又出来了。 <h3>这是KEW的一角</h3> 这天，我带着精心绘制的十五幅画作前往画店。Michael仔细欣赏后，赞许地说道：“Howard，你的画技真是出色，没想到你创作的速度也如此之快。不过，我一时之间无法支付这么多钱，先给你$420，等这些画售出后，我再支付剩余的款项，你看如何？另外，你暂时也不用再继续创作了。”他的话不无道理。毕竟，一周四百澳币的收入，比起在布景工厂的工作还是要好一些。我接过钱，与Michael告别后便回家了。当晚，我与妻子通电话，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她听后说道：“你应该回到舞台布景车间去工作吧？那可是份不错的工作啊！”“我当时考虑不周，不辞而别，现在哪好意思回去呢？”“你呀！就是太爱面子，结果自己受罪。去向老板道个歉，把真实情况告诉他，如果他们真的需要人手，不会拒绝你的。”然而，我最终没有听从妻子的建议。一方面，我确实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另一方面，我对风景画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决定在附近画一些漂亮的洋房，然后在周末挨家挨户去敲门推销这些画作，每幅定价$90。然而，辛辛苦苦忙了两个星期，才勉强卖出了两幅。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在澳洲，住在房子里的人不一定是房主，如果是租客，谁会买画呢？即使是房主，也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我的画作。后来，悉尼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在歌剧院附近有几个留学生给游客画肖像，他们每张画收费十块、二十块，生意相当不错！你也过来试试吧！”“太好了！你帮我安排个住处，过两天我就来悉尼，咱们见面再详谈！” Sydney Harbour 　　三、悉尼艺术家广场澳大利亚的第一张名片无疑是被称为人类建筑奇迹的悉尼歌剧院，与歌剧院隔水相望的是著名的岩石区（The Rocks）悉尼最早开阜的老城区。也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旅游胜地。而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半圆型的深水港Circular Quay（圆形码头）这里五个码头静静躺卧，是澳洲最繁忙的水路客运枢纽，连接着大悉尼的各个角落，乃至遥远的曼丽海滩（Manly beach）。1987年12月的一个平凡日子，一道不平凡的景观出现在这里的码头通道：十几个中国来的青年艺术家坐成一排，正在给他们的顾客画肖像，他们有的坐折叠帆布凳，有的干脆就坐“牛奶篮”，这玩艺儿本来是牛奶公司搬运牛奶用的，却给刚来的留学生派上各种各样用途：垒床、立柜，间房等等，现在又成为画画的凳子。艺术家们以其精湛的技艺，吸引了众多围观者, 原来熙熙攘攘的通道变得更加拥堵，游人来到这儿只能往两边走，就好像河水遇到个小岛，只能往两边分流。尽管如此，却没有一个人向这群艺术家提出质疑，澳洲人的宽容让这一切和谐共存。画家们的创作速度令人惊叹，短短时间内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肖像便跃然纸上。只见一个画家画完了，他一边收钱，一边伸手示意下一个坐下，从而又开始新一张的肖像速写。不知不觉间，一部警车已停在他们背后。画家们惊慌失措，想跑吧，大腿上放着颜色和画具，更不能扔下顾客自己逃跑吧！可怎么办呢？这时，一个女警伸出头来说：“Excuse me, give way please！”（对不起，请让路好吗？）她英武，帅气，可她的语气又出乎预料的温柔。等警车开过去后，这帮人就议论开了：“哎呀！吓死我了，这儿是不通车的，没想到居然来部警车。我还以为是来抓我们的哩！”“你们不觉得这洋妞很漂亮吗？可她是警察，怎么反倒像孙子一样求我们呢？”“这就是澳洲警察，他们真是人民的公仆嘛。”“这也许是不同文化的差别吧！”“对啦！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确实存在，你看，我们画西人的时候，还没画完，他们就一个劲的夸赞 perfect ,gorgeous，fantastic。有时候自己都觉得不像，他们却说exactly like。在这种情况下，我都使出浑身解数把画画好，觉得这样才对得起那些赞美；而画中东人的时候，他们砍价，挑剔，还让你给她整容。”“整容？”“那是纸上整容，明明是小眼睛她让你画大一点；明明是双下巴她让你画个瘦脸。可想而知，画出来哪里会像？最后，她扔下一句：我回来再取画。起先我还以为他们会回来，结果没有一个再回来的。”“是啊！我觉得我们的同胞也很独特，我画了不少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一些本地的华人，他们也许是眼睛犀利，也许是要求严格，没有一个说你画得像的，然而到目前为止，就没有一个不付钱的。这可能就是中国人的爱面子文化吧！”这时，一个叫“小上海”的人悻悻的说：“不用说其他同胞啦，就说我们自己，这里就有人恶性竞价，违规抢客。还有人一张画收两次钱的呢！”说着，他的目光投向旁边一位画家，“小D，还是你自己说吧！”小D脸颊顿时一片绯红：“我•••我也觉得不太好，只是当时想着那笔为出国留学所欠下的债，一时糊涂, 就…就…”大家都好奇地问，这顾客怎么会愿意付两次钱的呢？小D说：“前天，两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过来让我画小孩，画到一半，那个妈咪上厕所，另一个女人，也许是亲戚，或者是朋友，就塞给我二十块。可能她突然觉得这张画不失为一份物美价廉的礼物吧! 等妈咪回来，她也去了厕所。这时，头像画好了，没想到那妈咪又掏出钱来付给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它收下了。我现在很后悔，真的！”这时，小上海又指向另一个画家，“李X，把你的价目表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拿就拿，怕什么？看，这正反两面的价钱是不同的，这面特高的价钱是专门为日本人准备的。”“哈哈！奸商！”“什么奸商？你们也知道，日本人特别有钱，这两年贡献给澳洲旅游业的第一来源国就是这小日本。再说了，我认为不管怎么样宰日本鬼都不为过。这是报仇雪恨，别忘了他们当年…”“扯淡！”有人打断他“你怎么能把侵略者和普通老百姓混为一谈呢？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李X，我问你，要是你爷爷杀了人，现在让你抵罪，你觉得公平吗？”“是啊，我画过好多日本游客，几乎都是老实巴交的，也许他们不会讲英语，所以从来不会讲价。确实也有些人慷慨大方，有一次，我画一对度蜜月的日本人，讲好是$50的，结果那男的给了我一张百元大钞，还示意我不用找了。”艺术家门的对话揭示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和人性探讨。从对顾客的不同反应到对同胞行为的反思，他们以幽默自嘲的方式探讨文化差异，职业道德以及历史记忆等复杂话题。这些对话不仅丰富了他们的艺术创作，也让旁观者得以一窥多元文化社会的真实面貌。 沈嘉蔚（近）吴棣（中）他身旁是黄芹 <h3>30分钟肖像速写</h3> 四、悉尼第一天在悉尼的第一天，我便迫不及待地前往了著名的圆形码头。虽然没带画具，但我决定先探探路，顺便一睹举世闻名的悉尼歌剧院的风采。刚出火车站，一块竖立的展示板便映入眼帘，上面贴满了名人肖像，从玛丽莲·梦露到迈克尔·杰克逊，再到戴安娜王妃，应有尽有。而在这块板前，一位小姑娘正专注地为一位大胡子男士画像。她皮肤白皙，长发披肩，戴着一副半框眼镜，精心修剪的刘海几乎遮住了眉毛，整体打扮非常时尚。一眼望去，便知她来自我们的南方。我忍不住上前搭讪：“哇，画得真不错！”她匆匆瞥了我一眼，手中的画笔依旧流畅地舞动，随后才回应：“还没画完呢，你怎么知道画得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嘛！”“哦？你也是画画的？”“是啊。”“哪个学校毕业的？”“广州美术学院。”“哎呀！这世界真小，我们是校友呢！那你一定认识黄谷吧？”“当然认识！他是我的老师，还曾带我们班去渔港体验生活。”“我是他女儿，我叫黄芹。”“幸会幸会！我肯定在校园里见过你，只是女大十八变，一时没认出来。你真是了不起，一个小姑娘就敢漂洋过海，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还在街头打拼，真是生活的强者。”“我这算什么强者？前面码头那个北京人才是，他画画得好，英文也不错，而且是第一个来这里画肖像的中国人。”“是吗？那我得去拜访他。”“去吧！他叫吴棣，再见！”吴棣留着长发，身材高挑，风度翩翩，浑身散发着艺术家的气质。当时他正好没有客人，我便上前与他寒暄起来。原来他是中央美术学院连环画专业的研究生，在学期间，他哥哥帮他办理了留学，来到新南威尔士大学美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我问他：“听黄芹说，你是第一个来这画画的中国人。”他点点头：“是的，我86年来的。当时来这儿参观歌剧院，看见一个大约60岁的老太太，戴着一副眼镜，支起一个画架，旁边放着一张椅子。这时，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走到她身边悄悄说了几句，老太太示意孩子坐在椅子上，便开始画起来。她几乎每画一笔都要用手指顶一下鼻梁上的眼镜，孩子开始不耐烦地扭动，妈妈在旁边大声呵斥，老太太吃力地画着。我不忍心再看下去，便离开了。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个码头将是我谋生的地方。两天后我就来了，没想到我一画起来，人们都走到我这边来了。从此以后，那个老太太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与吴棣道别后，次日我就带着画具和样品加入到我们自称的“悉尼艺术家广场”。这个浪漫的称号灵感来自于巴黎蒙马特高地“巴黎艺术家广场”。 <h3>我为顾客画肖像</h3> 黄芹和吴棣 五，战争与和平1987年底，来这个码头画画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主要来自北京、广州、天津，而人数最多的要数上海人。起初，大家分散在五个码头的通道各自摆摊，生意都不太景气。有些小孩对我们充满好奇，但当家长让他们坐下来画一幅时，他们却觉得难为情，嘴里嘟囔着“too embarrassing”（这个单词我就是在这时学会的）。真是可惜了这些潜在的小顾客。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旦有人开始画，往往会接着画第二幅、第三幅。于是，我们开始调整策略——看到有人开始画，其他人就把摊位移到旁边，形成一个小小的“画家阵营”。这样一来，后续的顾客自然而然地被吸引过来。当两三个人一起画时，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孩子们的从众心理也让他们不再害羞。事实证明，这种“抱团取暖”的方式比单打独斗效果好得多，于是便有了前文描述的那一幕。不过，中国人常说“窝里斗”，这话在这群画家身上也得到了印证。接下来，我要给你讲一个因抢客而引发的“战争”。我们都知道，日本游客出手阔绰，不讲价，是我们最抢手的顾客。为了招揽他们，我们还特意学了几句日语。那天，小G看到一对日本情侣走过来，立刻迎了上去。日本人刚停下脚步，还没等小G开口，一旁坐着的李X就像屁股装了弹簧似的，一个“内功弹跳”，瞬间窜到小G前面。小G气得直跺脚，大声嚷道：“李X！你太过分了！有你这样抢客的吗？”李X却像没听见似的，自顾自地用蹩脚的日语跟那对日本游客搭讪。小G急了，一把推开李X，李X一个趔趄，差点撞上那对日本情侣。被吓懵的情侣赶紧快步离开。这下可好，两个家伙直接干了起来。李X一边嚎叫一边抄起折叠凳，小G也不甘示弱，抓起一个牛奶篮。眼看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老陈及时出现，把他们俩拉开，板着脸训斥道：“你们真不该在日本人面前丢人！真要打起来，有人报警，咱们就别想在这儿混饭吃了！”事后，大家纷纷谴责李X的抢客行为，不少人还分享了自己被抢客的经历。有人提议：“我们这样互相防范、争斗，实在太累了。不如实行‘大锅饭’吧。”“什么‘大锅饭’？”“很简单，就是把所有收入平摊。大家觉得怎么样？”“我看可行！其实在这儿画画，今天收入高一点，明天可能就少一点。一个星期下来，大家的收入都差不多。如果搞‘大锅饭’，咱们就能一起轻轻松松地赚钱了。”从那以后，这帮画家真的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他们还进行了合理分工：口语好的人专门负责“拉客”（这是我们借用青楼的术语，因为主动招呼客人效果确实好多了），画得好、画得快的人就多画几幅。大家各司其职，其乐融融，码头的“战争”终于迎来了“和平”。 六，老陈的故事前面说过劝架的老陈，上海人，四十出头，身材高大，方脸，一头自来卷的黑发，戴着黑框眼镜，说话声音高亢。初见他的印象就是忠厚和善。作为画家群体中年纪较大的，他又正直热心，爱管事儿，所以大家戏称他是我们的“党委书记”。刚到澳洲时，大家彼此不熟悉，就用各自的籍贯给对方取绰号，比如“老北京”“小上海”“湖北佬”，我被叫作“老广东”，到现在，这个圈子里还有人叫我“老广”，甚至不少人都不知道我的本名。而老陈，作为众人敬重的大哥，始终没有外号。我曾和他同住一段时间，对他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了解得更深。他和我算是最勤快的两个，在外面摆摊画画的时间比谁都长。但在生活上，他节俭得近乎苛刻。尽管每天的收入都超过一百澳币，但我们连一张纸巾都要撕开两半用。午饭只买最便宜的Kebab（一种中东羊肉卷），或者Fish and Chips（炸鱼薯条）。至于饮料，从不舍得花钱买，都是去公共饮水机喝自来水。他说：“这是留给儿子的钱，不能乱花。”在客厅里，他摆放着已故父亲的遗照，每天都会点上一炷香，双手合十，鞠躬祈祷。他讲起自己小时候的事：“三年困难时期，妈妈偶尔会给父亲加点鱼肉补身，作为儿子，我却不可分享。”见我有些疑惑，他解释道：“我能理解妈妈，她自己吃得最少。你想想，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要是他倒下了，这个家还能撑得住吗？”他时常拿出儿子的照片，一遍遍地看，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这小调皮已经上小学了，人也长高了。”说到这里，他总是满脸骄傲。他又翻开身上的毛衣，指着说：“这件毛衣，是我老婆在我们恋爱时，一针一线给我织的。”提起妻子，他满是心疼：“她一个人在国内，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家里没老人帮忙，要是儿子生病了，她该怎么办？”一天，老陈画画回来，看到楼梯上有水顺流而下，他心里嘀咕：“谁搞卫生用这么多水？太浪费了吧？”可走近一看，竟发现水是从自己房间门缝里流出来的！他赶紧开门，发现屋里已经被水淹了，水没过脚背，正从门口倾泻而出。他急忙关上门，拿起浴巾跪在地上，一把把吸水，再拧进水桶，最后倒进浴缸，让水从排水口流走。两个多小时后，他才终于把水清理干净。接着，他又一点点擦干楼梯上的积水。事后，他苦笑着对我说：“出去的时候肚子疼，洗手的时候心不在焉，结果忘了关水龙头。幸亏回来得早，不然物业管理罚款，我得画多少幅画才能填上这笔钱啊？”从那以后，我发现他经常闹肚子，在圆形码头画画时也总是跑厕所，一去就是半天。我劝他去看医生，他摆摆手：“问题不大，过几天就好了。”可他又补充道：“我们留学生没有医疗卡，看病光挂号就要几十块。”1989年4月底，南半球进入秋天，窗外的法国梧桐泛黄，凉风渐起。我那时已搬到另一位朋友家。一天，老陈在浴室摔倒，肚子疼得厉害，想爬起来却力不从心，幸好有人听到呼救，大家赶紧把他扶上床，见情况危急，有人建议叫救护车。“不要！”老陈虚弱地摇头，“那劳什子的收费谁知道多少？叫出租车吧。”可大家哪里会听他的，直接拨打了急救电话。救护车很快赶到，把他送往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肝癌晚期！最后一次见老陈，是在他的住处。他做了手术，恢复得还不错，妻子也获得移民局长特批签证，赶来悉尼照顾他。我约了几个朋友去包饺子，一进门，他就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这是我太太，Wei。”大家一看，果然年轻漂亮，只是眼神里透着忧伤。那天，老陈精神不错，还调侃起我：“喂，你还记得英皇十字街看艳舞的事吗？”Wei好奇地问：“你们真的去看脱衣舞啦？”我赶紧解释：“88年初，我们在圆形码头摆摊没人管，后来市政巡逻队开始驱赶，除了表演艺人，所有标价收费的统统被撵走。我们无奈转移到悉尼著名的红灯区——英皇十字街，结果市政巡逻队连这里也追来了，我们只好躲进脱衣舞厅避风头，顺便看看那些性感尤物。”“当时进去看是不收钱的！”老陈补充道。“真的？”Wei半信半疑。“当然，脱衣舞只是个激发男性荷尔蒙诱饵，真正目的是让人上楼去做那种皮肉交易。”“后来警察突然来抓我们，押上那种关罪犯的铁笼警车，把我们带走。”老陈回忆道，“有个‘小四川’当场吓哭，我还骂他没出息——又不是犯法，怕啥？”“后来呢？”Wei问。“警察局里按了手印，每人罚了一百块。”“那你们还画吗？”“没办法，生计所迫。”几个月后，老陈病情加重，他强撑着身体，坐了十个小时的飞机回上海，只为再见思念已久的儿子。他曾信佛，但后来改信基督教。他说：“佛祖没好好照顾我，那我换个信仰。”他还叮嘱家人，一定要按基督教仪式办后事：“我不过是早一点上天堂，你们别太难过。”他扛到了中秋节，才永远闭上了眼睛。中秋，多少家庭张灯结彩，共享团圆。可这一家人，却迎来了生离死别，经历人间至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在皎洁的月光下，他随风而逝，留下牵挂，留下梦想，留下最深沉的亲情与爱。 蓝衣者是老陈，他旁边白衣者是外号“砍三刀”的晨晓。 我在英皇十字街画像 七、后记我的导师尹国良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上了一部拥挤不堪的长途车，但是随着路程和时间的颠簸，每个人总会找到自己的立足位置。上个世纪80年代来澳洲“洋插队”的中国青年，用他们各自的经历，完美的演绎了这句话。 时间像水一样在流淌，艺术家们适应了海外环境，开始变得从容淡定。加上“城管”的驱赶，很多人都离开了悉尼艺术家广场，他们有的到跳蚤市场租了固定摊位画画；有的找到白领或蓝领的工作；有的用画画赚来的钱，做起小本生意；小达买了一个镜框店，制作画框兼卖自己的画。小蒋给建筑公司制作建筑模型；小袁和我也改行做招牌广告制作。吴棣和黄芹已成为了新婚燕尔的一对，他们在达令港租了两个铺位，给游客画头像，他分租给七八个画家。到此“悉尼艺术家广场”就消亡了，成为中国美术留学生海外寻梦的一段历史。今天，这帮街头艺术家之中出了几个大腕，沈嘉蔚作品不断，连连获奖，计有玛丽麦格洛普奖、舍尔曼奖、阿基鲍尔入围十余次，还有多幅名人肖像收藏在坎培拉的国立肖像馆。被澳大利亚评为“最杰出十位澳大利亚华人”之首。洪祝安，外号“大胡子”, 当年不顾一切，抛弃家庭，追求一个银行家的女儿，去了新加坡，据说他现已经成为精通中西艺术的大师，其创作结合书法，透過反复层垒的渲染色块，使画面呈现简单、宁静又古雅的氛围。其画价卖到几十万。杭州画家晨晓，当年是唯一持旅游签证来的人，后来签证到期，不得已才去了新西兰。国字脸的他，天庭饱满，爹妈给了他一副仪表堂堂的福相。他外号叫“砍三刀”, 原因是他刚来那会儿，基本上不会说英语，拉客只能靠肢体语言：向着围观我们的人群，他的右手在空气中一砍，指向他的小凳，就会有一个人坐下，画到一半的时候，他左手拿出一张彩色的范画，扬起右手一砍，落在范画的底部，然后说句他唯一熟练的英语：colour? Colour mutch better. 客人点点头，他就继续画，最后画好了，他拿出价目表，右手一砍，指向价目表中的最高价：彩色肖像--$38 。当时，那些英语很溜的画家都没有他赚的钱多。他不仅福星高照，还是一个艺术天才，画画是自学的，从未进过学院，还有点儿色盲（这让他的色彩很独特）也许是没有学院派那些束缚，反而让他找到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在新西兰，晨晓是唯一一个以华裔艺术家身份进入西方主流画廊的画家，已在全世界举办了40余届个人画展，众多作品为各国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大量画册和作品在西方国家出版，是新西兰名列前茅作品被收藏率最高的艺术家，其作品也被收录进新西兰教科书中，作为新西兰当代艺术的代表人物，在新西兰当代艺术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前几年我去新西兰的时候，就在他那两层海景大豪宅住了一个晚上。他说这幢楼房是用卖画所得建成的。现在他是中国两会代表，和另外39人代表海外六千万华人华侨列席人大、政协两会。在他的家乡--浙江，有一所公立学院，以他的名字命名：晨晓艺术与设计学院。前不久，在朋友聚会的宴席上，我又见到Wei, 她经人介绍，嫁给一个高大健硕的澳洲人。她给我看儿子一家的相片，有一个洋媳妇儿，还有一个中西合璧的小孙子。天国上的老陈应该感到十分欣慰了吧！ 博览会里的几个画家合作了一张大画（如图）参加大巡游。因而布里斯班女市长（左三）接见我们，右2老广（作者），右1吴棣，左2黄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