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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路遥为它付出过什么

平凡的世界

198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三部，跨越3个年头，这部凝结着路遥6年辛劳汗水的一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终于全部出齐，从此，它深深地镌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平凡的世界》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众多普通人的形象，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路遥在创作这部作品时不为当时的文学潮流所动，尽管作品遭受了发表和出版的冷遇与曲折，但是30年来读者阅读热情丝毫不减的事实，证明了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的隽永魅力。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首发于1986年第6期《花城》杂志

“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

1982年5月，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刊发于《收获》第3期。这部小说从萌生写作欲念到最终完成历时近三年，深入描绘社会转型期青年人的命运选择。《人生》甫一刊出，即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场围绕“人应该如何生活”的旷日持久的讨论就此展开。“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理想与现实竟有着这样惊人的距离，人生的旅程竟是这样的艰辛”等话题被频繁提及，激发年轻人在“祖国命运和人类前途”的意义上思考人生选择。两年后，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人生》上映，使得作品的影响持续发酵，也深刻地改变了作家路遥的命运：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叫我哭笑不得……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亲戚朋友们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

路遥并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他也因自己长期牛马般的劳动换来了“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但对路遥而言，绝不可能长久沉溺于这种“广场式”的生活，重新投入沉重的劳动，或许更能让他感到生活的充实。更何况，这个时候，已经有人认为《人生》是路遥写作“无法逾越的高度”。路遥显然不认可这一论断，而回应这种论断的最好的方式，便是创作出真正具有个人写作突破性的重要作品。

1988年，思索中的路遥 郑文华摄

创作一部规模很大的书的欲念就此萌发。这一部尚处于想象中的作品，即便不是他“此生最满意的作品，也起码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作品”。这便是后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为这部想象中的作品，路遥开始了艰苦且漫长的写作准备。这种准备包括“艺术”和“生活”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路遥集中阅读了近百部国内外的重要长篇小说。国内以《红楼梦》和《创业史》为重点，此外，他还广泛涉猎了各类“杂书”，而为了解作品所涉的1975至1985年这十年间的各类重要事件，他集中阅读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等报刊的全部合订本。这个工作完成之后，路遥再度“深入生活”——路遥提着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奔波在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了解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情况，熟悉作品所涉及的地域内一年四季的作物等巨细靡遗的生活细部，在这个过程中，作品中某些人物的轮廓逐渐清晰。

路遥（左一）在铜川煤矿采访 何志铭摄

此后，路遥开始了长达3年辗转于铜川陈家山煤矿、从陕西作协临时借来的小房间、新落成的榆林宾馆、甘泉县招待所等地的艰苦而漫长的写作。对于视创作为一种劳动，坚信唯有持续不断的劳动才能为人类创造出新的精神成果的路遥而言，永远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正是在充实的劳动中，个人的生命得以圆满。一切如歌德所言，对于一个从不断的追求中体验到欢乐的人，创造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在准备和正式写作《平凡的世界》的6年间，路遥几乎牺牲了全部的个人生活，他与整个文坛彻底隔绝，无法与父母妻女共享天伦之乐，甚至不能在养父病危和离世之时略尽孝道……长时间的离群索居心系一处，就是为了倾生命之全力完成《平凡的世界》。

1988年5月25日，《平凡的世界》终于完成，路遥为此书的写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英年早逝显然与此密切相关。

“鉴于文学界的状况，你只能用作品来‘反潮流’”

多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无疑是路遥此前生命经验和艺术经验的融通和汇聚，包含着他越过“新时期”的潮流化观念，从延安文艺的基本传统来理解20世纪80年代时代和生活的“深沉的历史观”。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求“新”与“变”成为文学观念的潮流。“现实主义过时论”一度甚嚣尘上。因此，自《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写作完成至路遥逝世后多年，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始终面临着更大的困境。这便是关于《平凡的世界》的评价问题。

从萌发《平凡的世界》的写作欲念到该书第一部写作完成的近4年间，路遥无暇顾及文坛风潮的变化。然而要考虑作品发表、出版的刊物、出版社时，路遥几乎是猝不及防地面临着来自“日新月异”的文学潮流的巨大打击。

先是《当代》年轻编辑周昌义的婉拒，再是作家出版社的退稿。二者几乎有着同样的逻辑，也从侧面表明路遥的文学观念在1986年的时代语境中，“被迫”有着“反潮流”的独特意味：认为该作“不适应时代潮流”，属“老一套的‘恋土’派”的观点如出一辙。他们的意见，均指向《平凡的世界》的观念和写作手法，其核心是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的不同理解。

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作的转型阶段，《当代》曾给路遥极大的支持和鼓励。若无时任《当代》主编的秦兆阳对其首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的欣赏，并在此后的文章中高度肯定其文学观念和写作手法，其时尚处于写作观念转型期的路遥或许不能坚定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决心。而此番以现实主义文学重镇著称的《当代》的退稿，无疑对路遥打击甚大。令路遥始料不及的是，第一部在《花城》发表之后，是年冬在由《花城》和《小说评论》共同主办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北京研讨会上，路遥及该作遭遇了更为猛烈的“批评”。

此次会议邀请了朱寨、廖俊杰、何西来、雷达、蔡葵、曾镇南、白烨、王富仁等当时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阵容可谓强大。会议纪要后来以“一部具有内在魅力的现实主义力作”为题刊发于《小说评论》1987年第2期，虽在结尾处述及部分与会专家对该书的若干意见，该纪要仍以充分的、高度的肯定为核心：

座谈会上，评论家们给予小说以这样的总体评价，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具有内在魅力和激情的现实主义力作。它以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八年中国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命运，是一幅当代农村生活全景性的图画。

然而，在路遥好友白描的笔下，此次研讨会呈现的是另一番样貌：“研讨会上，绝大多数评论人士都对作品表示了失望，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

面对这样的评价，路遥表面淡定，但内心想必悲愤交织。回到西安后，他特地前往位于长安县的柳青墓，“他在墓前转了很长时间，猛地跪倒在墓碑前，放声大哭”……

《平凡的世界》手稿

北京研讨会后不久，《小说评论》《花城》等杂志相继刊发曾镇南的《现实主义的新创获——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丹晨的《孙少平和孙少安》、李健民的《从现实和历史的交融中展现人物的心态和命运》、李星的《无法回避的选择——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等多篇评论文章，从不同角度肯定该作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尤其是曾镇南一反其时唯“新”是举的批评潮流，高度肯定《平凡的世界》“守‘旧’持‘常’”甚至“‘土’得掉渣”的特征，认为该作已经显露出作者“概括广阔而复杂的时代现象的不平凡的艺术魅力”，“不仅是一轴气势磅礴、意境深远的社会历史画卷”，还是“一部荡气回肠、内涵丰富的人生命运交响乐”。他还充分肯定了该作所采用的“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曾镇南的评论，已经涉及《平凡的世界》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等多个方面。此后评论界对该作的分析，路径和侧重虽有不同，但核心不出曾镇南文章所论的基本范围。无奈这些声音一时间并不能转变文学潮流巨大的裹挟力量。《花城》在刊发该作第一部后再无后续，第二部并未在文学期刊发表，第三部则在较之《花城》更为“偏远”的《黄河》刊出。如上种种，均说明路遥和《平凡的世界》，面临着巨大的评价危机。

对如上问题产生的原因，数年后路遥有这样的解释：除文学形势的转变以外，第一部故事尚未有充分的展开，遑论巨大高潮的出现。评论界的保留意见，在预料之中。近两年之后，三部全部出齐，又过了四年，路遥逝世。在此期间，《光明日报》刊发蔡葵的《〈平凡的世界〉的造型艺术》，《文学评论》刊发李星的《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文艺争鸣》刊发白烨的《力度与深度——评路遥〈平凡的世界〉》。李继凯撰写的四万余字总论路遥创作的长文《沉入“平凡的世界”——路遥创作心理探析》也在路遥逝世前完成。另有多篇关于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的重要文章肯定路遥和《平凡的世界》。尽管如此，《平凡的世界》仍然未能改变其被文学史“遮蔽”的命运。在多部重要的当代文学史著述中，《平凡的世界》始终是“在”又“不在”的——屡被提及，然而其作为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经典的地位至今未能得到恰如其分的阐释。虽未亲见《平凡的世界》所遭受的文学史“冷遇”，路遥其时仍然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认识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数年后，路遥再度申明其坚守现实主义传统的根本原因：“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因为“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绝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更何况，“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此前一年，《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并位居榜首。此后近30年间，该作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一直位居各大阅读调查榜前列。如上种种，充分证明了路遥的远见，“现实主义照样有广阔的革新前景”，也再度表明基于人民伦理的具有现实关切的作品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和价值。

“无论是县委书记、大学教师，还是工人、农民，全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坐在电视机前……看《平凡的世界》”

真正改变《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之后冷遇的，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同名广播剧。说来竟是偶然，1987年春，路遥前往北京办理出国访问相关事宜，为方便与当时正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同乡好友海波见面，路遥住在鲁迅文学院招待所。某一日外出办事返回招待所时，在无轨电车上偶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长篇连续广播”节目编辑叶咏梅。在拥挤的车厢里，叶咏梅一眼就认出了路遥。她问他为何近年杳无音信，近期在写什么作品？路遥憨笑着回答她，写一部《平凡的世界》。叶咏梅再问，你以为写得怎样？或许因北京研讨会所致的心理阴影并未散去，路遥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并送一本请叶咏梅自己判断。曾将《人生》改编为广播剧的叶咏梅从《平凡的世界》中，体会到路遥对普通劳动者的礼赞，并唤起了在陕北插队的回忆。她决心将该作录制成广播节目，让这些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再度回到普通劳动者中间。

1986年12月出版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

1988年3月27日，广播剧《平凡的世界》开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直至8月2日播送完毕，历时4个月有余。可以说，它改变了《平凡的世界》的命运。该剧播出之后所引发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几近数年前电影《人生》放映之后的轰动效应。数以千计的听众来信，动情地谈论他们的感受。有人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非凡的著作，作者饱含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爱，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听众们敬佩路遥“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对人类之爱的强烈追求”。

广播剧的热播带动了小说的销量，先前第一部印数仅三千册，且几乎无人问津，以致责任编辑压力甚大，不承想广播剧播出之后，该书数次加印仍供不应求。一年后，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14集同名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使得该书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平凡的世界》电视剧播出时，作家王安忆正拿着路遥给的一摞“路条”行走在陕北，几乎每到一处，都能听到人们在谈论《平凡的世界》。“每天吃完晚饭，播完新闻，毛阿敏演唱的主题歌响起时”，“无论是县委书记、大学教师，还

曾镇南：对新时代敏感而出色的文学回应

【编者按】今日，文学评论家曾镇南在《中国青年作家报》发表书评，对长篇小说《乡村第一书记》进行点评。现予以转发。

跟《乡村第一书记》作者、国务院参事忽培元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感觉他这个人就是从黄土高原里面成长起来的一棵树。他的性格里面有一种浑厚坚实，很干练的劲头。同时，我感觉到他性格当中很突出的特点，是他又有一种南方人蓬勃的热情和敏锐。从内在本质讲，他有点北人南相。

从他创作的势头可以看出来，如果对生活没有热情，对文学艺术没有热情的人不可能写那么多东西。所以，我感觉到他写出《乡村第一书记》这样的作品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他比别人特别勤奋，能够把所有消闲的时间用在写作上，主要是他的个性决定的。他为人处世的个性当中，始终有一种激情，有一种热情，有一种对生活、对艺术的那种不懈追求的努力激情。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很宝贵的一种品质。

第一，我觉得这个小说有几个人物写得很有特点。主人公白朗的形象，我觉得写的很有时代特点。这说明我们的文学家开始去找这些农村当中出现的新的人物，或者是派到农村去的这些新的人物，这些人可以说是新时代走来的年轻人，他们身上有很多新时代的特点。像白朗，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带着一种使命感，一种信念，带着一种对“三农”，对农村、农民、农业深厚的感情，到中国最贫穷、最偏远的一些地方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这个扶贫攻坚是非常繁重的工作，是很辛苦的。

白朗这个形象写的很有特点，他有一个恋人经常给他打越洋电话，而且他每做完一件工作，他晚上还会发微信。白朗在微信上进行思索，借微信揭示他内心的世界，甚至他内心的矛盾，心力交瘁甚至到了有一种抑郁症的倾向，都想自杀，包括情感上的纠葛。他既有我们这个时代年轻人面对的诸多现实问题，又有当前形势下不于同普通年轻人的共产党人的特质，是当下文学典型中少见的。他有我们这个时代年轻人面对的一些心理的情绪感情以及矛盾和困扰，形成了思想和个性上的复杂。因此，他也不是天生自然的改革家，不是非常老练成熟的实践家，他是一个需要在向现实不断学习，向现实不断深入，在生活磨练当中成长的这样一种新时代带来的年轻人，这个形象我觉得写的很饱满，他给人强烈的印象，很有时代特点。这是我感觉这部小说有新意的地方。

第二，我觉得这个小说对我们乡村的实际生活有非常深刻的揭示，从真实性而言，可以说是超越了有些所谓暴露小说。对农村干部作风问题和某些方面的衰落等，对这些事情的描写真切而准确。

实际上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来的演变，乡村的这些代表人物和县一级的代表人物，像李宏伟这样的，他们的关系网已经上下交错，甚至已经出现了他们能够设计把白朗也拉下水的情景。这样整个过程也是很艰苦的斗争过程。我们都能够从小说里面展开情节中感受到。

实际上作者写作中采取了一种虚实结合的手法。有时候虚，有时候实的写法，但是你能够感觉到在这方面作者对农村实际的思考。小说开始就给刚进村的主人公白朗来了一个下马威，好多矛盾都展了开来。姜解放，他的儿子叫姜建国，孙子叫姜耀祖，还有乡村的读书人姜万福，刘兰花和一级战斗英雄姜战斗，哑女姜枣花和姜贵，白朗自己遇到的像一团火似的追求他的蔡金凤，以及他远在海外，但是电话鞭长莫及的陈璐。这些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故事，本身写的有声有色。这个小说之所以我们看起来引人入胜，更有别于报告文学、调研报告，就是因为有典型化的升华，有一种形象化的全面显现。

第三，我感觉到这个小说节奏处理的很好，不少场面描写很精彩，比如说像李宏伟他们下来考察，然后大吃大喝，在八项规定下照样大吃大喝。对李宏伟内心的分析，他是属于要给自己营造一个安乐窝，让自己抓住能享受的机会好好享受，这个是揭示了当前部分基层干部的心理状态，很有特点，实际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从反腐当中揭示出来的很多故事，很多人物他们的生活非常出乎意外的带着一种兽性，特别恶心。所以，在这方面忽培元也没有掩盖生活的肮脏这一面，党的事业就是在这个当中推进的，这方面我觉得写得也很好。

总之，作者充分调动了他自己长期的生活积累、语言积累和情感积累，创作了这部具有历史意义和时代特征的力作！

曾镇南，1946年3月生，福建省漳浦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原《文学评论》副主编、当代文学研究所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与文艺批评。1997年，以《论鲁迅与林语堂的幽默观》一文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鲁迅文学奖。代表作：《平照集》《缤纷的文学世界》《生活的痕迹》《泥土与蒺藜》等。

文学评论家曾镇南已经72岁了，从事了大半辈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鉴赏过名家佳作，品评过文坛新秀。几年前，他被国家大剧院小剧场里一个讲述青年志愿者的话剧打动了。

话剧名叫《牵挂》，取材于华中农业大学3个真实的学生原型，在原型的基础上，进行构思提炼创作出来的话剧：感动中国的徐本禹、献身支教的“西部计划”志愿者赵福兵、舍己救人的张瑜。“在两个小时的演出里，以饱满的青春热情和严肃的、高尚的思想力量，给了观众一次灵魂的洗礼。”

“舞台大灯一亮，农大校园一角的生活场景就带着动感展现出来。农务教育的先驱张之洞的雕像，面临着毕业后人生选择的青年学生的心声和姿影，向学生卖唱挣钱的青年农民江湖气、时节感俱足的歌声和叫场声，这一切五光十色的现代都市生活湍流，一下子就沛然入戏，盈场满台地跳动、流淌。3个面临着人生选择的青年形象，从都市世俗生活的漩涡中浮现出来。”

曾镇南看完专门写了一篇观后感，“这个戏不讳饰、不回避农村现实生活的严酷性，特别是张福禹与龚二狗这一对师生矛盾的展开、发展、激化到突转，层次清晰，步步加深。从二狗撕信、福禹被激打二狗，到二狗出走，再到福禹照料二狗奶奶、释疑并向二狗忏悔，非常生活化、个性化的台词在戏剧冲突的撞击中，如灼目的铁花迸出，给观众以巨大的震动。张福禹与龚二狗的故事，是中国青年志愿者在支教实践中谱写出的严峻而瑰丽的教育诗篇。”

2018年12月，在一次志愿文学的评选活动中，曾镇南又提起这部话剧。

“看这个话剧有个感觉，写的人物和社会生活是色彩多样的，比较复杂，并没有回避社会的矛盾，把社会明的一面、暗的一面都写了出来，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要求。”

2017年在成都举行的首届志愿文学征文启动仪式上，曾镇南在那里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志愿者。他们在一起交流经验，表彰先进。在志愿文学的评判现场，曾镇南第一次见到那样热烈、充满青春活力、热气腾腾的场面。年轻人的活力，真是推动历史前行的先锋力量，他说那“是人类的希望所在，那样的感觉特别强烈”。

无论志愿文学展现的生活多么复杂，思想和主题却是单纯和透明的，“提升和升华人的精神境界，好像在雾霾漫天时打开一个窗口，让阳光照射进来，感受到精神上的振奋和提升。”曾镇南说，作品传递的是正能量，而不是牢骚满腹。

出身贫苦人家，朴实憨厚、志存高远的张福禹，被一封来自山区孩子的来信打动，选择了舍弃保研深造的机会，到他深深牵挂的贫困山区去支教。但他的内心，也有对暗恋已久的女孩许思婷的眷恋。家庭条件优越，学习成绩不错，工作积极，善于察言观色、酬接应对的孟天翔，则选择了在大城市经商就业，信心满满地自以为在追求许思婷上已握胜劵。他们两人都没有料到，美丽、单纯、有着都市女孩浪漫气质和生活情调，时而矜持时而任性的许思婷，却作出了富有个性色彩的选择：考研，让自己和张福禹都留在城里；示爱，把又惊喜又为难的张福禹作为送给爷爷的“生日礼物”。这一来，许家的长辈分成了两派：有些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的思婷妈妈看上的是“高富帅”的孟天翔。而思婷爷爷、老农学家许文澜，却因岁月深处的一个情结，对选择去支教的张福禹青睐有加。

随着张福禹的毅然告别，戏剧场景转换成了凤凰小学破旧的教室一角，孤寂冷清的宿舍、崎岖泥泞的山路以及败落凄凉的农家。偏僻山村生活贫困、落后、停滞的现实，不断给他以冲击和震撼，让他深切地体味到现实生活中支教之路的艰难。

“这个戏矛盾冲突的第一波，就在第一场许文澜的生日里荡漾开来。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主人公张福禹，陷入了两难选择的尴尬之中。选择到贫困山区去做艰苦的支教工作，是需要有健全、合理的道德信念支撑的。”

在曾镇南看来，志愿文学是人类自古以来追求自由境界的不断提升，思索生存意义的结果。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开创之处，他们都是年轻人，“这种思想哪来的？是从丰富的精神遗产里继承的，选择职业要为人类造福，这种思想传递下来，实际上是全人类思想的升华。”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居里夫人传》，对自己影响很大。他学到，为自己的利益和生存存在，固然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梦想者，能超脱觅食的需求，思考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

这些梦想者也是人类中那一部分能进行哲学化思考的人，以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为人生旨趣。这是志愿者的一种根本的精神特质，文学创作就是这种志愿精神和梦幻冲动的结晶。

居里夫人发现镭之后，面对巨大的医学用途和商业价值，她没有报专利，而是选择公开，宣布给全世界。若干年后，她继续搞科研的经费都没有了，美国有志愿者发起捐款，捐了将近100万美元为她购买镭做实验，在接受捐赠仪式时，居里夫人提出一个修改意见，说这100万美元是捐给实验室的，而不是给她个人。

“培养孩子，不能一开始就让他学会做生意、炒股票，要培养他作为人的高尚素质，这是根本。”曾镇南说。

文坛也是如此。作为评论家，他记得鲁迅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一有新人出来，有些评论家就挥着大棒过去，“如果没有创作，评论什么呢？”

“在人民生活的土壤中文学幼苗积攒了足够的营养，就能够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培养文坛新人，造就大批新的战士，任何时候都是催生好作品的急务。”他拿自己举例，“我现在岁数大了，深深体会到，一个人在年轻时候写出的作品、评论，年纪大了根本写不出来。那时的文章，虽然有些生硬、有些幼稚，但那种热情和锐气是空前绝后的。新时代文学的希望在青年身上，一定要下大力气培养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