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七十载 ——记我的父亲母亲

李晓芳

     70年前的11月30日，五星红旗在国民党陪都重庆上空迎风飘扬，山城人民沉浸在新中国曙光的欢乐之中，这时两个充满革命理想的年青人，兴奋地脱下学生装，华丽转身，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从而掀开了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生序幕。70年来，不论是在硝烟四起的战场还是在充满激情的军营；不论是在政治运动的漩涡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不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歌舞升平；不论是年轻活力还是垂年暮老，不变的永远是战士般刚强的心，坚毅的性格，真诚的目光，踏实的作风，这些优良传统无时不刻温暖着、激励着后代不忘历史，牢记责任，老实做人，认真做事，温故知新，笑对人生。他们就是我的父亲李德荣（1930年11月20日—2017年5月15日），母亲谢麟（1933年4月15日—至今）。

　　1949年夏季，年轻帅气的父亲刚刚从重庆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正憧憬着走进大学开始新的人生。读书期间，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并受进步学生影响，积极参加各种学生运动。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我爷爷抗战期间曾在国军任连长一职，抗战胜利后解甲归田，在老家重庆开县当地一所学校担任校长，解放后不久爷爷奶奶先后因故去世。

　　这是母亲于1948年在重庆巿立二中读高二时拍摄，年仅16岁的少女，脸上充满了单纯和稚气。抗战胜利后，市立二中主要收留滞渝而无家可归的战区学生，不仅提出住宿、所有费用免交，当时的公办学校费用均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出资。

　　与父亲家丁稀少相反，母亲出身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外公外婆生养了十一个孩子，4男7女，长大成人的8个。这是她和七姐谢麒高中时的合影，两人相差一岁，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后又一同参军。这个时候家人己返回南京，姐妹俩生活异常艰辛，主要依靠六姐夫（在银行工作）的资助得以继续求学，每个周末她俩回到六姐家打打牙祭，补充些营养。

　　这是1949年母亲读高三时与同学的合影，前中者为母亲，后左为她的七姐谢麒。在读高三期间，母亲和这些同学积极参加反饥饿、争温饱的斗争；冒雨到国民党市政府请愿，抗议校长贪污并欢呼斗争的胜利（罢免校长），还参加了1949.11.27中美合作所大屠杀牺牲的班长聂晶等同学的追悼会。

　　后中者为母亲，这是母亲参军前与同学们的合影，此时正在读高三第一学期，她学习成绩好，生性活泼开朗，深得同学们的喜爱。重庆市立二中校址在沙坪坝学区，这是抗战爆发以后重庆著名的文化区，有重庆大学、中央工业学校、南开中学、重庆中学、重庆市二中等，学生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1949年10月，二野12军向大西南进军，解放重庆及川东地区。1949年12月，为军队建设发展需要，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组建二野军政大学并在重庆招收高中以上文化青年入伍，书面报名登记，口试录取。这是父亲1949年12月参军后的第一张标准照，此时的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是第二野战军西南军区军政大学三大队的一名学员，时年19周岁。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同年12月，我母亲参军，进入第二野战军西南军区军政大学四大队任学员，时年16周岁，四大队是当时军政大学唯一的女兵大队。

　　报名参军时，主考军官问：哪里人？为什么要参军？答：我是南京人，日本侵略中国，南京沦陷前全家逃难到重庆。又问：现在家人呢？又答：都回南京了。又问：重庆还有什么人？又答：七姐，相依为命。又问：她在哪里？又答：昨天己被军大录取。主考官笑了：那好吧，就批准你入伍。

　　这是母亲在新兵连时的戎装照，从稚气未脱的高三女生转眼成了一名战士，从梦想读大学深造到走进兵营，彻底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这对姐妹冤家1949年一同参军入伍，还被分配到同一个班，整天形影不离，吵吵乐乐，活泼开朗，成为军营人人羡慕的兵兵花。

　　这是母亲的九弟谢豹，1949年初北京解放时入伍，1950年10月入朝，是一名领空高射炮的测量员，1952年6月23日在保卫领空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19岁，当时安葬在中国辽东宽甸长甸区拉古哨村，后遗骨迁移到沈阳烈士陵园。入朝前部队集结在辽宁宽甸，姐弟俩曾打算见面，由于时间较紧张，母亲托战友转告，相约战争结束再相聚。谁知竟天人一隔，永不能相见。九舅，我们永远怀念你！

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永远怀念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勇士，因为他们的英勇无畏精神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个体的重新定义，他们留下无穷的精神财富，超过了一切其他得失的评判。

　　这是我的外公谢子良，十九世纪初毕业于南京师范，因写得一手好字（当时南京不少店铺的招牌、扁额、条幅都出自他手），被国民党录用到司法院当了一名科员，也算是民国时期的公务员，但却是“机关大、地位低、工资少”，仅能维持全家温饱。解放后外公的身份颇为复杂，既是烈属、军属，又是国民党逃台人员家属（我二舅谢鹤15岁考入重庆兵工学校，后随校迁台湾，从此杳无音讯），既是旧社会公职人员，又在南京书法界小有名气。

　　这是我的外婆谢刘氏，1937年南京沦陷前全家十口人乘坐国民政府司法院最后一艘船逃到重庆，当时我母亲只有5岁，年仅3岁的十舅病死在途中。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司法院又要迁回南京，规定家属凭照片登记发船票。为了照相外婆徒步来回跑了二十多里路程，加之天气炎热，回家后不到两天，突发暴病故于四川巴县歇马乡陶家沟吴宅，享年53岁。此时子女都在外地谋生读书，只有外公和年仅一岁多我的幺舅（外婆的十一子）为她送终。可怜的外婆，养育众多儿女，受苦受难操劳，眼看就要回家乡了，却永远闭上了眼睛，连自己唯一的一张照片都没有看见......

　　军政大学的地址在嘉陵江边的合川县城，军区首长经常在晚上亲自讲课，学员们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团结友爱，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充满温暖和欢乐，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二野军大继承了延安抗大的光荣传统，有校训、校歌，学习训练一年后分配到各部队，为人民军队培养输送优秀知识青年。后排右一者为母亲。

　　1950年夏天，父母亲从军大毕业了。父亲被分配到12军随营学校任参谋，母亲刚开始分配在军司令部管理科任文书，抄写12军各个时期的作战日记，后又到随营学校教员训练队，为文化低的老红军、首长（团以上）写自传，他们口述，母亲记录整理后存入档案。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仅是个人的奋斗史，更是人民军队的战斗史，是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永存史册。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的父母亲相识了，照片后排左一者为父亲，后排中间者为母亲。

　　随营学校是部队训练干部的机构，始建于红军时期，由过去的“学兵队”、“教导团”演化而来，1936年9月29日，毛主席在给红二方面军领导的回电中说：“随营学校非常重要，你们所需干部主要靠此供给。”抗战时期各随营学校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的分校，解放战争时期重称随营学校。12军随营学校前身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于1948年3月重新组建的教导团，主要担负训练干部（排级以上）的任务。1950年改为二野12军随营学校（副师级单位），1951年2月改为志愿军三兵团12军随营学校，1952年6月改为志愿军三兵团12军教导大队，1954年6月改为志愿军三兵团12军文化速成学校，1954年8月，学校由河北辛集进驻浙江金华，改为解放军第66文化速成中学。

　　这是随营学校教员合影，是站在华北某地老乡的屋顶上拍摄的，后排右一者为父亲。那时出身贫苦的指战员中，有初小、高小文化就很了不起了，会被称作“秀才”，帮战友写家信，帮领导看地图，帮上级搞宣传，发挥大作用。如果是高中生，在部队往往就会被看成“宝贝”，要精心安排，重点保护，生活上有特殊照顾，可见当年部队对知识分子十分重视关心。

　　后排右一者为母亲。1950年10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12军主力部队1951年3月12日入朝投入战斗，随营学校暂时留驻辽宁省宽甸县，接收作战部队干部展开军政学习，还有前苏联军事教员教射击等科目，学员培训大约3-5个月毕业，然后入朝参战。此时父亲为志愿军12军随营学校参谋、政治教员，母亲为随营学校青年干事（共青团干部）。

入朝前，由于母亲年龄小（18岁），个子小，力气小，部队准备将她留在国内，母亲得知后立即去找大队（团）政委，坚决要求上前线，说着说着不禁哭了，政委说：“当兵的流汗流血不流泪，别哭，你态度这么坚决，那就批准你入朝吧。”母亲一听，立即转哭为笑，高兴地准备去了。

　　1951年10月，随营学校奉命入朝，经过18天的艰苦行军，按期到达指定驻地。途中为避免美机轰炸，入朝部队只能白天睡觉夜晚行军，绕开大路走山路，一夜要走100多里路，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季节，战士们肩背30多斤的东西：有枪、水壶、7天的米袋、小铁锹和大头鞋、胶鞋、棉被、2套单衣、大衣等，走得汗流夹背，脚上的血泡用缝衣针穿上头发丝挑破继续走，过朝鲜大同江时涉水过河，冷，饿、累一起袭来，可大家都挺住了。当时军队文化教员身处部队，随军行动，危急时刻也要充当战斗员。后排左者为母亲。

　　在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12军参加了五次战役后，又胜利完成金城防御作战，当部队从阵地撤出向休整地开进途中，又奉志愿军总部命令，挥师南下，投入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协同15军在数十天的激战中，粉碎敌军300余次冲击，进行20余次反击，为整个战役的最后胜利作出重大贡献。这是1953年父母从朝鲜回国时的照片。

在朝鲜战场上，父亲荣立三等功一次，这对于非战斗人员来说是很了不起的。母亲获得营党委批准的记好一次（此奖高于嘉奖，排名在三等功后面），好团员一次。可惜经历数次搬家，立功奖章、获奖证书和抗美援朝纪念章均遗失。

　　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将士在前线英勇奋战，用自己不屈的身躯展示了中国军人大无畏的精神。后方祖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支援前方的热潮，各界社会团体、各阶层人士纷纷组团入朝慰问志愿军各部队。

照片中有毛主席头像的这枚纪念章是1951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慰问12军时赠送的。另一枚中间五角星图案的是1954年2月17日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赠送的。

　　照片左面这枚是2012年10月重庆市抗美援朝精神研究会为纪念上甘岭战役胜利60周年制作的，因为父母亲是12军入朝人员，又是在重庆参军入伍，所以获得。

照片右面这枚是建国50周年时为纪念二野军政大学按原校微制作的。

　　这是著名作家魏巍题写书名的大型历史文集《中华好儿女》，书中汇集了一千多名志愿军将士的回忆文章、个人简历和照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朝鲜战争的实况，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一个缩影。书中242页是父母亲的好朋友和战友的个人经历及在朝鲜战争中负伤的经过，名为《满腔热血上战场》。书中439页是父亲的个人经历。书中813页是母亲写的《姐妹参军》。

　　这是1953年夏季部队奉命回国休整，母亲和战友们赶着马车行进在河北辛集高邑村庄外的情景，后排右一者为母亲。

　　1953年冬季，母亲坐在驻地附近田边水车上眺望，战争结束后的安宁平和生活是多么的可贵啊！

　　回国休整期间，战友们在驻地练歌，每个人都那么的轻松快乐。前左二者为母亲。

　　骑着马车赶集去，战友和乡亲们脸上都洋溢着笑容，生活在和平年代真是幸福呀。前左一者为母亲。

　　坐在老乡的地头开小组会，气氛很是轻松愉快哦，左一低头者为父亲，是不是战友们在表扬抑或批评他？

　　1953年夏季，河北某驻地与战友的合影，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无情，战友之间的情谊更为深厚，哪个是我父亲？对了，前左一者。

　　1953年12军举办运动会，母亲作为随营学校女子排球队的一员，参加了比赛，赛场如战场，同样英姿飒爽。

　　女子排球队全体队员在比赛后合影，年轻时对文体活动的爱好一直延续到老年，晚年的母亲依然喜欢观看文艺、体育频道，对各类赛事评头论足，每当中国队取得冠军，她都高兴的眉飞色舞并向我们兴奋地讲述。2019年10月世界军人运动会在中国武汉举行，母亲更是一场不拉地观看，为中国军人拿金牌而兴高彩烈。

　　照片中者为父亲。当年这些一起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友，后来都散居在祖国各地，不论你们是否健在，后代都将会永远怀念你们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年轻女性，即使是军人也同样有着花龄妙女的柔美，瞧这张张笑脸，散发着青春，洋溢着美丽，充满着纯洁，就像春天的桃花绽放，夏天的柳枝荡漾，秋天的红枫染色，冬天的腊梅飘香，虽然素颜素面，依然是个超级女神。照片前右者为母亲。

　　这张照片上的军人，个个英气豪放，即有战士的刚强，也有年轻小伙的帅气，他们是祖国和平的创造者，也是守卫者。向他们致敬一—新中国最可爱的人！中排右一者为父亲。

　　每个人的眼神中都透着自豪、自信、自强，满满的正能量。再次致敬——最可爱的人！前右者为母亲。

　　这是父亲最亲密的“四同”战友李叔叔。两人是同乡、同龄、同学、一同入伍。李叔叔曾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的政治秘书，如今还健在，生活在南京军区第一干休所。

　　1954年母亲参军后第一次回南京探亲，和外公游灵谷寺的照片。前面长辫的为母亲，后面年长者为外公，另外两人是母亲的战友。外公身穿的制服是民国时期公职人员很流行的标准中山装款哦。

从1938年5岁时逃离南京，16年来母亲一直在外奔波，故乡的印记已变淡，但思乡之情却不曾改变，南京市玄武区一枝园36号的祖屋是她的出生地，流淌着父辈们生活的气息。

　　抗美援朝结束后，1954年5月父亲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66速成中学政治教员。1956年4月调任解放军12军政治部宣传处理论教员、助理员，这个时期，生活工作比较稳定，1956年10月父亲与朝鲜战场回国后未谋面的战友相聚，大家心情十分激动，愐怀在朝鲜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战友，回忆入朝时期的艰苦岁月，互诉衷肠，留下了这珍贵的一刻，后左者为父亲。

　　1954年12军随营学校改为解放军第66文化速成中学，教员们给营、团以上干部进行培训，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素质，结业后转到地方担任各级领导，充实地方干部队伍，支援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55年5月速成中学完成历史任务后母亲转业。由于当时部队驻地在浙江金华，母亲与另13名战友转业后一起进入衢州一中、二中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实行军衔制问题很快被重新提上议程。1952年11月26日总干部部向毛主席并军委报告中，对实行军衔制度等拟制了初步计划。1955年2月8日，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部队正式实行军衔制，当时共设6等19级。

这是1953年11月13日的呈请授予军衔报告书，母亲的级别是正排级，这时她21岁，父亲的级别是副连级，这时他24岁。

　　这是在浙江教师进修学院（校址杭州）读书期间与同学的合影，后排中间者为母亲，任语文科团支书。。这儿还有一插曲：由于母亲在部队表现突出，又一直担任教员且具备高中文化，因而转业时就直接分配工作了。可过了不久她听说不少文化较低的战友都做为“调干生”送去读中专或大学，于是母亲与其它13名分到衢州的战友一起去找组织部门反映，不料很快得到落实，因此在衢州一中工作两个月后母亲被送入浙江教师进修学院。

　　这是母亲的毕业文凭，1956年7月毕业于浙江教师进修学院中国语文科，学历大专。本来母亲应在校就读两年，祖国大跃进建设急需人才，读了一年后就匆匆提前结业。当时母亲已经结婚，由于父亲部队驻地在金华，所以被分配到金华第一初级中学，从此母亲在人民教师这个岗位上工作至退休，把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精神风貌带进学校，呕心沥血，培养教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数次被评为优秀班主任，先进工作者。

　　这是母亲的毕业照，拍摄于1956年7月。浙江教师进修学院创建于1955年，当时称浙江第二师范学院，系省属本科院校，1956年改为浙江教师进修学院，1960年改浙江教育学院，1978年恢复浙江教育学院，2010年升格更名为浙江外国语学院。

　　这是母亲转业后与战友重逢时的合影。在朝鲜战场，母亲与她同住一个防空洞，可谓是“洞友”。这位战友当时是部队的收音员，主要任务一是收听电台新闻，记录整理后送领导传阅；二是扩大宣传。

　　这只皮箱今年已经64年了，是母亲用国家实施工资制度后第一个月发的工资购买。在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对地方党政工作人员和部队指战员的生活必需品按照一定标准施行供给制，干部、战士和勤杂人员过着大致相同的平等生活，对保证战时生活，加强革命团结，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起了重大作用。1950年供给制大部分改为包干制，即由国家发给一定数量的实物和货币，由领取人自行处理。1955年供结制和包干制全部改为工资制。

　　1956年至1962年母亲在金华第一初级中学担任语文教师，那个时候祖国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父母亲也经历了大跃进，“三反”“五反”等运动，母亲与同事之间关系融洽，友情纯洁，相处的很好，这是语文教研室老师的合影。

　　1961年-1963年12军移防江苏淮阴，父亲在军政治部宣传处任助理员，母亲随迁，在部队办的子弟学校任教。这是父亲1964年转业前，母亲与12军子弟学校同事们的合影，照片第二排中间者为母亲。

　　这是1963年4月6日签发的证书，表彰母亲获得1962年度先进工作者，当时母亲在12军子第学校任教。批准机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政治部直工处。

　　当年在部队，女兵是香饽饽，长相甜美有知识的青年女军官更是“稀罕宝贝”。领导不仅在工作、学习、进步上帮助她们，更是关心她们的婚姻大事，加上进入和平时期，部分老红军、首长也都需要解决个人问题，因此不少女兵都是通过组织介绍成家。而母亲是新时代女性，充满浪漫和理想，多次拒绝了这种“机缘”，与年轻、帅气、有文化并志同道合的父亲自由恋爱了，这次他俩1956年的结婚照。新娘穿着花衣服，头发上扎着蝴蝶结，新郎一身戎装，佩戴着立功奖章，斜挎着武装带，两人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1964年三年自然灾害（1960–1963）过后，国民经济处于全面恢复期，国家需要大批军转干部充实商业战线，这时父亲服从组织安排，转业到当时的衢县商业局办公室，并负责局商业职工学校的管理工作。

       在部队驻扎金华期间，父亲考入杭州大学中文函授班，学制四年，毕业后取得本科文凭。

　　转业到地方后，父亲先是参加“四清”工作队，在东阳农村工作将近半年才回到单位。四清运动是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社教运动，前期内容是在农村中“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工作队员工作辛苦，生活艰苦（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有严明的纪律，这对刚走出军营的父亲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练机会，据统计，在“四清”运动中下派到农村的工作队员至少不低于三百万人次。

　　这是父母亲在文革期间拍摄的。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父母转业到地方时间不长，也没复杂的人际关系，因而没有受到批斗、挂牌、游街示众等许多干部遭受的人身迫害，也没参加帮派之间争权夺利，以平静沉默的心态度过这十年。

　　这是父母在衢县城关镇旗坊巷5号家门口的合影。自从1965年搬进这里，全家才算真正安定下来了。这所房子的主人1960年左右被全家下放回江西老家，房子被公家征收。由于隔壁是商业职工学校教室，父亲在这学校兼课，为方便起见单位就租住给父亲。这座房子是个带院子的独立住宅，东西两排平房，每排隔出三个房间，共约有六、七十平米，住了两户人家。父母家住东房，房子里地面还铺着木地板，东房的南端隔出独立的厨房供两家使用。两排房中间是个小院，地上铺着小鹅卵石，院子的南头有独立的厕所，西头种着一颗约二十多年树林的板栗树。这在当时的衢县城内也算是不错的住所了。1980年前后，房东落实政策回衢，父母搬迁到商业局职工宿舍。

　　这是大哥谢龙（我大舅的书法在南京也是可圈可点的）为八妹（我母亲）书写的名字，为了纪念，母亲把它刻成印章，珍藏至今。几十年了，时过境迁，一枚小小的印章依然包含了浓浓的手足之情。

　　1974年初秋，父亲出差到北京，站在高高的长城上，他的笑容是那么美好。殊不知在两年后粉碎“四人帮”的清查运动中，父亲受到停职审查。原因是文革后期当时的县领导看中父亲的写作能力，把他调到《红色衢州报》工作，主要负责头版社论的起草，时间约4、5年。由于父亲在文革中个人并没有过激言论和行为，写这类文章大多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参考”，审查几个月后就下了结论：不属于文革时期的“三种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回商业局恢复正常工作，但是这段经历仍使父亲的个人事业发展受到影响。

　　这是1979年7月回南京探亲时拍摄，这时外公已经去世，众多兄弟姐妹中仍然健在只有6位了。后排右者老大谢龙（南京市儿童医院著名中医），后排左者老十一谢百龄（当时在南京邮电局工作），前排右者老六谢楠（南京巿肉联厂财务科），前排中者老三谢凰（北京东城区区属企业会计），前排左者老八谢麟（浙江衢州一中教师）。老七谢麒当时在四川省成都西南建筑设计院任工程师，没赶上这次难得的兄妹相聚。

　　1988年4月，母亲从衢州一中退休了，39年的教师生涯，40年的工作经历，贯穿了人生的大半辈子。

1990年10月，父亲从市商业局办公室主任岗位上退休后，又任市商业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市商业（集团）总公司顾问。先后在全国和省、市报刋发表论文20余篇，多篇论文获奖。1994年撰写《衢州巿志》商业篇，2003年主编《传统德育》一书，忙忙碌碌一直到70岁以后工作才慢慢停下。

　　这是父母亲在府山公园游玩时的照片。

　　这是父母亲在晚年生活的住所，府山街道府东小区9幢门前的合影。随着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父母亲的住宿条件也一次次改善，安居乐业在新时代得以实现，这也是无数先烈、革命前辈为之奋斗一生的目的。

　　这是父母70多岁时的合影。

　　这是父亲80岁时俩人的合影。

　　1993年1月，解决军12军部分在衢战友聚会，照片前排左二者是母亲，二排右一者是父亲。照片中大部分是建国初期参军的老战士。

　　2001年春节，解放军12军在衢复转退战友聚会，这次相聚，包括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入伍的战犮，老中青济济一堂，实属难得。照片中第四排左数第七位是母亲，第五排右一者为父亲。

　　这是2006年春节老战友聚会，参加者均为解放军12军军部和34师工作的，且都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虽然他们都早已经离退休且年逾古稀，可不论何时何地，都始终保持“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的革命初心。后排左一者为父亲。

　　这是2009年母亲与衢州一中（78届）高二12班学生的合影。当时母亲任班主任，这届学生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班中有多名学生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佳绩。由于这个班级初中三年也是母亲担任班主任，师生感情更为深厚，毕业后每次举办同学会，都邀请母亲参加，怀念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回忆当年的趣事，畅谈各自的生活工作，母亲也很珍惜与学生们的情谊。2019年9月，一位60年前的学生到养老中心来看望母亲，更是让母亲欣慰不已，真可谓桃李满天下，硕果留人间哪！

　　拍摄于1999年国庆，这一年母亲66岁，两老膝下承欢，有一14岁的孙女和10岁的外孙。

　　这是母亲七十岁时拍摄。

　　这是母亲八十岁时拍摄。

　　这是2015年入住衢州市天颐养老中心时，重阳节那天中心经理和养护主任前来探望时合影。年龄大了以后，父母亲为了不更多地拖累子女，双双住进养老中心，在那里安度晚年。

　　这是2019年夏母亲看报的情景。如今母亲已87高龄了，仍然是那么的乐观、开朗、淡泊、思维清晰，订阅了《报刋文摘》、《衢州广电》等，时时关心时事政治、民生民计的变化。

　　母亲尽管高龄，但兴趣爱好广泛，除了喜爱观看电视中的文艺、体育、中国诗词大会等类似的文化节目外，搓麻将也是一大爱好，每天下午（除了身体原因外），是她雷打不动的保留节目，看她那开心的样子，一定是摸到好牌或是和牌了。

　　这是2016年国庆全家合影，这年父亲87岁，母亲84岁。

后记：本篇所叙信息均由母亲（于2019年6月-10月间）口述，笔者记录整理，其中母亲的情况经查个人档案得到核实，在此感谢衢州一中、衢州市教育局有关领导的帮助支持，父亲的情况由于公务员个人档案规定所限，未能查阅个人档案核实，可能存在个别信息在时间上会有小出入。

2019年11月2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