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银行员工休假日期及其历史溯源

正能量

     今天，我们中行员工每年的法定假日，先由国家在年初公布，再各行业各单位（包括中总行）在行文转发周知员工。这些法定假日包括：元旦节、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等共7个假计19天。

     那么，早在民国时期，中行员工每年的法定假日有那些呢？前不久，笔者在四川省档案馆民国时期的成都中国银行档案中，查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休假日期表”，其中记载，当时中行员工全年共有15个假（内含3个对外不营业“假”），计24天，它们分别是：

新年：1月 1、2、4日；

春假：2月 11、12、13、15日；

总理逝世纪念：3月12日；

扫墓节：3月26、27、29 日；

革命政府成立纪念：5月5日；

夏假：6月13日；

结算利息：6月21日；

半期决算：7月1、2、3日；

国民革命军誓师纪念：7月9日；

孔子圣诞纪念：8月27日；

秋假：9月19日；

国庆：10月10日；

总理诞辰纪念：11月12日；

结算利息：12月21日；

云南起义纪念（恢复共和纪念）：12月25日。

可见，除去结算利息、半期决算、结算利息假外，共12个假，计19天。

      再者是，民国时期中行员工每年法定假日含义与来历又是什么呢？经查阅多篇文献并予以汇总综述，现将83年前民国时期中国银行休假日期的历史溯源大致介绍如下，以飨读者。  

1、新年：1月1、2、4日

元旦，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既古老又年轻，既传统又现代的节日。说它古老、传统，因为“元旦”古已有之，指农历正月初一，即今天所说的“春节”，源远流长，备受重视；说它年轻、现代，因为中国人现在所过的“元旦”，乃是阳历岁首，作为辛亥革命、共和开国的产物，至今只有百余年的历史。民国时期新旧交替、风云激荡，元旦节庆也与时俱变，带有鲜明的时代性。

阳历“元旦”悄然登场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宣布改行阳历。前一日，沪军都督陈其美即拟定告示，“本日奉大总统令，以本月十三日为阳历元旦日，我民国百度维新，亟应及时更用阳历，期与世界各强国同进文明，一新耳目等因，为此布告军民。各军人等知悉：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着改为中华民国元年正月第一日。从前行用阴历，一律变更。孙大总统即择于元年元旦就任，发号施令，与天下更始……”虽然这则告示直至1月2日才在《申报》上刊出，没有产生应有的效力，但阳历“元旦”已然由此问世。随后，《民立报》又刊登：“中华民国改用阳历。惟（唯）念各商业向例于阴历年终结账，敲骤改章，恐有妨碍，仍以新纪元二月十七日，即旧历除夕为结账之期。”由于南北的微妙关系，民国政府控制下的各省于当年1月15日在南京补庆，而北方各省仍用“宣统”年号，以农历正月初一，也就是1912年2月17日为元旦。1912年的中国，不单补过了元旦，还在暂时分治的两地过了两个不同的元旦。

1919年元旦，北洋政府总统府觐贺礼节。至次年民国成立周年之际，各地才多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有署名“人寿庐主”者，在《申报》发表贺诗《新元旦》，表达对元旦节日的期待，其词云：“不待梅枝报早春，汉家日月又重新……举杯且饮椒花酒，醉里今朝说贺晨。”

北洋政府时期，阳历年关放假3天，成为惯例。1月1日至3日，一般政府机关均停止办公，“以示休息”。不仅行政司法机关如此，军政民政“各衙署均定休假三天”。除遥拜中山陵外，阅兵、授勋、团拜、招待外宾等都是国民政府元旦典礼的常见节目。

民初元旦官民相隔

1914年1月，北洋政府改农历元旦为“春节”，阳历岁首为“元旦”，颁行天下，阳历新年正式成为法定节日。

民国初期的元旦庆典，主要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商界、学界及社会团体反应较为积极，常举行各种展览、游艺、宣教、慈善活动。百姓则将元旦视为“洋节”，长期处于漠不关心或“看热闹”的状态。虽然民间响应不大，但不同的机关团体仍以自己的方式庆祝这个节日。如商界有时会以游行的方式来表庆贺，有时则会举办聚餐会请些知名人士演说。这一时期的官方庆典与百姓的庆贺方式相隔千里。

“抗战元旦”限制娱乐

抗战时期，民众对于元旦的接受和参与，较之民初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也适应时势，通过组织、举办各式元旦庆祝活动，动员民众支持抗战，提振士气民心，使这一时期的元旦庆祝带上了浓厚的抗战色彩。

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每逢元旦，中央机关照例会举行遥拜总理陵墓（即南京中山陵）和纪念典礼仪式。对参加者的着装也有统一要求，一般文职官员着蓝袍马褂或中山装，武职官员着军常礼服，有勋章者佩戴勋章。这时，经过数十年的浸润、磨合、适应，西俗东渐的元旦，已经被中国民众广泛接受，成为中国人一个重要的节日。(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12月29日 总第3162期 第三版)

2、春假：2月11、12、13、15日

春节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春节活动均以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祭神祭祖、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带有浓郁的各民族特色。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一些国家和民族也有庆贺新春的习俗。其实“春节”这个名字实际上也不过一百年的历史，是在民国时期被提出来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1914年“春节”这个名字被提及，内务部提交给袁世凯的呈文“拟定阴历元旦为春节”，为什么阴历的元旦为春节呢？当然是为了对应，夏节，秋节和冬节！这夏节，秋节，冬节，又是哪天呢？夏节是端午，秋节为中秋，冬节为冬至，这是四节的由来，夏节，秋节，冬节不改还好，但是春节必须要改的！因为1912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通电全国，民国引入了公历计年的方式，以公历计年，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正是因为孙中山推行的公历一月一日为元旦，那么农历又怎么能再叫元旦呢？正是因为这个强制性的决断，所以春节保留了下来，夏节，秋节，冬节都被遗忘了！

在实行公历纪年以后，中国就出现了两个新年，一个是旧历的正月初一，另外一个就是公历的一月一号，这两个新年而且还相差不远，在庆祝新年的时候，是庆祝新历年还是旧历年呢？这个也被赋予了政治意义，于是那时候的老百姓每年过两次年，元旦那个年冷冷清清，春节这个年热热闹闹！

　　1928年国民党完成了名誉上的统一，既然是统一，那么就必须有一个规矩，统一语言，这个工程太久，统一文字已经被秦始皇做到了，剩下的就只有一个，统一历法！于是国民党颁布了《普用新历和废除旧历协助办法》：“自1929年1月1日起，全国使用公历，同时废除旧历和禁止庆祝旧年”就这样旧历被强行废除！旧历春节一律不允许放假，不允许贴春联，放烟花爆竹，不允许互相拜年，违者罚款！

    春节在古代没有什么特殊的名字，大家习惯叫他新年！虽然新年没有什么名字概念，但是他却拥有了将近五千年的历史，深入人心，是中国人民的一种信仰！民国的这种做法非但没有得到人心，反而让老百姓心中充满了不悦！这种做法非但没有把旧历新年禁止，反而让人更加的厌恶新历的元旦！所以当时的新历年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你可以禁止别人对旧历年的庆祝，总不能强制别人去庆祝新历年吧？在老百姓的默默抗议下，终于1934年国民党不得不退步，不再禁止春节！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总而言之，春节，1912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腐朽没落的清政府，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在建立民国的革命者们看来，除旧迎新，学习西方以自强是必然的选择，因此，他们将春节也作为封建糟粕摒弃，提倡按照西历，号召大家过公历一月一日的新年。当然，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很短，对于全国的控制力也十分薄弱，因此，这个政策虽然被提出来，但并没有具体实行，在1914年袁世凯成为大总统之后，这个政策也被折中，舶来品的公历和传统农历同时并行，春节被继续承认，而公历1月1日被叫做元旦，也是自袁世凯开始的。

    当然，无论提出废除春节的出发点如何，无论是他们是过于迫切的希望中国重新崛起，还是已经拜倒在西方文化面前、迫切的想否定中国的一切，这些人的这种做法和思维，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和生命力，也绝不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口号和政策所能决定的。而包括春节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从来不是中国崛起的障碍。

3、总理逝世纪念：3月12日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

他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创立《五权宪法》。他首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

   民国政府时期，纪念日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负责早拟，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常委）决定，政治性成为纪念日的先赋身份。1929年7月1日，中常委通过了《革命纪念日及其仪式和宣传要点》，先确定了28个纪念日，后经1934、1935年两次修改，共有20个纪念日包括9个国定纪念日，总理逝世纪念和总理诞辰纪念就其中。

4、扫墓节：3月26、27、29 日

90多年前，中华儿女在面对日寇入侵、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曾借助清明节以国家公祭的形式，号召亿万国人团结起来保家卫国。“赫赫始祖，吾华肇造……泱泱大国，让其沦胥……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这是在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首次共祭黄帝陵时，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祭黄帝陵文》。时至今日，此文读来仍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档案里记载的扫墓节

1937年3月22日，聚兴诚银行档案中关于申、汉两埠银行扫墓节休业4天的记载。在湖北省武汉市档案馆保存的1937年的聚兴诚银行档案中，就有这样一份记录：“迳启者，查申汉两埠各同业自本月二十六日起至二十九日止为扫墓节，放假四天。在此四天之中，各同业均一致休业不办收交，特函奉达，即希存记。”同样，在四川省档案馆保存的1937年的中国银行城都支行的档案中，也有如此记述。 这说明1937规定的扫墓节放假时间为3月26日至29日，在此期间，上海和汉口的银行业将放假4天，停止营业。

　　1936年4月，聚兴诚银行档案中关于扫墓节放假公祭熊廷弼的记载。作为华夏人文始祖的黄帝，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创下了不朽功绩，受到了炎黄子孙的尊奉和崇敬，因此，黄帝作为祭祀的对象逐渐固定下来，并被后来的政权所沿袭。

为何选择黄帝呢？这与晚清时期所形成的黄帝崇拜有关。甲午之后，特别是清末最后的十年，知识界的民族国家意识高涨，逐渐开始在各个层面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和象征符号、仪式。“黄帝”成为汉族乃至后来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在这一时期成为革命派、立宪派各方争相阐述的话题。以清末流行的“黄帝纪年”为例，主要聚集在日本的革命派高呼以“黄帝纪年”挑战康有为等人坚持的“孔子纪年”。 1903年，刘师培以“无畏”的笔名发表了《黄帝纪年论》，在文中他写到：“民族者，国民特立之性质也。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种鼻祖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显然，刘师培提倡黄帝纪年，尊崇黄帝的目的是为了排满革命，确立黄帝为汉族人祖先的汉族意识。随着清末革命形势的发展，单纯狭隘的大汉族意识逐渐又被“五族大同”、“五族共和”和“中华民族”这些更有包涵意义的民族概念所取代，在这个过程中不变的是对黄帝的尊崇和黄帝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地位的强化和高度认同。自晚清时代所形成的轩辕黄帝为中华民族象征的意识，终民国一代直至今天，成为华人普遍接受的观念，这也就不难理解时至今日延绵不绝的公祭黄帝行为了。

1935年公祭黄帝

民国的民族扫墓节，正式伊始于1935年。扫墓节能够在全国推行，固然与于右任、戴季陶、邵元冲等国民党元老的努力分不开，更重要的是与当时的国内形势有关。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上海、华北接连制造事端，逐步蚕食中国，民族安危存于一线之间，国民党中央政府也冀望通过民族扫墓来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将各方的资源整合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减少华北分裂势力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也和国民党加强党治文化、强调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关系。早在1934年的清明节，戴季陶、邵力子等国民党要员即在陕西拜谒周陵，行民族扫墓的事实。当时《申报》报道称：“戴传贤、焦易堂、许崇灏、杨虎城、邵力子暨陜省府各委、省党部各委、各机关学校报社、民众团体一行数百人，五日晨分乘汽车二十余辆，直往咸阳谒周陵……下午五时返省、此次谒墓典礼简单庄严，而参加者复各界均有、诚可说是民族扫墓也。”（《戴传贤等谒周陵》，《申报》1934年4月7日）

进入1935年，邵元冲等决定在中央层面展开民族扫墓活动，民族扫墓的拜陵和公祭的主要对象是黄帝。1935年3月31日，邵元冲自南京启程前往陕西，他在日记中写道：“连日阴雨冥晦，本日天忽放霁，知黄帝之灵来接也”。4月4日，国民党中央代表张继、邵元冲会同国民政府代表邓家彦，陕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公推邵力子、郭英夫、冯钦哉、雷宝华、李成钢、宋志先等人，离开西安前往中部县祭拜黄帝陵。由于天气和交通的原因，于6日下午到达中部县，改定为4月7日致祭黄帝陵。4月7日早晨8时，公祭黄帝陵仪式开始，张继、邵元冲、邓家彦代表中央政府进行主祭，邵力子、郭英夫等六人代表陕西地方进行陪祭，当地有民众5000余人参加了祭祀过程。

典礼仪式如下：（一）全体肃立；（二）主祭者就位；（三）上香；（四）献爵；（五）献花；（六）恭读祭文；（七）行三鞠躬礼；（八）礼成；（九）摄影。（《中枢代表祭扫先陵之经过》，《中央日报》，1935年4月15日）

仪式完毕之后，张继等人又绕黄陵一周进行参拜，方才离开桥山黄陵，这便是1935年民族扫墓节公祭黄帝。1935年国民政府公祭黄帝，是整个“民族扫墓节”系列活动中最重要的公祭活动。除了公祭黄帝之外，在陕西省还公祭了周陵、茂陵。“中央此次举行民族扫墓节，祭周陵、茂陵及黄帝陵，其意义厥为唤起民众，追念我汉族祖宗，发扬我民族精神。”（《张继由陕返平，将筹款修葺黄陵》，《申报》1935年4月21日）事实上，民族扫墓节是1934年由邵元冲、戴季陶等人发起倡议而开始施行，规定每年清明日为民族扫墓节,由国府中央派员前往祭扫中华民族始祖黄帝陵,同时对周陵、茂陵、昭陵等进行祭祀。

国共民族扫墓节合祭黄帝

1936年民族扫墓节之际，由当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代表官方赴黄帝陵公祭黄帝，而张继代表中央在西安领导民众举行公祭。当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实行“兵谏”。“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长达十年内战的结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双方准备再度联手共同对外进行民族战争。政治形势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体现在1937年公祭黄帝陵之上，由于国民政府方面的邀请，中共也加入了该年的公祭黄帝的队列中，历史上首次出现民族扫墓节国共两党合祭黄帝。

1937年4月5日清晨7时，国共两党在黄陵前举行民族扫墓典礼，祭祀黄帝。国民党方面有中央代表张继,国民政府府代表孙蔚如主祭，刘震东、于学忠等参加陪祭,各机关团体代表与祭，共约千余人。中共方面派出了林伯渠作为代表参加祭典，虽然当时国内一些主流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并未对此进行报道，但当时中共的机关报《新中华报》对林伯渠参加公祭有详细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特派代表致祭黄帝坟墓,举行民族扫墓典礼，苏维埃政府代表苏区内全体公民为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计，特于五日派遣代表前往参加。该代表在民族扫墓典礼上恭读了祭文，以寥寥数句描述黄帝功绩,大量篇幅表达现实诉求,指责日本侵略和汉奸横行，痛恨国家的沧落，望各党各界组成民族统一阵线以救国家于危难，实现"还我河山，卫我国权"之宏愿。”此次公祭黄帝的典礼仪式与1935年、1936年并无太大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国共双方分别恭读了对黄帝的祭文。

特别是中共代表林伯渠在黄帝陵前恭读毛泽东亲笔所写的祭文，祭文内容如下：维中华民国廿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而致词曰：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

越数千年，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墟。

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

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

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

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

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

不论官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

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

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

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

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享！（见《苏维埃代表参加民族扫墓典礼》，《新中华报》1937年4月6日）

从祭文的内容来看，共产党方面与国民政府在对黄帝的认识上，有诸多相同之处，即承认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和象征、称颂黄帝的丰功伟绩以及强调通过公祭黄帝来发扬民族精神的民族主义。不过，毛泽东在祭文的下半部分，特别凸显了现实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要求和主张，一方面要求“改革内政”，另一方面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这是借公祭黄帝表达延安方面的政治诉求。

1937年国共共同公祭黄帝之后，双方于1938年、1939年又两次合祭黄帝。从1935 年到 1947 年，国民政府每年都于民族扫墓节派员前往陕西黄帝陵公祭黄帝，未有间断。这其中1948年和1949年的清明节，因为黄陵县（即之前的中部县）被中共解放，国民党只能在陕西省政府大楼北端布置礼堂，举行遥祭黄陵大典。

历史地看，在抗战国势艰难之际，设置民族扫墓节，举行全民族公祭黄帝大典，追念中国历史先贤，的确有团结民众，振奋民族精神御辱杀敌的积极意义。民族扫墓节作为一个融合传统节俗与政治纪念日的现代节日，在民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地方的祭祀扫墓活动

从1935年开始，在民族扫墓节之际，除各地政府会派人前往陕西黄帝陵祭扫外，一些省份也会在本地开展祭祀民族先贤的活动，如浙江省祭扫的是民族英雄岳飞之墓，福建省祭扫的是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之墓，湖南省祭扫的是炎陵县炎帝陵和宁远县舜帝陵，而湖北省祭扫的则是明末抗清名将熊廷弼。

5、革命政府成立纪念：5月5日

据孔夫子拍卖网 > 大众拍卖区 > 名人墨迹 > 信札 > 拍品详情 > 拍品图片详情【精品】：民国政界要员著名外交家奥运之父王正廷的藏品显示：民国二十二年（1933）五月五日，为国民革命政府成立纪念日。

6、夏假：6月13日

由民国26年（1937）的对应农历可知，92年前的夏假就是今天的端午节。

7、结算利息：6月21日

8、半期决算：7月1、2、3日

不难得知，结算利息的6月21日和半期决算的7月1、2、3日，应当视为银行不对外营业日，可能有部份员工休息，部分员工加班。

9、国民革命军誓师纪念：7月9日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是指北伐战争，是1926年至1927年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1926年7月9日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理人北洋军阀。当时，国民革命军有8个军，约10万人，总司令是蒋介石。7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14日国民党发表《北伐出师宣言》，两党一致号召全国人民支持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北伐的主要对象是三支军阀部队：一是直系吴佩孚，二是奉系张作霖，三是由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在帝国主义指使下，这三支反革命力量联合了起来。广东革命政府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和敌人内部矛盾情况，确定北伐战争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先打吴佩孚，后打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吴佩孚虽是当时最凶恶的敌人，但在北洋军阀中，确是比较弱的一环，由于受到冯玉祥军队的牵制，已经处在南北受敌的状态之中，湖南内部敌人正在发生分化。况且，两湖地区工农革命力量极为雄厚，因此，把吴佩孚确定为北伐的第一个打击对象十分正确。

   北伐军分三路进军，在三个战场进行作战。两湖战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场。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部队已开赴湖南前线，为北伐进军开辟了道路。在这个战场上，北伐军以第4、7、8军担任正面主攻，分别占领了长沙、平江、岳阳，至此，北伐军结束了湖南境内的战斗。平江、岳阳失守后，吴佩孚亲自率部队与北伐军在湖北境内的汀泗桥、贺胜桥进行决战，经过激烈战斗，北伐军占领了这两个地方。10月10日，叶挺独立团首先攻城而入，北伐军攻下武昌，吴佩孚部基本被歼。北伐军消灭吴佩孚后，又在江西战场打败了孙传芳。

国民革命军从1926年7月开始北伐，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所向披靡，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北伐军也由10万人增加到25万人。北伐战争是一场讨伐北洋军阀的正义战争，它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巨大的胜利，是因为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极大地鼓舞了国民革命军的士气。

10、孔子圣诞纪念：8月27日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孔子诞辰日指纪念孔子诞辰的节日，为夏历八月廿七或阳历9月28日。全称孔子诞辰纪念日。西元纪元的9月28日作为孔子诞辰日，历来存在争议。孔子诞辰确实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崔东壁在《洙泗考信录》中曾做过考证，据《春秋谷梁传》定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为今之8月21日；《孔庭纂要》说是8月27日。此外还有西元的10月9日、10月3日，等等。

中国古代祭孔，都以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作为孔子诞辰。民国期间，政府曾定夏历8月27日作为教师节，后又把它换算为西元9月28日，现在全世界祭孔的日期和台湾的教师节都定于9月28日，即源于此。曾解开“武王伐纣”日程之谜的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教授，日前运用现代天文学方法，推算出孔子生于公元前552年10月9日，于公元前479年3月9日逝世。这一结论与先前一般认为的孔子诞辰年份相差一年左右。

11、秋假：9月19日

由民国26年（1937）的对应农历可知，92年前的秋假就是今天的中秋节。

12、国庆：10月10日

1911年为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革命党在武昌发动起义成功，成立湖北军政府。之后全国各地相继响应，不到两个月，全国有十四省宣布独立，满清统治土崩瓦解，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辛亥革命。

1911年12月29日，独立的各省派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赶赴南京就任。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正式成立。2月12日，清帝退位，南北统一。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

1912年9月民国政府公布临时参议院决定，为纪念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订公历10月10日为民国国庆日。武昌起义是在农历八月十九日，以公历推算起来，正是十月十日。对于中国是一个特殊而且值得纪念的日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中华民国政府特别订定这一天为国庆节，也称为双十节。

“双十节”的诞生：湖北革命党人力争而来的国庆节

作为亚洲第一共和国，确立国庆节成了中华民国构建新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项重大任务。其时，“国庆节”对中国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如何确立这一节日自然产生了诸多争执。政府层面最早讨论设立国庆节的问题是在1912年7月10日北京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上。在这次会上，政府首先提出了设立国庆节的三个方案：清廷下诏逊位日、袁世凯就职大总统日和南北和议协定日。

面对这三个备选方案，来自湖北的教育代表，同时也是武昌首义的参与者李廉方当即表示抗议，并提出应以武昌首义日（即公历10月10日）为国庆。对此提议，会场上最初出现了颇多反对意见，李廉方随后再次发言，动情晓理地力陈其理由：美国的国庆日是宣告独立的7月4日，法国的国庆日是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的7月14日。中华民国建立共和政体，正是追随美、法革命的步伐，我们当然也应该学习它们的通行做法，以首义日为国庆日。

　　1912年双十国庆武昌庆祝大会会场——辛亥首义烈士祠遗址，原址现仅余大门牌坊。在紫阳湖畔距离烈士祠不远处有一座六角亭，名曰“胜利亭”。亭内立有一块不大的汉白玉石碑，上书“民军起义国庆碑”七字。这样一块朴实无华的石碑，正是民国元年双十国庆留在武汉的珍贵见证物。

“民军起义国庆碑”这一词语组合，初读似略显怪异：为何不称“民军起义纪念碑”，或“中华民国国庆纪念碑”，而要将“民军起义”与“国庆”组合在一起呢？这正是意在宣示：中华民国之国庆，不是系于谁的退位或就职，而是以民军的首义为国庆。这一国庆首先是献给这座城市的英雄市民的。这样一块纪念碑，可以与美国列克星敦独立纪念碑、法国巴黎攻占巴士底狱纪念碑比肩，在中国几千年王朝更替的历史上，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崭新意义。

13、总理诞辰纪念：11月12日

孙中山诞辰于1866年11月12日，他被誉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由此，每年的11月12日，便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

14、结算利息：12月21日

不难得知，结算利息的12月21日，应当视为银行不对外营业日，可能有部份员工休息，部分员工加班。

15、云南起义纪念（再造共和纪念）：12月25日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下令称帝，蔡锷率云南革命同志督促唐继尧表示反对，并于12月23日致电袁世凯，限时答复恢复共和。袁世凯不予回应，云南在蔡锷领导下即于12月25日宣布独立，并组织护国军，向川湘黔贵等省出发讨伐，各省相继响应。正是蔡锷在云南发出的霹雳一声，终于震醒袁世凯八十三天的皇帝梦，袁世凯此时始知帝制难成，于1916年3月22日撤销帝制。

蔡锷将军于1916年11月8日因喉癌不幸在日本病逝，1916年的12月25日蔡锷将军遗体由上海起运前往长沙，拟安葬于岳麓山上。在12月25日前，湖南即向社会各界发出公告12月25日为纪念蔡锷云南起义再造共和的纪念日，民众应于此日放假、开会举行各类纪念活动。总之，从1916年开始，12月25日成为云南起义再造共和纪念日。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庆典，各机关各商民住户一律在门前悬旗结彩，并放假休息一日。

我们所熟知的电影《知音》，描述了袁世凯为了防止蔡锷离京出走，让京城名姬小凤仙缠住蔡松坡的故事，结果小凤仙深明大义，帮助蔡松坡麻痹袁世凯，并使其成功离京出走，成就了他云南起义再造共和的壮举，由此也形成一段千古绝唱的传奇知音之佳话。

（文\大伟，于2019年10月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