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雪的美篇

晓雪

怀念我们的父亲母亲

一直一来，我就想把爸爸妈妈的事情写一写，写他们对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的哺育，培养所付出的心血和精力。但是，他们的一生包含了太多的悲情，一生遇上了无法避免的宿命，而使我们的父亲过早得离开了我们。由此我不敢提笔，不敢去回忆，怕到伤心书不成。一直拖了好几年。

回想起来，爸妈从来没有对我们进行过说教类的所谓教育。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他们的善良，对事业的忠诚，对同志们的关心和帮助，这一切像春雨润物一样潜移默化，为我们的成长和人生道路，铺垫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我们一生中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受益终身的财富。

1975年10月25日，父亲离开了我们，据今已经44个年头了，父亲去世时 享年52岁。他离开的太早，太年轻，太突然，我不知道怎样来形容他的远去。父亲的突然离去，抛下了年幼的我们，我只能叹息，天不悯幼！

父亲，薛如荣，1923年10月22日出生于山西省吕梁地区离石县兴隆湾村。这一带古时称“幽、并州”，（古代的山西，陕北，河北）唐朝著名边塞诗人王昌齡有诗为证“从来幽并客，皆共沙尘老”，描述了该地域凄凉萧瑟，寒冷荒凉的艰苦环境。

在苦寒贫穷环境里成长的父亲，从小立下了从事革命的志向。14岁就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西盟会），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运动。

当时，中国共产党山西离石县委，由孟门镇西坡村迁来兴隆湾，胡克实同志任县委书记，父亲任他的联络员。胡克实书记比父亲大两岁，他是1935年参加“一二，九” 运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老革命。

父亲在胡克实书记身边，接受和学到了很多革命道理和知识，在革命前辈的领导下，父亲成长很快。

1945年，22岁时的父亲任离石县第三区青年团书记，区委委员，参加了老区土改工作队，任副组长及民兵基干连指导员，民兵担架队营教导员等职。

在抗日烽火中，父亲经历了残酷的战争考验，逐步成长为中国革命的一名合格战士。

（注：胡克实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是著名的“中央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力之一）

　　为配合全中国的解放，父亲于1949年1月，随西进工作队离开了家乡，来到了陕西工作。1949年10月，在刚解放了的西乡县任茶镇区委书记，代区长。当时县城刚解放，茶镇区与大巴山接壤，匪患猖獗，（其中很多是国民党残部），每天都有战况。父亲带领刚解放了的民众与土匪展开了决死的战斗，保卫了新政权的稳定。

解放初期，西乡县各区镇还不通车，外出都是骑马。有一次父亲去县委开会，天刚下过雨，小路泥泞盘陁难行，在一险要路径上，马突然失了前蹄，父亲一下被甩下了马背，顺着路边的陡坡向山下滚去。

父亲几次用手去抓长在地上的小草，又湿又滑都没抓住。突然他发现一个枯树桩在他的正下方，面向他的是一支犬牙似的树杈，照他翻滚的速度直怼过去，绝对是穿“糖葫芦” 父亲赶快抓住了身边一簇草丛，五指使劲抓住泥浆里的草根，借劲把身体带了出来避开了树桩。

同行的同志找到父亲时吓得脸色苍白。

他们在路边水洼里洗洗手，骑马又向县委奔去。

1952年父亲调到西乡县委，任县组织部部长。

1954年1月，父亲任西乡县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

1960年6月调宁强县任县委书记。

1949年1月——1960年6月父亲在西乡县工作了近11年。

在西乡工作期间，父亲从27岁到37岁，走遍了西乡的山山水水，留下了美好的时光。

2015年，山西老家柳林县政协主席薛茂荣带领几名干部来到汉中，几经周折找到我们，他们要编辑南下干部的事迹，需要征集父亲南下以后的工作及经历。（父亲老家已由离石县划入柳林县）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采访了父亲当年的西乡老同事，曾任勉县县委书记的李善胜叔叔。

李叔叔见到我们非常激动和高兴，他给我们讲了他所了解的父亲。

他说：“我是解放初期从学校毕业就参加工作的，当时就分配在茶镇区委工作，你们爸爸是我的领导，和他相处的也很开心，从他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特别是我的进步得到了你爸爸的亲自教导和指引。有一次他找我谈话，问我对工作有没有什么想法和打算。这一问，我还真懵了，自己当时刚从学生的身份转变过来，还真没有其他想法。就直接说 没有！你爸听了直摇头，说：你这个同志啊，参加革命这些日子了，你应该有进步的要求嘛！新中国成立了，就需要大批的年轻人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去，你就要提高自己，锻炼自己，向组织考拢，成为国家的有用之人’。

一番话把我点醒了，这些话除了你爸爸，周边还真没有人和我谈起过 。从哪以后，我才知道革命道路该怎么走，该怎样严格要求自己。

1952年我已经是茶镇区委副书记了。这一年你爸爸调西乡县委任组织部部长。

当时，县上要把县城周边几个平川乡镇整合起来，建立一个杨河坝乡。虽然是乡的编制，但是比有些区还大，被大家称为白菜心心。 很多人想到哪里去工作，我当时想都没有朝这个事上去想。过了不久，一纸调令摆在了我的面前，调我去当杨河坝乡任党支部书记。这么大的重任落在了我的肩上。当时我就想，这都是你爸爸对咱们了解，向组织推荐了我。

1954年，你们爸爸已是县委副书记了。 那个年代，整个县委班子就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副书记，再就是各部，局，和下面的区，乡领导，那像现在的班子这么强大。

我们杨河乡党支部针对有些社员，对农业合作社集体的事情不关心，不出工，而把精力投到自己的家庭事业中去，引起大多数社员有意见。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向县委提出了报告，杨河坝乡党支部准备组织联合委员会，进住到合作社内，帮助群众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件事情得到县委的大力支持，由你们爸爸带队在杨河坝蹲点，并在全县推广我们的经验。由我起草了“杨河坝乡组织联合委员会解决互助合作社群众意见” 的经验报告”。

1955年，毛主席对我们的报告作了批示。不久我就调到汉中地委农工部工作，你们爸爸几年后也调到宁强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你们爸爸对我的帮助和栽培使我一生难忘。”

李叔叔娓娓道来的这些爸爸的事情，我们却从来没听爸爸说起过。

毛主席的《西乡县杨河坝乡党支部正确地领导了那里的互助合作》一文按语，全文如下：

此件有用，一切农村的党支部都应当这样做。根据几处地方反映，在农村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内设立政治副职是必要的。各地都可以设立起来，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专责进行政治工作。

在一个乡的范围内组织“互助合作网” 或者如陕西杨河坝乡那样组织“联合委员会” 看来是有益处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即劳动人民中的缺点或者错误，是能够经过适当的政治工作，使他们加以克服或者改正的。读者可以看到，这个乡经过政治工作，使那些做贩猪生意的社员不去贩猪了，使那些把公家牛养痩了的社员把牛养肥了。

该批示和原文一并收入毛主席亲自主持选编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1960年6月，父亲调宁强县任县委第一书记，兼县武装部第一政委。

我后来从《宁强地方志》上了解到，父亲这次调动，是真正意义上的临危受命。

当时的宁强县，因为左倾思潮的浸淫，全县受牵连的个人和家庭人数很多，非正常死人现像很严重。陕西省委已将原县委领导班子停止工作，接受审查。

父亲领导的新县委班子的工作，就是立即纠正错误，安抚受害个人和家庭，将危害降至最小，尽快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父亲带领同志们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千方百计发展经济作物。

宁强那个地方，土壤和气候很适合核桃的生长，但是，农民只是在房前屋后种植几株，没有形成规模。父亲和县委班子研究决定，大力发展核桃种植。

在农业科技部门的指导下，宁强各区镇开始大面积的核桃种植。为种核桃，爸爸多次带人去四川广元，青川等地学习取经，使宁强的核桃种植得到很大发展，现在的万亩核桃林，就是在那几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种苹果。父亲在山西时，发现山西的黄土高坡上，苹果生长的很好，就想，哪么贫瘠的黄土上就能生长苹果，宁强的土地营养含量比黄土坡的含量高，应该也能种苹果，苹果的附加值在经济林木种类中是很高的。

经县委班子决定就在几个村镇进行了苹果种植，几年以后，苹果挂果了，大家都很高兴。等到果子成熟了，大家的心一下凉了。

那果子又酸又涩，根本不能吃，很多村社把成熟了的果子背到县委来，让他们赏果子，爸爸还高兴地把刚放学的大姐叫过来尝苹果。

大姐说，看到又大又红的苹果，她大口的咬了一口，啊呀，又酸又涩，根本没法吃。

后来经农科所的技术员介绍，宁强山高沟深，日照时间短，苹果不能充分进行糖化作用，所以结的果子，好看不好吃。为什么山西的黄土高原能结好苹果，就因为光合作用好。看来苹果生长的第一要素，并非土壤是否肥沃，而是光照。父亲犯了官僚主义错误，还在会上作了自我检查。

那几年，我的印象里很少见到父亲，记忆中总是父亲背着行李在门口，和我们挥手告别。

到宁强后，父亲工资立即由原行政15级调升行政14级，工资在原基础上每月会多增加20几元人民币。

但是，父亲却将这一级工资转让给了另一位副书记，因为这个副书记工资级别比较低，没有达到相应的级别。

当时，我们家里已经有5个孩子，（三年后又舔了小弟弟），老家的奶奶和外婆每月都要寄生活费，因为孩子多妈妈也没参加工作，对这个举措妈妈是有意见的。

父亲给妈妈做工作说：工作是要大家和我一起做的，别人为了几十元钱闹了情绪，躺倒不干了，那责任还是我的。我已经是县里工资最高的了，咱们艰苦一下就过去了。

就这样，汉中地区十一个县，十个县的县委书记行政级别14级，唯独父亲是行政15级。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多数是受行政处分，而作降级处理时才会出现。

我们全家连老家的老人一共十口人。每月父亲发了工资，先给老家老人的生活费寄出，剩余的交到母亲手里，由母亲过起了精打细算的日子。

我家一年到头，很少有吃肉的时候。大姐讲了一件事情，有一年妈妈有病，在汉中卫校医院住院，我们几个在大姐的带领下自己生活。有一次县委机关食堂卖粉蒸肉，哥哥馋得想吃，姐姐告诉了爸爸，爸爸同意让去买一份。

姐姐说：我端着这碗粉蒸肉往家走，走一路胃里反了一路，几次都想呕出来。

这就是没吃过重油荤的东西，胃里接受不了而出现的生理现象。

那时候，国家对困难家庭是有补助政策的，我们家的人口按爸爸的工资，早就属于应该补助的条件，但是我们家从没有申请过困难补助，从没有向国家伸过一次手。爸爸一直给我们说，国家还很困难，我们不能给国家舔麻烦，有困难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

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们一到星期天和放寒暑假的时期，就由哥哥，二姐领上我，每天带上妈妈给准备的干粮，到山里去砍柴，有一次带的干粮被乌鸦叼走，我们差点儿饿死在山里。我当时最恐惧星期天去砍柴的，因为一星期只能玩一天，还得进山里去，难过的我恨不得当晚就死去。

我们自己砍柴的成绩就是，在宁强几年，我家从不花钱买柴禾（那时候煮饭还没有煤炭，山区都是烧柴禾）这样就能省下一部分柴禾钱。

这些事情，我在老家政协征集爸爸生平时写进了材料，收入我的QQ邮箱。后来有个北京的朋友，在我的QQ群里读到了爸爸让工资的事情，他非常感动。他说：

上中学时，我们学校大院子弟很多，听他们说起过他们父辈有把工资级别转给困难同事的事情。没想到工作在偏远山区的你们父亲，也把本该自己的工资指标转给别的同志。我明白了，那个时候的干部，是我们党最忠诚的干部，明白了那时候党的威望为什么那么高，人民群众为什么那样的拥护我们的党，是因为党有那么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有那么多雷锋式的好同志。

现在我们不能对我们的党产生怀疑，不要因为出现了腐败分子，就对党有疑问。战争年代我们党内也出现了叛徒，现在这些腐败分子也就是我们党内的叛徒。好在，党中央发出了反腐倡廉，反腐永远在路上的号令，这是英明的决策。

我一定要拥护我们的党，永远跟党走，忠诚党的事业……

听着他誓言一样的话，我深深地感动了。我在心里呼唤：

爸爸您当初的行为我们理解了，您的无私奉献和忠诚已在您的生命里得到了升华，爸爸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为您感到骄傲和自豪。

1966年，随着著名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场飓风。风起叶落，父亲他们这一批中华历史上最忠诚，最廉洁，最敬业的干部，被卷入了尘埃中。

紧接着游街，批斗，戴高纸帽，挂大木牌，揪头发，拳打脚踢，进牛棚，凡是带侮辱性质的动作随时恭候。

这些哪一种不是违法法律的？不是侮辱人格的？法律？法律早被踩在了脚下的烂泥里。

野蛮的行径，把父亲折磨的内外是伤。

终于熬到了1970年，父亲被解放了（当时的专用术语）。又被带有流放性质的发配到几百公里外的更大的山区镇巴县任革委会副书记（当时的术语，军代表是正职，当时整个国家进入了军管时期）。

三年后因严重的肝病一（运动中留下的病灶）从镇巴调往汉中。

　　下面有张照片是我们家孩子在六一儿童节照的。儿童节纪念照嘛，我们都拿出了自己认为很好的衣服，但是我们每件衣服都有补丁，只是有的补丁在前，有的在后面。

妈妈手巧，针线活好，给我们补的衣服，补得很巧妙，很艺术，很好看。这是抗战妇救会时练出来的手艺，妈妈抗战时期曾经是妇救会会长。

抗战时期，中共离石县委就设在父亲他们村里，有一任县委书记叫韩长乐，北京人。韩书记有一段时间感冒半个月了也不见好。就在碛口古镇看了中医，警卫员将中药熬好，看着韩书记喝了下去。没想到下午开饭时，韩书记就去世了。

这一下整个村和碛口镇都处于非常时期，凡是接触过韩书记的人都被严格管理。父亲当时是民兵队长，和八路军调查组一起参与调查，先从碛口中药铺的药方查起。

碛口中药铺掌柜战战兢兢的从药方开始查，药方中没有发现异常；又把药渣一味一味的叭拉出来和药方对照，也没发现异常；再把药碗拿出来，将残留的药汁用银筷子沾了，颜色也没变黑，他把药汁舔了舔，皱起了眉头，问熬药的警卫员： 药是不是熬焦了？

警卫员说：是的，头一道火大了，我座上药罐又在院里劈了一堆柴，等发现时汤已经熬干，有了焦胡味，就又续上水熬的。

哎！ 找到原因了，这味药熬焦了就有毒了，韩书记就是喝了焦药才出的事。药铺掌柜说出了死亡原因。

一听这话，警卫员吓得大惊失色，“我真浑啦，韩书记是我害死的嘛？”哇拉哇拉的痛哭起来。

警卫员是韩书记从延安带来的陕北后生，人是非常的可靠，憨厚，忠实，药是他一个人熬的，中间没离开过，劈柴就在一个院子里劈的， 院子里也没来外人，村里都没来外人， 儿童团查的很严的。

调查组也没有别的办法，那时候手段又不先进，警卫员也不是故意，再说了谁也没有这方面的常识，只好认可了药铺掌柜的结论。

晚上，母亲和妇救会的几个女同志在县委会议室给韩书记缝寿衣时，从灵堂传来一阵凄厉的哭声，她们出去一看，是韩书记的爱人白技术员（兵工厂的技术员）正附在韩书记身边痛哭，引得灵堂守灵的几个战士也一起哭起来。

哭声传到开会的窑洞里，开会的人都过来安慰。白技术员听说母亲她们在给韩书记缝寿衣，就说要看一下，看了后她边哭边说，韩书记是八路军的人，不能穿这种地主老财穿的长袍马褂。原来她们用得是团花寿绸给韩书记缝寿衣，当时这种团花寿绸也只有地主老财用得起，老百姓想都不敢想。

听了白技术员的话，他们都觉得给韩书记穿这样的寿衣的确不合适

可是眼下哪里又有八路军的衣服啊！那时候八路军很艰苦，也没有经费来源，八路军的军服就是京冀鲁豫老百姓，纺线织布支援的。

八路军每个人只有一套冬衣，冬天过了就把夹层里的棉花掏出来，就成了单衣，春、夏、秋又接着穿。韩书记的衣服肘关节都是补了补丁的。

这时，妈妈让妇救会的另一位妇女陪她回家一趟，她有一件灰布可以做八路军军服。

原来，妈妈她们平时也有纺线织布的任务，她把她的任务完成后，就用剩的棉花利用晚上时间，织了一匹粗布，用草木灰染过，准备有空给父亲缝一件衣服，今天倒用上了。

粗布拿来后，八路军的军装她们谁也没缝过呀？不过办法倒是有的。

有个站岗的战士和韩书记的身体差不多，她们就动员战士把军装借给她们用一下，画出样子就还他。

他们把衣服拿来，拆袖子拆前襟，一会儿就照着样子画了线。正好借军装的八路军战士披着一床棉被，来看他的衣服用完了没。这一看，不得了了，他的军装被大卸八块了，又心疼又着急，还哭了起来，

父亲赶快过来安慰他，说她们几个是村里最巧的女同志，不到天亮保准让你穿上你的军装，还象哄孩子一样拿来炒花生给他吃。

天还没亮，新军装也缝好了，战士的衣服也完璧归赵了，母亲她们几个累地家也不回了，就在窑洞的炕上，几个人伙盖一床被子，合衣相互枕借于炕上，不觉东方之即白。

遇上这样的巧手妈妈，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到大没买过衣服，没买过鞋子，记忆中只有雨鞋是爸爸给买的，因为妈妈作的布鞋雨天不能防水。我们家人口多，可苦了妈妈，一年四季，妈妈就是在灯下纳鞋底，缝衣服，从没有闲着的时间。

　　1974年我高中毕业了，毕业之后的去向依然是下乡插队。

我问爸爸“您说我去哪里插队比较好？”

爸爸说“你就到西乡去吧，我在那里工作过，那里的老百姓好。”

看得出来，爸爸对西乡还是很有感情的。

四月的一天，我们在北街口集合，然后坐卡车去往各自不同的目的地。

爸爸妈妈来了，他们把我送上了去往西乡的车。我走后，爸妈在回家的路上，爸爸对妈妈说“心里好难受呀！”

后来我回家探亲时，妈妈给我讲了爸爸当时说的这句话，我走的时候，就怕他们难过忍着没哭，这时听妈妈说起，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知道爸爸心里难受，就在家里多休息了几天。每天吃罢晚饭，我就陪着爸爸在火车站附近去散步，我给爸爸讲了我在西乡插队的事情。

在西乡插队时，我参加了县上的文艺汇演，认识了爸爸当年的很多熟人。西乡剧团很多骨干，在爸爸组建宁强剧团时，跟随爸爸来了宁强（当时宁强没有剧团，人民群众没看过戏）后来运动中大部分人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有的被遣散回西乡，有的回到了农村。但是他们没有怪罪父亲，他们说父亲当时也是自身难保。我把他们的问候转达给了爸爸。

我还给他讲了一件事情。那是我们下乡演出，好像是沙河区的一个村镇，我刚从台上下来，就有人对我说：后台来了一个人带领了全家人等待你的接见呢！谁呀？我感到很滑稽，就来到了后台。

果然看见一个人，身后带了大大小小几个小孩儿，抄一口河南口音对我说：我叫陆家沐，是你爸爸的部下，现在在农村…… 这一说，爸爸马上说记得这个人，是湖北人，他的家乡和河南交界，当时下乡认识了一个农村女孩子结了婚。可能是回了媳妇的娘家落户了。

几十年了，爸爸对机关一个普通干部还记忆犹新。

我给爸爸讲了很多我的插队见闻，爸爸听了很高兴，也很爱听。

后来，爸爸的病情严重了。在我插队期间，因为他的病情我回去了两次。

第一次接到爸爸住院的电报回来，爸爸在地区医院一个单人病房里，大姐也回来了。一见爸爸那消瘦，苍老的面容，我的眼泪就下来了，爸爸心里也难受，一句话也不说。

大姐劝我：别哭了，爸爸也难过得很。

我只觉得，和爸爸分别没有多久，爸爸怎么苍老的这么快！

第二次接到的是“爸爸病危！”的电报，当时我的腿都软了，赶回来，爸爸已经肝昏迷了，一直到去世都没醒来。

我再也没有机会给爸爸讲我的插队见闻了，我还有好多好多下乡见闻呢，爸爸您就不听了吗？

丧事过后，我才知道爸爸在这一年多里，精神和身体经历了炼狱似的摧残。

爸爸工作的这个工厂是WG的重灾区，当时有几个闹派人物在运动中比较有名气。1975年正是四人帮的右倾翻案风闹的最凶的时候，工厂刚恢复起来的正常生产又遭到了重创。

爸爸因肝腹水住进了医院，可是单位的闹派人物把大字报貼在了医院走廊里，上写“反击右倾翻案风，走资派还在走，医院是走资派的避风港。” 医院的正常工作也受到影响。

爸爸不想影响医院的工作，病还没治到一个疗程就出了院。

出院后父亲就去了地委汇报了自己的病情和工作环境的压力，提出了先退到二线，让年富力强的同志主持工作。当时主持工作的那位军代表对父亲说： 先工作吧，群众一贴大字报你就要住院，这不是逃避吗！ 这话语竟然和造反派一个腔调。

过了几天，地委开会，各单位的负责人都去参加。开始就是那个军代表讲话，一讲话就点了父亲的名，说，“有个单位的领导，放着工作不顾，还住进了医院，引进了革命群众的不满，云云。” 那意思好像就是父亲在装病，小病大养，无病申吟。

父亲14岁参加革命，他怕过谁呀！那人刚讲完，父亲就站了起来，众目睽睽之下，父亲就说：我就是你刚才点名的人，我革命几十年，从来没有为自己考虑过。你听着，从今以后我再不会给你们提任何要求，我死也要死在工作岗位上，让我的儿女能说得起话。

“死都要死在工作岗位上”一语成谶，这一年的10月1日，工作诸事完成，职工放了假，值班干部的名单也安排好。当天下午父亲因肝脏破裂住进了医院，一直肝昏迷到25日心脏停止了跳动。

苍天为之落泪，大地为其忿懑。

父亲去世后，天一直愔愔得下雨，出殡那天，全厂的工人都来了，都争着要为他们的老书记抬棺，送老书记一程，人人身上沾满了黄泥。

父亲住院期间，那位军代表神色凝重地出现在父亲的床前，几次近前观察，看父亲是否醒得过来。

我不知道此时此刻他的内心怎么想，是否为自己的官僚臆断而心忏，

或否想到这时的情景，那几个“革命群众”一定不会不满了吧……

转眼父亲离开我们已经48个年头了。今天年初，网络上重提62年中央召开的7000人大会，弟弟们从百度的有关报道上，发现了父亲在全体代表合影中的身影，激动万分，父亲去逝的时候他们还小，但是他们马上从合影中认出了父亲年轻的身影 ，就是爸爸！仅管他离开我们快半个世纪了，他的音容笑貌，我们孩子们还是一眼认出。小弟马上联系了这个单位，调出了原版胶片，为我们每人加印了一张（由上往下一排，右起第四人）

看着父亲年轻的影像，我们喜极而泣。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思纠错会议，父亲参加了，经历了。只是，这样的会议以后再没召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