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货币地租分析》（一）汪圣铎

知蕴修哲

　　货币地租的出现是研究我国经济史，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重要课题。漆侠先生近年发表了《宋代货币地租及其发展》、《宋代封建租佃制及其发展》两文，对此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见解。本文拟谈一些与漆先生商榷的意见，以期抛砖引玉，推动讨论。

一、宋代学田货币地租之分析

漆侠先生上述文章（简称漆文）提出：“宋代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中的学田、沙田芦荡和建康府营田都存在货币地租。其中以学田的货币地租最为发展”。从时间上看，“从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的三、四百年中学田一直征收货币地租”。从地域上看，“特别是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就更为普遍”。那么，我们的分析工作不妨就从这里开始。

关于两浙路学田的货币地租，如果就漆先生主要引证的《江苏金石记》、《宝庆四明志》和《越中金石记》中有关的记载，重新作些分析，就会发现有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记载中所谓学田的货币收入有不少并非真是地租，而是地租以外的别种收入。例如，漆文引证的《江苏金石记》卷一三《吴学粮田籍记》，表面上，货币收入如漆文所讲，有二千二百五十三贯之多，“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是不轻的”。但细分析起来，这笔数量相当的货币收入却包括了地租以外的下列收入：

1·带收钱和糜费钱。据原书记载，这两项“系白米每石纳带收钱叁佰肆拾陆文省，糜费钱壹佰文省”。又从宋代文献记载中可以得知，人户向官府缴纳钱物，往往要付附纳糜费钱；带收钱即是赋税中的“代纳钱”；二者同属一种附加税。尽管它们同田租一起归入赡学收入，但称它们为货币地租却是不妥的。

2·屋钱。屋钱数量不见于碑记，但原文明言“五县总收田荡租钱及屋钱计…”，可见货币收入总数中实包括屋钱。若我们把整个碑文所载各分项收入中货币部分加在一起，约只有七百贯，从上述总收入货币数一千七百六十一贯中减去此数，尚有一千余贯不知所从来。此碑文虽有脱落处，但并不多。可知这一千贯大部分当是屋钱无疑。事实上，不仅在这一碑文中把“屋钱”列入学田籍，其他文献也往往把“屋钱”甚至“楼店务钱”等计入学田收入。这在古人固然不可厚非，但今天研究地租问题时，却不宜混同。

3·碑文所载各分项收入中货币收入总数为七百余贯，这里面又有“吴江县遗利钱捌拾壹贯贰佰陆拾贰文省”，显然不属地租收入。

这样，所谓二千二百多贯货币收入中大部分实际上都不是地租。

又如，漆先生提到《宝庆四明志》卷二所载“砂岸钱”，共有三万多贯，“这笔货币收入是庆元府学最大的一笔收入”。“砂岸钱”是否就是货币地租呢？原书所录淳祐六年省劄，为我们认识“砂岸钱”的性质提供了资料：“…今乃非关市而横征，讬砂岸而苛禁…濒海细民素无资产，以渔为生。所谓砂岸者，即其公共渔业之地也。数十年来，垄断之夫抱细以为名，啗有司以微利，挟趁办官课之说，为渔取细民之谋…倚势作威，恣行刻剥。有所谓艚头钱、有所谓下莆钱、有所谓晒地钱，以至竹木薪炭莫不有征，豆麦果蔬亦皆不免，名为抽解，实则攫拿，犹且计口输金，下及医卜工匠、创名色以苟取，皆官司之所无…”。从上引前后文字和“砂岸”之文义看，“砂岸”或许解释为渔港较释为“近海渔场”更贴切。又从引文可知“抱细者”乃是通过抽解征税的方式来敛取钱财的。故“砂岸钱”与其说是货币租，勿宁说是渔业税。

再如《江苏金石记》卷一七《无锡县学续增养士田记》所载的货币收入中，有些内容也值得分析。如一类，共有六例，所纳之钱全部为草屋租赁钱（每间租金一般二百文）。用草屋钱说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或许可以，但将它算入地租却不尽妥当。另一类，共四例，三处房基地，一处埭地。都非农用地。非农用地的货币地租与我们讨论的作为封建社会土地关系没落标志的货币地租是有很大距离的。

可见，被漆先生当作货币地租看待的有些实际上并不是货币地租，或者不是我们所要着重讨论的货币地租。虽然它们也混在学田收入之中，但我们在研究货币地租时，却要细致地加以区别。

（二）记载中缴纳货币地租的数量和缴纳货币地租事例的数量都是很少的。上述各书中记载缴纳货币地租数量最多的只有《吴学粮田籍记》。漆文讲过，其中“田荡租钱及屋钱”共余一千七百余贯，而“田荡租钱”究竟占多少并不清楚。如果按分项记载数之和计算，则仅有六百余贯（就中又有种种情况，以下另析）。以此数与实物地租米谷二千三百余石、山柴三千余束相比，显然已是十分之一以下。其他各例货币地租所占比重，尚不及此。见表：此表说明，即便是货币地租最旺盛的南宋两浙路学田，货币地租无论在价值量上还是在事例数量上都无法与实物地租相比。表内所列尚仅为载有货币租的文献所提供的情况，大量的地租收入记载因不是货币地租而未包括在内。漆文说：“南宋历年来的学田碑，一直到元朝至大等年的学田碑，都载有货币地租”。其实是不确的。远都不讲，即如前所述几部书来说，《江苏金石记》卷一四《吴学续置田记》、卷一五《平江府添助学田记》、卷一八《嘉定县学田租记》以及《越中金石记》卷六《绍兴府建小学田记》都载有佃户缴纳实物学田租的情况，却无缴纳货币之情况。

（略去“两宋碑记与史载‘实物地租’与‘货币地租’记载量对照表格）

（三）记载中货币地租的形成各有其特殊原因。主要有：学田本身的特殊情况及官学地租管理支配的特殊性等。学田的构成与民田区别很大，学田的来源主要是户绝田、犯罪者的沒官田、无主的市镇空闲地、山坡、水荡等。这就使得学田分布广而零散，地情复杂，劣质地占较大比重等，这与征收货币租有直接关系。如《常熟县田籍碑》载纳货币地租者共十例，其中六例地在市镇（福山镇五例，县市一例）。市镇之地，往往不用于农业，与一般乡村土地有别。其余四例中有二例系柴地，余二例为情况不明之“地”（南宋两浙水田不称“地”，“地”专指无水利条件之高地），可见十例情况各有特殊之处。《吴学粮田续记》载纳货币租者共六例，其中五例系“荡”，一例系“山”。《绍兴府嵊县学田记》所载大都是“桑地”。可见征货币租者，绝大部分都是不产粮食的“杂地”，用这些非同一般的土地情况来说明宋代整个土地制度的重大变化，有欠说服力。从另一方面来说，学田既属官田，收入用于赡学，那么它在管理地租的方式上即与世俗地主有所不同。分成租在当时一般地主中间多被采用，学田却极少采用。因为地主大都居住本乡本土，可以随时到地里察看。官学设在城镇，学田散于四方，学官无暇一一查实收获量，也不放心派人下乡分成收租。加之官学师生有定额，逐年支费起伏较小，相应地需要每年收入稳定。这些均同实行分成租相矛盾。世俗地主对于收获物品种复杂并不反感，因为他和他的家族生活需要是多方面的；而收纳品种复杂的实物租却给官学带来麻烦。首先，官学的支出与世俗地主不同，诸如纸、笔、文具等都非实物地租所能直接供给；它地处城镇，对货币的需求也较世俗地主为多。再者地租品种复杂给官吏贪污作弊提供机会，造成保管收藏的困难。故学田的性质、用途，决定了其不宜实行分成租。

以上分析表明：即便是被认为货币地租最兴盛的南宋两浙路学田，货币地租的存在也不具有普遍性。各种形态的货币地租的存在，尽管反应了商品经济的某种发展，但它们本质上却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造成其存在的决定性原因是学田的特殊功用、特殊的管理和特殊的构成等。不但南宋两浙路是如此，两宋其他地区的学田也并无两样，滋补赘述。

二、其他官私土地货币地租分析

如漆文所述，宋代官田除学田外、沙田、官庄、职田和建康府营田等也存在征收货币租的情况。有关记载大都过于简略，难以窥见全貌。然仅就现有资料，仍可看出官田征收货币租者通常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这些官田同学田相类，在管理和地租收入的支配等方面都有不同于民田的特殊性。例如，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一五《都下马料》及《宋会要》、《宋史》有关章记，南宋绍兴末年始大规模括取沙田芦场为官有。记载说明，这次括取沙田芦场的始因，是要解决行都附近驻军的马料支费问题，所括之沙田芦场直接隶属于朝廷官田所或户部。这些土地分布于数路之广阔地域，就使得它们比分属各州县的学田管理起来更加困难。假若实行分成租，有关官吏难免有欺下瞒上、中饱私囊之事，官民俱受损失，故定额租是势在必行的。又因其分布广，各处租赋多少不一，且辗转输送于相距千百里的行都，折征货币显然是适应管理上的特殊条件的。又如，《四明开庆续志》卷四《广惠院》记广惠院田也征收一部分货币租。从此书可知，广惠院是一种官办慈善机构，用以赡养无依靠的老、小及病残之人。机构设在城里，每日均需开支买盐、菜、酱、柴及院内工作人员贴支等钱。其田产却分布本州各处，有些地块离城很远。因此将一部分地租折征货币，既是管理上的需要，也是广惠院自身性质的要求。

（二）征收货币租的官田一般是性质低劣的土地。官有沙田芦荡，本系一种极不稳定的淤积地或沼泽地，与普通田地相比，已属低劣。而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记，官府将沙田芦荡又加以区别，起初规定沙田、沙地征实物，芦荡征柴、废、见钱。后又改为沙田征米，沙地、卢荡征钱。可知征收货币者又是沙田芦荡中性质较差的。沙田芦荡所征货币租中，有时每亩只征几文、十几文，如果征实物，征收时的麻烦是可以想见的。又如前述四明广惠院田，其中征货币租即为沙地、房基地、山地、地、淘湖田及海塘田，除淘湖田性质尚好外，其它均为性质低劣之田地。内中海塘田最多，共一千三百余亩，每亩征米一斗五升至二斗五升（后折征货币），只相当普通水田地租的四分或七分之一。同书所载普通水田，则全部征收米谷。

（三）官田征收货币地租往往出于某种特殊需要。例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南宋时“蜀中圭租皆折见钱，又多从隔郡支给”。职田租折征钱，在南宋似只有四川地区是合法的。这事的形成有着历史的原因。据《宋史·职官志》，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曾有诏，令“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司，以本路职田令逐州军岁以子利稻麦等拘收变钱，从本司以一路所收钱数，又纽而为斛斗价值，然后等等均给”。这一将职田租由全路统一管理分配的制度后来被长期沿用。诏令中原规定由官府将职田租入转变为现钱，而官府自己负担此种事物实多有不便，于是逐渐即由民户自己直接缴纳货币。可知蜀中职田租折钱，是朝廷对蜀中职田的特殊规定起了主要作用。此外，官吏有时为了多从佃户处榨取钱财，官府有时为防止官吏过多留意于职田收益败坏风气，都曾在某一段时间里征收过职田货币租。

                                             （未完，下接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