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老照片

绿茶一点香

我的“太姥儿”——我姥爷的亲娘，她终寿时96岁。我对她的印象，早就只剩下几个残缺的片段和口口相传的故事了，而这个过程是否完整，我也不得而知。在阳光能把人晒化的下午，我记得她总是坐着，或在平房小院一棵开满了粉色夹竹桃的旁边小凳子上，或是坐在她的床上，一个人安静的坐着晒太阳，穿着青色土布的长襟A型大褂和黑色或深蓝色的纯棉布裤子，最扎眼的是裤脚总是用本白的棉布扎紧，下面是一双尖头黑布鞋，鞋里装着的是小小的，三寸金莲。

我五岁的弟弟从幼儿园回来，用他小小的皮鞋故意去踩太姥儿的脚，惹来一顿骂。然后，她会见到姥姥的第一句话，便是：管管你孙子，小兔崽子踩我的脚！然后便会夸我和哥哥，相比之下，我们俩个算是懂事些的，而我和哥哥总是低头暗笑，不敢吱声，那双脚为什么长成那样儿我们也理解不了。

和老妈说起她，老妈年轻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她好厉害，指甲留好长，捯饬了我一把，头上便流血了。不过，她挺疼你二姨的。”后来，再和老妈说起她，老妈不再说被伤害的事了，只是说她一辈子好独啊，是个刚强的女人。然后再次娓娓讲述那个“勿忘国耻”的故事，并在那个故事中找到一种贞洁烈女般的“荣耀”。我眼中的她是典型的旧社会女性，穿着、作派都不随便，发从中间分、梳得油光水滑，用发套在后面系一个髻，忠贞不二、终身再未嫁，独自抚养孩子成人，不是一般女人。

姥爷的亲爹，是那个时代的秀才。发黄的旧照片上，一个戴着西瓜帽、梳着长瓣子、着马褂站在花架旁的青年，有文化，在青岛做帐房先生，大抵就是现在的财务人员吧。这太姥爷和太姥姥的感情传说中那是相当的好，好到什么程度？每次回到家中，村里闲事人便说，“两口子晚上点灯说话到半夜三点呢”。可惜，天妒伉俪情深，灾难就降临在他们身上。某日、太姥爷领了工资、带着盘缠高高兴兴的从青岛坐船回烟台，船上上来了日本人，日本小鬼子看太姥爷长相斯文，一口咬定他是共产党，便用枪托对他进行了群殴，回到家中，一病不起，外伤加出血，又气又恨，不出三个月便撒手人寰，留给太姥儿一儿一女。太姥儿带着儿女去上坟，回来女儿受了风寒也夭折了，只留下我姥爷这么一根独苗。

姥爷参加过儿童团，因为是独子，未参加革命，否则淮海战役就是有去无回，而是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后学习财务，就读于当时的“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中国现代会计教育的发源地之一，擅长左右手同时珠算、学习严谨、工作慎独、单位人称“铁公鸡”，这是后话了。

　　太姥爷除了孩子还留给太姥儿一样东西，据说是带回来的二十多块银元。钱留不住女人，情才能留住。让这个女人守身如玉，一生孤独的情，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那银元是在小学时，家中只留我和她，她独坐在床上，从檀木箱子里拿出一个布包，把银元放在手心，哗啦哗啦的掂着。我就站在她的屋外，踩着凳子，偷窥了这一切，然后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告诉了姥姥。老房子要拆迁了，院里的老树被锯倒了，姥姥让我和哥哥、妹妹三个去刨太姥儿小屋的地面。我们挖地三尺有点夸张，但成果不少：一个铝制带花的扁烟盒、两枚带龙的铜钱、一小袋绿豆、一小袋粮食，唯独没见到那想像中的一大包银元。唉，我们这帮从小就贪财的孩纸。

后来，她越来越老了，老到瘫在床上，大小便失禁，苦的是我姥姥，退休了不得闲，每日伺候孩子一样侍奉她，直至作古。

　　姥姥去世的日子是寒冬的早晨，想来，我和她在一起的日子，很短。她很善良、很孝顺、很要强、很大气。初中的日记里我写过她，高高的个子，热情助人是她最大的优点，她总是帮助别人，不求回报。

她说过：她在家是最小的，排行老九，全家高寿。她的娘刚给她缠了脚，她的爹就偷着给她松了绑，于是长了一双“天足”、穿40的鞋。她上过私塾，用毛笔写得一手蝇头小楷，当年差点跟着共产党参加了革命。结婚的时候十八九岁，着烟色的旗袍、佩戴着银手镯。

她说过：从山东到上海、太原、内蒙古，人生的足迹最终落在这里。她不后悔、觉得知足。

六十岁的她，仍擅长针线，她的木盒子和她的缝纫机总是放在身边。出门前头发梳顺、在镜前系一条丝巾，挺直腰板、提一个上海手袋。同时还伺候着瘫痪在床的婆婆。

七十岁的她仍会在门前的街上，看到一束花、一个喜欢的白瓷兔子或是一个青花的小碟儿，花几块钱买下来摆着看。仍然会在春节前拿出她的布包袱，为全家人做鞋垫。

八十岁的她仍然会偶尔点评我穿衣的风格，含蓄的说我不打扮。会在我怀孕前一个月先知似的、让六十岁的大姨为未来的孩子做好了小被子和小褥子。

她从来不让我减肥，因为她挨过饿。焖一盒米饭，老公一半、两个儿子各四分之一、女儿们排队拿着窝头和贴饼子，轮到她，只剩下咸菜，吃一块，喝一大杯水，工作一上午。

她懂得许多专业和不专业的医学、养生知识。拔火罐、刮痧，吃水果的好处、各种偏方。她甚至治好了我同学眼睛上的麦粒肿。

她告诉刚参加工作时的我：少说话，多做事，别人买的东西不要碰，不要参与女人之间的闲话。

她教育新婚的我和老公：吃饭穿衣衬家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家务活儿要两个人分着干。

她和姥爷的感情很好。她一直支持着他的爱好，支持他读书、写书法。她总骂他“死老头子”，总嫌他不替她分担生活的劳累。她去世时看着姥爷，姥爷握着她的手，混浊的双眼流着泪，却已是无语。姥爷写了一夜长长的“与妻书”，念给她，烧给她。

那年，她给我扎了耳朵眼儿，用两颗小米夹着耳垂，不停的辗，火上烧过了针，迅速穿过，痛得我哇哇大哭，长大后我耿耿于怀，因为同学们说扎过耳朵眼儿，下辈子还得做女人。所以，当妞子说她想戴耳环时，我告诉她，很疼很疼……

小时候她从来不叫我的名字，总是一声一个“小死丫头”、“小死闺女”，醇厚的胶东口音，我一直以为她不亲我，后来，慢慢的，等我有了孩子，我才感觉那样的称呼里也有爱，叫这样难听名字的孩子好养活。所以，妞子到了太姥姥家，问起小名，太姥姥摆手说不好不好，什么“田牛”（甜妞），听着就和田里的一头牛一样，叫“甜甜”多好，于是全家、就她一个人那么叫我的孩子，还是山东的口音，拖着四声，拉着长长的调子，而妞子也不叫她太姥姥，而是叫她“太太”。姥姥去世前几个月，一次留妞子和她在一起，妞子告诉老妈她很害怕，我们知道姥姥真的一天不如一天了。姥姥去世后，全程我都没让妞子参与。后来，妞子坐在她的照片前，看了一会，对我说太太骑着仙鹤飞走了，还为太太添了贡品。

有了女儿后，我经常会想起她。86年，妈妈忙调工作时，把我放在她家里了几日，每天早晨，伴着她老慢支的咳嗽声和木柴在炉火里燃烧的声音，我醒了，她用她粗糙的大手将炉火上脸盆里温热的水舀起，一把把抹在我的脸上，然后帮我洗手，一边打着普通的肥皂，一边絮叨着洗手的好处，还抹上香香的友谊雪花膏。洗漱后、一个绿色的陶瓷小盆便摆上饭桌，盆里总是一成不变的白粥，她站在我身边，把腌好的黄瓜不知怎样弄成了小丁，洒在白粥上。所以，妞子两岁前，喝了一年的粥，每日一粥……

过年时候，她最擅长做的是黄焖鸡。而一帮孩子却吵着要吃她做的炒土豆丝，她骂了一句“一帮穷娘养的，大过年的，吃什么土豆丝？！”，然后下厨房为孩子们炒了一盘。所以，妞子想吃什么，只要她说出来了，我都尽量去做。

放学回到姥姥家，她总是表扬哥哥、批评我，写作业时不专心、总爱插嘴说话。我心里很难受、但却倔强的很。青春期时，我很久不去看她，执着的抗拒着什么，忘了。也许是不公平的感觉。我也是容易过滤的一个人吧。

姥姥的教育模式就是言传身教。她把勤劳、给予、爱生活的美好这些优点传给我们。她、妈妈、我，在我们三个人之间，她是唯一一个从不动手打孩子的女人，每当说到这点，老妈便感概，她脾气不好……你懂得。

她在同事中有个绰号——大老谭，人们都这样称呼她。她爽朗的笑容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她自称不是老家属，不愿退休坐在家里，经常参加门球比赛，有一年摔坏了鼻子，我们去看她，她好乐观。

她经常做的一种打卤面，有木耳、虾米、鸡蛋、西红柿、黄花菜……那卤的味道真香。她喜欢蒸馒头时做几个小花样、顺便蒸些南瓜、红薯之类的粗粮；她喜欢做茴香馅和油梭馅的包子。年轻时的她每到冬天要做好多种咸菜：糖醋蒜、糖醋地蕾、黄豆辣酱、腌豆角、辣青萝卜干、芥菜……

她生在山东，想必是爱吃海鲜的，可来了内蒙古，逢年过节，炖条鱼，总是把鱼头夹进碗里，把肉留给孩子们吃。

她经常给自己的衣服打上补丁，攒钱帮助儿女，孩子们的生日她都记得，每年还给山东的姐姐们寄钱。我怀孕时，说起来她年轻的时候，她回忆说，她去医院生孩子，医生都看不出来，因为她太瘦了；生舅舅的时侯大出血，差点没了命……

她常说，我小时候没人管，我妈粗心、鼻涕常流、也不给随身带块手娟，经常摔跤把鼻子摔坏了，可怜。她老了病了，因为我在医院工作，却得了我的济。我心里却明白，我也得了她的济，父母年轻时忙，无暇关注我，爱的方式多种多样，我这样心思重又敏感的小孩子，需要的其实更多是一种精神关怀，而不是看管和花钱。

她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如何做好女人、母亲、祖母，如何让自己的孩子们，永远怀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