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 在德州

Max

<h5>佛山一中94届校友&nbsp; 吕志鹏 </h5><h5>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城</h5><h3><b><br></b></h3><h3><b><br></b></h3><h3><b><br></b></h3><h3><b><br></b></h3><h3><b>启程</b></h3><h3>早上六点整,背上水袋,穿上跑鞋,开始了每周六例行的跑团训练。跑团通常7点在离我家6.5英里的一个地点集合。按照今天的训练计划,不少人是要跑20英里的,而且大多都像我一样跑过去,一起训练,然后跑回家。</h3><h3><br></h3><h3>家门前小树林的步行道是再熟悉不过了。在上面跑了不下1000英里。每天送5岁的女儿去上小学也走这条路。她踩着滑板车,滑得飞快,我要一路小跑才能跟得上。3岁的弟弟送姐姐去上学,仅去过一次,然后就再也不干了,说太累了。这来回20分钟的路程,碰到的都是邻居和熟人。其中一人是田国强,我们亲切地叫他老田。老田80年代初就来到美国,在我们的学校当上了教授。他2004年回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兼任了院长,是国内经济界的风云人物。老田最近在美国待的时间比较多,几乎每天都跑步,已经这样跑了20多年。不久前的一个5K的比赛,他还拿了年龄组的第一名。我们每天碰面打招呼,都是:“今天跑了多少了?”今天太早,估计是碰不到老田了,我继续往前跑。</h3><h3><br></h3><h3></h3> <h3><br></h3><h3>天还漆黑。我一前一后别了一红一绿两个警示灯。后面的告诉高手们别撞我,前面的基本上就是为了看清楚路。在德州,野生动物比较多,看到兔子、黄鼠狼、犰狳和鹿是常事。前一段时间邻居还跟我们说看到了山猫,让我们着实紧张了一阵子。但是我是怕踩到在水泥地上乘凉的蛇。秋天蛇出没的几率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在我们这里的穷乡僻壤。学校的规模由10年前的4万多学生涨到了如今的6万多,带动了周边的房地产的开发,破坏了小动物的原生栖息地。这也许是它们如今频繁暴露在人们面前的原因之一。</h3><h3><br></h3> <h3><b><br></b></h3><h3><b>1英里</b></h3><h3>跑道拐了个弯,跨过一条大马路,就跑出了小区边缘。右手边就是一个小农场,新鲜的牛粪的清香扑面而来。天还没亮,牛儿马儿们还在睡觉,我寻思着跑回来的时候应该可以跟它们打个招呼。德州遍地是农场,小朋友们也喜欢周末来到这看看他们的老朋友吃早饭。路边上插满了学校的旗子,我才意识到今天有学校的橄榄球比赛。</h3><h3><br></h3> <h3><b><br></b></h3><h3><b>4英里</b></h3><h3>今天背的水有点多,严重影响了跑速,看来来不及和跑团汇合了,于是我决定自己跑。远处传来了小飞机降落的轰鸣声,应该是校友们开着小飞机来看橄榄球比赛了。</h3><h3><br></h3><h3>学校离机场不远。15年前,我和几个小伙伴(QICQ上认识的)就在这里踏出舱门,开启了一段在异乡的前途未卜的征程。几个小伙伴,从达拉斯转机开始,带着炉火纯青的哑巴聋子英语,一人负责听懂一句,磕磕绊绊地来到了目的地。接待我的是我的大学同学曹和她的先生。那晚在同学家吃了至今仍常常回味的一顿晚饭。数年后,曹一家在加州找到工作,先是去了圣地亚哥,然后在硅谷安家,至今仍常联系。那天是2004年的第一天,深夜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干燥的空气中夹杂着牧草的味道,空气异常清新。</h3><h3><br></h3> <h3><b><br></b></h3><h3><b>6英里</b></h3><h3>看到了灯火通明的橄榄球场Kyle Field。马路两边的校旗逐渐多了起来。回想当初申请来美读书,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来这所学校。女友(现在的妻子,朱)当时计划出国读博,我也懵懂地跟着去上新东方的GRE班,结果是基本上听不懂。旁边坐的是一个南京大学的女生,跟我抱怨说阅读太难了,五道题老是没能全对。我看看自己的,没好意思跟她说,我只对了一道,而且是蒙的。后来按部就班的考试、申请美国学校。当时一中高中同班同学的欧劲昭、张锐和钟丹虹已经在美国,还劳烦他们帮忙修改了申请信。</h3><h3><br></h3> <h3>2001年,911事件发生了。当世界人民五味杂陈,欢呼的欢呼、悲伤的悲伤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件对我们的直接影响。结果当我和朱在2002年夏,一个人拿着密西根大学的录取通知和奖学金,另一个拿着南加州大学的,去签证的时候,签证官二话没说就把我们给拒了。我们前后折腾了三四个月,各自被拒签了数次。</h3><h3><br></h3><h3>大概是6月的时候,朱又收到了一封英文的信,信封上写着Texas A&amp;M University。我问她这是什么学校,她说国内称之为德州农工大学。我顺口说了句,怎么这么土。因为这个学校给的奖多,她打算再试试。报着可有可无的心态,她居然过了!命运就是这样老给人开玩笑,当你毫不在意的时候,它就给你些惊喜。一年之后,通过申请和签证一番折腾,我也来到了这个名字很土的学校。</h3><h3><br></h3> <h3><b><br></b></h3><h3><b>7英里</b></h3><h3>终于跑到了建筑学院。在这里学习、工作了15年,一草一木再也熟悉不过。记得第一堂课,我兴匆匆地跑下宿舍楼,想骑上自行车去学校的时候,看到新买的自行车只剩下一个轮子,顿时傻眼了:美国人也偷自行车!之后陆续买了几辆,也免不了被偷的命运。一路小跑,第一堂课幸亏没迟到。教授是Sherry,一位老太太。她一上来就问我读什么学位,论文题目是什么。我一脸的懵圈,才第一节课啊,天知道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什么,貌似好遥远的事。她说我的课你得挑一个专题,别人都有题目了,你就研究一下与老人健康相关的问题吧。多年后Sherry已经把这件事忘了,但是她无心的一句话,居然帮无心的我确认了研究方向。</h3><h3><br></h3><h3>这个课只有4个学生,美国、印度、日本和中国学生各一,讲的是美国的医疗系统规划。其他的同学已经没有印象了。只有那位日本同学,中山纯一,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特别喜欢问问题。他读的是建筑学硕士,当年就毕业了。再次见面已经是14年后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h3><h3><br></h3> <h3><br></h3><h3>这个学校的医疗设计学科在世界上独占鳌头,于是我打算学习这个专业。第二堂课的教授是Roger Ulrich,学术界的大牛。课后我找到他,问他我能不能做他的研究助理。也不知道他听没听懂,鼓励了我一番,说你先好好锻炼一下。之后我的期中考试得了个不及格,才明白了锻炼的含义。研究助理一事随之搁浅。</h3><h3><br></h3><h3>Roger之后成为我博士后的导师。他2012年退休的欢送会,是在我家办的。他的课,也交由我和朱交替来教。我上课的头一句话就是:这课的创始人是Roger,我在这课上栽过跟头,希望大家认真对待。</h3><h3><br></h3> <h3><b>9英里</b></h3><h3>路拐了个弯,碰到了跑团的伙伴们,和我相向而行。和大家大声打了个招呼,与Ian击掌相互鼓励一番后,我决定继续跑自己的路。Ian是我的老同事,很健谈,大家都喜欢跟他一块跑。他原来在学院的图书馆工作。后来图书馆改建成了展览厅,他觉得自己的工作不被重视,然后就转到了Cushing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收藏了权力游戏作者的手稿和电影片中的铁王座,前一段时间在圈里火了一把。这也成为了Ian跑时的谈资。</h3><h3><br></h3> <h3><br></h3><h3>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美国也不例外。08年朱毕业,有个很好的机会,在学校留了下来,受聘终身轨助理教授。这个很难得,因为美国学校一般不雇佣自己的学生,以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一年后,我也毕业了,留校做博士后,也一边找教职。09年经济跌入低谷,许多建筑师失业,学校的经费也砍掉了不少,开始大量裁员。当时的系主任对我们这个优势学科占用资源不满,屡屡给这个学科穿小鞋。10年初我在北卡州通过两天马拉松式的面试,终于拿到了助理教授的录用通知。但是我跟朱不想分居两地,哪怕是短暂的。考虑到与系主任谈基本没戏的情况下,朱和我直接找到了学院院长。院长明白了我们的来意后,把系主任也叫了过来,直接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安心地留下来。万般无奈下,系主任决定给我讲师的职位。虽然不是终身轨,但是朱和我都很开心。</h3><h3><br></h3> <h3><br></h3><h3>从院长办公室出来,George Mann教授老早就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我们的消息。听到我们决定留下来的消息后,异常地兴奋,长吁了一口气说:</h3><h3><br></h3><h3>“This is great! Let’s do something together !”</h3><h3><br></h3><h3>George是犹太人。 两岁的时候跟随父母从奥地利逃亡到了上海,在上海居住了一年之后,转道美国定居。George老跟我们说,要不是中国人的帮助,我现在不可能健康地站在这儿,和你们相遇。他的家族,没逃出奥地利的,有120人死在了纳粹的屠刀之下。每碰到中国学生,他都会开玩笑:“我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但是竟然没有人相信我!”George 1966年在农工大学创立了医疗设计学科,成为了这个学科的教父,基本上世界上从事医院设计的建筑师,都知道他。在George全方位的帮助下,我在教学、研究和人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George精力旺盛,今年82岁还在教设计课。他喜欢晚上12点带上两桶冰激淋到设计教室,给学生看图,吃完冰激淋后把大家打发回家睡觉。另外一位犹太老师是Anat,以色列人,我和朱都做过她的研究助理,对我们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h3><h3><br></h3> <h3><br></h3><h3>没想到接下来的四年,是煎熬的四年。我教过了所有会教或是不会教的课,还有其他教授不屑染指的课。不过塞翁失马,这也锻炼了我万金油般的本事,如今教很多课都如信手拈来。</h3><h3><br></h3><h3>课时太重,有的时候觉得喘不过气来,也没有时间从事喜欢的研究。于是我决定再找机会。14年,我在堪萨斯大学又找了个教职。面试的教授告诉我,这个位置有80多人申请。这时朱已怀孕8个多月。与上次一样,院长又把系主任找了过来,问他该怎么办。系主任这次还是万般无奈地答应了我关于工资和课时安排的要求,还应允从我讲师到高级讲师的晋升。我满心欢喜第二天去签合同的时候,小秘告诉我系主任前一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幸好抢救及时,但是还要在重症监护室待一到两个星期。几年后,他退休了。我们碰面的时候聊起这事,我问他是不是我把他气疯了。他哈哈大笑,说他该问我要住院费的。那年,老大Olivia出生,朱也顺利地拿到了终身教职。</h3><h3><br></h3> <h3><b>12英里-18英里</b></h3><h3>这时头脑已经不清醒,好像什么都没在想。只感觉自己不断地,重复地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h3><h3><br></h3> <h3><b><br></b></h3><h3><b>19英里</b></h3><h3>经过一个养老院。这个养老院再也熟悉不过了。我曾经在这做过一年的志愿者,并将它用作我毕业论文的实验基地。和里面的人一起经历了不少的欢乐与悲伤。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位有精神分裂症的老人,老觉得我会伤害他,于是拿着水果刀追着我,把我赶出了院门。后来去的少了,院长和老人们已经换了好几轮。希望我的朋友们都安好。</h3><h3><br></h3><h3>快到家了,路上的人和车都多了起来。许多人穿上了暗红色(学校的传统色)的衣服,车上也插上了学校的旗子。离橄榄球开赛还有几个小时,一些路已经封了,大街小巷也开始躁动了起来。</h3><h3><br></h3> <h3><b><br></b></h3><h3><b>20英里</b></h3><h3>终于跑完了。我拖着两条灌了铅似的腿,迈上几级台阶,掏出钥匙打开了家门。两个小家伙听到我回来,呼啸着跑过来把我扑倒在地上。</h3><h3><br></h3> <h3><b><br></b></h3><h3><b>结语</b></h3><h3><b><br></b></h3><h3>几年的跑步,让我有了一些简单的感悟:</h3><h3><br></h3><h3>跑步,一开始不能太拼命,得有所保留才能跑得更远;人生,一开始得经历一些磨炼,才能有更广阔的空间。两者南辕北辙,却殊途同归。</h3><h3><br></h3><h3>因为最后,收获的都是喜悦。</h3><h3><br></h3><h3> 2019.10.23</h3><h3><br></h3> <h5></h5><h3><b><br></b></h3><h3><b>后记</b></h3><h3>20英里的距离,约为31公里。今年距踏入佛山一中校门的1988年,刚好是31年。在一中期间所养成的勤奋严谨的习惯和无所畏惧的品质使我一生受益。是以为记。</h3><h3><br></h3><h3><br><b><br></b></h3><h5><b>梦里依稀常记取,三十一载来时路。</b></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