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古城和平解放始末

司马靖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庆典之际，十一月七日也是凤凰县和平解放七十周年纪念日，所有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无畏做出杰出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为我们打下了红色江山，我们要继承前辈们的遗志，不忘初心，牢记历史。让后一代永远牢记当年为建立新中国，我们的老一辈的那些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

———编者

2019.10.25.于凤凰古城

一九四九年九月,我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各战斗部队奉命进军四川,追击国民党军残部我军留下的直属机关和少数部队则准备从常德市向湘西重镇沅陵进发。当时的湘西,包括现在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和怀化地区(其中,绥宁县后来划到邵阳地区)共二十三个县。

旧社会,湘西地方官匪不分,各有势力范围,派系错综复杂。国民党政府在湘西也有过多次“剿匪”活动,不仅越剿越多,而且靠匪起家的官僚也越来越多了。兵灾匪患,使湘西地方民不聊生,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各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能争取陈渠珍和平起义,就将促使那些彷徨观望的旧军政人员靠拢人民,从而弧立最顽固的敌人。

陈渠珍,又名陈玉鍪,湘西凤凰县人。辛亥革命后,当过湘西镇守使田应诏的参谋长。这以后,经国民党湖南省省主席赵恒惕委任当过湘西新巡防军统领,以及国民党师长、湘西屯务处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由张治中委任当过沅陵行署主任。一九四九年,任国民党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湘西行署主任。前后统治湘西达的二十七年之久。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出进军的命令。五月二日,湖南省参议会拟议成立湖南人民自救筹会,由唐生智任主任,由仇鳌、陈渠珍等任副主任。陈渠珍本人未出席这次会议。而是派戴季韬代表他到衡阳会见了白崇禧。当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经湘西向大西南进军时,陈渠珍已离开凤凰县城,避居在湘黔交界的凤凰县黄丝桥暂时居住。

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沅陵后,即开始对陈渠珍先生做争取和平起义的工作,开始是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袁任远通过陈渠珍的老部下王尚质先生进行的。

王尚质先生是黄埔四期的学员,曾在陈渠珍部任职，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这次湘西军区首长特委派他前往凤凰做陈渠珍工作。他由戴季韬先生陪同,到凤凰县黄丝桥会见了陈渠珍,向陈说明了全国的形势,转达了我党我军对陈渠珍先生的期望并且晓以大义。此时陈渠珍深感国民党大势所去，经过再三考虑，陈渠珍表示愿意考虑和平起义，湘西軍分区党委、湘西軍分区司令部经过认真研究分柝了之后、决定做好“拉”的工作,在对那些死硬派实行“清剿”的同时、对这大部分愿意投靠人民政府，接受和平解放的军政人员，展开政治攻势、争取他们和平缴枪。

　　在湖南有较大影响的“湘西王”陈渠珍首先成为争取的对象。隐居在湘西凤凰的老城黄丝桥的“湘西王”陈渠珍在审時时度之后,向他的慕们发出“暂不要与中共大军武力对抗的和平令"。

陈渠珍,祖籍麻阳县,后迁凤凰县。清末时曾任统领,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任师长、省防军第一警备司令、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委员等。湘西“三·二”事变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想利用陈渠珍维持湘西局势,任命他为湘西行署主任。之后宋希濂又任命他为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目的在利用陈在湘西的声望,划湘西土匪和地方武装,扩充国民党实力。解放前夕,陈渠珍直接指挥的兵力不过2000人,但可号召酉水流域大部分武装,如戴季韬、熊子霖、谭自平、龙云飞、吴恒良、张平等部,还有田载龙、周燮卿、陈子贤、罗文杰、汪援华等5个暂编师名义上亦归其节制，他的旧部遍布湘西,因此有“湘西王”之称

要想征服湘西这块要地,对待这样一个实权人物“湘西王",国共两党都使尽了浑身解数。

1949年7月,当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华中战场上节节失利的时候,作为统帅和战略家,他把冷冰冰的目光投向湘川鄂边区这块大西南要冲的版图上,可以说,飞扬跋息的蒋介石转跃南北大江大海纵横驰骋几十年,他还从没正眼留心一下这块南蛮之地。

尽管当年贺龙、任弼时、肖克的红二、六方面军在这里呼风突雨,可蒋介石从没有派过自己的亲兵亲将中央军深入过湘西,他那时当然知道陈渠珍这个名字:“只不过是一个又剿贺匪,又保贺匪的地方武装军而已。即使当年贺龙率领红军长征经由此地时,他蒋介石也未派重兵在号称天险的大庸北岳(现张家界一线)围追堵截,那时他还不想了解这弹丸之地。然而,战争的巨轮终于把他蒋介石几百万军队轧碎、消灭光了。在这种时刻他才意识到,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大部分土地和人民已不属于他蒋介石了。

失败了只会痛心疾首,对于一个战败的军事统帅来说无疑是令世人唾弃的,他惟有挣扎,为他的江山社稷,为他的党国,他要战斗到最后一刻。于是,蒋介石着实在大西南这块版图上花了几个白天黑夜动脑筋,最后他认为,为了保住最后一块“反共游击根据地”,他必须把大湘西这高山密林掌握在手。

　　1949年8月1日,国民党总统蒋介石亲自给陈渠珍写信,要求他:“戡乱建国,共图中兴。”

这是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伴着不同寻常的日子送到了湘西王”陈渠珍手中。在一遍又一遍读信的同时,陈渠珍仿佛听到了几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的轰轰炮声,他犹豫不决。

而对蒋介石来说,作为一个国家元首给一个地方军队的国军师长写亲笔信,意味着什么?

这也难怪,蒋介石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晚11时“驾崩”后,在他以后供人赡仰的尸体旁一直放着他生前用红铅笔书写的千个大字，“能屈能伸"。

令蒋总裁失望的是,“湘西王”陈渠珍并没有立即做出响应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真不知道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还有没有小人物不给帝王们写回信的)。随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黄杰又给陈渠珍发电,声称准备请示老头子让陈渠珍当湖南省代理省主席。

在不足一个月内,白崇禧的代表杨安铭、荆嗣佑，军统特务分子马冠群、陈纯斋等纷纷从各个角落里来到凤凰县,奉劝陈渠珍“务必要剿共戡乱救国"

陈渠珍毕竟是老谋深算的人，在蒋介石麾下干了多少年国军师长,蒋介石的秉性他早已模得差不多了。对这些“说客”,陈渠珍心中也十分明白:他们想借陈渠珍这把太阳伞遮遮日头,借湘西这连绵群山凿几眼防空洞。

一时间,“湘西王”陈渠珍骑虎难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方面,争取陈渠珍投诚起义的工作也一刻也不曾放松。

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副军长晏福生和四十七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顾凌申把几位有些知名度的民主人士李振基、陈裕新、朱寿观先生找到军部,要他们前往凤凰向陈渠珍说明形势,并说明人民解放军请陈渠珍到沅陵军部共商和平解放湘西大计。

此时犹疑不定的陈渠珍已经离开县城回到了千年古堡黄丝桥老家。陈裕新等人从沅陵到凤凰县黄丝桥整整跋涉了四天,1949年9月19日在黄丝桥见到了陈渠珍。

由于陈渠珍已看到了国民党的大势已去,在读罢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写给他的信后,面露喜色,当即表示可以考虑和平解放事宜。1949年9月30日,湖南省临时人民政府派了陈渠珍的旧部高参王尚质和陈渠珍当年的参谋长、那位在浙江嘉善带领湘西子弟抗击日本人的戴季韬再次到黄丝桥劝陈渠珍投诚起义。当天由于人多口杂,不便说话。10月1日深夜,陈渠珍把王尚质和戴季韬邀进密室。

王尚质因为是陈渠珍的高参,知道陈的脾气,不好张口就说出自己的主张,于是用转弯子的口气问:“玉公,这次中共几路大军深入湘西,您老看法怎样?”陈渠珍回答:“暴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共产党来势太凶,我看不过两年就会垮台。”戴季韬忙问:“那么玉公的打算呢?”

陈渠珍说:“十五里以外有一苗寨,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况且苗民与我深交,我有犬子拜苗守备龙辑五为义父。我看中共军队不像贺龙靠得住,这些北方人坐不住南方天下。我意带手下人枪前去苗寨落防,储备三五年粮草,固守天险,再看风使舵。”

王尚质这时用种肯定的语气说:“玉公所言虽是,但依我看,中共自1930年前起事,从小到大,从北到南,从南至北,死死活活,已打下了大半个中国,这断不可与急风暴雨相比。您老只知一个贺龙,哪晓得共军个个将才,这实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陈渠珍听后思忖良久说:“中国自有中国的传统,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哪有听说过共产共妻之军队?

这时戴季韬忙说:“听说马列主义是共产党信奉的科学,共产共妻’之说,实为谣传。共军的信条是共产主义。”

陈渠珍又说:“共产主义在中国是不合国情的，六和谈(指1949年4月1日共产党以周恩来为代表,国民党以张治中为代表的国共谈判)代表一去不返,这足以戳穿一切谣言,张治中尚且明言投共,事情决非偶然,据国军要人透露,谈判时共军没有半点胁迫”。

戴季韬接着说：“八年抗战,国共言和,但蒋介石却想借日本人之手,灭我湘西军,抗战刚一胜利,蒋介石又挑起内战,这是中外人士有目共睹之事,难道玉公还看不透蒋介石的为人吗?”

陈渠珍疑惑地说：“我何尝不晓得蒋的为人,但……以你们的意思是?"

王、戴同时答道:“大军压境,求和迫在眉睫,答复再拖,后悔莫及。”

陈渠珍放下手中的烟杆说:“好!你们就为我图之,我陈某人素来说到就做到。”

恰巧10月1日下午李振基和朱寿观又带着中共四十七军首长的信第二次来到黄丝桥。四十七军信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征得贺龙将军的提议,建议陈渠珍“不日进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请做好准备。

读罢信陈渠珍大喜。看来他并不知道古代兵书云:节制可教奇谋不可教。

他对两位来客说:“你们先回去向贵军首长汇报，我和戴季韬、谭自平、熊子霖紧跟着来。我还要带上那两台无线电报机和密电码本,连当年蒋介石运往台湾，后在凤凰两头羊飞机失事的十万银元一起交给四十七军。”然后又要二人稍等一会儿,他急忙给四十七军领导写了一封亲笔信,信的大意是：

……朱、李两君再度入乡,拜读赐书,承推评适当。如珍衰朽,曷克当此,捧诵回环,感悚无地。珍屯蹇一身,遭逢不偶。裕新为多年老友,曾率笔及之,深荷谅鉴,感何可言……珍避处乡间,从旁指导凤、乾两县组织治安委员会,改组农、工、学机构,以为解放之准备,深望凤、乾早日解放,珍亦得以年届古稀之身,优游于光天化日之下,幸何为之!黄丝桥逼近黔边,所受威胁甚大,珍乃移居苗乡,尊处如有所使,苟力所逮及,自当慨然区府诸公之臂助70老翁何所希冀?从此,得为解放区自由幸福之人民,余愿足矣。譬之跛牛羸马不堪负荷,宜纵之长林丰草,以终其天年,以区府诸公之所赐也…

“湘西王”陈渠珍这封稍具文采的亲笔信最后落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联络部部长顾凌申手中。1992年11月专程到长沙岳麓山下拜访这位老人时,他用朗朗的声音回答说:陈渠珍是旧湘西一个老于世故的当权者,他就像一个一直修行在深山老林中的老狐狸,有了道行,会保全自己。

这就是当年和“湘西王”打交道最多的中共大军一位部长对陈渠珍彻骨的评价。84岁的老人,一头雪白雪白的头发,红光满面,说话铿锵有力,谈起当年争取“湘西王”的过程,顾凌申心情复杂。

他说,我军历来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抗日前线，在东北战场、淮海战场,在每一次最关键的时刻,政治思想工作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但纵观近些年出版的各种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题才的书,很少有多少章节谈到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

当年，曾参予争取陈渠珍先生起义的人士,还有曾任国民党桑植县长的冯泉先生以及曾任国民党湖南第八区专署科长的全浩然先生。他们都是与陈采夫先生相联系的。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份,陈浴新先生向我们介绍了朱寿观。朱寿观是朱早观同志(凤凰人，已故,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胞弟。

湘西军区首长欲将陈渠珍邀请他到沅陵。当时,湘西军区"和平解放军官训练班"已经开办,国民党旧军队中及县团级以上的起义投诚人员已先后到沅陵集中学习。每批投诚起义人员来到沅陵时,军区联络部都照例举行欢迎宴会。那时,沅陵有一家川菜馆,每隔三、五日便有这样一次宴会,晚上便请他们看京戏。

顾凌申部长常常陪同起义投诚人员走在大街上,他们对此感到很光荣。参加和平解放军官训练班的人员都是湘西知名人士。也有象沅陵柳林岔的绿林头目宋官荣那样的人物,他自称大队长,是自动放下武器向我军投诚的,因此也进了训练班。训练班人员均着新棉军装,没有部队警戒,行动自由,生活上按我军团级待遇吃中灶。他们写学习心得、办墙报,张贴在沅陵大街上。所有这些,都很快地传到各县,使那些观望等待,站在十字路口的旧军政人员受到很大的震动。

并对他们给予了很大的希望。这是我们认真执行了我军进军命令中确定的凡是愿意停止内战、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指国内和平协得定八条二十四款)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协定。给予宽大待遇。朱寿观是陈渠珍先生的同乡,朱早观同志在参加革命前曾经在陈渠珍部任过职。因此,由朱寿观去做陈先生的工作是很合适的。此时,我四十七军副军长晏福生和联络部长顾凌申已致函陈渠珍先生,请他到沅陵洽商原国民党湘西行署的和平移交问题。

并请他协助我军共同肃清湘西匪患。信件是由朱寿观带去的。同时,还带去我军的进军命令和入城布告等文件。听说,陈浴新先生也给陈渠珍先生写了信,是由一个姓李的旧警察送往凤凰的。

据当时了解,除渠珍先生接到我军首长的信件后,随即召开了凤凰县用军政人员和知名人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谭自平、熊子霖、王荣梧、包凯、沈荃、刘祖平、陈兆鹏、包心杰等。谭自平、熊子霖是掌握武装的;包凯、沈荃是原国民党军将领,他们在凤凰都有较大影响。会上,他们都表示“唯玉公指示为命”,愿意跟随陈渠珍先生和平起义。此后,陈渠珍先生请朱寿观再到沅陵,向我军转达陈先生表示欢迎解放,不过他耽心一旦离开凤凰,恐怕部属闹乱子。随后,陈先生从黄丝桥住地转到苗族聚居区的山江镇老洞寨去暂住。

由于陈渠珍先生一时未能来沅陵,我们便请他到乾州会谈,因为凤凰距乾州只有一百多华里。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陈渠珍先生给我部复电,同意在乾州他的私邸(陈有一栋房子在乾州)谈判。当时,湘西军区司令部干事罗雕（后为凤凰县县委书记，老同学罗小明的父亲）被委派与顾凌申部长和两个警卫员随同他赴乾州，专门负责凤凰县和平解放争取陈渠珍和平起义的工作。罗干事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我请示司令部是否派部队护送陈渠珍去沅陵?答复是不必护送,只派一辆吉普车就行了。并要求陈渠珍一定要保护湘川公路不受破坏,并通知他要控制好自已的部队不抵抗我大军过境。达成这样的协议,王尚质先生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当时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派滕敬侯、朱汉杰夫妇赴四川为

劝说宋希濂先生起义未果。他俩回到湘西时,在麻阳与我军取得联系。

他俩热情很高,愿意劝说陈渠珍先生和他的部下起义投诚,因没有见到陈渠珍就到了沅陵,住在我联络部。他俩说:“经过我们做工作,准备起义的大队长田耀武(陈渠珍的部下)已被反动分子刺杀,于是我们只得来沅陵。”但究竟是谁支持杀害田耀武的,当时尚无材料。滕敬侯、朱汉杰夫妇在我部住了二十来天,才离开沅陵去向李济深主席复命。

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份,陈浴新先生向我们介绍了朱寿观。陈渠珍邀请他到了沅陵。当时,湘西军区和平解放军官训练班已经开办,县团级以上的起义投诚人员已先后到沅陵集中学习。每起投诚起义人员来到沅陵时,我部都照例举行欢迎宴会。那时,沅陵有一家川菜馆,每隔三、五日便有这样一次宴会,晚上便请他们看京戏。顾凌申部长常常陪同起义投诚人员走在大街上,他们对此感到很光荣。

参加和平解放军官训练班的人员都是湘西知名人士。也有象沅陵柳林岔的绿林头目宋官荣那样的人物,他自称大队长,是自动放下武器向我军投诚的,因此也进了训练班。

训练班人员均着新棉军装,没有部队警戒,行动自由,生活上按我军团级待遇吃中灶。他们写学习心得、办墙报,张贴在沅陵大街上。所有这些,都很快地传到各县,使那些观望等待,站在十字路口的旧军政人员受到很大的震动。并且对他们给予了很大的希望。这是我们认真执行了我军进军命令中确定的“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指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三十四款)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协定。”给子宽大待遇。

朱寿观是陈渠珍先生的同乡,（其兄朱早观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朱早观同志在参加革命前曾经在陈渠珍部任过职。因此,由朱寿观去做陈先生的工作是很合适的。此时,我四十七军副军长晏福生和联络部长顾凌申致函陈渠珍先生,请他到沅陵洽商原国民党湘西行署的和平移交问题。并请他协助我军共同肃清湘西匪患。信件是由朱寿观带去的。同时,还带去我军的进军湘西的命令和入城布告等文件。听说,陈浴新先生也给陈渠珍先生写了信,是由一个姓李的旧警察送往风凰的。

从沅陵到乾州必频经过麻溪铺。这一带,有国民党一个投诚,武器是我收缴的,但只收缴三百多枪支,人员已就跑散。从麻溪铺进入了泸溪县境,这时的泸溪县城,虽无我部队驻扎,但已由我部派出党外人士郭盖英先生在县城开展活动,城内已无国民党军部队,徐汉章匪部都在泸溪农村活动。半月前,我侦察部队曾向联络部送来抓捕的一个自称是原国民党暂九师谋的被浮人员,经我们审间,此人供称是徐汉章派到沅陵看动静的。我们向他讲解了全国解放在即的形势,指明徐汉章只有早日放下武器靠拢人民,才有出路;如胆敢与人民为敌,决没有好下场。释放此人回去时,还特别交待他转告徐汉章:不准抢劫运送粮盐和邮政的车船,不准破坏能滩公路吊桥。

一路上,在快要到泸溪县城的一个地方,我们停车见有一堆封存物资,上面贴着“中共泸溪县党支部”的封条。顾部长问我这个党支部是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郭盖英先生没有讲过这事。顾部长表示从乾州回来时,再进城去看。车到乾州城外小溪桥时,桥面垮掉一方,在当地群众帮助下,车子才过了桥。那时,乾州有城墙,街道用石板铺成,又很狭窄,吉普车一路鸣喇叭才勉强通过。群众说，老师长(指陈渠珍)坐轿进城,今天解放军首长坐小汽车到乾州,一定有大事情。

　　当时的乾城县人民政府设在乾州,县长梁如泉和驻军一位营长接待了我们,并汇报了工作。他们说知道陈渠珍先生到了乾州,因为不知道湘西军区的指示精神,所以尚未与陈先生接触。顾部长当即向梁县长等同志传达了军区首长的指示,说明了陈渠珍先生已靠拢人民,将向我方和平移交旧湘西行署,凤凰将和平解放。当即由梁县长派人转告陈渠珍先生,说我们已到乾州。第二天,我们到乾州陈公馆与陈渠珍先生进行了面晤，乾州的陈渠珍先生的公馆,四面围墙很高。这天上午八点多钟,我们一行前往陈公馆时,见到他的随从守在门外,他们见我们来了,便进去通报。陈渠珍先生随即率领部属及家属们到门口迎接。

他的僚属中,有原国民党暂五师师长戴季据、旧湘西行署秘书长陈景尧、参军长杨光耀、乾城县党部书记长舒介丹、乾城县长黄鹤鸣等人。还有个搞接待的参谋长杨希贤先生。

这次谈判很顺利。顾凌申部长向陈渠珍先生详细讲解了全国形势和我党我军的政策;转达了湘西军区首长对陈渠珍先生的希望和要求。陈先生对上述要求都表示赞成。并且决定。一、立即向我湖南省人民政府湘西行署移交旧湘西行署印信、文件档案、财务、通讯设备和武器。二、凤凰县和平解放,旧县政府解散，停止一切活动,成立凤凰县临时治安委员会,筹备粮草,支援我进军西南。三、着谭自平、熊子霖所属部队维持地方秩序,不得危害群众利益。四、请陈渠珍先生到沅陵协助我军开展剿匪工作。

对上述决定的第一点,当天中午我到所里邮局向我湘西行署发了电报。次日,行署秘书处负责人徐千里同志等人动身来乾州办理接收事项。我们接收的物资中,有旧行署印信,档案武器和电台,还有数千银洋等等。同时,陈渠珍先生向凤凰县谭自平打了电话,传达了决定的第二项事宜。凤凰县当即成立了以朱鹤楼老先生为主任,谭自平、包凯、陈兆鹏、包心杰为副主任的凤凰地方临时治安委员会,并张贴布告,宣布凤凰和平解放。陈渠珍先生因为安排家务等事项,需延时数天,未立即动身去沅陵工作。

顾部长告知陈先生哪天准备好了,请电告我部派车迎接。陈渠珍先生对此很高兴,给顾部长送了一本他的著作《艽野尘梦》,同时也给我送了一本。这本书的内容,是记述他在西藏历经艰险和受辛亥革命影响的经过。这天下午,陈先生曾设宴招待我们。宴会前，我与警卫员在设宴的房间里看见桌上摆着红纸条,上席写“顾部长凌申”,上席左边是罗雕,旁边是警卫员,下席是陈渠珍先生。这可能是陈老先生自已亲自安排的,表示尊重我方代表。

警卫员说他要担任警卫工作,不能入席。我说我也没资格坐上席,便把我的席位同陈先生换了个位置。并将警卫员的席位安在我的身边。我们将此事告诉了顾部长,他说做的对,并要警卫员一同入席。

第二天,我们一行告辞陈先生返回沅陵。我们的车快到能滩吊桥时,遇上来接收旧湘西行署的徐千里等同志,我们在路边简单地向他们介绍了谈判情况。到达泸溪时,我们停车过河,到了原泸溪县政府。

湘西军政首长对陈渠珍先生弃暗投明之举,十分重视，及时报告了中共湖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在陈先生未到沅陵之前,省人民政府决定任命他为省政府委员,并已在湖南日报上布。陈先生接到任命后,随即电告我部说安排已妥,准备赴沅。

于是,到乾州接陈先生的任务又交给我（罗雕），但不知道他带多少人来沅陵。军区首长决定要我调一辆中吉普和一辆大卡车去接他。还指示警卫营,派一个精干排长带一个加强班负责保卫护送。我们一行到达乾州后,就住在陈先生的公馆里。陈先生的参谋杨希贤先生向我说,与陈先生同行的家属只有他的两位夫人和一个小儿子;随行人员有陈敬尧、杨光跃和戴季韬先生;还有乾城县长黄鹤鸣、县党部书记长舒介丹,他们准备同车到沅陵进湘西和平解放军官训练班学习。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我们一齐出发了。我与陈先生坐在中吉普车的司机旁边。此时的陈渠珍先生已七十三岁、蓄有三寸多长的胡须,人很消瘦,但很有精神。他身穿长袍,态度严肃,很少言笑。他的两位夫人,都不过三十岁,都穿着长袍,并不时髦。我们的个别战士,一旁半开玩笑议论着。我严肃地交待排长告诉战士们,一路上不准议论陈先生的家事。当汽车到达乾城县张排寨时,陈先生叫停车。这时,车上的人员都没有下来,也很少人讲话。停了一会,罗干事问陈先生:“玉公在这里有事吗?”陈先生未作回答。我便请杨希贤先生一同下车。杨老先生说可能是陈老先生耽心这一带不安全。这时,当即命令排长带一个小组向前搜索,排长问向前搜素多远?我讲至少五华里。他们便跑步向前搜索去了。随后又叫班长带一个小组在汽车左侧制高点架起机关枪,还将一挺轻机枪架在卡车的驾驶台顶部。四十多分钟后,排长带的小组跑步回来报告说,没有发现什么情况。这时,陈先生才同意开车,并请陈先生坐在驾驶台的后面,调一名冲锋枪手坐在我身边。此时,为了安全,我的驳壳枪也换了长梭子。还交待司机没有命令不准停车。

直到汽车过了乾城县河溪镇,陈先生等人好象才轻松许多了。后来,我才了解,一九四九年五月间,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委员顾家齐曾在张排寨被人半路枪杀。我们在张排寨的停车之地,正是顾家齐被枪杀的地方。还好，我们一行一路顺利通过张排寨。

当我们汽车欲过泸溪铁沙河渡口时,遇到我第二野战军一个汽车团正在过河,由于路狭车多,我们的车无法靠近渡口。这时,我下车向渡河指挥员说明我们车上乘坐的是和平起义的高级人员,请他们让让路。那位指挥员一声令下,汽车团的汽车很快都靠在一边,让我们的车先过渡。陈渠珍先生等人见状,对解放军大为称赞。尤其对我军服从命令听指挥,态度和气,尊重起义投诚人员,很是佩服,深受教育。这时车上的气氛活跃了,陈先生一行都欢快起来了。

　　陈渠珍老先生到达沅陵后，住在灵官店十二号湘西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陈景尧和戴季韬先生也一同住在一栋楼内,杨光跃先生住在沅陵他的一位朋友家里,黄、舒二人当即进入和平解放军官训练班学习。

接规定,我们联络部是不设岗哨警卫的,为了陈渠珍先生的安全,军首长特地安诽派一个班到联络部负责保卫工作。

一九五O年元月,古丈县的张平扬言要打到沅陵过春节。此时的沅陵,只驻有我军军直机关单位和少数卫戍部队。张平企图进攻沅陵,我们是要认真对付的。军区首长将机关干部和勤杂入员统统组织起来,在沅陵教场坪进行检阅动员。在计划迎击张平的准备工作中,我们对陈渠珍先生等人的保护工作进行了妥善安排。顾凌申部长指示说,一旦打响,由我带一个班确保陈先生的安全。并将这个决定通知了陈先生。他对此一再表示感谢。

一九五○年春节前几天,陈渠珍先生一家搬迁到沅陵城驿马头居住。不久,陈先生筹办起一个手工业的毛巾厂,生严“菱”牌白毛巾,由我国营百货商店经销。这时,戴季韬和陈景尧先生仍与他住在一起。

一九五O年初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主力部队在解放重庆后,立即回师湘西,展开了艰巨的剩匪战斗。到一九五○年七月止,湘西只剩下靖县通道、绥宁三县的上匪和风凰县龙云飞部尚未肃清。龙云飞是凤凰县总兵营人，陈渠珍任国民党新编三十四师师长时,龙在该师任麻阳游击司令。他曾经与陈渠珍一起反对过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担任过“湖南省抗日革屯倒何义勇军”总指挥。抗日期间,担任过国民党新六军暂六师师长。一九五O年七月的一天,顾凌申部长要我去请陈渠珍先生来中共湘西区党委有事商量。

此时,我们已转业到地方,顾凌同志任军区党委统战部长、我任干事。因四十七军政治委员兼区党委书记周赤萍要与陈渠珍先生商讨争取龙云飞的工作,他们在会见时,陈先生述说了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会见了贺龙元帅等情况,心情表现舒畅。周赤萍政委向陈先生讲了湘西匪形势,指出尚未放下武器的几股反动武装,我军不是不打,不是不敢打,只是希望他们自动靠拢人民。讲到凤凰山江苗王龙云飞时,反复说明了我党的民族政策,只要龙云飞放下武器投诚,党和政府还要安排他的工作。周赤萍表示,希望陈委员辛苦一趟,亲自去凤凰向龙云飞讲解我党的政策,开导他投诚起义。

此时,陈先生非常爽快地答应去做争取龙云飞的工作,并说,龙云飞参加过抗目战争,当过师长,他是懂道理的人。顾凌申长也说曾经给龙云飞写过信,请他到沅陵商讨苗区工作,听说他是愿意来的,但顾虑很多,不想离开苗区,请陈委员千方百计找到他,解除他的顾虑,最好随陈委员一起来沅陵。陈先生对此颇有把握地表示,一定服从命令。

　　陈渠珍先生争取龙云飞之行,顾部长决定由我（罗雕）陪同,路上食宿由我安排。我陪同陈先生先坐吉普车到了辰溪,之后乘船到达麻阳县石羊哨,再从石羊哨走旱路去凤凰城。在辰溪,我向沅陵专员公署肖专员汇报了我们此行的任务。肖专员对此很重视,当即派行政科副科长全浩然调派船支,还安排专署公安处处长马凤池同志一同去凤凰协助工作。当时马风池同志未公开身份,只说是专署干部一同去凤凰检查工作。

我们从辰溪乘小船逆水而上,一天半时间才到达距离凤凰县城还有十九华里的石羊哨。当时凤凰麻阳尚末通公路，在石羊哨雇请了一副滑杆(一种竹制的轿子)给陈先生坐,不知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凤凰县城。离城一里多路有个接官亭,我们到接官亭时,风凰知名人士谭自平、熊子霖等人以及少数官兵都已在此迎接陈委员。还有几个瞎子和残废老人放着爆竹,气氛很热烈。

这时,凤凰县人民政府已成立个多月了,所属区乡也成立了政府。和平解放时,成立的临时治安委员会业已将地方武装部队亦已经改编为县常备队，维持地方治安,由县人民政府直接领导的地方常备队,有五个大队、十七个中队、四十八个分队,共计四百多人枪。由谭自平任指挥长、熊子霖任副指挥长。这个常备队不属于解放军建制、也不同于当时各县的县大队。它的成员来自旧警察、地方武装和某些股匪改编而成,是个具有统战性质的特殊的地方武装部队。至于当时受龙云飞控制的乡保武装都不属常备队。

进了凤凰城,我就住在陈先生家中。陈先生的住处在凤凰城西门坡一栋两层的木楼房，楼上陈先生与凤凰县家中的夫人住在一起,很少离开他住的院子。一次,县委书记崔强和县长宋子兴很希望陈委员能向凤凰县人民政府的干部和各界人士讲讲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情况,我向陈先生转达了他们的要求,陈先生欣然答应。但他讲述政协会议情况时,偏重讲述他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的会和会见贺龙元帅以及给他赠送新式农具,要他振兴工业的情况较多。对会议中讨论夫地法情况一言带过。

我们到凤凰县没住几天,我接到谭自平、熊子霖两位指挥给我一张红纸请帖,上面写有“湘西军区代表罗干事雕”几个字。我是湘西区党委派出的工作人员,并不是军区代表。我请示崔强书记怎么办,崔强同志与马风池处长和其他县委交换了意见。都认为这个宴会是为我而搞的,他们没有请县委和县政府的负责人,要我还是去参加的好。马风池同志说,酒能不喝就不喝。我说这些可以放心。当时我很年轻,只有二十岁,但我待人有礼貌,处事尚能注意克制。参加这次宴会的有在县城的常备队几个大队长和社会名流约二十多人。谭自平指挥长开头就:“今天是为罗代表洗尘，请在座的尽情用。 ”菜肴很丰富,包谷酒很清香，在的人频频敬酒,使人应酬不暇,有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给我敬酒,因为我有任务在身，不能开怀畅饮，只随口喝了一点、我感倒这是个应酬的办法。于是,不论谁来敬酒,我都请大家共饮,如有一个不喝我也不喝,就这样应酬过去了,这次认识了一些朋友,对一个统战干部来说是有作用的。

这以后,有位外号叫印瞎子(印远雄)的邀请我到他家吃仔鸭。据说,印瞎子是陈渠珍先生的“智囊”参谋,是个文人,高度近视,文质彬彬,我曾经请他给我讲过凤凰的历史掌故。由于工作繁忙等种种原因,对于他请我吃饭的事,我还是婉言谢绝了。

每隔三、两天,我便向陈渠珍先生打听一下有关龙云飞的消息。同时,我还做些社会调查。这时,凤凰城乡的士坤以及陈先生的亲友经常拜访陈先生,有的还带来鸡、鸭、鹅、鱼。一次,不知什么人给陈委员送来一支白仔鹅,陈委员要我到他家吃晚饭。还说夏天吃伏羊,秋天吃仔鹅,冬天吃狗肉,这是凤凰城的风俗。我说下午要去县委开会,会散得早我就回来吃饭。不料,会议开到晚上九点多钟才散,我就没有去吃鹅。记得就在这第二天上午,我在房子里擦手枪时，不小心枪走火了,恰巧陈夫人从木楼背后去上厕所,枪走火把她吓坏了。加上我又未去吃鹅,这下真的使陈委员生气了。

一个多月后,经县委研究,陈委员也表示同意我去总兵营（现山江镇）找龙云飞劝其起义投诚。陈先生说:“这几天身体不好,不能陪。"并要朱寿观同志陪我同去。我们二人到达长坪时,驻守在长坪的常备队大队长侯尚仁已在街上等待我们。侯尚仁请我们在乡公所吃了中饭。

　　总兵营（现山江镇）是个主要为苗族聚居区的山寨，当地的乡政府向我们介绍了情况。他们天天有人报告龙云飞派人去联系,他不愿意见我们一行，就躲到了老家寨隐藏,要想与他见面的可能性很小，根本无法找到龙云飞,我们只好从总兵营回到凤凰城，见到陈委员时,他说龙云飞已躲进深山,无法找到了，只得回沅陵军区汇报。党和政府争取龙云飞先后做了很多工作,人民群众有目共睹,但龙云飞终究未向政府和人民靠拢。

第三天,我们一行人辞别陈先生返回沅陵。我们的车快到能滩吊桥时,遇上来接收湘西行署的徐千里等同志,我们在路边简单地向他们介绍了该判情况。到达泸溪时,我们停车过河,驻到到了原泸溪县政府内。

湘西军政首长对陈渠珍先生弃投明之举,十分重视。争取“湘西王”陈渠珍投诚,的确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不仅有中共四十七军联络部部长顾凌中和干事罗雕（后为凤凰县县委书记，罗小明同学的父亲）的一份功劳,民主人士陈采夫和陈裕新也做了重要贡献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看好陈渠珍这着棋上,共产党又取得了胜利。

陈渠珍在同意和平解放凤凰后,于10月下旬在他家里召开了凤凰县旧军政要员和知名人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掌握枪杆子的谭自平、熊子霖、原国民党将领包凯、沈荃(即沈从文先生胞弟沈叠余),此外,还有王宁梧、刘祖闰、陈兆鹏、包心杰等。陈渠在会上分析了形势,申明大义,决心弃暗投明迎接解放。与会人员最后都表示:“惟玉公之命是从。”

1949年11月7日,湘西凤凰县正式宣告和平解放11月9日,凤凰县治安委员会向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省临时人民政府、湘西军区发出了《凤凰县和平解放通电》。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刘邓大军首批大部队由麻阳路经凤凰向大西南进军。

凤凰县治安委员会安排商会会长裴庆光,通知所有凤凰城内商店照常营业,治安委员会布置各旧政府机关、居民、商店、人民团体要做迎(接)解(放)大军的工作、制作大、小红旗,写好迎接解放军，和平解放的标语。命令常备队全体兵全部摘除“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帽激、不准鸣枪、并规定解放军进入凤凰时,临时治安委会负责人朱鹤耧、谭自平、熊子霖等和旧政府全体工作人员、人民群众及各机关团体人员都到东门外杜田接官亭迎接。沿途群众填街塞巷,夾道欢迎、各色小旗挥动,鞭炮齐鸣,沿途街巷彩灯高悬,气氛十分热烈。经过凤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大军,浩浩荡荡，兵强马壮，纪律严明前后历时10多天才结束。当解放军首次经过凤凰县廖家桥、阿拉、总兵营新赛等站,当地负责人及各族群众,均热烈欢迎、在总兵营（现山江镇）龙云飞父子亲自率领苗族人民群众出寨欢迎、热情接待解放大军。

之后,接受中共湘西剿匪大军和平解放凤凰县的陈渠珍被选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并以特遂代表的资格于1950年6月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议,这是铁的事实。但是,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1950年的湘西正在搞轰的轰烈烈的剿匪,那时陈渠珍虽然同意接受和平解放,但事实上,用原中共四十七军联络部部长顾凌申老人的话说:陈渠珍一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是老朽了,知道中共不会给他这个旧政权人物大的甜头,所以他仍如痴如醉地迷恋着湘西,那是他陈渠珍的天下,在那里他是“王”。再说,中共作为一种政治的需要争取了陈渠珍,但与整个中国政局来比,区区湘西并不在百万大军的话万对一个快80岁的老人来说,进京“做官”像是一场无味的游戏的个尾端。

那么是谁力保“湘西王”进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呢?知情人都说是贺龙。贺龙靠两把菜刀闹革命,自桑植茅屋起事拿起枪杆子闹革命到八一南昌起义,靠的是大智大勇。后来在湘西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在湘西大部分崇山竣岭间,都曾留下了他征战沙场的战斗足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1949年初在一次与同乡聚会上,贺龙想起在湘西率领红二、六军团与国民党浴血苦战的日日夜夜。“我不在乎人们称我草莽英雄,在我老家,乡亲们尽可以叫我贺胡子,这胡子可是土匪的别名哩!

这也不奇怪,一来贺龙生长在湘西,二来据说陈渠珍在贺龙面临困境时，曾暗地里帮过他,三来,贺龙和龙云飞曾有过金兰之交。

　　谈话涉及到“湘西王”陈渠珍入京,罗雕老人回忆,当时我一直不离陈渠珍左右,他起义后，我们一直小心翼翼的接触和观察他,而我们虽然表面上对他至尊至上,但背地里却一直提防着他,那时湘西遍地都是国民党残部和收编的土匪武装,很多都是陈渠珍的旧部,就像一杆大旗,我们要牢牢树着他。

关于他进京参加会议据说是贺老总在中央坚决要求陈渠珍进京的。会议期间还受到毛泽东宴请。席间，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来宾时，指着陈渠珍说，这就是湖南湘西的陈渠珍先生。毛泽东握着他的手：“久闻！久闻！"并在会议结束后和贺龙元帅专门召见陈渠珍，向他赠送了榨油机、抽水机等几十件农具，鼓励他为开发建设湘西继续努力。

贺龙元帅力保“湘西王”进京的原因；

1948年,东北和华北大部分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已基本结来,中国农民的土地情结和亲近土地的狂潮已经一浪高似一浪。

湘西和平解放之后，当地的老百姓和苗民为数不少的还是无田无地的农民，要想改善湘西落后贫穷的面貌，必须立即实行土地改革运动，这当然是当时的大政方针,然而贺龙元帅那么急于要把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推向湘西,不可谓不是对故乡的一丝偏爱,虑之再三,真有些急不可耐了。

原四十七军政治部联络部干事罗雕有这么一段回忆:1950年7月的一天,顾凌申部长要我去请陈渠珍先生来湘西区党委商量事情。当时我和顾凌中部长都已经脱了军装转业到方工作了,他任区党委统战部长,我还任干事陈渠珍来到区党委,四十七军政委周赤萍会见了他,主要是谈希望陈委员继续争取龙云飞的事。陈渠珍满口答应。最后陈渠珍向周赤萍讲述了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会见贺龙军长的过程。

贺龙问:“湘西人民好么?”

陈渠珍说:“好,都拥戴解放军。凤凰是和平解放的。”贺龙说:“我当时就知道凤凰会和平解放,你立了大功啊！"陈渠珍说:“现在湘西武装分散了,我先把七零八落的队伍安排好了才走,否则我一走动,就会造成混乱。”贺龙说:“你是对的,要好好劝他们投靠人民,龙云飞的情况，还不坏吧?”

陈渠珍赶忙说:“他还好,就是还没看清形势,他还想来北京看看你这位兄长哩!”

贺龙说:“他怎么没来？”

陈渠珍说:“还不是记挂着家里那几条枪?”贺龙哈哈大笑说:“他龙‘胡子’（龙云飞）还没缴枪啊,既然不想当土匪,要枪干么子?要好好生产,种地打粮喽。”陈渠珍问:“将来人人都种地么?”

贺龙说:“要分给农民土地,让他们人人有饭吃,你玉公如果先带个头,忍痛割爱把土地分给穷百姓,叫他们有得活干,有得衣穿,谁个还去拿枪造反?再说,让他们自力更生,也省得你玉公每年多次开仓放粮救济众生啦!”

陈渠珍向周赤萍一边描述一边感叹:“唉,贺军长还是老样子,威风不减当年啊,想当初在鸡公垭,若不是老朽掖着脑袋救他‘贺胡子’一驾,哪敢想今天噢。”

罗雕说:“当时听着陈渠珍向周政委讲话,心里一直寻思,怪不得,原来陈渠珍救过贺老总的命。”最后陈渠珍告诉周赤萍政委,从北京走时贺军长让他带几套新式农具回来。周政委听后很高兴,要陈渠珍不辞辛苦争取在几个主要县讲讲贺龙同志接见和下一步改革土地情况。

　　1950年8月初,应凤凰县县委书记崔强和县长宋子兴之邀，陈渠珍向凤凰县干部和各界人士介绍了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经过。但他在讲述时,偏重讲他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的宴会和会见贺龙军长时贺老总关心湘西人的话,他说贺龙支持他振兴工业的设想,对政协会议讨论的土地法和贺龙关于对土地改革的事两句话带过了,而且,贺龙赠送给他的新式农具也没见他拿出来过。

有这样一段资料描述进京回来的陈渠珍，真心实意地想拉其部将龙云飞起义投诚的情况，但当时龙云飞的儿子龙膏如、侄子龙恩铭、龙恩光等在国民党军统特务陈靖熊的操纵下,下决心彻底与中共大军为敌,而龙云飞一直在犹豫不绝，因而错过了向共产党靠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的大好机会，最终在剿匪战斗中，山穷水尽，饮弹自杀而亡。

1950年8月20日左右,正是稻谷开镰季节。陈渠珍、罗雕(原中共四十七军政治部联络部干事—作者)、朱寿观到了凤凰县城。县委书记崔强、县长宋子兴以及谭自平等热情地欢迎了他们,并向他们汇报了龙云飞父子暴乱和凤凰县工作情况。接着罗雕就到总兵营(今凤凰县山江镇—一作者)去找龙云飞父子,那时龙云飞全家已经疏散,房子也冷冷清清。不到20岁的罗雕见此情景,自知无法找到龙氏父子,只好回县向陈渠珍、崔强如实报。在找不到龙氏父子的情况下,陈渠珍便把龙膏如的岳父叔吴文昌、吴才生从香炉山叫到县城,陈渠珍面带温和地问吴文昌、吴才生说:“龙云飞、龙膏如他们为什么要暴乱?我一再讲要你们靠拢政府和共产党,你们为什么听不进去?”他又问:“我写了两封信给龙云飞,龙云飞收到没有?”吴文昌说,没有听到龙云飞收到玉公什么信。陈生气地讲了一顿以后,又给龙云飞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中央和省里我都谈妥了,你虽系国民党军官,但只要诚心投诚,政府将不咎既往,你不要三心二意,云飞可先也来参加政协,然后再要龙膏如、龙恩铭到贺龙那里去。要放心,没有危险,并嘱咐吴文昌兄弟设法迅速把信送到龙云飞手里，而当时龙云飞的侄儿龙膏如、龙恩铭将此信函扣下，龙云飞再一次错过选择起义投诚的机会，没有能够看到这封陈渠珍的亲笔信，也导致了龙云飞父子走上了不归路。这段史料不仅清楚地表明了陈渠珍本人同龙云飞亲如父子的深情，也说明贺龙对龙云飞父子的投诚问题十分关注。

　　在湘西,在凤凰,我们所到之处,老百姓言及陈渠珍还是褒多于贬。

陈出身寒微,知书达理,在那样一个时代也算得上一个革新派。他崇尚曾国藩、王阳明,也崇尚阎锡山,想把湘西搞成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独立王国。他也严于治军,用的是他的那套唯心主义“军人良心理论”。

除了振肃军纪,缩编部队,降低税收之外,他还办实业,重教育;甚至让农民种鸦片,在湘西秘密办吗啡厂;对那些与其争雄的地方武装,米取收编和招抚的办法,使其就范。愿意就安抚，送个名位,负担给养,不愿就安抚的送些盘缠,敬送“出境”。当然,他也知道“威恩并施”,对那些不听话闹事者予以弹压！总之,他采取了一种地方保护主义的措施,使得湘西一度较为平静,匪患也减少了。

张治中主湘期间,曾在湘西巡视了一回,感到凤凰“为在日屯边重镇,市中饶有中原风味。房舍整齐宏伟,为所经各县之冠。玉鍪(陈渠珍)塵居此地数十年,其仁爱侠义之风,在民问构成坚强之信仰。以言绥靖湘西之适宜人选,余信余之所见不差。”

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对陈渠珍“那种稀有的精神和人格”表示感佩,因青年时代，沈从文也在其手下担任过文书(秘书),觉得“他天真烂漫”,有高尚的传统道德。

当沈从文“准备到北京读书,读书不成便作一个警察”时,陈渠珍让他拿了3个月的薪水以外,还给了他一种鼓励,陈对他说“你到那儿去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对此,沈从文先生一直是念念不忘陈老师长的恩德的。

1951年,镇反运动中,有关方面欲对陈渠珍有过动议,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给中南局、湖南省委的一份文件中批示道:“陈渠珍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对他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处理致使我们陷入被动"

这无疑是为陈渠珍保了驾。老人家的眼光就是不同一般,其高瞻远嘱实为伟大人格之体现。

自然,陈渠珍的性格中综合了十分复杂的成分,他圆滑老到,善弄权术,一生中三起三落却不改青云之志;他刁钻乖僻,刚愎自用,而往往表现在外表上的却是一种沉稳,真称得上是“慈和如鸽”,“机敏如蛇”了。

旧中国的政治是产生陈渠珍这类“土皇帝”的温床(也有人将其归纳于“土匪”类),他的处乱不惊,练达稳健的个性,他的纵横捭阖,随机应变的手段,是他生存发展的强有力的动能。

一九五二年二月,陈渠珍先生在参加湖南省第一次政协会议期间患病住在长沙麻园岑家中。罗雕曾去他居所探望，天气寒冷,老先生体弱导致旧疾病发作。我叮嘱他要好好养息几天会好的。此后与陈先生交谈片刻，便握手告别。

一九五二年二月上旬,陈渠珍先生因患喉癌晚期，终因医治无效，在长沙家中病逝。此时,湘西军区党委领导同志都已深入农村，凌申部长也参加土改工作去了。当时罗雕在机关，接到陈先生去世的消息后,一面向军区领导作了汇报,同时以湘西军区党委、统战部的名义致电哀悼。陈渠珍先生就此结束了自已坎坷的一生。

二O一二年七月，陈渠珍骨灰从长沙迁葬凤凰，陵墓在沱江边上南华山。站在墓地，可以一览凤凰古城的风貌，特别是可以看到陈渠珍当年的公馆“寥天一庐”。 这座陈渠珍墓是黄永玉设计的。与一般墓不同的是，墓前还有一座藏家少女———西原的铜像。有目击者称，就在陈渠珍迁灵仪式上，当骨灰箱放进墓坑的一刹那， 突然从墓坑里面飞出两只蝴蝶，一只浅黄色，一只黑色，它们翩翩起舞，在墓上空盘旋数秒，双双飞进南华山大森林中。似梁祝神奇，乃为神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