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博物馆之近代篇

车轮滚滚

<h3>在成都博物馆的四楼,有一专题展是成都的近世篇。里头展示了晚清及民国以来的历史事件和相关文物,对了解成都的近代史有很好的帮助。</h3> <h3>首先进入大厅的是反映清晚期四川开展的护路运动,护路运动的开展,为推翻清王朝和辛亥革命打下了基础。掀起反对封建和帝国主义的革命热潮。大厅里有立有一在成都人民公园立的护路纪念塔的模型。</h3> <h3>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经对护路运动有高度的评价:“若没有四川保护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许还要迟一年半载的”,可以说四川护路运动,为辛亥革命的发动打下了基础。</h3> <h3>进入展厅的第二篇,就是可歌可泣的川军抗战的历史。抗战时期,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为抗日,川军执行了蒋介石“军队国家化”的指令,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整编。而一心想插手四川的蒋介石以几道军令,把刚出川的川军分得个七零八落。从此,川军的足迹遍布了全国的抗日战场,几乎所有的对日大会战中,都有川军将士的身影。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深明大义,忍辱负重,慷慨赴死,以劣势武器,无数次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殊死决战。根据国民政府统计,川军在抗战时期的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1/5,居全国之冠!</h3><h3> 川军抗战背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的呼声甚高,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立即向中央和全国通电请缨抗战:“和平果已绝望,除全民抗战外,别无自存之道,要求当局早决大计,甫澄愿率川军供驱遣抗敌!”不久,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上,刘湘慷慨激昂,再次声明:“四川为国家后防要地,今后长期抗战,四川即应负长期支撑之巨责。四川竭力抗战,所有人力、物力,无一不可贡献国家……”刘湘又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对全省作出动员:“……中华民族为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侵略暴行,不能不积极抵抗!凡我国人,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最后之胜利!……四川为国人期望之复兴民族根据地与战时后防重地,山川之险要,人口之众多,物产之丰富,四川7000万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这年春天,他派张斯可为代表赴广西,与中共代表及李宗仁、白崇禧签订了一个旨在“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川、桂、红协定》。此时的刘湘,激于民族义愤和对蒋介石排斥异己的不满,积极准备抗战,要让川中子弟为民族、为国家争光。</h3><h3> 抗战之始的川军。8月,各路川军将领集议抗战事宜,决心放弃前嫌,统兵14个师,组成二个集团军。邓锡侯率领第二十二集团军,刘湘率领第二十三集团军开赴抗日前线。</h3><h3>为抗日,川军执行了蒋介石“军队国家化”的指令,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整编。而一心想插手四川的蒋介石以几道军令,把刚出川的川军分得个七零八落。从此,川军的足迹遍布了全国的抗日战场,几乎所有的对日大会战中,都有川军将士的身影。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深明大义,忍辱负重,慷慨赴死,以劣势武器,无数次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殊死决战。根据国民政府统计,川军在抗战时期的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1/5,居全国之冠!川军前脚出川抗日,国民政府后脚迁都到了重庆。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近8年时间,四川一直承载着各种超负荷的负担。四川人民却始终毫无怨言,一边节衣缩食、勒紧裤带支援政府抗战,一边含泪把近300万子弟再送前线……由于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的落后,中国军队一直伤亡惨重。经过几次大会战,中国军队兵额的需求量越来越多,而沦陷区越来越大,可以征兵的地域越来越小,甚至有的地方兵源几近枯竭。大后方,尤其是四川,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兵源基地,征兵任务一直十分沉重。在四川大规模的征兵活动中,虽然一些地区出现了“抓壮丁”的现象,但那并不代表主流。</h3><h3> 川军英勇抗战浴血杀敌。抗战爆发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的青壮军人,人数令人震撼:一共有300万川军出川抗战,占全国同期实征1405万余人的四分之—还强!川军出川时,各界普遍认为这是当时中国“最糟的军队”,装备不足,缺乏弹药、给养和医疗设备,冬天在山西打仗时,士兵脚上穿的还是草鞋。然而,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却在抗战中进行了无数次最艰苦、最惨烈的牺牲,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北川县农民王者成,赠给儿子王建堂的竟是面“死”字旗: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上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抗战初期,川军将士即纷纷请缨参战,据说当时的川军将领杨森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这段话可谓代表了广大川军将士的心声。就这在内战中恶名在外的20军杨森部,是抗战中第一支出川抗战的川军,从淞沪会战开始,无役不从,是三次长沙会战的骨干兵团,曾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珠影山战斗中全歼日军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山崎大队。川军二十六师,参加淞沪会战,是战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全师四千余官兵,到撤离战场时仅存六百多人,伤亡80%以上。台儿庄战役中,第二十二集团军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苦守滕县。日军主力矶谷师团以重炮飞机猛攻。弹尽粮绝,王铭章在县城中心指挥残部顽强抵抗,腹部中弹踉跄倒地。部下扶他,王铭章叫道:“不要管我,老子死在这里痛快!”日军怪叫冲来要抓“大俘虏”。周身血糊糊的王铭章,挣扎着高呼“杀敌,抗战到底啊!”他用枪口对准自己脑门,“砰”一声枪响……受重伤的300多川军官兵,不愿被俘受辱,他们大叫:“小日本必亡!”这些战衣破裂、伤痕累累的中国军人,以手榴弹爆炸,消失在烟雾中……指挥“徐州会战”的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若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了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h3><h3> 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毛泽东挥毫写挽联哀悼王铭章:“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1937年10月后,淞沪战役广德战场,23集团军145师中将师长饶国华的部队,战斗尤为惨烈。饶国华离川时对家里人说:“我此去,为国而战,义无反顾,我万死不辞!”日军发起总攻,倾泻成千上万吨的炮弹、炸弹。饶部苦战三昼夜、伤亡极惨重。饶国华说:“前人史可法曾说过‘以城为殉’,我誓与广德共存亡!”阵地失守,师长饶国华毅然率剩余仅一营部队冲入敌阵,以图恢复阵地,终因寡不敌从,身陷重围,弹尽援绝,11月30日晚,饶国华举枪自戕殉国、慷慨成仁,年仅44岁。一四四师师长郭勋祺也在战斗中负重伤。饶国华忠烈殉国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为陆军上将。毛泽东在1938年3月发表讲话:“从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83年9月,四川省政府追认饶国华将军为革命烈士。1937年11月6日,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在太原附近的南畔村与日军遭遇,并被包围。在晚上突围时,邓坠马摔伤,遇救脱险。此后,邓将这一天定为自己的抗日遇险纪念日,教育部属,勉励自己,永远不要忘记报仇雪恨。7日,太原弃守,战局恶化,第二十二集团军经交城、孝义转移至洪洞县城,一面在安泽、沁源、长治一线构筑阵地拒敌前进;一面整训部队,待命反攻。</h3><h3> 1938年1月20日,带病的刘湘,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汉口“万国医院”。中将参赞黄罔走进病房,凑在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耳边汇报:“甫公,川军按你命令反攻,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收复芜湖指日可待了!”刘湘睁眼喃喃说:“打、打得好……”但马上昏过去了。1月20日刘湘与世长辞,年仅48岁。清理遗物时,发现刘湘曾在一张纸条上写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刘湘还留有遗嘱:“余此次奉命出川抗日,志在躬赴前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以尽军人之天职。不意宿病复发,未竟所愿……”“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对于这段历史,李宗仁将军曾说:“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毛泽东发来唁电:“国家失一栋梁,川军失一主帅”,对刘湘作了高度评价。川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1944年5月在战场上悲壮殉国。驻守河南,在豫中会战中,奉命担任掩护,在转移途中,司令部直属队不幸与日军穿插分队遭遇,总司令李家钰当场中弹身亡,成为抗战中殉国的川军最高级别将领。1984年4月25日,将军夫人王明德率三子李克林,受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书。成都政府拨款重新修整李家钰上将陵寝……</h3><h3> 川军惨烈伤亡。出川抗战的350多万川军,有64万多人伤亡(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在抗日正面战场上,日军高级将领酒井直次中将被川军炸伤毙命的重要史实,长期少为人知……2010年清明节,成都人民公园“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几位八旬以上的老川军战士神情庄严地敬献花圈、长时间地低头默哀……当年,中国抗日军队中每五六个人中就有一个四川人,故有“无川不成军”之说。出川抗战的350多万川军,有64万多人伤亡(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1937年7月后,在成都蜀华中学高中毕业的黄士伟热血沸腾,考入川军第21军。1938年9月10日,武汉大会战。黄士伟及独立工兵18营,潜入梅埂地区敷设地雷,扫荡日军死伤不少……但工兵排张排长及士兵50余人,先后英勇阵亡,无一人生还!黄士伟和另一个见习参谋张代福子弹打尽跳入湖中,在芦苇丛中潜伏三昼夜,靠野菱充饥。黄士伟背着重伤的张代福,在江边找到一个渔民。一叶扁舟,冒着敌艇探照灯光和时时射来的枪弹,终于回到川军据点。梁泽民旅长奖赏渔民10元钱。渔民说:“你们川军千里之外来到皖南打鬼子,成千上万的官兵都牺牲了……我不是为了钱来的!”1942年5月28日凌晨,他们在兰溪巧设地雷阵。酒井直次中将率第15师团经此,酒井被炸死……日军战史后来称:“现任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首次!”抗战八年,川军担任的前线战场约占全国五分之一,川军牺牲更多的是“无名英雄”,即普通战士。 川军第43军26师老战士何聘儒回忆淞沪会战时:“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窳劣,可以想见……”26师官兵顽强鏖战七昼夜,是参加淞沪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26师付出的代价极惨重: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伤亡250余名。每连留存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后仅剩下600多人!</h3><h3> 川军十二年抗战。川军为抗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抗战中伤亡的326万国民革命军将士中有64万为川军将士,其中1939年到1945年间,全军阵亡的85万人中有26万川军。川军被俘人数是国民革命军地方军阀中最少的之一,整个抗战中共2.4万余人被俘(注:统计不准确,抗战中从四川招募的士兵很多补充到了中央军等国民革命军主力军队中,而非川军),不到总人数的3%(总人数是指川军编制的数量,不含补充到中央军里的川军士兵数量,而中央军在安徽一役中便被俘4万余人)而阵亡比例高达1/3,在淞沪会战中,川军将士几乎全部战死沙场,仅2000余人撤退到湖北,后在枣宜会战中,川军再次成为主力,歼敌4万日军后有20余万川军士兵伤亡。在出川的6名中将中,便有4名壮烈殉国,第一批出川的400多位团级军官基本全部在前线牺牲。</h3><h3>川军(包括西康省)在抗战中为全国提供最多人力的省份,在1938年-1945年,国民革命军中尚有战斗力的部队30%均为川军,实际战斗人员甚至超过了中央军。而提供纯劳力的壮丁占了全国壮丁1/5以上,其阵亡将士亦居全国之冠。川军打内战的恶名举国闻名,其人员素质、装备等,却堪称中国最差劲的杂牌!但川军将士们还来不及在天府之国的土地上尽情享受,抗战就爆发了。此前的川军也曾参与对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的作战,除了惨败、大败,没有更值得外传的战绩。但就是这样一支如此不堪的队伍,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用自己对民族的忠诚、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的铮铮铁骨,实现了作为军人的价值!</h3><h3> </h3> <h3>抗战中的川军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中国军队的正规部队,而是一支地方军阀武装。无论是部队的装备和军事素质、部队待遇,都无法与国民党中央军相提并论。但抗日战争中,这支部队用自己大无畏的牺牲换来了“川军能战”、“无川不成军”的名声。在数十年的内战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没少干过坏事、甚至伤天害理的事,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也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他们很难有现在一些“理性的精英”那样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间关系的感悟,身逢乱世,他们也许感受最少的,就是“国家”这个概念,感受最多的应该是大大小小的“大帅”。从成军之时起,这样的部队事实上就只是某人的私人卫队。从个人而言,他们也许从来就没有感受过“国家”对他们做过什么,但他们知道,“打内战”是一个军人最大的耻辱!他们也许曾横行乡里、也许曾鱼肉百姓,但只有在投身于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投身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时,他们才真正体会到了一个军人的使命和荣誉!只有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中,他们体内火一样的激情才被唤醒,并且象火山一样地迸发出来,令他们可以无视敌我实力的悬殊而奋勇前行----为了身后四万万同胞,宁可战至最后一人而决不后退!</h3><h3> 人民支持争相参军。很多四川民众送子上战场的故事催人泪下:安县曲山镇青年王建堂与朋友分头串联了100个青年,向县政府请命杀敌。就在他们开拔前,县政府收到了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寄来的一面出征旗。当众人展开这面出征旗时,全都大吃一惊——与祝愿亲人平安远征相反,这面由一块宽大的白布制成的大旗,居中写着一个大大的“死”字!出征旗的右上方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左上方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份。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四川兵在各战场都很受欢迎,他们吃苦耐劳,英勇善战,往往还没等到分配,就被各部队闻讯抢走。  1944年,为解兵源短缺之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以“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号召,动员青年从军。这一年,四川多所大学校园内,宣传从军的标语随处可见,巡回演讲往来不断,操场上的“从军报名处”人头攒动,激昂的歌曲一刻不停,似乎没有一个人能安稳地坐下来去读“圣贤书”。学生纷纷报名,已订婚的推迟了婚期,免服兵役的独子坚决从军……就连一些高官子弟也踊跃报名,其中有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张群的公子张继正等。根据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公布的数字:四川一省征兵,无论配额与实征数额,均约占全国总额的1/5,居全国第一;全国约有15万知识青年登记从军,四川一省有4万人以上,居全国第一。全国抗日军队中每不到10个人中有一个是四川人,因此,中国军队有了一句俗语,叫“无川不成军”。</h3><h3> 四川抗日出钱出力。四川是抗战的大基地,四川是抗战的大熔炉,四川人民在全国抗战8年时间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h3><h3>前方将士浴血沙场,缺衣少粮,作战艰苦,牵动着后方爱国军民的心。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以“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会长”身份,从重庆出发,走遍全川20多个县市,进行为期一年的巡回演讲,掀起了四川民众爱国募捐的高潮。</h3><h3>在江津县白沙献金会上,1万多名男女学生齐跪在地,哭着哀求在场的名流士绅:“请你们救救我们的国家,救救我们苦难的民族吧!……”众人泪流满面,有的当场慷慨解囊,有的当场褪下了金表、金戒指、金手镯……   在泸县献金会上,一群乞丐捐出了用破碗盛着的活命钱;一群断手残脚的伤兵相互搀扶着,捐出了他们靠编藤椅、制雨伞义卖得来的1万多元钱……冯玉祥,这位刚毅耿直的老将军,双手接过这些钱,感动得热泪滚滚,四周的人也哭作一团……自川军出川抗战以来,四川各界组织的各类募捐活动从未间断。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不完全统计,仅四川民众前两次献金总额就达6至7亿元。这笔巨款,都是四川人民的血汗钱,多用来购买了战场急需的飞机、大炮、枪支等武器,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随着黄河、长江、珠江等流域产粮区的相继沦陷,四川省承载了国民政府主要的粮食负担。为此,省政府各部门印发了各种宣传小册子、传单、标语和文告等,四处宣讲缴粮是爱国行动,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山道上,田垄间,时常可以看到肩挑背扛、络绎不绝的送粮农民。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有些地区的农民饿着肚子,甚至饿得奄奄一息,靠吃“观音土”充饥,也要想尽办法,不拖欠半粒“公粮”。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的4年间,四川共征收稻谷总量约占全国总量的1/3。全省人民还担负起了“大后方”的建设重任。四川是日军战略轰炸的首要省份,但大轰炸并没有摧垮四川人民的意志,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和凝聚力。虽然轰炸频仍,但工厂不停工,工人们加班加点为前线赶制被服和武器弹药。藏匿山中的工厂更是夜以继日地不停运转,每到夜晚,厂房车间灯火通明,机器轰隆,这一景象构成了“中国工业史上的壮丽诗篇”。为打通抗战交通线,四川200多万民工担起了川陕、成渝等公路的修建和空军基地的赶修任务。他们吃糠咽菜,衣衫褴褛,风雨无阻,硬是凭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和简单原始的工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交通史上的奇迹。</h3> <h3> 川军将领。【&nbsp;杨森】(1884年2月20日-1977年5月15日),字子惠,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四川广安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和水晶猴子邓锡侯、巴壁虎刘湘、多宝道人刘文辉,王灵官王陵基并称川军五行、一生追求洋气和新潮,他还是民间秘密组织袍哥会的一名舵主。川军将领杨森 ,在内战中恶名在外的20军杨森部,是抗战中第一支出川抗战的川军,从淞沪会战开始,无役不从,是三次长沙会战的骨干兵团,曾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珠影山战斗中全歼日军第九混成旅加藤大队。是川军二十六师,参加淞沪会战,是战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全师四千余官兵,到撤离战场时仅存六百多人,伤亡85%以上。杨森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这段话可谓代表了广大川军将士的心声。这位杨森虽然也是一名军阀,但很有民族气节,当年驻防川东门户万县,就曾率部与英国海军血战(事件缘起于英国兵舰在川江上肆意横行,撞毁我渔船、残杀我平民,详情请查阅万县“九五惨案”有关史料----与“五卅运动”同时期),杨森可谓川军中的代表人物。当时蒋介石需要兵源、另一说称其也有“借刀杀人”之意,遂同意调川军出川抗日。</h3><h3><br></h3><h3></h3><h3><br></h3><h3><br></h3><h3><br></h3> <h3>  刘湘。当时刘湘正在患病,众多士绅、谋士、川中父老都苦劝他不要率军出征,但刘湘执意抱病亲率首批十万川军出川抗日,说是要以血战一赎川军二十年内战的罪过、洗刷川军“打内战”的恶名。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川军各部组成第二路预备军,以刘湘为总司令、邓锡侯为副总司令,下辖两个纵队。从9月7日起,川军分别从川北和川东开赴抗日前线。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督师抗战。蒋介石将川军编成第二十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候,副司令孙震,辖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七军(由李家钰新6师扩编而来),第二十三集团军由刘湘自任总司令,唐式遵副之,辖二十一、二十三军。蒋介石先将从川北出川的二十二集团军调往山西,划入阎锡山二战区。当由川江出川的二十三集团军到达汉口时,蒋介石又将其划归程潜第一战区,拱卫南京外围。等到刘湘到达南京时,他第七战区防区何在,任务是什么都还不知道,手下的川军就全没了,刘湘完全失去了对川军的控制,不久就病死了。</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 <h3>【邓锡侯】(1889年-1964年),号晋康,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1889年6月22日出生于四川营山县回龙乡。1937年率领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川抗日。1937年8月,国民政府将出川抗日的四川陆军十四个师编为第二路预备军,邓锡侯任第一纵队司令(后称二十二集团军)。9月,出川抗战的各军分别向成都、重庆两地集中,准备一路北出剑门,一路东出夔门,驰赴山东,山西抗日前线。9月5日,在成都市举行了有万人参加的"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邓锡侯在会上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演, 他说:"我们四川人是具有爱国传统精神的。黄花岗烈士有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护国之役也有四川人。当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身为军人受四川人民二十余年的供养,当然要拼命争取历史的光荣,籍以酬报四川人民......""我们只有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川军出川以后,如战而胜,当然很光荣地归来,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h3> <h3>【王铭章】(1893~1938)抗日烈士。字之钟。成都市新都人。历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4师师长,川军第41军第122师师长,第41军代理军长等职。1937年出川抗战。1938年初率部参加徐州会战,3月14日,在滕县保卫战中殉国。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1984年9月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一九三八年三月,台儿庄战役打响,滕县一役,川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防滕县与日军展开惨烈血战。日军主力板垣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铭章率部退到街上准备与日军巷战,在中心街口不幸被占领城墙的日军机枪扫射。王铭章身中数十弹,壮烈殉国。其余川军将士在师长阵亡后,退入房屋,与日军展开逐屋争夺。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全师五千余人,战至最后一人而不后退,共击毙日军四千余人,同时为孙连仲部赶到台儿庄设防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奠定台儿庄一战的胜利基础。在滕县以北的界河、龙山带布防之川军一三一师陈离部,也伤亡四五千人。李宗仁曾挥泪而言:“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 <h3>【饶国华】(1894年12月7日-1937年11月30日),名厥卿,字弼臣,四川资阳县东乡(今雁江区宝台镇)张家坝人,川军第145师师长。抗战中在广德、泗安和敌军作战,因属下临阵脱逃而丢失阵地,他深感指挥不灵,愤而自杀,陆军中将追晋二级上将。1937年10月后,淞沪战役广德战场,23集团军145师中将师长饶国华的部队,战斗尤为惨烈。饶国华离川时对家里人说:“我此去,为国而战,义无反顾,我万死不辞!”日军发起总攻,倾泻成千上万吨的炮弹、炸弹。饶部苦战三昼夜、伤亡极惨重。饶国华说:“前人史可法曾说过‘以城为殉’,我誓与广德共存亡!”阵地失守,师长饶国华毅然率剩余仅一营部队冲入敌阵,以图恢复阵地,终因寡不敌从,身陷重围,弹尽援绝,11月30日晚,饶国华举枪自戕殉国、慷慨成仁,年仅44岁。一四四师师长郭勋祺也在战斗中负重伤。</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 <h3>【李家钰】(1892—1944年5月21日)字其相,绰号李矮子,四川省蒲江县大兴乡人,四川军阀中最小一个派系----军官系的首领,抗战爆发后率两个师随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川,转战山西,河南。1944年在担任第36集团军司令的时候,在豫中会战失败后的撤退途中,遭到日本便衣队的袭击,壮烈殉国,这是八年抗战中继张自忠在第一线督战,死战不退战死后第二个战死的集团军司令官。追赠上将。川军李家钰部第四十七军,长期在晋东南作战,后编为三十六集团军,驻守河南,在豫鄂湘桂战役中,由于国民党上层指挥不力,豫西各部在混乱中转移,三十六集团军因是杂牌,奉命担任掩护。1944年5月,在河南陕县秦家坡,在转移途中的司令部直属队不幸与日军穿插分队遭遇,总司令李家钰当场中弹身亡,成为抗战中殉国的川军最高级别将领。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举行国葬。1984年5月,民政部追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h3> <h3>在抗日展厅里,还展有抗日“飞虎队”的相关文物。飞虎队创立于1941年7月,创始人是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抗战8年,国民政府承认的空战王牌共12人,但实际上有一些飞行员的成绩应该可以达到王牌的级别,但国民政府航委会没有承认,比如梁添成,有一些人成绩斐然但航委会确认的却远少于记录了的,比如柳哲生,还有一些人因为众多的原因本可以成为王牌却英年早逝,现在被人遗忘。</h3><h3> 创始背景。陈纳德1893年9月6日出生于得克萨斯州,1937年7月初,陈纳德抵达中国考察空军,几天之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陈纳德接受宋美龄的建议,在昆明市郊组建航校,以美军标准训练中国国民党空军,他还积极协助中国国民党空军对日作战,并且亲自驾机投入战斗,迫于日本外交压力,陈纳德的活动逐渐转为非公开,1941年,陈纳德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参战,7月和10月,200多人分两批来华,队员多半是勇敢,渴望冒险,性格不拘的年轻人,由于形式上并非正规军,他们的战术研究和训练反而得以自由挥洒,不久,他们在昆明初试身手,首战便对日本战机予以痛击,此后并连创击落日机的佳绩,在31次空战中,志愿飞虎队员以5至20架可用的P-40型战斗机共击毁敌机217架,自己仅损失了14架,5名飞行员牺牲,1名被俘,“中国国民党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战机机首名闻天下,其“飞虎队”的绰号也家喻户晓,</h3><h3>1938年8月,根据宋美龄的要求,陈纳德在昆明市郊筹建航校,以美军标准训练中国国民党空军,积极协助中国国民党空军对日作战,1941年,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陈纳德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同年7月和10月,200多名队员来华对日宣战,当时日本人控制了中国的港口和运输系统,几乎使国民党政府与外界隔绝,这一小队空战人员驾驶着破旧的老式飞机,尽管经常面临燃料,零件和飞行员的不足,仍不断战胜远比它们规模大,装备好的日本空军,他们空运给养,在缅甸公路提供空中掩护,并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上空与日本人作战,1942年7月4日,飞虎队被编入美国第十航空队,成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的骨干力量,陈纳德1943年3月又被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后来升任少将,从1941年底到1942年7月,“飞虎队”在华作战期间共击落日机近300架,他们中间有24人在战斗中牺牲或失踪,1942年5月到1945年9月,美国志愿航空队以3个中队,数十架飞机的有限兵力,担负中国战场的国际交通大动脉滇缅公路北,南两端的枢纽——昆明和仰光的空中防务,期间还帮助中国运送物资,1943年,志愿航空队改为第十四航空队,除了协助组建中国国民党空军,对日作战外,还协助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以突破日本的封锁,人称“驼峰航线”,航线从印度阿萨姆邦汀江,经缅甸到中国昆明,重庆,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峡谷中穿行,飞行路线起伏,有如驼峰,驼峰航线由此得名,飞机飞行时常有强烈的气流变化,遇到意外时,难以找到可以迫降的平地,飞行员即使跳伞,也会落入荒无人烟的丛林难以生还,日军飞机的空中拦截也给运输队造成巨大威胁,在这条航线上,中美双方3年多共向中国战场运送了80万吨急需物资,人员33477人,航空队共损失563架飞机,牺牲1500多人,第十四航空队还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的战斗,至抗日战争结束,第十四航空队共击落日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由于与某些政客存在分歧,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陈纳德被迫辞职,飞虎队大多数队员均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嘉奖,有十多名飞行员获得美,英政府颁发的飞行十字勋章,近二十年,中美关系改善,抗战史实陆续被披露,陈纳德与飞虎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获得高度的评价,不少幸存的原飞虎队员回到中国,不畏艰险寻找飞机残骸和战友遗骨,由柳洪平创建,P-40飞机是飞虎队的主要装备,也是太平洋战争初中期美国陆军的主力战机。这种战斗机装有1台水冷活塞式发动机,流线型机身和机头下方硕大的散热器,构成该机优美的外形,梯形下单翼装有武器,可收放后三点起落架。它的最大速度为552千米/小时。二战期间,P-40主要对手是日本零式战斗机。对比而言,P-40机动性不如日本零式战斗机,但具有较高的俯冲速度。因此飞虎队往往采用高速俯冲,打了就跑的战术,避免与零式战斗机纠缠。飞虎队的P-40飞机上都绘有吓人的鲨鱼嘴和插翅飞虎队徽,借以打击日军士气。在飞虎队并入第十四航空队之前的31次空战中,以5至20架的战斗力量,共击毁敌机200多架,自己仅损失了10余架。</h3><h3>P-40系列各型飞机曾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主要战场的作战行动,是航空博物界的重要收藏品。二战期间共生产了这类飞机13738架,现保存在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的尚有70余架</h3><h3> 十二王牌:柳哲生:总战绩11又1/3架,头号双料王牌,但国民政府仅承认9架,后来国民政府为保护他,将他送到美国学习,到毕业时抗战已经结束,想来如果他不去美国,换装后期的好飞机后总战绩恐怕要超过20架是很容易的事,他还获得过中国国民党空军使用苏联的伊153所取得的唯一一个击落战绩,他主要使用霍克3、伊15等飞机。“八·一四”空战是柳哲生第一次参战,便取得合击落敌机一架的成绩。刘粹刚:又“空中赵子龙”之称,其相貌英俊,与周志开、陈瑞钿等人是有名的美男子,是中国国民党空军四大天王之一,战绩11架,主要使用霍克式战机。本人认为他应该是中国最有能力成为哈特曼那种传奇级王牌的人,可惜牺牲的太早,1937年10月27日在夜航返回洛阳时,因灯光照明不佳及不熟悉地形,撞在洛阳城楼上殉国,时年24岁。从凇沪会战开始到殉国,短短2月就到达11架的战绩,可见其超强的能力!!陈瑞钿:美籍华人,混血儿,其母是秘鲁人,20世纪30年代初在美接受飞行训练,1932年毕业,所以我觉得在帮主的书中他应该在华侨航空队中了。曾任5大队28中队长和3大队队长,总战绩8.5架,主要使用霍克2/3、格罗斯特斗士1、伊15等机型。1997年被美国认定为美国在二战中第一位王牌飞行员。毛瀛初:毛家来之子、毛邦初之弟,1938年晋升4大队大队长,八一四空战后的8月15日曾一次空战即击落敌3架飞机。后来在台任空军作战司令,后任民航局长13年。周志开:总战绩6.5架,曾任4大队23中队长,43年6月6日曾一次击落3架敌机,获青天白日奖章。43年12月14日,架一P40战机执行单机侦察任务时遭遇敌3架一式战机围攻,壮烈殉国,时年24岁。主要使用机型P40、P43、P66等。王光复: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王光英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亲哥哥,总战绩8.5架,重庆时代的王牌。主要使用机型P51、P40,我记得日军在芷江投降时,就是王光复率机队押送日军投降机队到芷江的。高又新:有驱逐之王的美誉,曾任4大队21中队长,我看到的资料称其战绩为9架,但仅仅资料说王光复是中国第三号王牌,但王的战绩只有8.5架,少于高的9架,所以这一说法存在疑问。曾有传言说周志开的牺牲是因高又新嫉妒其战绩,在那次侦察任务时将周击落的,但高也是青天白日奖章获得者,而且有许多证据都表明周志开那次执行的是单机任务,所以这一说法明显有辱先烈的英灵!黄新瑞少校,击落敌机8.5-10架,中国国民党空军第三号王牌飞行员</h3><h3>1941年3月14日在成都双流机场上空激战中重伤不治殉国黄新瑞:美籍华侨,总战绩7架,曾任王牌大队5大队大队长,,1941年3月14日在保卫成都双流机场时牺牲,也就是在偶家这里牺牲的,当时日军12架零战会同数架轰炸机来犯,黄与岑泽鎏率31架伊15迎战,终因飞机性能的巨大差距遭受巨大的损失,岑泽鎏与黄新瑞都在那次空战中牺牲,那次空战的损失之惨仅次于中国国民党空军第一次遭遇零战的损失。乐以琴:4大队的王牌,乐以琴是四川芦山县人,我个人认为此人是仅次于刘粹刚和周志开的中国第三高手。战绩为8架,有“江南大地之钢盔”之称,在“815”空战中曾一次击落敌机4架。日本飞行员视他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在1937年12月3日的战斗中他和董明德两人起飞迎战日军大批飞机,后寡不敌众被击落,跳伞后,为防倭寇攻击推迟开伞,结果因开伞太晚坠地牺牲,时年23岁,试想若不是倭寇丧心病狂攻击跳伞之飞行员,乐以琴何故牺牲。臧锡兰:总战果5架,中美混合团的王牌飞行员。1955年时也有击落米格15的记录。谭鲲:我看到的战绩记录为8架,存疑。罗英德:我看到的资料显示是6架。其参加了大小战役280多次,战场遍及祖国和缅甸、印度、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罗最为著名的一战就是击落日军四大天王之一的南乡茂章。</h3><h3> 其他的蓝天雄鹰们:邓从凯:其英名长期被淹没在历史之中,有被埋没的王牌之称,39年11月4日在成都击落日军“轰炸之王”奥田大佐,是日军在华毙命的最高军衔的航空军官,不过在击落奥田后,邓也中弹牺牲,时年26岁。关于他的战绩有说法是4架。中国国民党空军四大天王:高志航、刘粹刚、乐以琴、梁添成</h3><h3>刘粹刚和乐以琴在前面有所介绍,不多说。</h3><h3>高志航</h3><h3>高志航:这个不用介绍了吧,4大队被称为志航大队,可想而知,这可是中国王牌最集中的大队,几乎所有王牌飞行员都有在4大队服役过的经历。被墨索里尼那家伙称赞过,虽然那个胖子是个垃圾,但是高队长可不是垃圾哦。试想如果中国在抗战时的飞机制造能力有意大利那种水平,这些英烈们也不会这么容易就牺牲了吧!</h3><h3>梁添成:印尼华侨,1939年6月11日在保卫重庆的战斗中牺牲,时年26岁,是四大天王中最后牺牲的一位。</h3><h3>李桂丹</h3><h3>岑泽鎏:华侨,5架</h3><h3>周灵虚</h3><h3>陈其光:5架</h3><h3>周廷芳:6架</h3><h3>董明德:7-10架,存疑</h3><h3>还有黄泮扬、黄莺、唐信光、龚业梯、徐吉骧、郑少愚、黄荣发、陈怀民、雷均炎、巴清正等等1932年2月10日,广东空军派第2中队长丁纪徐率领飞机队(约15架)从广州北飞,支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机队抵达杭州后,曾几次配合南京空军对日机展开空战和轰炸敌军军事目标,副队长黄毓铨和队员赵甫明在空战中牺牲。5月中旬,广东飞机队撤回广州.</h3> <h3>四川是天府之国,人杰地灵,培养出很多杰出的人物。在展厅里还可以看见朱德总司令在四川国立大学的成绩单,和英雄烈士江姐的原形的江竹筠学籍证明。<br></h3> <h3>展厅的第三部分是展现的四川解放的相关文物。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50万大军进军西南。在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的形势下,8月29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令胡宗南、宋希濂、孙震、罗广文、杨森等督率所部共约40多万兵力,加紧防守四川,并筹划再“迁都”重庆,图谋盘踞西南,抗拒解放10月14日,广州解放,蒋介石和“国府”急迁重庆。11月1日,第二野战军在第一、四野战军各一部的配合下,开始进军四川。11月上旬,二野主力从川湘公路入川,先后攻占秀山、酉阳、彭水;四野一部由恩施、来凤西进,直抵黔江。两路再配合前进,先后解放涪陵、南川,于11月29日突破国民党军 “新长江防线”,进抵重庆市郊,歼敌约五千人。11月30日黎明,蒋介石及 “国府”要员飞逃成都。同日,二野主力解放重庆。解放军随即沿成渝公路西进,追歼逃敌。这时蒋介石在成都策划进行“川西决战”。12月上旬,解放军由重庆向川南挺进的部队,在占领泸州、乐山、峨眉、邛崃后,与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川西游击队会合,阻断了国民党军南逃路线。12月5日,由贺龙率领的解放军十八兵团等部,从秦岭分三路南下,完成了对退逃川西之敌的合围。12月9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西康和平解放。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仓皇飞逃台湾。国民党将领郭汝瑰、罗广文等纷纷起义。北线解放军12月21日解放绵阳后,直逼成都,并与解放邛崃、大邑、新津的二野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等部配合,聚歼胡宗南残部李文兵团等七个军于新津、邛崃地区。12月23日,胡宗南飞逃海南岛。12月27日,成都解放1950年1月,胡宗南奉蒋介石命令,再次飞到尚未解放的西昌,收罗从川西逃到西昌的残兵,企图以西昌为据点,负隅顽抗。1950年3月上旬,解放军由成都和云南曲靖两路各出兵一个师,向西昌挺进,于3月27日解放西昌,胡宗南再飞逃海南岛。4月7日,西昌战役结束,在大陆上全部、干净、彻底地 歼灭了国民党军队。</h3> <h3>展厅的第五部分是成都的民俗文物展。在这里可以看见成都市民日常吃住行的相关文物,对了解成都市民的文化习俗是很好的帮助。</h3> <h3>很多历史和习俗不来看这些文物,是没有深刻直观的理解的。感谢成都博物馆,让我了解了四川波浪壮阔的近代史,特别是护路运动,川军抗日,解放战争,让我看后深受感动和教育,不忘历史,珍惜和平,努力工作,是对牺牲的千千万万烈士最好的愐怀和纪念。</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