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平阳徐映台案引发的思考

芦苇

这篇文章我于2008年读复旦大学在职MPA期间的作业，指导老师是我的论文导师竺乾威教授。作业完成后，付之高阁，今整理资料，发现此文，时隔十年，读来依然亲切。

一、案件的发生

嘉庆十二年（1807），朝廷规定农民上缴赋税为每亩二角三分，而浙江省平阳县令徐映台为了中饱私囊，擅自增派田粮额数，增为每亩三角三分，并公然张贴告示。他以为平阳农民在他的淫威之下会屈服。同时他运用官场的手段，取得了自己的上级温州知府杨大鹤的默许。谁知灵溪地方生员庄以莅不服气，毅然出面投书府台，揭发徐映台，结果遭致报复。徐映台派遣公差到灵溪抓捕庄以莅，试图捂住平阳农民的悠悠之口。但是徐映台的做法不得民心，激起了村民愤怒，武师许鸿志见义勇为，在半途解救庄以莅，随后两人逃亡异地避祸。

徐映台不肯罢休，又派遣公差焚烧灵溪庄家的房子，还诬告庄以莅“纠众数千人，夺犯殴官，居然民变”（见《平阳县志》）。温州知府杨大鹤、闽浙总督阿林保等官员都轻信下级的报告，逐级向朝廷上报，嘉庆皇帝很快就御折下令镇压，庄以莅和许鸿志很快在外地被抓获。

后来闽浙总督阿林保派遣官员百龄到温州调查，发现这是一桩冤案，但是因已定案，很难挽回。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阿林保只能将错就错，下令将庄和许两人处死，以平息事态。 

温州府经历朱宇泰等人在抓捕庄以莅的过程中，借搜查为名，行抢劫之实，官差到平阳麻步将庄以莅的表兄林钟英家抢夺一空，还对年已七旬的林母和12岁的幼女用酷刑，结果林钟英父亲活活气死，林钟英家破人亡。

林钟英从此踏上告状之路，他不停地向温州、杭州、福州三地的官员投诉，可是各级官员出于利害考虑，结成了“牢不可破的网”，对林钟英的投诉不予理睬。无路可走的林钟英最后孤注一掷，单身到北京告御状，在京温籍官员同情他的遭遇，将他引见给左都御史满族官员特克慎，在特克慎帮助下，林钟英的诉状终于呈报到嘉庆帝的案头。嘉庆帝即派钦差到平阳调查，澄清了事实，林钟英的冤屈终于得以伸张。

平阳知县徐映台、温州知府杨大鹤等一群贪官污吏得到惩处。林钟英以一介布衣，竟然告倒了总督之下14名官员，这在清代官场是很少见的。

二、对案件的分析

该案件发生在清朝中期，帝国正从鼎盛走向衰落，此案情节复杂，案中有案，对于现代的行政、司法等制度建设也不无启迪意义。 

1、体制造成腐败。清朝从乾隆后期开始，其实已经呈现出滑坡倾向，号称“盛世”的虚华表面难以掩饰骨子里的腐败。

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写道，所谓“盛世”，是一种惯用的说法，常被人们当作德政的护符，用来装点官方文件。最典型的是，乾隆时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巨贪和绅，历史学家考证出来的和珅的家产相当于乾隆年间的16年财政收入。

民间流传着“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嘉庆帝还算是节俭和有为的皇帝，他的惩治腐败的力度不可谓不大，登上皇位开始就将和绅“扳倒”，且他以身作则，注意勤俭节约，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可以说是一位难得的好皇帝。

可是此时大清帝国鼎盛时期以过，依靠祖宗遗传下来的一套制度已经无法控制王朝的局面，而且以嘉庆帝的魄力和识见，对王朝的体制只能限于修修补补，再也无力回到其先祖康熙一样的辉煌。

清帝国就像是一座大厦，而支撑大厦的栋梁已经布满了蛀虫，柱子里面已经腐烂了，光凭嘉庆帝一人之力，根本无法解决盘根错节的腐败，无法制止臣子们的贪污之风。

如果说此案涉及的官员生性腐败，无知贪婪，是不准确的，知县徐映台、温州知府杨大鹤等官员都是进士出身，接受过严格儒家的教育，也知道礼义廉耻，知道皇帝对贪污腐败的痛恨。但是他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擅改赋税的征收比例，除了想敛财存有侥幸的心理外，也许他对帝国的体制所存的弊端有着深切的了解，在徐映台的上下打点之下，许多官员都坠入其设计的“网局”中而不能自拔。

现代有蝴蝶效应理论，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将会引起一场飓风。徐映台就是这只“蝴蝶”。如果不是体制自身出了问题，也许庄以莅不会遭到官方冤杀，林钟英家不会官差抢劫。

2、面子大于国法。面子是一个道不清说不明的东西，中国人好面子，也要死要面子。其实，在该案中，闽浙总督收到下面官员的呈报后，曾经派官员百龄下去调查，且很快就发现了真相：所谓的“民变”纯属子虚乌有。如果总督决意纠偏，事情还有回旋余地，可是顾及自己的面子——因为他已经将谎言告诉了嘉庆帝——而且要命的是，嘉庆已经明确批复对庄以莅治罪了。如果让嘉庆帝知道事情真相，案子反过来去，那么自己受到失察之罪尚小，在皇帝和同僚前颜面何存，权衡利弊的结果是，他选择了宁可让庄以莅和许鸿志屈死，也不愿意去翻案。

从案件中我们还可以推测，如果林钟英家没有受到官差们无端的抢劫和伤人，就不会矢志上告，嘉庆帝也就无从知道事实的真相，庄以莅一案也许石沉大海。在该案中，还有一事值得注意的是，嘉庆帝最后并没有给庄以莅和许鸿志的冤案平反，皇帝也许顾及到面子，因为真龙天子，口含天宪，永远没有错的。

还有许多官员也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给庄以莅平反，理由是，如果平反了，今后从地方到中央政府的公信力何存？官员们的颜面何存？为了帝国的颜面，为了官员的面子，个体的生命和尊严让位于朝廷的面子，政治的面子。

其实在广大的民众心中，早就对大清皇权的信念动摇，故当清朝末代皇帝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除了几个官员自尽外，在民间社会中，民众的反应比较平静，无论是后来的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皇帝”已经是不得人心了。

3、浓厚的“清官情结”。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家，政治是天，草民的生命如芥草。这是在一个专制王朝统治下的常态，官差可以烧毁农民的房屋，可以抢夺农民的财产，而作为农民只能忍气吞声。

清官毕竟是少数，官官相护才是官场的潜规则，由官场利益为中心编制起来的人情网对于农民来说是根本无法冲破的。虽然也有不少良心未泯的官员，就像案件中的温州知府廷路，他知道了事件的真相，也同情林钟英和庄以莅的遭遇，但是在官场的利害面前，再三权衡而选择了逃避。

庄以莅就因为对知县徐映台的做法不满而越级投诉，遭到严厉的打击和报复，一夜间家破人亡。林钟英就因为没有给官差们好处，林家无端地遭受掠夺，妇孺遭到拷打，农民的生命和财产根本无从保障。中国的农民也许是世界上最能忍受苦难的民族，就像河边的芦苇，风雨无法吹折。但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农民就会有盼望，相信有青天老爷会怜悯他们屈辱的命运，会给他们做主。

“清官情结”给农民林钟英还有细微的希望，为了打官司，他四处借贷，在凄风苦雨中，用双脚走遍了平阳、温州、杭州、福州的衙门，在确定看不到希望后，他孤注一掷，走向北京。他还算是幸运的，官司打赢了，可是在中国，又有多少像他一样农民背负着无助的冤屈呢？

4、“刁民”是怎么炼成的？平阳县地处浙闽交界，民风剽悍，自古以来便是难治之地。据统计，从来没有一个平阳知县在任内完整地过完五年任期。听到最多的是该地出产“刁民”，浙闽多山，信息闭塞，在此生活的农民多是淳朴无知之辈。如果从公共行政来看，如果知县勤政爱民，没有损害农民的利益，官民冲突一般不会发生。

从此案来看，案件的发生是知县徐映台以一己之私，侵害了广大的农民利益。在官差办案的过程中，借公法之威权，行掠夺农民财产之实。在一个制度良性、信息通畅的社会中，这样荒唐的事情不会发生，专制体制造就了大批良心泯灭的官员，也造就大批的“刁民”，官员并是天生就腐败，刁民也不是自然产生的，一切都是恶法压制的结果。

“官民对立”现象在古今社会依旧发生，无数村民遭到侵害，上访无门，有的只能流落京城，在他们心中，也许还像此案中林钟英一样，期待“清官”出现，为民做主，只是很少有像他这么幸运……

三、总结

在汉语中腐败一词具有较专门的涵义，根据《词海》，腐败指臭败、腐烂，一般用来描绘食物，如“民无动馁、食无腐败”，意思为溃烂发臭，陈旧迂陋、腐朽败坏。用于社会政治生活之后，它的涵容面就可能广大。

上海大学的顾骏教授认为，从文化上来说，从本质上来，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家国一体伦理政治，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将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溶为一体，没有人为的划分，个人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违背社会道德、法律和传统规范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腐败行为。

实际上中国文化的特性促使人们看重腐败，这构成政治体系最大的压力。西方文化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有较为明确的划分，不少行为虽不高尚，但不属腐败范畴，这就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化认识权力运作以及负责运作的人们的差别。

林钟英的告状案件，从案件的发生来看，其实并不复杂，但就这么一桩案件从一个普通的事件发展成为惊天大案，说明嘉庆朝时，清代的制度运转已经失灵，康乾盛世的背后，君主专制的体制缺陷，导致腐败丛生，而腐败又加速了体制肌体的死亡，最后整个帝国的机器处于瘫痪。这一起嘉庆朝发生的案件，腐败苗头已经暴露。从中央大员到地方县令，从各自利益为中心，结成了一道坚固的堡垒，官官相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帝国对腐败的约束和监督机制的缺位，给腐败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所以从本案来看，如果不惊动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也许这桩的冤案就石沉大海，而御史等官职的参奏和弹劾，受制于皇权，一切以皇帝的利益为依归，所以，即使明知道庄以莅和许鸿志是冤杀，可是顾及帝国的颜面，就是不翻案，不昭雪。所以，法制流于形式，人治大于法制，这是本案流给我们的遗憾。

当前，中国社会正走向民主化的道路，腐败依然是困扰当局的一个头疼的问题，从本案中也许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