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家庄夏氏公九成第四房我的堂伯祖父 夏公德儀

鹤翔东方华夏宏

　　夏德仪先生，字卓如，号百吉老人，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生于江苏省东台县翟家庄，1998年11月18日去世于美国匹兹堡寓所，享年九十八岁。先生二十岁毕业于南通第七中学，旋入北京大学乙预科，毕业后选读历史系，在北大读书期间，与哲学系、中文系同学缪金源、容肇祖、谢星朗、魏建功等过从甚密，共同创办《论衡》及《清议报》，以笔名鲁素撰文。当时史学界盛行辨古史，欲考传说伪史，重建中国古史。先生乃于民国十四年(1925)翻译美国史家James Henry Breasted (1865-1935)名著Ancient Times (1915)，意在以西洋史家治古史之经验，「给整理中国上古史的人看」，「看看人家的古代史料是怎样取得的，人家整理出来的上古史有怎样的可信度」。译稿完成交给顾颉刚，拟由朴社出版，惜该社因经济困难未能付印，仅将译序刊行于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三集二十九期。(按：先生的译本《追踪古文明的脚印》已于民国九十六年〔2007〕5月由台北麦田出版社出版)  
　　

民国十五年(1926)，先生毕业于北大，返乡任时堰镇县立小学校长。次年，赴杭州任杭州第一中学史地教师，自编《中国近百年史》讲义，民国十七年(1928)刊行。其后历任贵池安徽省立第一乡村师范、杭州初中、严州中学、凤阳中学、宿松临时中学等校史地教师兼教务主任。抗战期间，先生举家迁徙重庆，任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史地教师(该校校长为江学珠女士)。民国三十年(1941)，赴昆明担任中法大学文史学系讲师。从此，先生由中学转至大学任教。次年，改任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与已故台大中文系台静农教授同事。  

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战胜利，正拟返乡，无奈家乡为新四军所占领，不能成行，乃与台静农教授一起接受台大聘书，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10月10日抵台，住进温州街十八巷一号台大宿舍，开始先生一生中服务最久长达二十七年的台大教书生涯。

　　徐泓夫婦和先生夏德儀教授夫婦合影

2012-09-02 09:52:3
徐泓 教授
最高學歷 : 台灣大學歷史學博士
專長領域 : 中國史、明清史、

明清社會經濟史、中國城市史、 史料與史學

　　照片中人，是民国初年，东台县始创办学者夏公寅官

　　先生初到台大，教授大一「中国通史」，当时台大历史系无主任，亦不知谁为院长。民国三十六年(1947)暑假以后，始有涂序瑄当历史系主任，钱歌川任文学院院长。次年，庄长恭接任校长，解聘钱、涂二人，改由沈刚伯先生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先生于中国通史之外，加开「中国近代史」与「中国外交史」。(按：《张文献先生访谈录》云：「教中国近代史的夏德仪老师，教得实在太好，让我们晓得天外有天，当时在台南一中读的历史到台大一听，完全不一样，他把历代的、满清的很多事情讲得很多，实在是了解得很深刻。

　

　　先生于民国四十六年(1957)秋天开始，参与《台湾文献丛刊》的台湾史料整理编印工作，一直到民国五十四年(1965)，整整工作一百个月，总计点校、新编南明及台湾史料八十二种，一百四十五册，当全部丛刊的四分之一。其中十四种为先生自行搜集数据编成新书，如《台案汇编》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等八集，系先生利用史语所出版《明清史料》，参以《筹办夷务始末》、《清实录》等书，依专题分类编辑，大有助于台湾史研究。先生整理点校工作之外，每一种史料均作一弁言或后记，不仅是题解，更恰当地说，是研究论文。如《台湾兵备手抄》的〈弁言〉，讨论俸廉、规费与台湾地方治安的关系；《台案汇编》丙集讨论清代兵制，庚集讨论林爽文之乱时，守诸罗县之柴大纪罹祸之故与满汉之争的关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弁言》讨论自强运动失败之缘由，刘璈《巡台退思录‧弁言》讨论开山抚番、台煤滞销等情事；都是研究台湾史的人应读的好文章。但先生雅不好名，谦称「不欲当台湾史专家」；因此，出版时，「先写编者，后写百吉」。先生说：「自觉身经抗战时期之颠沛流离，而能于胜利后安居台湾三十余年，若不对台湾史稍有贡献，岂不有愧于在台久居乎！」则先生爱台湾斯土之心可见一斑。

　

　　先生不但不好名，而且不求利，甚至送上门来的荣利，亦加拒绝。民国五十年代，王云五先生主持嘉新水泥公司学术奖审查委员会，致送学术奖学金与奖章给先生，该奖奖金数目不小，台大教授中得奖者亦不乏人，但从无一人拒收者。但先生谦称自己并无特别成就，受之有愧，坚持不收。台大医学院叶曙教授特别为文赞扬说：「夏先生一身傲骨，令我折服」，「深感弗如远甚」。(叶曙，〈值得特别一记的几位台大教授〉，《传记文学》49卷2期)。先生有感于王云五先生的厚意，后来特别选出

　　先生退休之后，生活悠闲，种菜集邮，颐养天年，但仍然读书不辍。自1988年12月起，重读二十五史，从《史记》开始，一直读到《清史稿》，约经三年半，通读一遍，写下心得札记甚伙，其后又读《四部丛刊初编》。此外，先生亦喜读近人著作，对严耕望(归田)《治史经验谈》、屈万里(翼鹏)《古籍导读》、汪荣祖《陈寅恪传》、马非百《秦集史》等最有好评。先生读书作事，不但认真，而且持之有恒。平日每晚写日记，其退休日记盈筐。(按：先生日记已全部典藏于台湾大学图书馆。其中二二八前后的日记由汪荣祖教授整理，以〈夏德仪教授二二八前后日记〉发表于《传记文学》2005年第3期)并于民国八十二年(1993)冬开始整理资料，回忆过去，于次年元旦开始编写《百吉老人自定义年谱》，并写附录三十一篇，于年底完成，共七万五千言，由师母重抄写稿清本。同时，又从所撰五十七篇《台湾文献丛刊》〈弁言〉及〈后记〉中选出四十篇，辑为《百吉撰台湾文献丛刊序跋选录》，并撰〈序言〉一篇与〈跋〉两篇，详述编辑工作之程及遇到的困难。(按：《百吉撰台湾文献丛刊序跋选录》简体字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于 2010年07月出版。中正大学台湾人文研究中心将书名改为《台湾文献笺证》于民国九十五年〔2006〕11月出版。)  

　　先生退休养老，生活悠闲而丰富，乃其淡泊名利性格及为学不倦精神有以致之。先生酒量过人，酒品超凡入圣。最近两年，身体较弱，去年底弟子赴匹兹堡拜望先生，先生已不能饮酒，行动又不方便，加以患白内障之故，视力大减，不能读书，颇以为苦。先生年事虽高，然头脑清楚，记忆力不减，对于同学们问候信函仍勉强作答，其后实在不能辨识，始由师母代劳。  

　　先生虽已离我们而去，然良师长者典范长在吾等弟子心中，愿效法先生「学不厌、教不倦」之精神，淡泊名利，敬谨任事，温厚待人，庶几无愧于吾师。  

弟子 徐泓恭述  

　　1998年12月于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室 [*本文原刊于《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十九辑(台北：国史馆，1998)。]*

本文经徐泓先生授权发布，转载请联系作者。

我的太师父百吉老人

傅月庵 楼主

2003-08-24 21:07

雨才落下，我就醒了。坠景迷蒙，彷佛又见到了那一双背影。两个中年男人相互扶持，跌跌撞撞，笑语声喧，走在一大片日式平房的街巷之中。那是1947前后的台北，「我和卓如常在傍晚时从温州街十八巷走到泉州街二巷子祥家讨酒吃，当时马路好走，不特没有机车，也极少有大小汽车。醉了走回家，出泉州街，经福州街，达罗斯福路，转和平东路，可以踉跄而行……」这一段话出自《龙坡杂文》，「我」是「台静农」先生，「子祥」是推行国语有功的「何容」先生，「卓如」，我原来不知是谁，后来才知道，是台大历史系的「夏德仪」先生，我的老师的老师，按照《倚天屠龙记》张无忌对张三丰的叫法，我也应该尊称一声「太师父」的。

太师父两袖清风，赴美依亲是1975年的事，那时我才从国中毕业。等到我进入台大历史所，滥竽师门时，定居宾州匹兹堡的他已经89岁，朝雨锄瓜，集邮种菜之余，正在重读、札记二十五史。我的老师每隔一段时间，总会特地去探望他，回来之后，谈谈说说，我没多大印象，也不知道当时爱读的《龙坡杂文》里的「卓如」就是他，更不清楚他和台静农先生患难论交，情谊深厚。1998年太师父过世，我早弃学潜逃，汲汲谋生，一无所知。再过几年，太师母也往生了。老师前往吊唁，带回一批存稿、文书。这时候，轮到我常去探望我的老师了。老师一边喝茶一边翻阅，一边追忆一边闲闲说给我听，我才知道太师父的一些事情，也总算对他有了一些了解。

太师父是江苏东台人，生于光绪27年（1901），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读书期间跟魏建功、容肇祖等人过从甚密，创办了《论衡》及《清议报》。当时史学界辨古成风，镜别析论传说、神话，甚至得出「大禹是一只大爬虫」的结论。太师父乃翻译西洋史学家James Henry Breasted名著Ancient Times，希望借他山之石，「给整理中国史的人看」、「看看人家的古代史料是怎样取得的，人家整理出来的上古史有怎样的可信度」，译搞完成后，交给顾颉刚，准备由朴社出版，最后却因财务困难而没有下文。

1926年，太师父自北大毕业，无甚措意于学术研究，返乡后，辗转于江苏、安徽的小学、中学教书。这在今日，颇难想象。第一流学校的毕业生，怎么会跑到基层教书？在当时，一来高等教育方才起步，僧少粥也少，大学教职一位难求，不容易进得去；二来教师层级分别没那么明显，一流人才下乡是常见的事，其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曾聚集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等诸先生的白马湖中学了。抗战军兴之后，太师父举家搬迁到重庆，还是教书为业，最后在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副教授，也是这时候，跟早为北大旧识的台静农先生同事，过着轰炸不止，弦歌不辍的艰苦生活了。好不容易挨到抗战胜利，青春结伴却难返乡，太师父家乡是中共新四军的根据地，国共双方交通状况不明，且就算有心回去，交通工具也无着落。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女子学院又因复员迁院运动，两次罢课，最后被教育部下令解散，几家人顿陷进退两难的窘境。

恰巧此时，应许寿裳先生之邀到了台大任教的魏建功、李霁野来信相召，太师父遂与台静农先生携家带眷，于1946年的10月10日千里迢迢到了海外孤岛，准备过个水，休养生息，伺机返乡，谁晓得这一呆就是几十年，再也回不去了。台静农先生的「歇脚盦」最后也不得不更名为「龙坡丈室」。

初到台大的太师父心情到底如何？隔代隔辈的我问无从问，不过从台静农先生所留下蛛丝马迹文字，或可揣摩一二。当时太师父、台先生都住在后来很有名的温州街十八巷台大教职员宿舍，一住一号，一住六号，鸡犬相闻，彼此随时可以登堂入室，情谊密切自不在话下。1947年春，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也是鲁迅挚友的许寿裳先生突然在青田街寓所遭人砍杀身亡事件发生，由于受害者身份敏感，遂使得「大学的朋友们都被莫名的恐怖笼罩着」，后来接手系主任的乔大壮先生甚至「用手电筒照着（宿舍）院中大石头说：『这后面也许就有人埋伏着』，说这话时，他的神情异样，我们都不禁为之悚然。尤其是我回家的路，必须经过一条仅能容身的巷子，巷中有一座小庙，静夜里走过，也有些异样的感觉。」这一座小庙，这一种异样的感觉，当时的太师父想必也经历过吧。而两人相偕向何容先生讨酒吃，只怕也不是很平静的。太师父心情郁结，意不能静，可想而知。据说爱喝酒的他，日后喝醉了，有时硬会请三轮车夫把他拉到博爱特区，趁醉朝着总统府小起便来了。这当然是一种抗议了。只是想到乱世文人，生不逢时，于世无计，便不能不让身为徒孙的我，心中一片抚然……。

四十年代，战乱频仍，公教人员生活艰辛。离乡背井到了大后方的太师父一家人也不例外。为了贴补家用，太师母养了一大群鸡，节省饭余喂养，准备日后出售图利。此前曾有相士预言太师父某岁病厄难逃，届时果真应验，伤心的太师母为了替太师父滋养身子，不得不将一大群鸡一只一只宰杀进补，谁知吃到第一百只时，竟然转危为安痊愈了。为了纪念这一件事（或者说，为了感念那一百只鸡），太师父后来便自号「百吉」，百吉者，百鸡也。其幽默风趣如此。

太师母出身翰林之家，性格刚毅明快，饶有男子气概。与太师父相识于杭州一中，一辈子鹣鲽情深，相敬如宾。从四川辗转来台后，太师父始终念念不忘江南家中藏书，太师母见其思念状，心中不忍，竟然不顾漫天烽火，随身带了个藤包，内装旧牛皮纸与绳索，一个人搭船返回杭州，想方设法把太师父藏书一百多包邮寄出来，才又返回台湾。这是一九四八年冬天的事，当时华北几已全部解放，国民党统治的江南岌岌不可保矣。

据说，太师父喜烟嗜酒，太师母准酒不准烟。两人结婚时约法三章，太师父得要戒烟才行。战乱中无暇顾及此事，五十年代生活渐渐安定，旧事重提，太师父绝不毁约，烟瘾却颇难耐，只得开始其「藏烟」生涯。常藏的地方是研究室书架后方，每次想偷抽，还得大费周章，挪移三坟五典，才能到手。有时候，学生到家中拜访，以烟敬师，太师父也不推却，但只要听到太师母脚步声近了，就急忙交给学生「代抽」一下。太师母虽然知道，笑一笑却很少点破——情之为物，与日俱深而淡，最后自然便脱落出某种契阔的相知了吧。

六十年代的台湾，教授待遇并不好，太师父一家五口，加上好友魏建功侄女也寄养家中，生活费、教育费在在都是大开销，偏偏他的个性又有些奇特，学校要他接系主任，他不愿意；王云五主持嘉新水泥学术审查委员会，颁赠学术奖章跟奖金给他，他自言无所成就，受之有愧，坚予婉拒，日后还回赠了一堆典籍；协助编纂中华丛书《资治通鉴今注》，适逢蒋介石总统七秩华诞，人家要他列名，好「敬当野人献芹」，他只说：「予不才，殊不欲附名」。「人不言禄，禄亦弗及」，这样狷介的太师父也只得到处兼课兼差，赚本分的钱，过清明的生活，非常辛苦，但，想来应该也很安心吧。

太师父在台大，除大一「中国通史」，教授范围不出「明清史」，此外，则特别重视中学历史教育，直到退休为止，一直担任中学历史教科书编辑委员，所编写的初中外国史、高中本国史，教育好几代人，深获好评。他的编书原则，卑之无甚高论：不标新立异、以大家能接受为原则、有争议者不纳入。到了今天，却彷佛成了难之又难的一件事了。另一方面，他还长期主持大专联考历史科命题与阅卷工作，亲自上第一线为国抡才，一做就是几十年。以今天的时尚眼光来看，一流教授做研究、写论文，二流教授才编书、改考卷，然而不然的是，风行草偃，积渐以还，一流人才越行越远，我们的历史教育、历史教科书、历史入学考试，又都成了什么模样？昔日傅斯年先生到台大，大一国文、中国通史，一定找学识最渊博的教授开课，此中寓有深意焉。太师父深体其意，或即因此力行实践，终身不违吧。

今天的台湾，还记得「夏德仪」三字的，恐怕不太多了。但知道「百吉」两字的，却不乏其人。原因是，随着台湾研究热潮兴起，六十年代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周宪文先生所主编的「台湾文献丛刊」，咸鱼翻身，成了炙手可热的史料荟萃。太师父从一九五七年起，参与这项工作，八年多的时间里，总计点校、新编南明及台湾史料八十二种，一百四十五册，几占全部丛刊的四分之一。其中《台案汇编》八集，更是从明清史料、实录、档案中整辑爬梳而出，大有利于台湾史研究。至若每一种史料之前的弁言，更有解题导引之功。然而，一辈子淡泊名利的太师父，对于这件事的看法，还是说「不预当台湾史专家」，所以随书文章署名，「先写编者，后写百吉」，始终不为人先，乐居人后。一九九三年，高龄九十三岁的他，把所有的解题文字抄誊校订一过，汇订成帙，名为《百吉撰台湾文献丛刊序跋选录》，并写了一篇跋言，深藏四十多年的心事总算有所透露：「自觉身经抗战时期之颠沛流离，而能于胜利后安居台湾三十余年，若不对台湾史稍有贡献，岂不有愧于在台久居乎！」

一九六四年，李敖写《教育与脸谱》，把台大文学院老师骂了个够；二○○二年，效颦者轻薄为文，干脆说台湾历史学界，「从根烂起」了。学风浇薄，与时俱烈。讽刺的是，昔日骂人的一代，转成被骂的。今日勇于攘臂骂人者，论才气、逻辑、论情论理，却又比前辈逊色多多。台湾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连骂人、被骂者也一代不如一代了。这些日子，一边翻读太师父的年谱、存稿，一边思索这个问题，太师父一辈子所写的论文，为数有限，未必当得起「充实而有光辉」这一最高标准，追索回顾他的一生行事作为，却让人低回不已，深以未能亲炙为憾。古人有所谓「经师」、「人师」之辨，《资治通鉴‧后汉纪》称「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其注解云「经师，谓专门名家，教授有师法者；人师，谓谨身修行，足以范俗者」，更早的《荀子‧儒效》则说：「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然则，行己有耻，自有原则的太师父、台静农先生，大约都属于统「人师」之列吧。台湾高等教育的悲哀则是，讲究学术，提倡研究了半天，Publish or Perish 喊声震天，但如果只是Publish 出了一堆「经师」；「人师」则被Perish净尽，成了濒临绝种动物。这样的教育，一将功成万骨枯，又有什么用处呢！？雨还继续下着，遥远的那两个身影，在时代记忆之中，却毕竟模糊了……。

　　某日獨坐休閑，憶及予任淅江省立初級中學教務主任。時有律師李錚在校任公民課六小時。一日李欲遷其事務所，自西湖邊板橋路至平海路，發柬請客，予撰聯賀之。聯曰：

人跡板橋霜，

應有詩情懷舊里；

伏波橫海意，

會憑法理障狂瀾。

不一日，猶記得：北鄰斯克拉德君，有女友，每週五晚間開車來，或相偕出遊，或在寓伴守，越兩宿而去。一年四季，從未間斷。用以女友口吻，戲作竹技詞八首：

黃昏時刻起徘徊，七寶香車午夜來；為解情郎相候苦，入門擁吻笑顏開。

別才五日聚兼宵，歡樂情懷永未消；何似雙星難會面，一年一度上仙橋。

............

相思惹得芳心苦，電話傳來無限情；記否偕遊黃石日，終宵細雨到天明。

今朝回憶，更加思念其兩情繾綣之深耳！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乙亥 三十五岁。
　　时予有续弦之图，承友先後介绍数人，皆不成。因与杭州孙序，字彝秉相处较久，遂生爱慕之心，情书往还甚密。曾填《虞美人》一阙寄之。
词曰：
秋风箫索秋光好，
愁思知多少。
夜来风雨更凄凄，
似为离人琐碎诉相思。
何时得向杭州去？
一慰离愁绪。
扁舟容与泛西湖，
重过高庄樽酒醉蓴鱸。
　　暑期向彼求婚，彼即允诺。于来年八月一日，在西湖飯店举行婚礼。双方亲友来贺者约二百人，开婚筵二十餘席。婚後数日，偕新人返里，拜祖先、谒父母、见弟妹。家中亦多亲友来贺，开喜筵四十席。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己卯 三十九岁。一月二十八日彝秉在成都生琦女。
............
摘自夏公德仪的《百吉老人自订年谱》

敬悉堂伯公：

經綸卓爾，造就成夏氏門庭下，

耀祖榮宗，百喆才子；

德望如山，奔波在他鄉海浪中，

傳薪播種，千古名師。

從而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翟家莊夏門族系十三代（鶴翔） 辛卯清明節

《百吉撰台湾文献丛刊序跋选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