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顺天张氏家族奉旨在景德镇制造元青花瓷御窑瓷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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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府张氏家族传承定窑：元代张氏家族张弘略为江西道宣慰使奉旨在景德镇开办浮梁御窑局制造元青花瓷器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顺天府张氏 2018-01-10

早在公元1260年汝南王、蔡国公、镇国开国将军张柔辅助忽必烈登基汗位，根据《易经》大哉元译理定国号“大元”之前，财政并不宽裕。作为世界最大宗主国的大元皇帝，忽必烈深感无力负担日益沉重的对内对外的珍宝“赏赐”！要知道，元朝的疆域可是一直都到西亚欧洲大陆的，虽然大蒙古国的四个汗国暂时还没有承认忽必烈为大汗，但欧亚大陆的附属国不计其数，每年朝廷都要举办各种名义的大型活动，需要大量的珍宝赏赐给前来祝贺的内外官员和归顺的欧亚贵族。同时，即便是在平时，为了安抚各个民族部落的属国首领，各种赏赐都必不可少。这也是忽必烈决心南征灭金灭宋攫取财富的强大驱动力。

在公元1276年张仲畴劝说宋恭写降书顺表献玉玺，忽必烈加封宋恭帝为赢国公宣布南宋灭亡，南宋灭亡的前一年，，朝廷听取了重臣张柔之子——张氏家族大本营所在的保定顺天府总管张宏略的建议，决定在景德镇开办浮梁磁局，张氏家族定窑工匠在景德镇设御窑烧制瓷器。除了满足朝廷日常用瓷和祭祀礼器之必需品外，御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烧制“赏赐”用瓷。

于是制瓷大家族出身的张弘略，即于第二年被朝廷封为“江西宣慰司都元帅府”，元帅府第设在抚州。后经常在景德镇常驻。当时饶州土匪强盗非常猖獗，在景德镇等地经常杀人越货。张弘略当即亲率精兵，将劫匪全部剿灭。从此景德镇始得安宁，四周各地的窑户自此后纷纷落户景德镇。

祖宗张弘略也在平定盗匪后，亲自在景德镇珠山南侧为御窑选好窑址，以张氏家族定窑瓷窑工匠为班底，正式组建大元御窑。可以说，大元御窑的快速设立并很快建成投入生产，张氏家族功不可没！而家祖张弘略，更是大元官窑的直接创办者。

从至元十六年到至元廿九年这14年间，家祖张弘略一直都是浮梁磁局的上级主管，直接对朝廷负责。此后，无论浮梁磁局的官员如何变动，大元景德镇御窑的督造官都一直由张氏家族的人担任。即便是晚期家族惨遭蒙古贵族报复，1328年祖宗张公瑞去世，四世祖张景武五人守孝期间，上都和大都发生太子争争位南坡之变，奸臣乜先捏路过保定屠城烧杀抢掠，张景武帅令张氏家族百姓用木棍进行自卫，奸臣又从大都调兵报复暗害张景武等，但御窑仍旧还是在张家的实际控制之中。

建立御窑的时代，也是外贸需求大大增加的时代。不仅仅是西亚欧洲对瓷器的需求日益加大，国内官家富豪的内需也是水涨船高。被张柔张弘略父子亲自负责建立起来的元大都北京城等重要城市，已经成为东西方商品的集散地，商业活动十分兴旺。官方与民间的需求不仅推动着景德镇官窑的发展，同时民窑也不断壮大。

张柔氏家族不仅承担着烧造御窑的任务，而且自家开办的私家窑口也都非常红火。

大元御窑的重要的任务，就是烧造宫廷御制器物。忽必烈的御器尽管也是生活类用器如酒具类，但这类器物景德镇民窑的青白瓷、越窑的青瓷等都还不能为宫廷大量提供档次很高的贡品。忽必烈大量需要的，是用来赏赐各个属国首领贵族等人的赏赐品和礼器供器类。这些必须打上大元皇家风格和忽必烈个人意志的器物，民窑口是无法完全承担的。

从至元十五年浮梁磁局建立、至元十六年扫除匪患，选址建窑，至元十七年正式烧造到至元三十年为止的整个忽必烈时代14年间，加上随后元成宗十四年，即公元1280年至1307年共28年，是大元御窑发展早期阶段。御窑烧造的赏赐类器物主要是白瓷、青白瓷类；器型开始也是以蒙古族的金银器为原型的生活类器物，早期阶段的品种还是比较少的。至于青花瓷器，肯定不会是御窑这个时期的重要品种。即便有，也是启蒙阶段。但是民窑青花瓷肯定早已经出现，因为早在唐朝，民窑就已经出现青花了，到了大元，应该是早于御窑发展的。这个时期的大元御窑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中晚期的发展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

此后大元御窑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分为中期和晚期两个阶段。从元武宗至大元年即公元1308年到元顺帝于公元1334年，罢免浮梁磁局为止的约26年，是中期官窑阶段。此后从公元1334元统二年到1352至正十二年初共18年，是由张氏家族接管并主导的“非官非民”性质的自由发展阶段。说它非官，是因为朝廷停办，不再拨一分钱反而还要征税；说它非民，是因为张柔氏家族管理者仍旧还是朝廷命官享有俸禄，还可以继续独享“御土”的开采和使用权，而且这个时期的瓷器品质之高和品种之多是完全与御窑身份相匹配的。

中期阶段御窑随着大元朝的鼎盛也进入

中期阶段御窑随着大元朝的鼎盛也进入了大发展时代.从元成宗开始，蒙古四大汗国才正式承认大元皇帝为蒙古大汗，朝廷瓷器赏赐也开始包括这四大汗国在内。赏赐品种主要还是青白瓷类的酒具。成宗在位的14年间，御窑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但青花瓷这个品种应该还不是主流品种。以烧造成熟的、高档的、大型的青花瓷器为分水岭，把成宗时期划归御窑发展的早期阶段。

景德镇的张柔家民窑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在忽必烈早期。除了国内外贸易商品瓷，张家民窑开始接受官家的青花瓷订货。这些官家主要是蒙古贵族中深受朝廷重用的色目人，以及西亚欧洲的商人。这些人在宗教审美上都是喜爱蓝色调的青花瓷，所定制的瓷器应该是以小型的生活用具为主，还没有较大型的酒具，如梅瓶玉壶春瓶等。他们自己前来景德镇订货的目的不过是以弥补宫廷赏赐之不足，以及满足西亚欧洲市场的需要。这个时期尽管有市场需求，但产量肯定是极为有限的，纹饰也很简单，青花发色也应该还偏黑偏暗。

到了元成宗这个时期，是元代极为强盛的时期，内外贸易十分繁荣。张柔氏家族的私家窑口所生产的大量生活用瓷包括青花瓷器，除了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外，还有元大都等地的贸易市场。各种肤色的客户开始穿梭于景德镇。青花早在唐朝就已经烧造成功，但由于没有得到市场的审美认同、国内需求不大，加上青料短缺，长时期遭受冷遇。一直被抑制的青花瓷，开始在元成宗晚期，首先在张柔家私窑口发展成熟并兴盛起来。

由于中原蒙古色目人及西亚欧洲贵族的钟爱，在元成宗晚期到元武宗四年间，张柔家民窑口的青花瓷器发展非常迅猛，客户越来越多。那个时候，都是西亚贵族自己带着青料过来订货。由于青料短缺，以至于张家窑口出现不自带青料者不能订货的规矩。后来张家花巨资从西亚订购了一批当地的青料，这种限制订货的情况才得到改变。

张柔家青花瓷器得声誉越来越高，于是这些西亚贵族便蜂拥而至。张家窑口应接不暇，不断从北方老家调兵遣将前来支援。青花瓷器从仿造蒙古金银器酒具等生活用品开始，逐步过渡到来样定制。器型也由忽必烈时代的小物件，发展到大型酒具等，并在西亚欧洲上层贵族社会流行开来。

这个“青花风暴”很自然地随即就波及到了御窑，朝廷也开始定制青花器物作为赏赐品。有一个重要的家族人物可以帮助界定青花进入官窑的准确时间。搞清楚这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它是青花瓷这个崭新的品种正式进入御窑的历史时刻，同时也是标志着元代青花瓷艺走向成熟的历史时刻。

这个重要的家族人物就是张珪。作为开国元勋的张柔氏家族，在祖宗张柔之后，第三代还出了个四朝元老——张珪。他就是张弘略之弟、伐宋有功的张柔第九子——著名将领张弘范的独子，他也是元代著名诗人、书法家。这个两袖清风一身正气高风亮节的一代名臣，在张氏家族的传承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家族从远古到清代最为重要的“张氏家族三十灵性人杰”之一。

据家族史记载，祖宗张珪在其父去世后，于忽必烈时代后期就进入朝廷。在元仁宗当政的十年间，作为四朝重臣，前后多次获得皇帝皇后的重赏。最早在元仁宗登基后的第二年，即公元1312年，就获得了美酒及酒具的赏赐。其中就有一批酒具是很成熟高档的青花瓷器，而且还有档次最高的宝石蓝釉器物。这个家族传说，被1964年河北省保定市出土的一处窖藏实物所验证！这也就直接证明了，大元御窑烧造元青花的时间，肯定在在仁宗登基的公元1311年之前、最晚也应该是在元武宗在位的至大年间，青花瓷器在御窑就已经烧造得非常成功了。

由于有张柔家民窑青花的先期成功，御窑就可承接张氏家族民窑口的成熟技术。同样是张家班的御窑，是可以很快就烧造出质量较高的精品青花器物的。再说，御窑如果需要人手，是可以随时再作补充调遣的。所以，青花瓷器在大元御窑的发展就没有所谓的起步阶段。这就如同当年的大唐两朝御窑一样，绝对是在张氏家族民窑基础上一步到位的。只有这样祖宗张珪才能在仁宗即位的第二年，就获得最高档次的青花瓷器的赏赐。与第一次赏赐品不一样的是，后来第二次赏赐品中，青花类器物就出现有“赏赐”铭文。

结合保定出土窖藏实物来分析判断，把大元御窑正式烧造青花的时间定在公元1310年、元武宗至大三年比较合适。而张家民窑口的青花烧造，至少还要提早到公元1307年元武宗继位的那一年。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些年一直都说——大元时代应用西亚青料烧造的青花瓷器，首先是在张氏家族的民窑口烧造成熟的，时间是元武宗继位的第一年。随后在元武宗至大末年，御窑开始烧造青花。到元仁宗初年，就已经能烧造宝石蓝戗金这类顶级品种了。

因此，如果晚期风格的元青花可以称为“至正型”，那么在元中期阶段就很成熟的元青花风格只能称为“至大型”了。至于“延佑型”之说，还是显得勉强。因为延佑年是从公元1314年开始的，比公元1311年祖宗张珪得到青花器物赏赐的时间，要晚三、四年的时间。

张柔氏家族有史以来所奉行的“不求荣华富贵，但求天地良心”的古训，自古至今奉行踏实做事、低调为人，总是甘愿默默奉献，把个人与家族的辉煌成就大隐于世。虽然成就了家族的香火，但也因此才有了后世无穷尽的猜测与困惑, 从元仁宗当朝的公元1311年到元顺帝1334年废止浮梁磁局、改由张氏家族正式接手这个23年间，御窑青花赏赐品的发展之快可以说令人瞠目结舌，尤其是元仁宗、英宗在位的13年间，简直不可思议！

保定府张柔老宅窑藏出土大量元朝御窑赏 赐瓷器 现藏故宫博物馆

从保定窖藏实物

据家族史记载，祖宗张珪在其父去世后，于忽必烈时代后期就进入朝廷。在元仁宗当政的十年间，作为四朝重臣，前后多次获得皇帝皇后的重赏。最早在元仁宗登基后的第二年，即公元1312年，就获得了美酒及酒具的赏赐。其中就有一批酒具是很成熟高档的青花瓷器，而且还有档次最高的宝石蓝釉器物。这个家族传说，被1964年河北省保定市出土的一处窖藏实物所验证！这也就直接证明了，大元御窑烧造元青花的时间，肯定在在仁宗登基的公元1311年之前、最晚也应该是在元武宗在位的至大年间，青花瓷器在御窑就已经烧造得非常成功了。

由于有张柔家民窑青花的先期成功，御窑就可承接张氏家族民窑口的成熟技术。同样是张家班的御窑，是可以很快就烧造出质量较高的精品青花器物的。再说，御窑如果需要人手，是可以随时再作补充调遣的。所以，青花瓷器在大元御窑的发展就没有所谓的起步阶段。这就如同当年的大唐两朝御窑一样，绝对是在张氏家族民窑基础上一步到位的。只有这样祖宗张珪才能在仁宗即位的第二年，就获得最高档次的青花瓷器的赏赐。与第一次赏赐品不一样的是，后来第二次赏赐品中，青花类器物就出现有“赏赐”铭文。

结合保定出土窖藏实物来分析判断，把大元御窑正式烧造青花的时间定在公元1310年、元武宗至大三年比较合适。而张家民窑口的青花烧造，至少还要提早到公元1307年元武宗继位的那一年。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些年一直都说——大元时代应用西亚青料烧造的青花瓷器，首先是在张氏家族的民窑口烧造成熟的，时间是元武宗继位的第一年。随后在元武宗至大末年，御窑开始烧造青花。到元仁宗初年，就已经能烧造宝石蓝戗金这类顶级品种了。

因此，如果晚期风格的元青花可以称为“至正型”，那么在元中期阶段就很成熟的元青花风格只能称为“至大型”了。至于“延佑型”之说，还是显得勉强。因为延佑年是从公元1314年开始的，比公元1311年祖宗张珪得到青花器物赏赐的时间，要晚三、四年的时间。

张柔氏家族有史以来所奉行的“不求荣华富贵，但求天地良心”的古训，自古至今奉行踏实做事、低调为人，总是甘愿默默奉献，把个人与家族的辉煌成就大隐于世。虽然成就了家族的香火，但也因此才有了后世无穷尽的猜测与困惑, 从元仁宗当朝的公元1311年到元顺帝1334年废止浮梁磁局、改由张氏家族正式接手这个23年间，御窑青花赏赐品的发展之快可以说令人瞠目结舌，尤其是元仁宗、英宗在位的13年间，简直不可思议！

保定府张柔老宅窑藏出土大量元朝御窑赏 赐瓷器 现藏故宫博物馆

从保定窖藏实物来看，仁宗最早赏赐给祖宗张珪的青花器物上，还没有出现“赏赐”二字。不过在7年后的另外一次赏赐中，就有了这种“赏赐”铭文的青花器物，而且还被珍藏传承至今。仁宗当朝只有十年，从历史记载看，祖宗张珪七年后第二次获得美酒和酒具赏赐，而这一次的器物却与前次有巨大得差别！到仁宗晚期那个时候，大元御窑的青花数量也许不会很大，但工艺之高和品种之多，超出了想象！表现在：一是带有“赏赐”铭文的器物远不是单纯的青花器，而是高温青釉开光青花龙纹。“赏赐”铭文也是用青料书写，器型也是之前所未见，新颖别致。

原历史记载的青花戗金工艺

这件新型器物说明，元仁宗晚期的青花已经和元代铜胎掐丝珐琅工艺结合，产生了青花加掐丝珐琅品种了，无非历史记载叫“青花戗金”。

元代保定府张柔老宅出士掐丝珐琅缠枝莲纹鼎式炉，现在珍存故宫藏

一件造型也是特别与众不同的青花风纹酒具，单从造型上看，元仁宗时代的青花瓷器就已经到了非常高的境界。而青花的发色，却已经从开始的浓艳过渡到淡雅。

第二个表现就是釉里红品种单独出现了！釉里红发色已经是近乎鲜艳完美。

在元仁宗十年间，除青花外，宝蓝釉戗金、单色釉、颜色釉加青花开光、釉里红等新品种的快速崛起，为随后十余年御窑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简要地说，这个大发展过后，元朝宫廷开始为争夺皇权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皇室不断移主，不管政局如何动荡，景德镇御窑及民窑青花的发展，却始终控制在张氏家族手中。即便张珪之后朝中再无张氏重臣，但张家毕竟是个超级大家族且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仍然还是有人身居高位，其中就有张盛、张昌、张旭等张柔第四代直系后人，继承保定顺天府世袭职位，张旭还担任朝廷监察史。地方上保定顺天府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

公元1334年元顺帝因为宫廷腐败、财力不支，撤销浮梁磁局后，元代朝廷以感恩张柔以及愧对张珪为由，实则为了应付朝廷的捉襟见肘，把赔钱的御窑变成赚钱的工具，就把御窑全部家当恩赐给了张旭的两个儿子——能书善画的张文进、张武进去独立经营。在提供贡瓷的同时还要征收税赋，从此大元御窑进入晚期非官非民的特殊阶段。从公元1334年至1352年至正十二年初的共18年时间，张氏家族谱写了独立发展大元瓷艺的辉煌篇章。

　　张柔氏家族景德镇经营御窑

元惠宗（元顺帝）登基后，于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因财力不支撤销了浮梁磁局，但并未关闭御窑，而是改由享受世袭爵位和朝廷俸禄的张家子弟张文进、张武进等兄弟“承包”御窑、经营贸易瓷器。除了上贡部分朝廷所需用瓷外，还要从内外贸易中收取一定的税赋。所以大元御窑就变成了非官非民的性质，不过这样一来，张氏家族就完全掌控了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与贸易。而其他民窑口既无实力，也不允许经营这类业务。因为最好的“御土”和西亚青料等贵重原材料都被专控。而且，这种对主要原材料的垄断局面，直到18年后的至正十二年初，张氏家族决定退出御窑经营之时，“御土”专控局面仍然没有被打破，“御土”开采权与使用权始终掌控在朝廷手里直到公元1363年南方失守。短暂的混乱后，“御土”又被朱元璋所控制。其间其它民窑使用“御土”烧造高档青花瓷器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从御土专控和西亚青料垄断这两点就可以判断，元代御窑单就青花和釉里红瓷器物，其总产量不会太低。其烧造时间40到45年，前期元朝廷主导的25年间还时烧时停。估计张家平均每年最多烧制2000件左右的成品，总量估计在4-5万件就是上限了。后面张家经营的18年，后面几年还不以青花为主，平均到每年不会就超过700件，总产量也是在13000件上下，整个总量按最乐观估计才3万件。瓷器是极容易被毁损的器物，经过差不多七百年，全世界能够以各种方式珍藏到今天的，充其量元代御窑也不会超过1万件。如果记及其他普通元窑和其他因素，普通元器将会更多，其质量远不如元代御窑，数量也不会低于8万件，这类普通元瓷艺术性较差，收藏升值潜力不会太大。

民窑画工较差，艺术性和元代御窑相差很大

自公元1334年到至正十一年底、至正十二年春，共18年间，张文进、张武进兄弟主导了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发展。张氏兄弟上任伊始，就做了两件大事。首先，在家族的民窑口为张家列祖列宗建立了祠堂，堂名仍然沿用燕赵故地张说老祖宗的祠堂名称——博陵第，以表张氏家族自唐以来一脉相承。还在御窑口专为张柔到张珪三代祖先设立了祭奠庙堂，堂名用的是张柔创建的并由张家世袭的保定“顺天府”，以求列祖列宗护佑张家窑火兴旺，十窑九成！

第二件事就是，把张氏家族的窑口进行重新组合，关停一些规模较小的窑口，集中力量办好两处规模较大的大型窑口，一是位于珠山的御窑，二是位于张家祖屋附近某地的“某某某”窑。两个窑口全部使用御土，烧造各类高档瓷器，在满足朝廷所需贡器之后，全部用于国内外贸易，朝廷因此抽取很高的税赋。

此后，御窑主烧纯青花类和朝廷所需的青白瓷类，较小规模的“某某某”窑主烧颜色釉，尤其是釉里红、宝石红青花等色釉青花类。到了青料短缺的晚期，窑变釉是其主要产品。

经过重组，两大大窑口便按照分工开始运作。从大唐御窑之后便一直厚积薄发的中华御窑家族的子孙们，便开始了走上中华民族御瓷制造史上第二次最伟大的中兴之路！

张文进到后来健康不佳眼疾加重，加上西亚青料用罄、南方内乱不止、贸易不畅，尤其是朝廷的税负反而是越来越重，等等原因，张氏家族制瓷业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于是在公元1352年即至正十二年春节大团圆过后，张氏兄弟向朝廷修书一封，决定退出御窑经营退休养病！

张氏家族的私窑窑口也缩小规模，专烧档次较低的其它民用品种，以及国产青料器物。但是还留下了定居景德镇的家人为朝廷管护御窑，并在朝廷有命时，少量烧造一些非青花类别的宫廷用瓷。从此，张氏家族在大元时代辉煌的制瓷史宣告结束！

《大元时代——景德镇御瓷张氏家族再创辉煌》

(以下根据文物局考古专家证明中华民族汉传文化张柔公祖家族保护保存汉传文化景德镇大元青花瓷巨大贡献)

前言：

元朝大帝国，保定府顺天府都元帅镇国将军张柔氏家族的历史记忆中充满自豪与自信,其程度不亚于大唐盛世，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有着古老传统文化底蕴、被誉为中华民族上古轩辕皇帝第五子：张挥帝师家族、遍布全球人口众多、家族祖业多样化并无不引领时代的中华传统神性文化大家族来说，可以长期忍辱负重韬光养晦，度过最艰难的晚唐远离宫廷的时代，中华五十六民族家族大团结，

同样的，如果说，张氏家族在唐朝及之前的辉煌，因为时间相对久远，而让人觉得更明智，元代张柔所代表的张氏家族较翔实的正史记录。虽然细节与家传史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出入，但家史中凡是涉及到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准确时间，参考文物局史料还是能比较准确定位的。所以在此篇，就尽可能把一些重要事件的时间点叙述清楚。就当是给有心人抛砖引玉吧！

大元朝帝国时代，既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辉煌时代，对于古老的儒释道传承汉传文化张氏家族、御瓷家族来说，同等重要，同样是一如既往与中华民族荣辱与共的时代！可以说张氏家族自古以来都随历史的潮流而变迁并独立潮头。大浪淘沙始见金，历史也就很自然在这个经历八百年动荡徘徊后奋然崛起的新时代，再次选择了这一支信奉汉传释道儒传承古老文化的中华第一国鼎级家族！

在金代时期，张氏家族分为东西南北四支。但大本营仍然在燕赵老家保定府顺天府张柔公祖，不管迁移何地，更无论天高路远，每年的清明和大年，都是全家大团圆的日子。据家族史回忆，那个几千族人大团圆的场面，现在的人是很难想象的！每年都会有老人离去，每年也都有新人加入。祭祖认亲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这种热闹繁华的家族胜景，在家祖张柔（张德刚）后代第四世祖出现了大迁移。

因为蒙古人闯入紫荊关屠城屠村烧毁寺院道观孔庙国学书院汉传文化，元祖：张柔:字：德刚为尽孝道，为救父母和几千族人生命被迫降蒙，张柔公祖张弘范军纪严明经常仗罚蒙古人欺负汉人者，因此蒙古后代、报复在第四代：张景武、张景鲁、张景元、张景元、张景德等先祖，张氏家族在元朝末期历史上第一次大迁移。

在江浙安徽一带改以中药茶叶为主业的一支，为避免报复而隐姓埋名，后来更是放弃世代笃信的汉传佛教，改而信奉明教等新兴的宗教，并为明教的发展与兴盛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这一支信奉明教后张氏家族在元末与朱元璋结盟，为大明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另一支早已移居江南并且在元末期瓷艺就得到很好发展的专业从事制瓷的张氏家族，却在道义上对张柔表示了极大的声援。他们希望张柔继承帝师家族遗志，帮助“替天行道丞救民族分裂腐败朝庭，最佟完成中华统一大业，结束长期南北分裂的衰败局面。并在后来张柔之子张弘范讨伐奸臣当道，破害忠臣武将岳飞的腐败透项的南宋，统一中亚欧洲大陆720民族，成功建立元朝大帝国。毛泽东在《沁园春.雪》诗词歌赋称赞成吉思汗为一代天骄。

张柔公祖后人百年经营景德镇官窑御窑民窑浮梁设磁局办官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毕竟血浓于水，到了元末，饱受分离之苦的家族后人冰释前嫌、破镜重圆。朱元璋感恩与之结盟的张家，危难时刻曾经挺身相助，并没有为难曾经无限风光的、与唐玄宗有着血缘关系的大唐张氏御瓷家族，反而继续使用他们开办明代御窑。这是后话，留待明代篇专门讲述。

其实，中华民族自古就是多民族聚集的大家庭，那个民族成为统治者都很正常！令人深感欣慰的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八百年后，历史学家、文物专家考古发现张柔氏家族劝说蒙古成吉思汗放弃屠城烧毁寺院道观孔庙国学书院经书等恶劣行为，张柔派保定府收纳的上百学士：贾辅、元好问、郝经等为其讲解汉传释道儒文化，最后釆纳张柔建议改用汉传文化国号为：大乾元朝，简称：元朝，用释迦经典：孝名为戒、戒体得定，定极产生智慧而见性成无上正等正觉，觉性圆满构成宇宙生命共同体，道家讲：太极阴阳生两仪，生四相，再生八卦定乾坤，乾为天，坤为地，《易经》名句——“大哉乾元”之意而定，无为而无不为，治对蒙古帝王所施加的巨大影响，也不论始自盛唐祖宗张说“不杀俘虏、不滥杀无辜”的军事思想，还不论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与恢复，单单就建立超越了大唐盛世的中华大一统帝国这个伟大事业，就足以让张氏家族的历史功绩超越时代局限，永远为后世所敬仰！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名为“大元”，还是因为他听取了家祖张柔的建议，取《易经》名句——“大哉乾元”之意而定的！历史抱着客观进步的态度来正面评价大元朝的开国元勋是绝对正确的，张柔及其祖孙三代都在大元鼎盛时期担任朝廷重臣也。直到今天才借瓷器之缘，说出张柔氏家族这段历史真相的内在动力，毕竟时代在不断进步，我也不用像以前那样遮遮掩掩了。但凡要想完整叙述元代浮梁磁局的来龙去脉及其辉煌的成就，就一定要涉及祖宗张柔及其两个儿子张弘略和张弘范，否则就无从谈起或者莫名其妙。

大元御窑建立：元代制瓷业大发展的背景：

如同现在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元朝是蒙古人主政，因为他们喜爱用金属器不喜欢用瓷器，所以元代没有御窑。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与臆想与对大唐时代的只重金银器之说如出一辙！这种以偏概全的说法所暴露的并不是对历史简单的无知，而是对整个中华瓷器制造历史以及瓷器在中华古代文明中的“人造天成”的神性涵义缺乏最起码的认知！而这两朝瓷器发展的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总体上来说瓷业不仅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而且都达到了各自的历史新高度，都在自己的特色领域里，创造了中华瓷器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篇章！从个体上说，大唐时代是青花瓷的发觞时代，在粗胎和白色化妆土这种较为原始的工艺基础上，烧造出了青花发色极为浓艳，纹饰画功极为娴熟流畅、纹饰布局主次分明且布满整个器物的大唐盛世青花瓷器！特别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大唐青花主体纹饰既有龙凤纹更有人物纹，辅助纹饰都是大元青花所司空见惯的蕉叶纹、回纹、卷草纹、海水纹等等！而大元时代的青花瓷，只是在胎体的制作与烧造工艺上较之大唐更加先进，前者属于“一元配方”，而后者却是极具大元时代特征的“二元配方”！使得大元青花不仅能够烧造出大唐所难以烧造的大型器物，而且洁白的胎体更使大唐的“白色化妆土”彻底成为历史！大唐青花与大元青花之间大的差别仅此而已！这也是绝对超乎所有人的想像的！如果没有相应的家藏实物佐证，同样也是超乎我个人之想像的！这一点我在前面大唐御窑武周篇有专门的叙述。仅仅因为青花瓷器所代表的“蓝色文化”或者说是“蓝白色文化”在大唐和大元两个辉煌的时代所面临的境遇迥然不同，从而使高贵冷艳的青花瓷的命运之路南辕北辙！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多少年来，业内人士完全没有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看待青花瓷器的发展——他们看不到由于青花瓷所代表的另类文化与唐宋汉文化的融合不够，从而导致青花瓷的烧造工艺在大唐盛世完全成熟后并没有得到皇室的垂青而继续发展，反而逐步走向衰败与沉寂达四五个世纪之久！由于业界缺乏看问题所应有的文化高度与深度，所以，他们只能从人性的下限出发，在唐青花有确切出土出水实物问世之前，曾经轻而易举地得出一个十分霸道的结论——唐青花是不存在的，因为如果唐青花存在，那么就一定存在宋青花！既然也没有发现有宋青花存在，那么唐青花就一定是不存在的！这是典型的缺乏文化高度的非理性思维所得出的“狂人结论”！是严重不可取的懒人和狂人思维的最低级的结论!这种思维方式和其所得出的结论是对人类智慧的极大嘲讽和严重的亵渎！如今，面对实物不多的唐青花，业内仍然有不少人对唐青花的存在持质疑态度！

想想都觉得悲哀，现实中建立在某种错误意识上的历史分析与判断，仅仅是因为严重缺乏理性思维，结果竟然与真实的历史原貌会南辕北撤，这太不应该也太令人不齿了！错误思维下的结论不仅仅是误导后人那么简单的事，充分说明国人长期来的历史观是有很大问题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实事求是多好。可是，要真正做到这点就太难了！导致本来就属于宫廷秘史文化范围的中华御瓷史上的谬论何其多也！

早在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大元”之前，财政并不宽裕，作为世界最大宗主国的大元皇帝，忽必烈深感无力负担日益沉重的对内对外的珍宝“赏赐”！要知道，元朝的疆域可是一直都到西亚欧洲大陆的，虽然大蒙古国的四个汗国暂时还没有承认忽必烈为大汗，但欧亚大陆的附属国不计其数，每年朝廷都要举办各种名义的大型活动，需要大量的珍宝赏赐给前来祝贺的内外官员和归顺的欧亚贵族。同时，即便是在平时，为了安抚各个民族部落的属国首领，各种赏赐都必不可少。这也是忽必烈决心南征灭金灭宋攫取财富的强大驱动力。

在1279年完全消灭南宋的前一年，1278年底，朝廷听取了重臣张柔之子——张氏家族大本营所在的保定顺天府总管张鸿略的建议，决定开办浮梁磁局，在景德镇设御窑烧制瓷器。除了满足朝廷日常用瓷和祭祀礼器之必需品外，御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烧制“赏赐”用瓷。

于是制瓷大家族出身的张弘略，即于第二年被朝廷封为“江西宣慰司都元帅府”，元帅府第设在抚州。后经常在景德镇常驻。当时饶州土匪强盗非常猖獗制约了景德镇瓷业的发展。家祖张弘略当即亲率精兵，将劫匪全部剿灭，从此景德镇始得安宁，四周各地的窑户自此后纷纷落户景德镇。

祖宗张弘略也在平定盗匪后，亲自在景德镇珠山南侧为御窑选好窑址，以张氏家族窑工为班底，正式组建大元御窑。可以说，大元御窑的快速设立并很快建成投入生产，张氏家族功不可没！而家祖张弘略，更是大元官窑的直接创办者。

从至元十六年到至元二十九年这十四年间，家祖张弘略一直都是浮梁磁局的上级主管，直接对朝廷负责。此后，无论浮梁磁局的官员如何变动，大元景德镇御窑的督造官都一直由张氏家族的人担任。即便是晚期家族惨遭报复，祖宗张珪去世后五个儿子全家多人被株抄家，但御窑仍旧还是在张家的实际控制之中。这

建立御窑的时代，也是外贸需求大大增加的时代。不仅仅是西亚欧洲对瓷器的需求日益加大，国内官家富豪的内需也是水涨船高。被张柔父子亲自负责建立起来的元大都等重要城市，已经成为东西方商品的集散地，商业活动十分兴旺。官方与民间的需求不仅推动着景德镇官窑的发展，同时民窑也不断壮大。张氏家族不仅承担着烧造御窑的任务，而且张家在南北各地开办的私家窑口也都非常红火。

元代御窑发展概况

大元御窑的重要的任务，就是烧造宫廷御制器物。忽必烈的御器尽管也是生活类用器如酒具类，但这类器物景德镇民窑的青白瓷、越窑的青瓷等都还不能为宫廷大量提供档次很高的贡品。忽必烈大量需要的，是用来赏赐各个属国首领贵族等人的赏赐品和礼器供器类。这些必须打上大元皇家风格和忽必烈个人意志的器物，民窑口是无法完全承担的。

从至元15年浮梁磁局建立、16年扫除匪患，选址建窑，17年正式烧造到至元30年为止的14年间整个忽必烈时代，加上随后元成宗14年，即1280年至1307年共28年是大元御窑发展早期阶段。御窑烧造的赏赐类器物主要是以白瓷青白瓷类，器型开始也是以蒙古族的金银器为原型的生活类器物,早期阶段的品种还是比较少的。至于青花瓷器，肯定不会是御窑这个时期的主要品种，但肯定会有。但民窑的情况就不同了，民窑青花的发展很快！如同大唐青花一样，大元青花同样也是首先在张氏家族的民窑口发展壮大的！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御窑口更高档次的青花器物的发展！说直接点，御窑与民窑的关系就是，青花瓷肯定是先在民窑口出现并且发展得比较成熟，才会被御窑接纳并继续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如前所述，早在唐朝，张家民窑就已经出现成熟的青花瓷工艺了，而且说到底，大元时代张家民窑青花不过就是对大唐青花的继承与发展而已。这个在前面武周御窑篇有叙述。因为这种传承关系太重要了，是很多人所没有认识到的有关青花瓷发展的重要历史渊源问题，很有必要在这里再次重申！大元御窑在这个时期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中晚期的发展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此后大元御窑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分为中期和晚期两个阶段。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到元顺帝于1334年罢浮梁磁局为止约26年，是中期官窑阶段。此后从1334元统二年到1352至正十二年初共十八年，是由张氏家族接管并主导的“非官非民”性质的自由发展阶段。说它非官，是因为朝廷停办，不再拨一分钱反而还要征税；说它非民，是因为张氏家族管理者仍旧还是朝廷命官享有俸禄还可以继续独享“御土”开采和使用权

江西境内的抚州、景德镇等地的张家民窑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在忽必烈早期，除了国内外贸易商品瓷，已经开始接受各路官家的青花瓷订货。这些官家主要是蒙古贵族中深受朝廷重用的色目人，以及西亚欧洲等地的商人。这些人在宗教审美上都是喜爱蓝色调的青花瓷，所定制的瓷器应该是以小型的生活用具为主，还没有较大型的酒具，如梅瓶玉壶春瓶等，自己前来订货的目的不过是以弥补宫廷赏赐之不足，以及满足西亚欧洲市场的需要。这个时期尽管有市场需求，但产量肯定是极为有限的，纹饰也相对简单，但青料还不是属于出自西域的“回回青”，而是本地青料，但发色应该还是比较正常的蓝色，绝非其他低档次民窑的灰黑的发色。

据家族回忆，到了元成宗这个时期，是元代极为强盛的时期，内外贸易十分繁荣。张氏家族的私家窑口所生产的大量生活用瓷包括青花瓷器，除了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外，还有元大都等地的贸易市场。各种肤色的客户开始穿梭于景德镇。早在盛唐武周玄宗时代就已经被张家窑口烧造成功，但由于其所代表的另类文化及其审美没有得到大唐盛世帝王包括后来的两宋皇家垂青以及工艺难度较大这两大主要原因而昙花一现的青花瓷器烧造工艺，最晚开始在忽必烈时期（还有很大可能更早时候），理所当然地被中华大唐御窑创始家族——张氏家族所继承，并首先在张家私窑口发展成熟并兴盛起来。到了元成宗晚期，张家青花瓷的烧造工艺就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的境界了！

由于中原蒙古色目人及西亚欧洲贵族的钟爱，青花瓷器所代表的蓝色或者说蓝白色文化逐步在中原形成气候，并且越来越与传统汉文化中所崇尚的“白色文化”相互融合而形成大元时代所特有的崇白尚蓝的“蓝白色文化”，并与蒙古高原特有的也是蒙古人与生俱来的“蓝天白云”文化一拍即合！在这种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青花瓷得到了时代的认可与追捧，其迅猛发展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如果能在唐宋时代就能形成气候，那么可以想见的是，青花瓷器绝对不会孤寂落寞达四五百年之久！但是，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令人掩卷三思的历史！这就是叫人扼腕叹息的历史！但令人无比欣慰的是，大唐盛世青花毕竟是大唐盛世青花，她所代表的文化是如此的深邃悠远，她的艺术生命是如此的坚韧顽强，虽然未能早在大唐盛世时代与唐三彩一起扬名立万，但历史并没有因此而抛弃她！她的创始家族的后世传人更没有因此而抛弃她！在属于她的四五个世纪后才姗姗来迟的大元盛世时代里，同样还是在张氏家族能工巧匠的鬼斧神工之下，她终于把自己特有的文化艺术魅力向全世界展露无遗！然而，少有人能想到的是，明珠般璀璨的大元青花并非只是大元时代文化的代表，在她灵魂深处，依旧闪耀着大唐青花的光辉！依然舞动着大唐青花的倩影！她同样是大唐青花文明的化身！她是大唐盛世与大元盛世两类不同主流文化相互交融的辉煌结晶！这就是代表中华大唐大元两朝盛世文明的中华盛世青花瓷！这就是让人梦绕情牵的中华盛世青花瓷！这就是令人泪眼婆娑的中华盛世青花瓷！她无与伦比的高贵的艺术气质至今都让全世界为之倾倒！

话说回来，最晚在元成宗晚期到元武宗四年间，张家民窑口的青花瓷发展非常迅猛，各路客户越来越多。根据家史所叙，到那个时候，由于本地青料的不很沉稳的发色难以满足客户的审美需求，极大多数西亚贵族都是自己带着自己本地的青料（家族称为“回回青”）过来订货。在这种高档青料短缺的时候，张家窑口还出现过不自带青料者不能订货的规矩。后来张家花巨资从西亚订购了一批当地的青料，这种限制订货的情况才得到改变。

张家青花瓷器得声誉越来越高，于是这些西亚贵族便蜂拥而至。张家窑口应接不暇，不断从北方老家调兵遣将前来支援。青花瓷器从仿造蒙古金银器酒具等生活用品开始，逐步过渡到来样定制，器型也由忽必烈时代的小物件发展到大型酒具等，并在西亚欧洲上层贵族社会流行开来。纹饰方面除了客户的来样定制外，更多的是继承大唐青花以及其它瓷器上就开始出现的蕉叶纹、缠枝莲纹、缠枝牡丹、八仙人物等等大唐张家窑口所开创的中华瓷业传统纹饰。大元特有的人物故事纹饰则是在元末至正年间开始出现，这是后话。

这个青花风暴很自然地随即就波及到了御窑，朝廷也开始定制青花器物作为赏赐品了。有一个重要的家族人物可以帮助我界定青花进入官窑的准确时间。搞清楚这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它是青花瓷这个崭新的品种正式进入大元御窑的历史时刻，同时也是标志着元代青花瓷艺走向成熟的历史时刻。

这个重要的家族人物就是张珪。作为开国元勋的张氏家族，在祖宗张柔之后，第三代还出了个四朝元老——张珪。他就是张弘略之弟、伐宋有功的张柔第九子——著名将领张弘范的独子，也是元代著名诗人、书法家。这个两袖清风一身正气高风亮节的一代名臣，在张氏家族的传承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家族从远古到清代最为重要的“张氏家族三十灵性人杰”之一。

据家族史记载，祖宗张珪在其父去世后，忽必烈时代后期就进入朝廷，在元仁宗当政的十年间，作为四朝重臣，前后多次获得皇帝皇后的重赏。最早在元仁宗登基后的第二年1312年，就获得了美酒及酒具的赏赐。其中就有一批酒具是很成熟高档的青花瓷器，而且还有档次最高的宝石蓝釉器物。这个家族传说，被1964年保定出土的一处窖藏实物所验证。这也就直接证明了，大元御窑烧造元青花的时间，肯定在在仁宗登基的1311年之前、最晚也应该是在元武宗在位至大年间，青花瓷器在御窑就已经烧造非常成功了。

由于有张家民窑青花技艺在承接张氏家族大唐青花遗风基础上的先期成功，大元御窑就可承接张氏家族民窑口的成熟技术，同样是张家班的御窑，是可以很快就烧造出质量较高的精品青花器物的。所以也可以说，青花瓷器在大元御窑的发展中，确实没有所谓的起步阶段，就如同当年的大唐两朝御窑一样，绝对是在张氏家族民窑成熟的基础上一步到位的。其它品种如此，青花瓷器更是如此！只有这样，祖宗张珪才能在仁宗即位的第二年，就获得最高档次的青花瓷器的赏赐。与第一次赏赐品不一样的是，后来第二次赏赐品中，青花类器物就出现有“赏赐”字样的青花铭文。

通过家史结合保定出土窖藏实物来分析判断，把大元御窑正式烧造青花的时间定在1310年、元武宗至大三年比较合适。而张家民窑口的青花烧造，至少还要提早到1307年元武宗继位的那一年。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些年一直都说——大元御窑应用西亚青料烧造的青花瓷器，首先是在张氏家族的民窑口在继承家族大唐青花遗风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基础上的推出的，较为准确的时间是元武宗继位的第一年。随后在元武宗至大末年，御窑开始比较大量的烧造成熟的青花瓷器。到元仁宗初年就已经能用西亚青料烧造宝石蓝戗金这类最顶级品种了。

因此，如果说，晚期风格的元青花可以称为“至正型”，那么在元中期阶段张家民窑也好、御窑也好都已经发展很成熟的元青花风格只能称为“至大型”了。至于“延佑型”之说，还是显得勉强。因为延佑年是从1314年开始的，比1311年祖宗张珪得到青花器物赏赐的时间，要晚三四年的时间。所以，我认为，“至大型”要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甚至有可能更早而不可能更晚。

因为张氏家族有史以来所奉行的“不求荣华富贵，但求天地良心”的古训，自古至今奉行踏实做事、低调为人，总是甘愿默默奉献，把个人与家族的辉煌成就大隐于世。虽然成就了家族的香火，但也因此才有了后世无穷尽的猜测与困惑！如果把张氏家族始自大唐的御窑文化史推上前台，很多历史的悬案，都会迎刃而解。这也是我最终做出决定的重要原因。至于有没有人相信，那就不是我的事了。我也不太在意。因为我信奉这样一句神性真理——我说了，我拯救了我自己！至于别人信不信，那是别人的事，与我毫无关系！

历史往往很多时候绝对出人预料，元代青花瓷器的发展就是这样。按照家族史，从元仁宗时期开始，张家窑口的青花瓷器在继承大唐遗风基础上的创新发展超乎想象！也许是盛唐之后四五个世纪的沉寂太久了吧，一旦有合适的历史时机，具有深厚文化和历史积淀的大唐盛世时代张氏家族所创烧的青花瓷器，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元时代可谓风云际会，呼风唤雨般来了个彻底大爆发，如火中凤凰一飞冲天！

从元仁宗当朝的1311年到元顺帝1334年废止浮梁磁局、改由张氏家族正式接手这个23年间，御窑青花赏赐品的发展之快可以说令人瞠目结舌，尤其是元仁宗、英宗在位的13年间，简直不可思议！

从保定窖藏实物来看，仁宗最早赏赐给祖宗张珪的青花器物上，还没有出现“赏赐”二字，不过在七年后的另外一次赏赐中，就有了这种“赏赐”铭文的青花器物，而且还被家族列祖列宗珍藏传承至今。仁宗当朝只有十年，从历史记载看，祖宗张珪七年后第二次获得美酒和酒具赏赐，而这一次的器物却与前次所赏的有巨大差别！到仁宗晚期那个时候，大元御窑的青花数量也许不会特别大，但也绝对不会太少！其中工艺之高和品种之多，超出了想象！这表现在：一是带有“赏赐”铭文的器物远不是单纯的青花器，而是高温青色釉做底色再加开光青花龙纹。“赏赐”铭文也是用青料书写，器型也是之前所未见，新颖别致。这些发展也是大唐青花所望尘莫及的！

这件新型器物说明，元仁宗晚期的青花已经和其它颜色釉结合，产生了单色釉加青花加文字这个最新品种了。这同时还说明，高温颜色釉这个品种也是在元仁宗时代出现并成熟的。

在这次的赏赐品中，还有一件造型也是特别与众不同的青花风纹酒具，是一件极具西亚伊斯兰风格的弯月兽耳把瓶。以上两种形制至今都不见第二件。单从造型上看，元仁宗时代的青花瓷器就已经到了非常高的境界。而青花的发色，却已经从开始的浓艳过渡到淡雅。

第二个表现就是釉里红品种单独出现了！第一次赏赐器物里就已经有了青花釉里红品种，其实青花釉里红这个品种也不是元代所创，更早还可以追溯到大唐时代！当然不是大唐的青花，而是玄宗柴窑的釉下墨竹和红色底款！这个在前面玄宗御窑篇有叙述！这个时期元釉里红发色还较为暗淡，但到了第二次，釉里红单独出现的时候，其发色已经是近乎鲜艳完美。器型还是酒具类的瓶子，我曾经在雅昌博客里发过其图片。

第三件是一把釉里红执壶。除了这类大型器物还有小型的青花高足杯、匜等共十余件，和第一次赏赐一样，也有一件珍贵的枢府釉印花玉壶春瓶，这也是家族唯一的一件此类器物，弥足珍贵。但唯独不见青花釉里红器物。家史对此的解释是，因为难度太大，青花釉里红品种在元仁宗时代一直未能得到很大的发展，说不定还停烧了呢！于是相对比较容易点儿的釉里红品种就顺势发展起来。

在元仁宗十年间，除青花外，宝蓝釉戗金、单色釉、颜色釉加青花开光、釉里红等新品种的快速崛起，为随后十余年御窑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至于第一批赏赐品被窖藏后在后来的岁月未能被家族后人所寻获，可能与之后i发生在家祖张珪后人身上的那场恶意仇害有关！知道具体窖藏地点的人死于非命才使得家藏遗失，这种惨痛之事在张氏家族的传承史上远不止这一次，后面还有类似情况发生！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家藏虽然从家族散失了，但能够在几百年后完好无损重见天日，实在是不幸中之万幸了！最重要的是，能够与家史传说相吻合，并成为家史传说的历史证据，尤其是能够在今天为我书写家史作证，就已经发挥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了，兴许这也是家族祖宗的神授天意吧！

简要地说，这个大发展过后，元朝宫廷开始为争夺皇权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皇室不断移主，在位最长的不过五年，最短的只有一个月到八个月。御窑发展一直处于仁宗时代的规模，青花类仍属亮点之作受到追捧，但品种却再无多少创新，并且还时烧时停，总体停滞不前、基本乏善可陈，因为篇幅所限，就不多说了。

不管政局如何动荡，景德镇御窑及民窑青花的发展，却始终控制在张氏家族手中。张柔氏张珪朝庭重臣，但张家毕竟是个超级大家族且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仍然还是有人身居高位，其中就有张盛、张昌、张旭等张柔第四代直系后人，继承保定顺天府世袭职位，张旭还担任朝廷监察史。地方上保定顺天府的势力仍然强大。

1334年元顺帝因为宫廷腐败财力不支撤销浮梁磁局后，朝廷以感恩张柔以及愧对张珪为由，实则为了应付朝廷的捉襟见肘，把赔钱的御窑变成赚钱的工具，就把御窑全部家当恩赐给了张旭的两个儿子——能书善画的张文进、张武进去独立经营，在提供贡瓷的同时还要对张家兄弟所烧造的国内外贸易瓷器征收税赋，从此大元御窑进入晚期非官非民的特殊阶段。从1334年至1352年至正12年初共18年时间，张氏家族谱写了继承大唐遗风独立发展。

　　大元时代——御瓷家族再创辉煌（下篇）

张氏家族元瓷辉煌之大成

(以下文字全部根据本人家族传承史——“张氏家族三十人杰”整理而成）

经营御窑：

元惠宗（元顺帝）登基后，于元统二年（1334年）因财力不支撤销了浮梁磁局，但并未关闭御窑，而是改由享受世袭家祖爵位但不领朝廷俸禄的张家子弟张文进、张武进等兄弟“承包”御窑、经营国内外贸易瓷器。除了上贡部分朝廷所需用瓷外，朝廷还要从内外贸易中收取一定的税赋。所以大元御窑就变成了非官非民的性质，不过张氏家族因此就能完全掌控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与贸易。而其他民窑口既无实力，也不允许经营这类业务。因为最好的“御土”(风化程度极高的麻仓土）和西亚青料等贵重原材料都被宫廷所专控。而且这种对主要原材料的垄断局面，一直延续到十八年后的至正12年初，张氏家族决定退出御窑经营之时。不仅“御土”专控局面没有被打破，发色浓艳、沉着稳重极其符合东西方共同艺术审美需求的西亚高品质的青料又面临严重短缺，所以高质量的青花精品自然也就难以为继。“御土”开采权与使用权始终掌控在朝廷手里直到1363年南方失守。短暂的混乱后，“御土”又被朱元璋所控制。其间其它民窑，即便有机会乘着乱世，私自使用“御土”，但肯定缺乏西亚青料，想继续烧造张氏家族那种御窑品质的、既有实用性友具观赏性的高档青花瓷器的机会，不能绝对说没有，但也是是微乎其微的。但民窑采用国产青料继续烧造档次较低、发色灰暗漂浮的民间生活用瓷是肯定存在的事实，而且这类生活用瓷的产量和质量并不低。现在很多人把这类生活用瓷称作普品，我并不赞同，我认为只要是能传承至今的元青花，都是难得的精品！我见过几件画工十分精美的民窑小件器物，那种小巧和精致，同样具有令人震撼和肃然起敬的艺术魅力！

从御土专控和西亚青料垄断及短缺这两点就可以判断，元代御窑单就青花、青花釉里红、釉里红、青花五彩这四大种类的器物，其总产量绝对是非常有限的。其烧造时间也就四十到四十五年，前期朝廷主导的二十五年还时烧时停，最多平均每年50件左右，总量1300来件就是上限了。后面张家经营的十八年，后面几年还不以青花为主，算上张家其它地方的一两处也烧造些青花瓷的窑口，平均到每年不会就超过70件，总产量也是在1300件上下，整个总量按最乐观估计才2600件。瓷器是极容易被毁损的器物，经过差不多七百年，全世界能够以各种方式珍藏到今天的，充其量也只在800件左右。即国外300余件，国内馆藏、民间珍藏以及还没被发现的窖藏墓葬共约五百件上下，包括张氏家族传承至今的60余件在内。这个统计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至于有人说什么，民间元青花有几千上万，肯定是别有用心，这个留到后面再说。

自1334年到至正11年底、12年春，共十八年间，张文进张武进兄弟为首的张氏家族主导了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发展。张氏兄弟上任伊始，在家族的民窑口包括景德镇以外的抚州等地的大型家族窑口在内，都为列祖列宗建立了祠堂。堂名仍然沿用燕赵故地张说老祖宗的祠堂名称——博陵第，与抚州的张弘略大将军府“顺天府”相对应，以表张氏家族自唐以来一脉相承。更重要的是，每次点火前，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唐礼”。顾名思义，看过前面大唐御窑篇的朋友可能明白，就是举行大唐玄宗御窑点火前的礼天敬地的仪式，内容近似“柴仪”，所以张氏家族一直称为“唐礼”！

第二件事就是，把张氏家族的窑口进行重新组合，关停一些规模较小的窑口，集中力量办好两三处规模较大的大型窑口，一是位于珠山的御窑，二是位于张家祖屋抚州“顺天府”境内某地的“某某某”窑。两个窑口虽然相距甚远，但全部使用景德镇御土，烧造各类高档瓷器，在满足朝廷所需贡器和抚州张家“顺天府”自用之后，全部用于国内外贸易，朝廷因此抽取很高的税赋。

此后御窑主烧青花系列和朝廷所需的青白瓷类，相对御窑较小规模的抚州“某某某”窑当然也烧造青花和青花五彩瓷，同时还烧造窑变釉类的“钧瓷”，品质极其精良！尤其是到了青料短缺的晚期，窑变釉是其主要产品。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为什么我用“某某某”窑，不是我不知道具体窑名，而是迫不得已。早在07年我去北京办展览期间，因为对世道人心不了解，与人交流中，说了一些家族在元代的制瓷情况。其中就有提到这个窑口的名字。没想到的是，后来在新仿元青花瓷器中，有人居然在没搞清是什么字的情况下，仅凭发音就把这个窑名当作款识写在了器物的底部！虽然其中有错别字，但也让我吃惊不小——造假者真是无孔不入！对于仿我展品中的大唐柴窑器型以及清三代器型的，我都没有这么在意过。从此我就在这些个细节上注意留个心眼。以后在合适的时机，我会把家藏中打有这个窑口款识的器物予以公示的。其写法很细致很复杂也很特别，绝对不是现在仿造者能想到的。

经过重组，两大大窑口便按照分工开始运作。从大唐御窑之后便一直厚积薄发的中华御窑家族的子孙们，便开始了走上中华民族御瓷制造史上第二次最伟大的中兴之路！

推陈出新

张氏家族的两兄弟带领族人，在大元御窑的基础上，短短十来年，创烧了很多新的品种，现根据家族传承至今的元代藏品的整理情况，其中包含九个大类，现介绍如下——

1、继承御窑首创的卵白釉品种，发展了釉上红绿彩、红绿金彩两个新品种。这也是上贡宫廷的品种之一

2、继承御窑早期宝蓝釉戗金品种，发展了宝石蓝釉上红绿彩、红绿金银彩两个新品种，进一步创新工艺——宝蓝留白，烧造了宝蓝留白龙、凤，宝蓝留白花卉等最新品种，也是贡品之一。

3、 在中华御瓷历史上，在继承釉里红工艺的基础上，首创了高温单色玻璃釉宝石红新品种，这种颜色鲜红凝重的高温红釉瓷器，因为原材料难得，烧造难度极大，存世量极为稀少。在此基础上，翠青釉，酱釉、加入了金粉的紫金釉、乌金釉等名贵品种，以及乌金釉釉上加彩等新品种也因应而生。这些金石釉后来被康熙郎窑的仿烧成功，但发色却相隔甚远。只有明永宣朝有所超越。

4、在家族自主创新的宝石红釉上，又创烧了宝石红留白龙、凤，留白花等新品种

5、在继承青花釉里红工艺的基础上，把宝石红釉与青花结合，创烧了宝石红青花器物这个崭新的品种。并逐步发展到青釉青花、酱釉青花等各种单色釉青花新品种，其中，青釉青花属于继承御窑早期品种，但也从单纯的小开光青花过渡到色釉青花相间的品种。

6、创烧了青花五彩、釉下三彩新品种、继承停烧多年的青花釉里红品种，创烧了浮雕刻瓷青花釉里红新工艺。

7、接受西亚客户来样订货烧制了一批青花大盘、釉里红大盘，其中直径最大者达到50余公分。同时烧造了青花和釉里红超大件器物，如大罐大瓶等，其中琢器最高达60余公分。

8、继承家族金代时期的窑变釉工艺，创烧了窑变彩加红绿彩新品种。

9、充分利用家族深厚的文化艺术素养，弘扬家族列祖列宗的历史功绩，在继承家族大唐青花所首创的传统纹饰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历史典故画片引入到青花及釉里红、青花釉里红及单色釉青花等品种的主体纹饰中。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纹饰搭配之规范，为后世的鉴赏留下了鲜明的时代与家族特征。

世世代代能文善武、诗书画艺无不精湛的张氏家族子孙们，还在这个时期，创造性实现了青花及釉里红瓷器的器型，由御窑的酒具为主，向大型陈设器的转变，实现了瓷器由实用器、礼器、供器向艺术陈设品的历史性跨越！可是说这绝对是张氏家族对中华文明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上述一些创新品种的烧造占去了十多年的时间，到最后的三五年的时间，因为西亚青料短缺严重，即便是家祖通过朝廷渠道，也难以为继。于是，张氏兄弟又开始了二次创新——为了彰显家族瓷业的高贵品质，决定不追求数量，以有限的西亚青料储备，改搞家族品牌化小型化生产模式。这个时期，不仅省料的青花五彩被少量创烧，不需要青料的窑变釉品种开始出现大香炉等超大型器物,当然这也跟张氏兄弟的奉释信道，自建庙宇有关。所以，这类打上了家族“博陵第”品牌的瓷器大部分都是为了满足家族自用之需，大型供器基本都是为自家佛堂道观而烧，最后才被家族保存下来。

可以说，张氏家族始自隋唐时代的“张家造”品牌，以及始自北宋金代的“博陵第”品牌，到了元末张氏兄弟时代，才真正成熟壮大起来。为了节省青料，在继续少量烧造精品青花类高档精品器物的基础上，两大窑口重点打造了青花五彩和窑变釉两个新品种，并在青花、色釉青花和青花五彩等器物上打上了“博陵第”,在窑变釉器物上打上了“某某某”等张氏家族特有的品牌款识。这两个品牌的产品都极为精致，可以说，这批肯定是同样为数不多的精品之作，为张氏家族大元时代的制瓷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这个创烧家族品牌的时期，元代的对外贸易已经陷入瘫痪状态，除了少量的维持海上贸易外，陆上外贸已经停止。所以，这类烧造量很少的珍贵名瓷，基本上没有流入海外，除了有收藏嗜好的张氏家族，本着延续窑火为后世留下样品的家族传统，每个式样都必留一件外，其余为数不多、顶多几十件中的绝大部分都在家族内部使用，只有极少量品牌精品被国内与张家关系极好的世家富豪所购藏。07年在北京我还看到了一些窖藏真品面世，和家藏特征完全一样，感觉特别亲切。倍觉遗憾的是，自己没有实力让这些张氏家族的游子回家团聚。当然了，只要有真品现身，马上就有低仿品面世，如今这类粗制乱造的新仿品太多了，网络上到处都充斥着张氏家族“博陵第”品牌的低劣仿品！更有甚者，这类粗制乱造的新仿品还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堂而皇之得摆上了大雅之堂！

因为祖宗张文进到后来健康不佳眼疾加重，加上西亚青料用罄，南方内乱不止，贸易不畅，尤其是朝廷的税负反而是越来越重，等等原因，张氏家族制瓷业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于是在1352年即至正12年春节大团圆过后，张氏兄弟向朝廷修书一封，决定退出御窑经营退休养病！

张氏家族的私窑窑口也缩小规模，专烧档次较低的其它民用品种。以及国产青料器物。还留下定居景德镇的家人为朝廷管护御窑，并在朝廷有命时，少量烧造一些非青花类别的宫廷用瓷。从此，张氏家族在大元时代辉煌的制瓷史宣告结束！

春节大团圆之后不久，张文进张武进兄弟与张家大家庭的骨肉同胞依依惜别，但同时又深情相约——待到下一个政清人和的时代，御窑家族的优秀子孙将再次相聚景德镇！

随后张家大队人马，除了决定留居景德镇两大窑口的和留守御窑的外，其余分别返回抚州、南昌、南京、杭州、泉州等老根据地。其中张文进张武进兄弟及家人回到抚州张弘略将军府故居——抚州顺天府(当年为了不暴露张家身份,该祖殿公开的主人并不是家祖张鸿略)，住了一段时间后，为了躲避战乱，又在山里面修建了多座道观庙宇，以释道身份隐居山中，不仅安然躲过了元末之乱，还帮助安置了很多逃难的人们，不仅免费提供食宿，还在庙堂开办义学。后来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也在景德镇开办御窑，张氏两兄弟的后人是首批御窑骨干。其中的故事以后在明代篇详细讲述。

首创人物故事纹饰

大元御窑后期出现的历史典故人物画片系列，是张文进张武进兄弟领军的张家瓷人，纯粹为纪念家族自远古以来的列祖列宗而精心创作的。正如我现在根据家族长者口传心授的家史及丰实的家藏来重写张氏家族御窑史，意义是一样的，都是张氏家族孝子贤孙们传承家族辉煌历史之

首创人物故事纹饰

大元御窑后期出现的历史典故人物画片系列，是张文进张武进兄弟领军的张家瓷人，纯粹为纪念家族自远古以来的列祖列宗而精心创作的。正如我现在根据家族长者口传心授的家史及丰实的家藏来重写张氏家族御窑史，意义是一样的，都是张氏家族孝子贤孙们传承家族辉煌历史之举。所以每个历史画片背后的时代，都有张氏家族优秀祖先的影子。如“鬼谷出山”是为了纪念鬼谷子张仪师徒，“萧何追韩信”是为了纪念张良等等。另外，还有现在的人还没有搞懂原始出处的典故——携琴访友。其实，那是为了纪念张氏家族在远古时代，因善射而得赐张姓后，发现不同长短的弓弦发出高低不同的声响，而发明了乐器——“琴”而出现“携琴”典故的。这个主题不仅有“以琴会友”纹饰，还有“携琴担酒觅知音（知音难觅）”等纹饰的画片。其它比较著名的有“三顾茅庐”，“汉景帝探细柳营”、“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单骑救主”、“张生与崔莺莺”、等，此外更有比较少见的“君臣同乐”、“礼遇贤达”、以及释道人物纹等等，所有画片全部取材于张氏家族的历史人物故事，年代跨度很大，从西周一直到元代。目前仍有包括“鬼谷子下山”、“三顾茅庐”、“携琴访友”图在内的多件精品传世。特别难得的是，“萧何追韩信”釉里红梅瓶仍被珍藏至今，是家藏中仅有的三件釉里红人物故事纹中的一件，弥足珍贵！

纹饰特征

下面谈谈人物故事等纹饰几点比较重要的时代特征及家祖在清末民初仿造元青花的情况。

1、主体纹饰的人物的画法——脸部线条交待很细腻、清楚、脸型宽圆，官员服饰交待清楚，有束腰和束胸两条束带，手指和鞋子的画法交待清楚。

2、主体纹饰的动植物搭配——鸳鸯与莲花相配，鱼与水草相配，互不混搭。

3、辅助纹饰：八宝纹（杂宝纹）——必须画在肩部即主题纹饰的上方而绝对不会落在最下面、八宝必须位于云头之上，寓意云托八宝，是莲托八宝这个经典纹饰中简化而来。这个画法及寓意被明清御窑所继承。

大的方面就谈这些，至于细节表现还很多，以后有机会再详细叙述。

晚清民国仿制

由于元青花纹饰有上述三个主要的时代特征，所以，到了晚清民国的仿制大潮来临时，张氏家族自然也就不会放过利用家藏品的便利条件，来仿造元代青花瓷器。不管市面上把它当作什么时代的东西，反正它绝对是因为有市场，尤其是日本人喜欢，才被仿制出来的。

晚清民国时代，又是一个御窑衰败，民窑兴盛、仿制成风的时代。张氏家族在御窑厂负责主画青花和斗彩的祖先们，最后也投身仿制大潮。

对于清末民初的家祖们来说，没有走很多人仿清三代或晚清官窑的老路，而是走自己的路，仿制家藏元青花。但绝对不会照葫芦画瓢，肯定会进行必要的改动，以保护家藏。这些改动首先表现在纹饰上，比如对家藏“鬼谷下山”图罐的仿制，在很多细节上都作了大量的改动。如人物的脸型改变，鬼谷子被画成精瘦型，面部表情呆滞，仙风道骨之人被画成了重度抑郁病人；骑马官员的衣服手指都交代不清，仿佛手里还拿有东西等等。

第二个就是器型的改动，如“鬼谷下山”图罐，元代真品的器型是盘口罐，那么仿造时就会做成大口罐。元代真品的器形都是比较简约的，那么仿制时就把各种器型相互混搭，做出一些元代没有的复杂的臆想器型，比如大维德象耳大瓶就是这样的一个在原有很简洁的器型基础上经过复杂化，形成的一个臆想器型。

第三个改动在辅助纹饰上，把云托八宝画在最下面一层，而且云头还有的画在八宝之上等。而动植物纹饰的改动主要就是，把鱼藻纹与莲纹混搭等等。都是属于家祖在晚清民国时候的仿制特征。

除了纪念家族祖宗，家祖张文进也还有自己的纪念器物传世。在经营御窑的最后几年，还特意利用最后的青料储存，制作了几件由他亲笔作画的高档器物，其中有根据他自己的形象、爱好而设计的高士图，如“高士吹笛”纹等。还有以不同的方式写下了清晰的年代代与个人印记的铭文底款，如至正某年年某月张文进造等文字。这两类类器物都极少，张家有胎釉纹饰画工都极为精致的青花梅瓶、窑变釉罐、单色釉青花纹盘等几件珍品传承至今。这些带有张文进个人纪念色彩的铭文底款，也在晚清民国的仿制中，被张氏家族故意改动后用在了仿制品上，大维德瓶的六十余字的铭文就是这样来的，其中只有“张文进”和“胡靖一”以及“至正十一年”这三处比较符合历史原貌，其余都是民国家祖为改动原版而随意发挥而已。当然了，这类新仿品也是数不胜数的！现在很多藏友手头都有张文进造的器物，不用说，都是很低劣的新仿品！

虽然仿制时间不长，量也不算很大（据家族回忆约在百件之内），但家传的几大著名人物纹饰，龙凤纹饰，鱼藻纹饰等都有仿造。买家全部都是日本和西洋古董商人。这些晚清民国的张家仿制品，其工艺水准还是比较高的，但留存至今的仍然不会太多，市面上海内外的元青花仿品基本都是这些年的新仿品。

对于元青花鉴赏者来说，只要出现上述混乱的纹饰特征，不用再细看什么青花发色和胎釉特征，就可以先把它归结到晚清民国仿品之列，这是毫无问题的。所以真行家总是先看器型和纹饰画工。

至于属于家族仿制的那件“鬼谷下山”罐被拍出高价后，元青花新仿制品大量出现，受时代限制，加上纹饰特征基本都是对家祖那批清末仿品的再仿制，所以新仿品也就根本就不具元代真品特征和神韵，器型的线条也不是那么严谨规范，现代的时代感都在，是很容易辨认的。

其实，艺术品鉴赏虽有迹可寻，但并无教条可言。更不是所谓科技和机器能够一劳永逸的简单之事！科检只能作为某种辅助，作用非常有限但绝对有用，至于鉴赏与鉴定，永远都是知识结构和鉴赏经验丰富、眼光独到、具有独立客观及实事求是精神的行家，才能干得了的事情！因为古代瓷器的内涵太丰富了，唯人的智力才能甄别。把鉴定古瓷器的真赝寄托于科技与机器，实在是对人自身艺术素养的玷污之举！只要注重学习，具备扎实过硬的古代艺术品的基础知识，就可以从“型、胎、釉、彩、工、款等六个不同的大方面入手，得出最后的结论。无论采取什么具体的、不同的鉴赏方法，对同一件器物，只要最终得出相同的结论，所有的方法都是好方法，所谓殊途同归！

为了表示对有真知灼见的鉴赏英才最大限度的尊重，我认为，上述张氏元青花大型器的特征，只是鉴赏的一个方面而已。虽然家族历史对晚清民国的那批仿制品记忆清晰，但具体到如今看到的每一件实物，要得出准确的是否为家族民国时期仿品的判断，还是要结合方方面面来进行综合考证。但无论如何，张氏家族在晚清民国仿制家藏元青花的历史是绝对真实的，更是毋庸置疑的！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一个令我十分仰慕和尊敬的独立学者、艺术家、鉴赏家——裴光辉先生。裴先生在鬼谷下山图罐在海外被天价拍卖后，仅凭照片就提出了十大疑问，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没有敏锐的艺术嗅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扎实的绘画功底，以及对古老元瓷的深刻认识，是不可能做到的！可以说，裴光辉先生是一个奇迹般的人物，他做了一件任何其他所谓专家都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在这个伪专家盛行的收藏乱世，他是我心目中，中国屈指可数的、集真知灼见和道德良心于一身的艺术鉴赏大家！去年该罐与大维德象耳大瓶等一大批海内外的元青花瓷器会聚上海博物馆，参观实物后，裴先生不仅对鬼谷罐提出了更多的新质疑，还对大维德瓶、昭君出塞罐也提出了质疑！而且，我可以完全肯定包括裴先生所质疑的这三件在内，上博展品中还有几件都是晚清民国时期张氏家族的仿制品，其中就有来自日本的那间鱼藻纹罐！有关这几件仿制器物的详细情况，我会在以后的《御瓷传奇》中作详尽的描述，并作真赝器物的图片对比。

关于“国宝帮”

下面就不得不说说因为收藏这类新仿品自称“国宝帮”的收藏群体了。我对他们大量收藏新仿品没有丝毫的奇怪，在家训中这叫“有真有假，各玩各的”！但是对于“元青花在全国各地烧了上百年、至少有一万几千件”之类的奇谈怪论，作为元青花的创始家族传人和研究者，我有如下的看法——

在以远古神性文明为基础的张氏家族传统文化中，当人被神灵祖宗塑造成人形后，便创造了一系列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文化艺术利器，所谓天化身、器化神，画化魂，文化心。器物、书画、文章典籍这三大文化载体中，成器最难，包涵的艰辛也最多！更何况把书画都包括进去的元代瓷器，受时代局限，其艰辛程度就更加难以想象！所以，尽管当年就有“一斤瓷器一斤金”的价格，其内在的价值却无法用黄金估量！

自古以来，器物、书画、文章这三大中华文化载体，“器物”的作用是摆在首位的，其作用是用来培养人内在神韵的，即化神之功。书画之功是化魂，文章即化心之用。在人类还没有语言文字之前，就已经具有制作器物的能力了。人类追求完美器物的过程和精益求精的态度，应该就是不断完善神性的过程。其中的艰难辛苦就是为了磨练人的神性及与神灵交流融汇的能力，非心诚意韧者过不了这个成器关。

器物成型过程中的上百道工序不过只是点石成金、凤鸟涅磐之痛苦过程的前奏曲而已，最终能否成为与书画结合的、富有神韵的天宝，还要看能否经受住火的熏陶！最终百里挑一的精美瓷器，被视为鬼斧神工人造天成超越造化之美的人间至宝。其中所饱含的神性意义，远非今人所能理解。且不要说古代科技水平低下，全部依靠人工和智商完成，就算是在科技发达，人力减轻的今天，要想创造出精品神品，同样也是属于人造天成的范围，不是能够批量产出的。而能够批量产出的，就绝对够不上收藏的等级，收藏永远都是在追求珍稀之宝。

“国宝帮”的出现就是一个天大无知的表现。为了把自己手里大量新仿品洗白，胡说什么，元瓷烧了多少年，一年能烧几千件，至少都一万多件这类胡言乱语，好像元代到处都是元青花似的！要是那样的话，它当年就成了大路货、臭狗屎了！这简直就是对张家祖先神器制作之艰难的恶意亵渎！

因为对瓷器人造天成之特性的无知，这些人的狂妄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哪还有一点点神性的火花呢！当然他们这样胡说，我并不认为仅仅是出于无知，更多的是出于追逐自身利益的考虑，这就更加可怜可悲了！因为收藏只与文化有关，与经济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不是到了极端之时，真正的藏家是不会出卖自己的藏品的。真品的价值存在于自身所凝聚的时代文化特征，体现在时代文化的传承与研究之上，与任何人主观的看法都毫无关系！所以真正行家不会关心利益之说，更不会在意别人对自己藏品的评说。

“国宝帮”现象不过是目前社会混乱的一个表现而已，不值当把他们当回事。我相信他们无论怎么闹腾，都无济于事。因为作为收藏大家族的传人，我相信一个真理之言——邪不压正！赝品永远都不会成真！哪怕被洋人购藏，即便摆上大雅之堂，也无济于事！只要世界上哪怕还有一件真品，还有一个高人，赝品就不会成真！收藏自古以来是很私密的隐晦的小众事业，拿赝品假货抛头露面、大做文章，自古都是一件为行家所不齿的、很丢人现眼的事情！这样公开作贱自己太不值得了，何苦呢！不过，话说回来，还是那句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出现“国宝帮”，是收藏乱世的缩影，不奇怪，很正常！

张氏家族辉煌的元代制瓷历史就到此为止了，也标志着张氏家族所主导的唐、宋、元三朝御窑瓷器的历史宣告结束！后续的明清御窑张氏家族虽然不再起着主导和引领的作用，但仍然是家族传统品种的参与者，在明代御窑前期，督造了青花、釉里红、五彩、薄胎器、单色釉等等家族传统优势品种，还有中期成化年间的创新品种——薄胎斗彩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被后朝雍正皇帝所推崇。不仅如此家族的中医中药、保养生在明清宫廷同样大放异彩；古老的相国家族又诞生了一位杰出的帝师张居正……

作为中华御窑的创始家族，那点石成金、凤凰涅磐的神圣窑火，从未在我心中熄灭，多少美梦回大唐，多少情愫情牵大元......作为中华最古老的神性文明家族之传人，我的民族复兴之愿望，自然会比任何人都更加真切强烈，所以我会尽最大努力以身作则去实践、去创新，绝不空喊口号......

我的祝愿

在蛇年的春天到来之际，作为中华古老神性文明家族、中华御窑文化创始家族的传承人及研究者，我真诚地祝愿华夏大地上的每一个有志中华儿女

——从此能够更加注重研究汉传文化、无为之治，从而能不（好）战而屈人之兵，不（滥）为而安宁天下。

——从此能够在温饱之余，摆脱自私贪婪、金钱至上、物欲横流、尔虞我诈及各种人祸的奴役与恐惧，真正享有平等的、高贵的人格，过上有尊严的、雅致的、艺术的生活；

——从此能够修养精神，礼天敬地、悲天悯人、做自己灵魂的主人，从而少些世俗的喧嚣与浮华，多些精神的沉静与从容；

——从此能够获得公平与正义的发展环境，各怀绝技的文武英才能在山清水秀、祥和安宁的中华母亲怀抱里，大展宏图、实现报国之志，再创八方来仪、海晏河清的盛世强国！

——我更希望再过一千年后，能够再有更多如我这样的中华文明的传人，来欣赏赞美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辉煌文明之创举！而创造这个跨越千年文明传承之路的基础，无非就是耕耘一块虔诚执著、无所不包的心田、修养一个平静优雅、执天地起舞的灵魂而已！

这，就是流淌在中华古老神性文明大家族——张氏家族血脉里、几千年来世代、相传永不磨灭的、刺破黑暗、纯洁神圣的中国梦！

天高路远、岁月悠悠，黑夜过后是黎明，自强不息是正道！一切都还不太晚，一切都还来得及！我坚定地相信——天佑中华，光明可待，盛世可期！

我的歌声

我说了，我拯救了自己！我将获得列祖列宗最高的奖赏——我孤独的灵魂，将插上回家的翅膀！我将朝着列祖列宗所在的天堂、向我那梦绕情牵、温馨静谧、光明永恒的精神故园——启航！翱翔！

我写了，我对得起列祖列宗千万年来，至诚的护佑与不懈的指引，我所写下的一字一句，无不沁透着他们滚烫的热血、苍凉的泪水！

是他们几千年如一日前赴后继的求索创新、奉献牺牲激励着我——作为神灵家族的子孙，即便是经受再多的磨难，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无私无畏地纵情讴歌他们对中华母亲虔诚的感恩，对兄弟姐妹深切的爱怜！

我的歌声在这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的天空飘荡，呼唤着春风春雨春雷，把列祖列宗世世代代永远传承的信仰与精神、还有他们亲手点燃的、那永不熄灭的圣火之光、盛世之辉，化作民族复兴、国泰民安的火种，撒向春天的大地、撒向华夏各族优秀儿女的心田……

trong>待续未完 敬请期待——家藏唐宋元御窑瓷器图片展示

重要提醒——因为要系统准备图片，需要时间，请耐心等待，谢谢大家！

明清御窑篇将在以后继续讲述。

保定历史

靴城文化 靴城文化 4月22日

保定，古称上谷、保州、靴城、保府，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是京津冀地区中心城市之一，保定有“北控三关，南达九省，畿辅重地，都南屏翰”之称。保定之名始于元朝，取“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元大都即北京。保定素有京畿重地、首善之地、首都南大门之称。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清代，保定为直隶省省会，直隶总督驻地，自1669年至1968年的近三百年间，成为河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以及中国的区域性政治中心，新中国成立后也两度为河北省省会。

保定是尧帝的故乡 ，春秋、战国时期，燕国、中山均在境内建都，有三千年的历史积淀。保定市境内文物古迹众多，如古莲花池、大慈阁、直隶总督署、清西陵等。

保定市总面积22190平方千米，保定市辖5个市辖区、15个县，4个县级市（定州为省直管市），设有1个国家级高新区，全市常住总人口1169万（其中市区人口280.6万）。保定市拥有华北电力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17所高校。

保定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古城，保定因文化底蕴深厚而被世人瞩目，形成了具有保定特色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保定这座古老而又魅力的城市，其文化特征必然是独树一帜的，今天的保定，在古老的文化大背景下，一定会孕育出新的生机。

保定历史悠久，关注我们让您更了解保定！

保定历史（二）

靴城文化 靴城文化 4月28日

保定历史悠久，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古城，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古城凝结着历史的沧桑和各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

保定的由来，与战事有关。公元前295年，赵武灵王约燕、齐灭中山。燕赵重新划定疆域，现保定市区的地域范围划归燕国，以南为赵国地。据明弘治版《保定郡志》记载，燕昭王曾于今保定城东五里建广养城，俗称空城，为放牧战马之城。

保定始有燕南赵北之称。由上可见，保定最初出现城镇，就是为保卫燕国安全所设的战备城市。960年，因宋太祖赵匡胤祖陵在河北西路清苑县境，清苑又为宋朝的北部边塞重地，所以宋朝于清苑县置保塞军，取保卫边塞之意。做为政区名称兼地名的“保”字，首次出现。又因燕昭王所筑黄金台位于保定地区境内，亦称金台顿。保塞军和清苑县治在今保定市。981年，保塞军升为保州，以寓永保安定之意。清苑县改名保塞县，并将满城南境划入保塞县，以加强保州势力。

保州治所在保塞县。}1127年，北宋灭亡，金兵陷保州，仍沿宋制，称保州，又名金台驿。1129年于保州设顺天军，保州为顺天军节度使驻地。保州曾辖清苑、满城、遂城三县。1213年，元兵攻陷保州，焚屠三天，使其变为一片废墟。

1217年，金将张柔投降蒙古军，驻满城。1227年，蒙古军兵马都元帅张柔率军由满城移驻保州，画市井，定居民，置官廨，重建城池。遂使保州成为“燕南一大都会”。此为现保定筑城之始，当时已有一定规模。

1239年，元朝改顺天军为顺天路，寓“顺应天命”之意，保州为路治。因为保州为元代大都的南大门，1275年顺天路改为保定路，寓“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保定之名自此始有。 保定路辖清苑、满城、唐县、庆都（今望都）、行唐、曲阳、新安、博野、易州（含易县、涞水、定兴）、祁州（含蒲阴、深泽、束鹿）、雄州（含归信、容城、新城）、安州（含葛城、高阳）、遂州（今遂城）、安肃州（今徐水）、完州（今顺平县）等州县。

1386年，明朝改保定路为保定府，又称金台郡，因保定城位于保定府河之阳，故又有保阳郡之称。此为保定设府之始，辖3州17县。1669年，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始为直隶省省会。

直隶省辖顺天（今北京）、永平（治卢龙）、保定、正定、河间、顺德（治邢台）、广平（永年）、大名八府。1724年，改直隶巡抚为直隶总督署，辖区增口北道宣化府、热河厅承德州、张家口厅。1748年，直隶总督署下属辖区达11府（123县）六州（含17县）三厅（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

清代，保定市为省、府、县三级官府所驻地。1912年，直隶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今保定城仍为保定府和清苑县二级官府驻地。1935年，河北省始以保定城为省会。1937年9月24日，保定被日军占领，河北省政府遂成为流亡政府。

1946年6月14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由北平迁至保定。 由于当时保定四周各县基本解放，因而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于1947年10月10日开始由保定迁回北平1948年11月22日保定解放，12月6日成立保定市人民政府。

这是保定建市之始。保定市辖一、二、三、四区。1949年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在保定市宣告成立，决定保定市为河北省省会及保定专署驻地。 1958年4月18日，河北省人民政府由保定市迁往天津市。1967年河北省省会又迁回保定市，次年2月3日河北省会迁往石家庄市。1968年8月18日，建立保定地、市革命委员会。1982年7月19日，保定市革命委员会改为保定市人民政府。1983年11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保定市又升格为河北省辖市。

保定历史（三）

靴城文化 靴城文化 5月7日

保定是一座军事重镇，历为兵家必争。春秋战国时期，保定为燕、晋、中山、齐、赵等国角逐的战场。战国后期，中山国灭亡后，燕赵重新划分疆界，今保定市区重新归属燕国，成为燕国南部的边防重地。

今保定市南大街的“列国石”，俗称“保定府的大裂瓜”，即为燕南赵北的分界石。保定第一次做为军事重镇，是宋辽之际。 石敬塘割让燕云16州，泰州、清苑成为后晋北部的边沿城市。

宋朝建立后，太祖、太宗一直把收复幽燕作为一大战略目标，对河北军事防御十分重视。960年清苑县置保塞军，981年保塞军升为保州。随之，清苑县改为保塞县，并将满城南境划入保塞县，以加强保州势力。保州与雄州（今雄县）、霸州（今霸州市）等地同为北边重地，形成一道由西南向东北的军事防线。

宋朝常在此屯兵驻将，把保州做为北部边防要塞。宋朝著名将领呼延赞、杨嗣等曾驻保州。1000年，抗辽名将杨延昭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1003年升为保州防御使，凿河渠为障，防敌骑入侵。

辽帝隆绪同其母萧氏倾巢南犯，宋守将魏能、石普败其先锋。敌再趋保州，杨延昭固守并设伏出奇兵，敌军败溃，延昭获其将，函首以献。 1125年，金兵攻陷保州北部城镇之后，直趋保州，未陷。

1126年，金兵再次南下，因保州防守严密，易守难攻，金兵为避免在保州消耗过多实力，绕过保州直趋宋都东京（今开封）。1127年，金兵破开封，俘徽宗、钦宗二帝北上，并乘势攻破保州。Vm1213年，蒙古军陷涿、易等州后，乘势袭保州。

由于保州防御坚固，连攻数日不破。于是蒙古军改变战术，填城壕，造云梯，竭力强攻。由于蒙古军攻陷保州付出很大代价，于是焚屠三日，保州变为一片废墟。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对抗建文帝。

第二年四月，保定知府雒佥降燕王。此后，保定成了朱棣南下夺取政权的主要军事基地。 1403年，朱棣称帝，定都北京。北平行都司复名大宁都司，移驻保定，辖前、后、中、左、右五卫和紫荆关、茂山卫，其常驻保定的军马约数万，成为保卫北京的专门驻兵之地。

清代，保定仍为京畿重地。清廷对保定的军事地位非常重视，乾隆皇帝六次巡视江南，都在保定驻跸。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林凤祥、李开芳北上，出临洺关，由赵州、晋州、藁城等地东趋深州。 京师震动，清政府急命僧格林沁统禁兵进驻保定，以守门户。

在历史上，保定曾是一座著名的文化城市，素有“文化古城”和“学生城”之称。宋代，保定就建有最早的官学，即“州学”。明清两代，保定的儒学教育一直比较发达，三所官学（府学、卫学、县学）同时并立于一城之内，达几百年之久。

另有社学26所、义学30所。还有金台书院、上谷书院和莲池书院等教育机构。清政府对莲池书院十分重视，乾隆皇帝曾六次来此视察，并亲笔题诗，勉励学生。光绪年间，书院大盛。我国历史上最末一名状元刘春霖就是莲池书院的学生。

清末，“停办科举以广学校”。保定推广新学，首先是从军事学校开始的。 1902年，袁世凯在保定训练新军，先后建立将弁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陆军速成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等等。

保定有高等学校十余所。同时，保定府立中学堂、直隶女子学堂、直隶第二师范学堂、清苑中学、育德中学等等中等学校也大量出现。故保定当时有“学生城”之称。1917年，育德中学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李维汉、李富春等为第一班学员。

1918年，刘少奇等入校为第二班学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高级军事指挥官，是从保定军事学校培养的，如我党著名军事将领叶挺，辛亥革命骨干李济深，宁都起义领袖赵博生、董振堂。

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军政首脑，如蒋介石、张群、白崇禧、陈诚等，还有北洋军阀吴佩孚等，也都是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或保定军校的学生

保定历史（三）

靴城文化 靴城文化 5月11日

保定是一座军事重镇，历为兵家必争。春秋战国时期，保定为燕、晋、中山、齐、赵等国角逐的战场。战国后期，中山国灭亡后，燕赵重新划分疆界，今保定市区重新归属燕国，成为燕国南部的边防重地。

今保定市南大街的“列国石”，俗称“保定府的大裂瓜”，即为燕南赵北的分界石。保定第一次做为军事重镇，是宋辽之际。 石敬塘割让燕云16州，泰州、清苑成为后晋北部的边沿城市。

宋朝建立后，太祖、太宗一直把收复幽燕作为一大战略目标，对河北军事防御十分重视。960年清苑县置保塞军，981年保塞军升为保州。随之，清苑县改为保塞县，并将满城南境划入保塞县，以加强保州势力。保州与雄州（今雄县）、霸州（今霸州市）等地同为北边重地，形成一道由西南向东北的军事防线。

宋朝常在此屯兵驻将，把保州做为北部边防要塞。宋朝著名将领呼延赞、杨嗣等曾驻保州。1000年，抗辽名将杨延昭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1003年升为保州防御使，凿河渠为障，防敌骑入侵。

辽帝隆绪同其母萧氏倾巢南犯，宋守将魏能、石普败其先锋。敌再趋保州，杨延昭固守并设伏出奇兵，敌军败溃，延昭获其将，函首以献。 1125年，金兵攻陷保州北部城镇之后，直趋保州，未陷。

1126年，金兵再次南下，因保州防守严密，易守难攻，金兵为避免在保州消耗过多实力，绕过保州直趋宋都东京（今开封）。1127年，金兵破开封，俘徽宗、钦宗二帝北上，并乘势攻破保州。Vm1213年，蒙古军陷涿、易等州后，乘势袭保州。

由于保州防御坚固，连攻数日不破。于是蒙古军改变战术，填城壕，造云梯，竭力强攻。由于蒙古军攻陷保州付出很大代价，于是焚屠三日，保州变为一片废墟。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对抗建文帝。

第二年四月，保定知府雒佥降燕王。此后，保定成了朱棣南下夺取政权的主要军事基地。 1403年，朱棣称帝，定都北京。北平行都司复名大宁都司，移驻保定，辖前、后、中、左、右五卫和紫荆关、茂山卫，其常驻保定的军马约数万，成为保卫北京的专门驻兵之地。

清代，保定仍为京畿重地。清廷对保定的军事地位非常重视，乾隆皇帝六次巡视江南，都在保定驻跸。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林凤祥、李开芳北上，出临洺关，由赵州、晋州、藁城等地东趋深州。 京师震动，清政府急命僧格林沁统禁兵进驻保定，以守门户。

在历史上，保定曾是一座著名的文化城市，素有“文化古城”和“学生城”之称。宋代，保定就建有最早的官学，即“州学”。明清两代，保定的儒学教育一直比较发达，三所官学（府学、卫学、县学）同时并立于一城之内，达几百年之久。

另有社学26所、义学30所。还有金台书院、上谷书院和莲池书院等教育机构。清政府对莲池书院十分重视，乾隆皇帝曾六次来此视察，并亲笔题诗，勉励学生。光绪年间，书院大盛。我国历史上最末一名状元刘春霖就是莲池书院的学生。

清末，“停办科举以广学校”。保定推广

保定历史（四）

靴城文化 5月18日

涿州有2300多年的建制史，春秋战国为燕之涿邑，秦于此置涿县，属广阳郡。西汉置涿郡，唐代设立涿州。从秦汉至元明清，其间虽历经朝代更迭，或称郡，称州，称县，但均以此地为治所，政区沿革历尽沧桑。

明永乐七年至十一年，先后在涿州设立涿鹿卫、涿鹿左卫、涿鹿中卫。公元1421年，明朝帝从南京迁至北京，涿州百里近京门，至此，为畿南门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促进了城市经济与文化的繁荣。

1913，改州为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涿县县城，设城关镇。1958年，涿县与新城、雄县、涞水部分地区合并成涿县，原城关镇改为涿州镇。1962年，恢复原县治。1965年改建为城关镇，1983年改称涿州镇。1986年9月24日，经国务院批准着现改建为涿州市，城区扩建，改建双塔，桃源，清凉寺三个街道办事处一一自此涿州古城归属双塔办事处。

古城由来已久，传说甚多。据清康熙版《州志》载:“城旧传筑自

颛顼，周围九里有奇，形如字，因其地势也，或兴或圯皆莫究知。”《名

期黄帝车裂蚩尤，部分尸骨弃于源地，修筑古城时，西门入，为避盖元之

。因州城西面回进，东北缺角，形如臣牛，故名为“卧牛城”，又称“

现西城墙外有蚩尤家，为民国时期重

派州古城初为土城，至明代重新筑城，清代重修。清同治版く涿州志》

描述了古城的规制，并说拱极门有榜联:“日边冲要无双地;天下繁难第

州”，城外“池深七尺，广倍之，南北吊桥各一”。史料表明，明清之际的

派州城池，已呈“金汤之固”，为“畿南之门户，天下之咽喉”。

深州古城墙现存西城墙南段、西北段，总长10385米。城墙夯士及暴

露的灰坑遗迹中残存着许多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陶隔足、陶釜口沿、豆柄

等器物残片。由此，进一步证实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燕境有涿邑，秦代广

阳郡置深县，汉置涿县为涿郡治等历史记载。

作为夹城之上的通会楼，曾是涿州城内标志性的历史建筑。通会楼实为

钟鼓楼，鼓楼大街由此得名。明嘉靖年间，知州何镔重修后，清康照、乾隆

道光年间屡有修葺，成为“万户之门屏，一州之形胜”。其时远近行旅，中

外官吏，“驱车挈徒而过者，莫不矫首而观，欢叹王都之壮丽，有如此也夫!

清乾隆时期，涿州域内共有76条街巷，其中南大街有15街巷、北大街

有7街巷、东大街有4街巷、西大街有2街巷，城内东南隅有15街巷、西

南隅15街巷、西北隅9街巷、东北隅9街着。街巷整齐划一、硫密有致

相互对称、布局严整。

鼓楼大街是涿州古城的主街，1984年涿州市对鼓楼大街按仿清式建筑进

行改建和扩建，共改建房屋586间，道路扩宽到12米，由此形成了一个格

局古朴、典雅而富有变化的建筑群体，街道两侧店铺林立，成为市井繁华之地。

如今，古城格局及街巷依然保存，鼓楼大街繁华如初。从涿州城北永济

桥至城南清行宫，五里长街衢通南北，古城仍呈显着干年古郡的历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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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汉人世侯与元初文学①

原创： 京畿学堂 京畿学堂 8月30日

河北地处平原，极易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自古为北方各民族冲突与融合之地。长期的战争考验使得该地居民好勇尚斗，悲歌慷慨。《隋书》卷三十《地理志》说冀州“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1](P859)《宋史》卷八十六《地理志》也认为河北路“人性质厚少文，多专经术，大率气勇尚义，号为强忮。土平而近边，习尚战斗”。[2](P2130)在蒙古灭金过程中，涌现出大小众多汉人世侯，无论从战功、仕宦品级，还是与元代政权关系的密切程度，河北地区的藁城董氏、真定史氏和顺天张氏都名列前茅。

目前关于河北三大汉人世侯的研究集中于碑石考证、政治、婚姻、代表人物，以及真定的元杂剧等方面。碑石考证主要有张洪印《河北易县发现元代张弘范墓志》（《文物》1986年第2期），孟繁峰、孙待林《张柔墓调查记》（《文物春秋》1996年第3期）等。政治与婚姻方面有萧启庆《元代的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收入《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赵琦《大蒙古国时期的河北世侯与士人——兼论这一时期汉文化的遭际》（《元史论丛》第九辑），赵文坦《大蒙古国时期的顺天张氏》（《元史论丛》第十辑），符海朝《元代汉人世侯群体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关于真定杂剧有门岿《真定元曲十家》（《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黄宗健《元杂剧在真定的崛起与史天泽》（《河北学刊》1991年第6期）等。对汉人世侯代表人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天泽、张弘范等人[i]。田同旭先生《论元杂剧四大活动中心的形成与金元时代汉人世侯之关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探讨了汉人世侯对元杂剧兴盛发达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晏选军《金元之际的汉人世侯与文人》（《中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对顺天张氏、真定史氏、东平严氏涵育文化、保护文人的历史作用作了探讨。上述文章未涉及汉人世侯家族自身的创作，以及文士与世侯之间的文学活动。实际上，汉人世侯与文士的诗歌赠答为元初重要的文学活动，三大世侯家族中有不少人创作诗歌与元曲，史氏与张氏还是元初极具特点的文学家族。那么，这三大汉人世侯家族有何特点？他们对元代文学有哪些贡献？汉人世侯文人群体的价值何在呢？

汉人世侯対元初文学的贡献可以从保护文士、与文士诗歌赠答和文学家族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征辟文士，保护文化

首先，汉人世侯在自己治理区域内积极恢复被破坏的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生产，使百姓安居乐业，并复兴文教事业。这一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史氏对真定的治理。

蒙古灭金时，汴京、郑州之人多迁到真定，为真定的繁荣打下基础[ii]，加上史氏家族的治理，尤其是史天泽任用王昌龄、王守道等人，使得“真定治效高视他郡，四方为之训”[3](P504)，真定成为北方避难的乐土。许多文士都投奔史氏，王恽《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说：“北渡后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贤乐善，偕来游依。若王滹南、元遗山、李敬斋、白枢判、曹南湖、刘房山、段继昌、徒单颙轩，为料其生理，宾礼甚厚。”[3](P504)据符海朝先生统计，真定史氏可考的幕府人物有十八人，包括王昌龄、杨果、王恽、张德辉、李治、王若虚、元好问等知名人士[iii]。这些人士除了协助史氏的政事外，还从事文化教育活动。史天泽“暇则与之讲究经史，推明治道”。[3](P504)

史氏对真定积极有效的保护和治理，极大地保护了中原文化。杨果、王恽、张德辉等人仕元后，在政治与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人大量聚集在真定并投入文学创作，在真定地区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史天泽本人就是散曲作家，名列《录鬼簿》，他的次子史樟，撰有杂剧《庄周梦》。真定成为元初杂剧的重镇，《录鬼簿》著录真定杂剧作家七人：白朴、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侯克中、史樟、江泽民[iv]。这种良好的氛围对杂剧的创作极有裨益，白朴就得益于此[v]。金亡后，白朴随父白华寓居真定，和这些杂剧作家有很好的交往，比如他的《夺锦标》词，就是得到友人王思廉、李文蔚书信后所作，词中写道“梦里封龙旧隐，经卷琴囊，酒尊诗笔”。[4](P100)封龙，指真定境内的封龙山。词作反映出白朴年轻时与李文蔚诗酒交游的生活。再如侯克中，长于《易》学、诗歌、杂剧，名列《录鬼簿》，作有杂剧《关盼盼春风燕子楼》。其《艮斋诗集》有《答白仁甫》诗，可知他和白朴交情深厚。

张氏在顺天修筑城郭，重修庙学[vi]。他们同样拯救、收留、推荐了很多金源文士。太宗五年（1233年），张柔随蒙军攻下汴京，访求德高望重的金朝遗老和燕赵故族十余家，将他们护送北归。其中包括户部尚书高夔，南京部转运使李特立，礼部尚书赵思文的三个儿子赵贽、赵克刚和赵克基，翰林学士杨云翼之子杨恕及婿贾庭扬等人[vii]。汝南城破，蒙军下令屠城之际，张柔救下了金代状元王鹗。后来这些人大多托庇于张柔门下，成为他的门下客。张柔的幕僚宾客还有元好问、郝经、乐虁、敬铉、王汝明等[viii]。张柔“性喜宾客，闲暇辄延引士大夫与之言笑谈论，终日不倦。岁时赡给，或随其器能任使之。”[5](P599)他乐于和文士谈论，还根据才能安排相应的职位。汴京降蒙时，张柔不取金帛，唯独收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为日后修史保存了材料[ix]。张弘范也尊重贤德之士，他钦佩文天祥的忠贞，俘虏南宋礼部侍郎邓光荐后，请他到家塾做儿子的老师[x]。

藁城董氏也礼敬贤士，乐于推荐人才。如董文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拜御史中丞，举荐胡祗遹、王恽、雷膺、荆幼纪、许楫、孔从道十余人为按察使，徐琰、魏初为行台中丞，当时以为极选[xi]。再如，董文炳次子董士选，积极为国家选取贤才。他在江西为官时，聘请南宋诸老儒及西蜀遗士出来教授。“以属掾元明善为宾友，既又得吴澄而师之，延虞汲于家塾以教其子。”[6](P3678)当元明善与虞集在京师互不相让之时，董士选谕导元明善，努力弥合南北文士之间的鸿沟[xii]。他迁南行台，曾招虞集、范梈等文学之士。史称“世称求贤荐士，亦必以董氏为首”。[

二、汉人世侯与文士的诗歌赠答

汉人世侯尊贤敬士，很多文士常与他们举行诗歌赠答，这些都成为元初重要的文学活动。

藁城董氏以亲近儒士出名，因此儒士多喜与之结交。王恽曾得到董文用推荐，他对藁城董氏家族成员多有赠诗。王恽（1227-1304），字仲谋，号秋涧，卫州汲县（今河南卫辉）人[xiii]。王恽曾作《金马门行》（《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六），该诗的副标题为“赠董参谋彦才之元帅府”，彦才为董文用之字，中统二年（1261年）八月，董文用以兵部郎中参议都元帅府事[xiv]。王恽将其比作西晋龙骧将军王濬，“功名年少贵力取，行与诸兄垂竹帛”[3](P92)，认为董氏此行定会建立功勋，垂名史册。董文用过生日时，王恽还作诗庆贺[xv]。台州临海（今属浙江）人陈孚和董文用多有诗文交往，他曾和董文用论汉唐以来宰相有王佐气象者，得四人，即诸葛亮、谢安、裴度和司马光，董文用命他作诗，并呈商挺等人[xvi]。

董文用（1223-1297），号野庄，曾绘野庄图，求诸贤题咏。中斋草序，晦叔撰铭，王恽题诗，其序说董氏：“当得行道际，静退之心何尝食顷而不在怀也。以艰于自云，必托物以表其志。”[3](P340)说明董文用是在官高之时，作《野庄图》以表其退隐之志。王恽作七绝三首，其二将此事比之王维辋川图，颂扬董氏“静退为心是本初”[3](P340)。嘉兴崇德（今浙江桐乡）人张伯淳也有《题董承旨野庄图》，称赞董文用轻利禄，重道义[xvii]。

王恽诗序中提到的中斋当为留梦炎，字汉辅，号中斋，衢州（今属浙江）人。晦叔为赵与，字晦叔，宋宗室子，二人都是南宋旧臣，入元任职朝廷。董文用的野庄图汇集了留梦炎的序、赵与的铭与王恽的诗，包括了南北文士，可谓一时之盛事。

王恽与董文忠也有交游。董文忠（1231-1281），字彦诚，董俊第八子。曾任符宝郎、典瑞卿等职[xviii]。王恽《入侍行赠董符宝》将董氏比作西汉世代簪缨的张氏、金氏与万石石氏，诗中说董文忠“夙夕忠谨余丹心”、“两袖中有苍生霖”、“采听民瘼怀恻怛”[xix]，颂扬他在官心系天下，关心百姓。

史天泽与幕府文士也有很多文化活动。史天泽与其幕僚之间除了谈论经史与治国之道，也有一些文学创作活动。但是这些文学作品未能存留下来，今存的主要是文士与史氏的诗词赠答。王恽曾作《寿史开府》（《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十二）、《奉送大丞相史公行台河南时用兵襄阳（封卫国公）以平章政事副忽剌出驸马督视诸军时至元六年八月也》（《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十六），赞颂史天泽的威望德行。白朴虽然未作史天泽幕僚，但他和父亲白华曾居真定，依附于史天泽，因此与史氏多有文字交往。据白朴《水调歌头》（三元秘秋水）词序，他与史天泽探讨文艺。

王恽与白朴不仅写诗词赠史天泽，王恽与天泽诸子也有很多诗词交往。比如史天泽次子史樟，字敬先，号史九散仙，承袭为真定顺天两路新军万户[xx]。以将门之子而喜好文艺，喜庄列之学，继承了史天泽的元曲才能。王恽《赠九万户》曰：“昂藏野鹤谁能驯，泽雉虽美终无神。一篇秋水江海阔，两袖醉墨云烟春。猿翁学剑事迹秘，兰舌解纷词调新。万事人间归一噱，双旌烛影见来频。”[3](P122)由于史樟不喜弄兵而爱好庄子之学，王恽先以《庄子》语词来写史樟的追求自由的精神，最后用唐代淮西将刘沔事，扣到他的武将身份。除了此篇，王恽还作有《挽史九万户》《九公子画像赞》（《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十九、卷六十六）。

史天泽第三子史棣，字子华，号潜斋，曾任中山知府、嘉议大夫、卫辉路总管[xxi]。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听讲吕刑诸篇》记载：“至元十六年己卯岁冬十二月十七日，中山府明新堂雪夜会，府尹史子华、贰政朱信卿洎诸吏属听教官滕仲礼讲《周书·吕刑》《论》《孟》诸篇。”[3](P65-66)滕仲礼，即滕安上（1242-1295），字仲礼，著有《东庵集》十六卷。王恽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任职中山知府的史棣率领属僚听府学教授滕安上讲解《尚书》《论语》《孟子》等篇。王恽曾作多篇诗歌赠史棣，比如《潜斋歌赠中山知府史子华》《偶得二绝寄府尹史子华》（《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卷二十八），前者曰：“潜斋有志操，不为浮荣污。彝衷铲豪习，概之诗与书。”“与语觉道胜，行身老诸儒。”[3](P109,110)说明史棣虽然出身高门，但是因学习诗书，去除了浮华之气，以儒生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天泽第四子史杠为真定敬斋李治的门人[xxii]，“读书余暇，弄笔作人物、山水、花竹、翎毛，咸精到。”[7](P617)元人张鸣善《题史橘斋山水手卷》曰：“神仙中人丞相子，五色玉立瑶池芝。谢傅风流歌舞处，羊公慷慨登临时。兴来醉洒云烟绕，身后名随日月迟。安得飙车从上下，蓬莱指点青参差。”[8](P87)对史杠以高官而爱好绘画加以赞美，以谢安、羊祜相比。王恽作有《感皇恩》词，序曰：“史公总帅子明命题其弟柔明所写《平江捕鱼图》，乃以乐府《感皇恩》歌之。”[3](P731)史公总帅子明即史枢，为史天泽兄天安子[xxiii]，柔明即史杠，作《平江捕鱼图》，王恽题了这首词，描绘了《平江捕鱼图》的场景，称史杠为“风流公子”，这种绘画与题诗的结合真正称得上文人雅士之活动。尤其是在北方刚刚安定之时，更为难得。

史枢同样与文士交往，并得到他们的诗词馈赠。至元四年（1267年），白朴作《水龙吟·送史总帅镇西川时混一》，称颂史枢的军功声威，预测他一定会在灭宋中再立新功，成为麒麟阁上画像的开国功臣[xxiv]。王恽曾作《十一月十三日宿濉宁梦总帅史子明见教》（《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十三），史枢时为济南宣慰使，王恽作《代书奉寄子明宣慰》（《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十九）。

史枢曾作友松亭，诸文士题诗作文者甚伙，史枢曾命滕安上为其友松轩作记[xxv]。王恽作《史宣尉子明友松亭诗》（《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二），比之为东汉大树将军冯异。刘因作《友松轩铭》，其序曰：“总帅史侯子明种松私第，因以友松名其堂之轩，友人涿郡卢处道为请铭。”[9](P98)卢处道即卢挚，字处道，号疏斋。涿郡（今河北省涿州）人[xxvi]。《友松轩铭》曰：

（今河北省涿州）人[xxvi]。《友松轩铭》曰：“凛乎风霜，巍乎明堂”[9](P98)，刘因以此激励史枢。

顺天张氏周围也有不少文人，他们对张氏同样充满崇敬与感激之心，撰写诗文歌颂张氏安定百姓、保护文人之功绩。

郝经曾在张柔府第教授其诸子，他曾为张柔作《大宛二马（原注：天厩所育，诏锡张蔡公）》（《陵川集》卷十三）。张蔡公即张柔，至元三年（1266年），张柔进封蔡国公，诗作于该年之后，元世祖赏赐张柔大宛马两匹，郝经歌咏之，在描绘了马的神采之后，歌颂了张柔的功业。

白朴不属张氏幕僚，蒙哥汗二年（壬子，1252年）他游览顺天，曾为张柔妻毛氏作词[xxvii]。此外，白朴《秋色横空》（摇落初冬），题作“咏梅，顺天张侯毛氏，以太母命题索赋，时壬子冬”[4](P3)，亦为同时之作。因毛氏之兄正卿的邀请，白朴拜见了毛氏，为其写了词作，白朴了解到毛氏幼时就学过《垂杨》曲，具有一定文艺修养。

郭昂不属于属文之士，他与顺天张氏也有诗词赠答。郭昂作有《寄张九万户》（《元诗选》二集）。张九万户，为张柔第九子张弘范，至元六年（1269年）任益都行军万户。郭昂，字彦高，彰德林州（今属河南）人。与张氏类似，投身蒙古，屡立战功，又稍通经史，尤其工于诗歌[xxviii]。郭昂与张弘范都属蒙元时期的汉族将领，又一同参与灭南宋的战争，诗中提到的淮楚，正是当时战争的前线，郭昂勉励张弘范和自己并力作战，早日平定天下。

诚如魏初《青崖集》卷五《故总管王公神道碑铭》云：“壬辰北渡后，诸侯各有分邑，开府忠武史公之于真定，鲁国武惠严公之于东平，蔡国武康张公之于保定，地方二三千里，胜兵合数万，如异时齐晋燕赵吴楚之国，竞收纳贤俊，以系民望，以为雄夸。”[10](P768)魏初讲的三个最能纳贤养士的汉人世侯有两个都在河北，他未提到的藁城董氏，虽然没有像真定史氏与顺天张氏一样雄踞一方，但董氏几代人为政同样乐于推荐贤士。这些世侯凭借其卓著的功勋和雄厚的实力跻身蒙元的“上层统治精英”[xxix]，他们保护了大批金源文士，这些文士为元初的政治与文化建设作出杰出贡献，也是元初文学的主力军。（待续）

[i] 比如探讨张弘范诗歌的有李剑亮《出处辞受之间的沉吟——张弘范诗词的文化解读》（《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刘万川《元代诗人张弘范的诗风与创作心态》（《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等。

[ii] 元迺贤《河朔访古记》卷上：“大抵真定极为繁丽者，盖国朝与宋约同灭金。蔡城既破，遂以土地归宋，人民则国朝尽迁于北。故汴梁、郑州之人多居真定，于是有故都之遗风焉。”

[iii] 参见符海朝《元代汉人世侯群体研究》第51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iv] 关于真定元曲家的成就，参见门岿《真定元曲十家》（《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田同旭《元杂剧通论》（下册），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此不赘述。

[v] [法]丹纳《艺术哲学》第一章《艺术品的本质》说：“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傅雷译本，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vi] 参见元王磐《蔡国公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零七。

[vii] 参见元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

[viii] 参见元魏初《青崖集》卷五《故总管王公神道碑铭》等。

[ix] 参见明宋濂《元史》卷一四七《张柔传》等。

[x] 参见元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六《元帅张献武王》。

[xi] 参见《元史》卷一四八《董俊传附董文用传》。

[xii] 参见《元史》卷一八一《元明善传》，及邱江宁《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第225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xiii] 王恽生平见《秋涧先生大全文集》所附王公孺撰神道碑，及《元史》卷一八七本传。

[xiv] 参见《元史》卷一四八《董俊传附董文用传》，第3495页。

[xv]《寿董承旨》，《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二。

[xvi] 参见元陈孚《野庄董公与孚论汉唐以来宰相有王佐气象得四人焉命孚为诗并呈商左山谢敬斋尚书》，《陈刚中诗集》卷三《玉堂稿》。该卷与董文用有关的诗篇还有《承旨野庄董公殊勋清节孚闻之缙绅纪以八诗》、《野庄公年过七十以诗为寿》。

[xvii] 参见元张伯淳《子入京》，《养蒙文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他还作有《寿董承旨》。

[xviii] 董文忠生平见姚燧《董文忠神道碑》（《牧庵文集》卷十五）、《元史》卷一四八等。

[xix]《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第107页，“丹”误作“月”，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秋涧集》改。

[xx] 参见元王磐《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十八。

[xxi] 参见元王磐《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苏天爵编《元文类》卷五十八）、《宋元学案补遗》卷八（第231页）等。

[xxii] 参见《宋元学案补遗》卷二，第248册，第123页。

[xxiii] 史枢生平见《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附史枢传》。

[xxiv] 参见幺书仪《白朴年谱补正》（《文史》第17辑）、徐凌云《天籁集编年校注》第17页。

[xxv] 史枢死后，滕安上作《挽史宣尉章》（《东庵集》卷四）称赞他的“风流蕴藉”，比之为西汉名臣廉范和唐代名将李晟。

[xxvi] 卢挚生平见《元诗选》三集小传，及李修生《卢挚年谱》。

[xxvii] 参见牛师贵琥《金代文学编年史》第796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xxviii] 郭昂生平参见《元史》卷一百六十五本传。

[xxix] 萧启庆《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收入《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作者简介：张建伟，男，1973年生，山西太原人。2005年首都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到山西大学文学院任教，2010年晋升副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金元文学研究。主持、参与省部级项目多项，出版《阮籍研究》《元代北方文学家族研究》《女真政权下的文学研究》等著作，参编《全元诗》《全元词》《金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等书。在《国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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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伟：河北汉人世侯与元初文学②

原创： 京畿学堂 京畿学堂 8月31日

三、汉人世侯的文学创作

三、汉人世侯的文学创作

河北汉人世侯很多成员都有诗歌与元曲创作，真定史氏与顺天张氏两个家族有诗词曲存世的不只一人，称得上是文学家族。

藁城董氏较为突出的是董文用。董文用（1224-1297），字彦才，号野庄，董俊第三子。他在兄长文炳的教育下，学问早成，弱冠试词赋中选，仕至御史中丞、大司农、翰林学士承旨，曾与修世祖实录[i]。董文用今存诗三首，即《送李两山奉使安南二首》、《送萧郎中方厓奉使安南》（《安南志略》卷十七）。

李两山，即李思衍，字昌翁，号两山，余干（今属江西）人。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一月，以礼部侍郎充国信使，与万奴同使安南，奉世祖诏，谕陈日烜亲身入朝，否则必再加兵[ii]。董文用赠别诗其一颂扬李思衍“老臣一语百蛮通”，其二曰：“好持一卷《交州稿》”[11](P404)，是勉励李思衍出使途中别忘记作诗纪行，这也是当时之风潮。萧郎中方厓，为萧泰登（1266-1303），字则平，号方厓，太和（今属安徽）人。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成宗遣礼部侍郎李衎、兵部郎中萧泰登出使安南[iii]。董文用作诗送别，称赞萧泰登礼貌雍容，“文学语言当此举，宰相见之皆悦从”[11](P407)，预测他此行一定会马到成功，使得安南朝拜元朝。

整个元代，安南与元朝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出使安南成为当时政坛的大事，不但使者撰写了大量安南纪行诗，送行的文士也有很多诗作[iv]。董文用仅存的诗作全和此有关，体现出元诗的特色。

真定史氏史天泽能诗，今仅存一首，即《元诗选》癸集乙收录的《巡历太康》，太康，今属河南省周口市，金代为开封府属县，元代属汴梁路。“巡历”太康很可能发生在史天泽为河南经略使期间，即蒙哥汗二年至八年期间（（1252-1258年）。史天泽治理河南取得很大成功，不仅恢复了秩序和繁荣，而且为蒙古进攻襄樊提供了保障[v]。《巡历太康》曰：“奉使孤城驻马蹄，霜风冽冽战旌旗。一钩薄暮天边月，照见禽荒旧地基。”[12](P148)诗描绘了史天泽风尘仆仆巡视河南，经过太康时看到的景象。孤城、霜风、旌旗、一钩明月、薄暮，这一系列意象勾勒出经历战争之后的荒凉破败之景，禽荒，指迷于畋猎将导致亡国。语本《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13](P157)面对此景，诗人不由得联想到金代亡国的教训。

史天泽还擅长新兴的散曲，他名列《录鬼簿》卷上，还与杂剧演员天然秀之母刘氏有交往[vi]。早期的散曲作家基本上都是由金入元的文人，史天泽家族治理下的真定成为金末元初的文化中心之一，汇聚的文人包括元好问、杨果等人都属早期散曲作家，受这些文人影响，史天泽家族也从事散曲写作。

天泽次子史樟，出身勋贵之家，而作《庄周梦》，看破荣华富贵，宣扬人生如梦，很多人对此表示不解。笔者以为，《庄周梦》是元初残酷政治斗争的产物，反映了蒙哥汗蒙古惯例与忽必烈汉法治国之间的矛盾，以及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治理汉人世侯的举措对真定史氏的影响。杂剧以隐微的方式，透露出元初汉人世侯家族表面的显赫之下所蕴藏的危机，以及他们为保全自身而谨慎小心的处世心态[vii]。

顺天张氏的文学创作集中于张弘范与其子张珪。张弘范“幼尝学于郝公伯常，而友邓公光荐，恒与钜儒、学士、大夫交，故属意文字为甚。”（许从宣《淮阳集》序）[14](P704)他在戎马倥偬之余，不忘作诗填词，今存《淮阳集》一卷，附录诗余一卷，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弘范诗词内容主要包括咏史、述怀、战争、闲适等[viii]。关于张弘范诗歌的风格，元人邓光荐《淮阳集》序认为，张弘范作诗词为“率意吐辞”、“豪快天纵”[14](P705)，绝非一般文人吟诗填词者可比。许从宣序补充说，张弘范既能超越带兵打仗之将领，又不同于拘于诗词格律的普通文人。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张弘范诗词的特色。四库馆臣认为，张弘范诗歌有南宋江湖诗派的意味，杨镰先生指出，张弘范诗歌有着不同风格，除了江湖派，还有北方豪士的特色。《淮阳集》诗歌的江湖派色彩，与邓光荐的指点，甚至润色有关[ix]。

弘范子张珪“读书不尚章句，务求内圣外王之道。”[15](P169)和父亲张弘范类似，他也视诗为为政之余事。《元诗选》二集录其诗七首，《全元诗》又辑得二首。张珪的诗歌多抒情言志，蕴含较深。

顺天张氏不仅男性成员能作诗词，还涌现出了女性诗人。张柔第八女很小就诵读经史诗文，学习作诗，据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三“张女夙慧”记载，她七岁诵读《孝经》《论语》《孟子》班氏《女诫》、郝氏《内则》《内训》、等古代儒家经典，尤其是教育女子的著作班昭《女诫》等。张女成为恪守礼仪的典范，每日还学习作诗和书法。她作诗属对才思敏捷，其诗句不类儿童所为。

真定史氏与顺天张氏以英勇善战和长于治政著名于世，他们于戎马倥偬之际，吟诗作曲，成为元代北方文学家族中的极具特色的一类。

四、汉人世侯文人群体的价值

蒙古灭金历经二十多年，长期的战乱对北方破坏极大，文士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或者被杀，或者沦落为奴，或者流离失所[x]。河北三大世侯积极恢复政治与经济秩序，保护了大量文士，使得文学的发展不至于因易代而断裂。他们不但自身参与文学创作，而且成为文学活动的中心，为元初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汉人世侯文人群体的创作既有传统的诗词，又包括新兴的散曲杂剧，掀开了元代文学的新篇章。

作为文人群体，汉人世侯及其附属文人有何特点与价值呢？

文人群体兴起于西汉，是以诸侯王为中心的。淮南王刘安与其门客既编撰了《淮南子》，同时也创作了辞赋，梁园文人群体以赋作、散文显名于世。东汉时期，朝廷设立的东观和鸿都门学成为文人荟萃之所。汉末建安时期，以曹操父子为中心的邺下文人群体蔚为繁盛。东晋时期，文学活动集中于门阀士族王导、谢安等家族。南朝齐梁之世，形成了竟陵王萧子良，萧衍、萧统父子，萧纲三大文学集团[xi]。

如果从保身并寻求仕途发展的角度看，汉人世侯文人群体接近于邺下文人群体。然而，与以往的文人集团不同的是，这一文人群体的作为反映了金元易代这一特殊时期文人纷繁复杂的内心世界。

经历金元易代，汉族文人对蒙古政权寄予一定的期望，希望能成就一番功业。比如王恽在赠诗中称许董文用建功立业，郭昂赠张弘范诗勉励对方为国立功，董文用送萧泰登出使安南预祝他弘扬元朝声威。同时，汉人世侯文人群体对蒙古政权也有忐忑与焦虑的内心感受。真定史樟之《庄周梦》反映了元初残酷的政治斗争，体现了元初汉人世侯家族在这些斗争中如履薄冰的处境与谨小慎微的心态。实际上，顺天张氏多次遭到皇帝的猜忌与打击就是汉人世侯与蒙古朝廷微妙关系的例证[xii]。从这一点上说，元初汉人世侯文人群体的创作有其独特的价值，是不容忽视和不可取代的。(续完）

[i] 董文用生平见虞集《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道园学古录》卷二十）、《赵国忠穆董公神道碑》（《静轩集》卷五）、《元史》卷一四八等。

[ii] 参见《元史》卷十五《世祖纪》。

[iii] 参见《元史》卷十八《成宗纪》。

[iv] 参见汤开建《元代安南诗辑校》，《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四辑，南方出版社2001年版；拙作《论元代安南纪行诗》，未刊稿。

[v] 参见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收入《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

[vi] 元夏庭之《青楼集》天然秀小传曰：“天然秀姓高氏；行第二，人以‘小二姐’呼之。母刘，尝侍史开府。”

[vii] 参见拙作《史樟<庄周梦>与元初政治》，未刊稿。

[viii] 参见李剑亮《张弘范其人其诗》，《漳州师院学报》1998年第4期。

[ix] 参见杨镰《元诗史》第三章《纵横天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x] 参见《金史》卷一二一《高守约传》、卷一零八《侯挚传》、卷一二六《文艺传》、卷一二四《杨达夫传》、《元史》卷一五八《窦默传》等，及符海朝《元代汉人世侯群体研究》第二章，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xi] 参见阎采平《齐梁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xii] 参见拙著《元代北方文学家族研究》，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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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唐·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元·王恽.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秋涧先生大全文集[M].四部丛刊本初编集部.

[4]元·白朴撰、徐凌云校注.天籁集编年校注[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5]元·王磐.蔡国公神道碑.（雍正）畿辅通志（卷一零七《碑》）[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06册）.

[6]明·宋濂等.董文炳传附董士选传.元史（卷一五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6.

[7]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五）[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4册）.

[8]元·孙存吾.元风雅（后集卷五）[M].四部丛刊本.

[9]元·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二十）[M].四部丛刊本.

[10]元·魏初.青崖集（卷五）[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8册）.

[11][越]黎崱.安南志略（卷十七）[M].（与大汕《海外纪事》同刊）北京：中华书局,2000.

[12]清·顾嗣立、席世臣.元诗选癸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3]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4]元·张弘范.淮阳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1册）.

[15]元·虞集.中书平章政事蔡国张公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十八）[M].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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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民族的起源和迁徙：根据DNA分析，中华民族都是血脉相连

北斗维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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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至少有两种方法可以判断一个民族的来源，一种是通过DNA检测，也就是分子人类学，另外一种就是语言分析（不是文字分析）。通过这两种途径研究中国的各大民族，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各大民族的来源，以及相互之间的亲缘情况。根据这些研究发现，中国的56个民族，大多数都是同宗同源的关系，就算不是同宗同源，也有血缘上的通婚、融合的关系。

一，进入中国最早的游牧、渔猎群体

目前，考古学家普遍把人类的进化分为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古人）和晚期智人（新人）四大阶段。在亚欧大陆发现过大量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遗址，没有能人遗址。大约在10万年前，第四季冰川袭来，这些最早到达亚欧大陆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基本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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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智人是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大约在20万年前在非洲出现，大约在10万年前开始迁徙到全世界。最早从非洲迁徙而出的是一群黑种人，他们主要被分为矮黑人（尼格利陀人）和棕色人种。矮黑人的Y染色体（父系遗传基因）被标记为D，他们虽然在肤色上和非洲黑人相似，但是血缘上差距太远。棕色人种的Y染色体标记为C，其肤色比矮黑人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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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的迁徙路线

大约在5万年前，第四季冰川开始融化，亚欧大陆内部的气候开始上升，于是人类开始进入亚欧大陆内部。曾经矮黑人和棕色人广泛分布于亚欧大陆，只是后来因为黄种人的到来发生了改变。黄种人在东亚发明了农业，导致了人口剧增，他们占领了整个农耕区。而棕色人种和矮黑人则保留在了游牧地区和渔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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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目前的分布范围

根据DNA检测发现，棕色人种是中国古代东北民族的主要基因来源之一。如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蒙古族的C型比例高达55%以上，甚至到达了65%，满族为45%。这些民族被总的称为“通古斯人”。大兴安岭一带是中国古达游牧民族的起源地之一，鲜卑、蒙古、契丹都是起源于此。受到古代游牧民族西迁的影响，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的C型比例也很高，如哈萨克族高达45%，乌孜别克族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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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族拓跋氏迁徙路线

矮黑人的D型基因主要保存在西南地区，这里的古代原始森林密布，使得他们能够生存下来。中国古代氐族、白马族就是这个群体。藏族的D型高达58%，土家族、彝族、瑶族、景颇族、苗族的D型比例也能够达到30%以上，汉族人也有一定比例。中国境内的矮黑人种和后来的黄种人长期融合，因此基本改变了过去的形态。目前亚洲D型基因比例最高的是安达曼人，达到了100%，说白了就是纯的矮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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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从非洲走出的是浅色人种，所谓浅色就是肤色不黑。到达了西亚、南亚一带后，浅色人种分化为了白种人和黄种人。白种人最发展壮大的一支为印欧语族，其Y染色体为R。印欧有一支向东进入了中亚东欧一带，形成了斯拉夫族和阿尔泰语民族（吐火罗人），成为中国西北游牧民族的主要起源。哈萨克族、阿尔泰族（50%）、吉尔吉斯族（70%）、维吾尔族（38%）、乌兹别克族（70%左右）都有较高的印欧人R型比例。回族的基因有大量的白种人比例，其中阿拉伯基因占8%、西欧基因占据12%，阿尔泰基因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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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藏同源

在C、D型到达东亚大陆之后不久，黄种人的主流支系就穿过了南亚、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取代了中国大陆，他们的Y染色体为O。滇缅地区是黄种人的分化地区，主要分为了两大类别。留在东南亚和进入中国东南地区的为沿海支，进入云南深入内陆地区的为内陆支。Y染色体分别是O1和O2（以前称为划分为了O3，由于O1和O2合并为了，就变为了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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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的民族迁徙线路

在中国发现最早的晚期智人遗址是柳江人和丽江人等，都位于西南地区，都有十分明显的黄种人特征。进入了云贵高原的民族被称为“百濮”民族，包含云贵地区的众多民族，如独龙族、彝族、景颇族、纳西族、傈僳族、白族、哈尼族、拉祜族、普米族、怒族、阿昌族。在语言上，这些民族都属于汉藏语系。汉藏语系包含了457种语言，是世界第二大语系，内部主要分为汉语、藏缅语族，藏缅语族又包含了彝语、缅甸语、藏语、曼尼普尔语、羌语、嘉绒语等。在这些民族中，独龙族的O2比例几乎达到了100%，彝族为29%，苗族40%、藏族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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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缅语族分布

百濮民族有一支进入了青藏高原边缘北上，形成了古羌族。古羌族后来又发展到了甘肃、青海、陕西一带，被称为西戎、北狄、义渠等，其中一支进入了青藏高原内部和原来的矮黑人融合，形成了藏族。另外一支进入了渭河流域，成为了华夏族的祖先。由于华夏族在渭河流域发明了农业，由此人口迅速增加，不但发展壮大。后来华夏族从渭河流域发展到了黄河下游，秦汉时期又大规模进入了长江流域，发展成为了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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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在羌族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如藏族就以羊为图腾。《说文解字》对羌的解释是：“西戎牧羊人也”。《山海经·西山经》中对羌族的羊图腾有记载：“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华夏族是姜姓和姬姓融合而来。《山海经》记载了许多北狄、西戎都是姬姓，这说明了古羌族和华夏族之间的同源关系。古代也有许多史料记载大禹就是西羌人，如《新语·术事》云：“大禹出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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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苗瑶民族和百越民族

百濮民族的另外一支没有沿着青藏高原北上，而是沿着长江流域前进，形成了苗蛮集团，基因为O2-M7。他们在上古时代被称为“三苗”，“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在尧舜禹时代在丹江一带和华夏族多次发生战争。到了周朝发展成为了荆楚。根据文字学研究，古代的苗也就是“蛮”，因此楚国也自称为“蛮”。楚王曾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现在的苗族、瑶族就属于这个支系，目前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其中大部分位于贵州省。在语言上，属于苗瑶语族。该语族和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具有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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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支是黄种人是沿海支系，Y染色体为O1。之所以分布着沿海地区，是因为长期从事于渔猎。中国古代称为百越族。百越的分布遍布了珠江流域和长江中下游，以及海南岛和台湾岛。《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百越按照地理的分布又可以分为于越（苏浙）、闽越（福建）、扬越（江淮）、南越（两广）、西瓯（广西西部）、骆越（越南北部）等。著名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就是古代越人创造的。在春秋时期曾经建立了强大的越国，一度称霸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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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越族

目前，中国依然有许多的百越民族，他们主要分布在珠江流域，如壮族、布依族、水族、侗族、傣族等。在语言上分析，就是壮侗语族，包括壮语、侗语、水语、仫佬语、毛南语、拉珈语、佯僙语、莫语、黎语、仡佬语、布依语、泰语等。位于台湾的高山族也属于百越民族，其基因中的O1高达60%以上。但是他们却创造了南岛语，在太平洋中流传十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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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侗语族分布

结语

根据分子人类学的分析，地球上较大的民族都不会是血缘纯的民族，血缘较纯的民族，主要分布在相对隔绝的地区，如安达曼群岛、滇缅的森林以及澳大利亚等地。中国各大民族之间都有相互融合的局面，如汉族就是华夏族和东夷、百越、苗蛮、北狄、西戎、鲜卑等融合而来，目前汉族的O3比例也才70%左右。其他的民族之间也是相互融合的关系，因此说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连的大家庭，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中国各民族的起源和迁徙：根据DNA分析，中华民族都是血脉相连

张柔重建保州城

直隶印象 2016-03-21

保定是尧帝的故乡，春秋、战国时期，燕、中山就在境内建都，具有三千多年历史，保定之名，寓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宋淳化三年(992)李继宣知保州，筑城关，浚外濠，葺营舍，疏一亩泉河，造船运粮，保州始成都市。因处于宋辽边界，宋、辽多次在这一带发生战争。金代末年，保州城在战乱中成为废墟。

蒙古太祖二十二年(1227)，张柔主持重建保州城池，重新划市井，定民居，建衙署，筑寺庙，造园林，修筑土城墙，疏浚护城河，入鸡距泉河水入城，既起到防御作用，又改善了城中水质，并利用水能在城外建水力石磨，奠定了保定城的基础。新建的保州城，成为京师门户，燕南大都会。

张柔降蒙 屡立战功

张柔(1190—1268)，字德刚，汉族，今我市定兴县（时易州定兴）人。金末在当地组织地方武装，金政府任其为经略使。后降蒙古，不仅在灭金中屡立战功，其部后又成为灭南宋的主要武装势力，是蒙古三大汉族武装势力之一，为元统一中国立下赫赫战功，历任荣禄大夫，河北东西路都元帅，昭毅大将军。元世祖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晋封蔡国公。

张柔的一生可谓充满传奇色彩。

据《元史•张柔传》记载，张柔“少倜傥不羁，读书略通大义，工骑射，尚气节，喜游侠”。1211年蒙古代金后，特别是1214年五月金帝自中都（今北京）南迁汴京（今河南开封）后，河北在战乱中盗寇蜂起，张柔聚族党数千家，结集在西山东流寨，选壮士进行自卫，从此形成一股远近闻名的地方势力。

金朝为了抵御蒙古，竭力笼络河北地方武装。金中都经略使苗道润先授张柔为定兴令，后升他为清州防御使，再遥领永定军节度使，又兼雄州管内观察使，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

蒙古大军进入紫荆关后，张柔率军迎战于狼牙岭（今易县狼牙山一带），因马失前蹄被俘，遂后投降。成吉思汗见张柔是一员不可多得的骁将，便复其旧职。很快，归降后的张柔作为蒙古的部将，攻下易州（今易县）、安州（今安新）、保州（今保定市）、雄州（今雄县）。并随蒙古大军南下，荡金灭宋，立下奇功。

张柔不仅军事上战功卓著，在治理驻地经济秩序、发展文化教育、城市建设等方面也颇有见地，卓有成效。

1213年蒙古军攻陷保州（今保定）后，大肆烧杀抢掠，屠城三日，将整个保州城夷为废墟。至1227年，驻守满城的张柔因地域狭窄，便移师保州。此时的保州已荒芜了十五年之久，到处一派凄凉悲楚，张柔以极大的决心和魄力在废墟上重建保州城，“画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入城，疏沟渠以泄卑湿，通商惠工，遂致殷富，建庙学于城东南，增其旧制”。通过几年的努力，使保州成为燕南一大都会。因此，张柔在保定城建史上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张柔于至元三年（1268）年去世，葬于满城县西北7.5公里岗头村月明山下，其子张弘范、张弘规也葬于此。

保定新城 功能齐全

据《顺天府营建记》（元•元好问）记载，驻守保州期间，在城池建设上，张柔修复和新建了坊十、桥十、楼四、水门二、庙学一、佛宇十五、道院十一、神祠四，以及酒馆、乐棚、园囿等众多。他网罗众多江南艺人，修造了四座园林，可惜在其后的60多年保定发生了一起大地震。其中三林俱毁，仅有一座因池水较深没有完全毁坏，后经过明清几代数次修建，始有今日之规模，这就是现今的古莲池。更有著名的大悲阁（今大慈阁）也是张柔的得意之作，已成为古城保定的标志性古建筑。

<顺天府营建记>-张柔与保定

2014-04-28 22:31阅读：254

《顺天府营建记》--元好问

清苑置于隋开皇末，历唐、五代，为鄚酬属县。宋境与辽接，故改为保塞，重兵所宿，常倍高阳诸戍。金朝既都燕，升县为州，州仍以保名，县则复清苑之号，且置顺天，节度一军。太行诸山，东走辽、碣，盘礴偃蹇，挟大川以入于海；而州居襟抱之下，壁垒崇峻，民物繁伙，辇毂而南，最为雄镇。贞祐初，中夏受兵，遂例有覆隍之变。今万户张侯德刚之起定兴也，初保西山之东流埚隶经略苗公；絫功至永定军节度使、权元帅右都监。及苗公为其副贾瑀所害，侯慷慨愤发，期必报瑀。会麾下何伯祥献苗公符节，即推侯为长。事闻，兴定戊寅五月以侯留守中都、行元帅府事。国兵由紫荆而下，侯率所部陈于狼牙岭、马跌、为所执。大帅以侯肮脏无所屈，义而释之，且复旧职。侯招降旁郡，威信并著，遂下雄、易、安、保诸州，留戍满城。西山豪杰，皆授印号为部曲，兵势大振。满城隘狭，有不能容者；岁丁亥，乃移军顺天，以遏信安行剽之党。时顺天为芜城者十五年矣。侯起堂，使宅之故基，将留居之，随为水军所焚。侯曰：“盗所以来，揣我无固志耳。堂复成，吾且不归矣！”于是立前锋、左、右、中翼四营，以安战士；置行幕荒秽中，披荆棘、拾瓦砾，力以营建为事。适衣冠北渡，得大名毛居节正卿，知其材干强敏，足任倚办，署为幕府计议官、兼领众役。侯心计手授，具有成算。正卿悦于见知，劳不言倦。底蕴既展，百废具兴。承平时州民以井泉碱卤、不可饮食为病。满城之东有南北泉，南曰“鸡距”，以形似言；北曰“一亩” ，以轮广言。宋十八塘泺发源于此。二泉合流由城外濠出，为减水口。侯顾而叹曰：“水限吾州跬步闲耳！奇货可居，乃弃之空虚无用之地。吾能指使之，则井泉有甘洌之变，沟浍流恶、又余波之所及也。”乃度地之势，作为新渠；凿西城以入水，水循市东行，由古清苑几百举武而北，别为东流；垂及东城，又折而西，双流交贯，由北水门而出。水之占城中者什之四。渊舒徐，青绿弥望，为柳塘、为西溪、为南湖、为北潭、为云锦 。□当夏秋之交，荷芰如绣，水禽容与，飞鸣下上，若与游人共乐而不能去。舟行其中，投网可以得鱼。风雨鞍马闲，令人渺焉有吴儿洲渚之想。由是营守备。以甲乙次第之，则为北衙、为南宅。宅侯所居，工材皆不资于官，役夫则以南征生口为之；至别第悉然。为南楼，因保塞故堞而为之，位置高敞，可以尽一州之胜。西望郎山，如见吴岳于汧水之上；青壁千仞，颜行而前，肩骈指比，历历可数，浓淡覆露，变态百出；信为燕、赵之奇观也。为驿舍，为将佐诸第，为经历司，为仓库，为刍蒿场，为商税务，为祗供所，为药局，为传舍暖室，为马院。市陌纡曲者，侯所甚恶，必裁正之。为坊十，增于著者七：曰鸡泉、吴泽、懋迁、归厚、循理、迁善、由义、富民、归义、兴文。为桥十，而起楼者四：西曰来青，北曰浮空，南曰薰风，东曰分潮。为水门二：西曰通津，北曰朝宗。为谯楼四：北曰拱极，南曰蠡吾，西曰常山，东曰碣石。为庙学一，增筑堂庑，三倍其初。为佛宇十五：曰栖隐、鸿福、天宁、兴国、志法、洪济、报恩、普济、大云、崇岩、天王、兴福、清安、净土、永宁。大悲阁一。由栖隐而下，创者四而十一复其旧。规制宏丽，初若不经毁者。独大悲出侯新意，尤为殊胜，金碧烂然，高出空际；唯燕中仁王佛坛成于国力，可等而上之耳。为道院十一：曰神霄、天庆、清宁、洞元、玄武、全真、朝元、玄真、清为、朝真、得一。创者九而复其旧者二。为神祠四：曰三皇、岱宗、武安、城隍、为酒馆二：曰浮香、金台。亭榭香水中，为乐棚二。为园囿者四：西曰种香、北曰芳润，南曰雪香，东曰寿春。城内外为水硙者四。水既出朝宗门，又将引蒲水为稻田于西南波，乃合九龙之末流。患其浅漫而不能载舟也，为之十里一门闸，以便往来。每闸所在，亦皆有灌溉之利焉。城居既有定属，即听民筑屋四关，以复州制。近而四郊，周泊千里，完保聚、植桑枣；树艺之事，人有定数，岁有成课，属吏实任其责。揽辔问涂，骎骎乎齐、魏之富矣。庚戌秋七月，予过顺天。左副元帅贾辅良佐授侯经度之事，请记之于石，曰：“始吾城无寸甓尺楹之旧，而吾侯决意立之。民则新造而未集，寇则暂溃而复合。以战以守，日不暇给。自常情度之，不牵于道旁筑舍之惑，则必安于聚庐托处之陋矣。侯仁以继绝，义以立懦，信以一异，智以乘时，技合力并，故能事之颖脱如此。夫立城市，营居室，前人食政见于经、于史、于歌咏、于金石者多；今属笔于子，其有意乎？”予因为言：“自予来河朔，雅闻侯名，人谓其文武志胆，可为当代侯伯之冠。起行阵闲不十五年，取万户侯、金虎符如探囊中物。统城三十，制诏以州为府，别自为一道，并控关、陕、汴、洛、淮、泗之重。将佐乔惟忠孝先而下，赐金银符者十数人。光大震耀，当世莫及。夫佩金紫、秉节钺、书旗常、著钟鼎，古人之所重；奔驰角逐、筋疲力涸有不敢望者，侯则顾盼颦呻而得之！况乎土木之计，力有可成者，岂不游刃恢恢有余地哉？古有之，强可以作气，坚可以立志。唯强也，故能举天下之已废；唯坚也，故能成天下之至难。非侯何以当之？是可书也已。”虽然，端本者必以正其末；谨始者必以善其后。侯，人豪也，顾岂以城恒山、池滹沱、空大茂之林以为楹，尽枹阳之石以为础，然后为快欤？吾意其必以行水之智，移之于利物；作室之志，充之以立政。宽庸调以资恳辟，薄征敛以业单贫；黜功利以厚基本；尊文儒以变风俗；率轻典以致忠爱；崇俭素以养后福。盖公清净之化，寇君爱利之实，于是乎张本。予虽老矣，如获见其成，尚能为侯屡书之。

金末元初重建保州城者何人

太行人家

2017-04-14

岁月有痕，爱意无限——太行人家。

明末，宋濂等撰《元史》载“丁亥（金正大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即1227年）,（柔）移镇保州。保自兵灭（金贞祐元年1213年，蒙古军屠保州）之余，荒废者十五年，盗出没其间。柔画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水入城，疏沟渠，泄卑湿，通商惠工，遂致殷富。迁庙学于城东南，增其旧制（应为蒙古宪宗六年，即1256年，柔子顺天路总管张弘略命苑德移庙学于城东南）。壬辰（金宣宗开兴元年1232年从睿宗（蒙古太祖之子拖雷）伐金。《元史.张柔传》未记重建保州城的具体内容，元好问《顺天府营建记》则述较详。

《顺天府营建记》根据张柔到副帅贾辅口述写成。贾辅是张柔直属部下，把重建保州之绩全部归张柔。还把张柔夫人毛氏亲属毛正卿列为策划者和率工董役者。撰者元好问之妻毛氏与张柔夫人毛氏有亲属关系，故在该记中大加赞颂张柔。张柔夫人毛氏不仅是张府主持者，顺天路的军政要事，贾辅还要请示毛氏。张柔重建保州之事，被张柔墓碑和《元史.张柔传》收录，故后人只知张柔重建保州，而不知真实重建保州的苑德。

《顺天府营建记》虽有为亲者溢美之嫌，却为保州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不仅弥补了宋金保定历史的空白，也真实的纪录了重建保州的内容。复建宋金时期的庙宇，新建庙宇，共30余座，以及新建军政衙署、将帅府邸、桥梁、楼阁、亭榭、园林、酒肆、乐棚等。特别是为张柔四个夫人建的宅院，李夫人之北园芳润园，靖夫人东园寿春园，张弘略、张弘范生母马氏的南园雪香园，毛夫人的西园种香园，悉然为楼，工程浩大。疏浚河道，引泉水入城，水占城中之四，舟行其中，投网可得鱼。引蒲河灌稻田于西南陂，合九龙之末。建涵闸，通舟楫，航通畅通，保州成为燕南一大都会，皆苑德之劳也。

▲靴子型城墙，想象一下它的壮观，如果能保留到今天，那是世界级的遗产。

明、清《保定府志.苑德传》载：苑德，清苑人（今竞秀区苑七里店），刚劲有力。金末，领众十五万归张柔。柔以满城地窄，欲建堡城，命公董其役。诛蓬蒿，平瓦砾，画市井，筑屋宇，不期月告成，柔器之，便宜（行事）。复委公同知顺天军节度使权保州。复命公决旧渠，引鸡距水入保城，居民戴之。该传既表了张柔发令之功，也未淹没苑德重建州城之劳，评价公允。张柔自金兴定二年（1218年）投降蒙古，一直为蒙古王朝卖命在沙场，常年在外领兵作战。蒙古宪宗九年（1259年），他最敬爱的夫人毛氏去世，他仍在江淮战场。未能回保定奔丧。对保州重建，确无暇顾及。

苑德，保州望族出身，故有苑半城之说。为人倜傥豪爽，负有众望。通儒业，好释道，一方名流。青少年时就读于保州。悉知保定地理历史，金代保州城的历史风貌、城市街巷、衙署、庙宇、人物史迹，成为他重建保州城的先决条件，此乃外乡来的张柔、贾辅所不及。

▲保定八景之一的西刹秋涛，投网可得鱼，波光粼粼。

张柔投降蒙古后，因其战绩，被任命为河北东西诸路都元帅，苑德率众归张柔，柔命其重建保州城，乃倾全力建设工程，除顺天府营建记所载工程，将西城址西移，在原城周9里的基础上，扩建为11里，衙署避开繁华区，建在西拓之新区。在新城西大街路北建元帅府、廉访分司、顺天军节度使署（后为顺天路、保定路总管府）。在今裕华西路北侧，永华大街、唐家胡同之间，建同知顺天军节度使署（后为同知顺天路、保定路、后卫顺天府署）。

▲保定八景之一的西刹秋涛，站在石桥上，一片美景。

蒙古太宗九年（1237年），苑德建刘关张合祀的三义庙。十三年（1241年），保州升顺天府，张柔从江淮回保定视事。见庙谓苑德曰：庙无二主，尊无二上，君臣同祀，而王(关羽)侍侧如昔享觐不专，非制也。柔语有难言之隐，因其升任重臣，遭蒙古权臣嫉恨，两次险遭杀害。柔和贾辅、乔维忠维顺天路三巨头，有联姻之谊，恐三义庙有影射之嫌。苑德乃于南湖之右（今关岳行宫址），单独建武安王庙。与此同时，在廉良村南复建廉颇庙。蒙古宪宗六年（1256年，将西大街闹区的文庙和州学迁至清净的南门东马道）。

▲城是我们的城，今天的回望是因为爱的热情。

蒙古太宗十一年（1239年），改顺天军为顺天路。十三年（1241年），升保州为顺天府（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改顺天路为保定路，顺天府并入），苑德任同知顺天路、顺天府尹。蒙古宪宗三年（1253年），苑德敬慕满城抱阳山定惠寺高僧显公之德，遣其至清苑东安宋太祖祖陵皇家寺院资果院任主持僧。苑德为重建保州城，使保州成为冀中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名垂青史。卒后，葬于富昌和小汲店之间。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时，陵墓被平毁。墓碑、石牌坊和石像生亦毁。墓碑建了侯河桥梁，后被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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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列传第四十四

刘秉忠

刘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从释氏，又名子聪，拜官后始更今名。其先瑞州人也，世仕辽，为官族。曾大父仕金，为邢州节度副使，因家焉，故自大父泽而下，遂为邢人。庚辰岁，木华黎取邢州，立都元帅府，以其父润为都统。事定，改署州录事，历巨鹿、内丘两县提领，所至皆有惠爱。秉忠生而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年十三，为质子于帅府。十七，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养其亲。居常郁郁不乐，一日，投笔叹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没为刀笔吏乎！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即弃去，隐武安山中。久之，天宁虚照禅师遣徒招致为僧，以其能文词，使掌书记。后游云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潜邸，海云禅师被召，过云中，闻其博学多材艺，邀与俱行。既入见，应对称旨，屡承顾问。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世祖大爱之，海云南还，秉忠遂留藩邸。后数岁，奔父丧，赐金百两为葬具，仍遣使送至邢州。服除，复被召，奉旨还和林。上书数千百言，其略曰：

典章、礼乐、法度、三纲五常之教，备于尧、舜，三王因之，五霸败之。汉兴以来，至于五代，一千三百余年，由此道者，汉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而玄宗不无疵也。然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天生成吉思皇帝，起一旅，降诸国，不数年而取天下。勤劳忧苦，遗大宝于子孙，庶传万祀，永保无疆之福。

愚闻之曰：“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继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匡周室，以保周天下八百余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千载一时，不可失也。

君之所任，在内莫大乎相，相以领百官，化万民；在外莫大乎将，将以统三军，安四域。内外相济，国之急务，必先之也。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万事之细，非一心之可察。当择开国功臣之子孙，分为京府州郡监守，督责旧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劳力而定也。

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演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宜比旧减半，或三分去一，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业，再行定夺。官无定次，清洁者无以迁，污滥者无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禄仪仗，使家足身贵。有犯于民，设条定罪。威福者君之权，奉命者臣之职。今百官自行威福，进退生杀惟意之从，宜从禁治。

天下之民未闻教化，见在囚人宜从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则犯者自少也。教令既设，则不宜繁，因大朝旧例，增益民间所宜设者十数条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后决，犯死刑者覆奏然后听断，不致刑及无辜。

天子以天下为家，兆民为子，国不足，取于民，民不足，取于国，相须如鱼水。有国家者，置府库，设仓廪，亦为助民；民有身者，营产业，辟田野，亦为资国用也。今宜打算官民所欠债负，若实为应当差发所借，宜依合罕皇帝圣旨，一本一利，官司归还。凡陪偿无名，虚契所负，及还过元本者，并行赦免。

纳粮就远仓，有一废十者，宜从近仓以输为便。当驿路州城，饮食祗待偏重，宜计所费以准差发。关市津梁正税十五分取一，宜从旧制。禁横取，减税法，以利百姓。仓库加耗甚重，宜令权量度均为一法，使锱铢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诈。珍贝金银之所出，淘沙炼石，实不易为，一旦以缠丝缕，饰皮革，涂木石，妆器仗，取一时之华丽，废为尘而无济，甚可惜也，宜从禁治。除帝胄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无职之人不得僣越。今地广民微，赋敛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耨以厚产业？宜差劝农官一员，率天下百姓务农桑，营产业，实国之大益。

古者庠序学校未尝废，今郡县虽有学，并非官置。宜从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兼科举之设，已奉合罕皇帝圣旨，因而言之，易行也。开设学校，宜择开国功臣子孙受教，选达才任用之。

天下莫大于朝省，亲民莫近于县宰。虽朝省有法，县宰宜择，县宰正，民自安矣。关西、河南地广土沃，以军马之所出入，治而未丰。宜设官招抚，不数年民归土辟，以资军马之用，实国之大事。移刺中丞拘榷盐铁诸产、商贾酒醋货殖诸事，以定宣课，虽使从实恢办，不足亦取于民，拖兑不办，已不为轻。奥鲁合蛮奏请于旧额加倍榷之，往往科取民间。科榷并行，民无所措手足。宜从旧例办榷，更或减轻，罢繁碎，止科征，无从献利之徒削民害国。鳏寡孤独废疾者，宜设孤老院，给衣粮以为养。使臣到州郡，宜设馆，不得于官衙民家安下。

孔子为百王师，立万世法，今庙堂虽废，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释奠如旧仪。近代礼乐器具靡散，宜令刷会，征太常旧人教引后学，使器备人存，渐以修之，实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广远，虽成吉思皇帝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阴所祐也。宜访名儒，循旧礼，尊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气，顺时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极于幽明，天下赖一人之庆。

见行辽历，日月交食颇差，闻司天台改成新历，未见施行。宜因新君即位，颁历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时。国灭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甚有励也。

国家广大如天，万中取一，以养天下名士宿儒之无营运产业者，使不致困穷。或有营运产业者，会前圣旨种养应输差税，其余大小杂泛并行蠲免，使自给养，实国家养才励人之大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随其巨细长短，以施规矩绳墨。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盖君子所存者大，不能尽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者狭，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长。尽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

君子不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大开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且蔽天之明者，云雾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说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常选左右谏臣，使讽谕于未形，忖画于至密也。君子之心，一于理义，怀于忠良；小人之心，一于利欲，怀于谗佞。君子得位，有容于小人；小人得势，必排于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孔子曰“远佞人”，又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谓也。

今言利者众，非图以利国害民，实欲残民而自利也。宜将国中人民必用场冶，付各路课税所，以定榷办，其余言利者并行罢去。古者明王不宝远物，所宝惟贤，如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此皆一人之睿知，贤王之辅成也。古者治世均民产业，自废井田为阡陌，后世因之不能复。今穷乏者益损，富盛者增加。宜禁行利之人勿恃官势，居官在位者勿侵民利，商贾与民和好交易，不生擅夺欺罔之害，真国家之利也。

笞箠之制，宜会古酌今，均为一法，使无敢过越。禁私置牢狱，淫民无辜。鞭背之刑宜禁治，以彰爱生之德。立朝省以统百官，分有司以御众事，以至京府州郡亲民之职无不备，纪纲正于上，法度行于下，是故天下不劳而治也。今新君即位之后，可立朝省，以为政本。其余百官，不在员多，惟在得人焉耳。

世祖嘉纳焉。又言：“邢州旧万余户，兵兴以来不满数百，凋坏日甚，得良牧守如真定张耕、洺水刘肃者治之，犹可完复。”朝廷即以耕为邢州安抚使，肃为副使。由是流民复业，升邢为顺德府。

癸丑，从世祖征大理。明年，征云南。每赞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己未，从伐宋，复以云南所言力赞于上，所至全活不可胜计。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问以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旧典，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条列以闻。于是下诏建元纪岁，立中书省、宣抚司。朝廷旧臣、山林遗逸之士，咸见录用，文物粲然一新。

秉忠虽居左右，而犹不改旧服，时人称之为聪书记。至元元年，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忠勤劳绩，宜被褒崇。圣明御极，万物惟新，而秉忠犹仍其野服散号，深所未安，宜正其衣冠，崇以显秩。”帝览奏，即日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诏以翰林侍读学士窦默之女妻之，赐第奉先坊，且以少府宫籍监户给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为己任，事无巨细，凡有关于国家大体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听，帝宠任愈隆。燕闲顾问，辄推荐人物可备器使者，凡所甄拔，后悉为名臣。

初，帝命秉忠相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建城郭于龙冈，三年而毕，名曰开平。继升为上都，而以燕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他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

十一年，扈从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尝筑精舍居之。秋八月，秉忠无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闻惊悼，谓群臣曰：“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闻也。”出内府钱具棺敛，遣礼部侍郎赵秉温护其丧还葬大都。十二年，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

秉忠自幼好学，至老不衰，虽位极人臣，而斋居蔬食，终日淡然，不异平昔。自号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适，其诗萧散闲淡，类其为人。有文集十卷。无子，以弟秉恕子兰璋后。

秉恕字长卿。好读书，年弱冠，受《易》于刘肃，遂明理学。兄秉忠，事世祖，以荐士自任，嫌于私亲，独不及秉恕。左右以闻，召见，遂同侍潜邸。世祖尝赐秉忠白金千两，辞曰：“臣山野鄙人，侥幸遭际，服器悉出尚方，金无所用。”世祖曰：“卿独无亲故遗之邪？”辞不允，乃受而散之。以二百两与秉恕，秉恕曰：“兄勤劳有年，宜蒙兹赏，秉恕无功，可冒恩乎？”终不受。中统元年，擢礼部侍郎、邢州安抚副使。二年，赐金符，迁吏部侍郎。三年，升邢为顺德府，赐金虎符，为顺德安抚使。至元元年，转官法行，改嘉议大夫，历彰德、怀孟、淄莱、顺天、太原五路总管。淄莱府有死囚六人，狱已具。秉恕疑之，详谳得其实，六人赖以不死。他所至，皆有惠政。召除礼部尚书。出为淮西宣慰使，会省宣慰司，历湖州、平阳两路总管。平阳岁荒，民艰食，辄开仓以赈之，全活者众。年六十，卒于官。

元代张柔家民族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2018-01-23 10:36

早在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大元”之前，财政并不宽裕。作为世界最大宗主国的大元皇帝，忽必烈深感无力负担日益沉重的对内对外的珍宝“赏赐”！要知道，元朝的疆域可是一直都到西亚欧洲大陆的，虽然大蒙古国的四个汗国暂时还没有承认忽必烈为大汗，但欧亚大陆的附属国不计其数，每年朝廷都要举办各种名义的大型活动，需要大量的珍宝赏赐给前来祝贺的内外官员和归顺的欧亚贵族。同时，即便是在平时，为了安抚各个民族部落的属国首领，各种赏赐都必不可少。这也是忽必烈决心南征灭金灭宋攫取财富的强大驱动力。

在公元1279年淮阳王、齐国公、太师、镇国上将张弘范奉旨统一中国，完全消灭腐败透顶残害南忠良岳飞的南宋前一年，1278年底，朝廷听取了重臣张柔之子——张弘略氏家族大本营所在的保定顺天府总管张鸿略的建议，决定开办浮梁磁局，在景德镇设御窑烧制瓷器。除了满足朝廷日常用瓷和祭祀礼器之必需品外，御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烧制“赏赐”用瓷。

元代张柔家族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于是制瓷大家族出身的张弘略，即于第二年被朝廷封为“江西宣慰司都元帅府”，元帅府第设在抚州。后经常在景德镇常驻。当时饶州土匪强盗非常猖獗，在景德镇等地经常杀人越货。张弘略当即亲率精兵，将劫匪全部剿灭。从此景德镇始得安宁，四周各地的窑户自此后纷纷落户景德镇。

元代张柔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祖宗张弘略也在平定盗匪后，亲自在景德镇珠山南侧为御窑选好窑址，以张氏家族窑工为班底，正式组建大元御窑。可以说，大元御窑的快速设立并很快建成投入生产，张氏家族功不可没！而家祖张弘略，更是大元官窑的直接创办者。

从至元十六年到至元廿九年这14年间，家祖张弘略一直都是奉旨:浮梁磁局的上级主管，直接对朝廷负责。此后，无论浮梁磁局的官员如何变动，大元景德镇御窑的督造官都一直由张氏家族的人担任。即便是晚期家族惨遭报复，祖宗张珪去世后全家多人被无辜株杀，但御窑仍旧还是在张家的实际控制之中。

建立御窑的时代，也是外贸需求大大增加的时代。不仅仅是西亚欧洲对瓷器的需求日益加大，国内官家富豪的内需也是水涨船高。被张柔父子亲自负责建立起来的元大都等重要城市，已经成为东西方商品的集散地，商业活动十分兴旺。官方与民间的需求不仅推动着景德镇官窑的发展，同时民窑也不断壮大。张氏家族不仅承担着烧造御窑的任务，而且自家开办的私家窑口也都非常红火。

大元御窑的重要的任务，就是烧造宫廷御制器物。忽必烈的御器尽管也是生活类用器如酒具类，但这类器物景德镇民窑的青白瓷、越窑的青瓷等都还不能为宫廷大量提供档次很高的贡品。忽必烈大量需要的，是用来赏赐各个属国首领贵族等人的赏赐品和礼器供器类。这些必须打上大元皇家风格和忽必烈个人意志的器物，民窑口是无法完全承担的。

从至元十五年浮梁磁局建立、至元十六年扫除匪患，选址建窑，至元十七年正式烧造到至元三十年为止的整个忽必烈时代14年间，加上随后元成宗十四年，即公元1280年至1307年共28年，是大元御窑发展早期阶段。御窑烧造的赏赐类器物主要是白瓷、青白瓷类；器型开始也是以蒙古族的金银器为原型的生活类器物，早期阶段的品种还是比较少的。至于青花瓷器，肯定不会是御窑这个时期的重要品种。即便有，也是启蒙阶段。征集，张。壹巴叁，贰陆零伍。叁柒捌叁。但是民窑青花瓷肯定早已经出现，因为早在唐朝，民窑就已经出现青花了，到了大元，应该是早于御窑发展的。这个时期的大元御窑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中晚期的发展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

此后大元御窑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分为中期和晚期两个阶段。从元武宗至大元年即公元1308年到元顺帝于公元1334年，罢免浮梁磁局为止的约26年，是中期官窑阶段。此后从公元1334元统二年到1352至正十二年初共18年，是由张氏家族接管并主导的“非官非民”性质的自由发展阶段。说它非官，是因为朝廷停办，不再拨一分钱反而还要征税；说它非民，是因为张氏家族管理者仍旧还是朝廷命官享有俸禄，还可以继续独享“御土”的开采和使用权，而且这个时期的瓷器品质之高和品种之多是完全与御窑身份相匹配的。

中期阶段御窑随着大元朝的鼎盛也进入了大发展时代.从元成宗开始，蒙古四大汗国才正式承认大元皇帝为蒙古大汗，朝廷瓷器赏赐也开始包括这四大汗国在内。赏赐品种主要还是青白瓷类的酒具。成宗在位的14年间，御窑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但青花瓷这个品种应该还不是主流品种。以烧造成熟的、高档的、大型的青花瓷器为分水岭，把成宗时期划归御窑发展的早期阶段。

元代张柔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景德镇的张家民窑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在忽必烈早期。除了国内外贸易商品瓷，张家民窑开始接受官家的青花瓷订货。这些官家主要是蒙古贵族中深受朝廷重用的色目人，以及西亚欧洲的商人。这些人在宗教审美上都是喜爱蓝色调的青花瓷，所定制的瓷器应该是以小型的生活用具为主，还没有较大型的酒具，如梅瓶玉壶春瓶等。他们自己前来景德镇订货的目的不过是以弥补宫廷赏赐之不足，以及满足西亚欧洲市场的需要。这个时期尽管有市场需求，但产量肯定是极为有限的，纹饰也很简单，青花发色也应该还偏黑偏暗。

到了元成宗这个时期，是元代极为强盛的时期，内外贸易十分繁荣。张氏家族的私家窑口所生产的大量生活用瓷包括青花瓷器，除了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外，还有元大都等地的贸易市场。各种肤色的客户开始穿梭于景德镇。青花早在唐朝就已经烧造成功，但由于没有得到市场的审美认同、国内需求不大，加上青料短缺，长时期遭受冷遇。一直被抑制的青花瓷，开始在元成宗晚期，首先在张家私窑口发展成熟并兴盛起来。

元代张柔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由于中原蒙古色目人及西亚欧洲贵族的钟爱，在元成宗晚期到元武宗四年间，张家民窑口的青花瓷器发展非常迅猛，客户越来越多。那个时候，都是西亚贵族自己带着青料过来订货。由于青料短缺，以至于张家窑口出现不自带青料者不能订货的规矩。后来张家花巨资从西亚订购了一批当地的青料，这种限制订货的情况才得到改变。

张家青花瓷器得声誉越来越高，于是这些西亚贵族便蜂拥而至。张家窑口应接不暇，不断从北方老家调兵遣将前来支援。青花瓷器从仿造蒙古金银器酒具等生活用品开始，逐步过渡到来样定制。器型也由忽必烈时代的小物件，发展到大型酒具等，并在西亚欧洲上层贵族社会流行开来。

这个“青花风暴”很自然地随即就波及到了御窑，朝廷也开始定制青花器物作为赏赐品。有一个重要的家族人物可以帮助界定青花进入官窑的准确时间。搞清楚这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它是青花瓷这个崭新的品种正式进入御窑的历史时刻，同时也是标志着元代青花瓷艺走向成熟的历史时刻。

这个重要的家族人物就是张珪。作为开国元勋的张氏家族，在祖宗张柔之后，第三代还出了个四朝元老——张珪。他就是张弘略之弟、伐宋有功的张柔第九子——著名将领张弘范的独子，他也是元代著名诗人、书法家。这个两袖清风一身正气高风亮节的一代名臣，在张氏家族的传承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家族从远古到清代最为重要的“张氏家族三十灵性人杰”之一。

据家族史记载，祖宗张珪在其父去世后，于忽必烈时代后期就进入朝廷。在元仁宗当政的十年间，作为四朝重臣，前后多次获得皇帝皇后的重赏。最早在元仁宗登基后的第二年，即公元1312年，就获得了美酒及酒具的赏赐。其中就有一批酒具是很成熟高档的青花瓷器，而且还有档次最高的宝石蓝釉器物。这个家族传说，被1964年河北省保定市出土的一处窖藏实物所验证！这也就直接证明了，大元御窑烧造元青花的时间，肯定在在仁宗登基的公元1311年之前、最晚也应该是在元武宗在位的至大年间，青花瓷器在御窑就已经烧造得非常成功了。

由于有张柔家民窑青花的先期成功，御窑就可承接张氏家族民窑口的成熟技术。同样是张家班的御窑，是可以很快就烧造出质量较高的精品青花器物的。再说，御窑如果需要人手，是可以随时再作补充调遣的。所以，青花瓷器在大元御窑的发展就没有所谓的起步阶段。这就如同当年的大唐两朝御窑一样，绝对是在张氏家族民窑基础上一步到位的。只有这样祖宗张珪才能在仁宗即位的第二年，就获得最高档次的青花瓷器的赏赐。与第一次赏赐品不一样的是，后来第二次赏赐品中，青花类器物就出现有“赏赐”铭文。

元代张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结合保定出土窖藏实物来分析判断，把大元御窑正式烧造青花的时间定在公元1310年、元武宗至大三年比较合适。而张家民窑口的青花烧造，至少还要提早到公元1307年元武宗继位的那一年。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些年一直都说——大元时代应用西亚青料烧造的青花瓷器，首先是在张氏家族的民窑口烧造成熟的，时间是元武宗继位的第一年。随后在元武宗至大末年，御窑开始烧造青花。到元仁宗初年，就已经能烧造宝石蓝戗金这类顶级品种了。

因此，如果晚期风格的元青花可以称为“至正型”，那么在元中期阶段就很成熟的元青花风格只能称为“至大型”了。至于“延佑型”之说，还是显得勉强。因为延佑年是从公元1314年开始的，比公元1311年祖宗张珪得到青花器物赏赐的时间，要晚三、四年的时间。

张氏家族有史以来所奉行的“不求荣华富贵，但求天地良心”的古训，自古至今奉行踏实做事、低调为人，总是甘愿默默奉献，把个人与家族的辉煌成就大隐于世。虽然成就了家族的香火，但也因此才有了后世无穷尽的猜测与困惑, 从元仁宗当朝的公元1311年到元顺帝1334年废止浮梁磁局、改由张氏家族正式接手这个23年间，御窑青花赏赐品的发展之快可以说令人瞠目结舌，尤其是元仁宗、英宗在位的13年间，简直不可思议！

元代张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保定窑藏出土 现藏故宫博物馆

从保定窖藏实物来看，仁宗最早赏赐给祖宗张珪的青花器物上，还没有出现“赏赐”二字。不过在7年后的另外一次赏赐中，就有了这种“赏赐”铭文的青花器物，而且还被珍藏传承至今。仁宗当朝只有十年，从历史记载看，祖宗张珪七年后第二次获得美酒和酒具赏赐，而这一次的器物却与前次有巨大得差别！到仁宗晚期那个时候，大元御窑的青花数量也许不会很大，但工艺之高和品种之多，超出了想象！表现在：一是带有“赏赐”铭文的器物远不是单纯的青花器，而是高温青釉开光青花龙纹。“赏赐”铭文也是用青料书写，器型也是之前所未见，新颖别致。

元代张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原历史记载的青花戗金工艺

这件新型器物说明，元仁宗晚期的青花已经和元代铜胎掐丝珐琅工艺结合，产生了青花加掐丝珐琅品种了，无非历史记载叫“青花戗金”。

元代张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元代掐丝珐琅缠枝莲纹鼎式炉，故宫藏

一件造型也是特别与众不同的青花风纹酒具，单从造型上看，元仁宗时代的青花瓷器就已经到了非常高的境界。而青花的发色，却已经从开始的浓艳过渡到淡雅。

元代张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第二个表现就是釉里红品种单独出现了！釉里红发色已经是近乎鲜艳完美。

元代张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在元仁宗十年间，除青花外，宝蓝釉戗金、单色釉、颜色釉加青花开光、釉里红等新品种的快速崛起，为随后十余年御窑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简要地说，这个大发展过后，元朝宫廷开始为争夺皇权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皇室不断移主，不管政局如何动荡，景德镇御窑及民窑青花的发展，却始终控制在张氏家族手中。即便张珪之后朝中再无张氏重臣，但张家毕竟是个超级大家族且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仍然还是有人身居高位，其中就有张盛、张昌、张旭等张柔第四代直系后人，继承保定顺天府世袭职位，张旭还担任朝廷监察史。地方上保定顺天府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

公元1334年元顺帝因为宫廷腐败、财力不支，撤销浮梁磁局后，元代朝廷以感恩张柔以及愧对张珪为由，实则为了应付朝廷的捉襟见肘，把赔钱的御窑变成赚钱的工具，就把御窑全部家当恩赐给了张旭的两个儿子——能书善画的张文进、张武进去独立经营。在提供贡瓷的同时还要征收税赋，从此大元御窑进入晚期非官非民的特殊阶段。从公元1334年至1352年至正十二年初的共18年时间，张氏家族谱写了独立发展大元瓷艺的辉煌篇章。

经营御窑

元惠宗（元顺帝）登基后，于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因财力不支撤销了浮梁磁局，但并未关闭御窑，而是改由享受世袭爵位和朝廷俸禄的张家子弟张文进、张武进等兄弟“承包”御窑、经营贸易瓷器。除了上贡部分朝廷所需用瓷外，还要从内外贸易中收取一定的税赋。所以大元御窑

此后大元御窑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分为中期和晚期两个阶段。从元武宗至大元年即公元1308年到元顺帝于公元1334年，罢免浮梁磁局为止的约26年，是中期官窑阶段。此后从公元1334元统二年到1352至正十二年初共18年，是由张氏家族接管并主导的“非官非民”性质的自由发展阶段。说它非官，是因为朝廷停办，不再拨一分钱反而还要征税；说它非民，是因为张氏家族管理者仍旧还是朝廷命官享有俸禄，还可以继续独享“御土”的开采和使用权，而且这个时期的瓷器品质之高和品种之多是完全与御窑身份相匹配的。

中期阶段御窑随着大元朝的鼎盛也进入了大发展时代.从元成宗开始，蒙古四大汗国才正式承认大元皇帝为蒙古大汗，朝廷瓷器赏赐也开始包括这四大汗国在内。赏赐品种主要还是青白瓷类的酒具。成宗在位的14年间，御窑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但青花瓷这个品种应该还不是主流品种。以烧造成熟的、高档的、大型的青花瓷器为分水岭，把成宗时期划归御窑发展的早期阶段。

元代张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景德镇的张家民窑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在忽必烈早期。除了国内外贸易商品瓷，张家民窑开始接受官家的青花瓷订货。这些官家主要是蒙古贵族中深受朝廷重用的色目人，以及西亚欧洲的商人。这些人在宗教审美上都是喜爱蓝色调的青花瓷，所定制的瓷器应该是以小型的生活用具为主，还没有较大型的酒具，如梅瓶玉壶春瓶等。他们自己前来景德镇订货的目的不过是以弥补宫廷赏赐之不足，以及满足西亚欧洲市场的需要。这个时期尽管有市场需求，但产量肯定是极为有限的，纹饰也很简单，青花发色也应该还偏黑偏暗。

到了元成宗这个时期，是元代极为强盛的时期，内外贸易十分繁荣。张氏家族的私家窑口所生产的大量生活用瓷包括青花瓷器，除了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外，还有元大都等地的贸易市场。各种肤色的客户开始穿梭于景德镇。青花早在唐朝就已经烧造成功，但由于没有得到市场的审美认同、国内需求不大，加上青料短缺，长时期遭受冷遇。一直被抑制的青花瓷，开始在元成宗晚期，首先在张家私窑口发展成熟并兴盛起来。

元代张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由于中原蒙古色目人及西亚欧洲贵族的钟爱，在元成宗晚期到元武宗四年间，张家民窑口的青花瓷器发展非常迅猛，客户越来越多。那个时候，都是西亚贵族自己带着青料过来订货。由于青料短缺，以至于张家窑口出现不自带青料者不能订货的规矩。后来张家花巨资从西亚订购了一批当地的青料，这种限制订货的情况才得到改变。

张家青花瓷器得声誉越来越高，于是这些西亚贵族便蜂拥而至。张家窑口应接不暇，不断从北方老家调兵遣将前来支援。青花瓷器从仿造蒙古金银器酒具等生活用品开始，逐步过渡到来样定制。器型也由忽必烈时代的小物件，发展到大型酒具等，并在西亚欧洲上层贵族社会流行开来。

这个“青花风暴”很自然地随即就波及到了御窑，朝廷也开始定制青花器物作为赏赐品。有一个重要的家族人物可以帮助界定青花进入官窑的准确时间。搞清楚这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它是青花瓷这个崭新的品种正式进入御窑的历史时刻，同时也是标志着元代青花瓷艺走向成熟的历史时刻。

这个重要的家族人物就是张珪。作为开国元勋的张氏家族，在祖宗张柔之后，第三代还出了个四朝元老——张珪。他就是张弘略之弟、伐宋有功的张柔第九子——著名将领张弘范的独子，他也是元代著名诗人、书法家。这个两袖清风一身正气高风亮节的一代名臣，在张氏家族的传承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家族从远古到清代最为重要的“张氏家族三十灵性人杰”之一。

据家族史记载，祖宗张珪在其父去世后，于忽必烈时代后期就进入朝廷。在元仁宗当政的十年间，作为四朝重臣，前后多次获得皇帝皇后的重赏。最早在元仁宗登基后的第二年，即公元1312年，就获得了美酒及酒具的赏赐。其中就有一批酒具是很成熟高档的青花瓷器，而且还有档次最高的宝石蓝釉器物。这个家族传说，被1964年河北省保定市出土的一处窖藏实物所验证！这也就直接证明了，大元御窑烧造元青花的时间，肯定在在仁宗登基的公元1311年之前、最晚也应该是在元武宗在位的至大年间，青花瓷器在御窑就已经烧造得非常成功了。

由于有张家民窑青花的先期成功，御窑就可承接张氏家族民窑口的成熟技术。同样是张家班的御窑，是可以很快就烧造出质量较高的精品青花器物的。再说，御窑如果需要人手，是可以随时再作补充调遣的。所以，青花瓷器在大元御窑的发展就没有所谓的起步阶段。这就如同当年的大唐两朝御窑一样，绝对是在张氏家族民窑基础上一步到位的。只有这样祖宗张珪才能在仁宗即位的第二年，就获得最高档次的青花瓷器的赏赐。与第一次赏赐品不一样的是，后来第二次赏赐品中，青花类器物就出现有“赏赐”铭文。

元代张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结合保定出土窖藏实物来分析判断，把大元御窑正式烧造青花的时间定在公元1310年、元武宗至大三年比较合适。而张家民窑口的青花烧造，至少还要提早到公元1307年元武宗继位的那一年。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些年一直都说——大元时代应用西亚青料烧造的青花瓷器，首先是在张氏家族的民窑口烧造成熟的，时间是元武宗继位的第一年。随后在元武宗至大末年，御窑开始烧造青花。到元仁宗初年，就已经能烧造宝石蓝戗金这类顶级品种了。

因此，如果晚期风格的元青花可以称为“至正型”，那么在元中期阶段就很成熟的元青花风格只能称为“至大型”了。至于“延佑型”之说，还是显得勉强。因为延佑年是从公元1314年开始的，比公元1311年祖宗张珪得到青花器物赏赐的时间，要晚三、四年的时间。

张氏家族有史以来所奉行的“不求荣华富贵，但求天地良心”的古训，自古至今奉行踏实做事、低调为人，总是甘愿默默奉献，把个人与家族的辉煌成就大隐于世。虽然成就了家族的香火，但也因此才有了后世无穷尽的猜测与困惑, 从元仁宗当朝的公元1311年到元顺帝1334年废止浮梁磁局、改由张氏家族正式接手这个23年间，御窑青花赏赐品的发展之快可以说令人瞠目结舌，尤其是元仁宗、英宗在位的13年间，简直不可思议！

元代张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保定窑藏出土 现藏故宫博物馆

从保定窖藏实物来看，仁宗最早赏赐给祖宗张珪的青花器物上，还没有出现“赏赐”二字。不过在7年后的另外一次赏赐中，就有了这种“赏赐”铭文的青花器物，而且还被珍藏传承至今。仁宗当朝只有十年，从历史记载看，祖宗张珪七年后第二次获得美酒和酒具赏赐，而这一次的器物却与前次有巨大得差别！到仁宗晚期那个时候，大元御窑的青花数量也许不会很大，但工艺之高和品种之多，超出了想象！表现在：一是带有“赏赐”铭文的器物远不是单纯的青花器，而是高温青釉开光青花龙纹。“赏赐”铭文也是用青料书写，器型也是之前所未见，新颖别致。

元代张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原历史记载的青花戗金工艺

这件新型器物说明，元仁宗晚期的青花已经和元代铜胎掐丝珐琅工艺结合，产生了青花加掐丝珐琅品种了，无非历史记载叫“青花戗金”。

元代张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元代掐丝珐琅缠枝莲纹鼎式炉，故宫藏

一件造型也是特别与众不同的青花风纹酒具，单从造型上看，元仁宗时代的青花瓷器就已经到了非常高的境界。而青花的发色，却已经从开始的浓艳过渡到淡雅。

元代张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第第二个表现就是釉里红品种单独出现了！釉里红发色已经是近乎鲜艳完美。

元代张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在元仁宗十年间，除青花外，宝蓝釉戗金、单色釉、颜色釉加青花开光、釉里红等新品种的快速崛起，为随后十余年御窑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简要地说，这个大发展过后，元朝宫廷开始为争夺皇权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皇室不断移主，不管政局如何动荡，景德镇御窑及民窑青花的发展，却始终控制在张氏家族手中。即便张珪之后朝中再无张氏重臣，但张家毕竟是个超级大家族且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仍然还是有人身居高位，其中就有张盛、张昌、张旭等张柔第四代直系后人，继承保定顺天府世袭职位，张旭还担任朝廷监察史。地方上保定顺天府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

公元1334年元顺帝因为宫廷腐败、财力不支，撤销浮梁磁局后，元代朝廷以感恩张柔以及愧对张珪为由，实则为了应付朝廷的捉襟见肘，把赔钱的御窑变成赚钱的工具，就把御窑全部家当恩赐给了张旭的两个儿子——能书善画的张文进、张武进去独立经营。在提供贡瓷的同时还要征收税赋，从此大元御窑进入晚期非官非民的特殊阶段。从公元1334年至1352年至正十二年初的共18年时间，张氏家族谱写了独立发展大元瓷艺的辉煌篇章。

经营御窑

元惠宗（元顺帝）登基后，于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因财力不支撤销了浮梁磁局，但并未关闭御窑，而是改由享受世袭爵位和朝廷俸禄的张家子弟张文进、张武进等兄弟“承包”御窑、经营贸易瓷器。除了上贡部分朝廷所需用瓷外，还要从内外贸易中收取一定的税赋。所以大元御窑就变成了非官非民的性质，不过这样一来，张氏家族就完全掌控了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与贸易。而其他民窑口既无实力，也不允许经营这类业务。因为最好的“御土”和西亚青料等贵重原材料都被专控。而且，这种对主要原材料的垄断局面，直到18年后的至正十二年初，张氏家族决定退出御窑经营之时，“御土”专控局面仍然没有被打破，“御土”开采权与使用权始终掌控在朝廷手里直到公元1363年南方失守。短暂的混乱后，“御土”又被朱元璋所控制。其间其它民窑使用“御土”烧造高档青花瓷器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

元代张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所以，从御土专控和西亚青料垄断这两点就可以判断，元代御窑单就青花和釉里红瓷器物，其总产量不会太低。其烧造时间40到45年，前期元朝廷主导的25年间还时烧时停。估计张家平均每年最多烧制2000件左右的成品，总量估计在4-5万件就是上限了。后面张家经营的18年，后面几年还不以青花为主，平均到每年不会就超过700件，总产量也是在13000件上下，整个总量按最乐观估计才3万件。瓷器是极容易被毁损的器物，经过差不多七百年，全世界能够以各种方式珍藏到今天的，充其量元代御窑也不会超过1万件。如果记及其他普通元窑和其他因素，普通元器将会更多，其质量远不如元代御窑，数量也不会低于8万件，这类普通元瓷艺术性较差，收藏升值潜力不会太大。

元代张柔家族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第二个表现就是釉里红品种单独出现了！釉里红发色已经是近乎鲜艳完美。

元代张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在元仁宗十年间，除青花外，宝蓝釉戗金、单色釉、颜色釉加青花开光、釉里红等新品种的快速崛起，为随后十余年御窑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简要地说，这个大发展过后，元朝宫廷开始为争夺皇权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皇室不断移主，不管政局如何动荡，景德镇御窑及民窑青花的发展，却始终控制在张氏家族手中。即便张珪之后朝中再无张氏重臣，但张家毕竟是个超级大家族且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仍然还是有人身居高位，其中就有张盛、张昌、张旭等张柔第四代直系后人，继承保定顺天府世袭职位，张旭还担任朝廷监察史。地方上保定顺天府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

公元1334年元顺帝因为宫廷腐败、财力不支，撤销浮梁磁局后，元代朝廷以感恩张柔以及愧对张珪为由，实则为了应付朝廷的捉襟见肘，把赔钱的御窑变成赚钱的工具，就把御窑全部家当恩赐给了张旭的两个儿子——能书善画的张文进、张武进去独立经营。在提供贡瓷的同时还要征收税赋，从此大元御窑进入晚期非官非民的特殊阶段。从公元1334年至1352年至正十二年初的共18年时间，张氏家族谱写了独立发展大元瓷艺的辉煌篇章。

经营御窑

元惠宗（元顺帝）登基后，于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因财力不支撤销了浮梁磁局，但并未关闭御窑，而是改由享受世袭爵位和朝廷俸禄的张家子弟张文进、张武进等兄弟“承包”御窑、经营贸易瓷器。除了上贡部分朝廷所需用瓷外，还要从内外贸易中收取一定的税赋。所以大元御窑就变成了非官非民的性质，不过这样一来，张氏家族就完全掌控了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与贸易。而其他民窑口既无实力，也不允许经营这类业务。因为最好的“御土”和西亚青料等贵重原材料都被专控。而且，这种对主要原材料的垄断局面，直到18年后的至正十二年初，张氏家族决定退出御窑经营之时，“御土”专控局面仍然没有被打破，“御土”开采权与使用权始终掌控在朝廷手里直到公元1363年南方失守。短暂的混乱后，“御土”又被朱元璋所控制。其间其它民窑使用“御土”烧造高档青花瓷器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

元代张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所以，从御土专控和西亚青料垄断这两点就可以判断，元代御窑单就青花和釉里红瓷器物，其总产量不会太低。其烧造时间40到45年，前期元朝廷主导的25年间还时烧时停。估计张家平均每年最多烧制2000件左右的成品，总量估计在4-5万件就是上限了。后面张家经营的18年，后面几年还不以青花为主，平均到每年不会就超过700件，总产量也是在13000件上下，整个总量按最乐观估计才3万件。瓷器是极容易被毁损的器物，经过差不多七百年，全世界能够以各种方式珍藏到今天的，充其量元代御窑也不会超过1万件。如果记及其他普通元窑和其他因素，普通元器将会更多，其质量远不如元代御窑，数量也不会低于8万件，这类普通元瓷艺术性较差，收藏升值潜力不会太大。

元代张家民窑和元代御窑的关系

张量冠：揭秘元代御窑和元代官窑制造真相

2016-03-31 17:25阅读：124

学习谢谢。村一。若愚谋。

原文地址：张量冠：揭秘元代御窑和元代官窑制造真相

原文作者：曾力

大元御窑建立——元代制瓷业大发展的背景

如同现在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元朝是蒙古人主政，因为他们喜爱用金属器、不喜欢用瓷器，所以元代没有御窑。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与臆想，与对大唐时代重金银器之说如出一辙！这种以偏概全的说法所暴露的并不是对历史简单的无知，而是对整个中华瓷器制造历史以及瓷器在中华古代文明中的“人造天成”的神性涵义缺乏最起码的认知！而这两朝瓷器发展的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不仅空前的发展，而且都达到了各自的历史新高度，都在自己的特色领域里，创造了中华瓷器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篇章！

想想都觉得悲哀，现实中建立在某种错误意识上的历史分析与判断，竟然与真实的历史原貌会南辕北撤，这太不应该了！不仅仅是误导那么简单的事实，充分说明国人长期来的历史观是有很大问题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实事求是多好。可是，要真正做到这点就太难了！导致本来就属于宫廷秘史文化范围的中华御瓷史上的谬论何其多也！

[转载]张量冠：揭秘元代御窑和元代官窑制造真相早在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大元”之前，财政并不宽裕。作为世界最大宗主国的大元皇帝，忽必烈深感无力负担日益沉重的对内对外的珍宝“赏赐”！要知道，元朝的疆域可是一直都到西亚欧洲大陆的，虽然大蒙古国的四个汗国暂时还没有承认忽必烈为大汗，但欧亚大陆的附属国不计其数，每年朝廷都要举办各种名义的大型活动，需要大量的珍宝赏赐给前来祝贺的内外官员和归顺的欧亚贵族。同时，即便是在平时，为了安抚各个民族部落的属国首领，各种赏赐都必不可少。这也是忽必烈决心南征灭金灭宋攫取财富的强大驱动力。

在公元1279年完全消灭南宋的前一年，1278年底，朝廷听取了重臣张柔之子——张氏家族大本营所在的保定顺天府总管张鸿略的建议，决定开办浮梁磁局，在景德镇设御窑烧制瓷器。除了满足朝廷日常用瓷和祭祀礼器之必需品外，御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烧制“赏赐”用瓷。

[转载]张量冠：揭秘元代御窑和元代官窑制造真相

亦凡收藏的元代“古相博陵第”款至正八年青花五彩张氏谨记瓷牌

长39 cm x 宽 31.4 cm

于是制瓷大家族出身的张弘略，即于第二年被朝廷封为“江西宣慰司都元帅府”，元帅府第设在抚州。后经常在景德镇常驻。当时饶州土匪强盗非常猖獗，在景德镇等地经常杀人越货。张弘略当即亲率精兵，将劫匪全部剿灭。从此景德镇始得安宁，四周各地的窑户自此后纷纷落户景德镇。

祖宗张弘略也在平定盗匪后，亲自在景德镇珠山南侧为御窑选好窑址，以张氏家族窑工为班底，正式组建大元御窑。可以说，大元御窑的快速设立并很快建成投入生产，张氏家族功不可没！而家祖张弘略，更是大元官窑的直接创办者。

从至元十六年到至元廿九年这14年间，家祖张弘略一直都是浮梁磁局的上级主管，直接对朝廷负责。此后，无论浮梁磁局的官员如何变动，大元景德镇御窑的督造官都一直由张氏家族的人担任。即便是晚期家族惨遭报复，祖宗张珪去世后全家多人被无辜株杀，但御窑仍旧还是在张家的实际控制之中。这是后话，下篇详述。

建立御窑的时代，也是外贸需求大大增加的时代。不仅仅是西亚欧洲对瓷器的需求日益加大，国内官家富豪的内需也是水涨船高。被张柔父子亲自负责建立起来的元大都等重要城市，已经成为东西方商品的集散地，商业活动十分兴旺。官方与民间的需求不仅推动着景德镇官窑的发展，同时民窑也不断壮大。张氏家族不仅承担着烧造御窑的任务，而且自家开办的私家窑口也都非常红火。

元代御窑发展概况

大元御窑的重要的任务，就是烧造宫廷御制器物。忽必烈的御器尽管也是生活类用器如酒具类，但这类器物景德镇民窑的青白瓷、越窑的青瓷等都还不能为宫廷大量提供档次很高的贡品。忽必烈大量需要的，是用来赏赐各个属国首领贵族等人的赏赐品和礼器供器类。这些必须打上大元皇家风格和忽必烈个人意志的器物，民窑口是无法完全承担的。

从至元十五年浮梁磁局建立、至元十六年扫除匪患，选址建窑，至元十七年正式烧造到至元三十年为止的整个忽必烈时代14年间，加上随后元成宗十四年，即公元1280年至1307年共28年，是大元御窑发展早期阶段。御窑烧造的赏赐类器物主要是白瓷、青白瓷类；器型开始也是以蒙古族的金银器为原型的生活类器物，早期阶段的品种还是比较少的。至于青花瓷器，肯定不会是御窑这个时期的重要品种。即便有，也是启蒙阶段。但是民窑青花瓷肯定早已经出现，因为早在唐朝，民窑就已经出现青花了，到了大元，应该是早于御窑发展的。这个时期的大元御窑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中晚期的发展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

[转载]张量冠：揭秘元代御窑和元代官窑制造真相

探古思幽辑录的各种博陵第品牌

此后大元御窑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分为中期和晚期两个阶段。从元武宗至大元年即公元1308年到元顺帝于公元1334年，罢免浮梁磁局为止的约26年，是中期官窑阶段。此后从公元1334年元统二年到公元1352年至正十二年初共18年，是由张氏家族接管并主导的“非官非民”性质的自由发展阶段。说它非官，是因为朝廷停办，不再拨一分钱反而还要征税；说它非民，是因为张氏家族管理者仍旧还是朝廷命官享有俸禄，还可以继续独享“御土”的开采和使用权，而且这个时期的瓷器品质之高和品种之多是完全与御窑身份相匹配的。

中期阶段御窑随着大元朝的鼎盛也进入了大发展时代.从元成宗开始，蒙古四大汗国才正式承认大元皇帝为蒙古大汗，朝廷瓷器赏赐也开始包括这四大汗国在内。赏赐品种主要还是青白瓷类的酒具。成宗在位的14年间，御窑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但青花瓷这个品种应该还不是主流品种。以烧造成熟的、高档的、大型的青花瓷器为分水岭，把成宗时期划归御窑发展的早期阶段。

景德镇的张家民窑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在忽必烈早期。除了国内外贸易商品瓷，张家民窑开始接受官家的青花瓷订货。这些官家主要是蒙古贵族中深受朝廷重用的色目人，以及西亚欧洲的商人。这些人在宗教审美上都是喜爱蓝色调的青花瓷，所定制的瓷器应该是以小型的生活用具为主，还没有较大型的酒具，如梅瓶玉壶春瓶等。他们自己前来景德镇订货的目的不过是以弥补宫廷赏赐之不足，以及满足西亚欧洲市场的需要。这个时期尽管有市场需求，但产量肯定是极为有限的，纹饰也很简单，青花发色也应该还偏黑偏暗。

据我们家族回忆，到了元成宗这个时期，是元代极为强盛的时期，内外贸易十分繁荣。张氏家族的私家窑口所生产的大量生活用瓷包括青花瓷器，除了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外，还有元大都等地的贸易市场。各种肤色的客户开始穿梭于景德镇。青花早在唐朝就已经烧造成功，但由于没有得到市场的审美认同、国内需求不大，加上青料短缺，长时期遭受冷遇。一直被抑制的青花瓷，开始在元成宗晚期，首先在张家私窑口发展成熟并兴盛起来。

由于中原蒙古色目人及西亚欧洲贵族的钟爱，在元成宗晚期到元武宗四年间，张家民窑口的青花瓷器发展非常迅猛，客户越来越多。那个时候，都是西亚贵族自己带着青料过来订货。由于青料短缺，以至于张家窑口出现不自带青料者不能订货的规矩。后来张家花巨资从西亚订购了一批当地的青料，这种限制订货的情况才得到改变。

张家青花瓷器得声誉越来越高，于是这些西亚贵族便蜂拥而至。张家窑口应接不暇，不断从北方老家调兵遣将前来支援。青花瓷器从仿造蒙古金银器酒具等生活用品开始，逐步过渡到来样定制。器型也由忽必烈时代的小物件，发展到大型酒具等，并在西亚欧洲上层贵族社会流行开来。

这个“青花风暴”很自然地随即就波及到了御窑，朝廷也开始定制青花器物作为赏赐品。有一个重要的家族人物可以帮助我界定青花进入官窑的准确时间。搞清楚这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它是青花瓷这个崭新的品种正式进入御窑的历史时刻，同时也是标志着元代青花瓷艺走向成熟的历史时刻。

这个重要的家族人物就是张珪。作为开国元勋的张氏家族，在祖宗张柔之后，第三代还出了个四朝元老——张珪。他就是张弘略之弟、伐宋有功的张柔第九子——著名将领张弘范的独子，他也是元代著名诗人、书法家。这个两袖清风一身正气高风亮节的一代名臣，在张氏家族的传承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家族从远古到清代最为重要的“张氏家族三十灵性人杰”之一。

据家族史记载，祖宗张珪在其父去世后，于忽必烈时代后期就进入朝廷。在元仁宗当政的十年间，作为四朝重臣，前后多次获得皇帝皇后的重赏。最早在元仁宗登基后的第二年，即公元1312年，就获得了美酒及酒具的赏赐。其中就有一批酒具是很成熟高档的青花瓷器，而且还有档次最高的宝石蓝釉器物。这个家族传说，被1964年河北省保定市出土的一处窖藏实物所验证！这也就直接证明了，大元御窑烧造元青花的时间，肯定在在仁宗登基的公元1311年之前、最晚也应该是在元武宗在位的至大年间，青花瓷器在御窑就已经烧造得非常成功了。

由于有张家民窑青花的先期成功，御窑就可承接张氏家族民窑口的成熟技术。同样是张家班的御窑，是可以很快就烧造出质量较高的精品青花器物的。再说，御窑如果需要人手，是可以随时再作补充调遣的。所以，青花瓷器在大元御窑的发展就没有所谓的起步阶段。这就如同当年的大唐两朝御窑一样，绝对是在张氏家族民窑基础上一步到位的。只有这样祖宗张珪才能在仁宗即位的第二年，就获得最高档次的青花瓷器的赏赐。与第一次赏赐品不一样的是，后来第二次赏赐品中，青花类器物就出现有“赏赐”铭文。

通过家史结合保定出土窖藏实物来分析判断，把大元御窑正式烧造青花的时间定在公元1310年、元武宗至大三年比较合适。而张家民窑口的青花烧造，至少还要提早到公元1307年元武宗继位的那一年。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些年一直都说——大元时代应用西亚青料烧造的青花瓷器，首先是在张氏家族的民窑口烧造成熟的，时间是元武宗继位的第一年。随后在元武宗至大末年，御窑开始烧造青花。到元仁宗初年，就已经能烧造宝石蓝戗金这类顶级品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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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力收藏的元代釉上红绿彩岁寒三友纹玉壶春瓶

因此，如果说，晚期风格的元青花可以称为“至正型”，那么在元中期阶段就很成熟的元青花风格只能称为“至大型”了。至于“延佑型”之说，还是显得勉强。因为延佑年是从公元1314年开始的，比公元1311年祖宗张珪得到青花器物赏赐的时间，要晚三、四年的时间。所以，我认为，“至大型”要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甚至有可能更早而不可能更晚。

因为张氏家族有史以来所奉行的“不求荣华富贵，但求天地良心”的古训，自古至今奉行踏实做事、低调为人，总是甘愿默默奉献，把个人与家族的辉煌成就大隐于世。虽然成就了家族的香火，但也因此才有了后世无穷尽的猜测与困惑！如果把张氏家族的御窑文化史推上前台，很多历史的悬案，都会迎刃而解。这也是我最终做出决定的重要原因。至于有没有人相信，那就不是我的事了。我也不太在意。因为我信奉这样一句神性真理——我说了，我拯救了我自己！

历史往往很多时候绝对出人预料，元代青花瓷器的发展就是这样。按照家族史，从元仁宗时期开始，青花瓷器的发展超乎想象！也许是沉寂得太久了吧，一旦有机会，就来了个彻底的大爆发！

从元仁宗当朝的公元1311年到元顺帝1334年废止浮梁磁局、改由张氏家族正式接手这个23年间，御窑青花赏赐品的发展之快可以说令人瞠目结舌，尤其是元仁宗、英宗在位的13年间，简直不可思议！

从保定窖藏实物来看，仁宗最早赏赐给祖宗张珪的青花器物上，还没有出现“赏赐”二字。不过在7年后的另外一次赏赐中，就有了这种“赏赐”铭文的青花器物，

从保定窖藏实物来看，仁宗最早赏赐给祖宗张珪的青花器物上，还没有出现“赏赐”二字。不过在7年后的另外一次赏赐中，就有了这种“赏赐”铭文的青花器物，而且还被珍藏传承至今。仁宗当朝只有十年，从历史记载看，祖宗张珪七年后第二次获得美酒和酒具赏赐，而这一次的器物却与前次有巨大得差别！到仁宗晚期那个时候，大元御窑的青花数量也许不会很大，但工艺之高和品种之多，超出了想象！表现在：一是带有“赏赐”铭文的器物远不是单纯的青花器，而是高温青釉开光青花龙纹。“赏赐”铭文也是用青料书写，器型也是之前所未见，新颖别致。

这件新型器物说明，元仁宗晚期的青花已经和其它颜色釉结合，产生了单色釉加青花品种了。这同时还说明，高温单色釉这个品种也是在元仁宗时代出现并成熟的。

在这次的赏赐品中，还有一件造型也是特别与众不同的青花风纹酒具，是一件极具西亚伊斯兰风格的弯月兽耳把瓶。以上两种形制至今都不见第二件。单从造型上看，元仁宗时代的青花瓷器就已经到了非常高的境界。而青花的发色，却已经从开始的浓艳过渡到淡雅。

第二个表现就是釉里红品种单独出现了！第一次赏赐器物里就已经有了青花釉里红品种，但釉里红发色还较为暗淡.但到了第二次，釉里红单独出现的时候，其发色已经是近乎鲜艳完美。器型还是酒具类的玉壶春瓶，我曾经在雅昌博客里发过其图片。

第三件是一把釉里红执壶。除了这类大型器物还有小型的青花高足杯、匜等共十余件，和第一次赏赐一样，也有一件珍贵的枢府釉印花玉壶春瓶。这也是家族唯一的一件此类器物，弥足珍贵。但唯独不见青花釉里红器物。家史对此的解释是，因为烧制难度太大，青花釉里红品种在元仁宗时代一直未能得到很大的发展，说不定还停烧了呢！于是釉里红就顺势发展起来。

在元仁宗十年间，除青花外，宝蓝釉戗金、单色釉、颜色釉加青花开光、釉里红等新品种的快速崛起，为随后十余年御窑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至于第一批被窖藏后未能被家族寻获，可能与后来发生在家祖张珪后人身上的那场恶意仇杀有关！知道具体窖藏地点的人死于非命才使得家藏遗失。这种惨痛之事在张氏家族的传承史上远不止这一次，后面还有类似情况发生！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家藏虽然从家族散失了，但能够在几百年后完好无损重见天日，实在是不幸中之万幸了！最重要的是，能够与家史传说相吻合，并成为家史传说的历史证据。尤其是能够在今天为我书写家史作证，就已经发挥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了，兴许这也是家族祖宗的神授天意吧！

简要地说，这个大发展过后，元朝宫廷开始为争夺皇权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皇室不断移主，在位最长的不过五年，最短的只有一个月到八个月。御窑发展一直处于元仁宗时代的规模，青花类仍属亮点之作受到追捧，但品种却再无多少创新。并且还时烧时停，总体停滞不前、基本乏善可陈。因为篇幅所限，就不多说了。

不管政局如何动荡，景德镇御窑及民窑青花的发展，却始终控制在张氏家族手中。即便张珪之后朝中再无张氏重臣，但张家毕竟是个超级大家族且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仍然还是有人身居高位，其中就有张盛、张昌、张旭等张柔第四代直系后人，继承保定顺天府世袭职位，张旭还担任朝廷监察史。地方上保定顺天府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

公元1334年元顺帝因为宫廷腐败、财力不支，撤销浮梁磁局后，元代朝廷以感恩张柔以及愧对张珪为由，实则为了应付朝廷的捉襟见肘，把赔钱的御窑变成赚钱的工具，就把御窑全部家当恩赐给了张旭的两个儿子——能书善画的张文进、张武进去独立经营。在提供贡瓷的同时还要征收税赋，从此大元御窑进入晚期非官非民的特殊阶段。从公元1334年至1352年至正十二年初的共18年时间，张氏家族谱写了独立发展大元瓷艺的辉煌篇章。

经营御窑

元惠宗（元顺帝）登基后，于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因财力不支撤销了浮梁磁局，但并未关闭御窑，而是改由享受世袭爵位和朝廷俸禄的张家子弟张文进、张武进等兄弟“承包”御窑、经营贸易瓷器。除了上贡部分朝廷所需用瓷外，还要从内外贸易中收取一定的税赋。所以大元御窑就变成了非官非民的性质，不过这样一来，张氏家族就完全掌控了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与贸易。而其他民窑口既无实力，也不允许经营这类业务。因为最好的“御土”和西亚青料等贵重原材料都被专控。而且，这种对主要原材料的垄断局面，直到18年后的至正十二年初，张氏家族决定退出御窑经营之时，“御土”专控局面仍然没有被打破，“御土”开采权与使用权始终掌控在朝廷手里直到公元1363年南方失守。短暂的混乱后，“御土”又被朱元璋所控制。其间其它民窑使用“御土”烧造高档青花瓷器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从御土专控和西亚青料垄断这两点就可以判断，元代御窑单就青花和釉里红瓷器物，其总产量是非常有限的。其烧造时间也就40到45年，前期元朝廷主导的25年间还时烧时停。估计平均每年最多烧制50件左右的成品，总量1300来件就是上限了。后面张家经营的18年，后面几年还不以青花为主，平均到每年不会就超过70件，总产量也是在1300件上下，整个总量按最乐观估计才2600件。瓷器是极容易被毁损的器物，经过差不多七百年，全世界能够以各种方式珍藏到今天的，充其量也只在800件左右。即国外300余件，国内馆藏、民间珍藏以及还没被发现的窖藏墓葬共约500件，包括张氏家族传承至今的60余件在内。这个统计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至于有人说什么，民间元青花有几千上万，肯定是别有用心，这个留到后面再说。

[转载]张量冠：揭秘元代御窑和元代官窑制造真相

曾力收藏的元代青花莲池鹳鸟纹玉壶春瓶

自公元1334年到至正十一年底、至正十二年春，共18年间，张文进、张武进兄弟主导了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发展。张氏兄弟上任伊始，就做了两件大事。首先，在家族的民窑口为张家列祖列宗建立了祠堂，堂名仍然沿用燕赵故地张说老祖宗的祠堂名称——博陵第，以表张氏家族自唐以来一脉相承。还在御窑口专为张柔到张珪三代祖先设立了祭奠庙堂，堂名用的是张柔创建的并由张家世袭的保定“顺天府”，以求列祖列宗护佑张家窑火兴旺，十窑九成！

第二件事就是，把张氏家族的窑口进行重新组合，关停一些规模较小的窑口，集中力量办好两处规模较大的大型窑口，一是位于珠山的御窑，二是位于张家祖屋附近某地的“某某某”窑。两个窑口全部使用御土，烧造各类高档瓷器，在满足朝廷所需贡器之后，全部用于国内外贸易，朝廷因此抽取很高的税赋。

此后，御窑主烧纯青花类和朝廷所需的青白瓷类，较小规模的“某某某”窑主烧颜色釉，尤其是釉里红、宝石红青花等色釉青花类。到了青料短缺的晚期，窑变釉是其主要产品。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为什么我用“某某某”窑，不是我不知道具体窑名，而是迫不得已。早在2007年我去北京办展览期间，因为对世道人心不了解，与人交流中，说了一些家族在元代的制瓷情况。其中就有提到这个窑口的名字。没想到的是，后来在新仿元青花瓷器中，有人居然在没搞清是什么字的情况下，仅凭发音就把这个窑名当作款识写在了器物的底部！虽然其中有错别字，但也让我吃惊不小——造假者真是无孔不入！对于仿我展品中的大唐柴窑器型以及清三代器型的，我都没有这么在意过。从此我就在这些个细节上注意留个心眼。以后在合适的时机，我会把家藏中打有这个窑口款识的器物予以公示的。其写法很细致很复杂也很特别，绝对不是现在仿造者能想到的。

经过重组，两大大窑口便按照分工开始运作。从大唐御窑之后便一直厚积薄发的中华御窑家族的子孙们，便开始了走上中华民族御瓷制造史上第二次最伟大的中兴之路！

推陈出新

推陈出新

张氏家族的两兄弟带领族人，在大元御窑的基础上，短短十来年，创烧了很多新的品种，现根据家族传承至今的元代藏品的整理情况，介绍如下——

1、继承御窑首创的卵白釉品种，发展了釉上红绿彩、红绿金彩两个新品种。这也是上贡宫廷的品种之一。

2、继承御窑宝蓝釉戗金品种，发展了宝石蓝釉上红绿彩、红绿金彩两个新品种。进一步创新工艺——宝蓝留白，烧造了宝蓝留白龙、凤，宝蓝留白花卉等最新品种，也是贡品之一。

3、在中华御瓷历史上首创了高温单色玻璃釉宝石红新品种。这种颜色鲜红凝重的高温红釉瓷器，因为原材料难得、烧造难度极大，存世量极为稀少。在此基础上，翠青釉、酱釉、加入了金粉的紫金釉、乌金釉等名贵品种也因应而生。这些金石釉后来被康熙郎窑的仿烧成功，但发色却相隔甚远。只有明永宣朝有所超越。

4、在家族自主创新的宝石红釉上，又创烧了宝石红留白龙、凤，留白花等新品种。

5、把宝石红釉与青花结合，创烧了宝红釉青花、青釉青花、酱釉青花等品种。其中，青釉青花属于继承御窑早期品种，但也从单纯的小开光青花过渡到色釉青花相间的品种。

6、创烧了青花五彩、釉下三彩新品种，发展了停烧多年的青花釉里红品种，还创烧了浮雕刻瓷新工艺。

7、接受西亚客户来样订货烧制了一批青花大盘，还有一批釉里红大盘。其中，直径最大者达到50余公分。同时烧造了青花和釉里红超大件器物。如大罐大瓶等，其中琢器最高达50余公分。

8、继承家族金代时期的窑变釉工艺，创烧了窑变彩加红绿彩新品种。

9、充分利用家族深厚的文化艺术素养，弘扬家族列祖列宗的历史功绩，创造性地把历史典故画片引入到青花及釉里红、青花釉里红及单色釉青花等品种的主体纹饰中，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纹饰搭配之规范，为后世的鉴赏留下了鲜明的时代与家族特征。

10、世世代代能文善武、诗书画艺无不精湛的张氏家族子孙们，还在这个时期，创造性实现了青花及釉里红瓷器的器型，由御窑的酒具为主，向大型陈设器的转变，实现了瓷器由实用器、礼器、供器向艺术陈设品的历史性跨越！可是说这绝对是张氏家族对中华文明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转载]张量冠：揭秘元代御窑和元代官窑制造真相

曾力收藏的元代青花莲鱼纹曲流带盖执壶

上述一些创新品种的烧造，占去了十多年的时间。到最后三、五年的时间，因为西亚青料短缺严重，即便是家祖通过朝廷渠道，也难以为继。于是，张氏兄弟又开始了二次创新——为了彰显家族瓷业的高贵品质，决定不追求数量，改搞家族品牌化小型化生产模式。这个时期，不需要青料的窑变釉品种开始出现大香炉等超大型器物，当然这也跟张氏兄弟的奉释信道，自建庙宇有关。大型供器基本都是为自家佛堂道观而烧的，最后才被保存下来。

可以说，张氏家族始自隋唐时代的“张家造”品牌，以及始自北宋金代的“博陵第”品牌，到了元末张氏兄弟时代，才真正成熟壮大起来。为了节省青料，在继续少量烧造精品青花类高档精品器物的基础上，两大窑口重点打造了青花五彩和窑变釉两个新品种，并在这两大类器物上打上了“博陵第”和“某某某”等款识。

在这个创烧家族品牌的时期，元代的对外贸易已经陷入瘫痪状态，除了少量的维持海上贸易外，陆上外贸已经停止。所以，这类烧造量很少的珍贵名瓷，基本上没有流入海外。除了有收藏嗜好的张氏家族，本着延续窑火为后世留下样品的家族传统，每个式样都必留一件外，其余为数不多、顶多几十件都被国内的官家富豪所购藏。2007年，我在北京还看到了一些窖藏真品面世，和家藏特征完全一样，感觉特别亲切。倍觉遗憾的是，自己没有实力让这些张氏家族的游子回家团聚。当然了，只要有真品现身，马上就有仿品面世，如今这类的新仿品太多了！

因为祖宗张文进到后来健康不佳眼疾加重，加上西亚青料用罄、南方内乱不止、贸易不畅，尤其是朝廷的税负反而是越来越重，等等原因，张氏家族制瓷业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于是在公元1352年即至正十二年春节大团圆过后，张氏兄弟向朝廷修书一封，决定退出御窑经营退休养病！

张氏家族的私窑窑口也缩小规模，专烧档次较低的其它民用品种，以及国产青料器物。但是还留下了定居景德镇的家人为朝廷管护御窑，并在朝廷有命时，少量烧造一些非青花类别的宫廷用瓷。从此，张氏家族在大元时代辉煌的制瓷史宣告结束！

该年春节大团圆之后不久，张文进、张武进兄弟与张家大家庭的骨肉同胞依依惜别，但同时又深情相约——待到下一个政清人和的时代，御窑家族的优秀子孙将再次相聚景德镇！

随后张家大队人马，除了决定留居景德镇两大窑口的和留守御窑的外，其余分别返回抚州、南昌、南京、杭州、泉州等老根据地。其中张文进、张武进兄弟及家人回到抚州张弘略将军府故居。住了一段时间后，为了躲避战乱，又在山里面修建了多座道观庙宇，全家改名换姓，以释道身份隐居山中。他们不仅安然躲过了元末之乱，还帮助安置了很多逃难的人们。不仅免费提供食宿，还在庙堂开办义学。

后来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也在景德镇开办御窑，张氏两兄弟的后人是首批御窑骨干。其中的故事以后在明代篇详细讲述。

首创人物故事纹饰

大元御窑后期出现的历史典故人物画片系列，是张文进、张武进兄弟纯粹为纪念家族自远古以来的列祖列宗而精心创作的。正如我现在根据家族长者口传心授的家史，及丰实的家藏来重写张氏家族御窑史，意义是一样的，都是张氏家族孝子贤孙们传承家族辉煌历史之举。所以每个历史画片背后的时代，都有张氏家族优秀祖先的影子。

例如“鬼谷子出山”是为了纪念鬼谷子、张仪师徒，“萧何追韩信”是为了纪念张良等等。

[转载]张量冠：揭秘元代御窑和元代官窑制造真相

曾力收藏的元代釉里红题诗玉壶春瓶

另外，还有现在的人还没有搞懂原始出处的典故——携琴访友。其实，那是为了纪念张氏家族在远古时代，因善射而得赐张姓后，发现不同长短的弓弦发出高低不同的声响，而发明了乐器——“琴”而出现“携琴”典故的。这个主题不仅有“以琴会友”纹饰，还有“携琴担酒觅知音（知音难觅）”等纹饰的画片。

br> 其它比较著名的有“三顾茅庐”，“汉景帝探细柳营”、“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单骑救主”、“张生与崔莺莺”等，此外更有比较少见的“君臣同乐”、“礼遇贤达”、以及释道人物纹等等。元瓷上面所有的画片全部取材于张氏家族的有关历史人物故事。年代跨度很大，从西周一直到元代。目前，仍有包括“鬼谷子下山”、“三顾茅庐”、“携琴访友”图在内的多件精品传世。特别难得的是，“萧何追韩信”釉里红梅瓶仍被珍藏至今，是家藏中仅有的三件釉里红人物故事纹中的一件，弥足珍贵！

纹饰特征

下面谈谈瓷绘人物故事等纹饰中，几点比较重要的时代特征，及家祖在清末民初仿造元青花的情况。

1、主体纹饰的人物的画法——脸部线条交待很细腻、清楚、脸型宽圆，官员服饰交待清楚，有束腰和束胸两条束带，手指和鞋子的画法交待清楚。

2、主体纹饰的动植物搭配——鸳鸯与莲花相配，鱼与水草相配，互不混搭。

3、辅助纹饰：八宝纹（杂宝纹）——必须画在肩部即主题纹饰的上方，而绝对不会落在最下面。八宝必须位于云头之上，寓意“云托八宝”，是莲托八宝这个经典纹饰中简化而来。这个画法及寓意被明清御窑所继承。

大的方面就谈这些，至于细节表现还很多，以后有机会再详细叙述。

晚清民国仿制

由于元青花纹饰有上述三个主要的时代特征，所以，到了晚清民国的仿制大潮来临时，张氏家族自然也就不会放过利用家藏品的便利条件，来仿造元代青花瓷器。不管市面上把它当作什么时代的东西，反正它绝对是因为有市场，尤其是r本人喜欢，才被仿制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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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推陈出新

张氏家族的两兄弟带领族人，在大元御窑的基础上，短短十来年，创烧了很多新的品种，现根据家族传承至今的元代藏品的整理情况，介绍如下——

1、继承御窑首创的卵白釉品种，发展了釉上红绿彩、红绿金彩两个新品种。这也是上贡宫廷的品种之一。

2、继承御窑宝蓝釉戗金品种，发展了宝石蓝釉上红绿彩、红绿金彩两个新品种。进一步创新工艺——宝蓝留白，烧造了宝蓝留白龙、凤，宝蓝留白花卉等最新品种，也是贡品之一。

3、在中华御瓷历史上首创了高温单色玻璃釉宝石红新品种。这种颜色鲜红凝重的高温红釉瓷器，因为原材料难得、烧造难度极大，存世量极为稀少。在此基础上，翠青釉、酱釉、加入了金粉的紫金釉、乌金釉等名贵品种也因应而生。这些金石釉后来被康熙郎窑的仿烧成功，但发色却相隔甚远。只有明永宣朝有所超越。

4、在家族自主创新的宝石红釉上，又创烧了宝石红留白龙、凤，留白花等新品种。

5、把宝石红釉与青花结合，创烧了宝红釉青花、青釉青花、酱釉青花等品种。其中，青釉青花属于继承御窑早期品种，但也从单纯的小开光青花过渡到色釉青花相间的品种。

6、创烧了青花五彩、釉下三彩新品种，发展了停烧多年的青花釉里红品种，还创烧了浮雕刻瓷新工艺。

7、接受西亚客户来样订货烧制了一批青花大盘，还有一批釉里红大盘。其中，直径最大者达到50余公分。同时烧造了青花和釉里红超大件器物。如大罐大瓶等，其中琢器最高达50余公分。

8、继承家族金代时期的窑变釉工艺，创烧了窑变彩加红绿彩新品种。

9、充分利用家族深厚的文化艺术素养，弘扬家族列祖列宗的历史功绩，创造性地把历史典故画片引入到青花及釉里红、青花釉里红及单色釉青花等品种的主体纹饰中，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纹饰搭配之规范，为后世的鉴赏留下了鲜明的时代与家族特征。

10、世世代代能文善武、诗书画艺无不精湛的张氏家族子孙们，还在这个时期，创造性实现了青花及釉里红瓷器的器型，由御窑的酒具为主，向大型陈设器的转变，实现了瓷器由实用器、礼器、供器向艺术陈设品的历史性跨越！可是说这绝对是张氏家族对中华文明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转载]张量冠：揭秘元代御窑和元代官窑制造真相

曾力收藏的元代青花莲鱼纹曲流带盖执壶

上述一些创新品种的烧造，占去了十多年的时间。到最后三、五年的时间，因为西亚青料短缺严重，即便是家祖通过朝廷渠道，也难以为继。于是，张氏兄弟又开始了二次创新——为了彰显家族瓷业的高贵品质，决定不追求数量，改搞家族品牌化小型化生产模式。这个时期，不需要青料的窑变釉品种开始出现大香炉等超大型器物，当然这也跟张氏兄弟的奉释信道，自建庙宇有关。大型供器基本都是为自家佛堂道观而烧的，最后才被保存下来。

可以说，张氏家族始自隋唐时代的“张家造”品牌，以及始自北宋金代的“博陵第”品牌，到了元末张氏兄弟时代，才真正成熟壮大起来。为了节省青料，在继续少量烧造精品青花类高档精品器物的基础上，两大窑口重点打造了青花五彩和窑变釉两个新品种，并在这两大类器物上打上了“博陵第”和“某某某”等款识。

在这个创烧家族品牌的时期，元代的对外贸易已经陷入瘫痪状态，除了少量的维持海上贸易外，陆上外贸已经停止。所以，这类烧造量很少的珍贵名瓷，基本上没有流入海外。除了有收藏嗜好的张氏家族，本着延续窑火为后世留下样品的家族传统，每个式样都必留一件外，其余为数不多、顶多几十件都被国内的官家富豪所购藏。2007年，我在北京还看到了一些窖藏真品面世，和家藏特征完全一样，感觉特别亲切。倍觉遗憾的是，自己没有实力让这些张氏家族的游子回家团聚。当然了，只要有真品现身，马上就有仿品面世，如今这类的新仿品太多了！

因为祖宗张文进到后来健康不佳眼疾加重，加上西亚青料用罄、南方内乱不止、贸易不畅，尤其是朝廷的税负反而是越来越重，等等原因，张氏家族制瓷业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于是在公元1352年即至正十二年春节大团圆过后，张氏兄弟向朝廷修书一封，决定退出御窑经营退休养病！

张氏家族的私窑窑口也缩小规模，专烧档次较低的其它民用品种，以及国产青料器物。但是还留下了定居景德镇的家人为朝廷管护御窑，并在朝廷有命时，少量烧造一些非青花类别的宫廷用瓷。从此，张氏家族在大元时代辉煌的制瓷史宣告结束！

该年春节大团圆之后不久，张文进、张武进兄弟与张家大家庭的骨肉同胞依依惜别，但同时又深情相约——待到下一个政清人和的时代，御窑家族的优秀子孙将再次相聚景德镇！

随后张家大队人马，除了决定留居景德镇两大窑口的和留守御窑的外，其余分别返回抚州、南昌、南京、杭州、泉州等老根据地。其中张文进、张武进兄弟及家人回到抚州张弘略将军府故居。住了一段时间后，为了躲避战乱，又在山里面修建了多座道观庙宇，全家改名换姓，以释道身份隐居山中。他们不仅安然躲过了元末之乱，还帮助安置了很多逃难的人们。不仅免费提供食宿，还在庙堂开办义学。

后来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也在景德镇开办御窑，张氏两兄弟的后人是首批御窑骨干。其中的故事以后在明代篇详细讲述。

首创人物故事纹饰

大元御窑后期出现的历史典故人物画片系列，是张文进、张武进兄弟纯粹为纪念家族自远古以来的列祖列宗而精心创作的。正如我现在根据家族长者口传心授的家史，及丰实的家藏来重写张氏家族御窑史，意义是一样的，都是张氏家族孝子贤孙们传承家族辉煌历史之举。所以每个历史画片背后的时代，都有张氏家族优秀祖先的影子。

例如“鬼谷子出山”是为了纪念鬼谷子、张仪师徒，“萧何追韩信”是为了纪念张良等等。

[转载]张量冠：揭秘元代御窑和元代官窑制造真相

曾力收藏的元代釉里红题诗玉壶春瓶

另外，还有现在的人还没有搞懂原始出处的典故——携琴访友。其实，那是为了纪念张氏家族在远古时代，因善射而得赐张姓后，发现不同长短的弓弦发出高低不同的声响，而发明了乐器——“琴”而出现“携琴”典故的。这个主题不仅有“以琴会友”纹饰，还有“携琴担酒觅知音（知音难觅）”等纹饰的画片。

br> 其它比较著名的有“三顾茅庐”，“汉景帝探细柳营”、“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单骑救主”、“张生与崔莺莺”等，此外更有比较少见的“君臣同乐”、“礼遇贤达”、以及释道人物纹等等。元瓷上面所有的画片全部取材于张氏家族的有关历史人物故事。年代跨度很大，从西周一直到元代。目前，仍有包括“鬼谷子下山”、“三顾茅庐”、“携琴访友”图在内的多件精品传世。特别难得的是，“萧何追韩信”釉里红梅瓶仍被珍藏至今，是家藏中仅有的三件釉里红人物故事纹中的一件，弥足珍贵！

纹饰特征

下面谈谈瓷绘人物故事等纹饰中，几点比较重要的时代特征，及家祖在清末民初仿造元青花的情况。

1、主体纹饰的人物的画法——脸部线条交待很细腻、清楚、脸型宽圆，官员服饰交待清楚，有束腰和束胸两条束带，手指和鞋子的画法交待清楚。

2、主体纹饰的动植物搭配——鸳鸯与莲花相配，鱼与水草相配，互不混搭。

3、辅助纹饰：八宝纹（杂宝纹）——必须画在肩部即主题纹饰的上方，而绝对不会落在最下面。八宝必须位于云头之上，寓意“云托八宝”，是莲托八宝这个经典纹饰中简化而来。这个画法及寓意被明清御窑所继承。

大的方面就谈这些，至于细节表现还很多，以后有机会再详细叙述。

晚清民国仿制

由于元青花纹饰有上述三个主要的时代特征，所以，到了晚清民国的仿制大潮来临时，张氏家族自然也就不会放过利用家藏品的便利条件，来仿造元代青花瓷器。不管市面上把它当作什么时代的东西，反正它绝对是因为有市场，尤其是日本人喜欢，才被仿制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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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玩圈里有多少人知道张文进这个人？

古钱币收购17778340443 2017-08-16

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四月的一天，张文进从自己的家园——信州路玉山县，走了很远的路，来到婺源的“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的神社，给元帅上贡。

神社里，供奉、朝拜的人川流不息。即便这样，张文进也成功地招引了人们的留意。这是由于他带来的贡物里，有一对十分显眼的青花大瓶。

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一对 高63.8厘米，口径14.3厘米，足径17.5厘米，

这一年不是个安生的年份，张文进想着，年头，台州路、温州路一带就有官老爷的戎行在征讨方国珍；湖南湖北也不和平，总是有人造反；我们都说，信州也快遭殃了。传闻宫里还着了一场大火，烧掉了很多金银财宝。唉……

图：《我国历史地图集•元明卷》

张文进看了看殿中的胡元帅塑像——气势汹汹，拎着一把宝剑，再想到元帅有求必应，心里就安靖了不少。接着，他又把目光又转移到那一对青花大瓶上，默念着大瓶颈部的文字：“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阖家清吉、子女安全。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一只大瓶颈部的文字。两个瓶上的文字略有不同，一为“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一为“至正十一年四月好日子舍”

大瓶尺寸硕大，瓶耳做成象的形状。瓶身上布满纹饰，很是气度：菊花、蕉叶、祥云、牡丹、杂宝……还有一条气势汹汹的大龙——只要四个爪子。

▲象耳及细部纹饰

官府早就千叮万嘱，五爪双角的龙纹为皇帝专用。像我张文进这样的老大众，如果在器物、服装上用了五爪龙，被官府知道，可是杀头的罪行。

▲云龙纹象耳瓶上的龙纹

《元史》中记载双角五爪龙为皇帝专用的图案，有学者据此估测，珠山存在专为元皇室烧造瓷器的窑址。

张文进打量着大瓶，仍是觉得心里有些不舒服：这蓝色和白色，都是不吉祥的色彩，我们汉人家里死人了才用，怎样蒙古人、色目人就那么喜欢呢？最初工匠说要烧这种瓷器，我是很不乐意的。可是工匠又说，现在这种蓝白相间的瓷器最时兴，蒙古亲贵、色目巨贾，个个都爱这种瓷器，三五成群地来订烧。算了，既然富人们都喜欢，那就烧这种色彩吧。

▲伊朗伊斯法罕谢鲁杜阿拉清真寺内部装饰

说到工匠，官老爷还在浮梁（今江西景德镇）设了个瓷局，专门管烧瓷。五六十年前年烧了很多白色的瓷器，那白里略微带点儿青色，像鸭蛋壳一样；二三十年前，俄然就让烧这种画蓝花的瓷器了。

▲元卵白釉印花云龙纹盘，故宫博物院藏

卵白釉的白色中轻轻泛青，恰似鸭蛋壳，故称“卵白釉”

听说其时，还专门请了一批色目工匠来到浮梁，辅导烧造这种新的瓷器。那些人长得可真古怪，个个眼窝深陷，鼻子又尖又大。他们还从外国带来一种特别的彩料，在瓷胎上写写画画。那彩料也真古怪，写上去的时分仍是黑色的，挂上釉一烧就变蓝了，可是蓝色里边，仍是能看出些黑点。

▲蓝色中的黑点是铁的结晶，俗称“铁锈斑”

外国人说这种东西叫什么“苏麻离”，更是怪里怪气，仍是浮梁的工匠给这种彩料起了个姓名，简练明了：青料。

外国工匠用青料在瓷胎上写字画画，不像我们用毛笔，是用一种笔尖很硬的笔。他们的文字也很古怪，弯弯绕绕的，不过他们写得蛮快。总归，他们什么都古怪。

▲景德镇红卫影院工地元代地层出土前期元青花高足碗，碗的口沿部青料写有波斯文。

从文字书写的流通程度以及书法水平估测，书写者知晓波斯语并会写波斯文，受过杰出的教育，能够从侧面证明在元青花烧造初期，曾有波斯工匠来景德镇辅导。

这种蓝白相间的瓷器烧成之后，听说在国外十分畅销。之后还经常有那些高鼻深目的人来浮梁，要求工匠为他们特制瓷器。他们十分喜欢大盘子和大碗，总是要求烧这些。

▲元青地白花凤凰穿斑纹菱口大盘，口径57.5厘米，伊朗国家博物保藏

看过他们吃饭的人说，色目人用这种大盘大碗吃饭，都是围着大盘坐成一圈，盘里满满地堆着饭菜，每个人手里拿着勺子，从大盘中舀饭菜吃。

有个工匠还说，色目人让他烧一件长得像蒙古包一样的瓷器，他听色目人讲了半天，也不知道瓷的蒙古包是用来做什么，但后来仍是给烧了一件。

▲元青花蒙古包形器，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保藏

我们我国的工匠也聪明，看色目人喜欢蓝色，爽性用蓝色把瓷器的地都涂满，留出白色的斑纹。横竖那青料多着呢。但色目人有一条规则是万万不能违反的：瓷器上画花画草，乃至画龙都能够，就是不能画人物。

这些蓝白相间的瓷器烧得多了，工匠就会烧了。当地的大众也逐步习惯了这种配色，工匠们所以开端接私活。青料都是悄悄从瓷局带出来的，由于官府的办理仍是比较松懈——其实办理严格也没关系，总是有方法带青料出来的。私活儿就是轻松，不必画得那么细致了：

▲元青花双系小罐，上海博物保藏

▲元青花人物图玉壶春瓶，1986年江西上饶北门乡东瓦窑村元墓出土

当然，张文进的思绪，最后仍是落在了自己身上：幸而我知道浮梁的工匠，家里还有笔积储，不然就不会知道这种瓷器是热销的高档货；即便知道了，也无法托人给我烧这么大、画工这么好的瓶子！

但是，张文进毕竟仅仅一个生活在乡下的人。他知道青花瓷是畅销货，也知道青花瓷遭到色目人的喜欢，但他不可能想到，在元代，这种青花瓷流布的规模西至非洲，东至日本，北到俄罗斯，南到东南亚。能够说，元代青花瓷在其时，行销于国际的各个旮旯。

▲元青花遗存在全球的出土状况

图自上海博物馆编《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

而到了明代，青花瓷在元代的辉煌逐渐被人忘记。乃至有人以为，青花瓷是明代永乐年间才开端烧造的。明代人曹昭写过一本《格古要论》，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文物判定专著。曹昭说到青花瓷时，十分轻视地说：“近世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

张文进想不到的是，他供奉给胡净一元帅的这对大瓶，会在几百年之后流落到北京的智化寺作为贡器，民国时期，又被不法市侩盗卖出国。

张文进更想不到的是，这对大瓶终究抵达了一个酷爱我国艺术，尤其痴迷于我国陶瓷的英国人——珀西瓦尔•大维德手中。这个英国人在朋友家中偶然看到一件我国瓷瓶，从此开端了他长达40多年的我国陶瓷保藏之路，终究具有了近1700件我国陶瓷藏品。

▲珀西瓦尔•大维德与他的保藏

张文进知道大瓶上写了很多祈福的文字，但他不知道，在几百年后的1929年，会有几个英国人留意到这些文字中的“至正十一年”几个字，据此提出青花瓷出现的时代可能早于明代。

张文进更不会知道，20世纪50时代，有一个名叫J. A. Pope（中文译名波普）的美国人使用大瓶上的“至正十一年”编年，将这对大瓶视作元代青花瓷的规范器，并以这对大瓶的纹饰、工艺特征为绳尺，辨别出了一批保藏在土耳其托布卡比宫和伊朗阿德比尔陵寺的同时期青花瓷器，为我国陶瓷开辟出了一个新的研讨范畴。

▲波普博士关于伊朗阿德比尔陵寺藏我国青花瓷的作品

这种瓷器，也具有了一个简练、嘹亮的姓名——

元青花

早在20世纪五六十时代，就有我国学者留意到国外的研讨成果，提出青花瓷的应该在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曾经就出现了，并从其时故宫博物院的院藏中找出了几件烧造于14世纪的青花瓷器。

1964年，河北保定永华南路小学窖藏出土了六件元青花瓷器，其中的青花釉里红开光镂花大罐，色彩艳丽、立体感强，更加深了人们对元代青花器的知道。

▲保定窖藏出土青花釉里红大罐

1980年，伴随着高安窖藏元代青花瓷的出土，考古文博界掀起了元代青花瓷研讨的热潮。（高安出土元青花的背面，居然有这么多触目惊心的事儿……）元青花研讨，从此成为我国古陶瓷研讨中的“显学”。研讨者们使用全部能够使用的文献资料、出土及保藏器物，以及科技手法，对元青花进行全方位的解读。

2007年，周杰伦的一曲《青花瓷》，让青花瓷真正被广大公众铭记心中。这首歌曲至今传唱不衰，成为“我国风”歌曲的代表。尽管青花瓷最开端是应元代蒙古人和元代色目人的要求烧造，但毋庸置疑，它是由我国工匠制造而成，是我国人献给国际的礼物。

直到今日，国际各地在考古开掘进程中，仍然时有元青花整器以及碎片出土：内蒙古黑水城遗址、肯尼亚东海岸、埃及福斯塔特遗址、日本大友府内城遗址、山东菏泽沉船、江苏镇江京口闸遗址……

高安窖藏出土部分元青花器

山东菏泽沉船出土元代青花鱼藻纹高足碗，左为碗心，右为侧视图

图：王卫丹《沉船遗宝——菏泽古沉船出土元瓷》

现在，在上海博物馆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中，一件元青花瓷盘被陈设在“立异与习惯”部分，反映着公元900—1550年国际艺术、文明和科技的蓬勃发展。展览阐明特别指出：“它们（展品）中的许多如今已是社会文明象征，比方日本武士刀、尼日利亚的肖像雕塑，以及我国的青花瓷。”

▲“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展出的元代青花瓷盘

而关于元代青花瓷的发现和研讨进程，生活在元朝的张文进天然一窍不通。其时专心敬奉胡净一元帅的他不曾意料，自己的姓名会以这种方法撒播千古；其时的他天然也不会料到，正是由于他，由于他订烧的这对青花大瓶，一个绮丽多姿、扣人心弦的元代青花国际，将于六百年之后，在人们面前慢慢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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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林梅村：张弘略墓与定兴窖藏出土元代宫廷酒器——兼论浮梁磁局创烧元青花之年代

中国考古网2019.3.14关注

目前所见元代瓷器中，以河北保定窖藏最为精美，其中包括卵白釉、钴蓝戗金彩、釉里红、青花瓷凡四种。2009年，我们撰文指出这批元代高档瓷器当为元仁宗赐予三朝元老张珪的宫廷酒器，赏赐时间分别为皇庆元年（1312年）和延祐六年（1319年）。由此可见，元青花源于皇家艺术，元朝统治者将蒙古和色目文化与汉地制瓷技术相结合，主导了元青花的创烧。浮梁磁局停烧后，汉地工匠才开始创作中国传统艺术风格的青花瓷。由于文献语焉不详，加之景德镇元代窑址考古不够充分，我们把元青花创烧年代提前到14世纪初颇受质疑。近年景德镇考古新发现，尤其是河北满城张弘略墓出土元代宫廷酒器的刊布，可将元青花创烧年代提前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正如冯先铭指出的，河北定兴县元代窖藏出土青花竹节高足杯亦属于早期元青花。今缀集所见，草拟此文，见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一张弘略墓出土元代宫廷酒器

保定元代窖藏出土青花瓷精美绝伦，而韩国新安至治三年（1323年）沉船未见元青花。故有研究者试图证明保定窖藏瓷器系元代晚期之物。殊不知，河北满城张弘略墓出土青花盘年代更早。据我们考证，这件青花盘实乃至元二十九年元世祖赏赐张弘略的宫廷酒器之一，那么早在1292年浮梁磁局就开始烧造元青花了。由此推算，皇庆元年元仁宗第一次赏赐张珪上尊酒时，景德镇元青花业已烧造了20年之久，完全可能生产出保定窖藏所见精美的元青花。

张弘略是金朝降将张柔第八子，父子二人与太保刘秉忠、波斯建筑师也黑迭儿丁一道，参与过元大都的设计建造。张柔第九子张弘范（张弘略之弟）指挥崖山海战，为元朝统一中国立下汗马功劳。张弘略和张弘规兄弟二人随其父葬于保定市满城区岗头村张柔家族墓地，而张弘范则葬于河北定兴县河内村祖茔。

1998年， 张柔家族墓地遭不法分子盗掘，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随即对两座被盗元墓进行清理发掘，可惜未做测绘记录。从墓志可知，这两座元墓分别为张柔第八子张弘略墓（编号M2）及其夫人花氏墓（编号M3）。2012年6月，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重新勘测了这两座元墓，对随葬器物等做了绘图和文字记录，随即刊布了考古简报。据报道，张弘略墓出土了大批精美瓷器，包括磁州窑、钧窑、景德镇窑、吉州窑及龙泉窑等凡71件高档瓷器，而张弘略夫人花氏墓只发现5件残破的北方窑口瓷器。

2016年，首都博物馆举办“大元三都”文物展，首次向公众展出了这批元代高档瓷器。令人震惊的是，居然有一件元青花托盘。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卷七提到元代出现的新兴酒具。他说：“古人……饮酒用盏，未尝把盏，故无劝盘。今所见定器劝盘，乃古之洗。古人用汤瓶、酒注，不用壶、瓶及有嘴折盂、茶锺台盘。此皆胡人所用者，中国人用者始于元朝，古定官窑，俱无此器。”张弘略墓随葬瓷器中有许多宫廷酒器，为我们探讨13世纪末中国陶瓷手工业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2018年5月，在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任亚珊的热心帮助下，我们实地考察了张柔家族墓地，观摩了保定市文管所库房保存的张弘略墓出土瓷器，并对部分瓷器的化学成分进行了检测。任亚珊是张弘略墓发掘简报的编写者，他确认此墓附近未见其他古墓和晚期文物。这批元代瓷器经科学整理和编号，皆为张弘略墓随藏器物。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年），元朝降将田丰率红巾军占领保定。张弘略墓大概在这时遭到农民起义军的严重破坏，神道石象生全被推倒，石翁仲头部被打掉（图一）。墓中金银器被洗劫一空，随葬的71件瓷器全被打碎。这件元青花盘亦不例外，也被打成碎片，但确为张弘略墓随葬器物无疑，

保定之行重点考察张弘略墓出土青花瓷。这是一件元青花兰草纹折腹盘，圈足沙底，口径14.3、底径5.5、高3.2厘米。盘内和盘底绘单圈青花，盘心和外壁绘兰草纹（图二∶ 1）。盘心图案有点像波斯文，我们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一丹教授和德黑兰大学乌苏吉教授帮助解读，但他们认为其是花草图案而非文字。目前所知景德镇枢府瓷中，有三件卵白釉盘与之相似，其中两件为湖田窑刘家坞遗址发掘品，芒口，圈足沙底，内壁印缠枝菊纹（图二∶ 2、3），现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第三件出自湖田窑何家厂元代堆积，亦为芒口瓷，圈足沙底，口径17.2、足径6.4、高4.9厘米（图一∶ 4），现藏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图二瓷盘

1.张弘略墓出土青花盘2、3.湖田窑刘家坞遗址出土卵白釉芒口盘4.湖田窑何家厂元代堆积出土卵白釉芒口盘

据藏文古籍《汉藏史集》记载，元成宗时期元青花莲纹碗就已传入青藏高原。有一种“被称作扎俄马的碗，里面绘层叠的莲花，碗口绘彩绘纹围绕，是在帝师扎巴俄色时期（1294~1303年）出现的”。扎巴俄色，《元史》作“乞剌思八斡节儿”，世祖末成宗初任帝师。故知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以前元青花缠枝莲纹碗就已传入青藏高原。元代从中东地区引入烧酒工艺，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年）刊刻的《饮膳正要》记载：“阿剌吉酒，味甘辣，大热，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于是品尝烧酒的小酒器在元代应运而生。

关于元人饮酒方式，元人增补《事林广记·把官员盏》曰：“令祗候人将到酒果或肴馔，酒以壶瓶盛之，须荡令热。一人持酒瓶居左，一人持果盘居右，并立主人之后。主人捧台盏于前，以盏令倾酒自先尝看冷暖，却倾些小在盘。再令斟满，则跪而献进，持瓶执果者并跪，把盏者云：‘小人没甚孝顺官人，根底拿一盏淡酒，望官人休怪。’候官员接盏后， 主人则持盘退三步，再跪，待饮尽，起身进前再跪以盘盛盏。如见未尽，再跪告令饮尽，方可接盏，接盏后捧果子者则进而献之。”从书中所附《把官员盏》版画看，元成宗时的青花碗可与定兴窖藏青花盘配套，作为饮烧酒的酒器使用（图三）。

图三元人增补《事林广记·把官员盏》版画局部

张弘略墓青花盘与元代宫廷酒器共出，而忽必烈曾经赏赐张弘略宫廷御酒。《元史·张弘略传》记载：至元“二十九年，见世祖于龙虎台（今北京昌平区南口镇龙虎台村），请曰：‘臣之子玠长矣，愿备宿卫。’从之，且赐以酒曰：‘卿年未老，谢事何为。’ 特命为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元贞二年（实为“元贞元年”，1295年）卒。赠推忠佐理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国、蔡国公，谥忠毅。”元朝皇帝赐酒应包括酒器，那么这件青花盘或为1292年忽必烈赏赐张弘略的宫廷酒器之一。

至元十六年（1279年），张弘范崖山海战攻灭南宋海军，元朝统一中国。《元史·百官志》记载：“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1278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故知南宋灭亡前夕，忽必烈就在距京师数千里之遥的景德镇设浮梁磁局，开始为元朝皇室烧造瓷器。不过，浮梁磁局不像明清御窑厂有专门的窑场。元朝督陶官可能选择景德镇地区条件较好、有一定基础的民窑作为定点窑场，借助民窑场所进行皇家用瓷生产。就目前资料而言，元初最可能成为浮梁磁局窑场的是湖田窑，而湖田刘家坞枢府窑烧造的“玉”字款卵白釉瓷可能是浮梁磁局为玉宸院烧制的第一批瓷器。张弘略墓青花盘与湖田窑卵白釉芒口折腹盘如出一辙，很可能在湖田窑刘家坞枢府窑烧造。

二河北定兴窖藏出土元代宫廷酒器

无独有偶。1972年4月，张弘略老家———河北定兴县南关发现一处元代高档瓷器窖藏，出土了青花高足杯2件，卵白釉折腹碗3件，卵白釉菊纹花口盘1件，青白釉菊纹印花盘1件，龙泉窑刻花盘1件，白釉牡丹纹印花盘1件，钧窑盘2件，卵白釉双凤纹匜1件。

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早就注意到这件青花高足斗笠碗年代久远。1973年，他撰文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河北省定兴县窖藏出土的一件青花梅花纹高足碗，无论器形纹饰和胎釉，均与上述中期晚期者不同。碗的形式是大口尖底，与宋代习见的盏式相同。碗里绘梅花一枝，花上侧绘一弯月，这种月梅纹见之于南宋龙泉窑和吉州窑的碗内；碗下部有高足，足的高度与碗高约略相等，足外凸起弦纹六条，碗和足的胎都很薄，与习见青花高足碗的胎不同。这件高足碗是目前所见出土元青花中唯一属于早期的一件作品。”他还指出：青花瓷起源于元代，景德镇青花的技术来源于吉州窑的釉下彩绘。一种情况是南宋末吉州窑停烧，窑工来到景德镇，另一种可能是永和镇的画工来到景德镇。

这两件元青花高足杯颇有特点，高足皆为竹节状。一件为青花梅月纹高足斗笠杯，口径11.8、底径4.5、高9.5厘米（图四∶ 1），器形与山东济宁出土元卵白釉斗笠形竹节高足杯（口径11.5、高9.5厘米；图四∶ 2）相同。另一件为青花飞凤纹高足杯，杯身为半球形，口径12.2、高9.8厘米，口沿内绘缠枝卷草纹，杯心写有“寿”字青花款（图四∶ 3）。

图四高足杯、碗

1.定兴窖藏出土元青花梅月纹高足斗笠杯2.山东济宁出土元卵白釉斗笠形竹节高足杯3.定兴窖藏出土元青花飞凤纹高足杯4.湖田窑遗址出土卵白釉竹节高足杯5.北京海淀金墓出土景德镇青白釉高足碗6.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元青花龙纹竹节高足杯

北京海淀金墓出土过一件景德镇青白釉高足碗，可能是南宋给金朝的贡品，现为首都博物馆展品（图四∶ 5）。《元史·孛术鲁翀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至元七年（1271年），“帝师（八思巴）至京师，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马郊迎。大臣俯伏进觞，帝师不为动，惟翀（元朝女真大臣）举觞立进曰：‘帝师，释迦之徒，天下僧人师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师也。请各不为礼。’帝师笑而起，举觞卒饮，众为之栗然。”所谓“觞”，即羽殇，本指古代饮酒的耳杯。不过，元代以前就不流行耳杯了，八思巴饮酒所用“殇”当为金银器或景德镇青白瓷高足杯。

海淀金墓青白釉高足杯与定兴窖藏青花飞凤纹高足杯颇为相似，只是高足非竹节状。不过，江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田窑遗址发掘出土两件卵白釉竹节高足杯。一件口沿已残，残高9、足径4.1、足高4.9厘米，杯心印栀子团花，内壁模印四爪云龙纹；另一件素面无纹，口径11.4、足径3.9、足高4.9、通高9.6厘米（图四∶ 4）。这两件枢府瓷高足杯与定兴窖藏的元青花飞凤纹高足杯如出一辙。尽管内蒙古集宁路和江西高安元代晚期窖藏也有竹节高足杯，但是杯身为墩式碗造型，与元代早期斗笠形或半球形竹节高足杯不可同日而语。

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有一件元青花龙纹竹节高足杯，高9.2厘米。耐人寻味的是，这件元青花高足杯为枢府瓷，内壁印有云龙纹和“玉”字款（图四∶ 6）。2012年，香港苏富比秋拍成交的玫茵堂旧藏元青花龙纹竹节高足杯，亦为“玉”字款枢府瓷。如前所述，此类“玉”字款枢府瓷是为玉宸院烧造的。《元史·百官志》记载：“仪凤司，秩正四品。掌乐工、供奉、祭飨之事。至元八年，立玉宸院，置乐长一员，乐副一员，乐判一员。二十年，改置仪凤司，隶宣徽院。置大使、副使各一员，判官三员……大德十一年，改升玉宸乐院，秩从二品。置院使、副使、佥事、同佥、院判。至大四年（1311年），复为仪凤司，秩正三品。”据此，元青花龙纹“玉”字款竹节高足杯当不晚于1311年玉宸乐院复归仪凤司。

如前所述，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以前元青花莲纹碗就已传入青藏高原。据藏文史书《汉藏史集》记载，元青花龙纹高足杯又在元文宗时传入青藏高原，“被称为甲桑玛的碗，有与碗体等长的把柄，碗壁薄，碗口宽，显得清亮，所以为其他人所仿效。这种碗有一些有青龙、花龙作图案，这是本钦甲哇桑布以院使身份主持宣政院衙署时制造的，据说在旺秋尊追以前就停止制造了”。据《元史·文宗纪》记载，至顺元年（1330年）二月，“以西僧加瓦藏卜（即甲哇桑布）、蘸八儿监藏并为乌思藏土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可知甲哇桑布主持宣政院在1330年或稍晚，那么元青花龙纹高足杯当在这时传入青藏高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元青花龙纹“玉”字款高足杯皆为墩式碗造型，年代晚于定兴窖藏出土元青花半球式竹节高足杯。

有元一代，张柔家族堪称保定地区最大的豪门贵族，定兴窖藏出土元代高档瓷器必为张家藏品无疑。《新元史·张珪传》记载：“天历元年（1328年），紫荆关（今河北易县紫荆岭

1328年），紫荆关（今河北易县紫荆岭）败卒南走保定，沿途剽掠，景武（张珪长子）与同知阿里沙率乡民梃毙数百人。参知政事也先捏以兵至保定，执景武兄弟五人，尽杀之，籍其家。诏以珪女归也先捏。”因此，定兴窖藏元青花竹节高足杯与保定窖藏元青花的年代相同，不晚于1328年张珪家族被满门抄斩之际。

三波斯钴料“苏麻离青”如何传入浮梁磁局

据考古调查，元青花所用钴料产自伊朗卡尚（Kāshān）地区钴矿，当地波斯人称Sulaimani（苏来麻尼）。明中叶以前，景德镇烧造青花所用钴料主要从印尼苏门答腊岛转运而来，故称“苏麻离青”或“回回青”。史书对此有明确记载，主要有三条史料。

其一，《明史·外国传》记载：“苏门答剌，在满剌加之西。顺风九昼夜可至……永乐二年遣副使闻良辅、行人甯善赐其酋织金文绮、绒锦、纱罗招徕之。中官尹庆使爪哇，便道复使其国。三年，郑和下西洋，复有赐。和未至，其酋宰奴里阿必丁已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诏封为苏门答剌国王，赐印诰、彩币、袭衣。遂比年入贡，终成祖世不绝。郑和凡三使其国……贡物有宝石、玛瑙、水晶、石青、回回青、善马、犀牛、龙涎香、沉香、速香、木香、丁香、降真香、刀、弓、锡、锁服、胡椒、苏木、硫黄之属。货舶至，贸易称平。”

其二，万历朝王世懋著《窥天外乘》记载：“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

其三，万历朝高濂著《遵生八笺》亦载：“宣窑之青，乃苏浡泥青也，后俱用尽。至成窑时，皆平等青矣。”

近年有学者提出，苏浡泥青是苏门答剌国和南勃利国（今苏门答腊岛北部）出产青料的合称。问题是，苏门答腊岛至今未见钴矿，显然只是转运波斯钴料的贸易口岸，那么元青花钴料又是如何经苏门答腊传入中国的呢？

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蒙古大汗位的关键时刻，伊利大汗旭烈兀支持元世祖忽必烈，故元朝与在波斯立国的伊利汗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十年（1273年）春正月……己卯……诏遣扎术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命诸王阿不合市药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正如张星烺指出的，阿不合即旭烈兀的长子阿八哈（Abaka），至元二年继承伊利大汗位，卒于至元十九年。张先生还认为，“元人在北，海道往波斯尚未通，故由陆道命阿不合自波斯往狮子国市药”。

元世祖显然是在大都（今北京）对阿八哈所遣波斯使团下的诏书，而扎术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随波斯使团到狮子国买药只能走海路。为了提升元朝航海能力，元世祖至元十年三月“辛未，以皇后、皇太子受册宝，诏告天下。刘整请教练水军五六万及于兴元金、洋州（今陕西安康市和洋县）、汴梁（今河南开封）等处造船二千艘，从之”。至元十年，南宋尚未平定，波斯使团无法利用泉州港，他们或许在山东半岛登陆。东晋法显从狮子国归国就是在山东半岛崂山登陆。早在至元九年（1272年），亦黑迷失就开辟了中国北方至印度洋之间的远洋航线，这位元初回鹘名臣有可能与法显采用同一航线。《元史·亦黑迷失传》记载：

亦黑迷失，畏吾儿人也。至元二年，入备宿卫。九年，奉世祖命使海外八罗孛国（南印度东海岸马八儿国）。十一年，偕其国人以珍宝奉表来朝，帝嘉之，赐金虎符。十二年，再使其国，与其国师以名药来献，赏赐甚厚。

至元十三年（1276年），蒲寿庚叛宋降元，泉州才并入元朝版图，此前元朝使臣无法利用泉州港。故陈得芝认为亦黑迷失可能从元朝治下的云南通过安南或缅国出海。刘迎胜则提出，当时元朝船队出海应从山东或苏北港口出发，船上水手也应是北方人。前一说法不能成立。《新元史》记载：“八百媳妇者，夷名景迈（今泰国清迈）。世传其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故名。自古不通中国。世祖中统初，命将征之，不能达而还。”大德五年（1301年），张弘纲奉诏从云南再征八百媳妇，不幸战死沙场，归葬大都城南（今北京永定门外小红门）。可知忽必烈从未打通云南到缅甸之路，亦黑迷失只能从海路去波斯。

众所周知，登州（今蓬莱水城）是元朝对高丽和日本贸易的重要口岸。2005年，蓬莱水城遗址发现三艘元代海船。其中一艘发掘出高丽青瓷，被鉴定为高丽海船。可知元代登州有着发达的造船业和远洋航海能力，至元十一年和至元十八年元军两次渡海征倭就从这里启航。元代高丽名臣李齐贤《上征东省书》曰：“忠烈王之世，世祖（忽必烈）两征日本，王遣金方庆等。修其战舰，每为先锋。”亦黑迷失于至元九年和十二年两次出使印度洋马八儿国显然是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启航。

关于中国与波斯之间的远洋航线，《元史·马八儿等国传》记载：“海外诸蕃国，惟马八儿与俱蓝（今印度西海岸奎隆）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又为马八儿后障，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里。其国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风，约十五日可到……”元代波斯湾有两大海港：一在忽鲁谟斯旧港（今伊朗东南米纳布），属于忽鲁谟斯王国；另一在记施岛（今伊朗基什岛），属于伊利汗国。英国考古学家威廉姆森（Andrew Williamson）博士在基什岛采集到元代磁州窑凤纹大罐残片和德化窑白瓷残片（图五∶左）。前者与北京房山出土元代磁州窑凤纹大罐（图五∶右）的器形和纹样几乎完全相同。阿不合即伊利大汗阿八哈（Abaka），那么“阿不合大王城”当指波斯湾基什岛。

至元十六年二月，南宋灭亡。忽必烈先后派杨庭璧、哈撒儿海牙、亦黑迷失从泉州启航，出使马八儿、狮子和俱蓝等国。《元史·马八儿等国传》记载：

图五基什岛出土元代磁州窑和德化窑瓷片与首都博物馆藏元代磁州窑凤纹大罐

（至元）十六年十二月，遣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招俱蓝（今南印度奎隆）。十七年三月，至其国……十月，授哈撒儿海牙俱蓝国宣慰使，偕庭璧再往招谕。十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山（今斯里兰卡）……四月，至马八儿国新村（今南印度本地治理）马头，登岸……十九年二月，抵俱蓝国。国主及其相马合麻等迎拜玺书。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告愿纳岁币，遣使入觐。会苏木达国（今印尼苏门答腊）亦遣人因俱蓝主乞降，庭璧皆从其请。四月，还至那旺国（今印度尼科巴群岛）。庭璧复说下其主忙昂比。至苏木都剌国（今苏门答腊），国主土汉八的迎使者。庭璧因喻以大意，土汉八的即日纳款称藩，遣其臣哈散、速里蛮二人入朝。

所谓“苏木达国”，即苏木都剌国，两者皆为梵语Samudra（苏门答腊）之音译。苏木都剌国当时臣服于爪哇岛的新柯沙里王朝，故马可·波罗称苏门答腊为“小爪哇岛”，而将爪哇称作“爪哇大岛”。至元十九年（1282年），杨庭璧说服苏木都剌国王派使节与元朝建立友好关系。尽管元青花所用钴料产自伊朗卡尚地区的钴矿，但史书却称作“苏麻离青”（或苏泥麻青、苏勃泥青、苏泥勃青等）。如前所述，其名应当来自苏门答腊，那么景德镇烧造元青花所用钴料很可能是1282年苏木都剌国使臣或商人带到江西景德镇的。

14世纪中叶，满者伯夷国灭爪哇新柯沙里王国，称雄东南亚，《元史》称之为“麻喏巴歇国”。此后，苏木都剌国又臣服于满者伯夷国。近年爪哇海域出水了一个元代龙泉窑青瓷模印双龙纹大盘（图六∶ 1），而满者伯夷首府特鲁乌兰（Trowulan）出土了许多磁州窑瓷片，多来自元代大罐、大坛、大盆、大盘和大碗（图六∶ 3）。中国元代各窑口的瓷片也在特鲁乌兰遗址大量发掘出来。元青花碎片特别多，只有一件元青花双耳壶相对完整（图六∶ 2）。这些元青花绘工精彩，颜色浓艳，系采用典型的苏麻离青进口青料。

图六爪哇、特鲁乌兰出土瓷器

1.爪哇出土元龙泉青瓷大盘2.特鲁乌兰遗址出土元青花双耳壶3.特鲁乌兰遗址出土磁州窑瓷片

《元史·亦黑迷失传》记载：“（至元）二十九年，召入朝，尽献其所有珍异之物。时方议征爪哇，立福建行省，亦黑迷失与史弼、高兴并为平章。诏军事付弼，海道事付亦黑迷失，仍谕之曰：‘汝等至爪哇，当遣使来报。汝等留彼，其余小国即当自服，可遣招徕之。彼若纳款，皆汝等之力也。’军次占城，先遣郝成、刘渊谕降南巫里、速木都剌、不鲁不都、八剌剌诸小国。”所谓“速木都剌”，即印尼苏门答腊岛。此后，苏门答腊成了波斯钴料的重要贸易中心，而元青花钴料则被称作“苏麻离青”。

四结语

综合全文的讨论，我们似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河北满城张弘略墓出土青花折腹盘，以实物材料首次证明元青花的产生不晚于元成宗元贞元年。据我们考证，这件青花折腹盘当为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赏赐张弘略的宫廷酒器之一。

第二，正如冯先铭指出的，河北定兴窖藏出土元青花竹节高足杯亦为早期元青花，其绘画工艺来自吉州窑釉下彩绘画及剪纸贴花技术。值得注意的是，定兴窖藏元青花飞凤纹竹节高足杯与英国艾伯特与维多利亚博物馆藏元青花云龙纹竹节高足杯相似。后者为枢府瓷，内壁模印“玉”字款，年代不晚于至大四年（1311年）玉宸院复归仪凤司。从器形看，元青花龙纹“玉”字款高足杯采用元代中晚期流行的墩式碗造型，年代晚于定兴窖藏出土元青花半球式竹节高足杯。

第三，据藏文史料《汉藏史集》记载，元青花莲纹碗在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以前就已传入青藏高原，而元青花龙纹高足杯则在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或稍晚传入青藏高原。由此可知，元青花创烧年代当在13世纪末，而14世纪初就已传入青藏高原。

第四，早在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元朝回鹘名臣亦黑迷失就和伊利大汗阿不合所遣波斯使团就开辟了登州（今蓬莱水城）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至记施岛（今伊朗基什岛）的远洋航线。元青花所用钴料来自伊朗卡尚地区钴矿，最初由苏木都剌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使臣或商人贩运至江西景德镇，故称“苏麻离青”。

（作者：林梅村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文刊于《文物》2018年12期此处省略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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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保定府城图》

康熙《畿辅通志》保定府图　 吴蔚供

“一亩泉，老河头，曲曲弯弯东南流。”夏末清晨，荷叶田田的一亩泉源头，令人想起这首熟悉的童谣，记忆如同锦鲤甩尾破开的水面，在保定的历史长河中翻起阵阵涟漪。

“保定”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小雅·天保》一文，为“保佑安定”之意，可谓古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与向往。正因词意吉祥，北周武帝、北宋神宗、大理段正明都曾将“保定”做过年号。

西有太行屏障，东有沼泽白洋，易守难攻的保定，因“北控三关，南达九省，地连四部，雄冠中州”的地理位置，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北宋为加强北部边防，在清苑县设保塞军，有保卫边塞之意。北宋淳化三年（992年），保州城建成，正式开启保定千年州城的历史。

历史滚滚向前，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成吉思汗手下大将张柔（定兴人）“画市井，定居民，引水入城，恢复保州”，奠定了今日“靴城”的城市格局。至今，人们在老城区仍能找到保州城留下的印记。如著名的帅府胡同，就是张柔当年驻地。再如税务角，就是当时税务司所在地。

1272年，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在奠定今日北京城市基本格局的同时，其政治影响力也向周边辐射。曾经单一军事功能的保州改为顺天路治所，并开始增加政治功能。1275年，顺天路改名保定路，作为大都南大门，“保卫大都，安定天下”的寓意，或肇始于此。

明朝，保定路改设为保定府。期间最大的变化是，为适应防御的需要，保定城由过去的土筑城墙，变成一座砖砌城墙。明崇祯11年（1638年）设保定总督，辖保定、山东、天津、登莱四巡抚之地，后又增辖湖广部分地区，可谓大权在握。

“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既彰显了直隶总督的权柄，也成为直隶省会保定的繁盛见证。有“东方俾斯麦”之称的李鸿章，在平均任期2.5年的直隶总督任上，一干就是25年，身兼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权倾朝野。作为八督之首的驻地，保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随之飞跃发展。

在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玲《北京与周边城市关系史》一书中，彼时的保定，是北京农副物资和手工业产品补给地。太行山为北京输送山珍野味，白洋淀输送水产品。至今，北京的水产品经营者，还有很多安新人。保定城区，很多手工业者为北京服务。

老保定李松欣称，如今的金线胡同就是当年为北京城提供刺绣服务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八大厂的建设，保定一度走向辉煌。此后，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获得长足发展，但随着省会变迁，保定几度起落。

历史的脉络，总有痕迹可循。

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年，保定区划调整，城区面积扩大到2531平方公里。2017年雄安新区设立，成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作为京津冀区域中心城市的保定，又迎来发展的重大机遇期，实现跨越、崛起与复兴，其时已至，其势已成，其兴可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断流的一亩泉河，而今再现“曲曲弯弯东南流”场景。保定，也在协同发展的号角中，迈向新时代。

保定家庭情况简介

别名：上谷、保州、保府、靴城

家庭收入：2018年家庭收入3070.9亿元

家庭特长：保定是全国首个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市、WWF低碳试点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全国乒乓球重点城市、第二批公交都市试点城市。被称为长寿之城、冠军之城、戏曲之乡、游泳之乡。

文化底蕴：中国历史文化名城，3000多年历史，拥有深厚文化底蕴，大慈阁、直隶总督署、清西陵、古莲花池、钟楼、光园、清河道署等名胜古迹众多。

教育程度：高等院校众多，华北电力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北金融学院、保定学院等高校为保定市增添了青春活力。

张柔出资规划保定为靴城中轴线起源，保定原点研究！

2022-1-17

溯源自张柔重建如今的保定城，

定兴县志办主任耿超近几年来一直在收集张柔的资料，并且自己也在撰写有关张柔的书籍。

耿超说，保州城从北魏至元代屡遭战乱，荒空十余年，农桑废业，野草丛生，破败至极。公元1227年的春天，在这片废墟之上，张柔出资规划开始重建工作。

在耿超收藏的资料中，对当时保州城的重建工作有着详细的描述。根据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元好问撰写的张柔《顺天府营建记》记载，重建保州的工程浩大而繁杂，张柔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历时数年，一座全新的保州城出现了：保州城坚墙厚，城内张柔建造寺院十五座，道观十一座，张柔规城建市井中轴线、孔子庙堂，盖造大量房舍，供民户居住，城外则修建了东西南北四关，又建有市坊、桥梁、酒馆、乐棚等。

“最值得一提的是张柔堪测水源引鸡距泉和一亩泉水入城计划，这对以后保定的影响非常大。”耿超说，保州城原来的井水又苦又咸，张柔堪测满城之东的鸡距泉和一亩泉甘甜可口，适于饮用。于是，张柔组织军民开挖新渠，把鸡距泉和一亩泉二水引入西城，再绕经东城分成两个支流，然后将两流汇合由小北门流出城外。同时在城郊引入蒲水，开辟稻田，河流之上“十里一起闸”，以方便水上往来和农田灌溉。

“重建后的保州城规模空前，功能齐全。楼观相望，陂池映带，若图画然，遂为燕南一大都会，延续后世八百年的保定城奠定了基本格局。”也由于张柔将保州城建设的如此繁华。

1260年张柔被召还京师辅助忽必烈登基汗位，根据《易经》大哉乾元定国号为大元，张柔从1218年追随太祖成吉思汗至忽必烈六朝八帝推进蒙古汉化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具足才把珍藏三十年《金实录》秘府书籍献给忽必烈修续国史，忽必烈诏令张柔张弘略父子为安肃公荣禄大夫元大都工程司事总指挥主管大都（今北京市）的建设工作。对于张柔的营建，耿超说可以用“重建保定府，大都工亦忙”一句话来总结。

张柔家乡紧邻河内村的中易河水，河的北侧便是当年张柔搭建的看花台。

张柔堪测引鸡距泉和一亩泉水入城，张柔为四位夫人各建造园林，雪香园今天古莲花池今尤在研究！

“张柔在我们定兴可是个大名人。”耿超的话不假，在定兴张柔园，张柔的雕像异常显眼。其实，不仅在定兴，在保定，现在我们依然能看到张柔重建保州城时留下来的痕迹。

张柔堪测鸡距泉和一亩泉引水入城，让保州城有了充足的水源改变生态环境，不仅解决了居民的吃水问题，而且为城市的美化带来了生机。当时，张柔在城内建起了四座园林—寿春园、芳润园、种香园、雪香园。其中，雪香园内就是遗留到现在的全国十大名园之一今天“古莲花池”的前身。园内的绿野梯桥至今仍在。据莲池书院博物馆接待科科长刘丹介绍，张柔初建园林时，就有了这座小桥，“桥身上的每一块白玉石板都是元朝时期的，可以说这座桥见证了古莲花池将近800年的历史。”

在耿超的研究中，张柔的一生对传承中华文化非常重视。他保护《金实录》秘府书籍，张柔从刑场解救状元王鄂等五十多名儒士，张柔对于元朝编辑《夏辽金宋史》的编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柔在新旧朝代更替战乱中，他保护重用元好问、王鄂、王槃、郝经等五十多儒士，对传承和发展儒家文化也大有裨益推进蒙古汉化。

张柔在重建保州城的时候，张柔还将州学的规划作为一个重点。“原来的州学位于保州城的北面，邻近府衙，嘈杂喧闹，影响士子们读书。于是，张柔就在地势高而干燥的城东南选了一块清净幽雅的地方作为新的校舍。新州学的面积比旧址大了几倍，殿庑高大宽敞，讲学的房舍和厨房、宿舍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耿超说，张柔的这一举措，不仅为士子们诵读讲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对燕赵地区儒学的昌盛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张柔出资建造保定城（当时保定这个位置上的建制叫顺天军）才建在了目前保定老城的位置上。

延续自公元1570年（明穆宗隆庆四年）起，这座城就由方形土城改为了靴形砖城，改变的直接因素是西南方向两河交汇的地形和把西大寺圈入城中。因有顺天府（北京）是大明国都的缘故，于是保定有了“天子脚下建靴城”的俗语。

规划保定范围均位于莲池区

靴城1930年（民国19年）护城河

靴城曾经的瓮城

东护城河已经发生改变的靴形地图

曾经，保定人称呼三个市区之所以按照“南北新”的顺序称呼，是和历史有关。当年，保定城内已有两个区（历史上曾经有四个区的时候），即分为南北市区。而当时的市委办公在如今的直隶总督署博物馆的位置，又是裕华路等商业重点区域，于是“南市区”排在了第一位，随后“北市区”排在了第二位。而“新市区”是铁路西侧的“西郊”，因此排在了第三位。

曾经的市委办公地

张柔建造总督衙暑大旗杆

张柔建造古莲花池和大慈阁

可以说，那些关于保定城区的的绝大部分历史文化都在莲池区，那些街巷故事、传统美食都在莲池区，那些大中专院校绝大部分在莲池区。该辖区共有35处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国保10处、省保2处、市保23处。

136条街巷图

136条街巷图：

一、四街：

001、东大街

002、南大街

四、二路：

016、裕华东路

017、裕华西路

五、四片：

此“四片”指的是按照“四街”“四环”的对靴城老城的“分隔”，人为划为“四片”，以便于统计和识别，分成东南片（南大街、东大街与护城河围成的东南部分）、西南片（西大街、南大街与护城河围成的西南部分）、西北片（北大街、西大街与护城河围成的西北部分）、东北片（东大街、北大街与护城河围成的东北部分）。“四片”排序按照东南西北按照顺时针方向排列。

东南片（33条街巷，编号从018至050）：

018、贵显胡同

019、撒珠胡同

020、沙牛胡同

021、幸福街

022、福兴里

023、穿行楼东街

024、穿行楼北街

025、穿行楼南街

026、国公街

027、南白衣庵街

028、将军庙街

029、清真寺北胡同

030、清真寺东胡同

031、清真寺南胡同

032、清真寺街

033、头条胡同

034、二条胡同

035、三条胡同

036、泰山行宫街

037、西域胡同

038、团结胡同

039、高楼街

040、北河坡

041、郭家胡同

042、南大场

043、管驿街

044、观音堂街

045、玄坛庙街

046、王字街

047、安详胡同

048、法华庵街

049、大钟树胡同

050、小钟树胡同

西南片（36条街巷，编号从051至086）：

051、卫上坡

052、商场街

053、东新街

054、胜利胡同

055、辘轳把胡同

056、茄子胡同

057、松鹤园街

058、菊胡同

059、兴华路

060、振兴里

061、烟铺胡同

062、小梁山胡同

063、大安市胡同

064、小安市胡同

065、小教场街

066、永华中路

067、中新街

068、史家故址庵街

069、解放胡同

070、互助街

071、铁面将军庙街

072、希寺胡同

073、九圣庵街

074、任家胡同

075、多祥街

076、淮军公所街

077、车营坊

078、体育场街

079、花菊胡同

080、荷包营胡同

081、唐家胡同

082、小察院

083、茂跃胡同

084、单井胡同

085、大金线胡同

086、小金线胡同

西北片（30条街巷，编号从087至117）：

087、大纪家胡同

088、小纪家胡同

089、琅瑚街

090、梁家胡同

091、枣儿胡同

092、相府胡同

093、城隍庙街

094、紫河套街

095、大众胡同

096、秀水胡同

097、旅舍胡同

098、操场营坊

099、帅府胡同

100、双井胡同

101、双彩街

102、法院西街

103、法院东街

104、纱帽胡同

105、廒山胡同

106、延寿寺街

107、半亩园

108、达五道庙街

109、后营坊

110、玉清观街

111、和平里

112、永华北路

113、东元宝胡同

114、西元宝胡同

115、后卫街

116、厚福盈街

117、新北街

东北片（19条街巷，编号从118至136）：

118、东马道

119、杜家胡同

120、中华路

121、辅誉街

122、后平嘉胡同

123、中平嘉胡同

124、前平嘉胡同

125、文武胡同

126、东升街

127、石柱街

128、糖坊胡同

129、椿树胡同

130、双谱胡同

131、扁豆胡同

132、银丝胡同

133、公德胡同

134、胡家井街

135、四棵槐街

136、王家楼街

二、张柔规划保定中轴线原点

原点是一个汉语词语，意思是出发的地方。

张柔建造保定城市其原点又名“大地原点”，是指在城市主城区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地理位置设置的城市地理地标。在地理含义上，它代表城市核心区域所在的精确位置（以经纬度标示），并以此为起点计算该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位置关系的重要测量标志。在文化含义上，它反映一个城市地域特点和历史文脉，是城市重要的标志性景观，也是体现城市历史与发展的缩影符号。

张柔建造保定城市原点原位置

起初，该位置位于裕华路北总督衙暑两个大旗杆之间，或许是这个位置不便于参观，向北挪到了直隶总督署博物馆门前

保定城市原点如今的位置

保定城市原点标注的经纬度及高程

保定城市原点设计图

三、诚征留言

如果用八个字概括满城区、徐水区和清苑区，您认为如何结合“靴城，保定”来概括

如果用八个字来概括保定市莲池区（以下简称莲池区），我们认为用“张柔规划靴城起源，保定中轴线原点”较为合适。

莲池区，是由原来的保定市南市区和北市区合并而成，其与竞秀区的大致界限是：北部基本以瑞祥大街（原省印路）为界，瑞祥大街南延至京广铁路后，南部基本以京广铁路为界，该条线的东南部是莲池区，西北部是竞秀区。

上世纪80年代靴城范围

曾经的保定靴城，原来“南北市区”分设时，基本以东大街、西大街为界，将靴形老城一分为二：南部是南市区，北部是北市区，这极有可能是曾经的南北市区划分以及名称的由来——虽然南市区和北市区的名字缺少文化色彩——如果将“区”字去掉，“南市”“北市”甚至是让人不能明白其含义的简直不能独立成词的两个字。曾经的保定市区人的身份证上，发证机关起初是“保定市公安局南市区分局”“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区分局”“保定市公安局新市区分局”。再后来，上级有关部门居然将“保定市公安局某某区分局”弄成了简称，去掉了“区”字，居然成了“保定市公安局南市分局”“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分局”“保定市公安局新市分局”。这样的简称，适合于北京市的“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朝阳区”，去掉“区”字后，“东城”“西城”“海淀”“朝阳”都可以独立成词，显然不适合保定。庆幸的是，南北市区合并，命名为了“莲池区”，新市区命名为了“竞秀区”，被坊间戏称为“两个公园成了两个区名”。有意思的是，莲池（古莲花池）位于莲池区但不归莲池区管辖（该园归莲池书院博物馆原称莲池管理处管辖，隶属于市文广旅局），竞秀（公园）位于竞秀区但不归竞秀区管辖（该园归竞秀公园管理处管辖，隶属于市城管局吧）。

一、靴城起源

靴城地图

靴城，源于历史上的保定老城俯瞰城墙外形呈官靴形。这个靴城别称，体现了保定人的文化自信。就如羊城是广州的别称，春城是昆明的别称，山城是重庆的别称，泉城是济南的别称，蓉城是成都的别称，榕城是福州的别称……

保定，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目前定义为河北省辖的地市级城市。据统计，全国像保定这样的地级城市293座。虽然说，在目前保定地域范围内，据说1955年在市区南郊砖瓦厂发现殷商时代遗址，认定那时候这片就有人类活动的迹象，但是如果仅从名称为“保定”且建有“城市”的角度来看，其实时间并不太长：

金代贞祐元年（公元1213年），蒙古军屠城保州，城垣被毁。

元太祖二十二年（公元1227年），投降蒙古的金将张柔由满城移驻顺天张家军，张柔出资重建保州城池。

元朝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改为保定路，寓意保卫元大都安邦定国，安定天下此地始有“保定”之名。

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改为直隶保定府。

清朝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直隶巡抚移驻保定，为直隶省会，成为一省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清朝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设立直隶总督署。

后河北省会屡有搬迁，1948年11月22日，保定城区解放，建立保定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