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诱惑,骆秉章态度鲜明地说:公事公办,足色足秤上缴,我当然不挑剔;若以少充多,银色低潮就要挑。骆说到做到,有一次到库内抽查,发现有名库丁以拿错砝码为名将收的银子多算了十余两,当场将该库丁重责了四十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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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秉章在严厉查库的同时,也洁身自好,每月在库只收饭食银38两,甚至在年中,也将所得的饭食银分100两给车夫和跟班,严格管束下属在库内捞取好处。
  军机大臣潘世恩是骆秉章的恩师,潘的儿子为亲戚捐个小官,其家丁和银号的伙计携银800两上缴,被骆发现短缺25两。骆告知家丁:银子还差25两,必须补足,不然只好由我代补。次日,潘家只好补足欠银。这种情况让大家看傻了眼,这骆老爷如此认真查库,我等难于舞弊呀。潘相是他的老师,他都不徇私情,更何况他人? 
  在骆秉章的严厉监督之下,库丁无法以少充多,也不能用成色次的银子充好,当然也就无法收取贿赂。被挡了财路的库官们决定到上面活动,将骆弄走。他们想出的方法竟然是花钱让骆秉章升官走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好有不负责查库的京畿道监察御史的职位空缺,于是库官联络银号四五人竟凑了7000两银子到骆的上司副宪大夫、左副都御史帅承瀚家打点,想让骆能上位补缺,好在被其家人察明来意,轰出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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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一经传出,骆秉章查库的廉洁事迹比现在的专场报告会还来得快,一下子就在京城传开了。后来荣禄外放山西大同府伊,此人是大学士穆彰阿的一个晚辈亲戚,他向穆中堂辞行时,穆很担心地说:你出库以后,银库的事情我一无所闻,实在不放心。荣禄说:中堂且可放心,现在骆御史查库事事认真,又不收陋规,库丁都怕他,他在银库不会有事的。穆彰阿说:四两平都不收吗?荣禄说,不收。穆彰阿感慨万千,说:此人是我门生,真是个体面之人。从那以后,穆对骆更加器重。有一次他召见骆说:你查库真超前绝后,我必让你再留三年,于大库有益。骆笑曰:此地一年已难办,再留三年,恐无活人矣!从两人交谈中可以看出,穆彰阿其实也深知国库的积弊,那就是库官、御史徇情受贿,中饱私囊的事实。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库丁张诚保之兄张亨智想为其子张利鸿报捐知州。农历十一月初二,张家人将银子共11474两分装11袋送至户部。由于捐官的人太多,直到傍晚才轮到张家交银。张诚保在银子上秤、验色等过程中,先是将第2袋误报成了第3袋,见没其他人注意,便继续蒙混。在收第7袋时,他便报为第10袋。等全部手续完成后,便少收了4袋银子。当张家人想将银子悄悄带出库门时被库丁们发现,大家先是上前索分,继而哄抢。赃银分完后,当天没上班的库丁以及银号相关人等便到张亨智处,以举报相要挟,意图敲诈,但被张喝骂而出。于是这帮人联名到衙门控告,最终引发了道光年间国库被盗大案(或称户部亏空大案)的导火线。 
  由于案情重大,此案直接上报了道光皇帝。道光帝不笨,立马想到“此等积惯舞弊之人恐盗用已不止此一次”,于是“钦派大臣将库项全数盘查”,多年捂着的盖子终于被揭开,史载“道光二十三年,库吏分银不均,内自攻讦,其事不能复蔽,达于天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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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年三月二十六日,刑部尚书惟勤向道光帝详细汇报盘查银库的统计结果:经查对户部送来的账簿,以及到实地盘点清查,发现银库亏空严重。账面结余应为1218万余两,但实存白银却不足293万两,即是说短少或被盗之银达925万两以上。
  这个结果犹如晴天霹雳,几乎把道光皇帝击倒。血淋淋的事实就差没把他整出个抑郁症来。此时的道光帝已经62岁高龄。他执政面临的最大内忧就是财政问题。鸦片战争用尽了国库3000万两白银,战后赔款对大清的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在和洋鬼子开战的同时,黄河也不争气,连年决口。堵决口,赈灾民,道光帝又把2300万两白银扔到了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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