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人与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

艺评人画家陈智勇神佐天佑皇龙金宝

绍兴人与五四运动

100年前的今天，3000多名北京的大学生齐聚天安门前，高喊“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吹响了爱国主义的号角，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由此爆发。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蔓延全国燃成熊熊烈火，数十万爱国青年参与其中，近代中国社会由此发生历史性转折。

在这场伟大的爱国革命运动中，闪现着一个个绍兴人的身影——蔡元培、罗家伦、孙伏园、邵力子、朱仲华、杜亚泉、胡愈之、孙越崎、周恩来、俞秀松、宣中华、梁柏台、何赤华、董秋芳、李士豪……以及思想启蒙的前驱者鲁迅等。

有资料显示，约50位绍兴籍乡贤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以理想信念联结民族命运，把个人成长汇入时代洪流，在北京、上海、杭州、绍兴等地的运动中引领着五四风潮，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蔡元培：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

在学术界，蔡元培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已成定论。而定论来自无数不可易改的事实和史证。虽说中国新文化运动早在酝酿，但蔡元培的执掌北大，被认为是这一切的开始。

很多研究者认为，北大的“新生”，与后来发生的五四运动极具渊源。正是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革命思想“武装”了学生，后来学生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等才成为可能。

有专家发现，学生的请愿行动本来是计划在7日举行的，但5月3日，蔡元培从梁启超处得知巴黎和谈的结果后，将消息告诉了北大的师生。第二天，以北大为主体的北京13所高校的近3000名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抗议卖国政府和帝国主义。

在游行示威中30多名学生被捕后，蔡元培以一校之长的名义，积极行动，多方营救，甚至不惜以“身家性命”为担保。5月7日，被捕学生获释。但代价是，5月9日，蔡元培被迫辞职，离开北大。五四运动取得光辉胜利后，在北大师生与各方人士的努力之下，蔡元培于9月12日由杭州返回北京，重新主持北大校务。

罗家伦：“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口号提出者

罗家伦是学生运动领袖。他1917年考入北大文科，1918年夏，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与傅斯年等筹组“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

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首日，北京13所学校3000多人举行游行，罗家伦义无反顾，一直走在队伍前列，并被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之一，到美、英、法、意等国使馆递送说帖和意见书。

而在示威游行的前一晚，罗家伦召集社团代表举行会议，更是干了一件漂亮的事，这件事让历史记住了罗家伦。

当晚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1点，罗家伦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反对牺牲中国主权的巴黎和会。会上通过了几件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提前在第二天中午12点半召集所有北京的大专学生举行群众大会，抗议当局的外交政策。

第二天，即5月4日上午10点，他刚从外边回到社里，一个同学推门进来，说是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其他的高校推举我们写，我们都推举你来写。

因为时间紧迫，罗家伦没有推托，他站在一张方桌旁，提笔就写。这就是后来被学生上街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也是当天游行队伍中唯一一份白话文宣言。

虽然宣言是罗家伦个人起草，但其精神却是代表了全北京乃至全国青年的意见，说出了大家共同想要说的话。其中的“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八个字，成为后来各种历史镜头里，喊声最响的口号，也是对这次运动最为精辟、最有高度的概括。

而就是这样一份堪称“经典”的文字，当年23岁的罗家伦竟以“倚马可待”的速度写就，一共只花了15分钟。他将自己的思想和才情完全地凝于笔端，一气呵成。

5月26日，罗家伦又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首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有学者表示，其意义不在于名词上的推敲、确定，而在于将五四学生运动这一事件，明确地定性为一场民族运动。这具有首创性，极其重要。

鲁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随后，还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小说的最后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喊：“救救孩子……”《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

鲁迅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五四学生运动，但正如罗家伦所指出的那样，五四学生运动就是新文化运动孕育和培养出来的，“五四运动的所以成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事前已经酝酿许久了！大家有几年的郁积，几年的休息，正是跃跃欲试的时候，陡然一下暴发出来。”

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培养了那些青年学生，而学生运动又推动和改写了新文化运动。因此，五四也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识。鲁迅对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根据《绍兴晚报》等有关资料改写）

火烧赵家楼细节

   

    北京档案馆知名胡同专家王兰顺带领读者，重走“五四”地标赵家楼遗址，娓娓道来一百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风云往事。

   

    此时有人提议“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赵家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明隆庆年间，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在此地修建了宅邸，因后花园假山上的亭子远远看去像一座楼，“赵家楼”这个名字就流传开来了。不过赵家楼何时成为曹汝霖的宅邸，至今没有准确的资料显示。

    1919年5月初，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入国内，人们得知中国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提案被完全忽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而北洋政府竟然妥协退让，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举国哗然。青年学生们群情激愤，决意以实际行动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更是在5月2日发表讲话，号召学生奋起救国。

    5月4日当天，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共3000多人聚集到天安门前，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之后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不料遭到军警的拦截，英美大使也拒绝学生递交的请愿书。

    此时有人提议“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曾参与向日本借款，又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当事者，还出任过驻日公使，被视为公认的亲日派，于是这个号召立刻得到了响应。愤怒的学生们随即改道，前往前赵家楼胡同1号院的曹汝霖府邸。

    学生们在客厅和西院里摔砸物品，有人用报纸浇上汽油点起火来

    史料显示，1919年5月13日，京师地方检察厅分别对曹汝霖宅的管事张显亭和燕筱亭进行了问询，王兰顺老师通过查阅笔录还原了当时火烧赵家楼的诸多细节。

    “实际上学生往这边走的时候，曹汝霖已经得到消息了。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往曹宅打过电话，说学生游行时有人高呼要惩办曹汝霖，提醒他们注意。”

    管事燕筱亭在笔录中说，他们接了电话，就给去总统府的主人又打了电话告知。曹宅内外都安排了巡警，等曹汝霖和时任驻日公使的章宗祥一起从总统府回来后，内左一区的警察署长又登门安抚。

    以为“关上门就得了”的曹汝霖低估了学生们的愤怒。下午四点左右的时候，游行的队伍到达曹宅大门前，他们先是砸门，见久砸不开就砸碎了门房的玻璃，爬进去打开了大门，后面的学生蜂拥而入。门口的四个巡警见学生进去了也就闪到一边，并未阻拦。

    此时见势不妙的曹汝霖躲进了浴室，而章宗祥则藏到了地窨子（地窖）里。学生们在客厅和西院里摔砸物品，有人用报纸浇上汽油点起火来。西服革履的章宗祥沉不住气从地窨子里爬出来，立刻被学生们发现，说那不是曹汝霖么！围上去就是一顿暴打。打完以后章宗祥被随从拉着从东门跑了出去。

     章宗祥万万没想到这顿打还没挨完。曹宅南面有一家油盐杂货铺，6月28日，杂货铺掌柜庆祥向京师地方审判厅推事孙葆璜和书记官周召棠详细描述了章宗祥第二次被打的经过。

   笔录里这样说：“那天有一个三十几岁身穿汗褂、戴顶洋帽的白胖子扶着一个穿着汗褂身上有血，脑袋上是用白布兜着的人，还有一名保安队的人，来到我们铺子里，说是躲避躲避，不要紧的。我问那个保安队的人叫什么名字，他就给我写了一个字条，我才知道他叫何文贵，是保安队长。当时我不知道那个一身血的人是章公使，就把那三十几岁的人和那个一身血的人安排在后面的柜房里躲避。后来有学生追过来了，学生头一次进到柜房里去的时候，那个三十几岁的人拿出一张名片给他们看，他们看后说不是他们要找的人，就退了出去。后来又来了更多的学生，把我们的铺子都围上了……接着又有二十多人进去把那个身上有血的人揪到外面去了，那个三十几岁的人拦不住，我儿子也不敢拦。我见这个人被揪了出去，就把门关上了。接着又看到在我们铺号的西边一点，挨着曹宅大门那边，被揪出去的那个人又在挨打……后来是保安队拦住了一辆车，才把被打的人拉到医院去了……”

    章宗祥被打得有多惨？王兰顺老师说，当时章宗祥被送到了日本人开的日华同仁医院，据外科医生平山远出具的伤势诊断书：头部挫创，全身各部打扑伤兼脑震荡。精神朦胧，应答不明，时发哼声……但没有骨折。

    如今整个院子在格局形态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火烧赵家楼后，曹汝霖被巡警围护着从后门逃跑，50多间房被烧了11间，门窗、家具、什物悉数捣毁。巡警当场抓捕了32名学生，逐一做了笔录，但没有人承认究竟是谁点的火。

    由于社会各界对“火烧赵家楼事件”的援助支持，全国又相继出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眼看整个状态失去控制，北洋政府被迫免去了三大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职务。陆宗舆同时还被开除了乡籍。

   “曹汝霖、陆宗舆最后还是投靠了日本人，章宗祥被打以后，可能教训比较深，没有投靠日本人，后来有人看到他在上海豫园那边给人抄信为生。”讲到这里，王兰顺老师招呼大家跟随他进入赵家楼饭店的内部。他遗憾地补充道，如今整个院子在格局形态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日本投降以后，赵家楼的房子被定为敌产收回。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一个将军曾住在这里。1958年，赵家楼饭店正式开业，1999年，赵家楼饭店被定为区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